艰难岁月里的韦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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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7月下旬，中央派了一架伊尔14飞机到南宁，接韦国清到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飞机到武汉休息时，天气十分闷热，飞行员请示：“根据气象报告，前方有雷阵雨，东至南京，西至重庆，都有乌云，绕道飞行是不可能了，怎么办？”韦国清问：“能想办法飞过去吗？”飞行员说：“可以试用低飞的办法。”韦国清考虑到会议要求今天报到，同意试用低飞的办法。

　　谁知飞过了武汉，前面又被乌云挡住，后面下了大雷雨，飞机摇晃很厉害，只好在附近的军用机场迫降。飞机刚降下来，机场周围乌云翻滚，雷雨交加，一声炸雷震耳欲聋，大家经受了一场虚惊。

　　因为天气的原因，韦国清晚到了一天。

　　会议的气氛同往常大不一样。大家首先要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参加旁听北大关于派工作组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辩论。韦国清的心情一直很沉重。他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不理解，看不惯。一向很慎重的他，看到会议简报刊登江青的发言后说：“她也来参政了，她懂得什么！”听到戚本禹在小组发言，他说：“要他去当县委书记，怕连饭都没有吃。”

　　在这次全会上，韦国清由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

　　开过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广西和全国一样再也不得安宁了。红卫兵动不动就要韦国清接见，不接见就拉队伍静坐示威，一接见就挨围攻。开始是火烧、炮轰区党委，接着是砸烂区党委，步步升级。

　　8月16日，韦国清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免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由乔晓光代理第一书记。本来，他也可以拍拍屁股就到中南局去，但他觉得，这些年来广西的工作主要是他负责，不能撒手不管，要负责到底，所以留了下来。

　　10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韦国清和乔晓光都去参加了。陈伯达在会议讲话中，指责有些干部对运动的担心和防范是什么怕群众、怕革命，甚至是镇压群众和反对革命。林彪公开鼓吹“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论调。乔晓光说：“运动这样搞法，搞到哪里，哪里即瘫痪，工作、生产都不好弄了，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值得考虑。”韦国清深有同感，他最为忧虑的是，怕运动把刚刚出现的大好形势给破坏了。

　　从11月份起，韦国清不断被“勒令”接见群众或接受批判，并两次代表区党委在南宁人民公园大规模的集会上作检查。但群众总是通不过，他实在难以理解。

　　1967年1月，桂林造反派坚持要韦国清到桂林作检查，如果韦国清不去，他们就把大队伍拉到南宁。各地的造反派，也扬言要汇集南宁，批判以韦国清、乔晓光为代表的自治区党委执行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韦国清感到形势严峻，大批人一下子集中到首府，南宁如何承受得了。他决定带病到桂林去作检查，一来想分散南宁的压力，二来想为各级领导承担一部分责任。

　　他对各级领导干部纷纷被拉去批斗，戴高帽游街示众，遭受人格侮辱，十分难过。他同乔晓光等人说：“广西工作有问题的话，主要是我们的责任嘛，怎么搞到下面去呢？”

　　当时，他的美尼尔氏综合症已经复发，一些常委都劝他不要去。他说服了大家，从广西大局出发，不顾个人安危，连夜带病乘吉普车直奔桂林。

　　一到桂林，韦国清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头部眩晕，只能躺在床上。周恩来总理打电话到桂林找他，他起不了床，总理吩咐把电话移到他床前。总理问韦国清为什么要到桂林去？他如实作了汇报。总理又问：南宁谁负责？他说乔晓光同志负责。总理嘱咐他要注意身体，说向群众检查也得身体稍为稳定后再检查嘛！他十分感激总理对他的关怀和爱护。

　　桂林造反派在桂林市体育场召开数万人大会，连续三天批斗韦国清。参加陪斗的还有当地一批领导干部。韦国清一面吃药，一面作检查。造反派给他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他回到受造反派看管的住地，连动也动不得了。

　　韦国清带着虚弱的身体回到南宁，南宁的造反派已进驻区党委大院，夺了区党委的权。此时，他最关心的还是全区的春耕生产问题。他交代区党委秘书长刘毅生通知召开常委会，并让夺权的造反派头头参加。常委认为，春耕生产即将开始，应该给各地发个通知，要各地抓好春耕生产。造反派参加会议的头头是一位普通职工，常委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过去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是区党委被冲击后召开的最后一次常委会，也是本届区党委下发的最后一个文件。

