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石：一部从未公映的“文革”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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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从未公映的“文革”影片

　　　　　　　　　　　　　　　　李中石

　　“文化大革命”时期　，中国的文艺舞台百花凋零，只有《红灯记》、《白毛女》、《智取威虎山》等“革命样板戏”独霸舞台。以这些样板戏为题材摄制的舞台艺术片，成为充斥中国大陆银幕的绝对主角，在全国城乡反复上映，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

　　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还曾产生过一部经江青亲自批准，动用当时十分珍贵的进口彩色电影胶片摄制的舞台艺术片，它就是成都东方红电影制片厂（即峨嵋电影制片厂，文革中改名）摄制的彩色舞台艺术片——《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

　　这部影片在１９６９年国庆节前就已摄制完成（按计划是要向国庆节“献礼”），但却一直未能与观众见面，这是为什么？

　　笔者当年曾经参加过这部影片的创作和演出，现根据保存完好的剧本初稿以及多次修改稿、有关“首长讲话”记录、当时的日记等资料，将那段历史批露于后。

◇　庆祝活动因“镇反”而夭折

　　那部影片的摄制背景是：１９５８年春，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后的３月２７日下午，到四川省隆昌县圣灯山（“文化大革命”中被认为“圣”字有封建色彩，改“圣灯山”为“胜灯山”），视察了四川石油管理局隆昌气矿炭黑厂。以后随着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升温，这次视察便成了四川石油部门每年必须隆重庆祝的盛大节日。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毛泽东更被捧上了“四个伟大”的神坛，他当年视察炭黑厂一事，便成为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派”拼命为自己脸上贴金的大好题材。

　　１９６７年“一月夺权”后，四川石油系统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川油司”）控制了四川石油系统的大权，从夺权以后就开始筹备将于当年３月２７日举行的毛泽东视察胜灯山九周年庆祝活动。

　　２月１０日，我在参加石油３２１１１钻井队文艺宣传队，随钻井队英雄一起到北京、大庆巡回演出后，刚回原工作单位石油机械化筑路处上班，就接到“川油司”的调令。称“原３２１１１队工人业余演出队重新集合，宣传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推动战区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于是，我和叶传禄、张纪明、赵汉华、徐莲英等人，来到四川石油会战总部所在地——威远红村。到“川油司”报到，参加筹备纪念毛主席视察胜灯山九周年的庆祝文艺演出活动。当时四川石油系统派系林立，不要说南充、泸州的不同派别不听“川油司”的“调令”，就连同一派的很多单位，也不服“川油司”管。忙了半个多月，只调来十来个人，离演出要四五十个人的要求相距甚远，无法正常创作、排练。

　　３月４日上午，“川油司”的工作人员忽然通知我们说，筹备活动改由隆昌气矿“庆祝毛主席来矿视察九周年筹备委员会”负责，叫我们立即离开红村，前往隆昌。我们感到十分奇怪，不是一直由“司令部”在筹备吗，怎么一下子就变了？平时每天都碰到的“川油司”头头们也看不到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凌晨，红村开始戒严“镇反”，“川油司”的主要头头都已被当作“反革命”抓捕，这一筹备活动只得交给隆昌气矿。

　　哪知到了隆昌气矿，那里的造反派头头同样被抓，我们十来个人住在隆昌县粮食局的一个大粮站仓库里，根本无人过问。我们那时都年轻单纯，很有“革命自觉性”，几个人商量，自己开始创作以《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为主题的系列文艺节目。这也是第一次把《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作为文艺节目命名。

　　“镇反”高潮中谁还有心思搞庆祝活动？３月２１日，隆昌气矿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庆祝毛主席来矿视察九周年筹备委员会”筹备活动结束。隆昌气矿政治处给我们各自单位出具证明，证明我们“前来我矿参加庆祝筹备活动。现筹备活动结束，按财务制度在你处报销差旅费，并感谢你单位的大力支持。”实际上，由于当时“二、三月镇反”已全面展开，所谓“筹备活动”根本无法进行，第一次《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的文艺创作活动，就此夭折。

◇　首次演出引起轰动

　　１９６７年５月以后，随着“二、三月镇反”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否定，“川油司”得到平反，重新恢复发展，原３２１１１钻井队副队长、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彭家治从北京告状归来后，继续担任“川油司”负责人。我们这一批原３２１１１队宣传队的人员，又重新参加了“川油司”宣传队组建工作，在省内各地抽调了一批人员，配备了专门的大客车，到四川各地巡回演出。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７日，是毛主席视察隆昌气矿胜灯山炭黑厂十周年纪念日。由于四川各地武斗不断，隆昌县城成为两大派武装争夺的要地；同时，四川石油系统内的造反派也忙于争权夺利，庆祝活动无法正常进行。

