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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邦新造:北京政府时期民国史百篇好文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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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邦新造:北京政府时期民国史百篇好文推介

为纪念旧邦新造达成3000关注,现特别推出一期【北京政府时期民国史百篇好文推介】,推介共计100篇研究范围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包含辛亥鼎革)的好文,以飨诸位师友。

需要特别声明的是:本期推荐的文章系笔者从自己读过的、发表在中国大陆期刊上的文章中选取,囿于笔者目力所及与旨趣所限,一定还有许多同样值得一读的文章未被注意到,并且因为时段的严格限制,所有研究范围包含但不限于北京政府时期和辛亥鼎革的文章均未收录入内,对于这些沧海遗珠,笔者在此深表歉意。文章排名不分先后。并且,由于篇幅原因,本期不转载文章全文,仅写明文章标题、来源、简介,及学者简介,如需阅读原文,敬请各位师友移步知网自行下载。一切不足之处,还望各位师友海涵。

(全文约3.7万字,可先至文末浏览文章目录)


一、政治外交史



(一)

桑兵:《从北洋军阀史到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作者简介:桑兵,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文章简介:本文反思了“北洋军阀史”的传统概念,指出这一概念将研究对象置于批判位置,服务于国民革命与北伐的政治正当性叙述,北京政府时期至少三分之一时间尚无此称。事实上,北洋军人文化素质并不低,北洋军是清政府制军而非私人武装,北洋集团还涉及新政、宪政、外交、文教等。因此应打破北洋军阀观念局限,完整系统呈现北京政府时期历史的全过程和各层面,上溯前清、下探国民政府,并将“北洋军阀史”改称为更周全贴切“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



(二)

桑兵:《“北洋军阀”词语再检讨与民国北京政府》,《学术研究》2014年第9期。

作者简介:桑兵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文章简介:本文考察了“北洋军阀”“北洋政府”等词语的生成与流变,指出这些通行说法主要由他指和后认层垒叠加而成。“军阀”概念并非始于1917年李大钊,至少可提前到1915年6月的《申报》,日本方面东方通信社1916年9月也已有“军人阀”之称。“北洋政府”这一指称在北伐之后才逐渐流行,“北洋军阀”集合概念形成后,所指实事的谱系化持续发生,内涵外延随时变化,所以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指称整个北京政府时期,难免以偏概全、误读错解,甚至误导研究取向,故而应当检讨史事本相与指称的吻合程度,打破北洋军阀观念局限,将北京政府时期史料史事视为有机整体,完整系统呈现其全过程和各层面。



(三)

王奇生:《亡国、亡省、亡人:1915—1925年中国的三次危机与动员》,北京论坛(2009)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危机的挑战、反思与和谐发展:“危机与转机——对现实问题的历史反思”历史分论坛论文或摘要集(下),2009年。

作者简介: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何为“亡国、亡省、亡人”的三次危机?1915年反“二十一条”为“亡国”危机,1919年山东权益濒临丧失为“亡省”危机,1925年顾正红被杀为“亡人”危机。危机程度依次减弱,动员规模却依次增大,呈现“事件—运动—革命”的递进。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主导力量从绅商到新知识群体再到中国共产党,中心话语也从“救国”“抵制日货”上升为“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五卅后,动员不再依赖危机触发,由民族危机动员转入国民革命动员。



(四)

杨念群:《清帝逊位与民国初年统治合法性的阙失——兼谈清末民初改制言论中传统因素的作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作者简介: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文章简介:清朝“正统性”依赖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大一统”疆域观及治理格局,二是“政教观”与道德实践秩序,二者由君权凝聚实施。辛亥革命后君权不复存在,科举废止、士绅分化,传统整合要素崩解,政治社会出现“真空”。民国肇建者以为按西方宪政与法制程序决策即可天然获得“合法性”,却既未解决清帝作为多民族共主形象消解后的疆域与民族问题,也未解决政教关系解体后的道德文化真空。文章引述革命党、立宪派、遗老及士绅学子对民初政局的普遍失望,指出“合法性阙失”并非个别现象。总之,民国初年的困境正在于对传统的漠视与对法制程序的过度执着,新生政权若仅依赖法律程序而缺乏传统政教关系支撑,便难以具有真正的“合法性”。