　　韦国清靠边站后，不是被“勒令”去看大字报，就是被叫去接受批斗。光是二三月间的1个月内，仅10多个造反组织先后联合召开比较大的批斗会就有8次之多，参加人数达五六万人次，厅局以上领导干部都被“勒令”去参加对他的揭发批判。

　　尽管“火烧”、“炮轰”、“打倒”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上给他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三反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一大堆帽子，但他心里十分坦然。因为，他一生对党对人们对社会主义事业无限忠诚，光明磊落，清正廉洁，从没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在批斗中，他勇于承担责任，错了就承认，对的仍然坚持，不随波逐流，不作无原则的承诺。有时造反的群众把他从晚上批斗到天明，他不能答应的事还是不答应。他没有嫁祸于同事，没有把责任推给下级，更没有给别人落井投石。

　　当时，韦国清家里电话被切断，住房周围经常有红卫兵监视。1967年3月中旬，周恩来打电话找不到韦国清，便通知广西军区一定要找到韦国清，让韦国清直接和他通话。深夜，军区派人悄悄到韦国清宿舍，转达了总理的指示。第二天晚上10点多钟，街上行人少了，韦国清才由警卫干部陪同从区党委小区的院门出去，步行到军区。

　　韦国清和总理通话后，总理问他广西情况怎么样，身体怎么样？他作了简要的回答。总理告诉他，打算在广西实行全面军管，由他担任军管会主任。韦国清说：人家要打倒我，说我是“三反分子”，我怎么站得出来！总理说，这个工作由上面来做。总理又说：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到北京来？当时，有些省的主要领导到北京去了，中央对他们采取了保护措施。韦国清说，中央没有叫我去，我怎么好随便离开广西！总理要他立即到广州去，说中央的意图已经同广州军区负责人讲了。

