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ihuiran：由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讲话而记起的联动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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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讲话中提到的一件往事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有个讲话 这篇讲话的记录整理稿先后两次送毛泽东审改。被整理成一篇《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稿在当时社会上广泛传播，“为人民立新功”做为一种政治时髦标榜亦被人常常挂在嘴边熟读成诵，在那段时间成为社会政治用语频率较高的词语。

这篇讲话可算是文革运动中最著名的讲话之一，其背景是1966年10月起，随文化大革命初期以“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和“破四旧”为革命对象转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和各地多数当权派受到冲击，刘少奇、邓小平成为这一“资反路线”路线的总代表。文革中的第一代红卫兵诞生于清华附中，随后蔓延北京各中学，由在校学生自发组成，早期多为干部子弟。当根红苗正的家庭出身资本转眼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其基本的政治态度必然与当时受中央文革支持和操纵，成为炮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马前足和生力军的以蒯大富五大左派领袖为首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三司）对立，对立的组织形式就是各校老红卫兵组成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对立的形式必然干扰革命路线“炮打司令部”的革命部署，于是在这年的年底“联动”被宣布为反动组织，遭到取缔和批判，一些核心或活跃分子被逮捕，其中不泛高干子女。这些引发了一些军队高级将领对文革群众运动的不满，谭震林在67年2月16日怀仁堂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敲着桌子说：“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许多军内高级干部都有类似的看法。各地军队说是不介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都介入了，而且很多在“二月逆流”中都站在了党委当权派一边，一些地方发生了军区和群众的冲突。被逮捕的联动成员在被关押数月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四月二十二日全部释放，并允许公开活动。这些就是这篇讲话的背景。

在这篇讲话的最后，江青说：最后，我想简单讲一点教育子女的问题。对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如果对自己的子女就宝贝得上天，对人家的子女，劳动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这是不对的。但这只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陈士榘同志，就能大义灭亲。当然也不是将孩子怎么样，而是管起他来，让他学习学习，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陈士榘同志，你那孩子管起来没有？（陈士榘同志：管起来了。）。陈士榘，时任工程兵司令员，共和国第一次授衔，57个上将之一。当江青在会议上明知故问地询问把孩子管起来没有的时候，我和陈士榘的小儿子及另外2个大院小伙伴因“联动”案，正在“半步桥44号（北京市监狱）”吃窝头。也没有想到，此事竟能惊动国家最高领导人：党的主席毛泽东。

半步桥是北京市宣武区的一条街道，当年这条街上的44号是由高墙和墙头电网合围起来的监狱大院，据说是北京的模范监狱。1967年的三、四月份14岁的我有幸在里头呆了一个多月，也算有过“蹲大牢”的铁窗经历。起因是属于“小联动分子”反对中央文革并惊动了毛泽东主席，我们的案子由中央文革派人亲自审理。4月22日晚，在这里关押的100多“联动分子”被送进人民大会堂，受到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的接见，这是当年除毛泽东和林彪外的中央“左派”核心政坛人物和中央文革“中央首长”的倾巢出动的规格，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全部释放。也成为我一段最有社会背景价值的回忆。

1966年的初夏，人们被鼓躁的政治热情在无知和盲从中被诱发，首先涌动起来的就是学生。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句，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成为青年学生一切“革命”行动代替是非标准的强大武器。  

当时的北京，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八中、101中学等一批名校集中着大量的干部子女，其中不乏共和国部长的千金和将门之后。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家庭的熏陶使之对政治具有自然的敏感、责任感和不安分，父辈跟随毛主席打江山，自己的血管里流淌的是“红色贵族”的“高贵”血液，对毛泽东的号召具有自然的激情。

一连十多天，清华附中校园里，“红色贵族”三五成群地神秘地聚在一起，议论着什么。随着社会上评《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等运动的开展，党报连篇累牍的社论为运动推波助澜，更是煽动了他们胸中那种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

于是历史就这样记录：1966年5月29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就这样在清华附中出现了。

