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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xyma123 于 2026-11-4 22:18 编辑
引風SELECT｜集体化时期的养猪实践：生猪、公社与国家（1949—1976）
FIG. /翁逸之：《要把社里的猪养得又肥又大！》，1956年5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图源：chineseposters.net，Landsberger收藏，BG E15/450。
摘要：
本文考察1949—1976年中国农村的猪与养猪实践，勾勒国家如何推动养猪，以及猪在集体经济中如何得到照料、饲喂与繁殖。作者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视角分析这些实践：农村产出被用于支持工业与城市发展，基层公社则需要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自身资源维持生产与生计。在这一安排下，猪需要住进密集的集体猪圈，吃可能不合口味、营养较少的本地青料，提供更多粪肥，并与外来猪种交配。这些生产要求，也影响着饲养员与配种员的日常劳动和生活。猪及其照料者的经历，由此呈现出集体养猪的制度目标及其在基层实践中的困难。
集体化时期的养猪实践：
生猪、公社与国家（1949—1976）
Maoist Pigs:
Swine, Communes,
and the State in Rural China, 1949–1976
作者：李钟湜（Jongsik Christian Yi）
来源：《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85卷第2期，2026年5月，第287—311页。
DOI：10.1215/00219118-12257581
关键词：集体化时期中国；集体养猪；动物饲养员与配种员；公社经济；公社自力更生
原文版权：作者©
编者说明：本文编译自李钟湜发表于《亚洲研究杂志》的论文，从农业史、劳动史与动物史的视角，考察1949—1976年中国农村的集体养猪实践。作者以“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为分析框架，讨论国家工业化目标、城乡资源配置与基层生计之间的关系，并将饲养员的劳动、猪的生存条件及粪肥循环联系起来。文章聚焦于特定生产制度下的地方经验，其对政策动机和历史因果的解释，应结合所用材料与相关研究理解，不宜直接视为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整体评价。本稿为编译版本，对部分背景论述、统计数字及评价性表述作了节略或转述，原文注释及参考文献保留，读者如需阅读完整未删节译文，请私信联系我们。最后，对于因删节及部分转述而可能偏离原文之处，谨向读者与作者致以歉意。
在许多意义上，中国的猪都在主导着这个世界。全球13亿头猪中，有一半生活在中国。它们不仅向世界各地的人类供应大量猪肉，也排出堆积如山的粪便，造成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为了喂养这些生活在中国的非人类动物，拉丁美洲的大片土地被改造成大豆种植园。中国的猪也深刻影响了当今猪的基因库。包括约克夏猪在内的许多常见品种，都是中国猪与欧洲猪杂交的产物（Lander et al. 2020; White 2011）。
历史并非一直如此。上个世纪，在从传统养猪向工业化养猪的转变中，中国曾落后于其他国家。欧洲和北美国家开始推广少数几种“现代猪”，并大规模生产猪肉时，中国村民仍只养着几头本地猪，指望它们消化家庭废弃物、提供有机肥。只有农历新年等十分特殊的日子，宰杀的猪才会出现在餐桌上。一种常见的解释认为，在20世纪的前70年里，中国农民一直难以接受改良猪种及其配套的工厂化养殖体系；在这种体系中，猪的存在被简化为一种肉类商品的价值。尽管农业改革者努力推动“科学化”和“现代化”（Schmalzer 2002），这种局面仍然延续。这一解释将其与当时未采用西方式农业现代化道路联系起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逐步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的工业化生猪产业（Lander et al. 2020; Schneider 2017, 2019）。[1]
这一历史轨迹的描述并非不准确。不过，本文将毛时代（1949—1976）养猪活动的组织与重组过程放回历史情境，以呈现这一叙述未能充分容纳的复杂性。毛时代中国的养猪方式从未固定不变，也并不整齐划一，但总体而言，它既不属于传统的小规模家庭生产，也没有实现工业化。据估计，1970年，文-革尚在进行时，超过2亿头猪与8.2亿人口共同生活在中国，主要生活于集体化的社区之中（农业部畜牧兽医司，1990：25）。尽管制度屡有变动，集体猪圈中饲养着集体所有的猪，一些农户也私养着猪。由于官方不鼓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集体养猪的目的并非在自由市场上出售，而是维持集体的日常生活与生计：猪提供粪肥，其产品出售给国家后，又为集体带来现金收入。每个公社或生产大队都会指定一些农民担任专职饲养员和配种员，以保障集体猪群的健康与繁殖。对于这些毛时代的猪及其人类照料者，学界的研究仍然很少。本文希望填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动物史与科学史研究中的这一空白，呈现这些生命的处境，并总体勾勒猪如何成为集体政治经济的一部分（图1）。[2]
FIG. /图1：1960年关于集体养猪的宣传画。画面文字为“猪多、肥多、粮食多”。图源：chineseposters.net，Landsberger收藏，BG E37/172；原图记录。
集体或公社养猪介于大型国营养猪场与家庭私养之间，是“自力更生”成为国家首要方针之一的时代产物。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2016：18）指出，中国共产党强调“采用土办法、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失败、战胜困难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作者认为，强调自力更生，也与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尽量控制农村投入的选择有关。[3]艾约博（Jacob Eyferth，2022：232）指出，[4]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承袭斯大林的思路，认为“财富需要通过不等价交换机制，从非工业、非社会主义部门流向国有的城市工业”。从这一分析视角看，中国农村在当时的积累体系中，更多承担着向城市工业提供剩余的功能。[5]大量农副产品被纳入国家征购，集体化的地方农业社区则需要在外部补助有限的条件下自行维持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居民通过多种方式，提高所在社区维持生计的能力（Eyferth 2009; Hershatter 2011; Schmalzer 2016）。
