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评一篇文革口述史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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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一篇文革口述史访谈录

一年以前，《凯迪社区·猫眼看人》发表一篇千山暮《关于文革的一篇口述史访谈》，被访谈者或称当事人在文革开始时是一位19岁的安徽芜湖的高中生，是“黑五类”，因为父亲的右派分子身份。

文革“刚刚开始爆发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一片惊惶，知道政治运动又开始了，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灾难和厄运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来。所以整个的家庭，包括我本人，我们的亲属朋友，几乎都是陷于一种恐怖当中。”这是很多家庭的体验：极端的恐惧。

他父亲当年被划为右派：“1958年5月18 号，我的父亲就和安徽省的一万八千多名知识份子一起在同一个夜晚被逮捕了。第二天早晨，当我知道父亲被抓走的时候，来到学校里，那个时候我小学四年级。我们一个班只有四十来个学生，几乎有十多个同学的父亲或母亲被逮捕。”这种恐怖大概只有斯大林的肃反和希特勒的反犹才能相比。

作者分析当年的统治手段：除了恐惧以外，“另外一种就是靠分化人民制造的，把人民中的一部分当成统治阶级，当然是虚伪的，另一部分是被统治阶级。”说的很对。

作者进京串联返回时在北京火车站所见：“火车站的广场上面，全部是一片花头啊。男的，头发被剃光，女的，被剃成阴阳头，脸上冒血的，身上冒血的，到处都有，孩子被打得，吓得惊慌直叫的，满广场都是。红卫兵们，北京的高干子弟们，穿着军装，带着红袖标，手里拿着皮鞭，可以在他们身上任意地抽来抽去。后来知道，这一批人的总数有四千，干什么呢？把他们遣返原籍，送回老家，接受贫下中农改造。”我所见当时途径北京火车站的人在回忆录中所描述的场景都很类似，没人见“西纠”在那里制止打人。而且，那些打人的高干子弟，应该就是西纠。

“有人认为有两个文革，一个共产党的文革，一个人民文革，我曾经在一个大会上问他们，你们当时对地富反坏右的态度是什么，对毛泽东天天搞阶级斗争的要求做了没有，如果做了，那么，你们的文革是不包括地富反坏右这些人民之外的分子的。如果有人民文革，那么，你们的领袖是谁，发动者是谁，理论是什么？过程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如果把毛泽东发布16条以后的造反叫做人民文革，那么，你们的领袖还是毛泽东。没有人能回答我。这是笑话么，人民有权发动一场文革的话，也就没有文革了。”我是持“两个文革”观点的，但是认为共产党文革和人民文革的称呼不准确。这个课题比较复杂，另文讨论，只说和地富反坏右的关系。造反派和保守派对地富反坏右的态度有区别。造反派经常被攻击为和地富反坏右站在一起或者就是地富反坏右，而且经常被捆绑在一起遭到屠杀。造反派队伍不包含地富反坏右分子，但是包含一些“摘帽右派”和很多其他出身不好的人。周伦佐说在他们那里（西南）造反派主要是“黑五类”在起作用。文革中的右派翻案应包含在“人民文革”（我对这个词有保留）之中。很多右派拥护造反派，部分原因后面再说。

“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觉醒，是从林彪事件开始的，这是文革十年当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但是，人们也认为主要是坏人当道，被斗争打倒的人，刘少奇，朱老总，陈毅外交部长都是好人，其实这一批人，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挨了整，他们在文革之前的所有政治运动中，都是打人和整人的。但那是后来了，当时对他们还没有觉醒，包括我本人。”这个分析很到位。但这位当事人不是文革研究者，知道的事不够全面。其实这几位领导人在文革中也是整人的，不比毛泽东更仁慈。

最后的总结：“海外，西方学界都认为文革是中共统治中最黑暗的岁月，我要承认的是，那种公开的，疯狂的，残酷的杀戮和迫害，是1949年以后最厉害的。但是，一个数字可以告诉我，在毛泽东统治的28年里面，前17年，文革前的17年，他杀害中国人民六千万。文化大革命，杀死，打伤是两千万。前17年里，凡是地富反坏右子女，都必须被强迫他们自己是反动的，整个思想，心灵，灵魂都是被扭曲的。文化大革命，反而在某种意义上，使这部分人获得了解脱和解放。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当中，曾经整人，害人的共产党干部，他们自己也倒了霉，他们百分之九十五都倒了霉。刘少奇都是反革命，那么，反革命，坏份子，右派，这些帽子的压力反而减轻了。所以，文化大革命，它有一个客观效果，表面上，它的轰轰烈烈的杀人镇压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它对中国人民的迫害，从肉体到精神，远不如前十七年。而且，它扩大了“反革命”的阵营，在全中国，把那么多的共产党的干部都变成了反革命，因此，它使人民在心理上的承受力，变得前所未有地强了。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在度过了1966年的那个残酷的夏天之后，我们的心情，比文革前17年，比父亲被打成右派的时候，感觉反而还轻松了一点。为什么？举目一望，人人反革命。文化大革命当中，许许多多曾经整人害人的共产党干部跟我住在同一个牛棚里，跟我一道受批斗，我胆子都比原来大啊。所以文化大革命在客观上，其实是后来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前身。它使（对）毛泽东的迷信破产了，它使对共产党的信仰动摇了，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跟文革前十七年相比，反而变轻了。所以1979年，邓小平为了收拾人心，进行平反的时候，你发现，平反的都是文革前十七年的。57 年反右，什么三反五反，59年反右倾，64年什么四清运动，主要是这些。海外西方学者不了解中国，他们真的不了解中国。”

这段说得很深刻，虽然一些词句过分了一些。它道出了很多类似右派分子这种传统“阶级敌人”当时的心境。我在六年前开博的第一篇文章《穿裤子的历史》也谈过这个问题。这就是历史的诡异之处。

其实，当事人可以根据简单的逻辑再进一步，分析起这种客观作用的，并不是文革整体。他本人和家庭只在“红八月”间很压抑，后来就相对轻松了。反之，很多“黑五类”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中被进一步迫害甚至被杀害。所以，“反革命”在类别上“扩大化”因而引起阶级敌人队伍“稀释”的主要是在1966年底到1967年某个时间段，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期间的造反运动。如果做这种分析，就会向“两个文革”论进了一步。

转自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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