它的“孕期”有两个版本：

版本之一：卜大华，清华附中的高中学生，在《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中，回忆了红卫兵运动发韧之初的情形：

“1966年5月初，我们班的班长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谈对《海瑞罢官》的认识过程——当然是从学术问题往政治问题上认识。我和另一个学生干部在前面加了个‘编者按’，提出要‘突出政治’，结果引起全校大讨论。为此我们和校领导发生了争执。我们说校方不积极引导讨论是不突出政治，校方说你们这样对待党组织很危险，当心1957年的教训。我们当然不理这些了，深信我们的行动能得到中央的支持。到5月中旬，我们和校方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每天都有两种不同意见的激烈辩论，下了晚自习，我们几个同学也常常聚在一起分析形势。一点也不是瞎闹着玩，那时我们就这么想：我们是在参加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

《五·一六通知》发布和5月25日北京大学大字报贴出后，清华附中的中学生们热情更高了。有的要求学校晚自习后不要熄灯，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规章制度。学校不同意取消熄灯制度，熄灯以后同学们就跑到外面去辩论，也有的学生开始到各个学校去串连。

据卜大华的回忆文章中说：“有一天，一位同学跟我说，他写的小字报署名叫‘红卫兵’，我一听就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切，说今后凡是和我们意见相同的小字报不如都署名红卫兵。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从此我们便有了统一的名称。”

5月29日，卜大华等人和其他高年级的学生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形势和对策。同日，清华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红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红卫兵”三个字的后边有100多人签了名，卜大华名列其首。

版本之二：1966年5月29日晚，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墟上，十几个来自清华附中的中学生在这里举行集会，他们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投身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在确定小组名称时，大多数人赞同叫“红卫兵”，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既新颖又贴,从此这个名称轰轰烈烈地叫响起来了。

北京市各中学纷纷效仿，以某校红卫兵的署名来表示他们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这就是第一代红卫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使他们自认为是天生的革命者，这就是后来泛指的——老红卫兵。

北京市八中，陈毅元帅的儿子陈晓鲁所在就读的学校，这是一次学生对老师的造反。全校所有教职员工召集到一间大教室里，由学生们严厉训导：

“老师们，过去你们在这讲台上讲，我们在讲台下听。过去是三娘教子，今天是子教三娘。我们对你们是争取团结的；但是你们所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必须彻底清算……”教职员工们虔诚地听着，不时报之以一阵热烈的掌声。看着站在讲台上的那些普通的中学生们，几乎一夜之间长大了、成熟了，如此威严，如此具有震慑力。学校成立了以学生领袖为主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教师们原来还担心1957年“引蛇出洞”的教训会在这些中学生身上重演，随着后来毛泽东的公开支持，变为担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自觉把自己放到革命对象的位置上去接受改造。正同中国的许多事情一样，一夜间全部翻了个个儿。

这些由中学生自发组织的团体，因为干扰了当时按照刘少奇主持工作的中央精神派出的工作组在中学的正常工作，开始是被视为非法的。有几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而强行解散。于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连续写了一、二、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表示造反有理，一反到底。

8月1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收到这样一封来信：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７月２８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６月２４日和７月４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７月２５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

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毛泽东的支持，使红卫兵组织从北京蔓延全国，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政治舞台中心。毛泽东认定青年学生是推动“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的突击力量，为解决党内斗争，他找到了红卫兵这一发动群众的特定形式，将他期望中的“文化革命”和对中国的再改造，要将自己在上层领域的羁绊通过这种方式由下而上打开缺口，他需要全国性的对群众的再发动。

