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琤：“新革命史”如何可信

xyma123

编者按

今日推送史琤同志为《重访革命》撰写的书评。近年来，“新革命史”研究蔚然成风，其核心诉求在于让革命史研究回归历史本身。本文从学术史与史料根基、基于“常识-常情-常理”的乡村视野及整体史维度，细致梳理了李金铮的理论探索，肯定了其在史料多元性、方法论自觉和历史视野上的突破，并进一步提出：若能将“革命文艺”充分纳入史学考察，可为理解中共革命的复杂性提供一条有别于传统档案文献的鲜活路径，使“新革命史”研究不仅“真实”“可信”，更兼具可读性与趣味性。

本文原刊于《现代中文学刊》2026年第1期。感谢各方的支持！

“客观可信”与“新革命史”的理论创制
——评李金铮《重访革命：中共“新革命史”的转向（1921-1949）》

文｜史琤

《重访革命：中共“新革命史”的转向（1921-1949）》1（后文简称《重访》）是李金铮近十余年重访中共革命的理论结晶与实践探索，其以1921-1949的中共革命史为研究对象，内容包括“新革命史”的方法论以及在此方法论指导下的具体实证研究，集中了作者对书写与呈现“客观可信”的革命历史的思考与示范。在对之性质的界说上，李金铮明确指出：“‘新革命史’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和方法”（第24页）。《重访》一书中，作者正是在“新的革命史研究”这一意义上使用“新革命史”。“新革命史”既是对“传统革命史”书写方式的突破，更是对20世纪史学新潮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作出的回应。重要的问题不仅在于借鉴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理论与方法，而是如何将这一套知识体系批判性地吸收、发展与创新，结合中国实际，凝结为自己的“原创成果”，为当下学术研究所用。“在今天，对中国学者最大的挑战是，能否在世界认可的国际学术平台上讲出道理，提炼出‘自己的’概念，通过一系列的原创性成就，争取自己的地位和话语权。” 2显而易见，“新革命史”的提出，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本文围绕学术史梳理与史料发掘、“常识”“常情”“常理”与整体史视野、作为中介的“革命文艺”等三个方面，提炼、阐释并拓展作者建构“新革命史”的理论框架与知识结构，以期进一步丰富新时代“革命史”书写的理解与视界。

一、“可信”的基准：学术史
梳理与史料挖掘

尽管“新革命史”的部分理念与方法“脱胎”于“后现代史学”，但不同于西方“新史”系列将历史“文本化”进而解构历史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李金铮始终坚持“历史研究总是朝着逼近历史真相的方向前进”（第114页）。读者之所以能够相信且认同学者所撰写的历史，关键在于其能够呈现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络、开拓出值得继续延展的“问题域”，这也是“学术史梳理”的题中之义。关于“学术史梳理”3，李金铮在《重访》一书虽未将它单列成文，但在他零散的理论叙述和具体实证中均突显了这一史学工作的重要意义。在《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中，李金铮用近百分之九十的篇幅对前人之见进行整理、将其分门别类并一一述说。各种意见的并置往往更易促使“新问题”的诞生，其观点的最终形成恰是建基在学界认识的共有“缺陷”之上：他们大都以“自上而下”的视野俯瞰“农民革命”。除了与学界主流观点对话，李金铮也十分重视“对主流观点提出质疑的研究”（第149页），经由对正（主流）反（非主流）观点的深入辨析，从而生成自己的讨论路径。就“农民参军与中共土地改革之关系”的问题，他指出：持有异议者虽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但“缺乏与土地改革之间关系的具体实证研究”（第150页），而这亦是他其后论述二者关系的前提。换言之，在阐述新论点之前，学术史梳理是十分必要的，所谓“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迈进”。同时，由其孕育出的强烈对话性也打开了未来学术发展的多种面向。在十篇个案研究的文章中，李金铮多半在前言或者主体部分做了“学术史梳理”工作，即使轻重不一，却构成了他“新革命史”书写的一个重要“根基”。