作为对上述历史研究的补充，本文考察地方村民如何利用猪等非人类生命，维持集体的生产与日常生活。在国家优先发展城市和工业、对基层物质支持有限的条件下，这些努力既迫切，也面临困难。本文追踪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猪与人在共同的集体经济和生态中共存；维持自力更生的生产体系，又需要猪提供更多粪肥，也需要农民投入更多劳动，使猪存活下去。作者由此关注国家工业化目标与基层社区维持生计之间的张力，以及这种张力如何影响人与猪的共同生活。
中国农村养猪的双轨制度
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时，猪已广泛分布于中国农村，却并非处处都有。环境和宗教的多样性，使猪未能进入某些地区社区的日常生活。总体而言，北方干旱地区和边疆牧区缺少适合作猪饲料的植物。西北地区的穆斯林则不食猪肉（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1960）。因此，辨明一个地方是否具有“养猪的习惯”，成为新生的共产党政府摸清基层村庄情况、使之便于治理的基础工作之一（GARA 1955a）。
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鼓励中国南方的家庭养猪。养猪不仅被视为增加家庭收入的办法，也被视为积蓄有机肥的途径。1952年，中南军政委员会要求“要大大提倡养猪，实行家家喂猪”，计划推动每户至少养一头猪。作为猪的私人所有者，许多南方农民可以保有粪肥和猪肉，从这一安排中获益（GARA 1952）。[6]
20世纪50年代中期农业集体化的启动，是养猪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农业集体化要求牲畜所有者加入合作社，并将牲畜转为合作社财产。村里几乎所有役畜都被纳入集体所有。农户虽然仍可私有一两头猪，但国家将一定数量的猪转为集体所有，以组建集体猪圈。[7]集体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理应为畜牧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在合作社内部，人的口粮、动物的饲料与畜粪可以统筹管理，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一开始，猪和其他牲畜就是集体化工程的一部分。由此，集体养猪与私人养猪开始在中国农村并存（BMA 1955）。[8]
FIG. /大兴区红星人民公社饲养的猪，1958年12月。图源：北京日报·旧京图说《风吹麦浪，您还记得北京红星集体农庄吗？》。
猪尤其受到国家重视，部分原因在于毛泽东本人的推动。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指出，“养猪是一件关系到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外汇的大事”（毛泽东，[1955] 1974：3）。在同一篇文字中，他提出，地方干部除了发展集体养猪场，还应鼓励每户养一头或几头猪。这一设想很快就在全国付诸实施。更重要的是，1956年，毛泽东赞扬山东省阳谷县石门乡农业合作社：当地村民虽然过去没有养猪的传统，却建立起了生猪生产的基础。既然石门乡树立了这样的榜样，毛泽东便问，其他合作社“为什么不可以照样做呢”（毛泽东，[1956] 1974：4）？
到了50年代末，毛泽东大力发展生猪生产的信心进一步增强。此时，共产党国家的目标，是在包括畜牧业在内的各个经济生产领域实现“大-跃-进”。1958年11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宣布，人民共和国将着力同时发展粮食种植与畜牧生产（中共中央，[1958] 1994：628）。1959年10月31日，毛泽东读到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公社生猪生产迅速增长的报告后，兴奋地号召全国人民重新排列传统“六畜”的次序。按旧有次序，马居首位，其次为牛、羊、鸡、狗，猪则居末。毛泽东“完全赞成”把猪提到六畜之首，认为新的排列应当是“猪、牛、羊、马、鸡、狗”（毛泽东，[1959] 1974：2）。
援引苏联土壤学家、微生物学家瓦西里·威廉斯（Vasili Williams）时，[9]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农、林、牧三业相互依赖，缺一不可，关系国家的未来。他以粪肥为例：“我国肥料的最大来源，是猪和其他大牲畜。”毛泽东坚持认为，“猪粪这种有机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好十倍”，因此“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肥料工厂”。此外，养猪简便、成本低廉，还能提供“肉、鬃、皮、骨、内脏”，作为工业原料并用于出口。毛泽东最后表示，希望做到“一人一猪，一亩一猪”（毛泽东，[1959] 1974：1—2）。[10]如表1所示——有关数据的可信度，我将在下文讨论——这些指示推动全国生猪数量在50年代末增长，无论当地过去是否养过猪。
北京市政府1960年的一份文件，展示了地方政府如何响应毛泽东大力发展生猪生产的号召。文件提出，首都郊区农村的养猪事业应当“两条腿走路”，实行“集体饲养为主，私养为副”。[11]这正是落实毛泽东1955年提出的养猪双轨模式。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这四个基层层级，都要分别建立并管理自己的集体猪圈。与此同时，集体中的个体社员也受到鼓励，可以自行养猪（BMA 1960）。
这套特殊的双轨制度，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逐渐成形。一方面，它要最大限度地增强地方集体“自力更生”积蓄粪肥的能力；另一方面，它要完成国家规定的征购指标。国家征购的对象随时间与地点而变，可以是活猪、粪肥，也可以是猪肉。例如，1962年，北京郊区一个生产队将约30%的集体猪和约15%的私养猪交给国家（BMA 1963）。考虑到当时大饥荒刚刚结束，这一比例可能低于平时。但关键在于，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之后，无论集体还是个人，都可以自主支配余下的猪，国家也据此期待集体与个人自力更生。集体所有的猪所提供的粪肥、额外收入和猪肉，成为集体的资源，帮助集体持续维持收支。私养猪所产生的这些收益，则用于农户自留地，或成为家庭的现金储备。[12]