     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8月5日发表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挑战刘少奇、邓小平，指责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8月8日，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8月12日，全会进行表决。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从第二位降至第八位。毛泽东正式以明确的党内斗争目标拉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的动力”这是毛泽东坚信的。动员人民、掌握人民，推动历史，毛泽东无愧于领袖人物和握掌乾坤的魄力。马克思、列宁定义的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依靠的基本队伍无产阶级是产业工人。毛泽东在中国选择了依靠农民，因为中国没有那么多产业工人。井冈山，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为什么选择上山武装割据，毛泽东初期的思路没有那么多的理论，据陈士榘回忆：毛主席认为历代皇帝都拿上山武装割据的农民没办法。党内斗争，他同样需要鼓噪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显示人民的支持，长期的教育模式，人们已经认定他在中国永恒的领袖地位和当然的人民救星膜拜。他需要红卫兵的冲锋陷阵，去敲开赢得政治斗争胜利的大门，以继续贯彻以他的理想改造这个世界。

1967年初，随着文化大革命由初期的破四旧发展到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和对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揪出殃及一大批老干部。初期的红卫兵已被喻为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中央文革支持的“革命造反派”所代替，代表人物就是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大的聂元梓、北航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和北师大的谭厚兰，当年被誉为红卫兵五大领袖，代表组织就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1966年初夏出现的首批红卫兵，由于多是按照“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聚合的干部子弟，所谓“老子反动儿混蛋”是指非无产阶级出生，当初面向封（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造反，未曾想自己的老子成为革命的对象，也就有了与“三司”和中央文革的对立。自以“老红卫兵”相称区别于后来的造反派，作为各校的联盟成立了松散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

如同少先队的红领巾，当年的红卫兵标志用的是红袖章，用小黄字在袖章的上端显示不同的组织名称，名称的下面是大大的红卫兵三个黄字。因为最初清华附中成立红卫兵时尚处于非法，是用黑墨自己印，因此“联动”的袖章上仍沿用只有“红卫兵”三个黑字，以示与后来红卫兵的区别。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时，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老人家带上的红卫兵袖章就是黑字，也印证了这一历史背景。当“联动”被中央文革定为反动组织后，这张照片的再印刷，袖章上的黑字被修饰成黄色。

当“联动”被定性为反动组织后这袖章是不能公开带了，为了体现这一身份，部队大院的子女，流行穿老子的将校呢军装和松紧口的将校靴，因为这类制服做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产物已被淘汰出着装规定，老子已经用不上了，统一着装“国防绿”，两片红领章，以体现革命军队官兵一致。官兵的区别仅限于军官上装为四兜，士兵服为两上兜。地方上的干部子女一般穿蓝呢中山装外套咔叽布中山装。再加上一辆自行车，一把自行车钢丝锁卡在车把的两端，既可锁车又可用于打架。这套行头成为当时这伐人的物欲时尚，就如现在的高中生脖子上挂个MP3，耳朵里塞个耳机。当时还有一个时髦追求物就是12元一双的白色“回力”篮球鞋，而当年一个刚进工厂的学徒工的月工资是18元。

由于学校都处于停课闹革命的状态，我本该进入初中却一直滞留在小学“七年级”，自从跟着院里一帮中学生出去混了一次串联，也就熟了，除了每天要完成父亲留的作业——背诵毛主席著作或语录规定的章节，就无所事事了，赶上兴奋的时候，就凑个十几个人骑上自行车去大街上“招摇过市。家住得与司令员的小楼相临，就经常去他家找他的小儿子陈人康玩。在这拨人中其实当时只有强小魏的父亲受到冲击摘了红领章被打倒，每天去扫马路。他父亲原来是一个师的政委，文革前刚刚升职调到北京，按当时的规定军以下单位不开展文化革命只进行正面教育以保持基层部队的稳定，本可无事，未曾想升职、进京赶上此劫。陈人康的家被贴过大字报，造反派围攻过一、两次，没有受大的冲击。只是母亲在机关议论江青一些历史“臭事”，被人揭发以反革命论处当时被关押，因此陈人康的父亲在他家碰上几次，他母亲一直未见过。