　　根据总理指示，空军派了专机把韦国清送到广州。韦国清离开南宁时，只有广西军区的领导知道他的行踪。（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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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国清一到广州，老首长张云逸已拄着拐杖和广州军区的同志一起在机场迎候。韦国清一下飞机，走到张老面前，向他问好。张老亲切地对着韦国清说：“国清同志，你受苦了！”韦国清说：“张老，算不了什么！您老人家要保重身体啊！”张老接着又嘱咐韦国清的警卫：“小邓，你要好好保护他，他是有功之臣啊！当年是我们把他带出来的，现在我能见到他很高兴！”
    广州军区负责人向韦国清传达了中央关于广西准备实行军管、由韦国清任军管会主任的意图，并说广州军区准备派人去南宁，同广西军区一起做群众组织和地方干部的工作，支持他站出来。
    广州军区副政委陈发洪到了南宁做工作，一部分群众组织和相当多的领导干部，纷纷表示支持韦国清站出来，但也有部分群众组织坚持要打倒韦国清。后来中央放弃了对广西实行全面军管的打算。
    韦国清在广州住了一段时间，即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要他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他当时兼任广州军区的第一政委，部队给他送来了军装。
    他重新穿上了军装由广州到北京，出席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安排韦国清住到京西宾馆加以保护。
    4月19日，在中央文革小组派到广西的某记者的鼓动下，自治区党委有三位领导发表声明，公开支持一些红卫兵和群众组织的造反活动。
    广西各地、各单位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各派都认为自己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方是“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互相指责，从拳打脚踢、打石头仗、钢叉对阵发展到开枪、开炮，武斗不断升级。一些领导干部也被卷入了派性斗争漩涡。
    为了解决广西的问题，周恩来等从1967年6月至11月，先后八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和军队支左干部代表。韦国清和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等在北京的几位书记等都参加了，只有覃应机因病未去北京。
    在接见中，日理万机的总理，总是耐心地听取两派的意见，苦口婆心教育大家要站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
    韦国清在京期间，遵照总理的嘱咐，除了参加接见以外，都在京西宾馆老老实实看书学习，并考虑自己的检查，从不插手两派群众组织的事。
    在接见中，有人讲韦国清在北京遥控。总理说：“他没有插手，这个同志很遵守纪律。”还有人讲：“现在社会上流传毛主席在接见越南代表时说：‘韦国清同志是好同志、好党员。’这是造谣。”总理说：“主席是说过这个话的。越南同志对韦国清同志很尊重，他在越南时是有功劳的。”
    尽管这样，1967年8月9日晚上，一派群众组织仍然和北京的造反派联合，到军管的西京宾馆去揪斗韦国清，使他多处受伤。总理得知后，责令这些人立即离开。事后，总理在接见两派时，严厉批评了这些过火行为。在此之前几天，乔晓光和安平生也被他们抓到地质学院关押，并组织了两次大的批斗会。
    经过耐心的做工作，两派在8月26日、9月16日达成了《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关于全面上交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之后，又于11月18日达成了《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毛泽东主席11月18日批示：“照办”。当天，主席批示“照办”的还有广西的两个文件：一是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二是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通知。
    中央通知指出：建立由原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广西军区魏佑铸、驻军某军副军长孙凤章、空军某军副政委焦红光、驻军某师副师长郝忠云、广州军区驻广西后勤20分部政委王斌、原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安平生以及由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韦国清任负责人。
    1967年11月23日，韦国清同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大部分成员以及两派赴京代表团成员，一起乘专机回到南宁。这次，韦国清在北京住了近8个月。
    经过靠边站近一年的韦国清恢复工作之后，虽然下决心要做好两派工作，消除隔阂，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发展生产，但是，由于指导“文革”的“左”的错误没有改变，工作困难仍然很大。
    韦国清一回到南宁即日以继夜地和革筹小组成员一起，处理广西“文革”中的种种复杂矛盾，特别是解决两派的对立问题。他处理这些问题的要求和原则是，按中央口径肯定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一碗水端平。
    他对两派组织，无论是支持过他的还是反对过他的，都一样做工作，从没有把批斗他的事挂在心上。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向他检讨，说过去批斗他错了，他都是一笑了之，仍耐心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
    他经常和革筹小组其他负责同志接见两派头头，要他们顾全大局，履行协议，停止武斗。凡是履行协议好的，给以肯定和表扬；有错误的，进行严肃批评；思想不通的，耐心说服教育。
    他深入工厂、学校，接见部队支左干部和两派代表，出席群众集会，要求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团结一致，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绝不能搞武斗。要求参加支左的部队，不要搞派性，多做群众联合、团结的工作。要求地方领导干部，已离开单位的返回单位，对持有不同观点的干部，要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不准随意抄家、抓人、打人和进行人身侮辱。
    他要求两派群众组织消除派性，哪个单位两派实现了大联合，他就和革筹小组其他负责同志去祝贺，表示支持。
    他对一些地方重新发生武斗、滥杀无辜、冲击部队、抢夺武器装备的行为，十分焦虑。有一次，在革筹小组听取生产情况汇报会上，有人报告，某地又乱杀人了。韦国清气得脖子都红了，他说：“怎么搞的，已经下过好几个文件，还制止不了！”他让秘书杨宗唐把下发的几个文件找出来，还会上读了文件的标题和下发日期。根据他的意见，广西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由联合下发一个关于制止乱杀人歪风的补充通知。据统计，从1967年11月成立自治区革筹小组至1968年6月，广西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7个月内就联合下发了13个有关制止乱杀人、乱抓人和制止武斗、制止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的文件。（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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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革筹小组成立以后的头几个月，尽管在一些城市和少数县出现了反复，但从整体来说，大联合的气氛是逐步增强的。到1968年4月，广西的8个地区、4个市、82个县中，有7个地区、2个市、75个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南宁市主要厂矿大多数都实现了大联合。