历史书写最根本的支撑源自“史料”，“史料”是历史学的立足之本，是史学研究区分于其他学科的“标尺”。如何多维还原“革命”的历史现场、呈现“革命”复杂面貌，其一重在“史料”的多元性。论从史出，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规范。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尤其在1958年兴起的‘史学革命’中，学界一度曾将‘以论带史’极端化”。4未有坚实的史料基础，再宏大的结论亦因失去“鲜活的血肉”，恐难使人“信服”。“新革命史”的提出虽遭遇了“理论至上”的诟病，但并非弱化了“史料”的作用，相反，“竭泽而渔”是李金铮在史料挖掘上一以贯之的坚守。在《重访》一书中，李金铮所采用的史料是多元且庞杂的，大抵可分为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两类。5直接史料包括档案、报刊（《新华日报》《晋察冀日报》《解放日报》等）以及文件汇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等）。在这些一手资料中，档案是李金铮的偏爱，是他产生新的问题意识的主要来源。“因其具有的原始性质，对历史的证明价值或超过寻常史料”6，也因此，档案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一种史料。《参军》一文，李金铮大量征引齐小林提供的诸多档案资料（河北省档案馆藏），这种资料大都标有“秘密”，未经公开发表，可信度较高，能比较准确地揭示农民参军的真实心理。与之类似，作者在山东临沂市档案馆的偶然发现，直接弥补了学界对“农民祈雨事件”研究的空白。（第218-237页） 间接史料包括著作史料和口碑史料。著作史料如书中经常使用的《毛泽东选集》《刘少奇文集》等，它们多由党政机关领导人在彼时彼地的讲话稿汇集而成，在革命年代，承担着“掌舵者”的职能，而口碑史料更多是从侧面以迂回的方式观照“革命”或是事后对“革命”的一种追忆（调查报告、口述史、回忆录），如张明远《我的回忆》、张闻天《调查日记》等。其虽不具直面“革命”的“当场性”，却能为“革命”的某些结论提供佐证甚至推翻既有的“定见”。《农民心态》一文显示：李金铮亲自带领学生前往河北农村开展田野调查，此番实践一定程度上蕴含了“重访”的意味。在1999-2004年的调查中，李金铮发现地主并非都穷凶极恶，他们勤俭持家且与雇工相处友善和睦。（第118-120页） 显然，这一事实打破了学界对“农民与地主关系”的惯有认知。

