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史学革命”中的翦伯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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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革命”中的翦伯赞

李怀印

“史学革命”始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于1958年3月11日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上的一次讲话。在那次讲话中，陈抱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知识分子只对古代问题感兴趣，导致“脱离革命现实的”的繁琐主义研究，另一个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大和傲慢，尤其是他们对工人阶级、劳动群众和高级共产党干部的蔑视。陈提议，在人文社会科学来一场“大跃进”，以抑制这两个趋势；其方法有两种。一是“厚今薄古”，让学者们把主要精力转移到现代或当代问题研究上。二是“边学边干”，即鼓励那些未曾接受正式教育的大众和高级干部去学习科学知识，培养其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

顺从与反抗：资深史家的反应

在陈讲话不久，许多著名的史学家在报纸和历史杂志上发表文章，支持“厚今薄古”的呼吁。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 (1898-1968) 断言，“历史科学战线上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代表着资产阶级思想，这条路线强调古代甚于当前，关注原始资料的调查甚于对理论的运用，以及重视专题研究甚于撰写一般大众史。另一条则是坚持“厚今薄古”原则，并运用“无产阶级观点”或“唯物主义辩证法”去研究历史，这对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并为历史学的大跃进铺平道路来说，是很有必要的。同样，范文澜也批评传统学者不关心当前问题，“学术脱离政治”，并痴迷于吹毛求疵的证据研究。他认为，既不关心革命政治也不关心反动政治，实际上对反动政治有利，因为这将使蒋介石这样的反动派无所顾忌。因此，他警告道，“脱离政治的学术正是为反动政治服务的政治性学术” 。

由于公开支持“厚今薄古”，史学家们发现自己受到“史学革命”的直接挑战。首先，他们中大部分人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而非近代史。提倡“厚今薄古”直接质疑了他们的专业甚至是职业生涯。他们是不是该放弃其传统领域，并转移到新的近现代史和当代史领域？可以预见，没有一位史学家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相反，他们都从本专业的立场解释“厚今薄古”的含义，以捍卫其考古学和古代史研究领域。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著名考古学家及古史专家郭沫若 (1892-1978)便称，在科学院的六十多个研究机构中，仅有很少一部分与古代有关，这一事实便体现了厚今薄古的原则。他进一步将“厚今薄古”解释为研究古代历史是为现实服务。正如他指出，古代史领域的史学家可以通过“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让人们掌握这个规律，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为现在或将来的建设服务”来坚持“厚今薄古”的精神(郭沫若 1958a) 。换言之，对史学家而言，没有必要像陈伯达最初建议的那样，将其研究领域由古代转到近代或现代。

翦甚至更有力地和雄辩地捍卫了古代史研究领域。他辩论道，提倡“厚今薄古”，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只能研究近现代史，而将古代史研究领域留给资产阶级史学家。相反，他说：“我们不但要古代史，而且要认真的研究古代史，要真正地占领古代史的阵地，要彻底地把资产阶级的唯心论的历史学从它最后的隐蔽所驱逐出去。”同样的，翦也强调古代史对当前目的的效用：“我们研究古代史是为了更好地懂得近代史，研究近代史是为了更好地懂得现代史。一切都为了现代，为了今天，为了眼前的社会主义大跃进” 。

“史学革命”也挑战了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尤其是后者强调原始材料的收集和调查。与陈伯达的讲话相呼应，翦伯赞批评了“资产阶级”史学家过分强调原始材料及其“史料即史学”的观点。它也批评了传统史学家以牺牲探索更大的历史和理论问题为代价，而致力于繁琐主义的历史研究。但是，翦和其他资深史学家，已经接受了严格的传统历史学和文献学方法的训练，正是凭借大量掌握原始材料以及深入实证研究的能力，才建立起其学术声誉，都很清楚历史研究中原始材料的重要性。他们都意识到淡化原始材料对他们一直致力的严肃的历史研究的危害。范文澜尤其关注“史学革命”对原始资料的诋毁。因此，在承认运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中国历史，并将历史研究与中国现实相联系的必要性同时，范呼吁更加努力去“选择、考订”包括报纸、杂志、书籍、档案以及外文的或国内少数民族文件在内的原始资料。范认为：“这些材料数量大，使用难，非付出较大人力不能见效” 。为了支持档案类文件和古代书籍的收集和出版，翦建议政府向全国所有大学历史系的教师和学生开放各级档案机构。

郭沫若也为历史资料的重要性辩护，并主张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使用原始资料方面与资产阶级史学家(比如公开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陈寅恪) 相竞争。如他所言：“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资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不希望他自满，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实际上我们需要超过他。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

“史学革命”对高级史学家的第三个威胁，是对“红”优于“专” (即思想信仰优于专业训练)的过分强调，这种作法很容易造成蔑视专业领域的严格训练，并使学术工作质量退化。为捍卫历史研究行业，几乎所有的著名史学家都强调学术培训和机构支持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例如，翦建议组织各专题的研修班和研讨会，并允许自由讨论学术问题，重新举办历史协会及年会，准许教职员工为进行研究而休假，并推动历史研究方面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同样，范文澜也呼吁给大学教师的研究工作以更多支持，以及放宽考核制度，资助专著和论文的出版。最后，所有这些史学家都强调学习外语、与外国学者交流以及使用外文材料研究的重要性。