　　这时，为庆祝即将成立的四川省革委会，“川油司”宣传队排演了一台歌舞节目（分为“全国山河一片红”、“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向毛主席表忠心”三幕）到四川各地演出。

　　有一次，我们到川南合江县演出。当时那一带正被两大派群众组织大规模武斗的硝烟笼罩。我们被当作贵宾接待，住进合江县委招待所。我们住三楼，四楼以上却不能上去，原来上面是所谓“武装支泸”的合江指挥部。我们多次见到穿着军装、戴着大草帽的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王茂聚在这里进出。

　　１９６８年５月３１日，四川省革委会成立，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任主任，司令员梁兴初、副政委刘结挺、省革筹政工组负责人张西挺等任副主任，副主任中还有包括“川油司”彭家治在内的各大造反派组织代表。我们宣传队也到成都参加了庆祝演出活动。

　　在此期间，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件事是：我们在组建宣传队的过程中得知，济南部队有一名战士作曲家张振邦，二胡拉得非常好，他作曲的《战士爱读老三篇》风靡全国，也使他成为文革期间为数不多，能在唱片上署名的人。听说他刚刚转业到四川石油系统，我们赶紧八方寻找，把他调到宣传队。小伙子个头不高，浓眉大眼，十分精神。我们怀着敬佩的心情，向他请教作曲的经验。他连连摆手说：“我哪里是什么作曲家！”他解释说，是《解放军歌曲》编辑部的同志到他们部队组稿，他只写了几句，大部份都是编辑老师写的，不知怎么发表时署名就成为“战士张振邦”，使他成了“名人”。实际上他作曲知识有限，很难独立完成歌曲创作，同时他的二胡也拉得比较一般，使我们大失所望，没过多久他就离开宣传队了。

　　另一件事是：１９６８年９月１９日，毛泽东向“工人阶级”赠送的“芒果”运到成都，成都军区梁兴初司令员和我们一起上街游行跳“忠字舞”。

　　那天，成都街头万人空巷，红旗飘飘、毛主席语录牌、葵花向阳的“忠”字牌随处可见，到处是一片片红色的海洋。我们接到通知，到成都军区北较场集合，参加庆祝游行。我们换上新工装，戴上石油工人特有的银光闪闪的铝盔，手持红色封面的《毛主席语录》，集合排队。按照惯例，队伍的最前面是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然后是标语牌、红旗方队、由于我们是工人组成的舞蹈队、铜管乐队，就成为走在最前面的队伍，后面才是解放军部队。我们正要出发，忽然看见梁司令员一行走过来，走到红旗方队和我们舞蹈队之间，我在第一派，正好在他们的后面。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乐曲响起，我们跳起“忠字舞”。梁司令员一行也手持语录本，随着乐曲的节奏上下挥舞，跳起了“忠字舞”。老将军跳“忠字舞”的姿势自然有些生硬笨拙，但我们谁也不敢笑。

　　我们当时住在成都无机校，那里有省革委的一个什么部门。有一次，南充的另一派群众组织来这里提抗议，由于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是与那一派观点相敌对的，警卫人员不让他们进大门，把铁栅门上了锁。他们就在门外静坐示威。我看到铁栅门外有过去曾在３２１１１演出队的同事，就走过去和他们寒暄了几句，还用大口盅给他们送去一盅茶水。没有想到竟在宣传队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我“立场不坚定”；甚至有人说我是“叛徒”；差点被开除出宣传队。由此可见，当年派性对立到了什么地步。

◇　“工宣队”进驻工人宣传队

　　这一时期，“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震天响，我们作为工人业余宣传队，也因被要求要占领“上层建筑斗、批、改舞台”而得到加强。人员扩大到６０人左右，为庆祝国庆１９周年和石油局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我们重新创作了一台文艺节目，取名为《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分为“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石油工人献忠心”、“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三幕。全部由我们宣传队人员作词、作曲、排练、演出。特别是第三幕，在表现毛主席到炭黑厂视察时，我们想起电影记录片中，看到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红卫兵泪流满面，挥舞《毛主席语录》，有节奏地呼喊“毛主席万岁”的狂热情景。于是，我们在歌舞《太阳金灿灿》接诗朗诵表演《红太阳来到咱车间》中，插入了这样一段：