多元的“史料”固然能丰富研究者对“革命”相关问题的认识，但“多元”并不等同于“真实”，对“史料”的挖掘需要经历认真辨别、去伪存真的过程，涉及到“史料”的“真实性”问题。前述的“档案”在“真实性”上的确超出其他类别的史料，但李金铮认为对其利用仍须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尤其是史料中关乎是非功过的评价问题，研究者应持有公允的判断。“关于农民参军的材料，基本上是共产党革命时期的官方档案，对成绩的肯定或有夸大之处，但也不可全部质疑；对负面现象的描述，也不可轻易否定，因为谁都不愿扩大自己的问题......不过，在传统党史论著中，更多凸显了前一类‘成绩’资料，而忽略或有意淡化了后一类‘问题’资料。”（第150页，注3） 在对“具体史料”真/伪的辨析上，李金铮充分发挥科学考究的精神。在《民间借贷》一文，李金铮从学理上否定了薛暮桥“最高利率不能超过农业生产利润”（第206页，注4）的看法，以此说明在解放区文件/文章中“谬误”的存在。李金铮给出的理由是：“一是民间借贷主要用于生活消费尤其是救急，而不是生产经营，故只按生产利润来限制借贷利率是不现实的；二是农业生产的实际利润比薛暮桥的估计要低得多。”（第206页，注4） 这一“谬误”，若不加以甄别，极有可能影响最终的历史结论。换言之，为防止“史料”错误造成对“历史”的误判，在“史料”进入书写环节之前，对“史料”中有违“科学”和“常理”的部分，需根据已有的知识加以判别、考订，如此，方才尽可能地保证“历史书写”的“准确性”。此外，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为使研究对象呈现出“客观性”，研究者对“史料”的选择也绝非种类“越多越好”，应遵照其固有特征选取适当的“史料”。在《中共形象》一文，李金铮选取了外国记者记录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游记”（《西行漫记》《北行漫记》《中国震撼世界》）。“几位记者无党无派，都是为了了解共产党革命的真相而到根据地、解放区的，基本上保持了中立立场，至少没有作伪的动机和行为。”（第365页） 当然，在“史料”的选用和掌握上，李金铮偶尔也会陷入其竭力避免的“歧途”。在《〈晋察冀日报〉的阅读史》一文，李金铮主要“从本报、相关领导、机构的讲话以及当事人的回忆、日记等”（第326页）作为重现边区个人或集体阅读情境的“史料”。但正如冯淼所疑惑的：“以这些机制和媒介为平台的阅读经历和史料，多数时候是我们研究的‘对象’，而非不证自明的经验‘史料’。” 7如若不加辨别地直接引用，其结论无异是对“传统革命史观”的重复。然而，困难的是，这一时期由于所留阅读“记录很少”，而其大多又受“主流话语”的影响，无疑为“阅读史”的研究增添了挑战。

除却在史料的“多元性”和“真实性”上下功夫，李金铮对“史料”始终保持敏锐的洞察力，不放过任何涉乎研究主题的细节。在1946年《五四指示》颁布之前，中共在该阶段对民间借贷整体保持较为温和妥协的姿态，而这一结论的获得出自李金铮对土地政策（中共中央在1942年颁布的“三个文件”）细致绵密的解读，而后他又在注释中补充道，“1942-1947年中央文件至少有4次在布置布置[后一个“布置”为衍文，笔者注]减租减息任务时，都未涉及减息。”（第201页，注1） 这提醒我们在对“史料”的挖掘上，不仅需关心“史料”所展露的“信息”，更要关注其中被隐去的部分，而这被“藏匿”的“内容”恰恰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还原的“内核”：“常识、常情和常理”与“整体史视野”

如何使书写的革命历史“客观可信”，其立脚点不仅在于前期严谨的“学术史梳理”以及对“史料”多元精准的挖掘，更关键的是贯彻和运用新的理念和方法。众所周知，中共革命（1921-1949）实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自“八七会议”以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路线确立以后，乡村逐渐变成了“革命”的“重镇”。不同于晚近才出现的“现代城市”，历经千百年的沉淀，乡村社会已然形成了稳固的意识习惯、礼俗传统和情理结构。当革命进入“乡村”，中共首先需要面对的是盘根错节的乡土“文化网络”。理解乡村，李金铮认为须借助“乡村史”的视野，而“乡村史”的核心就在于揭示传统社会的“常识”“常情”“常理”。“三常”的提法虽老生常谈，但却是李金铮“革命史”研究的独创。“所谓常识、常情和常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的经验、知识、情理以及形成的行为习惯。”（第51页）“三常”是一种对人事物感性的认识，在李金铮看来，它虽未上升至理性的认识，但却可凭借它“大致能够做出一个不太离谱的判断”（第51页）。李金铮对“三常”的开掘使其所呈现出的乡村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有血有肉的农民串联而成。“三常”直指乡村、农民，因此也必然涉及研究视角“下移”的问题。可以说，“三常”是李金铮建构“新革命史”方法论的“底色”，决定了中共革命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也间接否定了过去以单一的“政策-效果”（“控制”和“被控制”、“挥手”和“跟随”）模式叙述革命历程的阐释路径。（第27页） 然而，“是否回到建构在‘人’的自然法则（血缘、亲情、宗族等）基础上的‘常识’‘常情’‘常理’就能理解革命？” 8无可厚非，贴近己身的“三常”增加了历史的可信度，但唯停留于这一端的解释，实质与“政策-效果”模式（单线条）的论证逻辑亦毫无二致。“新革命史”所须处理的诸如“政党与乡村”、“阶级与人性”、“科学与迷信”等一系列议题，是交错且繁复的，每一种议题两组概念之间并未处于非此即彼的“对立”位置。若要充分打开“革命”的历史镜像，“整体史”视野的投射作用不容小觑，而这也构成了李金铮还原“革命”历史现场的方法论依据。

