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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甜、熊易寒:飞马牌供销员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地下商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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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马牌供销员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地下商业网络

作者:李甜、熊易寒
来源:开放时代杂志


325.jpg
本文刊于《开放时代》2026年第6期[url=]附件[/url]
图:一名温州供销员的交通票据(怡卫东 摄)
(图片来源:温州新闻网)

内容提要:基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江浙地区社队工厂的民间书信、手写资料和口述访谈,本文系统考察了“飞马牌供销员”(非正规中介)的群体特征,揭示了该群体在社队企业创办初期发挥的桥梁作用,进而剖析双方的合作动机及其局限性。一方面,飞马牌供销员基于私人关系和信息渠道,发挥着调剂余缺、促进流通的作用;另一方面,在非充分竞争的外部环境下,飞马牌供销员利用信息差牟利的行为,易滋生机会主义行为。系统梳理计划经济时期飞马牌供销员与社队企业的互动关系,不仅可以更加准确地评估地下商业网络的运作机制,也有助于解释城市边缘群体和乡村精英群体为何在改革开放初期共同构成了私营企业主、个体户的主要来源。

关键词:飞马牌供销员 投机倒把 社会网络 机会结构 私营企业主



一、引言

1984年8月28日,江苏省沙洲县(今张家港市)农民陈松云给在南京市工作的堂兄弟陈松贵写了一封家书,介绍老家大队汽车修配厂升格为汽车改装厂之后的业绩和困境,该厂依靠十几位供销员,拿下了二十多辆汽车订单,但缺少汽车底盘。据说有附近乡民通过南京汽车制造厂的私人关系,以支持社队企业的名义拿到了10个平价底盘,并获得高达1万元的丰厚奖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同样担任供销员但不识字的族弟陈松贤不肯错过发财良机,便请陈松云写信恳请陈松贵出面帮忙:“松贤叫我便问,问您(是否)愿意去该厂了解一下,如有此情况者,请起桥梁作用,及时来信,松贤前来办理交通”。[1]这里的“桥梁作用”至少包含了两层含义:从表面上看,是写信人希望陈松贵出面,充当供销员陈松贤与南京汽车制造厂之间的合作桥梁;往深处说,是供销员们通过动员各种私人关系,充当社队企业与国营企业之间的桥梁,试图在“铜墙铁壁”中寻找可能的“缝隙”——从庞大的计划经济体系中挤出原材料供应的“涓滴”。

改革开放前后,供销员群体在计划经济体系的运作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供销员,或称采购员、推销员、业务员、经营员、技术指导、外勤等,主要工作是推销产品,解决原料采购,保障物资供应等,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岗位。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社队企业及后来的乡镇企业,其生产经营中的物资供应和产品销售均未列入国家计划,不仅原料、能源、销售等方面都得通过非正式的商业渠道解决,还与当时的国营工厂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因此,供销员作为社队(乡镇)企业沟通供需方的主要力量,其工作业绩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发展。[2]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民营企业家在业生涯早期都有过担任供销员的经历。就全国范围而言,中共中央统战部等单位在2004年组织的第六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显示,高达23.1%的企业主开办私营企业之前曾任供销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其比例仅次于干部类职业。[3]浙江省的一项调查也同样显示,私营企业主在创业前从事的职业中,“供销员”排名第二,仅次于“企业干部”。[4]在北京“浙江村”的温州人群体中,有不少人干过供销员,这为他们后来的职业发展积累了必要的从业经验。[5]费孝通1984年对苏南的社会调查中亦发现:“这些企业管理人才往往是跟随热心人学出来的,是从第一代企业中会计、供销员或有知识的熟练工人中提拔起来的。”[6]

1984年之前,作为乡镇企业前身的社队工业或社队企业,是在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的过程中,由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办起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7]若要解释改革开放之初江浙地区乡镇企业迅速崛起的经济奇迹,有必要对其前身加以考察,对此学界已有一些研究积累。刘世定对无锡社队工业的观察,侧重于爬梳地方政府在鼓励社队工业发展中的作用。[8]在此基础上,他与王汉生、孙立平从政策、制度与乡镇企业发展的关系入手,提出了“变通”这一分析性概念。[9]章奇和刘明兴在梳理历史遗产、政策与对策、自然与社会禀赋等民营经济发展假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生存考虑下的可置信承诺假说,以解释浙江民营经济的区域差异,同时指出了计划经济时期部分地区的非国有经济超过国有经济的现象。[10]与此相关,弗罗斯特(Adam K. Frost)和李泽人通过对江苏镇江、浙江淳安之投机倒把、违法违章行为的案例研究,估算出计划经济时代地下经济的活跃程度。[11]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之下,社队企业的草创、发展,是一个从无到有、集腋成裘的过程。国家对劳动与经济的私营化“松绑”,被视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的经济基础之一。[12]那么,除了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因素,究竟还有哪些群体以何种方式,为社队企业谋得发展壮大的空间呢?在学界围绕城乡经济协作的研究中,费孝通提出的“苏南模式”涉及对乡村工业化的理解。1983年,费孝通在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讨论会上发表长篇讲话,由此引发了关于社队工厂与乡村工业化的大讨论。[13]他通过对江苏吴江农村的调查,提出城乡经济的中介人“主要是那些家在农村的退休工人以及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干部”。[14]1986年,他又前往浙江温州考察,敏锐地发现从温州走向全国各地的商贩大军,形成了一个民间自发的流通网络,虽然“未能深入到供销员这一层次去摸清他们的活动”,[15]但费孝通真切感受到了供销员群体的巨大能量。

实际上,无论退休工人、下乡知青还是干部,不同群体在介入城乡经济协作时,通常会以某种身份参与其中,供销员即为身份之一。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地下商业网络中,除了由正规供销员承担一部分沟通工作,社队企业还会视情况与“飞马牌供销员”建立合作关系。作为一种非正规中介,飞马牌供销员的行为是非法的,获利方式是高风险的,遗存至今的资料也非常稀缺。在剖析该群体之前,有必要解释的是,这些供销员为何被冠以“飞马牌”?在无锡的乡镇企业供销员看来,飞马牌供销员得名于飞马牌香烟,“它上面是一只马,马在那里跳起来的样子,大家觉得形象”。[16]作为计划经济时期的高档香烟,飞马牌香烟在不少地方需要凭关系才能买到,因其稀缺性,非常适合用于交际。[17]“跳来跳去”,擅长社交,刚好暗合了这类供销员的特征。