陈人康的上将父亲一般白天不在家，平时只有厨师朱师傅和警卫员小黄及人康和他两个妹妹在家，因此他家成了我们的据点。事情的起因源于一次我们跳墙去隔壁的总后大院，见到院里的水泥垃圾箱被人涂写上“三司司令部”、“打倒三司”等字样。回来后不知是谁提议写些标语去贴，于是找来毛笔和纸写了一堆打倒三司、联动万岁之类口号的标语。这天晚上，人康和我一人一辆自行车，他大妹妹青青骑车带着莎莎顺着西翠路一路东去，青青和莎莎前头放哨，我居中负责往电线竿上刷糨糊，人康殿后贴标语。也是“斗争经验”不足，走到现在翠微路海军大院西门附近，当时还是沙石路，我刷完糨糊时，一个骑车的军人从我们身边骑过，警惕性挺高，大概我们当时行动鬼祟引起他注意就跳下车看我们，我们装出无所事事的样子僵持了一会，他就骑上车慢慢走，当人康刚贴上标语他掉头就回来，我们就跑，人康为了顾及他的两个妹妹而与那军人纠缠被捉获，当夜被送回工程兵保卫部。据说当时保卫部考虑到是司令员的儿子，不准备进一步处理。司令知道后到人康的房间里翻查，找到一本国家体委颁发的，写着我名字的“一级教练证书”。其实这原本是一本盖着国家体委大印的空白证书，自己在上面瞎写了一番。后来一次碰上陈司令的保健护士，当她得知我的大名：就是你呀！叫司令员想了一个多小时国家体委的哪个人叫这个名。司令员总怕自己的儿子与当时被扣上二月兵变的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有瓜葛给自己带来说不清的麻烦。并且做出把我们交公安机关处理的决定。于是第二天，我被从家里带走，与陈人康、罗洪标的儿子罗小忠、柴小革四人被送进了海淀公安分局的拘留所，后两人参与了写标语的过程。

大概自己还小，谈不上恐惧和害怕，拘留所牢房里没有任何东西，七、八个人席地而坐。只记得其中有一个在审讯时被穿了“和平衣”，实际上是一种衣服式的气囊，被审讯者不老实，穿上该衣往里打气，应该算是一种刑具。我们没有受什么皮肉之苦，只是提审了一次。第二天我们四人就被转到半步桥44号。

这是一个一眼看不到院墙的大院，建筑多是两、三层“米”字型平面布局的灰砖楼房，不同的是“铁窗”给人异样的感觉——每个窗户框都加有铁栏杆。这是一个很科学的设计，“米”字型平面的交叉点是进入楼内和上下楼层的唯一通道，中间是很大的天井，贯穿着所有楼层的中心空间，在任何一层的任何一点都可以监视和控制任何一层的人员出入活动。在天井空间一层与二层相接处用金属丝网将整个天井在此处上下隔断以防出现跳楼意外。每一层的回廊通过发射状的走廊进入不同的监区，走廊的两边是监舍。监舍九平方米大小，靠窗的一侧由离地30公分高搭成的通铺，一个木制尿桶构成监舍的全部配置。陈人康享受的档次比我们高，住的是“单间”，据说当时陈毅的儿子——陈小鲁也因为“联动”的案子在这一监区关押，还有人把他当作是陈毅的儿子来认定。我与罗小忠、柴小革关在一个囚室，因而在我的交往中曾有过“狱友”。  

第一次提审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

一是审讯官，这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布置，两张对置的办公桌，距办公桌约3米有一把单放的椅子，进去后很明白那是给我预备的。审讯者是个较瘦的青年人，高鼻梁，挺清秀，鼻孔毛有点超长而外露，成为明显的特征，一身当年蓝色的警服但没有红领章。第一句话是：我姓X（记不请了），是中央文革派来专门负责你们这个案子的……。到后来竟把一只脚盘在了椅子上，右手在扣脚指头、记录书写和扣鼻孔三个动作上连续循环。总体的气氛是平和的。最后结束时在审讯记录上要摁手印，包括内页中所有涂改处。二是知道了审讯记录专用纸全国统一的黑色划横条格式，后来一见到这种纸书写的东西，就知道来源于公安或司法有某种联系。

