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文革二三事--我见到了毛主席

bluesky

　　48年前的今天-----1966年11月3日，凌晨四点，北京天坛公园的席棚里，昏暗的灯光下，我们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们已是着装整齐准备出发了，一个个稚气未脱的脸上带着激动------要去天安门广场见毛主席了！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全国的红卫兵纷纷涌向北京。我们那里是小县城，一直到10月份，才组织红卫兵代表准备进京。当时还没太乱，政府还能控制局势，地区决定全区组成一个赴京代表团，下属各县分别组成一个营，我们邹平一中是按每10个人选一个代表，也就是每个班级选5名代表，全校6个年级24个班选出120名代表组成一个连，每个年级的一二三四班分别组成一个排，一般是由高三的同学担任排长。我是十三级二班（初二二班）的文革小组长（当时老师已经退出班级管理，各班学生选出文革小组自己管理自己），顺利入选赴京代表，是邹平一中这个连下属二排的一名成员。
　　1966年10月下旬的一天（具体日期忘记了），赴京代表团在当时的部队操场举行了盛大的出征仪式，邹平营的营长也是邹平一中的文革主任杨波（原名杨思俭）和留守的文革副主任邓红兵（原名邓洪恩 ）流着眼泪发表了激情四溢的讲话，邹平营的教导员老革命干部原副县长毕玉贞也讲了话。由于学生多车辆少，全部赴京代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乘坐大卡车直赴张店火车站（最近的周村火车站是四级站，无法调车，只能去70华里之外的三级站张店站上车），另一部分先步行（背包交车运走），等车返回再乘车。我们步行了25华里，在长山坐上了大卡车，到张店火车站坐上火车时已经入夜。
　　我是第一次乘坐火车，又坐在了车窗边，好奇心促使我一个劲想看看车轮转动（本是不可能的事，当时年龄太小，太不懂事），结果还没到周村就开始晕车了，一路开着车窗吐到了济南。怕风刮跑了宝贵的军帽，我摘下随手压在了身下，后来一直没有找到（当时流行军装军帽，我搞不到军装，好不容易买到了一顶军帽，就这样丢失了）。车到济南，突然从车门车窗涌进了大批的学生，急忙关闭门窗，车却开不动了，传来消息是上不去车的学生在车前卧轨，车就这样在济南火车站一直停了大半天。怕再有学士硬挤上车，车门车窗严格关闭，车厢内人挤人，连行李架上都坐上了人，人坐在上面抬不起头来，弓着腰耷拉着腿，脚就在坐着的人头上晃动。虽然外边的温度已经很低，但车厢内温度高，空气差，甚至有学生晕倒，幸亏有随团医生给与救治。这一乱一紧张，再加上车不开动，我倒是停止了呕吐，否则，车窗不敢开，车内人挤人，真要闹个不亦乐乎了。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火车终于离开了济南，可能是晚点的原因吧，车是时开时停。已经在济南站耽搁了大半天，虽然喝不上水，排泄还是必须的，可是，车厢厕所也站满了人，憋不住的人们开始起哄，喊着要把厕所里站着的人从车窗扔出去，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厕所里的人总算挤了出来。深夜，车又停在了一个周围黑乎乎不见灯光的小站上，渴坏了的我们发现路基下不知是稻田还是浅水塘，反正是有水，大胆的学生就从车窗跳下去取水，不管水脏不脏，大家都抢着喝，我也失去了舍己为人的思想，抢喝了一口，感到这水是那么的可口，那么的好喝！
　　又一个黎明，经过两夜一天的长途乘车（算上步行和乘坐大卡车是两天两夜），我们总算来到了北京永定门火车站。背起背包，整好队伍，徒步向天坛公园进发。突然路边楼上一扇开着的窗户里传出了南方口音辱骂“北方侉子”的声音，随着声音还砸落了一些橘子皮等垃圾。我们的排长高二二班的尹兆明同学怒不可遏，抓起地上的橘子皮就向楼上扔去，轻轻的橘子皮竟直奔四五层楼的窗户而去，那些外强中干的南方挑衅者竟然吓得马上缩回了头关上了窗户。
　　由于是大部队进京，没有哪个单位有这样的接待能力，我们是住在天坛公园事先扎好的席棚内，睡的是地铺，盖的是自己带来的被褥，吃的是从通县运来的馒头，没有菜，支几口大锅，添上些水，放一把盐，盐水就馒头，这就是我们在京的生活。10月底11月初的天气，虽然不算太冷（其实查查气象资料，1966年的冬天是非常冷的），但薄薄的席棚挡不住多少风，通县运来的馒头也没有了多少热气，每人碗底那少的可怜的盐水也是倒在碗里就凉了，可是为了见到毛主席，什么苦我们都不觉得苦，我们的心是火热的！（顺便说一句，赴京代表团离开邹平不久，学校就乱了，学生们自发的组成小队纷纷进京，由各个单位分别接待，吃住条件可比我们强多了。）