在《重访》一书中，作者自始至终在“整体史视野”下观照与阐释中共革命。他将“新革命史”的研究方法归纳为六个方面：即“注重革命政策与具体实践的互动关系”“挖掘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革命史与乡村史相结合”“加强区域和层级关系的研究”“从全球史视野研究中共革命”和“开拓新的研究视点”。（第55-62页） 不难发现，前三种方法虽各有侧重，但就其内容而言，是相互贯通的。进言之，其本质皆是从“社会史”视角出发探讨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关于“社会史”，李金铮未有盲从时下流行的“下层视角”，而是扩充其内涵，重视“社会史”考察问题的“整体性眼光”。他凸出其不限于“所谓下层‘社会现象与社会关系’，而是可以研究几乎任何重大的历史现象”（第5页）。 和当前一些“深陷末节”“琐碎”的“新革命史”研究相比，《重访》所收录的具体实证研究基本都涉及革命的重大“主题”。譬如，中共何以取得革命的成功“是中共革命史的一个元典问题”（第82页），围绕这一“元典”展开，作者在该书所致力研究的“土改”“参军”“民间借贷”“抗旱救灾”等都是中共革命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关键议题。正是对“社会史”更高层次地把握，作者方能以宏观的视野透入微观的事实，反之，再以具体而综合，“以‘大’看小，才能由‘小’见‘大’”9，继而达到“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效果。

李金铮对学界业已定型的“自下而上”（视角）表示怀疑，尽管其构成了“社会史兴起的理论基础”，但“所谓‘自下而上’并不能完全取代‘自上而下’，自上而下仍有其方法论价值，如果对上层政策及其对民间社会的影响不了解，很难想象可以从下而上看历史。”（第17页） 通俗来讲，既要关注中共改造乡村所制定与实施的政策、方针与路线，同时亦要探究革命举措深入乡村实际发生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农民对中共革命作出何种反馈，是全盘接受，还是愤然抵抗，抑或表现出暧昧不清的态度？而这些反馈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又反过来刺激中共对其政策的调整？凡此种种都是“国家与社会互动”分析框架下必须考虑的问题。如作者所关心的参军、救灾以及借贷等革命政策的实行都经历了政权与基层的摩擦、冲突与互相妥协、调和的阶段。诚然，这一解释范型易于整体而全面地展现革命与乡村双向互动时的复杂面相，但也有学者点明其适用的局限10。事实上，赵世瑜在新世纪初所阐发的“整合的历史观”亦显现出一定的理论尝试。11