在看守中有一个叫肖德兵（音）的，白天当班时总是喜欢把我们的牢门打开，拿把椅子坐在门口与我们聊天，感觉人很和蔼。直到周总理在接见我们时讲到：有人说家里不要你们怎么办，家里不要国家要，你们是革命的接班人嘛。这才意识到这种聊天的内容都是被汇报上去的。因为我们与肖德兵聊的时候我曾说过：进了监狱，这家里会不会不要我们了。

监狱里每天是早八点、下午四点两顿饭，送饭的也是犯人，两个大木桶，一桶是大锅菜，一桶是窝头，每个人进去一报到就发一个饭盆和一双筷子。一勺菜两个窝头，的的确确是缺少油水和量不足以撑起肚子，每天是吃完八点的就等下午四点，最盼的是星期天的那顿，能见到几片肉。每天最用心的是听那送饭的木桶搬动和勺子磕碰木桶帮的声音与一间一间依次开牢门的声音，根据声音的远近判断饭送到几号了，急切地等待着自己牢门的开门声。等我们打饭时如果是肖德兵当班，他总要对送饭的说一声：多给点。于是窝头是有数的，菜却给得是满满的。后来再也没有找到过窝头这种如此香甜的感觉，特别是与蒸布接触的那层粘粘的，总是先把这一层吃掉。三、四月份大概是菠菜的季节，几乎天天是菠菜，拉出来的也是“绿色”，监室里每天给送一份“人民日报”供学习用，这一天有关于当时美国国务卿“汉佛莱”的新闻标题，罗小忠大概是条件反射的原因竟念成了“汉菠菜”。

隔个两、三天就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到院子里去“溜圈”，术语就是“放风”。囚室里的窗户都是正常的标准尺寸，虽然有铁栏杆，却不缺阳光，隔着铁窗看蓝天才感受到最基本的人身自由是什么。晚上是长明灯，以便看守可从门上的观察窗随时窃视。

听肖德兵讲，这里还关押着一批国民党的战犯。从一些回忆录看到杜律明、范汉杰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战犯当时关押在北京的“功德林”，是不是指这里，没有考证。

一日复一日，度日如年的日子从3月初到4月22日傍晚，我们被叫出牢房，陈人康和另外两、三个人也被提出牢房，其它监区也陆续走出人来，汇集到院里的灯光篮球场，有100多人，从装束和神态就可以猜出都是“联动案”的同类。有管教人员指挥我们排队集合，乱糟糟的“囚徒”队伍动得很慢，这管教竟说道：你们还是联合行动委员会呢！这队都站不起来。然后是点名，记得有一个女的，身着一身黄色旧军装，大概户口上的名字叫康小燕，自己改叫了一个革命色彩的名字——康×（记不清了），管教人员对着她连点了三次“康小燕”，她就是双手插裤兜不理不应，最后管教无奈一声“康×”，她立马一声干脆的“到”。我们被引上几辆早已等待的大轿车，一人一座，警察们倒是站着把通道塞得满满的，我们似乎成了上宾。

  车驶出监狱的大门，那时的晚上九点，长安街上的行人已很少，很静，宽阔的马路，汽车轮胎与路面摩擦发出的声音格外的清脆，那时的北京还是个“节能型”城市，霓虹灯是资本主义灯红酒绿的象征，只能在描述西方社会或旧中国大上海的电影中见识“光”的五颜六色，六十年代有部电影名字叫“霓虹灯下的哨兵”就印证了那“革命年代”的这一基本论点，再说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下，无完整意义上的商品生产，也就没有品牌和市场的竞争，也就不会有霓虹灯的商业化社会内在的推动力。黄色的热光源灯光的路灯显得有些昏暗。大概是在高墙内呆得太久，望着车窗外的夜幕街景和拂面吹来的熙熙和风，有一种对自由的莫明渴悟悠然而升，这是我对长安街留下最深的几次印象之一，源于对大墙内外的人身自由的感悟。其实当我们看到三十多年后的长安街：来自“老资”的国际知名品牌耗资百万、千万的巨型商业广告，当中国的发展接纳世界的潮流，时代的浪潮冲进中国的国门，再来回顾当年，其实被禁锢的是我们整个民族和它的思维。      

