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我为什么编辑《李锐1975-1979家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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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编辑《李锐1975-1979家信集》

李南央


1959年9月，身为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秘书的父亲李锐，从庐山下来后，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分子”，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发送北大荒劳动改造。1961年11月，在好友田家英的救助下，父亲回到北京，得免葬身北大荒之灭顶之灾。一周后父母离婚。两年后，在京没有等到甄别、启用的父亲，又被流放到安徽大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当文化教员。开始，我和父亲还偶有通信。后来为了争取入团，便和父亲划清了界限，不再联系。

1967年，文化大革命仍在高潮之中。北京的中学都派驻了军宣队，有一段时间学生集体住在教室，由军人对学生实施军训和领导学校教育革命。5月的一天，从学校回家，意外地见到了从大别山到北京取仍存放在我们住所北屋东西的父亲。那时父母离婚已经6年，我没有见到他也已经3年多了。我在《长长短短谈父亲》一文中记述了那次与父亲的见面(注1)。此后十二年，父亲似乎从人间蒸发掉了，全无消息。但是，他的阴影从未离开过我须臾。我冲啊，撞啊，拼命地干啊，干得一般的男孩子都干不过我。可我始终挣扎不出那个巨大的、无边无际地罩在头顶的黑影。我曾经被车间的师傅们推荐过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可是报到厂里，领导一句话：“这样出身的人，怎么可以考虑？！”就被刷了下来。在得知上大学梦想破灭的那一晚，我沿着塬底（注2）转啊，转啊，感到一种彻透心肺的绝望：命运为什么对我如此不公，让我有了这样一个父亲！

很多与我同时代的人，是在1971年林彪事件后就开始有所警醒。我要晚得多。直到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后才彻底觉悟，想到：莫非父亲早就看出毛泽东的错误？由此萌生出要寻找父亲寻求答案的强烈愿望。但是“四五”天安门事件后的政治压力是巨大的，我只能思考而不敢贸然行动。1978年3月12日，父亲的形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那天的报纸刊登了一篇纪念周恩来总理的文章，附有一张照片，我的父亲就站在总理的身后。虽然只露出半个脸，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那一瞬间我几乎要窒息了。我将照片指给悌忠看，那种激动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我们决定开始行动。

我一直想把这以后发生的事情写出来，写我如何寻找到大姑姑李琬华，如何见到父亲；写我如何进京见到胡耀邦，如何再次进京同二姑姑李英华一起叩开一个又一个高官的家门；写父亲的平反过程如何一波三折，直至终见天日。却一直苦于不知如何下笔才能翔实地写好。时光渐渐远去，当时的许多情节越来越模糊了。但是我们一家人在那一年心怀希冀，如履薄冰、如临深壑，一路战战兢兢走过的日日夜夜的心历路程却从未从记忆中逝去。那时中国大陆有过千千万万个同我们一样的家庭和个人，浩劫之后，等待阳光照进自己的生活，那充满泪水和期盼，情感大跌大起的难熬时光是大家所共有的。写下这段历史的责任从未从我的肩上卸下。

偶然看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及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徐珏先生的论文《首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看中国的媒体政策》，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从治史的角度看，第一手资料的珍贵永远无法被回忆录等取代。”读后不觉豁然开朗：再怎么高明的笔，也无法留给后人一段真实、完整的历史记录。更何况我不是一个文章高手，又如何能写得好呢。而我当年保留下了父亲写给我们的所有信件，并从陕西带到北京，在北京随我几次迁居，最后带到美国，它们绝对是“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可惜的是，我和两个姑姑寄给父亲的那些信，以及大姑姑整理好送还给父亲的他写给她的信，仅在父亲书房杂乱堆积的文件山中刨出了不多的几封。所幸，二姑爹去世后，二表哥王力丰从瑞典带回了他的母亲珍藏的我父亲出秦城监狱回到大别山，直至平反复出期间写给她的信件和申诉材料。大姑姑家的大表姐唐承安为我找到了一些当年我写给他们的信。

我和悌忠用了一年的时间，把这些信件汇在一起，整理出来，就成了现在这本集子。这些原始资料是我的父亲经过20年放逐、囚禁、闲置，在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中与家人一起奋力挣出谷底，做一个正常的、有尊严的自由人的真实记录。虽不能说一叶显秋色全貌，但我认为这些文字确实可以作为那些有心于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贤人的珍贵史料。并且希望有一天这个集子会成为李慎之先生所呼吁的公民教育之教材的阅读参考资料，让更多的后来人知道，在他们居住的这片土地上曾经出现过怎样的荒谬和悲哀。我们可以有各种理由理解那段历史中发生的事情和原谅当事人们的行径，但我们决不可以忘记。以史为鉴，方知兴衰！

父亲在1977年1月6日写给我的二姑姑的一封信中提到了他的一副自制挽联和横批：人间何处求公道，天下无人问是非。死不瞑目。从这本集子里读者可以看到，曾为共产党高级干部的李锐的平反之路尚且如此艰难、崎岖，普通百姓更奈何乎？但愿中国人苦寻“青天大老爷”的时代永不复返，“宪政开张”航船之桅杆不久可现天际。

2005年11月3日

注1：《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书收集了此文。但文章中的记述有误，将时间错记成66年的8、9月间。看过父亲的信（见本书207页），仔细回想，父亲的记忆应该是准确的。


注2：我所在的陕西汽车制造厂建在秦岭脚下的一条山沟里，两面是塬（一种陕西特有的地貌，从下面看以为是山，待爬上去，方知是方圆可达数平方公里的平
原），沟底通向秦岭，诸葛亮仙逝之地——五丈塬，斜抹过沟口。


《云天孤雁待春还——李锐1975—1979家信集》


书信作者：李锐、李婉华、李英华、李南央等


李南央编，美国溪流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www.fellows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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