1959至1961年，中国农村经历了严重饥荒。作者结合有关历史研究，讨论了集体化进程、生产组织方式与这场危机之间的关系（Dikötter 2010; Manning and Wemheuer 2011; Zhou 2012）。尽管官方已经公布统计数据（表1），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猪的总量从1960年的8200万头锐减至1961年的7500万头，但对于有多少非人类动物死于饥荒，学界尚无共识。[13]饥荒结束之际，中央政治格局也发生变化，毛泽东退居二线。随后，刘少奇与邓小平在60年代前半期推行“调整”方案。在经济管理上，这些政策降低了对集中计划的依赖，并增加了对地方居民的物质激励。[14]大-跃-进之后畜牧政策调整的核心，是在维持集体经济运作的同时，扩大个体家庭养殖的空间。刘少奇释放出信号，表明中共将更加积极地促进私人养殖，甚至允许在自由市场上出售生猪，从而加强个体家庭对猪的饲养（中共中央、国务院，[1962] 1974）。[15]
调整政策受到毛泽东及其支持者的反对。文-革（1966—1976）期间，刘少奇及其助手受到“走资派”的政治批判。在反对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话语中，毛泽东与文-革的倡导者，重新将以集体牲畜数量和质量为象征的集体、公共利益，置于以市场为基础的物质生活安排之上。
从根本上说，在毛泽东执政的最后十年，集体养猪与个人养猪试验性的并存格局并未改变。文-革初期（1966—1969）或许是个例外。一些基层饲养员受到当时社会动荡的影响，集体牲畜的照料也受到冲击。[16]但到70年代初，当时的官方话语一面指责刘少奇鼓吹“养猪赚钱”和“发家致富”，一面又坚决主张非集体生猪生产的必要性。毕竟，最先推广双轨制度的是毛泽东本人，而且早在刘、邓调整政策之前，这一制度就已启动。因此，1971年，浙江省领导人声称，如果有人说“社员私养猪是发展资本主义”，那这个人显然就是要打击农民的积极性、破坏革命（Zhang ca. 1971：65—67）。这套双轨制度甚至在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仍然延续。直到1978至1985年，后毛时代的领导层解散基层合作组织，这两种模式才一并消退。
养猪的意识形态
在集体与个人养猪并行的双轨制度下，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出现了：“集体饲养员”（见图2）。他们是专职劳动者，负责照料集体所有的猪及其他农用动物。集体养猪场的数量因地区和时期而异。我对广西博白县原养猪场工人的口述史访谈，提供了一些具体数字。博白是一个偏远多山的县，养猪业比平原地区更为发达。20世纪60至70年代，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两三个集体猪圈。平均而言，这种大队级集体养猪场饲养100至150头猪，由三四名饲养员管理，饲养员以此挣取“工分”（图3）。与此同时，饲养员及其他农户在家中也至少可以养一头母猪。只要完成国家规定的粪肥或活猪征购指标，他们便可将自己养的猪私下卖给国营食品公司或邻居。无论身处集体经济还是私人经济之中，饲养员都依靠猪维持生计（作者与凌女士的私人访谈，2021年6月27日；作者与洪女士的私人访谈，2021年6月27日）。[17]
FIG. /图2：青少年饲养员与牲畜，山西省榆次县长凝公社，1960年。作者收藏。
FIG. /图3：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一处原属生产大队、仍由一家人经营的猪圈。作者摄于2021年6月。
然而，这些集体养猪的饲养员的历史角色与实践，引出了一系列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推动他们把集体的牲畜看得比自家的猪更重？一个人为什么要、又应当如何珍爱不属于自己的猪？为了向这些地方行动者提供答案并维持双轨制度，国家加强宣传，强调养猪照料的集体伦理。不过，正如下文将要讨论的，如果没有一定的个人激励，这种自上而下的集体主义号召可能难以维系。
宣传材料把理想饲养员描绘成将集体牲畜放在心上、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人，这并不令人意外。吉林省梨树县的公社养猪饲养员刘清才，被称为“养猪迷”，他“以场为家”“爱猪如子”。例如，有一头猪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刘清才担心它生病了。但第二天，它又“正常”进食。这头猪反复出现类似表现。后来，刘清才才发现，这是一头饮食无规律的“抢食猪”。宣传将他塑造成热心的饲养员：他愿意耐心调教这头倔强却惹人喜爱的猪，让它定时定量进食（Cai 1959）。
FIG. /金梅生：《女饲养员》，1972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图源：chineseposters.net，IISH收藏，BG E12/89。
许多宣传材料以更宏大的语言，阐述动物与集体主义的关系。天津郊区的模范饲养员吴元浩（Wu Yuanhao），认识到猪和其他牲畜在集体经济中的重要性，称它们为“社的命根子”和“社的宝贝”。她于1959年立下决心：“只要党需要，我愿意一辈子当饲养员。”她努力“不断改进饲养管理方法，给牲畜找到更好的饲料，为支持农业生产大-跃-进作出更大贡献”（TMA 1959）。辽宁的吕品（Lü Pin）则将集体牲畜饲养劳动的意义，与超越个人主义的“大公”联系起来。他先将饲养员的“平凡劳动”赞颂为财富的源泉，随后宣称：“一个人从来不关心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只考虑个人利益，能够作出很大的成绩，那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人总是在个人主义的小圈子里打转，没有崇高的精神，眼光也很狭窄。”好的饲养员必须以公共和集体利益为先（共青团辽宁省委办公室，1960：1—3）。
然而，要成为一个具有集体主义思想的饲养员，想必既不容易，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做到。集体主义伦理要求把集体置于个人之上，这一多少有些违反直觉的要求，似乎常使一些饲养员在宣传中表现出夸张的忠诚，或对他人的讥讽反应过度。来自江苏省阜宁县益林公社的王志文认为，饲养员“热爱集体的革命精神”，对于“发展集体生产和畜牧事业”必不可少（《江苏省人委号召全省饲养员学习王志文热爱集体的革命精神》，1965）。辽宁省金县杏树公社的李仁浩（Li Renhao），听到邻居说“养猪太脏”时很生气。他反驳道：“脏？那你吃猪肉的时候为什么不嫌脏？！你不应当嫌我的工作脏。我的思想可不能脏……身上脏了，可以洗掉。这样做，就能多繁殖一些小猪，咱们社的收入也会增加”（共青团辽宁省委办公室，1960：14—18）。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宣传材料，也常突出讲述不合规范的个案。“坏”饲养员不喜欢集体养猪，或贬低这项劳动的价值。他们被描绘成一心追求个人出路、想找社会地位更高工作的人。他们不爱护集体牲畜，是因为尚未克服个人的自私。这些人的故事，被用来教育当地群众。但宣传必须讨论这些不理想的饲养员，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间接证据：确实有不少像他们这样不接受集体主义伦理的人。