鉴于大部分飞马牌供销员和社队企业供销员(第一代正规供销员)已经作古,本文通过对乡镇企业供销员(第二代正规供销员)的口述访谈,与文献互证,对飞马牌供销员的心理动机与行为模式加以理解和分析。[18]

在文献发掘方面,本文的特色在于综合运用大量手写资料、民间书信等过程性文献,这一类反映行政运作实态的史料,有助于呈现正式制度在非正式运作中的细节。譬如在一份完整的投机倒把案卷中,置于卷首的铅印文献作为案件的最终定性,通常是学界征引的主要文献。然而,其后所附的较难辨识的手写资料亦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诸如调查、检查、交代、访谈、揭发、合同、电报、证明、发票、报销说明、往来公函等附属文献,系统展示了该起投机倒把案的文本生产过程,有助于还原各方的利益诉求和行为动机。[19]

接下来,本文首先梳理“飞马牌”之于供销员的意涵变迁,然后从三个典型的案例出发,提炼飞马牌供销员的群体共性,进而分析该群体与社队企业的互动合作及其局限性,最后总结飞马牌供销员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独特价值。

二、“飞马牌”:在污名化与浪漫化之间

供销员这一群体颇具复杂性,其内部差异主要体现在时间、空间和社会分层等三个面向。从时间上看,社队企业的第一代供销员,与乡镇企业的第二代供销员,双方专业性不同,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20]从空间上看,本文关注的飞马牌供销员主要活跃于长三角地区,其地理分布与飞马牌香烟的流行区域大致重叠。从社会分层看,供销员分为三六九等,内部有明显的歧视链:国营企业供销员地位高于社队(乡镇)企业供销员,社队(乡镇)企业供销员又高于飞马牌供销员。20世纪80年代供销员培训教材是这样描述的:“乡镇企业的供销员与国营企业供销员比较,有些不同之处,最为明显的是自主权比较大,这是由乡镇企业的性质决定的”。[21]所谓“自主权”,指乡镇企业没有国营企业管理结构上的严格约束,行动上更具灵活性,但从原料、能源、销售等方面来看,“乡镇企业低人一等”[22],无法享受国营企业的诸多特权。

关于飞马牌供销员的活跃时间,大致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与社队企业供销员(第一代正规供销员)的活跃时间相近,而且双方的界限不太明显。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更具专业性的乡镇企业供销员(第二代正规供销员)开始出现,飞马牌供销员便被其取代了。投机倒把的案例显示了一些飞马牌供销员的活动时间,如一份江苏省JZ市的案例称,张佩莹自1966年起,“跑上海、东北、山东、安徽、全国各地做飞马牌采购,搞内外勾结”,而且她的“飞马牌采购”活动至70年代中期仍未停止。[23]江苏省JN市的某份内部简报显示,韩广财自1969年起,长期以华太旅社为基地,联络各地供销员大搞“飞马”活动,直至1975年仍然很活跃。[24]除了官方资料,民间资料也可印证这一群体的活跃性。如浙江省天台县东联橡胶厂自60年代末办厂以来,先后与六七个外地的飞马牌供销员合作。[25]

回到“飞马牌”的起源。早在1942年,活动于江淮地区的新四军第二师供给部,为扩大收入来源创办烟厂,生产飞马牌香烟。1949年,该烟厂的香烟制作工艺被带到上海,成为上海卷烟厂的重要产品。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该厂生产的“飞马”与“中华”两大香烟品牌,畅销大江南北。[26]关于飞马牌香烟的得名,一说与陈毅有关,烟厂创办时征求他的意见,他说:“我看就叫飞马牌,飞马象征着革命发展如骏马奔腾!”[27]然而在烟厂实际创办者胡弼亮的回忆中,却将品牌命名归功于《淮南人民日报》的秀才们,他们不仅提议叫“飞马牌”,还画上一匹展翅飞腾的骏马,“象征革命的发展如骏马飞腾”。[28]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生产的飞马牌香烟,图案上确绘有一对翅膀。到了1954年,上海卷烟厂根据人民来信指出“马有翅膀,近乎神话”的意见,对原商标图案进行修改,去掉了翅膀,并做了若干小改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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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群烟草公司出品的飞马牌烟标;右:上海卷烟厂修改后的飞马牌烟标
(图片来源:花瓣网、7788商城网站)

然而,当“飞马牌”从高档香烟转而指代特定群体时,其中积极的革命意象却遭到了污名化,从革命的浪漫主义转化为一种社会歧视的符号。虽然官方没有明确界定飞马牌供销员的具体含义,但通过资料分析,可以捕捉到一些蛛丝马迹。前述案例中的飞马牌供销员张佩莹在1968年的一次检讨中说:“我对当前形势不够认清,目前我们党的政策打击投机倒把,像我这样在外边西跑东走,这样厂做两月,又到那个厂做做,不合社会主义的规矩。我知道这样做错了,今后改变自己的无知的无政府的倾向”。[30]这里,她将自己的“飞马牌采购”行为等同于“无政府主义”。

那么,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供销活动而言,什么是无政府主义行为呢?江苏无锡的乡镇企业供销员,总结出飞马牌供销员的两大特征:首先,这些人行动灵活随意,“飞来飞去嘛,跳来跳去的”,“到处乱窜的”;其次,这些人“不属于任何单位,很自由,而且钱都是直接到自己口袋的,厂里也不需要给他发工资”。[31]关于这两大特征,温州地方人士也有类似表述。据1976年在温州地区永嘉县担任过供销员的许均名回忆,当时的供销员分为两类,有的固定给一个厂跑,有的单独跑,后者的工作方式如下:“让厂里给你开介绍信,替厂里拉来活之后给你提成,一路上的费用全都由你自己掏”。[32]温州市二轻总公司的一名干部也撰文指出,编外供销员是这样的一群人:“工厂不支工资,不支差旅费,以及一切福利、劳保。只要签定(订)一定的合同协议、兑现以后付一定比例的业务费就可成交”,“几年来,聘用‘编外供销员’已成为温州市许多企业解决供销力量不足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方法”。[33]上述特征可用以识别飞马牌供销员。