因此，“史学革命”不仅仅是一场要求知识分子思想屈服的政治运动。虽然史学家们一如过去在运动中循规蹈矩的作法一样，遵从毛的激进思想，但是他们依然能够以自己的观点解释此运动的目的，实际上是在抗拒这场运动，以减少对其职业的伤害，并且使这场革命变成了一个机会，让史学家们能够为自己的专业辩护，并在一个已经日益受国家政治操控的领域强化了自身的地位。

初阶史学家成为受益者

与那些因怀疑“史学革命”的目标而不认真投入的功成名就的史家不同，历史领域中地位较低的教师和大学生，则将这场运动看成提升自身地位的一个机会，因而热情加以支持。自从1952年以来的大学收归国有，特别是大跃进期间的院系重组，降低了入学要求，使大学和学院的学生规模快速膨胀。因此，1950年代高等教育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出现了大量的年轻大学教师。以北京大学为例，其教职员工在10年中增长了2.6倍，从1949年的864人变成1959年的1938人，1949年历史系仅有11名教师，其中包括7名具有教授和副教授职称的高级教师，及4名具有讲师或助教职称的青年教师。然而，至1960年，历史教师增至84人，包括16名高级教师和68名青年教师。因此，青年教师的比例由36﹪上升至81﹪，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大跃进期间刚刚肄业或毕业后即参加工作。这些人不仅是教职员工的主体，同时也在系中拥有行政权力。在某些学校的历史系中，一种新形式的、由学生代表、教师代表(主要是那些在运动中表现积极的青年教师) 和干部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取代了传统的领导体制(由高级教员控制的各种委员会) ，在院系中左右一切。

地位较低的教师和大学生也发现有机会去参与历史写作和出版，而在过去，这主要是高级教员的特权。在运动的高潮时期，他们中断了正常的学习，频繁进入工厂、村庄或军事单位，花费数周时间去调查和书写厂史、矿史、店史或者村史、人民公社史，或者某场军事战争史或战役史。一些人深入到偏僻的少数民族居住区去撰写民族史。除此之外，学生和青年教师还参与重新书写各种历史教科书，或其他历史课程的教学资料，以反映“厚今薄古”的精神，而不顾及他们在该领域训练和专业的不足。

因此，尽管在“史学革命”的口号下历史教科书数量激增，此类著作固有的问题也大量存在。最大的问题是他们过于强调“论”而不顾及“史”。为了与“资产阶级”史学家强调原始资料和忽视理论的传统作斗争，“史学革命”的支持者们强调在历史研究中使用理论或马克思主义教条 (尤其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阐释的“历史唯物主义”)优先于原始资料的搜集。因此，他们的任务是去证明这些理论对中国历史的适用性，以及他们运用这些理论的能力。他们书写历史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所谓“以论带史”，也就是说，在解释历史时，先演绎出理论，然后寻找历史上能够证明这些理论的事实或证据，甚至是为了使这些事实和证据融入理论，而去歪曲或误述历史。而一直被传统学者视为历史研究中心任务的史料的收集和分析，则变得无足轻重。结果造成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解释过于简单化和教条化。

历史阐释简单化的一个绝佳事例，就是基于历史上阶级斗争的普遍性，并且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基本力量之类假设，将所有的历史人物分为两类：剥削阶级和劳动阶级。因此，他们写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突出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活动的作用，同时贬低剥削阶级，以此证明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为达此目的，激进派就必须颠覆传统的聚焦于朝代纪年和统治者活动的史学方法。因此，史学革命期间最受流行的口号就是“打破王朝体系”和“打倒帝王将相”。无论何时，只要论及历史上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或者提及统治者的活动，激进派就必须首先批判这些体制的“封建”本质，并批判这些人属于剥削阶级，这个方法被称做“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为了颂扬历史上的劳动大众并诋毁统治阶级，一些历史教科书避而不谈统治精英的活动，在必须描述某些统治阶级人物的活动时，也不提及他们的名字。因此，描述儒学，孔子的名字必须避免，论及公元前4世纪秦国的商鞅变法，政治家的名字就必须丢弃；描绘鸦片战争前夕的没收鸦片行为，林则徐便从其中消失。

捍卫历史主义

“史学革命”历时较短。在1961年大跃进结束之时，提倡“史学革命”的文章也从媒体上销声匿迹。随着中央采取严厉措施，整顿因灾难性运动而近乎崩溃的经济，全国各地的大学也采取新的政策，去着手解决在这场运动中出现的教学和教师队伍问题。新政策之一，是终结了学生和青年教师参与学校管理的“三结合”的领导模式，转而实施中共中央于1961年9月颁布的“高等院校临时工作规定” (即“六十条”) 。“六十条”重申了由正副教授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及系主任在院系管理中的决定性作用。许多院系制订了自己规则，严禁党委书记(主要是助教和青年讲师) “干预院系管理事务”，只允许其起次要的和辅助性作用(见董宝良 2007：310-314) 。

另一项措施是倡导资深教授指导职称较低的教员，并就后者掌握本学科的专业知识提出严格要求。这些要求就是所谓的青年教师必须具备的“三基础” (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基础训练) 和必须克服的“五障碍” (在掌握经典著作、写作技巧、原始资料、教学和科研能力五个方面) 。要实现这些目标，一般的青年历史教师必须读完两三百本书。强调“三基础”训练，实际上也剥夺了青年教师独立承担课程或者进行研究的机会。在许多院校的历史系中，处于指导地位的资深教授与助教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旧式的师徒关系；后者要尊敬和服从前者。每当举行教工会议，通常是由助教负责记录、倒水、打扫房间或者购买用品。青年教师们在大跃进过后遭受的挫折，导致他们对资深教员的日益不满，而这种情况至少部分地解释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期间对很快盛行的另一场“史学革命”的热情。