一份在河南省郏县李口公社流传、未曾公开发表的自我批评材料称，小昝庄大队第二生产队的农民经常讥讽集体饲养员Zan Po是“工分迷”，深受“资本主义思想”侵蚀。大家知道，他“不关心、不爱护牲畜”，甚至打骂虐待它们。他只关心自己那一小块“自留地”，对猪吃什么也毫不上心。不管猪吃下什么，总归要排便；他只要收集粪肥，就能挣到额外工分。他在邻里间的坏名声，迟早会传到地方干部耳中。[18]
1965年，大队干部最终要求Zan Po参加他们组织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读了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之后，他似乎受到了白求恩（Norman Bethune，1890—1939）的感召。这位加拿大外科医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支持中共，1939年在为共产党部队伤员施行手术时感染败血症，最终去世。毛泽东赞扬白求恩大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们无法确定，学习小组是否真的改变了这名饲养员的想法和情感；但他在其他社员面前公开保证，今后“不再打牲口，不再拿牲口的饲料”。[19]
张永亭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案例。他是山西省闻喜县的一名公社饲养员。1965年，读到《山西日报》头版关于著名模范饲养员王传河的报道时，他很是惭愧（中共山西省委，1965）。两人都是在50年代中期同一年开始饲养牲畜的；张永亭所在的公社，离王传河所在的临猗县公社也不远。但两人的名声却截然不同。王传河受到全省敬重，张永亭照料的牲畜却“个头小”“体质弱”，社员们都知道他不称职（Zhang 1965）。这种反差促使张永亭作出“自我批评”：
最使我感到惭愧的是，王传河一心一意为革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却任凭私心作怪，把十公斤喂集体牲畜的饲料拿回家，喂自家的猪。这件事我从没对人说过，所以谁也不知道。今天同王传河一比，我觉得自己真卑鄙……从今以后，我决不再干损害集体、不利革命的事，不给贫农丢脸。
（Zhang 1965）
毛时代，这类因追逐个人成功而作出的自我批评屡见不鲜，往往由地方干部或农民同伴促成。仅凭这些记录，很难判断当事人的真实想法。作者援引历史学家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关于革命意识形态的讨论（Esherick 1995：46），将注意力转向这些材料所体现的公共表达规范：人们被要求以符合当时政治要求的方式讲述自己的经历。作者据此认为，不同地方行动者对集体优先于个人的号召，未必具有相同的理解与接受程度。
尽管官方不鼓励追求私人利益，仍有证据显示，地方干部会细致安排针对个人的激励和报酬。江西省有关部门1955年编印的一本牲畜饲养教材指出，“集体养猪的劳动要很好地组织起来……工分必须计算清楚”。如果集体饲养员得不到公平的工分，就不会表现出“工作积极性”。教材推荐了两种办法。其一是按日规定劳动定额，例如，饲养员每天照料12至15头集体猪，可得4个工分。其二是按周或按月，根据猪的增重量计酬。猪长膘越快，饲养员得到的工分就越多。[20]
即便在大-跃-进和文-革的高潮时期，集体养猪的饲养员也能为自己的利益找到一些空间。1959年，江苏省盐城地区一名中层干部宋荣达（Song Rongda）指出，“养猪既是人民公社的重要生产任务之一……就必须实行工分与供给相结合的有效分配制度，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除了合理管理工分，宋荣达还明确提出，应当按照劳动表现免费供应食品和衣物（Song 1959：122—123）。到1971年，一位浙江干部仍在抱怨，太多地方群众抱着“养猪为赚钱，无钱不养猪”的想法。一些饲养员从集体猪圈里取走猪粪，偷偷施到自留地上。另一些则不愿向国家交猪，因为他们想在黑市上获得更大的好处（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约1971年：19—21）。
口述史材料进一步揭示了宣传文献背后的实际生活。前文提到的博白县几位昔日饲养员说，尽管开展了种种思想工作，一些年轻母亲成为集体饲养员，似乎还是出于更实际的原因。凌女士（化名）原先在供销社工作，供销社负责在集体内部供应食品和日用品。但1957年生下长子后，她便主动请求地方干部将自己调到一处刚刚建成的集体猪圈。她觉得，这份工作可以让她在劳动时和儿子待在一起。只要每天喂三次猪，再做一些日常杂务，她便可以在猪圈里照看儿子，不受别人打扰（作者与凌女士的私人访谈，2021年6月27日）。
同一个生产队的洪女士（化名）也正是因此，自愿当了饲养员。从1974年至1981年，她在集体猪圈里养育了三个孩子。除了能兼顾育儿，洪女士还发现，对一个从未上过学的女人而言，饲养牲畜能带来可观的收入。集体养猪本身给的工分不算高，劳动量却很大。但与其他农业劳动不同，饲养员每天都能挣工分：不论工作日还是周末，不论晴雨，不论农忙农闲，圈舍里的动物每天都需要照料。正是依靠照顾集体牲畜得到的工分，以及私养猪带来的一些现金，洪女士才能养育1974年出生的儿子和分别生于1977年、1979年的两个女儿（作者与洪女士的私人访谈，2021年6月27日）。这些经历表明，饲养员对集体牲畜的照料，也与兼顾家庭生计、育儿和收入的需要有关。
FIG. /马建亚：《养猪现场会》，收入《户县农民画》，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5月版；图示印本为同年8月第三次印刷。图源：chineseposters.net，Private collection，PC-huxian-1974-020。
猪饲料与粪便的代谢
以培育集体主义伦理为目标的养猪宣传材料，不太可能揭示基层公社中维系人与猪关系的日常实践和劳动。对于猪来说，获得足够的饲料、维持清洁的环境，是更直接的生存需要。无论人类饲养员受到集体主义精神驱使，还是受到个人激励吸引，要满足猪最基本的需要，他们想必首先得掌握按时备料、保持猪圈清洁的知识和技能。当上级提供的饲料和其他农业投入不足时，这种“自力更生”的照料尤其关键。本节聚焦南方的广西，细看农民与饲养员如何应对这些日常问题。
20世纪上半叶至中叶，中国的猪饲料从未充裕过。在国民党政权向共产党政权更替期间，广西的农民与农业科学工作者不断试验各种有机材料，寻找补充性饲料。1949年9月至1950年5月，在新成立的广西省农业试验站内，科学工作者开展了一系列研究，验证牛粪充作猪饲料的效果。他们受到桂北、灵川两县农民的启发：当地农民世代将牛粪掺入谷粉喂猪。试验报告宣称，采用这种混合饲料后，猪每增重一磅所需的谷物饲料可减少93克（GARA 1950）。
广西省农林厅于1952年和1953年报告说，当地村民将各种谷糠和空瘪穗头视为最有价值的猪饲料来源，但很难有系统地收集、留存这些材料。有关部门预期，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21]这些副产品的分配将更加合理。与此同时，农民较易取得、各地也普遍可见的有机材料，包括大豆、花生壳、玉米芯、红薯藤和南瓜叶。猪吃的东西包括豆浆、糊状或饼状的淀粉食物，以及新鲜切碎的青料。农林厅赞扬这些地方做法，认为这些替代饲料营养价值很高（GARA 1952, 1953a）。[22]