根据一份1968年的材料,江苏JZ市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关于投机倒把界限的政策解释中,列举了8条投机倒把违法活动,其中至少有两条与飞马牌供销员相关,一是“黑市经纪,买空卖空,居间牟利,坐地分赃”,二是“组织投机倒卖集团,内外勾结,走私行贿,盗卖国家资财”。[34]二者的共性在于,都是没有得到官方授权的中介行为。对此,80年代温州地区的一位律师说得更加直白,他发现当地的飞马牌供销员已沦为买空卖空的代名词,因为这些人大多不直接从事生产,见什么货就订什么合同,并采取两种办法履约:一种是组织货源,从中取利;一种是将合同转给能履行合同的企业或个体户经营,从中收取“业务费”“转让费”。[35]作为买空卖空的非正规中介,飞马牌供销员的行为与官方对投机倒把活动的政策定性相吻合。

官方资料中,“飞马牌”有时被加上引号,表明这一称呼可能并不具备普遍性,只在特定区域内流行。除了民间资料,笔者掌握的有关“飞马牌”案例主要是形成于1975年—1977年间的江浙地区官方资料,这批资料中涉及对个人历史问题的回溯性调查。可以推测,“飞马牌”是特定区域管理部门借用的民间称呼,以便有针对性地打击特定人群。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飞马牌”的意涵再度发生转变——从污名化回归浪漫化。“飞马牌”原有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与供销员迈过千山万水的形象联系了起来。浙江绍兴柯桥的轻纺企业从业者回顾当地产业的发展历程,将其归功于一万多名飞马牌供销员走遍全国的“两条腿”。[36]在乡镇企业的发源地苏南地区,人们总结出“四千四万”精神,即“踏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历经千难万险”,以表彰供销员对乡镇企业的贡献。[37]与这一说法类似,温州苍南县“10万供销大军”也有“跑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经验总结。[38]

此前已有温州当地干部积极为供销员正名:“当人们谈到‘温州模式’时,少不了要强调10万农民供销员的功劳。他们被一些国营、大集体企业聘为‘编外供销员’,既活跃在农村,也活跃在城市。将温州产品推销出去,同时又把四面八方的信息带了回来。可以说,他们是促进温州商品经济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39]有些温州人甚至不无夸张地说:“住进全国任何一个县城的任何一家旅馆,必然会碰上温州的供销员。”[40]民间记忆中的浪漫主义叙事,塑造着人们的认知。[41]

所谓“10万供销员”的话语表达,当然是为形容参与人数之众的夸辞。1986年费孝通在温州调研时,不仅听过“10万供销员”,还听过这样的说法:“温州商品经济的发展使10万购销员和邮电、运输、信息、科技等众多的服务人员从直接的生产部门中分离出来,正是他们用所谓的‘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辛万苦、千方百计’编织起了一个巨大的民间流通网络,把千家万户的商品生产同千变万化的社会需求衔接了起来”。[42]“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辛万苦、千方百计”这样的顺口溜与后来苏南地区流行的“四千四万”精神不谋而合,或是不同地域在鼓吹各自经济模式中互相借鉴的结果。

1977年,在“温州模式”的诞生地,飞马牌供销员陈瓯江、秦文孝因投机倒把罪被枪毙。[43]斗转星移,在当下对那段历史的反思中,有人又将陈瓯江追认为温州市场经济的先行者,甚至将其拔至“殉道者”的高度。[44]短短数十年间,飞马牌供销员的意涵反复翻转。最初,人们挪用“飞马牌”这一带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高档香烟品牌,将其转化为一种歧视性符号,而在改革开放后,尤其21世纪以来,在孕育“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江浙地区,人们又试图通过挖掘和重释历史资源来论证其现实合法性,“飞马牌供销员”则正好承接这一历史资源,被赋予了积极意义,“飞马牌”的意涵转换折射出不同时代的社会需求差异。那么,真实的飞马牌供销员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三、“一脚双跨”:飞马牌供销员的基本特征

计划经济时期的供销员数量庞大,很多地方动辄号称“10万供销大军”。然而,遗存的飞马牌供销员史料却很少见,这大概与两个因素有关:其一,飞马牌供销员主要存在于长三角地区,其他地方或许有类似群体,但名称并不一样,甚至长三角地区内部的名称亦不统一,像温州有些地方则称之为“编外供销员”“个体供销员”;[45]其二,计划经济时期对飞马牌供销员的污名化,以及个体职业流动的频繁,导致他们设法隐瞒自己的身份,或者自述为正规合法的供销员,从而遮蔽了这一非正规中介群体的历史信息。

接下来介绍的三个飞马牌供销员案例,是从苏南地区20世纪60年代—80年代投机倒把资料集中筛选出来的,该资料集目前已整理的案例数为1162个,合计27567页。

第一个案例的主人公张佩莹,是三个案例中唯一的女性,也是最早从事投机倒把活动的飞马牌供销员。她生于苏北,曾任军队医院打字员,后调至东北,1959年转业后担任东北某地畜牧局的打字员。因吃不惯粗粮,她要求调回江苏工作,虽经批准,但返乡两年也未能安排工作,1962年退职回家。当张佩莹将一千多元退职费花光后,就干起了飞马牌供销员的营生,周旋于多家社队工厂之间。[46]

第二个案例的主人公王雨秋,新中国成立前参加新四军,曾在JZ市委统战部、对私改造工作组任职,后派至机器厂、农药厂等国营企业担任领导职务,在担任市农药厂副厂长期间因贪污被判刑。1964年出狱后,王雨秋自谋职业,在一些小厂做临时工。从1967年起,他先后出任江苏数家社队工厂的采购员,如1969年王雨秋前往张纲人民公社综合厂工作时,该厂即与他所在的生产队签订了劳动合同。[47]1970年,他返家闲居期间,恰逢伍佑镇轴承厂需要供销员,该厂领导备函上门邀请,任职过程也走了正规程序。因此,王雨秋在个人简历中自述为正规供销员,但还是被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定性为飞马牌供销员。[48]

第三个案例的主人公韩广财,其个人经历颇具代表性,以至于被JN市LG区革命委员会市场管理办公室整理成《关于对韩广财等人勾结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盗卖铜锭的情况报告》,以铅印文件的形式,抄报市、区二级革命委员会和江苏省商业局,同时抄送韩案所涉江苏、安徽两省的工商、行政、司法机关,他成了被通报批评的投机典型。接下来,对韩广财进入地下经济、建立私人关系网络、开展投机倒把活动、被调查定性等细节略加分析,以丰富对飞马牌供销员个体经历的叙事。