捍卫王朝史

在高等学校中否定大跃进，也带动了人们批驳“史学革命”支持者在前几年所倡导的主要命题。如前所述，一些有名望的史学家在这场革命伊始即持保留态度。大跃进甫结束，他们便开始系统批评“史学革命”期间流行的口号和行动。他们的反击目标之一，即是激进派在“厚今薄古”旗帜下宣扬的“打倒王朝体系”和“打倒帝王将相”口号。

翦伯赞于1959年3月号《新建设》发表文章，继而又在同年4月8日由《人民日报》转载，公开反对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取消各个朝代的名称及历史的做法。他争辩道，朝代的名字是一个“客观存在”和“一个时代的标志”，而朝代更替则代表着中国历史演进的各个里程碑；因此，史学家“无权任意删去王朝的称号”。他声称，史学家的任务是“分析和概括”历代的史实，并借此去揭示“历史规律”。郭沫若也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上为研究各个朝代的历史辩护，他写道：“旧[历史研究]方法是以朝代为阶段，譬如研究夏、商、周、秦、汉……等等朝代的历史，研究这样的历史，本身并不能说有什么不对，重要的是看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方法去研究。只要立场观点方法对头，历史上的某一个人物、某一件事实，尚且应该研究，为什么一个朝代的历史就不可以研究呢？”。

两位史学家进一步批评了近期在历史教科书中删除“帝王将相”活动以及重要政治机构的趋势。翦争论道，要突出人民大众在历史上的核心作用，并不需要排除个别人物包括统治阶级中“个别人物”的作用。郭也主张，“但以往的社会既是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的活动[在历史教科书中]就不能不写”。他认为：“统治阶级的活动对当时的人民有利，对整个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有利，我们就肯定它；相反的，我们就否定它。但否定它并不是[从历史中]抹杀它；而是批判。”他进而提及一系列的帝王，包括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和清朝的康熙、乾隆皇帝，并因其“对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贡献而赞扬他们。

质疑“以论带史”

在大跃进后数年间被历史研究者质疑的另一个趋势，是在牺牲实证研究的前提下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教条即“以论带史”的主张。范文澜批评那些文章和著作中到处充斥“所谓的公式和自己捏造的规律”以及“极度忽视历史事实”，讥笑他们是在“放空炮”。他告诫他的同事，“真正打得倒敌人的历史学大炮是经过切切实实研究的历史著作 (论文或书籍) 。”“要造出这种大炮，必须对所要研究的历史事件作认真调查工作，阅读有关的各种书籍，系统地从头到底读下去，详细了解这件事情的经过始末。”范写道，只有经过严格的实证研究，才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判断历史事件。范鼓励史学家要“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去调查历史，避免“使读者摸不着底里”。

翦伯赞在其1962年发表的著名文章《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中，也对“以论带史”提出质疑：“‘以论带史’的提法，意味着研究历史要从理论或概念出发，不从具体史实出发。”然而，他提醒道，“从马克思到毛主席都曾告诉我们，研究历史要从实际出发，从具体的事实出发，不能而且不允许从理论出发，从概念出发。一般的理论或概念只是研究历史的指导原则，不是出发点。理论和概念是研究具体史实得出来的结论。如果从理论和概念出发，那岂不是先由结论，然后按照结论去武断历史？岂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抽象到抽象？”“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

翦进而批评了某些“简直就少讲或不讲具体的历史事实，用社会发展史的原理原则代替具体的历史”的历史教师。他抱怨道，这类教师“他们随便摘录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文句来代替具体的科学分析，不分析具体的历史情况，只根据经典著作中的一二文句便作出结论。在讲稿中，不是空空洞洞说一些原理原则，就是干巴巴引用一些教条，一再重复人所周知的道理，把一些臆想的结论强加于具体的历史，委屈甚至割裂具体的历史，使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服从历史家主观的意图”。

翦纠正“以论带史”问题的努力并不限于文字。为帮助历史教师和学生克服在教学和学习中国史课程中无法方便利用原始资料的问题，翦和其他资深历史教授如郑天挺，在1961年开始编辑和出版八卷本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正如编者在该书前言中所称，这部多卷本的资料集，“是围绕中国通史教学中提出的问题，系统地选择比较完整的原始材料，供高等学校历史系学生阅读，以充实历史知识，训练阅读能力”。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他们已经出版了最初计划的八卷中的五卷，这些原始资料从多种渠道获得，既包括诸如王朝史、方志等官方文件，又包括诸如私人“笔记”和文集的非官方文件。前四卷每卷都采用了40到75种资料，后四卷每卷则包含110多种资料。这些资料按时间顺序排列，而后三卷每卷都涵盖了一个朝代的内容，这种作法蔑视激进派“打倒王朝史”的命题。而每卷中收录的大量材料都是对统治者活动的记录，或者是由统治精英撰写的文献，亦与激进派“打倒帝王将相”的口号相悖。