1954年，农林厅汇总了此前分散各地的猪饲料知识。广西的干部和科学工作者把米糠、花生壳与豆渣等划为“精饲料”的原料。不过，考虑到这些副产品可能短缺，他们建议寻找替代来源。换言之，必须扩大“饲料来源”，才能确保“粗饲料”充足。[23]据农林厅所述，各地农民已经利用谷壳、玉米芯、谷穗、红薯藤和本地青料等喂猪。但省级部门强调，如果粗饲料不能帮助减少精饲料和燃料——主要是柴火——的消耗，就没有意义。因此，他们建议农民不要把植物煮熟，而应将其碾磨、切碎或发酵（GARA 1954a）。
随着民间利用各种植物开拓猪饲料来源的做法广为人知，上级农业科学工作者又借助李森科主义，进一步确立这些地方知识的正当性。在当时的共产主义国家，李森科主义是最具权威的生物学理论。[24]广西省农业厅首先援引了李森科的著名论断：一切生物的生长，都要经历若干不同阶段。猪当然也遵循这一规律。早期阶段的仔猪必须摄入富含蛋白质和矿物质的饲料，后期的成年猪则应获得足量碳水化合物。这就是猪饲料应当多样化的理由。换言之，必须在少数几类“精饲料”之外，发掘包括“粗饲料”在内的更多猪饲料（GARA 1955b）。
农业厅随后又引入苏联的“饲料单位”概念，为农民提供一个标准，用来比较无数鲜为人知的粗饲料来源。一个饲料单位，是指一公斤燕麦的一般营养价值。以这一数值为基准，例如，一公斤本地红蘑菇相当于0.64个饲料单位，一公斤本地白萝卜则相当于0.08个。省级领导在推广这些“科学”概念时宣称，“饲料的范围，不应狭窄地局限于农业副产品，而应扩大到整个自然界”。由此，有助于实现牲畜饲料自给的知识，被视为最有用、最有价值的知识（GARA 1955b）。
50年代前中期受到重视的猪饲料知识，大多反映了地方上丰富、扩大饲料来源的努力；与此同时，村庄与集体间还流传着另一类知识，旨在优化从植物到猪、再到农田的代谢流动。1954年，广西贺县政府向上级报告了一位女饲养员刘一梅（Liu Yimei）的试验。1952年，她得知苏联农民用花生壳喂猪，既能养猪，又能得到肥效更高的粪肥，可谓一举两得。此后两年，刘一梅自行反复试验。她称，在普通谷物饲料中加吃花生壳的猪，比未吃花生壳的猪长膘更快；而施用这类猪粪的芜菁，与追施不含花生壳猪粪的芜菁相比，个头大了一倍有余。县政府介绍刘一梅的事迹后指出，许多农民仍喜欢把花生壳粉直接撒到田里，因此必须更积极地推广这种方法，至少应在盛产花生的地方这样做（GARA 1954c）。
到第二年，也就是1955年，刘一梅的方法似乎已在广西广为人知。柳城县政府报告说，县里也在鼓励推广这种方法。但县干部遇到一些农民，他们希望将花生壳直接送到田里，而不是送进猪圈。这些农民认为，这样就不必等猪产粪，可以加快作物生长。县领导对农民表示同情，认为他们的立场“可以理解”。但领导仍强调种植业与养猪业之间的平衡，不允许“减少饲料来源”（GARA 1955c）。广西省农业厅在回应柳城报告时，再次提倡刘一梅的方法。农业厅称，花生壳富含蛋白质，是良好的猪饲料，“直接用来沤肥”，实在“太浪费”。它还指出，花生壳中的脂肪和油分可能损害某些作物；如果经过猪的肠道处理，就能避免这一问题。此外，猪排出的花生壳粪肥，有助于“作物更容易吸收磷和氮”。因此，农民和养猪饲养员不应浪费任何一点养分，连花生壳也不例外（GARA 1955a）。
50年代广西有关猪饲料与粪肥的知识和实践，绝非独有。在此后的毛时代，类似信息和技术继续在中国其他许多地方流传。1966年1月，文-革前夕，北京的农业部建议全国各公社“充分利用青粗饲料，发展养猪”。农业部区分了“富养猪”与“穷养猪”：前者主要依赖精饲料，不愿费力开拓猪饲料来源；后者则依靠各种农业副产品和野生植物喂猪，以节省资源。农业部将后一种做法推崇为真正“科学”的养猪方式（农业部畜牧兽医局，1966）。对粗饲料的强调贯穿了文-革。在此期间，它不仅因“科学”而获得正当性，也因“革命”而受到肯定。只要公社饲养员和农民有一颗“红心”，“天地之间就都成了猪饲料的来源”（《养好猪不一定要用很多的精料》，1971）。
国家要求地方公社建立一种“自力更生”的代谢循环，用本地青料喂猪，再将猪粪用作有机肥（Schmalzer 2021a; Yi 2023）。这一路径，与农业社会学家谢敏怡（Mindi Schneider，2017：92、95—96）所批评的后毛时代“废弃”循环形成鲜明对照。她认为，后一种体系“把农业从其所嵌入的生态系统和社会关系中分离出来……完全使用商业猪饲料……把粪肥从一种资源变成资本主义的过剩物，从而将其白白废弃”。不过，作者对这种可称为“公社代谢”的体系仍有所保留：在外部物质补助有限的条件下，维持循环和保障人与牲畜生存的责任，更多由基层公社自行承担。国家优先推进积累，与公社依靠自身资源维持生产之间存在张力。公社也并非总能实现自给自足；在上级政府支持有限时，它们经常难以维持自身。
FIG. /《猪是“化肥厂”又是“聚宝盆”》，1959年12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图源：chineseposters.net，Private collection，PC-1959-002。
1959年，负责浙江绍兴畜牧工作的干部李牧（Li Mu），直截了当地指出了猪饲料的两难处境：“如果他们〔地方集体〕单纯依靠商品饲料〔即国家控制生产和分配的常规饲料〕，成本就会很高，而且供应量也满足不了最低需要。如果单纯依靠采集野生饲料〔即本地各种植物〕，在目前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又采集不到足够数量。此外，也无法控制营养、做到每天均匀供料”（Li 1959：191）。即便到70年代，猪饲料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短缺问题似乎也几乎没有得到解决。用本地青料喂猪，首先容易受到环境条件影响，因而很不稳定。陕西一个生产队的养猪场于1974年报告说，由于饲料极度短缺，许多繁殖母猪未能熬过严冬（陕西省农林科学院，1974）。
至于将猪的排泄物用作有机肥，自力更生的循环理想究竟实现得如何，同样令人怀疑。环境科学家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在其开创性著作《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The Bad Earth）中指出，毛时代，由于耕作强度加大，化肥与有机肥施用不当，中国的土壤日益衰竭：“连续实行水稻一年两熟、甚至三熟，不当施用化肥，有机肥施用量减少，以及未能实行水旱轮作〔尤其是绿肥和豆科作物种植减少〕，都大大加速了土壤退化”（Smil [1984] 2015：74）。在一部较新的中国环境研究著作中，人类学家郝瑞（Stevan Harrell，2023：149）也指出，“有机养分的循环利用”虽然“一直相当稳定”，却不能保证土壤获得足够的养分供应。直到毛时代结束后大规模使用化肥，这一局面才取得突破。
基层公社的劳动和实践，围绕本地植物、猪的器官与粪便构成的自力更生循环展开。将这种实践看作比资本主义猪肉产业更符合农业生态原则的替代路径，或许不无道理。后者以大量依赖化学品、毫不犹豫地宰杀生猪而著称，并使肉品加工厂周边的农村社区沦为“废弃之地”（Schneider 2017）。然而，非资本主义的毛时代养猪方式，也并非没有弊端。作者指出，国家对基层人类与非人类生命的保护投入不足，而地方集体又需要承担生产和自给的要求。在他看来，向外提供剩余与维持自身生计之间，由此形成了不稳定的平衡。