韩广财曾担任JN市LG区法院院长,1959年“因犯罪被开除出党、劳动教养”,1969年下放农村。然而,他并没有真正离开过JN市,仍以“共产党员”“老干部”“LG区法院院长”等身份进行诓骗活动,说自己犯的是生活错误,有关方面很快就要替他甄别。其间,先后骗取安徽省C县蔬菜大队和地方国营C县砂石厂有关干部的“同情”,还弄到C县黄沙管理站采购员的名头,以正规供销员身份长期入住JN市华太旅社。这些外省单位给韩广财发放工资,报销旅差费,他也投桃报李,为上述单位购买紧缺物资。不仅如此,在数年间的精心经营中,韩广财还将华太旅社作为联络各地采购员的基地,先后为江苏、安徽、山东等省一些单位介绍业务,采购焦炭、煤炭、生铁、汽车、车刨床等物资,从中大搞“飞马”活动。韩广财的合伙人谭家盛这样评价他:“韩广财是老牌子,他走到哪儿(都)要吃人家”。这也表明了韩广财在供销员圈子中的地位。

1973年—1975年间,韩广财发现了新营生——承揽国营工厂的铜锭加工业务,主要涉及三起化铜交易。

第一起化铜交易发生在1973年第四季度。当时,安徽省CT县的曹伟东和下放人员谭家盛,通过JN钢铁厂警卫人员李伟的间接关系,与JN奋斗阀门厂工人刘九斤挂上钩,商洽到一批将铜屑加工为铜锭的业务,但因没有落脚地点,也无人替他们盖公章,铜锭无法加工。韩广财闻讯,迅速电报通知安徽省C县三官公社农机厂为其代签合同。随后,韩广财、曹伟东躲在幕后协调,由谭家盛出面化铜,韩广财还派儿子韩峰参与化铜。在具体操作时,谭家盛等人通过“赚”的方式——加大炉温,迎风搅拌铜水,尽量使铜水溢出炉外,变成黏粥状,然后作为“铜灰”倒在地上,这样就人为制造出更多的铜屑、铜灰。他们将这些铜屑、铜灰运到三官公社农机厂加工,化成的铜锭一半交回阀门厂,一半转卖私分。据统计,他们借三官公社农机厂的场地化成铜锭2410公斤,交回1200公斤,剩下的1210公斤又转卖给该农机厂,获利2700元。在这次交易中,懂技术的谭家盛作为化铜业务骨干,承担了主要责任。调查人员问:“什么叫‘赚’?”谭家盛答:“就是变相盗窃。”对方又问:“什么叫‘变相盗窃’?”他答:“凭技术赚他的铜。现在我认为分钱是大家分的,盗窃帽子我一个人戴了,我不能戴这个帽子。”

在第一起化铜交易中,韩广财父子仅获利数百元,收益不大,但掌握了新的发财门道。1974年6月,他干脆甩掉谭家盛,另与安徽省C县的投机倒把分子丁一清合作。这次他依然躲在幕后,由丁一清出面借安徽省AL县西武农机修配厂之名,与奋斗阀门厂签订加工铜锭合同,实际承接加工业务的则是该县的南沛大队。第二次化铜交易的技术手法,完全照搬之前的经验。这次化铜计940公斤,仅交回300公斤,其余转卖给南沛大队,韩广财获利近1300元。

1974年11月,韩广财又再次拉上谭家盛,做了第三起化铜交易。他们以江苏省YD县宾村大队五金服装厂的名义,继续与奋斗阀门厂签订合同。他还通过行贿,拉上了奋斗阀门厂供销组负责人杨朝辉,基于“铜屑内有铁质,出铜少,要照顾”的理由,实际炼出铜锭2144.5公斤,仅交还603公斤,韩广财等人分得3835元,宾村大队分得3000元。

韩广财等人的化铜行为最终被发现,原因可能在于团队内讧。韩广财的儿子韩峰与奋斗阀门厂的刘九斤发生了冲突,韩峰事后交代:“我气他不劳动,还嫌钱少,还说牙痛话,我就扣他10元……双方搞僵了”。在失去刘九斤这个工厂内应后,事情很快败露。关于韩广财团伙的投机倒把行为,根据LG区革委会市场管理办公室的报告,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将与安徽省C县、江苏省YD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配合,对其进行追赃。[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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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三名飞马牌供销员的履历信息加以提炼,可归纳为表1。需要说明的是,三人的情况略有差别,张佩莹和王雨秋被定性为飞马牌供销员,尽管他们都申辩自己是正规供销员。相比之下,官方承认韩广财拥有正规供销员的身份,同时又认定他从事“飞马”活动。总体上说,三人的基本特征相似,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其一,他们从业前的历史身份相近,都曾是城市精英,又因各种原因失势,成为政治边缘群体。飞马牌供销员通常住在城里,他们虽然离开了机关单位,但很熟悉官场的交往方式和流程,掌握着一些可靠的政治资源。韩广财对其任职的社队工厂说,自己是老干部,犯的是生活错误,上级很快就要替他“平反”,先后骗取了安徽省C县蔬菜大队、砂石厂领导的同情,“在生活上给老干部一点照顾”,[50]给他发工资,报销差旅费。张佩莹下乡时,会被农民误以为是做外调工作的城里干部。[51]见过世面的他们,自然不甘心像普通人那样吃苦流汗,如居委会曾经介绍张佩莹到胶木厂做工,“因打夜班吃不消”,后由该厂工人介绍到马桥五金厂,做起飞马牌供销员。[52]

其二,他们的获利方式相同,都是“买空卖空”,通过信息差获利,采取机会主义策略。飞马牌供销员一般不直接介入实业生产,类似于过去的掮客(broker)。韩广财本人并没有直接参与铜屑加工业务,而是委派他的老婆、儿子出面活动。王雨秋的老雇主曹甸公社综合厂,说他“有门路”。[53]王雨秋在交代中也指出:“因为我没有工作,不能所谓光卖路子。”[54]他还夸耀说:“在同行中也有不少同志知道,我外界有条信得过的进销路子。”[55]所谓的“路子”,就是利用私人关系、信息优势牟利的中介行为。