自治区革筹小组根据中央的精神，经过和两派群众组织酝酿，并在征求广州军区意见后，于1968年4月26日正式向中央作报告，提出成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议。
但是，斗争的形势要比设想的复杂得多。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下，一度收敛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又在广西掀起，两派组织已经收起的派旗又重新出现在街头，派性的标语、大字报突然增加，武斗行为进一步加剧。
从1968年5月开始，两派进行了大规模的抢枪行动，一派抢夺广西军区军械库的武器装备，一派抢夺援越抗美的军火物资，还发展到冲击部队、袭击军车、抢劫国家商店、杀伤解放军指战员和干部群众等恶性事件。两派在北京共同签署的大联合协议被撕毁，革筹小组工作难度更大了。
经中央同意，韦国清和革筹小组成员魏佑铸、焦红光5月29日到北京汇报工作。
就在韦国清进京后的第三天，6月1日，铁路运输因为武斗在柳州火车站被中断了。
柳州铁路站是连接北京通往越南、大西南通往湛江海运的枢纽。这一中断，使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急需的军用物资运不过去，大西南和广西的进出口物资运输受到影响。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在中央继6月3日给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柳州铁路军管会发出《关于柳州问题的五点指示》之后，又于6月13日发出特急电报，要求铁路两派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外单位人员立即撤出铁路系统各单位，迅速恢复交通运输，全部交回抢走的援越物资和解放军的武器装备。
中央的两次指示，以及广西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驻军的工作，都没有收到效果。
在北京的韦国清、魏佑铸、焦红光遵照周恩来面示，从6月13日起，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从广西抽调铁路系统60多名支左干部到北京办学习班，解决军队内部的思想统一和铁路通车问题。
6月17日，周恩来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了学习班的全体干部。总理沉痛地说：17天没有通车了，这是解放以来从没有过的事。他还说：如果三天不解决通车问题，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中央不能不下决心，不能再拖了。
接见结束后，韦国清连夜和参加会议的魏佑铸、焦红光、霍成忠（55军副军长、柳州联合支左办公室负责人）一起商量，就地分南宁、柳州、桂林地区三个组研究解决恢复铁路通车方案，并起草了关于解决铁路通车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直至18日凌晨4时多，他们才离开人民大会堂回住地。
尽管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批准，但仍然贯彻不下去，铁路还是不通，武斗越来越严重，大有不可收拾之势。
当时，全国的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已经有24个成立了革委会。中央对广西的这种情况实在不能容忍了，于是进一步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
7月24日至25日凌晨，周恩来等接见再次到北京办学习班的广西两派代表和地方、军队部分干部。周恩来对广西出现的严重事件很生气，他说：广西打成什么样子了嘛！哪个省也没闹到像你们那样，快两个月没有通车了。再不通还行啊！今天下午就要达成协议，非把铁路打通不可。哪个违反就要犯错误。他要求两派回去都要自己检查自己，清理坏人，并见诸之于行动。
7月28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北京高校的五大“造反派”头头，要他们停止武斗，并严厉地警告说：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发表如此严厉的谈话，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制止武斗的决心。这对当时稳定局势，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那时，广西两派和广大干部、群众都渴望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但是，经过再三做工作，仍有少数人以武力占据南宁市的解放路等街道和据点。
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干预，到8月上旬，南宁终于结束了严重对立的状态，铁路交通也恢复了。广西从此出现了基本稳定的局势。
8月23日，周恩来等接见广西在京参加学习班的全体同志，宣布中央《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8月24日，韦国清和学习班人员分别乘飞机、火车回南宁。韦国清这次在北京停留了近三个月。
8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韦国清任主任，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霍成忠、安平生等12个人任副主任。两派都有对等的代表担任革委会的委员、常委和副主任。
“文革”以来这两年的风风雨雨，韦国清像是做了一场噩梦。他对“文革”感到难以捉摸，有好多事情不好理解。在北京，有一次，周恩来约他一起乘汽车，他向总理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总理说：“韦国清同志呀！你是缺乏社会经验呀！”他是个久经沙场的战将，多少艰难的战斗都闯过来了，但对“文革”这种特殊的斗争，特别是把那么多老干部打成阶级敌人，实在想不通。对有些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头头的过火行动觉得难以驾驭，左右为难。那时候，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感叹道：打祭边府的时候也没那么复杂、艰难、费心。
韦国清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又是站出来工作后的执行者。他讲过一些违心的话，也执行过当时一些“左”的政策。
广西在革筹小组成立后，发生过冤假错案。当时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泛滥，“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的口号叫得很响，派性恶性膨胀，局面难以控制，一些地方出现乱抓、乱打、乱杀的严重事件。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发出关于立即制止乱杀人、乱抓人和乱打人的紧急通知，才逐步得以制止。在“斗、批、改”阶段，也使一部分同志受到伤害。
事后，韦国清曾经采取过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些遗留问题，但解决得不够彻底。韦国清调离广西后，广西区党委继续解决这些“文革”遗留问题，1983年又专门划出时间进行处理。
1983年，韦国清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小组会上，对他这个时期的工作曾有过自我批评，认为广西革筹小组成立后在工作中所发生的错误和没能制止住乱杀人、乱打人问题，自己作为革筹小组负责人、革委会主任，应负主要领导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