基层生猪繁殖的文化
在国家补助有限的条件下发展基层养猪事业，需要依靠地方资源，使猪群的数量与质量保持在一定水平。本节考察中国农村围绕生猪繁殖形成的实践与文化，以及国家如何在物质投入有限的条件下组织和调整这些实践。
50年代初，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广大农村的行政力量不足，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地方养猪配种实践。“民营配种户”，也就是“牵猪哥”的存在，引起了政府的注意。[25]牵猪哥大多是年老、残疾、无子女或丧偶的人，他们牵着公猪四处走动，为村里的母猪配种。在国家看来，这些老人饲养的公猪和其他雄性牲畜，既算不上健康，也算不上优良，而他们的技术也被视为“落后”。不过，村民能够接受他们，因为村民认为，决定仔猪品质的是母猪，而非公猪（GARA 1953b; Schmalzer 2002：15—16; Schmalzer 2016：124—125、153）。
地方社区的生猪繁殖，离不开牵猪哥。村民相信，公猪的精液带有“晦气”。因此，大多数农户虽然养一至三头母猪来积肥、消化废弃物，却不把公猪带回家。家养母猪发情时，家中男性家长就会请附近的牵猪哥来，让他的公猪与自家母猪交配。年轻男女家庭成员不得给猪配种，以免晦气影响自身生育能力。共产党人将这种广泛流传的观念视为迷信，试图予以根除；与此同时，他们也帮助牵猪哥改良种畜、唤醒阶级意识、提高技术能力，并提升社会地位（GARA 1953b；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5：122—125）。
为了提高牵猪哥的地位，并动员他们参与国家的牲畜繁殖任务，地方干部把他们组织成“配种小组”。例如，1953年春，四川省内江县的共产党干部要求“私人配种员”从自家猪群中选出较好的公猪，并推动其他村民多养母猪。4月至8月间，私人配种员接受集中培训，随后被分派到若干片区巡回，为当地农户提供配种服务。在安排这些工作时，干部还考虑了各配种员的身体残疾情况。县政府还统一了配种服务收费，以免一些农民恫吓牵猪哥，迫使他们免费服务。据县政府文件记载，配种员对此十分满意。牵猪哥胡松云（Hu Songyun）高兴地说：“不像过去，给人配了种却拿不到钱，现在再没有这种问题了，还能学技术！”另一名私人配种员胡松林（Hu Songlin），则因支持国家政策而改善了境遇，最终得以结婚，并生了一个女儿。他说，所谓私人配种员会丧失性能力的迷信，自己就是反例。仅在这一年，内江县像他们这样的私人配种员就繁育了64,294头仔猪（GARA 1954d）。
5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在推进农业集体化的同时着手改良猪种，国家与民营配种户之间的蜜月结束了。此时，中央与省级政府已有足够的行政力量，希望在新成立的合作社中推广约克夏猪。约克夏猪又称“大白猪”，是英国著名品种，以适合工业化生产猪肉而闻名世界。由于偏爱这些“优良”猪种，共产党干部开始贬低牵猪哥所养的本地小黑猪（图4）。国家推动在全国建立公营配种站。这些国营站点负责培育优良畜种，传播人工授精等先进配种技术，鼓励附近村民养好有繁殖能力的雌畜，并监督村里的牵猪哥（GARA 1953b, 1955d）。
FIG. /图4：大白猪（上图）与本地黑猪（下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作者摄于2021年6月。
尽管设立了国营配种站，基层集体仍被要求充当繁殖中心。按照自力更生的精神，早在1957年，中央政府就倾向于把杂交改良的“任务交给集体，让他们自己去做”（农业部，[约1957] 1974）。国家的目标，是让集体成为增加数量的“繁殖基地”，由国营站点主导品种质量的改良（甘肃省畜牧厅，1958：12—13、20）。在这一背景下，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开始指定一些地方居民，担任“集体配种员”。他们在集体配种站工作，照料雄性牲畜，其中有本地选留的，也有从国营配种站引入的良种，并安排这些雄畜与当地雌畜交配。他们还必须定期开展牲畜普查，熟悉本地雌畜的发情情况，并在集体内宣传国家政策（甘肃省畜牧厅，1958：26—27）。这些集体配种员较少受与性有关的“迷信”约束，逐渐取代了牵猪哥。
尽管在50年代中后期及此后，女性仍较少直接参与生猪配种，但她们被动员来照料怀孕母猪与仔猪。许多鼓励年轻农村妇女当养猪饲养员的宣传材料，都诉诸她们的母性本能，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每一个动物幼崽的诞生，都可以成为饲养员眼中的奇迹时刻。据说，模范饲养员华银凤始终忘不了，感受到新生仔猪体温时那种“说不出的喜悦”。她小心地除去薄薄的胎膜，剪断脐带，再把蠕动的仔猪慢慢放进木篮（Zhang 1955）。上海近郊某个集体的两位勤劳女饲养员徐雪林（Xu Xuelin）、张金梅（Zhang Jinmei），也希望时常享受这种“难以形容的幸福”。两位经验丰富的饲养员知道，有一头母猪很快就要生产了，因为距离上次与公猪交配，已经过了大约115天，也就是猪的平均妊娠期。于是，徐、张二人接连几夜守在猪圈。不久，她们便迎来了新生仔猪（Chen 1956：7—9）。
FIG. /金华母猪与仔猪，2018年3月21日。摄影：Dingar，Wikimedia Commons，CC0 1.0。此为当代猪种参考图。
集体配种员和饲养员的劳动带来了成效。例如，浙江省政府于1959年报告说，全省已实现“自繁自养”“就地繁殖”与“就地供应”的目标。[26]同年，中共云南省澄江县委的一份报告称，全县开办了31个公社级配种站，拥有约700名专职配种员（中共澄江县委，约1960年：12—13）。到1962年，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配种站或配种点，已遍布中国广大农村。[27]这样，一套以国营配种站和集体配种站分工为基础的牲畜繁殖体系，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建立起来：前者着重改良畜种的质量，后者则在增加牲畜数量方面发挥更大的主动作用。这套体系延续了此后的整个毛时代。
不过，自力更生的养猪配种实践得到巩固，并不是故事的终点。国家希望推广的约克夏猪，适合生产可供销售的猪肉。国家主导的猪肉生产和分配，主要使城市居民和产业工人受益；而农村集体成员对猪最主要的期待，却是粪肥。在积蓄粪肥这件事上，“优良”的大白猪未必比没有血统谱系的本地猪更优良。地方抵制正是由此发生，村民并不轻易顺从国家对约克夏猪的偏好。
例如，广西某些地方的村民觉得，“约克夏猪是个全新的品种，推广它很奇怪”，也觉得“养纯种猪负担很重”。农民担心，养约克夏猪还得弄些特殊的盐和骨粉。大白猪皮厚、肉硬，也不受农民欢迎（GARA 1954e）。浙江金华地区的农民，则指责附近的国营配种站敲诈群众，向下属合作社传播猪的传染病。国营站给约克夏猪定的价很高。国营配种员辩称，饲养和转供纯种约克夏猪需要额外资源和劳动，价格因而合理；但农民拒绝为大白猪支付超过本地猪两倍的价钱。1956年金华暴发猪病时，疫情源头又被追溯到国营配种站。农民便以此为由，拒绝购买约克夏猪（《打破发展生猪生产的障碍》，1956）。国家推广“优良”猪种的努力由此陷入困境。