他们的具体获利策略,主要表现为“一脚双跨”的机会主义行为,即脚踏两只船,同时为多家工厂办事,拿双份甚至多份工资、回扣。例如,张佩莹在高资公社勤丰大队工厂任供销员期间,曾与其他供销员合作,私下为户塘胶木厂跑业务,这种“一脚双跨”行为让她赚取了100元。[56]灵活的机会主义行为,是她被定性为飞马牌供销员的主要依据。王雨秋号称没有此种行为:“我没有在任何单位拿过双重工资,从未一脚站所谓两个船头。在我脑海仅存在一种幻(患)得幻(患)失,只求全年不脱节。”[57]实际上,在伍佑镇轴承厂工作期间,他就私下替东升轴承修配厂办过事。对此,他的解释,一是要给其他供销员同行的面子,二是两个厂早就存在着协作、串换原材料的往来关系。[58]除了回扣,还有偷运、偷卖等其他获利渠道。王雨秋为金城公社桥东大队轴承厂、松柏公社干巷大队工厂推销轴承期间,正规供销员将一些工作“外包”给他,以“轴承样品和陆续偷窃来的轴承”作为酬劳,由他设法变卖获利。[59]

其三,他们具有相似的人格特质,比如,豪爽、滑头、好交际、性格外向等。韩广财注意照顾合伙人的利益,在第三次合作化铜时,团队4人合计获利3835元,他本人仅拿走850元,所得低于平均数。王雨秋灵活多变,张纲人民公社化工厂认为他“讲话滑头,喜欢吹牛”。[60]王雨秋的徒弟张小龙,在受审后期将王雨秋描绘成“会说话,会骗人,(让)我上了当”的坏蛋,[61]然而在两人结识之初,他往往听完王雨秋的一席话,就会产生“王的一身(生)却完全是为了朋友,而连官都抛弃了”的无限同情。[62]当然,这种认知上的巨大转变,也许与张小龙受到的调查压力有关。张佩莹入职北固胶木厂后,随口就对厂长说,“(我)上海有个亲戚,在化工局工作”,[63]借以索要差旅费,但相关资料表明这个所谓的“亲戚”是虚构的。像这样的人格特质,在北方地区一些社队企业中也可见到,比如在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有些灵活的办事员非常擅长“跑外交”。[64]

对行政管理机关而言,“买空卖空”的飞马牌供销员,显然比正规供销员难以控制;对社队企业而言,飞马牌供销员“一脚双跨”的机会主义行为,可能损害企业的实际利益;对正规供销员而言,飞马牌供销员不仅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其获利方式也格外令人眼红。可以说,飞马牌供销员的历史问题、获利策略、人格特质等因素,强化了人们对这一非正规中介群体的负面印象。

四、飞马牌供销员与社队企业的合作及其局限

既然飞马牌供销员的社会形象如此负面,社队企业为何还要邀请他们介入企业的购销活动呢?这就牵涉到双方的合作动机。显然,这种“一拍即合”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建立在互通有无、各取所需的基础之上。同时,这种合作具有临时性,因为双方的信任基础并不牢固,各自的动机也有诸多差异。

(一)飞马牌供销员的个人动机

首先,对于飞马牌供销员来说,甘心冒投机倒把的风险,最直接的个人动机就是赚钱。张佩莹在家待业时,一度依靠糊纸袋为生,身处窘境,“我当(时)正无法可想,每天和人借钱,每天买一斤米”。[65]当知青张其仁上门介绍工作时,她立即答应去做供销。因为家庭经济压力大,王雨秋也一度托人谋求职业,“张口是业务,背口是赚钱”。飞马牌供销员收入较高,他为东升轴承修配厂工作时,先后为该厂代销6000余元,获利110元。[66]在JZ市无线电器材厂工作期间,王雨秋曾动用军分区后勤部建筑工程队的私人关系,为要寨公社跃进大队五金厂购进一批木箱,该厂汇来1100元,内含酬金116元,可知他的报酬占总交易额的一成左右。[67]

其次,飞马牌供销员这一身份缺乏合法性,只能通过社队企业获取正规的交易身份。浙江省乐清县的个体供销员出门搞业务,需设法拿到机关单位提供的“三证”才行,包括合法的身份证(供销证)、住宿通行证(介绍信)、产品担保证(合同书)。[68]江苏省SL县白马大队五金厂的供销员,为了能“长期蹲在城里厮混”,也随身携带工作证、介绍信和合同书。[69]其中,介绍信尤为关键,跨省出差须持有县级主管部门的介绍信,这显然还需要公社领导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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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浙江省乐清县芙蓉上街无线电元件厂的介绍信
(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普世阅读”)

当社队企业将业务“外包”给飞马牌供销员时,首先需要交付的就是“三证”。这种被临时赋予的合法身份,会使飞马牌供销员产生一种得到合法授权的心理暗示。1974年王雨秋为东升轴承修配厂代购材料,该厂为他出具了3张介绍信,分别用以与陕西省勉县、城固县、洋县的物资局对接工作,这在他看来,就意味着自己拿到合法授权了。[70]当然,飞马牌供销员依靠“路子”赚钱并不容易,不仅要有个人胆识,还需要依托复杂的人际网络,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他们在内心深处渴望获得体制的承认。比如王雨秋就认为单纯只靠卖“路子”不行,潜意识里渴望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71]

(二)社队企业的态度

首先,部分社队企业对飞马牌供销员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想利用他们达到“借船出海”的目的。王雨秋与东升轴承修配厂的合作,是该厂不断派人游说的结果,希望他出面“协助扶植(持),以便正常生产”。[72]王雨秋从曹甸人民公社综合厂辞职时,该厂办事人员按需出具离职证明,事后追查时他们作了辩解:“我们厂当时思想满胡(马虎),认为他有一套采购本事,今后还要去找找他,加之厂领导人也同意写”。此前,王雨秋曾为一些工厂办事,评价都不错,“他们基本上很满意”,还有领导“认为他有一套采购本事”,因此有求必应。[73]

其次,社队企业普遍条件有限,缺乏议价能力。社队企业不在计划体系之内,购销渠道不稳定,可能随时停工、倒闭。一些小厂养不起正规供销员,只能退而求其次,甚至出现“师傅兼供销”的局面。[74]这也导致某些工厂的生存命脉被技术人员或供销员所控制,譬如江苏省北部的YB县船厂就有此遭遇,“该厂上了一个师傅的当,厂也不办了,转办化肥厂了”。[75]在供需不对称的情况下,供销员的报价水涨船高,还有人专门做起介绍供销员的生意,如知青张其仁将张佩莹介绍给办厂的外地农民,当场就可拿到20元中介费。[76]