反驳非历史主义

除了以损害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为代价，将意识形态的教条简单地用于历史书写之外，“以论带史”的拥护者同样简单地将所有历史人物二分为两类：遭受激进派批判的统治阶级和受到颂扬的被统治阶级。为了抵制激进派的随意性很强和高度政治化的历史书写方式，翦伯赞及其同行早在1950年代即已提出“历史主义”的方法。

共产党革命后不久，范文澜和翦伯赞等亲共产党的资深史家，即开始反省其在革命年代的历史写作。他们都批评了自己在早期研究中采用的“非历史主义”，转而在1950年代早期提倡历史主义。比如，范在其195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承认他在1940年和1941年完成于延安的《中国通史简编》强调了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的专制和野蛮，却忽视了他们对历史的贡献。他进而承认自己是在“借古说今”，放弃了“实事求是”。比如，他写道，为了将三国时期吴蜀联手抵抗魏国的作法，与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拟，或者将吴国的孙权与破坏统一战线的国民党领袖相比拟，他完全用负面的笔调来描述孙权，这与历史事实并不吻合。

翦伯赞也批评自己在1949年前的著述中用“以古说今”的方法，来“影射”国民党的作法。他承认，尽管像他一样支持中共的史学家在革命年代的确有理由使用这种方法，这仍然是非历史主义的。他解释道，这种方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的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翦进而指出当时史学界在判断历史人物时的两个非历史主义趋势。一个是“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历史人物”，而不管“具体的历史条件”；另一个是“对于某些当时是积极人物的历史局限性估计不够，而予以过分的或不适当的表扬”。

在这里，翦提出了此后三十年中国史学家均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也就是说，史学家如何协调历史研究客观性的责任和外部强加的政治正确性要求之间的关系。历史学家，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出于生存和成功的需要，在1949年后很快选择了拥护后者，而牺牲了前者。翦伯赞在历史主义的名义下捍卫历史研究客观性，反映了他对本领域现状的不满及其对本学科的责任，而不管1949年后日益增长的政治上保持一致的压力。

不幸的是，翦在1950年代初批评的非历史主义趋势，在大跃进时期再次甚嚣尘上。为了显示其政治正确性及对“阶级观点”的坚持，激进派甚至“彻底否定剥削阶级”，同时将农民阶级提升到一个与近代无产阶级等量齐观的水平。因此，翦在1960年代早期大跃进结束后，就不得不在历史研究领域同激进派作斗争，在历史研究中倡导历史主义。在其1961年6月22日发表的文章《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中，翦首先承认“阶级观点”在历史学中的重要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在写历史的时候，忽略了一点，就会犯原则性的错误。”但是，翦也批评了某些史学家对农民领袖的理想化，正如他所言：“在写农民战争时，不要忘记农民战争是发生在封建时代，不要忘记农民是小所有者，也不要忘记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农民反对封建剥削、压迫，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农民反对封建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或者说，农民所进行的反封建、反地主阶级的斗争是自发的，不自觉的。”对于农民战争领袖，翦提醒读者，“应该肯定，但不要把他们理想化，现代化，以至把他们说的和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一样。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是有缺点的。不要因为他们有缺点就否定他们，也不要因为要肯定他们，就说他们没任何缺点”。

在另一篇文章中，翦进一步严厉批评了有关历史上社会各阶级的非历史主义观点。翦抱怨道，“为了站稳立场， [我们某些同志]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也只讲革命的一面，不讲反革命派的一面，甚至讲革命的一面，也只讲优点，不讲缺点。好像讲了反革命的一面，或者讲了革命的一面的缺点，就会丧失立场。只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不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已经是一种片面；革命的一面，讲革命的一面，又只讲优点，这就是片面只片面。如果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历史，历史就太简单了，简单到任何矛盾也没有了”。

翦尤其批评了那种不加区别地否定所有“剥削阶级”历史人物的作法。他感叹，“许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特别对于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帝王将相，即使要肯定他们，也得先骂他们几句，或者在肯定以后，又加以否定。好像不如此，就会丧失阶级立场。”为挑战这种高度政治化的方法，翦断言：“历史主义的对待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也应当区别它的上升阶段和崩溃阶段……相继出现于历史的每一个生产方式或社会制度，都是历史向前发展的一个步骤，都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结果，不能因为它们是剥削制度就一律骂倒。”他声称：“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来，任何剥削制度、剥削阶级都曾经在它的上升阶段起过进步作用。若果当这个阶级、这个制度一出现于历史就反对它们，岂不是反对历史的发展”。

科学性优先于革命性

在批评极度政治化史学的同时，翦并没回避历史研究如何服务政治需要这个问题。他承认有必要利用历史“为无产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服务”。但他坚持认为，史学为政治服务，并不意味着为了政治斗争的直接目的，“用过去的历史人物来服务，用过去的历史事件来服务”。相反，它意味着“从历史上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阶级斗争的经验，或者是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意味着“用历史上这种经验，劳动创造的经验，用历史的规律性，用历史的倾向性，来替政治服务”。翦这里强调的是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及其不受当前政治需要的影响。在他看来，历史研究可以也应该服务政治，但这么作的前提条件是其体现在历史主义中的自主权。由此，他得出结论，“历史学首先是个科学性，第二就是革命性”。