我们这辆车上不知是谁倡议：“哥们，好久没有闻到这自由的空气了，我们唱首歌吧。”响应踊跃，于是有人带头众人随唱起：“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这是一首火药味实足，文革初期出自老红卫兵的歌曲，也成为后来“联动”的“会”歌。同车站立的干警着急了：你们别唱了，今晚三司的人正到处找你们呢！把你们截住就麻烦了。直到这时我们也不知道今天到底要把我们拉倒哪里去，于是又进入沉默。

从长安街拐向人民大会堂西门的路上就见到大会堂西门围着很多的人，黑压压的一片，在灯光下的人影可以看出挥拳的、呼喊的，群情激奋，准确的新闻用词应该是——围攻人民大会堂。我们车上的公安人员骚动了起来，有人指挥车队围着人民大会堂绕行继续往前开。正在围攻的人有人发现了这个车队，有招呼者组织追逐，人民大会堂真大，这些人被远远的抛在后面。我们的车队由西门绕到南门，直接开上车通道停在大门前，下车、鱼贯而入，听公安的说：那帮人就是截你们，是“三司”的，听到今天中央首长接见你们的消息专门在这儿等的。

进了人民大会堂，我们如进了迷宫般被人引领穿梭在灯火辉煌的厅、堂、廊之间，应该是又回到西门的一侧，当时的人民大会堂内，以每一个省、市名命名一个厅，我们进入一个长方形的会议厅，是什么厅当时没注意，前面是长长的一排面向大厅的会议桌，应该属于首长席或主席台，背后就是供首长直接出入的高大的门。厅内是一排一排面向首长席的窄长条桌和用皮包裹椅面、椅背的木椅，约有十排。我们进去的时候，已有先到的，依次顺序入座，当时往前数了数，我们四个在第五排。先到的和后进的有相互认识的，于是听到最多的招呼是：“哥们！什么时候进的，关哪了？”，从互问中看出这都是因“联动”案被关押在北京市局或各区分局的，有100多人，其中有许多人是在4月10日在颐和园组织的一次联动大型活动中被抓捕的。

  对会议厅内右侧墙上的一副巨画印象很深，中心部位是大片的空白，在构图中寓意的一片宽阔的水库水面，四周群山竣岭围绕，水电大坝、竣岭巅上蜿蜒的古长城，采用的是中国画写意构图和白描的手法，但线描并非是以墨在宣纸上挥就，大概是金属浇注成型并涂黑，粘贴到画板上的，从属性上讲应该算是工艺品。

  首长席后的大门被人打开，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依次进来，人们起立，鼓掌，有人喊起毛主席万岁。看到周恩来的第一印象至今难忘——非凡，脸上透着红晕（那种酒后才应该有的），两眼俊俊有神，使人感到具有穿透和洞察一切的自然威慑，一种特有的气质令人自然尊崇。不用介绍，周总理就可以成为任何场所的中心人物。

总理用双手示意大家坐下，宣布（大意）说：过去毛主席以为抓的是少数联动头目，现在看到抓了那么多，有的年纪也很小，指示全部释放。随后会议变成交谈式的，中心话题是毛主席指示——放人、出去后你们可以继续进行组织活动等等。陈伯达、江青等说的什么，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陈伯达浓重的地方方言都是通过王力翻译后才明白他讲的是什么。江青是携着第一夫人的资本，带着鼻颤音的尖声奶气和娇、骄兼顾的做作。