较之前期对“新革命史”理念与方法的探讨文章，“加强区域和层级关系的研究”是李金铮在《“新革命史”：由来、理念及实践》一文专门增补的一种“视角”。当然，就其属性而言，仍可归为“社会史”的范畴，与前三种方法具有“同构性”，但它的新颖之处在于从“关系”的维度将各“区域”缀连成“整体”。如果说在“国家-社会”的阐释模式下，中共革命亟需面对与处理的是一个“历时性”的乡村，即现代与传统的纠葛与博弈，那么，“关系”史更着眼于对共时性“空间/区域”之间相互联系的揭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争迫使中国的政治版图重新勾画，国统区、沦陷区和抗日根据地“三足”鼎立。“每一区域既是相对独立的存在，又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其他区域发生‘关系’的产物。不同区域之间的复杂关系，形成了整体的抗日战争史。”（第74页） 当今社会，“碎片”研究遭学界不满的主要原因，除却上文所述其立意不高，无法“托举”起“大的问题意识”，更关键的，“多是孤立的个案”，忽视了“研究对象与其他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12 作者以“央地关系”为证，由于抗战时期“中共政权”名义上附属于国民政府，从性质上说是“局部执政”，不能对“地方”采取直接的命令，因此，“地方”拥有了相对的自主性，它们之间“具有统一与分散的对立统一性”（第76页）。二者之间的“关系”形塑了抗日根据地特殊的政治生态。《跨区磨合：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之间的本币关系》是李金铮继“关系”史提出后的一次具体实践，作者突破“内向视角”，在“跨区”视野的映照下，通过经济领域“本币”的跨区交流与磨合，发掘出“战时中共金融关系的独特形态”13。实质上，作者所列出的第五种方法“从全球史视野研究中共革命”亦是“关系史”方法的延续，只不过“全球史视野”使“中国”变成一个区域，旨在跨越国家与地区，研究“中共革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关系”（第60页）。历史是由各式各样的“关系”连缀而成，而其复杂性也包孕其中，对各种“关系”的厘清一方面益于历史多样性的呈现，另一方面有助于在“整体中”突出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作者在另一篇《寻觅“他者”镜像下的中共革命史》中对“关系”史的研究方法作了更深一步的阐述，他从“政党”和“区域”两重角度将“我者”和“他者”予以区别，“借助‘他者’的镜像来反观和思考中共革命”。14

“新革命史”始终是以“求全”为宗旨，这也决定了“碎片研究”的存在意义。正是由于形形色色的“碎片研究”的累积，“新革命史”才能不断趋近“整体史”。譬如由作者在第六种方法“开拓新的研究视点”中所汇总的热门“视点”：话语、历史记忆、生态环境、日常生活、象征物等，这些视角和内容的引入无一不丰富着中共革命的历史图景。《重访》一书中，作者在第三部分探讨的“阅读史”“中共形象”“社会调查”等都是在原有研究“视点”上开辟的崭新“路径”。

三、“复杂性”的形象呈现：
作为中介的“革命文艺”

不管是中国“文史互证”的传统，还是西方“新文化史”对“文艺作品”的倚重，“文艺”进入历史研究的“视域”，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近年来，呈蓬勃发展之貌的“新革命史”研究尚未显露出与“文艺”结合的强劲势头。正如在本文第一节所分析的：“档案”“报刊”“文件汇编”是李金铮重构“革命史”的“支撑性史料”。作者仅在《农民心态》一文使用了赵树理、丁玲关于“土改”的小说，且主要亦是为由“支撑性史料”所得出的历史判断提供旁证。总体而言，“文艺”的占比微乎其微，其效果如蜻蜓点水，对历史叙述的立场与方向不发生任何影响。然而，在20世纪中国，文艺始终紧贴政治的脉动，其中，占据半壁江山的“革命文艺”，更因其与政治、社会的高度相融性，通常被看作历史转折的“风向标”和中共革命的“实录”。值得注意的是，和既往“革命史”的最大差异，“新革命史”将焦点转向“底层”，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而在腥风血雨中诞生的“革命文艺”本身就承继了“眼光向下、目中有人”15的左翼传统。特别是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先前位于“底层”的农民，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文艺着重刻画的对象，以农民为中心的作品争相涌出。尽管“新革命史”的提出是新世纪以后的事情，但其理论构想的形态早已埋藏在“革命文艺”之中。由此可见，以“革命文艺”为中介，将“革命文艺”带入史学疆域，不妨视为拓展目前“新革命史”研究的一个新思路。