在1960年代早期，翦并非历史主义的唯一倡导者。另一些著名史家，包括范文澜、郭沫若、吴晗、邓广铭、周一良、周谷城以及黎澍等，也和翦伯赞一道，共同谴责史学中的非历史主义趋势，并在报纸和期刊上发表文章；或与翦合作，为历史课程编写、编辑多卷本的历史教科书和参考资料。然而，在1960年代初，翦伯赞作为他们中间最具影响力的学者而蜚声国内，不但因为他是中国1949年后“三位著名的新史学权威”之一(另外两位是范文澜和郭沫若) ，并在此领域担任多项要职，包括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学会秘书长和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更为重要的是，他利用其职务及在该领域的影响，采取实质性的行动，同非历史主义做斗争，以解决非历史主义所带来的问题。他编辑了四卷本的《中国通史纲要》和八卷本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目的是向学生提供具体的历史事实，包括历史上杰出统治者的活动。这两本书被教育部列为各大学的“标准教材”，此后数十年在历史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样具有影响的，是他在1961年至1963年间发表的提倡历史主义的前述数篇文章。他的文章是如此受欢迎，以致于其《关于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在正式发表前就已经在北京学术界广泛传阅。该文发表后，很快赢得史学界“六十条”之誉，在某种意义上堪与中共在1960年代初期正式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相媲美。事实上，正如他的同时代者所言，翦1960年代早期著述的影响，并不限于史学界，更延伸到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哲学家、作家、艺术家们都发现，他对非历史主义的批评，与其各自的领域有关联。由于翦的不懈推广及其他资深史学家的支持，历史主义作为一股“思潮”在1960年代复兴并开始流行。与此同时，政治化的非历史主义思维，尽管在1949年后对众多史学家颇具吸引力，并在大跃进时期达到高潮，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这种状况与当时国家的整体政治氛围是一致的。

在某种程度上，资深史家们对“史学革命”的反击，可以被看成是中国进入20世纪后开始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学科化”的延续，这与19世纪欧洲历史学科化的过程非常相似。在此期间，历史书写和教学开始从文学和修辞学中分离出来，职业化的历史教师数量增多，史学家在各自领域走向专门化，以及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作为一门专业出现，是由于1910年代和1920年代新成立的大学中设置历史系 (最早可上溯到189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的史学堂) ，招聘历史学教授。这些教授凭借其在中国历史和古典文献的专长，或是从西方获得的学位，讲授历史专业课程，培养历史专业学生，出版各种题材的中国历史专著和学术文章，因而闻名遐迩。1949年后，尽管有强加于历史学科各领域的刚性的诠释架构，尽管人们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教条与1949年前自由主义史学家所使用的方法有矛盾，但1950年代前期和中期的历史学科化，加上1960年代再度强调的历史主义，有助于历史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曾在1949年以前一直活跃在各自领域的资深史学家，继续强调历史研究基本技能的扎实训练，掌握各自领域的原始材料，强调历史写作的严谨性和客观性，使历史远离现实政治。尽管他们在思想改造运动后与新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史学结盟，但所有这些，均暗示着资深史学家共享的自由主义传统的坚韧性。

但是，这种强调历史主义的作法，事实上是史学家捍卫历史学科相对独立性的最后一搏。只有当支持大跃进运动的激进主义者在全国性的经济大灾难之后不得不退却时，只有当党内务实的领导者，主要是刘少奇(1898-1969) ，在1960年代早期采取有力措施纠正大跃进运动带来的问题时，翦伯赞和他的同事才能够公开谴责非历史主义及其对史学的损害。毫不奇怪，当经济恢复工作结束时，当他感到刘及其支持者扭转了自己的很多激进政策，对自身的威胁日益增长时，毛泽东立刻发起反击，告诫人们警惕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再次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为回应，历史学领域的年轻激进派，再次发起对知名史家的攻击，并在焕然一新的“史学革命”旗帜下，对历史主义展开质疑。资深学者很快败阵下来，因此，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激进主义再现于史学领域。而关于历史人物李秀成的争论，则是此一过程的一个转折点。

李秀成降清之争

李秀成 (1823-1864) ，亦称“忠王”，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一位主要指挥官。尽管他摧毁了包围太平军首都天京的两座清军大营，尽管他在上海周边地区战胜了主要由西方人组成的雇佣军，李最后还是在天京陷落后被曾国藩的湘军俘虏。在被监禁期间，李作了一篇“自述”，叙自己的军事活动，讨论了其他太平军领袖的优点和缺点，并表达了其愿意劝降太平军在各地区的余部，以换取曾的赦免。然而，数周之后，曾还是处死了李。根据研究太平天国的泰斗罗尔纲(1901-1997) 的最初解释，李是假降于曾；他的真实目的是借假降以自存，并寻机发动另一场起义 (罗尔纲 1951) 由于没有证据去证明这个假设，罗稍后也放弃了这个说法，承认李投降是真，但认为李的《自述》是情有可原的，声称李写该文件有三个目的：回顾太平天国的历史，保存起义力量，以及劝说曾国藩将注意力转向外国侵略者(罗尔纲1957) 。总之，罗仍然将李视为起义者中的英雄，肯定李秀成的一生。

一位名为戚本禹的文人，在1964年8月的《历史研究》上发表文章，挑战罗的观点。他断言，李在被俘后“丧失革命气节、背叛革命事业”，因为李奉承曾国藩和起义者的敌人，贬低造反领袖，反复强调其所作所为有益于敌人，最重要的是，还提供了如何劝降其他起义者的具体建议。戚分析道，李的背叛不能简单解释为“农民革命的局限性”，或者他们没有能力去理解封建制度，而只能拥立一个“好皇帝”去替代坏皇帝。他争论道，李的行为是“去拥护坏皇帝，而出卖自己的太平天国”，这并非一个“农民阶级的意识局限”的问题，而是一个“对农民阶级的背叛”问题，他得出结论：“忠王不忠”。