　　随着一声欢呼：“毛主席来了！”舞台上的演员拿着《毛主席语录》，一下子拥到舞台的右侧，有节奏地呼喊：“毛主席万岁！”这时，《东方红》乐曲在欢呼声中响起，仿佛毛泽东正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们全身心地投入激情的呼喊中，从舞台的一侧，一直喊到舞台的另一侧，大约持续四五分钟。尽管当年毛泽东视察时，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欢呼场面，而且当年更没有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但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斗、批、改舞台”　的需要，可以打破一切框框，居然没有任何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排练时效果出奇的好，台上的演员和台下观看排练的人，全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年１０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后，我们又把第二幕改为《欢呼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第三幕《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用诗朗诵、表演唱、舞蹈、群口词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扩大并且充实了节目内容。其中，表演唱《小喇叭》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它是由“文革”前一首农村题材的歌曲《小算盘》，经过宣传队集体改编而成。随着轻快、活泼、跳跃的乐曲，六个扎着小辫子的女演员，每人手拿一个小喇叭，一边唱，一边表演。唱词中包括我们到演出地后，临时采访编写的好人好事。由于内容贴近观众，形式新颖，表演生动，受到各地观众的欢迎，也给当时充满革命口号和激烈火药味的所谓“文艺演出”，吹来一股新风。

　　１０月２８日，四川石油管理局革命委员会在红村成立，原军管会主任赵永清任局革委会主任，“川油司”的彭家治等人任副主任。省革委副主任刘结挺代表省革委、成都军区到红村祝贺，张西挺也一同来了。当晚，在红村山顶的大礼堂，我们创作演出的大型歌舞《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首次公演。参加庆祝会的省革委、成都军区的负责人和局革委的所有成员以及一千多群众观看了演出。当第三幕《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演到毛主席视察一场时，台下观众的情绪也被调动起来，合着我们呼喊的节奏，使劲地鼓掌，台上、台下一片沸腾。观众的激情也极大地感染了我们的情绪，“幸福的热泪”夺眶而出，不少的观众也泪流满面，有的观众还不时站起来高呼“毛主席万岁！”演出结束时，观众站起来热情鼓掌，久久不愿离去。刘结挺、张西挺和局革委的负责人走上舞台，祝贺我们演出成功。刘结挺在接见我们时说，你们的演出十分感人，我们都流下了眼泪。你们都是工人，工人阶级要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他强调说，你们演出的节目要拍成电影，像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那样，让广大群众受教育。

　　从这时起，我们的演出就进入了准备拍摄电影的新阶段。

　　局革委为了“进一步加强宣传队的领导工作”，按照省革委宣传组的指示，专门从隆昌气矿“三·二七”炭黑车间（曾被毛泽东视察的车间）调来两名工人，作为“工人宣传队”参与我们工人业余宣传队的领导工作。这件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我们本来就是工人，而且就是“工人宣传队”，本身就有“占领上层建筑”的任务，怎么还要其他的“工人宣传队”来领导、来“占领”我们这个地方？这两个人既不懂作词作曲，又不会唱歌跳舞，每天除了开会就无所事事，只好去钓鱼玩……大家始终没有理解“工宣队”进驻工人业余宣传队，究竟有什么“伟大意义”？

◇　李劫夫传达江青指示

　　随后，我们按照省革委的安排，到成都的四川剧场为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共产党员代表大会演出。此后又为省、市机关的造反派、解放军战士、大、中专学校的红卫兵等演出。

　　有一天，我们突然接到通知，提前到四川剧场，并且不准带亲友来看演出。我们赶到那里，发现剧场四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警卫森严。演出开始前才通知我们，晚上有中央首长来看演出。直到演出结束，张西挺才陪同两位穿绿军装的人走上舞台接见我们。原来，这两位就是“中央首长”，经张西挺介绍，我们才知道，年纪较大、胖胖的老头，是中央文革文艺组组长李劫夫；戴眼镜、学生模样的年青人，是当时名噪一时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作者刘春华。