随着大-跃-进启动，国家加强对集体生猪的征购，农村产出进一步被纳入国家的资源调配体系。50年代末以后，猪肉成为重要出口品。广西博白县距香港不远，被要求繁育以约克夏猪为基础的杂交猪，既要供应出口，也要维持公社的自力更生。博白的集体投入人力和资源，养育杂交猪，并将它们送往国际贸易港口，在那里宰杀、作为肉品装上货轮；为此，它们牺牲了维持和增加其他家畜为集体提供使用价值的机会。1964年，博白县输出活猪41,662头，本地保留30,957头（GBCA 1965）。
博白的猪群既有本地猪，也有大白猪。1965年，当地猪群中70%是本地猪，据报告，仅30%是约克夏猪与本地猪的杂交后代。然而，上级政府要求县内各集体阉割或淘汰本地猪，到1966年将全部猪群改为杂交猪。以港币计算，本地猪肉的定价仅为良种或杂交猪肉的十分之一。尽管如此，公社配种员与农民仍不愿增加杂交猪的数量。博白农民声称，杂交猪的性情比本地猪凶得多，而且出了名地挑食。因此，基层配种员很难让它们及时长膘。此外，他们不愿打破这样一种平衡：养本地猪维持自身生计，养杂交猪完成出口指标。这种自下而上的抵触，迫使县政府采取奖励办法：每头杂交猪向集体配给50公斤化肥，每头本地猪配给35公斤（GBCA 1965）。然而，小型本地黑猪在文-革期间及之后，仍然兴盛。
结论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养猪成为一项全国性事业。作者认为，全国性的推广要求，未能充分顾及各地经济、生态与文化条件的差异。毛泽东强调猪作为“小型有机肥料工厂”的作用，将其视为支撑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重要环节。中央与地方政府响应毛泽东的养猪热情，在50年代中后期建立了新的集体猪圈，同时保留小规模家庭养猪。部分社员被指定担任专职养猪饲养员与配种员，维持这套集体与个人养猪并存的双轨制度。为了使这一毛时代养猪模式所需的劳动和职业获得正当性，国家传播宣传材料，培育集体主义伦理，要求把集体的猪置于私人的猪之上。不过，这种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动员并不是孤立运行的。地方干部与社员即使未必积极追求，也认可各种个人利益。
地方生猪生产的指导原则是自力更生。作者将猪的饮食、猪粪的利用与配种实践，置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目标下考察：农村产出被用于支持工业与城市发展，基层公社则需要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自身资源维持生产与生计。在这套安排下，猪住进密集的集体猪圈，吃着可能不合口味、营养较少的青料，并与外来猪种或杂交猪交配。这些生产要求，也塑造了饲养员和配种员的日常生活与劳动。猪及其照料者的经历，由此呈现出集体养猪的制度目标及其在基层实践中的困难。
那么，在从传统养猪向工业化生猪生产转变的更大历史轨迹中，我们应如何定位、批评这种毛时代的养猪方式？尽管它与国家优先推进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目标相一致，因而也带有生产主义色彩，但毛时代的养猪很少达到通常所谓工厂化养殖的规模。此外，向市场供应猪肉商品，至少并不是唯一目标。毛时代的生猪生产既有助于公社维持自给自足的生计，也受制于公社维持这种生计的能力。在公社中，猪的主要意义在于生产有机肥。集体养猪与私养并行的模式，并未实现、或许也不应实现彻底的商品化与工业化。
来自不同学科的许多学者，考察并批评了中国及其他地区生猪生产工业化——或更广义的动物生产工业化——的历史过程。在美国，“资本主义”养猪业趋于集约化，未必意味着它战胜了传统养猪业，因为它也带来了猪瘟、劳动剥削、水污染等新问题（Anderson 2019; Blanchette 2020）。后毛时代中国的畜禽集中饲养场，与东德（Fleischman 2020）及世界其他许多地方（Weis 2013）的同类设施一样，把粪肥从自给性的物质循环中抽离出来，排入附近水体；在将谷物转化为肉类的过程中浪费土壤养分和食物热量；并排挤农民的地方知识与实践（Schneider 2017）。毛时代的集体养猪与工业化养猪，究竟哪一种在经济和生态上破坏更大，很难判断。
工厂化养猪场不能、也不应被当作人与猪关系注定通向的终点，毛时代中国自力更生的集体养猪同样如此。不过，我仍想知道，能否以一种更有建设性的方式理解毛时代的案例，从而促使我们反思自身的处境。今天，我们许多人所处的政治与物质环境，很可能与毛时代不同。我们或许已经不再依靠猪来生存，“公社”这个概念也可能令我们感到陌生。除了作为商品消费猪肉，人们很少想象其他形式的人猪互动。然而，我们唯一那个不只属于人的公社——地球——似乎正迫使我们思考，人类如何以更可持续的方式与非人类相处。倘若如此，我们需要记住：彻底的自力更生或许不可能实现；当自力更生或自给自足成为自上而下的硬性要求时，基层维持生计与照料生命的能力可能受到损害（Saraiva 2016）。在这一前提下，如何在环境与资源的绝对限制下生活、生产与再生产，仍值得我们思考。在这方面，中国集体养猪的经验或许能提供一些启示。
致谢
感谢舒喜乐、萧建业（Victor Seow）、郝瑞、艾约博、李承浚（Seung-joon Lee）、约翰·坎巴亚希（John Kanbayashi）、Shih-Yu Chen、Juhee Kang、Jason Chan、Mark Yu-Shan Chen、泰勒·科普伦（Taylor Coplen）、Yufeng Li、San Kim，以及《亚洲研究杂志》的匿名审稿人，为本文的早期版本提出富有启发的意见。我曾在2023年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报告本研究的部分内容，谨向同组的董钰婷（Yuting Dong）、Gaoxiao Fei、艾约博，以及所有与会者致谢。
注释
1 关于亚洲其他地区猪的历史，参见Sand 2022。
2 本文主要关注活着的猪，考察国家如何促进养猪，猪如何得到照料与繁殖，以及如何准备猪饲料。屠宰实践、猪肉制作与分配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关于国家、地方集体与兽医工作者如何应对猪瘟和其他动物传染病，另见Yi 2024。
3 不过，也存在例外。上级部门曾选定山西大寨等“模范村”或“模范集体”，给予大量补助，作为展示集体化建设成果的典型。参见Lee 2020; Meisner 1978; Schmalzer 2016：43—45。
4 关于毛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以及农村妇女劳动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参见Eyferth 2022。我尤其受益于艾约博的洞见：中国农村创造价值的能力绝非无限。因此，国家希望从农村抽取的剩余价值，也正是地方集体希望留在基层的价值。
5 关于中国集体化的性质及其与原始积累之间关系的综合讨论，参见Hung 2015; Selden 1993; Wen 2021。
6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化肥在中国都尚未普遍供应。有关中国氮肥使用的统计数据，参见Zhen et al. 2022。