总理说：有人怕家里不要你们，家里不要国家要，你们是革命的接班人吗？这时在我的潜意识里想到了我与肖德兵的话题，原来看守还负有思想监视的职责。

总理点了几个人名，被点的一一站起，其中有联动的“头”北大附中的牛皖平，印象最深的当属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儿子董良鬲。总理问：董良鬲来了吗？与我同排间隔四、五个人的位子站起一个人带着抽泣道：来了。总理说：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你在中南海门前骂解放军战士为什么抓联动，这样对解放军是不对的，我没有教育好你。

从人民大会堂出来我们回到半步桥44号，度过大狱中的最后一夜。第二天上午，按照不同的方向公安局用几辆车把人分送回家。送我们的是辆美国中吉普，一路放人，相互拥抱告别，信誓旦旦要接着干。其实只是说说而已，没有根本的目的和利益，只是被当时的革命愚弄后的一种盲目反应，所谓的老红卫兵也就自然偃旗息鼓。到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进厨房清剿剩饭。

出来后回了趟自己还没有毕业的小学，有老师告诉我说：中央文革来人调查过你，询问你最近的情况。68年回上海的时候大表姐拿出一张珍藏的红卫兵小报，上面有一篇“四个联动小头目落网”的报道：陈士榘的小儿子与三个联动小头目被捕，毛主席给陈士榘的批示：“大义灭亲，很好”，陈人康后来回忆说：出来后父亲与他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到了对毛主席的惊动，这辈子还真算干过一件惊动大驾的事。

其实我们与“联动”并没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一般都是“老三届”的学生，而我们四人，两个是“育英中学”的初一学生，罗小忠和我一样，还是个“十一学校”毕不了业的小学生。充其量属于赤卫队、还乡团、土八路、游击队非正规军等级的 “土联动”，扎眼的是：当“联动”被取缔和镇压，成为强弩之末之势时，我们“不识时务”地跳了出来，逆流而动，于是有了这段“泥沙俱下”的故事。

  大概一年后，中央文革左派大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在接见我们后的第二年被送进了监狱；三年后陈伯达也进了监狱；九年后江青亦翻船进了监狱。当然享受的档次也是中央级的——秦城监狱。

再次进入人民大会堂是20年后的1987年，面临着世界现代经济的巨大冲击、融合和自我改革，也就有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姗姗迈步的中国。工厂由产品生产进入了商品生产，由计划调拨进入了市场销售，广告的概念和职责进入了企业经营的范畴。受中国国际广告公司的邀请，参加“中国第三世界国际广告大会”，这是一种集研讨会和商务展示相结合的大型商务活动。大会是在大会堂内召开的，参加会议的代表远远撑不起会堂内的巨大空间而显得稀稀拉拉。印象最深的是当会议主持宣布请人大委员长万里讲话，万里从主席台右侧出来走向台中的讲话台时，毕竟年高而步履姗姗，有服务员要扶他同行，万里甩袖拒绝，面露愠色。

会期三天，靠一张带相片的胸卡进进出出，空余时在大会堂的几个开放区转了转，宴会厅在主席台的正前下方是一张比别的桌子大的桌子，以体现整个宴会主桌的地位，宴会厅的桌子由于撤去了桌布露出了本色，桌面坑凹不平且掉色却从中看到勤俭的本色，我着实有点吃惊。

当时的国家邮电部针对这次大会出版了一套特种邮票和首日封，在会上发行时着实挤抢了一番，为大会发行的特种邮票，首日封、盖销的是会议召开地北京人民大会堂邮电所当日的邮戳，应该有收藏价值。我把它给了集邮的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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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网易博友233
联动的红袖章是不印字的。因为有老兵是有红卫兵和红旗两派的，之所以起联合行动的名字也含有合作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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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2008-03-04 03:26
网易博友62
这段文字是对江青那篇著名讲话的佐证。那个年代的人都会存有记忆，总理还讲到了八旗子弟，讲到自己家庭。转眼间四十年过去了，楼主也是五张以上的人了，保重自己，珍惜生命，好自为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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