　　作曲家李劫夫的大名，我们早就如雷贯耳，他作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毛主席语录歌》等，我们都十分熟悉，因此，对他十分崇敬。等到他一开口作指示，更叫我们大吃一惊。他说：“工人同志们，你们的演出十分成功，我非常激动！”他停顿了一下，提高声调说：“我代表江青同志来看望大家！”听到这句话，我们顿时热泪盈眶，激动不已，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我们这样一支普通的工人业余宣传队，能够得到“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的重视，我们感到无比的荣幸。李劫夫告诉我们，江青得知石油工人自己创作、演出的歌舞要拍成电影，十分高兴，认为这是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一件大事，一定要抓紧，抓好；他还说，江青同志还亲自批示，专门拨给东方红电影制片厂两小时的进口彩色胶片，作为拍摄这部影片时使用。

　　李劫夫、刘春华的到来，以及他们传达的江青指示精神，无疑为这部影片的摄制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一边演出，一边筹备创作。由于刘结挺当时的指示并不明确，我们的创作提出三种方案：

一、拍摄记录片，反映“文化大革命”中，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基层为生产第一线进行文艺演出的情况；

二、拍摄记录片，反映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舞台，创作、演出的情况；

三、拍摄舞台记录片，用歌舞形式反映毛主席视察隆昌气矿的情况。

　　经过宣传队创作组的反复研究，大家认为，以我们目前演出的第三幕《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为基础，重新创作一批新节目对这一幕进行充实、扩展。使《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成为一台单独的歌舞节目，才能拍摄成舞台记录片。这一方案报告给省革委，很快得到批准。宣传队全体成员一齐动员，群策群力，作词、作曲的分头行动。不管是词或曲，写出来以后都要经过大家讨论，提出意见再进行修改，再讨论再修改，直至大家认为比较满意为止。像石油沟气矿的舒云才作曲的《我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经过多次修改，以优美抒情的旋律、浓郁的四川民歌风味，给当时充斥“火药味”的舞台吹来一股新风。但是，在当时形势下，有人提出这首曲子“软绵绵的”，有“小资产阶级情绪”，还反映到了张西挺那里，以至于１９６８年５月３１日晚，省革委、成都军区领导审查演出后，张西挺还提出所谓的“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看看有没有摇摆舞，情歌小调。”的问题。由于这首曲子赢得大家交口称赞，最终得以保留，成为后来摄制影片的主要插曲之一。

◇　刘结挺要求突出路线斗争

　　为了加强创作力量，１１月初，省革委派来成都东方红电影制片厂革委会副主任、导演李家模参加创作，并担任本片的导演；当时四川著名的笔杆子，解放军空字０２８部队的邓绪东也调到创作组参加创作。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三易其稿，将全剧分为“手捧炭黑上北京”、“我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红心红火向着红太阳”、“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石油工人永远忠于毛主席”五场。第三稿的序幕，设计为当时最隆重的“献忠心大会”。从以下文字记叙可见当时的时代气氛之一斑：

　　幕前曲，欢快，热烈。幕起；红旗飘舞，锣鼓齐鸣，欢声雷动，群情沸腾。石油工人的‘“献忠大会”正在热烈进行。

　　天幕为“献忠大会”主席台，远处是炭黑车间背景。主席台正中挂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金光闪闪的画像，下面九朵葵花簇拥着三个‘忠’字，耀眼夺目。两侧的毛主席语录牌上，用鲜红的大字，写着最高指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３０日，李家模将第三稿送交刘结挺审阅。１９６９年元旦上午，四川石油管理局革委会主任赵永清等向刘结挺汇报工作时，刘结挺谈到《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剧本，说：“《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这个剧本，你们要抓紧，要很快搞出来。剧本初稿看了一下，感到有两个问题，要修改一下。剧本中两条路线斗争未突出，有点就视察论视察。我们要抓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才能教育群众。要通过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体现石油工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通过批判刘少奇，联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石油工人对毛主席的热爱提高到崭新的境界。剧本里面有个别词句还有学生腔，要用工人的语言。”

　　根据刘结挺的指示，创作组重点加强了第四场《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突出了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加大了“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分量，于１９６９年１月２４日完成了第四稿。这一稿的序幕作了较大修改，将原来的“献忠大会”改为以男声独唱《毛主席来到胜灯山》为主的一组歌舞。歌词自然充斥着“毛主席来到胜灯山，红太阳从我们心中升起”之类时代语言。布景中的“三·二七车间”，除去有毛泽东画像外，还有大幅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和必不可少的“毛主席语录”：“革命委员会好”“四川很有希望”等。布景中还特地设置了一瓶炭黑，瓶上写着一个鲜红的大“忠”字，“忠”字上是呈弧形排列的小红字：“敬印毛主席著作的特级炭黑”——这当然只有拍特写镜头才能看清楚了。

