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1986年，为什么“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不能写进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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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为什么“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不能写进决议？


作者：徐庆全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


1986年，围绕一份重要文件的起草，党内有过一场很激烈的争论。焦点之一，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该不该写进“精神文明决议”。

看上去，是一个提法该不该写进中央文件；往深处看，却是一次不小的政治分歧。

胡（耀邦，以下简称胡）一向给人的印象，是温和，是宽厚，是肯听人说话。可在这件事上，他少见地强硬。他不肯退，不但不退，还与赵（紫阳，下文简称赵）联名上书，直陈利害。

这不是一般的文字修改。这背后，是对中国国情的不同判断，是对改革方向的不同理解。

事情发生在1986年，离今天已经很远了。可回头看，那些争论，那些话头，那些人心起伏，依旧能叫人听见时代的回声。

少见的联名上书

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份文件，主持起草的人，是时任中央总书记胡。  

多年后，这段往事被重新提起，是郝怀明的文章《耀邦同志指导我们起草中央文件》。

郝怀明当年就在起草组。他的回忆平实，材料却很扎实。文章里最让人印象深的，不是某个细节，而是胡耀邦的态度。

世人都知道，胡耀邦素来温和。可这一次，他却很硬。硬在哪里？就硬在一句话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能提“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也同意胡的意见。他们两人联名，几经修改，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递交了一封信。

这封信的核心意思，大致有三层：

第一，十二大报告当年采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并没有经过充分推敲。后来发现，这种表述并不准确。再加上一些同志解释不当，在党内和社会上都造成了误解。

第二，精神文明建设当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但不用“共产主义为核心”这个提法，也完全可以把这个精神表达出来。同时，还能避免不必要的误解。

第三，过去文件中的提法，即便出自党代会报告，也不是不能调整。事业发展了，认识深化了，表述也可以更新。这并不存在什么“前后不衔接”的问题。

这封信送上去后，邓小平表示赞同。最终，《决议》没有采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表述。

放在当年的政治语境里看，这件事分量极重。胡和赵联名给常委写信，专门为一种提法据理力争，这并不多见。

不多见，恰恰说明事情不小。也说明围绕这个提法，当时的争论到底有多激烈。

所谓“没有很好地推敲”

这场争论，表面上看，是某个提法写不写。往深处看，是当年主张改革的一派，同思想较为保守的一派之间的一次激烈争论。这是田纪云回忆这段往事的结论。

胡和赵在信里说，十二大报告采用这个提法时，“没有很好地推敲”。这话不是随口说的。它背后，其实牵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到底处在社会主义的什么阶段？

这个问题，在当时并不是小问题。它关系到怎么看改革，怎么看市场，怎么看精神文明建设，甚至关系到怎么看整个社会主义建设。

在粉碎“四人帮”以前，党内长期沿用一种看法。那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始终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始终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再往前一步推，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从取得政权开始，一直到实现共产主义，整个过程都还是“过渡时期”。既然是过渡时期，就要长期强调阶级斗争。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逻辑，也就由此生发出来。

“文 革”十年的理论根子，很大程度上就在这里。

粉碎“四人帮”之后，经济学界开始反思。有人提出两个重要判断：

第一，从取得政权到实现共产主义，中间应当有不同发展阶段，不能笼统看成一个完整的过渡时期。第二，中国当时所处的现实阶段，是一种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这个认识，后来被写进了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然，文件用的是相对谨慎的表述——“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但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胡非常重视这一点。他认为，认识中国国情，必须从这里出发。

起草十二大报告时，于光远就提出，应该明确写上：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胡一听，立刻赞成：“很好，应该写。”

可问题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看。

一些人仍然守着旧框架。他们认为，既然已经建立社会主义，那就等于进入了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按这个逻辑往下走，结论就会很自然：

不需要全面改革，调整一下就够了；要坚持计划经济，不必谈市场机制；精神文明建设，当然也该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

所以，报告中，胡乔木虽然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句话保留下来，却用大量篇幅去讲“共产主义思想体系”。

于是，在精神文明建设那一部分，通篇都是“共产主义”。什么“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运动”，什么“我国已经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期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什么“共产主义思想和实践早已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甚至还有“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包含着共产主义，都离不了共产主义”这样的表述。

问题也就在这里。

“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其实不是同一个概念。可在报告里，这两套说法混在了一起。逻辑上并不严密，甚至可以说前后相互冲撞。

胡不是没看出来。他看出来了。但在当时，他觉得这些话空泛是空泛，终究还是理论表述问题。再加上对胡乔木等人的尊重，也就没有硬删。

大会期间，也有代表提意见。有人主张坚持“双百”方针，强调实事求是，不要空喊口号。但这些声音，最后没有被充分吸收。

后来胡赵联名信里那句“没有很好地推敲就采用了”，说的其实就是这段背景。

“共产主义就在脚下”？

如果说十二大报告里只是埋下了种子，那么后来宣传系统的不断拔高，就让这套说法越走越远了。

十二大报告还在起草中，邓力群就向宣传干部打招呼，说这次报告的主线是共产主义。

十二大结束后，他又强调，学习宣传十二大，必须突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接着，中宣部发了纲领性文章《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还准备出小册子，胡乔木甚至准备拟一百个题目。