欲理解为何戚本禹撰写和发表这篇文章，首先必须看一下他的来历。1931年生于山东威海，戚在其11岁时迁居上海，与他父亲居住。在那里，他被左倾出版物尤其是毛泽东的著作吸引。1947年还是一个中学生时，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此后两年参加了党的地下活动。1949年后，他在被送往北京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校学习一年，后成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的助理秘书。1958年，在中共内部反右倾运动扩大化期间，戚和其他几位基层干部向上级提交了一篇报告，抱怨秘书处内部的问题，被贴上“反党集团”的标签。毛听到此事后，明确支持戚及其同事，并立即将那些曾试图处罚他们的人革职；这个举动加强了戚对毛的忠诚和感激。了解到毛喜欢读史书后，戚下决心在历史上多花功夫，并在数年间培养起写历史文章的兴趣，甚至刻意模仿毛的写作风格。正如其在十六年后承认，他写关于李秀成的文章，其真实目的是想要攻击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彭曾因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而公开反毛，并因此失去职务。对戚而言，驳斥李秀成来影射彭德怀，是向毛泽东表达忠诚的一个绝佳方式。在他看来，彭背叛毛，正如李秀成背叛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李和彭都晚节不保。

戚的文章在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尽管该文的文采和写作风格很出色，大部分史学家还是不赞同戚的观点，并对《历史研究》发表这样一篇文章表示强烈不满。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也指责《历史研究》在发表该文前没有事先与他们打招呼。意识到知名学者日益增长的不满，宣传部于1964年9月1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了一场会议，参加这次会议者有各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主要报纸和学术期刊的代表。大多数与会者都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历史研究》发表该文太过草率；将李秀成指责为太平天国的“叛徒”使作为太平天国的一个大英雄的历史过于简单化。

主持这场会议的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总结与会者的发言，认为《历史研究》发表戚的文章是一个“错误”。作为补救，他提出两个建议：第一，让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在此一期刊发表一篇正面赞扬李秀成活动的文章；第二，刘撰写文章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北京的著名史学家将应邀参加一场非正式座谈会，讨论戚的文章，然后通过杂志发表一篇报告，声明“史学界并不赞同戚本禹的意见”。

座谈会很快在近现代史研究所举办，有100多名学者参加，几乎包括所有在京的著名史学家。在会上，史学家再次指责了戚对李秀成的“片面”见解。翦伯赞在会上对戚的批评尤为尖锐。他说戚的文章“片面”，因为该文章仅引用了李秀成《自述》中有利于曾国藩的文字，而忽视了不利于曾的内容。此外，翦指责，戚的文章仅仅建立在单一材料的基础上，即李在短短几天内仓促写成的《自述》，而没有利用其他资料；而且戚的观点仅仅建立在推理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对各种相关原始的仔细研究的基础上。翦进一步抱怨，戚对李秀成过于吹毛求疵；假如李仅仅因为其生命最后时刻的“污点”而被否定，那么，“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中就没有几个英雄，整个中国通史都须要改写。”最后，翦公开批评戚文的真实目的：“中央提出要抓‘阶级斗争’，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这是指现实中的斗争。不是什么事都扯到古代去。戚本禹的动机是好的，是想通过批判李秀成谴责‘变节’。可是不能牺牲李秀成……忠王是农民革命英雄，有缺点，但不应苛求”。

紧随这两场会议，一系列颂扬李秀成的文章发表于报纸和历史杂志上。例如，两篇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章都讨论了戚“使用无产阶级标准” (即共产党的标准) 去评价“封建时代农民革命领袖”的错误，忽视“时代和[农民]阶级局限性”，或者“把我们时代所熟悉的某些东西强加到前一个世纪农民领袖李秀成的身上去了”，“脱离了当时中国农民的历史条件”。另一篇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文章声称，任何人在评价历史人物及区分其一生主次的时候，都必须采用“历史主义的态度”。最后得出结论，在太平天国首都陷落前，李首先是一个“农民革命领袖”，他在首都失陷后投降敌人在其一生中只是次要的。另一篇发表于上海《文汇报》的文章详述了李秀成“对太平天国的伟大贡献”，强调李对洪秀全的忠诚及其对人民的恩惠，并指责戚本禹“片面夸大李秀成的错误思想，曲解《自述》的某些内容，他对李秀成的评价是不公道的”。

罗尔纲也在1964年7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驳斥戚。在这篇文章中，他重申和“证明”了他早期关于李秀成的“假降”的观点。他将李秀成的行为描述成“苦肉缓兵计”。根据罗的新解释，李秀成“故意”写了大量污蔑自己和其他起义军领袖的话，以赢得敌人的信任；而他真实的目的，则是延缓敌人的军事进攻，使起义军有足够的时间转移到中国西北地区，然后攻占华北平原。罗进一步指出，曾国藩实际上已经“落入陷阱”，因为他的确停止了追捕“幼天王” (洪秀全的儿子) 及其追随者，而且他也确实像李秀成在其《自述》中建议的那样，向清朝皇帝提出大赦和收编起义者的建议。罗由此得出李秀成“根本没有投降”的结论。