　　自从入住天坛公园 以后，我们每天的日程就是训练，训练队形，训练正步走，准备毛主席接见（其实这些训练毫无用处，进了天安门广场，哪里还顾得了队形，哪里还顾得了正步走）。枯燥的训练持续了好几天，直到11月2日晚上，通知第二天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早上四点出发，每人发一个熟鸡蛋，没有其他任何食品和水。
　　1966年11月3日凌晨四点，我们整队从天坛公园出发了。天坛公园在天安门的正南边，可是我们却是向东行进，说是要绕过去从东长安街入场。这一绕也不知绕了多远，只知道路上时走时停，或者是一段急跑，急跑时看到有女学生晕倒，队列旁边的解放军战士扛起来就跟着队伍跑。没有时间概念，没有方位感觉，没吃早饭，一个鸡蛋也早就进了肚子里。 总算是来到了长安街上，时已下午，迎着夕阳我们接近了天安门广场，这时传来一个令我们忐忑的消息，穿过天安门广场受毛主席接见的学生本来是三队列齐进，由于进度太慢，准备改为六队列齐进。
　　怕什么来什么，进入天安门广场，我们果然是离天安门最远的第六队列，每队列之间是解放军战士手挽手组成的隔离带。本来宽阔的队伍进入天安门广场之后都挤向北边，压缩成为窄窄的 一条，但是解放军战士不为所动，看着前边每队的后边都有大片的空地，我们可就是挤不过去。学生们泪流满面，放声大喊，有的激动的晕倒在地，这时就有解放军战士冲过来扛起晕倒的学生离去。离城楼太远，城楼上的人看不太清楚，不是我虚构，毛主席的鼻子眼睛虽然模模糊糊，但是确实是红光满面，奇怪的是城楼上的其他人都没有这个感觉。看到毛主席，激动万分的人们再也不肯往前走，周总理指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喊着“同学们往前走啊！”林彪也用拿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的右手往西边比划着，可是天安门广场的人流依然不动，这时毛主席离开中间位置向城楼的西边走去，人流一下子跟着往西涌去，毛主席到了天安门城楼的西南角，探出栏杆向人们挥挥手往回走去，我们可再也回不去了。马上打听有表的人，时为下午四点半，估计是下午四点进入天安门广场，见了毛主席半个小时。
　　离开天安门广场，激动的心情开始平复，这才觉得又饥又渴，最大的问题是要解手。早上四点到下午四点半，一个对时之内只有一个熟鸡蛋下肚，没喝一口水，也没解一次手。好不容易解决了内急问题，突然发现了卖咸菜的店铺，先不管其他，买些咸菜也避免只靠盐水下饭。谁料没吃上两天，就要打道回府，这些咸菜就是我进京一趟带回的唯一北京的东西。
　　见到了毛主席，然后是“革命大串联”时间。11月4日，我先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后来到故宫看“泥塑收租院”（当时故宫其他部分都不开放），由于时间太晚，排队的人太多，已经不可能看上，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忐忑不安的进入了景山公园，心里还想着回去怎么向全班同学交代，没想到回来后同学们都出去串联了，根本不用交代了。11月5日，我到清华附中和女三十一中抄了一些大字报，互相交流，互相抄大字报，这就是所谓的“革命大串联”的主要内容（顺便说一句，这些抄的大字报有些我现在还保留着）。
　　回到邹平，有些学生又步行返回北京再次去见毛主席，我是参加了一个联合长征队，雄心勃勃的准备利用两年的时间步行走到瑞金，然后沿红军的长征路线走到延安，憧憬着1968年国庆节上天安门城楼上见毛主席。先后到了英雄王杰的故乡金乡县参观了王杰故居，和王杰的亲属合影留念，又到了兰考，访问了著名的赵垛楼大队，在焦裕禄墓前留了影 。中央一纸停止大串联的通知，从兰考火车站乘车回到了邹平，走了两个月，吃了11个月的粮票，回来吃了接近一年的黑市高价粮。那些都是后话，暂时不表。
　　今天是11月3日，是我见到毛主席48周年的纪念日。怀念老一辈革命家！怀念敬爱的毛主席 ！！！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日 写于滨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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