邓力群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十二大前后，他几次讲话，中心都是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1983年3月1日，中宣部又发了一个《研究提纲》，题目叫《共产主义实践活动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这份提纲里，话说得更满。表达的意思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发展到“建设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阶段”。共产主义是一座宏伟的大厦，中国已经不是站在门外，而是已经进了门。所以，进行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对中国人民来说，已经不是一种理想，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今天读来，难免叫人失笑。可在当年，这些话不是闲笔，而是正经宣传。

问题是，十二大的主旨，本来是邓小平讲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胡讲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可宣传口硬是把重心往“共产主义”上带。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精神文明建设被说得越来越高，越来越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剩下的，多半只是口号。

老革命温济泽当时就很困惑。他说，自己听过胡乔木讲，要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还说“共产主义曙光已经冒出地平线”。甚至有人传，说“共产主义就在脚下”。

可当他把这些话传达给学生时，学生反问：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这个样子，怎么就到了要批判“渺茫论”的地步？

这话问得并不尖刻，却一下子戳中了问题的实质。

脱离现实的高调宣传，最后带来的，只能是反感。大话越来越多，空话越来越响。“左”的思潮也随之抬头。再加上“清除精神污染”那一阵风，搞得不少人心里发紧。

对政治思想教育，社会上开始出现一种明显的情绪：厌烦，不信，甚至有些鄙视。

胡对这种倾向，其实一直是警惕的。

邓力群自己也回忆过一件小事。有一次，共青团开会请他去作报告。他讲的是《中国青年的道路：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结果《中国青年报》把他的讲话放在很不显眼的位置，字号很小，还分几天才登完。

邓力群当时心里很不舒服。他怀疑，这是团中央的态度，还是胡的态度？后来他自己也猜，多半是胡有意作了“淡化处理”。

这也正说明，胡早就意识到：如果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句话不断往外推、往高处讲，误解只会越来越多。

问题摊开了

1986年，机会到了。  

7月25日，胡主持起草组，把《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征求意见稿发了下去。  

8月5日，邓力群和书记处研究室递交书面意见。意思很清楚：这个稿子，对十二大以来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原有精神”，体现得不够。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一句：为什么不强调“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

8月9日，北戴河。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第三稿。  

大多数人觉得，这个稿子不错。邓力群却作了长篇发言。归纳起来，还是两层意思：

一，和十二大文件不够衔接；二，对这些年来“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等经验反映不够。

谁都听得出来，他要加重的，还是那套熟悉的东西。

但会场上，似乎没有人附和他。相反，有人明确表示：文件可以注意延续性，但没必要把过去的话照搬一遍。新形势，总得有新说法。

第二天，也就是8月10日上午，胡专门召集起草组，集中谈“核心”问题。

这一次，他讲得很重。

他说：“‘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建设精神文明，这个问题不争清楚，‘左’的东西就会从这里来。”

接着又问：“全国人民怎么能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

他说，四项基本原则是指导工作的，不是拿来天天当口号念的。如果什么都要上纲到那个高度，思想就没法解放。

说到后来，胡耀邦情绪明显激动起来。他说，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的科学武器。除此之外，没有现成药方。

马克思主义给我们的，是立场、观点和方法。至于社会主义究竟怎么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留下现成模板。马克思也只是对某些规律作过设想。如果把这些设想当成一成不变的答案，那就不是理解马克思，而是在强加于他。

他说得很直：“社会主义在实践，靠我们去创造。”

这句话，很关键。它不只是针对一个提法。它其实是在讲一个根本态度：面对现实，不要迷信现成答案，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8月12日晚，胡耀邦又召集在北戴河的几位书记处书记开会。大家意见一致，都认为修改后的稿子可以提交政治局审议。  

8月13日，政治局审议稿印出。邓小平批示：“同意。没有意见。”李先念也表示同意。8月16日，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  

事情似乎已经定了，但邓力群并没有停。

分歧公开

8月之后，邓力群和研究室的人又对稿子逐字逐句推敲，重新搞出一份书面修改意见。  

9月7日，这份意见被分送政治局常委。邓力群还附了一封信。信里的意思还是那句话：现在的稿子虽然比之前好一些，但对十二大以来的精神，体现得还是不够。如果这次不再强调，后果会很严重。  

他修改后的稿子里，大段引述十二大报告，突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同时加重“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长期存在”的色彩。还强调要对资本主义思想进行坚决斗争。

最扎眼的，是又加上了一句：“在我国有过资本主义剥削的历史，如果搞得不好，是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的。”