(三)合作关系的脆弱性

飞马牌供销员靠贩卖信息差获利,但单靠私人关系,缺乏足够的专业壁垒,再加上投机性,他们并不会固守某一行业,专业知识先天不足又缺乏积累,容易被人取代。张佩莹虽是打字员出身,但文化水平并不高,所写的文字缺乏逻辑,[77]虽然参与了多起交易,她却不懂什么叫仪表线丝[78],“什么叫嵌件我也不懂”[79]。在她供职的三茅公社厂放弃胶木转做五金后,“我不懂,所以我不做了,还有很多报销没有报掉”。[80]

飞马牌供销员对社队企业缺乏归属感,不仅在合作中存在短视心态,报销程序也不合规。由于经营性质的差异,国营企业大多有一套严格的汇款、开票、报销制度,没有太多漏洞可钻。[81]社队企业却不一样,由于缺乏严格监管,日常运作中存在大量的“变通”行为。王雨秋说过:“当时在搞这些鬼名堂,思想存着只要有张票据糊弄过去就算,只要把钱混到手了事。”[82]

除了报销,更令社队企业领导担心的是,飞马牌供销员可能拿着空白介绍信去外地乱填乱用,给他们惹来不必要的麻烦。[83]比如,张佩莹1967年去马桥五金厂工作,一口气拿了50张该厂的空白介绍信,去苏州器床一厂、电器厂、无线电厂等单位碰碰运气。[84]1968年她在苏州市被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查获时,没有身份证明,“但身上带有很多不同单位的介绍信件”。[85]马桥五金厂因此被卷入调查,张佩莹“一脚双跨”的行为也使得双方的合作终止。

不过,阻碍双方长期合作的主要因素还是在于,一些社队企业确实存在“偷师”行为,即先利用飞马牌供销员的关系网络,后取而代之。以张佩莹与高资沿河综合厂的关系为例,当对方业务步入正轨后,对方就“起黑心了,叫……曹正伟跟我跑了几次,就不要我了”。[86]于是,她一怒之下写信揭发该人有政治出身问题,结果自然是两败俱伤。

王雨秋也有类似遭遇,他为城西张庄轴承厂跑供销期间,跑了几个月修配任务后就被辞掉了,只因对方已经掌握了购销渠道。他在江苏省YB县综合厂工作期间,去陕西省某轴承厂进货、包装,托运至兰州,厂长的心腹王正也跟着出差,并对他说:“厂长意见,叫我和你一齐跑,互相有所照顾”。[87]但据他推测,这番客套话中就藏着“偷师”的想法。东升轴承修配厂更换厂长后,领导的想法变了,王雨秋说:“明里请我,暗里是摸我的进销路子”。[88]一旦飞马牌供销员的购销渠道被企业掌握,他们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因此,双方的博弈焦点在于,社队企业想掌握飞马牌供销员的购销渠道,而飞马牌供销员想搞信息垄断,双方并没有长期合作的基础。

一位温州市的中层干部这样概括供销员的变迁轨迹:“开始是千山万水,到处乱跑,推销产品,组织原材料,甚至倒买倒卖”,然后是逐渐走向正规化。[89]在双方的攻防战中,社队企业的领导们逐渐意识到,要想发展壮大企业,没有“借船出海”的捷径可走,必须迈向正规化,建立专属的供销员体系。譬如与天台县东联橡胶厂有合作关系的几个外地飞马牌供销员,先后被各自家乡的工厂召回,该厂“借外地人的脑袋发自己财的计划屡屡遭到挫折”,于是厂长范允舟痛定思痛,下决心培养了5名本土供销员。[90]

总之,飞马牌供销员与社队企业的合作基于各取所需,且双方的利益冲突又导致其合作具有临时性。从积极层面来说,在社队企业创办初期,飞马牌供销员利用私人关系和信息渠道,发挥着调剂余缺、促进物资流通的作用;从消极层面来说,飞马牌供销员的功能不宜过分美化,在非充分竞争的外部环境下,他们利用信息差牟利,然而私人关系自有其边界和限度,这不仅妨碍了交易的规范化,也导致他们在“撮合”交易过程中容易发生“一脚双跨”的机会主义行为。在道义经济中,机会主义者是不被信任的。[91]因此,当专业性更强的乡镇企业供销员(第二代正规供销员)出现后,飞马牌供销员就销声匿迹了。

五、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是当代中国研究的热点之一,当下诸多社会经济现象的解释,有必要还原到相应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考察。不少学者强调国家政策、政治精英发挥的关键作用,那些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体行动者,则沦为可有可无的“背景板”,特别是计划经济时代供销员的“企业家精神”及地下商业网络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回归中发挥的作用,还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而在新经济社会学看来,经济组织、经济行为都是深度嵌入行动者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92]本文通过关注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体选择,以解释社队企业如何介入地下经济的具体运作。揭示飞马牌供销员与社队企业的互动关系,有助于重新讨论私人关系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实际效用,评估地下商业网络的具体运作过程,这也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起点之一。

费孝通在温州调研时,为没有摸清供销员的活动表示遗憾。他在晚年总结学术历程时,曾自我剖析其研究的局限:“着眼于发展的模式,但没有充分注意具体的人在发展中是怎样思想,怎样感觉,怎样打算……注意力还是在社会变化而忽视了相应的人的变化”。[93]所谓“人的变化”,当然是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鲜活个体的飞马牌供销员,该群体的活动是社队企业向乡镇企业转变过程的一个缩影。回溯社队企业的发展历程,除关注国家、地方的政策变迁,还需要从企业内部视角加以梳理。其中,除了关注企业内部的管理与控制,[94]更需要关注的是企业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重组,大大弱化了血缘、地缘关系。在部分离开乡土的江浙农民群体中,开始出现建立在次属关系上的新型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情感,成为人际关系的纽带、桥梁和粘合剂”。[95]正如边燕杰对改革开放初期企业家的研究所指出的,在体制的不确定性和市场竞争程度攀升的背景下,关系资本显得尤为重要。[96]私人关系不仅对私营企业至关重要,甚至对国营企业而言也是同等重要的。杨美惠1982年对北京某中型轻工业工厂的访谈发现,在企事业实体之间的关系交换中,并不是正式的单位对单位,而是职员之间或代表之间个人联系的结果。[97]

制度变迁导致的结构变迁直接影响到社会分层,有学者认为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阶层最大的变化是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其中最突出的两个群体就是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98]还有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研究者认为,在改革开放以来不同的机会结构下,城乡自雇者(即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的个人背景是不同的,主要表现为:农村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以基层干部、下乡知青和退伍军人为主,城市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则来自农民工、失业青年、下岗工人和退休者。[99]然而,上述研究并没有给出解释,为何恰恰是乡村精英群体、城市边缘群体这两类群体能够率先在经济发展中受益,并且共同构成了私营企业主、个体户的主要来源呢?