肯定李秀成的意见由此开始流行。在著名史学家和中央宣传部的压力下，受挫的戚本禹写了一篇“检讨”，承认自己所犯的夸大李秀成问题的错误。然而，正是这时，毛的妻子江青将戚的文章交给了毛。读过三遍后，毛赞扬了这篇文章，并在结尾处写了十六个字的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江青很快会见戚并告诉他：“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主席看了，表扬了你，说你给党立了一功。因为你的文章里提到了叛徒问题，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 (同上) 。江青进而鼓励戚继续写此类题材，并向从1930年代后期即赢得毛信任的党内知名理论权威康生 (1898-1975) 寻求帮助。事实上，当时毛关心的叛徒问题，已不再是被驱逐出党的彭德怀，而是已经变成毛的新攻击目标刘少奇及其在党内的支持者。

因此，戚停止写检讨，并着手写第二篇关于李秀成的文章。同时，在毛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在1964年7月24日转载了戚1963年8月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文章。一个月后，该报发表了戚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在此文中，戚驳斥了当时的主流观点，即认为相对于他对太平天国的贡献来说，李秀成的错误或变节是次要的，总的来说，李仍然是一位的“伟大的革命英雄”。他严厉批评了作家、艺术家和史学家间流行的“歌颂”和“美化”李秀成的趋势。戚引用毛泽东关于革命者与反革命者之间的区别不能混淆于革命队伍内部的功绩与污点或正确与错误之别的观点，认为，一旦李秀成投降，他就从革命者变为革命的敌人，功绩与污点的区别只适用于革命者而不再适用于李。因此，关于李的错误相对于其成绩而言是次要的假设，是毫无根据的。戚断言，李秀成的变节永远不能得到宽恕，李也永远能被视为革命者；否则，中国历史上的其他背叛者，从明末的洪承畴和吴三桂到民国时期的汪精卫，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卡尔·考茨基都可以被宽恕，乃至被看成是英雄。

这里，我们不必去追究李秀成的投降行为到底是真是假。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戚本禹对李所作判断的依据。肯定李秀成的史学家主张，不应该将农民革命领袖视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并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行为。为回应这种观点，戚承认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不应该忽视“具体的历史条件”，他认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当时，肯定李的史家都认为，李秀成对太平天国的贡献，是认可李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基础。然而，在批驳这个观点时，戚的唯一依据，是引用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的上述几句话。换言之，戚事实上的确是使用毛为中共制定的标准来评价李秀成，将他贴上叛徒的标签，并彻底否定他。

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戚写第二篇文章的动机。如上所述，戚的政治意图在他的第一篇关于李秀成的文章中就已经非常明显。然而，他在撰写此文时，并不明了毛需要的是什么，也不清楚毛的斗争目标是谁。他写那篇文章的动机，仅仅是出于表达自己对毛的忠诚，并渴望得到毛的欣赏。然而，当他在江青的指示下并在康生的帮助下写第二篇文章时，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政治议程。他深知他的文章将被毛用于政治谋划。正如事实所证明的，两年后，当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免除刘少奇的职务时，其主要借口，便是刘曾在1920年代“变节”。作为对其两篇关于李秀成的文章的奖赏，戚很快被提升到《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的位置。该杂志是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唯一杂志。

在戚本禹于短短一个月内 (1964年7月24日至8月23日) 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两篇长文之后，便不再有史学家公开为李秀成辩护。此后，在报纸和历史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都一致对戚表示支持，并重复戚的观点。他们攻击李为“完全丧失革命气节”的“投降者”，“彻底背叛了太平天国革命并真的投降敌人”。他们同意，李秀成的自供，是“一个真正叛徒的告白”，而不是一个“革命文献” (喻松青1964)。在批评者看来，罗尔纲对李秀成的辩护，反映了罗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或其历史研究中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肤浅性”。

史学革命的继续

李秀成变节之争的后果是复杂的。它不仅使李投降属实的观点甚嚣尘上，更重要的是，它造就了激进派在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霸权。对史学家而言，讨论中国农民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或统治阶级“杰出人物”的“进步方面”，都不再适当和合法。为表明正确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任何人都必须毫无保留地颂扬农民阶级和农民革命领袖，同时彻底贬低包括其叛徒在内的敌人。因此，激进派在一个新的“史学革命”名义下获得了反攻资深史学家的机会。不像上一次的“史学革命”一开始便受到资深史家的控制，且自始至终在该领域占据支配地位，1960年代中期复兴的此场革命，很快展开了对资深史学家的全面进攻。它也构成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起源和重要前奏。

作为“史学革命”复兴的肇端，戚本禹于1965年10月8日在《红旗》上发表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反驳来自诸如翦伯赞和其他资深史学家对激进史学的指责。他攻击翦的历史主义，并与所谓“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相比较。如戚所言：“那种脱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根本谈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企图用一种离开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来补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偏’，救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弊’，那只能是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戚进而谴责那些对激进派有关统治精英和农民起义的论述表示不满的资深史学家。戚声称，所有的封建地主，不管他们是生活于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还是下降阶段，都是“农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有剥削和压迫就有骂和反”。因此，戚继续写道，秦汉两朝的农民 (即中国“封建”社会早期阶段的农民)咒骂地主和反抗封建主义的行为是正确的；今天无产阶级同样拥有咒骂和反抗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的权利。虽然戚承认封建社会的农民是“小私有者”，存在“狭隘、散漫、保守”等缺点，但是，他对认为农民起义者与封建贵族一样都只对“成为新贵族、新皇帝”感兴趣的观点提出质疑，声称，相对于“均贫富”、“等贵贱”、“有田同耕”、“有饭同吃”等农民革命的口号而言，他们思想中的封建因素是次要的。将农民起义描述成仅仅为了“升官发财”的作法，是“对农民革命运动的歪曲”。