　　序幕后，分为“我紧紧握住了毛主席的手”、“红心红火向着红太阳”、“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石油工人永远忠于毛主席”等共五场。

　　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７日，摄制组完成了分镜头，再次对序幕作了较大的修改，更加突出了“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狂热迷信的时代气氛。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宣传组主办的《文艺革命》杂志为庆祝中共“九大”出版的第４期，公开发表了作者署名“四川石油管理局工人业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我紧紧握住了毛主席的手——歌舞剧〈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选刊》。这首歌最后唱道：“站厂房，看五洲，千斤担，挑肩头。要实现世界一片红，毛主席的光辉照全球，照全球！”

　　在影片筹备拍摄期间，四川音乐学院、原峨嵋电影制片厂乐团，省、市歌舞团，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等专业文艺团体，派出了词、曲、编、导、演、乐队、舞美等各方面的精兵强将协助宣传队的创作、排练，同时参加影片的配音等工作。

　　为了保证摄制队伍的“纯洁”，在此前后，宣传队进行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由于队员大都是十八九岁的年青人，决定了这样的“清理”，只能是对他们的父辈、祖父辈进行清查。深受欢迎的《小喇叭》的主要编导、也是队里的主要女演员之一，由于外祖父是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而首先被清洗；担任剧中女工的演员，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由于剧中女工在影片中有特写镜头，也被替换，由隆昌气矿一个出身有三代工人血统的检验工取代。但是，由于她不会说普通话，摄制组不得不找专业演员给她配音。家庭出身“有问题”的我和其他一些人，也陆续被清理出队，未能参加完全部摄制工作。

◇　省革委集体审查演出

　　正式拍摄前，１９６９年５月３１日晚１１时３０分至６月１日凌晨零点２７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负责人张国华、李大章、梁兴初、刘结挺、谢家祥、张西挺、胡继成、郑志士、段思英以及省革委副主任中的群众组织代表冯玉德、彭家治、江海云、蔡文彬和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四川代表、省革委在成都的常委共数十人，在成都东方红大礼堂（原锦江礼堂）观看了演出。

　　在演出结束时，宣传队请首长作指示，梁兴初说：“好，好！”李大章说：“不好拍，不好拍。”谢家祥说：“我不了解历史背景。看了以后请大家说。”

　　随后，张国华、李大章、梁兴初、刘结挺、谢家祥、张西挺等于凌晨零点３５分到３点接见了全体工人演员和成都东方红电影制片厂《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摄制组的人员，对拍摄影片的有关问题作了指示。

　　根据当时的记录看，张国华讲得多些。他说：“政治内容没有听到问题，很好。……表演不错，下的功夫很大，造反精神很强，干劲十足，表现出工人阶级的勇敢、革命性和创造精神。我受了感染。主题思想是什么？不大集中。从毛主席视察到文化革命，到炭黑试验成功，到工人代表上北京，这当中两条路线斗争表现出来了，问题是不大集中。毛主席视察对大家是鼓舞，但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去了以后，就把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路线带到那里去了，告诉工人怎么办，怎么作，指引工人沿着正确路线前进。”“演是可以演，但拍电影的话，还要修改。主题上，还要修改。形式是好形式，简便，大众化。怎么在技巧上加点工，再提高一下。使人看出每场有段落。……我们今天看都是高潮，一开始到最后都是高潮，看不出起伏。我看技巧上还要提高，排练、导演上，艺术服从政治。要我讲能讲，要我写不行，要我演也演不出来了。”“总的说，还不错，再加点工，应该用集体智慧，工人阶级嘛，炭黑都能创造出来，要用一个什么为中心。别的我说不出来……”他再三强调“拍电影还是要改改”，“我们拍一部电影，要慎重点，要从各个角度都站得住。政治上、艺术上都站得住。”

　　当张国华问起“你们（演出中）那个旗帜‘三·二七车间造反团’……”时，彭家治插话说：“要改成‘无产阶级革命派’。”张国华问：“你们三·二七车间几派呀？要注意九大的方向，九大的精神，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这是主席提的嘛。旗子出来要注意这个问题。”

　　刘结挺在讲话中说：“第一次我是在红村看的。现在看，后面两场好像是安上去的，像栽稻子一样。一看就是两半截。”张西挺说：“我从北京回来后，听说他们要拍，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看看有没有摇摆舞、情歌小调。（按：当时江青无端指责北京电视台庆祝“九大”的一组歌舞节目中有摇摆舞、情歌小调，下令全国文艺单位严查。）因此叫不忙拍，等审查后再说。”我们宣传队领导说：“请首长审查有没有摇摆舞。”张西挺说：“可以，没有庸俗化。”张国华也说：“现在看没有摇摆舞。摇摆舞是指低级庸俗的……后边有秧歌。”