胡看完，马上明白了。分歧已经没有遮掩。焦点只有一个：到底要不要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重新塞回文件里。

如果这个问题不说透，文件就很难顺利通过。更重要的是，今后实际工作中，“左”的干扰也很难消停。

胡这才决定，要写一封信系统阐述意见。

起草组先草拟了一稿，他不满意。中办又写了一稿，他仍觉得太平，太套，不能切中问题。最后，他干脆亲自动笔。

写完之后，送赵看。赵完全赞成，还提了些修改意见，并建议联名上报。

9月14日，这封信送到了常委会。

邓小平先看了邓力群那份修改稿。看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那句，直接圈掉。再看胡和赵的联名信，批示很明确：同意。

小平拍板

这场争论的关键时刻，是9月中旬。

据田纪云后来披露，9月15日，胡向邓小平汇报情况。他说，邓力群的修改稿已经发给很多人。而且外面有人放风，说那份稿子是邓小平同意的。有些人恐怕是想借这件事，把争论闹大。

邓小平听后，回答得很直接：“不要紧。实在要挑明就挑明。可以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紧接着，他又说了一句非常重的话：“某某的修改稿打的是我的牌子，实际是想把我拉向‘左’，这个不能听。”

这句话，分量极重。等于把问题一下子定了性。

邓小平还说，现行路线不能动摇。我们的政策，总体上还是要放，不是要收。有些怪论，不必理会。翻不了天。

胡回来后，把这个精神传达给起草组。他说：不能左也怕，右也怕。要走我们自己的路。“吾爱吾师，更爱真理。”这个问题不解决，什么都干不成。

不久后，邓小平又单独找邓力群谈话。谈话很尖锐。

邓力群还是坚持，最好保留十二大的提法。邓小平则指着稿子里关于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的部分说：“这不是讲了共产主义吗？”

邓力群还想争，说那只是讲共产党员的理想，不是讲整个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回了一句：“有一个地方讲就行了。”

再往下谈，邓力群又为“资本主义复辟可能”的那句辩护。邓小平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这些意见，一条条拆开看，似乎都不错；可合起来，就会给人造成一个印象——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针和政策变了。

最后，邓小平把话挑明：“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

这句话，已经没有回旋余地。

邓力群后来回忆说，这次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言辞之尖锐，是他一生中少有的。虽然他又补了一句，说气氛并不紧张。但读者都看得出来，这场谈话绝不轻松。

而在另一边，胡耀邦也曾感慨：自己是“左右夹攻”。他说，党内办事，应该讲是非，不讲关系，不看脸色。如果只讲关系、只看脸色，党就会有危险。

这几句话，既是感叹，也是自白。

四条理由

到了这个时候，事情其实已经定了。

9月19日，胡主持修改《简要说明》，专门解释：为什么《决议》不再沿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  

理由一共四条。

第一，容易引起误解。这个提法太笼统。不同的人会作不同理解。一旦理解偏了，就会和现实政策发生冲突。

第二，同现行政策特别是经济改革不相适应。既然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必须承认商品经济、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的合理性。若仍然用一种过高、过满的口号来统领精神文明建设，难免和改革现实打架。

第三，要求全民都按共产主义思想来把握精神文明，既做不到，也容易助长错误倾向。人民有先进有后进，有党员有群众，有不同地区、不同经历。如果一刀切地提高标准，最后只会流于空话。

第四，不利于团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这样的提法，容易让他们感到距离，也不利于祖国统一大局。

这四条理由，说得很实，也很稳。

后来，胡还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作了进一步说明。他特别讲清楚了几个问题：

第一，概念必须分清。共产主义，可以指一种最高社会形态，也可以指一种科学理论，还可以指一种道德理想。这些层次不能混为一谈。

第二，删掉这句话，不等于放弃最高理想。《决议》照样明确讲了共产主义是党的最高理想。也照样提倡先进分子讲共产主义道德。

第三，党代会文件中的提法，不是永远不能调整。只要实践发展了，认识深化了，就可以改。这并不违背原则。

第四，程序上非常慎重。正因为问题重大，他和赵紫阳才郑重其事地联名向常委会报告。

这些说明一出，事情就更清楚了。

9月2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与会者普遍认为，这是一份好文件，而且比前几稿都好。好就好在，它把精神文明建设同改革实际更紧地联系了起来。  

会议一致通过，提请六中全会审议。至此，争论告一段落。

可惜的是，这份《决议》通过后三个多月，胡就下台了。

回头再看这段历史，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当年为了这个提法，争得那样厉害。会上会下，信来信往，几乎寸步不让。可到了后来，很多曾经针锋相对的话语，已经悄悄退出了主流叙述。

历史就是这样。有时轰轰烈烈，有时却在不声不响之间，改变了方向。可那些争论，那些分寸，那些硬碰硬的时刻，依旧能让人看见时代的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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