首先，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指导下，“革命文艺”能较为真切地反映革命斗争的具体情况，它富含了大量社会-历史信息，包括一些由新政治创造出来的新名词、新术语在作品中随处可见。“在一些描写‘土改’与‘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中，一个被普遍诟病的地方是，许多小说被认为是依照中共相关的政策文件的论述来写作的”16，虽为诟病，但却也见出“革命文艺”与政策-现实的相互映照。正缘于此，“革命文艺”作为“史料”的价值不由分说。将“文艺”当作“历史资料”直接利用，这也是王笛、李金铮等历史学者对“文学入史”的普遍认识。然而，若止步于此，“革命文艺”似乎并未彰显出较之于“其他史料”的优势，就“真实性”而言，“其他史料”往往更胜一筹。文艺和历史毕竟分属于两个独立的学科，研究者若只是从“史料”的层面提取“文艺”的价值，无形中便会弱化“文艺”对历史广阔的阐释力。

除“史料”以外，“革命文艺”同样可以作为一种理解和回应中共革命的方法，这与“革命文艺”的特殊性息息相关。“重访革命”，归根结底，就是“回到历史现场”。那么，究竟怎样才算是“回到历史现场”？桑兵从人类学出发，指出“就是要和历史人物一起经历其事，而且不是作为旁观者，也不仅仅是参与者之一，而是和所有亲历者一起经历他们各自所经历的全部过程。” 17显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研究者无法经历“过去”，但从“革命文艺”的生成机制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文学作品抵达“历史现场”。程凯使用“再嵌入”这一理论概念详尽阐述了由《讲话》所确立的作家“深入生活”“与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和创作机制。18换言之，“再嵌入”是知识分子和乡村、农民深入结合的一种方式，其含蕴深广，它要求作家不是简单地旁观或者参与而是全情灌注于“基层工作”，在亲力亲为中实现与群众的交融互通，同时最大程度的调动主观能动性以提取由旧变新的质素。作家在成为文艺创作者之前，首先是一位政策-实践者，经由“再嵌入”的复杂过程，再将“实践”付诸于“文字”，于是，“革命文艺”被生产出来。这一投身“实践”的直观感受化身为作品中“鲜活的感知经验”。“文学写作，恰是因由作家是以这种感知经验为最重要的方式来回应现实问题，故而我们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能寻找到一些在历史档案材料中并不容易发现的鲜活的感知经验和精神状态。” 19文学是人学，是情感和经验的聚合体，这也是文艺特出于历史之处。“新革命史”研究的一个动力是挖掘多元而复杂的中共革命，而“革命文艺”因其特殊的“生产机制”，恰是对“复杂性”形象而生动地呈现。或者说，这一“生成机制”的“复杂性”决定了作家对“革命”书写的“复杂性”。“革命文艺”虽有与“政策-文件”“互文性”的一面，但绝非凭借“宣传资料”闭门造车的“应景之作”。作家以“政策-实践者”的角色站在“历史现场”现身说法，融入了个体对“革命”切身的体验与思考。“作家在创作中总是有某种东西可以逸出来，不可能完全被束缚到既有的理念、观念的框架和意识形态的框架里”20，这种“不可规约性”使“革命文艺”充满了张力。

此外，为客观地再现“历史现场”，“新革命史”研究者惯常的做法是查阅大量且种类繁多的“一手资料”，以此将各式各样琐碎的“资料”复原成一个“整体”。虽则这是史学研究的“硬功夫”，但在一些条件不被允许的情况下，确是耗时费力的。为更快捷、清晰、系统地捕捉到“革命”牵涉的人情事理以及难题性，将“革命文艺”作为一种和“其他史料”并读的“参照物”，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革命文艺（尤其是中长篇小说）大都针对革命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而展开，全景式地展示该“问题”的多维面相，像描绘“土改”的《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勾画“互助合作”的《种谷记》等，对其文本的细读和深掘，更有利于研究者透过一部作品整体性地审视中共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从“史料”至“方法”，“革命文艺”亦如路杨所言，“能够发现、攫取和保存丰富的经验碎片与动态情境，从而折射出革命史的复杂光谱、革命理念受到的现实制约，甚至能从中拣取与构建出具有生产性的价值形态与现实策略，透露出革命进行自我调整的能力。”21