　　导演李家模在首长们讲话中插话问：“是否可以一边拍前三场，一边修改四、五场？”张国华说：“这是你们的业务，你们去处理嘛，就是光拍前三场也得改一改。对主席的视察，表现时夸张是可以的。但还要注意真实性，完全虚构不行。今后拍了电影，主席、江青同志要看的。不然主席看了以后说，我不是这样的。”大家听到这里都笑了。

　　在中共“九大”当上了候补中央委员的张西挺，还是学着江青的样子给演出挑了个毛病：“工人昏倒了出来，有个女声唱的那段有问题。（按：指歌曲《双手捧起毛主席的像》）我不是泼冷水，我看就拍前三场，后面不拍。要拍，几个月拍不出来。另外，我想同志们都是工人，长期脱离生产不好。你们贪大求全，搞成歌剧了。”张国华转圜说：“歌剧也可以，要交代清楚。”

　　李家模说：“我们拍好前三场，请首长审查。”张西挺说：“拍好了，再审查，还行呀？”张国华又转圜说：“拍了如果不行，也没有关系嘛！”

　　李家模又说到；“下去后，感到三·二七车间那里的阶级斗争很激烈，事迹很动人，我们水平低，没有写好。”刘结挺说：“你们组织个创作班子，下去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写个好剧本。”张西挺强调：“写好以后，送给中央文革审查，然后开拍。”刘结挺提出：“‘十一’以前拍出来就行。”

　　这次审查演出，除了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外，张国华、李大章、梁兴初等其他领导人，都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观看《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

　　这次接见后，按照张国华等人的新的指示精神，再次对全剧作了重大修改，砍掉了四、五场，只保留了序幕及前三场：“毛主席来到胜灯山”、“我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毛主席来到咱车间”。

　　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１日，报经中央审查通过的电影文学剧本《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终于定稿，正式拍摄的剧本序幕又作了一些修改，比如这一段朗诵就很有时代特色：

　　“毛主席啊红太阳！我们石油工人遵循您老人家的伟大教导，‘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粉碎了帝、修、反的封锁。生产出世界先进水平的油墨炭黑，印制出亿万卷毛主席著作，送到各国革命人民手上。毛泽东思想传过五洲四海，红太阳的光辉把世界革命的道路照亮！”

　　在影片拍摄过程中，摄制组专程到四川石油会战总部驻地红村附近的威远县越溪区山区工地拍摄了外景。当年在石油机械化筑路处四大队工作的张旭明回忆，摄制组到工地后，组织了十几个民工，找来一个锈迹斑斑的旧油桶，漆上“USA　美孚石油”的字样，埋在工地。拍摄时，几台推土机排成一排，以排山倒海之势，把弃土向着镜头推来。突然，推出了这个预先埋好的旧油桶，这时镜头推进，出特写镜头，让观众看清是“USA　美孚石油”；接着民工们一拥而上，砸烂这个“美国油桶”；推土机冒着黑烟，履带从砸烂油桶的“USA　美孚石油”字样上碾过……

◇　尾声

　　影片摄制完成后，刘结挺、张西挺在四川“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刘、张被召到北京参加学习班学习。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５日至１２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四川问题会议，１２月２５日中央对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作出批示，这个由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一二·二五批示”宣告了刘、张政治生命的终结。

　　在传达批示之后的１２月２７日，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赴京学习全体人员，周恩来在讲话中批评了跟着刘、张跑的彭家治搞派性活动，并说：“大庆投资××亿元，石油基本自给，生产了××万吨。四川花了××亿元，投资大呀！现在仅仅搞了点煤气，那么少，起劲的花钱，浪费那么多，霸占汽车送枪搞武斗，两派都是如此。”他斥责彭家治与四川石油另一派负责人王存友（同是３２１１１英雄钻井队成员，五好标兵）是“两个败家子”。

　　由于刘、张的倒台，也由于四川石油会战并未按照最初的设想拿下“第二个大庆油田”，反而成了浪费大量国家资金的“败家子”，无法体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因此《红太阳照亮了胜灯山》刚刚摄制完成，还没有公开上映就被打入冷宫，封存至今。


原载《红岩春秋》２００３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