7 江西省南昌专员公署农业科编：《农业社家畜饲养员学习参考资料》（Nongyeshe jiachu siyzangyuan xuexi cankao ziliao），1955年，第32—37页，未刊资料。
8 本文考察的历史过程，未必适用于解释国营和军队经营的养猪场。后者设立于主要城市内部或附近，目的在于生产猪肉，并向城市居民、产业工人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供应。
9 关于威廉斯的土壤学与微生物学，参见Yi 2021。
10 一亩大致相当于0.165英亩。
11 类似口号还有很多，例如“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陕西省农林科学院，1974）。
12 原则上，集体账与个人账分开，不能相互挪用；不过，集体收益和资源的一部分，会定期按照个人“工分”分配给社员。
13 有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20世纪50年代统计工作的批判性研究，参见Ghosh 2020。
14 例如，1964年也对饲养员的工资和奖金作出了明确规定。把高繁殖力母畜照料得更好的饲养员，所得报酬高于表现一般的同事。此外，集体与饲养员之间更加普遍地订立书面合同，规定牲畜虽然仍为集体所有，但管理牲畜是饲养员个人的责任（开县人民委员会：《母牛饲养员工作证》，1964年，未刊资料）。
15 “发展集体养猪，保证公私并举”这一新口号，反映了政策变化（山西省农业厅畜牧兽医局编：《猪的饲料是容易解决的：解决养猪饲料典型经验选辑》，1966年，第5页，未刊资料）。还应指出，在调整时期，农民被允许同时私有猪与役畜。
16 例如，1970年秩序恢复后，云南省盐津县饲养员赖天武（Lai Tianwu）说，他的一些前任在1967年秋抛弃了集体牲畜（赖天武：《为革命甘当一辈子饲养员》，1970年10月，未刊资料）。
17 牛、驴、骡等役畜被另行归为“大牲畜”或“大家畜”。与猪不同，个体农户很少获准饲养役畜（农业部党组，[1961] 1964）。
18 Zan Po，“Buxuexi mao zhuxi zhuzuo, jiushi zuidade mangben”，1966年11月22日，未刊资料。
19 Zan Po，“Buxuexi mao zhuxi zhuzuo, jiushi zuidade mangben”。
20 江西省南昌专员公署农业科：《农业社家畜饲养员学习参考资料》，第28—30页。
21 关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参见Li and Cathcart 2021。
22 关于这些替代性猪饲料来源可行的论断，未必能够得到当代动物科学的充分支持。猪需要均衡的日粮，其中应含有水、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氨基酸〕、矿物质和维生素等必需营养物质（Cromwell 2015）。有些“粗饲料”（An 2004），尤其是红薯藤，可以成为日粮的一部分；但当时想必还需要搭配其他饲料，才能满足猪达到最佳生长与育肥状态的营养需求。
23 1954年，广西蕉岭县〔县名待核〕举办了猪饲料展览会。展品包括白头翁、紫苋菜叶、amorseco叶、睡莲、本地薯类、蒌叶、苋菜、黄瓜叶、甜菜、车前草、莎草等，均被列为具有代表性的粗饲料来源（GARA 1954b）。
24 关于中国语境下的李森科主义，参见Schneider 2003; Yi 2021。
25 许多养公猪的家庭似乎都是单人户。也可能存在一些贫困而边缘化的家庭，所谓牵猪哥与年老的父母，或因各种原因未婚、未从事经济活动的兄弟姐妹共同生活。官方文件通常避用略带贬义的“牵猪哥”，而采用“民营配种户”这一称谓。
26 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增养母猪和抓紧母猪配种工作的指示》，1959年4月5日，未刊资料。
27 运城县人民委员会：《关于召开配种人员会议的通知》，1962年3月1日，未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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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Jongsik Christian Yi
李钟湜（Jongsik Christian Yi），韩国科学史学者，出生于日本东京，在韩国首尔长大。先后获高丽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2022年获哈佛大学科学史博士学位。2022至2025年在浦项工科大学任教，2025年9月起任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科学技术政策研究生院助理教授，并主持中国与亚洲科学研究实验室（CASS Lab）。
他的研究横跨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动物史、环境研究和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TS），重点关注20世纪中国与越南的科学、农业及人与动物的关系。他尤其关注基层兽医、牲畜饲养与疫病防治，考察科学知识、基层劳动和制度安排如何共同塑造人与动物的生活。
著有韩文《赤裸的动物史》（벌거벗은 동물사: 동물을 사랑하고 혐오하는 현대인의 탄생，2024，中文书名暂译），代表论文包括《兔脾与草药：毛时代中国的动物传染病、基层公社与国家》（“Rabbit Spleen and Medicinal Herbs: Animal Infectious Diseases, Grassroots Communes, and the State in Maoist China”，《医学史通报》〔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2024）及本文（《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026）；有关中国与北越李森科主义的研究发表于《生物学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2021）。他还独译或与他人合译了《李森科的幽灵》（Lysenko’s Ghost: Epigenetics and Russia）、《碳技术统治》（Carbon Technocracy: Energy Regimes in Modern East Asia）、《红色革命，绿色革命》（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等著作的韩文版。
联系邮箱：jongsikyi@kaist.ac.kr
来源：微信公众号 引風info https://mp.weixin.qq.com/s/Zx36p3fGQJVNT9bfza1Y9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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