本研究或可解释这一现象的产生。飞马牌供销员对应城市的政治边缘群体,他们虽然失势,却仍掌握着一定的社会资本,社队企业领导干部对应乡村精英群体,为了突破计划经济体系的壁垒,社队企业需要借助飞马牌供销员的关系网络,这就促成了城市政治边缘群体与乡村精英群体之间的合作与共谋。在此互动过程中,“跳来跳去”的飞马牌供销员,跨越计划经济体系的城乡鸿沟,承担起连接供需两端的使命,真正发挥了“桥梁”作用。不仅如此,他们还帮助社队企业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包括技术人才和销售人才),为后来乡镇企业的腾飞奠定了基础。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地下商业网络逐渐浮出水面,成为正当合法的商业行为,一些能力出众并抓住转型机遇的乡村精英群体、城市边缘群体,便率先转变为个体户、私营企业主。

本文从理性层面出发,着重剖析飞马牌供销员的动机和行为。当然,包括“飞马牌”在内的广大供销员群体,在具体开展业务经营或投机倒把活动时,也非常依赖情感道德、江湖义气、人际伦理等感性维度,大量的私人书信、个人交代等资料,生动地展示了供销员们如何构建庞大社交网络,如何平衡人际关系中的情感因素和功利因素,怎样通过“搭话”等机缘来撬动弱关系,凡此种种,限于框架、篇幅无法展开,拟另文讨论。