最后，戚反驳了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置于“阶级性”之上的观点。他坚决主张，“没有阶级性，就没有历史研究。”在他看来，所有过去的统治阶级，都从其本阶级利益出发去解释历史，甚至故意歪曲历史发展的真相，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对资本主义史学家而言，标榜“超阶级”或“纯客观”，只不过是在历史研究中“掩饰资本阶级阶级性”。他得出结论：历史研究是一个“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领域，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勇敢地去占领和巩固历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切阵地”，并必须“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研究历史。

这里之所以详细描述戚的文章，是因为它的发表对于文化大革命前夕在历史研究领域所发生的一切具有特别的影响。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对这篇文章的反应。在其1959年12月21日的杭州讲话中，毛告诉他的听众，“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读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数年以来，毛一直努力寻找一个突破口，赶走政府高层中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最终决定从处理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着手，尽管他自己曾对海瑞这个因不留情面批评皇帝而遭废黜的明朝忠臣很感兴趣，并赞扬了他。在毛看来，这部历史剧的真正目的是攻击毛，因为他曾罢免了像海瑞一样坦白批评统治者的彭德怀。翦伯赞起初并不清楚毛的意图，因而批评了上海作家姚文元，因为其最近的文章公开批评了吴晗及其历史剧将明代忠臣描述成为一个代表着贫困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因此用“阶级调和”观点取代了“阶级斗争”观点。翦对姚文的评价与北京市长彭真、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的评价如出一辙，后两者都拒绝在北京的报纸上转载姚的文章：吴的问题是一个学术问题，而姚则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相混淆。因此，毛对所有那些试图压制姚文在北京和全国传播者感到不快，鼓励戚本禹“点名”批评他们。

因此，戚本禹在《红旗》上发表了另一篇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随后在1966年3月25日由《人民日报》转载，“点名”批评了翦伯赞。戚声明，“在史学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坚持历史唯心主义，坚持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史学方向的一方，吴晗同志是一个挂帅的人物。此帅之外，还有一帅，这就是翦伯赞同志。”在回顾翦同激进派在各种历史问题上的争论后，戚将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概括为“二反二保”，即“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历史，反对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保护‘史学即史料学’、‘为历史而历史’的资产阶级历史观点，保护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农民革命的封建王朝史学体系。”戚总结道，所有这些，都是“现实的阶级斗争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

但是对翦伯赞的攻击并没有到此为止。高层正在进行的政治斗争，对激进派推进“史学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使之成为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对于彭真试图通过执行一个新制订的学术讨论规则(即二月提纲) ，而将关于海瑞的争论限制在学术层面的做法，表现出极度不满，在1966年3月17日至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下评论：“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毛的意思很清楚：关于海瑞和其他历史问题的讨论并非仅是学术问题，而是反映了学术领域的阶级斗争，其本身也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

毛的讲话导致新一波对翦伯赞的攻击。例如，仅《人民日报》在1966年6月就发表了四篇批判翦伯赞的文章。这些文章在提及翦伯赞的名字时不再称其为同志。换言之，他们不再视其与翦的争论为“人民内部矛盾”，而是将翦视为敌人。最后，在1966年12月15日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戚发表了第三篇批翦的文章，《反共知识分子翦伯赞的真面目》。文章首先解释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必须对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的反动学阀、反动学术‘权威’，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文章指责道：“翦伯赞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学阀，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一个头目，是旧北京市委、旧中央宣传部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平演变路线的一个重要角色。” 在列举了翦的政治行为后，戚污蔑翦在1949年前“为蒋介石法西斯政权摇旗呐喊，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1949年后又“竭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又充当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御用文人”，戚断言：“他三十几年来没有一天不与人民为敌”。

伴随着媒体攻击，还有反复召开的批斗会上遭受的身体虐待和当众羞辱。在短短的三个月内(1966年6月至8月)，翦伯赞被此类大会传唤超过一百次，某些批斗会的听众达到上万人。在这类批斗会上，翦在遭受红卫兵的谩骂和殴打的同时，必须保持站立姿态数个小时。他的房子被没收，家俱被砸，书籍被抢。但是毛真正的目标并非翦等“学阀”，他们只不过是替罪羊，来煽动激进派，并为实现毛的目标制造“舆论”或政治氛围：将自己真正的敌人(“资产阶级当权派”) ，从中共高层逐出。因此，一旦这些敌人被打倒，毛就发现没有必要再认真对待这些替罪羊。1968年10月，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做出“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决定的同一场会议上，毛宣布了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给出路”政策，如他所言：“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敬他们的人格” 。讲话后，针对翦的批斗会消失了，翦在北京大学校园分配到一所破败的房子，每月的津贴上升到120元，这是普通工人月薪的几倍。

来源：微信公众号 李怀印 橡庐随笔 https://mp.weixin.qq.com/s/TLSJgi1oxMMxJ0DiPyu-2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