最后，就“革命文艺”作进一步延伸，回到李金铮所尝试建构的“客观可信”的历史书写，“客观可信”饱含着作者对历史强烈的“求真”意识，但“求真”而来的“客观”并不意味着“可信”。“可信”除了内蕴的“真实”还讲求面向读者的“可读性”，而“可读性”的关键在于历史书写的“文学性”。“历史研究者不应该放弃文学性的历史写作，如果历史写作变得越来越社会科学化的话，越来越远离文学的话，会逐渐失去广大的读者。” 22在这一点上，“新革命史”研究者可积极汲取“革命文艺”的养料，不止在“史料”和“方法”上，更需在“写法”上，将冗杂的“史料”结构化和故事化，增加阅读的趣味性。为什么诞生于革命年代的红色经典至今仍令我们潸然泪下？其撼动人心的力量与经久不衰的魅力是如何形成的？这或许是值得“新革命史”研究者继续思考和追问的问题。



注释
1 李金铮：《重访革命：中共“新革命史”的转向（1921-1949）》，香港：开明书店，2021年。以下凡引自该书的内容，仅在文中标明页码，不另作注。
2 李金铮：《方法的内外互补：“中国史”学界的中国与西方》，《史学月刊》2018年第8期。
3 关于“学术史梳理”的相关问题，参见李卫民：《追求更具解释力的乡村社会史学——李金铮教授访谈录》，《晋阳学刊》2010年第2期。
4 周良书：《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年第1期。
5 关于党史史料的分类，本文以周良书的划分为参照。需要指出：由于文件汇编大都是对原件的直录，通常亦具有一手性，故将之放进“直接史料”中。参见周良书：《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年第1期。
6 严泉：《实证、史料与全球化视野：重建近代中国的问题意识》，《新京报·书评周刊》2024年5月13日。
7 冯淼：《勾勒政治文化：新文化史方法下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述评》，《史林》2023年第4期。
8 董丽敏：《“新革命史”：重构革命史叙述如何可能》，《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1期。
9 张太原：《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取向与趋向——从“新革命史”研究谈起》，《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6期。
10 李俊领认为“国家”与“社会”的概念还需进一步明晰。参见李俊领：《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变迁的新探索——读〈革命与节日——华北根据地节日文化生活（1937-1949）〉札记》，《学术评论》2021年第1期。董丽敏认为“国家-社会”的二元阐释模式已经无法进一步去解释社会主义中国，公私相嵌是建国后组织社会的一种新方式。参见董丽敏：《“新革命史”：重构革命史叙述如何可能》，《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1期。
11 参见赵世瑜：《“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与整合的历史观》，《光明日报》2001年7月31日。
12 李金铮：《整体史：历史研究的“三位一体”》，《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13 李金铮：《跨区磨合：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之间的本币关系》，《开放时代》2023年第1期。
14 李金铮：《寻觅“他者”镜像下的中共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
15 鲁太光：《我们需要眼光向下、目中有人的文学》，《现代中文学刊》2023年第1期。
16 萨支山：《“社会史视野”：“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切入点》，《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
17 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18 参见程凯：《社会史视野与当代文学经验的认识价值》，《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5期。
19 萨支山：《“社会史视野”：“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切入点》，《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
20 吴晓东、薛毅：《代序二：文学性的命运——与薛毅对话》，吴晓东：《文学性的命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1页。
21 路杨：《“斗争”与“劳动”：土改叙事中的“翻心”难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2期。
22 王笛：《历史与文学——关于大众历史写作的几个问题》，《写作》2022年第4期。

来源：微信公众号 保马 https://mp.weixin.qq.com/s/lXjPQe6FWyfW5hsLdZRp3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