参考文献、注释
[1]《江苏沙洲县陈松贵家庭通信》(1984年8月28日),上海: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藏,X14Y038。以下引用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所藏文献,仅标注文献编号,藏所从略。本文基于保护隐私的学术规范,对文献涉及的部分原始地名、人名做了化名处理。
[2]阎昌德(主编):《乡镇企业十大员手册》,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费孝通:《社队工业问题》(1982年),载费孝通:《志在富民——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1页。
[3]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华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编):《中国私营经济年鉴(2002年—2004年6月)》,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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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0—36、91—99、133页。
[6]费孝通:《小城镇,新开拓》(1984年),载费孝通:《志在富民——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第109页。
[7]史晋川等:《中国民营经济简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92—103、113页。
[8]刘世定:《占有制度的三个维度及占有认定机制——以乡镇企业为例》,载潘乃谷、马戎(主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纪念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六十周年文集》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4—1401页。
[9]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载应星、周飞舟、渠敬东(编):《中国社会学文选》下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版,第554—583页。
[10]章奇、刘明兴:《权力结构、政治激励和经济增长——基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经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11]Adam K. Frost & Zeren Li, “Markets under Mao: Measuring Underground Activity in the Early PRC,” The China Quarterly, 258(6), 2024, pp. 309-328.
[12]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320—348页。
[13]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1983年),载费孝通:《志在富民——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第22—54页。相关讨论参见渠敬东(编著):《改革与变奏:乡镇企业的制度精神》,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4年版。
[14]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1983年),载费孝通:《志在富民——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第40页。
[15]费孝通:《小商品,大市场》(1986年),载费孝通:《志在富民——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第192—193页。
[16]《江苏无锡市惠山区乡镇企业供销员访谈记录》(2025年2月27日)。受访者:张建清、刘荣辉;访问地点: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驻无锡办事处;访问者:张昱、李甜。
[17]王尧:《时代与肖像》,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99—200页。
[18]本文对供销员的代际分类,借鉴了乡镇企业供销员口述访谈,参见《江苏无锡市惠山区乡镇企业供销员访谈记录》(2025年2月27日)。
[19]关于基层社会史料对定性研究的学术价值,以及如何平衡个人隐私与历史真相之间紧张关系的思考,详见Yunxiang Yan, Tian Li & Yanjie Huang, “Grassroots Archive Collection at CDRCSL,” Qualitative Inquiry, 27(8-9), 2021, pp. 1010-1016。
[20]同注[16]。
[21]阎昌德(主编):《乡镇企业十大员手册》,第228页。
[22]同注[5],第133页。
[23]《申请收容“四边”人员呈批表》(1975年9月13日),载《高资沿河综合厂张佩莹资料汇编(1965年—1977年)》,SA20180000749Q。
[24]《关于对韩广财等人勾结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盗卖铜锭的情况报告》(1975年3月23日),载《三官农机厂韩广财资料汇编(1975年)》,D14A001。
[25]汪禹诚:《机遇属于敢于拼搏的人——记天轮集团发展之路》,载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台州文史资料》第8辑(台州乡镇企业发展实践),2001年,第311页。
[26]自1984年起,上海烟草公司委托芜湖烟厂生产飞马牌香烟,并承担收购、经销业务。国家经委经济体制改革局(编):《发展中的横向经济联合》,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86年版,第258—261页。
[27]刘以顺:《胡弼亮与飞马牌香烟》,载《铁军》2023年第7期,第28—30页。
[28]胡弼亮:《“飞马牌”香烟的诞生》,载《人民日报》1961年12月12日,第6版。
[29]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飞马牌卷烟图案调查情况的汇报》(1973年5月3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B182-3-183。此条资料承黄彦杰提示,特此致谢!
[30]《到沿河综合工厂的经过》(1968年9月20日),载《高资沿河综合厂张佩莹资料汇编(1965年—1977年)》。
[31]同注[16]。
[32]同注[5],第96—97页。
[33]叶甘林:《编外供销员——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载《轻工集体经济》1987年第5期,第20页。
[34]《江苏省JZ市革命委员会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就有关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的政策界限答来访者问》(1968年12月28日),SA20170000699T。
[35]童平宇:《温州经济格局和经济犯罪审判的反思与探索》,载《法讯》(内刊)1987年3月,转引自《温州民营经济发展30年》编写组(编):《温州民营经济发展三十年·理论探索卷》上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204页。
[36]胡宏伟:《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41页。
[37]《奋楫者先!江苏“四千四万”精神溯源》,新华报业网,https://jres2023.xhby.net/js/jj/202304/t20230409_7895823.shtml。
[38]《中国礼品行业的领军人物——记仪邦集团董事长应仲树》,载苏兴峰(主编):《浙商风采:100位浙江企业家纪实》,沈阳出版社2008年版,第325页。
[39]同注[33]。
[40]同注[35],第199页。
[41]像这种动辄号称10万人的流行表述,并不限于江浙地区,在河南省林县建筑劳务输出队伍中,也有“10万大军出太行”的说法。费孝通:《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1995年),载费孝通:《志在富民——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第455页。
[42]同注[15],第192—195页。
[43]章英杰:《温州经济史料》,载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温州文史资料》第20辑,2006年,第4页。
[44]公木:《供销员之死——为温州模式殉道的前行者而记》,爱思想网站,https://www.aisixiang.com/data/23873.html,2025年8月9日访问。
[45]叶甘林:《编外供销员——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曹正汉:《观念如何塑造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116页。
[46]《自我检查》(1968年9月20日),载《高资沿河综合厂张佩莹资料汇编(1965年—1977年)》。
[47]《亦工亦农定期劳动协议合同》(1969年6月21日),载《伍佑轴承厂王雨秋资料汇编(1965年—1977年)》,SA20180000751J。
[48]《调查报告》(1977年11月12日),载《伍佑轴承厂王雨秋资料汇编(1965年—1977年)》。
[49]同注[24]。
[50]同上。
[51]《关于我与一个女的同船情况反映》(1966年3月29日),载《高资沿河综合厂张佩莹资料汇编(1965年—1977年)》。
[52]同注[46]。
[53]《关于王雨秋的情况》(1976年7月2日),载《伍佑轴承厂王雨秋资料汇编(1965年—1977年)》。
[54]《谈话笔录》(1976年6月30日),载《伍佑轴承厂王雨秋资料汇编(1965—1977年)》。
[55]《关于YD县松柏公社干巷大队五金厂销售了一批成品给陕西省汉中物资局》(1976年6月30日),载《伍佑轴承厂王雨秋资料汇编(1965年—1977年)》。
[56]《关于张佩莹问题的情况汇报》(1970年4月20日),载《高资沿河综合厂张佩莹资料汇编(1965年—1977年)》。
[57]《简历》(1975年12月4日),载《伍佑轴承厂王雨秋资料汇编(1965年—1977年)》。
[58]《关于我与TJ东升轴承修配厂的往来经过》(1975年11月10日),载《伍佑轴承厂王雨秋资料汇编(1965年—1977年)》。
[59]同注[48]。
[60]《关于王雨秋情况反映》(1976年2月24日),载《伍佑轴承厂王雨秋资料汇编(1965年—1977年)》。
[61]《谈话笔录》(1976年4月24日),载《伍佑轴承厂王雨秋资料汇编(1965年—1977年)》。
[62]《补充检查》(1975年11月19日),载《伍佑轴承厂王雨秋资料汇编(1965年—1977年)》。
[63]《到马桥五金厂的经过》(1968年9月20日),载《高资沿河综合厂张佩莹资料汇编(1965年—1977年)》。
[64]张思等:《侯家营:一个华北村庄的现代历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58—364页。
[65]《检查书》(1972年2月11日),载《高资沿河综合厂张佩莹资料汇编(1965—1977年)》。
[66]《关于TJ东升轴承厂接触大体经过》(1975年11月14日),载《伍佑轴承厂王雨秋资料汇编(1965年—1977年)》。
[67]同注[48]。
[68]曹正汉:《观念如何塑造制度》,第115—116页。
[69]《关于对白马五金厂私招滥雇牟取暴利的处理决定》(1976年8月9日),载《SL县白马五金厂资料汇编(1976年—1977年)》,D14A001。
[70]《关于我与TJ东升轴承修配厂的往来经过》(1975年11月10日),载《伍佑轴承厂王雨秋资料汇编(1965年—1977年)》。
[71]《简历》(1977年8月18日),载《伍佑轴承厂王雨秋资料汇编(1965年—1977年)》。
[72]同注[70]。
[73]《关于王雨秋从1972年5月份来我厂工作情况》(1976年7月1日),载《伍佑轴承厂王雨秋资料汇编(1965年—1977年)》。
[74]《关于金坛问题》(1975年12月24日),载《伍佑轴承厂王雨秋资料汇编(1965年—1977年)》。
[75]《问询笔录》(1975年11月3日),载《高资沿河综合厂张佩莹资料汇编(1965年—1977年)》。
[76]同注[65]。
[77]《到沿河综合工厂的经过》(1968年9月20日),载《高资沿河综合厂张佩莹资料汇编(1965年—1977年)》。
[78]《到YB船厂工作》(1968年9月20日),载《高资沿河综合厂张佩莹资料汇编(1965年—1977年)》。
[79]同注[75]。
[80]同注[65]。
[81]《所在单位和时间及业务往来关系》(1976年5月31日),载《伍佑轴承厂王雨秋资料汇编(1965年—1977年)》。
[82]同注[74]。
[83]同注[16]。
[84]同注[63]。
[85]《函件》(1968年9月23日),载《高资沿河综合厂张佩莹资料汇编(1965年—1977年)》。
[86]同注[75]。
[87]《关于我在YB县综合厂工作期间详细经过和错误情况》(1970年7月15日),载《伍佑轴承厂王雨秋资料汇编(1965年—1977年)》。
[88]《所在单位和时间及业务往来关系》(1976年5月31日),载《伍佑轴承厂王雨秋资料汇编(1965年—1977年)》。
[89]同注[5]。
[90]同注[25]。
[91]马克·格兰诺维特:《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王水雄、罗家德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41—88页。
[92]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罗家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31页。
[93]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第7—17页。
[94]相关代表性研究参见杨善华、阮丹青、定宜庄:《缝隙中的改革:黄宗汉与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破冰之旅》,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95]相关讨论参见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8—132页。
[96]边燕杰:《论关系与关系网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32—41页。
[97]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赵旭东、孙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98]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89—97页。
[99]倪志伟、欧索菲:《自下而上的变革:中国的市场化转型》,阎海峰、尤树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1—95页;吴晓刚:《干部和市场机会:中国进入自雇职业的模式(1978—1996)》,载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主编):《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9—303页。

李 甜: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熊易寒: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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