(五)

徐进:《“猜嫌疑忌”:民初的政治心理与政局走向》,《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作者简介:徐进,厦门大学副教授。

文章简介:民国肇造,政派之间猜嫌现象普遍存在,南北问题与猜嫌问题相交织,成为初始时期政治的最大症结。猜嫌催生政界一系列重大人事变动,这些变动又反过来加剧猜嫌。“宋案”作为民初政治关键节点,亦在猜嫌中发生,同时引爆猜嫌双方的结构性矛盾,最终促成南北分裂预言的自我实现。民初政治猜嫌的出现是由于南北妥协造成权力结构不确定和权力关系不稳定、政治游民即各派政客奔走离间、各派之间的情报侦察与报刊不实报道相互作用加剧谣言的破坏力导致的。



(六)

许纪霖:《国王的两个身体:民国初年国家的权威与象征》,《学术月刊》2015年第4期。

作者简介: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什么是“国王的两个身体”?作者指出,“一个身体是君主的个人肉身,另一个身体便是国家的权威与象征”。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的肉身,却未能重建国家的权威与象征,民初各派只争权力、忽视制宪,先错失英式虚君共和,又错失美式立宪建国,转而走上法国式争夺最高权力的道路,最终袁世凯称帝失败、法统多头并立,国家权威走向死亡。



(七)
赵帅:《“文治系统”的权力运作与限度:北京政府对五四事件的应对与处置》,《安徽史学》2025年第5期。
作者简介:赵帅,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
文章简介:本文梳理了北京政府对五四事件的应对与处置经历的多次波折,从当天军警机构各行其是、警厅疏导劝解,到徐世昌、钱能训在法办与释放之间的分歧,再到吴炳湘绕过钱能训提前释放学生、政府训令几经修改才颁布,综上种种,呈现出“文治系统”在武人卵翼之下的权力运作与限度。


(八)

赵帅:《命名的策略:“五四运动”渊源再探》,《史林》2026年第3期。

作者简介:赵帅,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

文章简介:“五四运动”一词本系北京学联用以指代1919年5月4日学生示威活动的称谓,由北京学联文书股主任康白情率先使用,并呈现于5月14日由其起草的“寒电”及同日撰写的文章中。刊载该词的函电最早见于5月16日的《国民公报》《京报》及《晨报》,这三家报馆凭借与北京学生密切的往来,得以率先刊登学生通电。北京学生创造并使用“五四运动”一词,是为应对被捕学生受法律审判的危机,亦有意调整运动节奏与方向,将山东问题重置于运动诉求的首要地位,并为掀起全国一致的罢课运动作动员准备。



(九)

靳帅:《另谋护法新政府:1920年“国会移渝”与南北政局》,《广东社会科学》2025年第3期。

作者简介:靳帅,华中师范大学讲师,师资博士后。

文章简介:1920年护法国会从广州迁往重庆的事件发生在西南滇桂分裂与直皖战争前后的南北格局重组之中,孙中山、唐继尧、益友社三方结盟,试图在重庆建立护法新政府并进而“会师武汉”,形成南北之外的“第三政府”,这一过程既展现出长江流域在南北政局中的交错联动和重庆的枢纽作用,也反映了孙中山“长江战略”与“两广战略”双线并进的政治擘画。



(十)

靳帅:《再造辛亥:北伐大变局中的东南和平运动》,《近代中国》第三十九辑。

作者简介:靳帅,华中师范大学讲师,师资博士后。

文章简介:1926年前后北伐至长江流域时,以全浙公会、新苏公会为主导的东南士绅发起了和平运动,运动力图依赖孙传芳保障东南、严守中立,并筹划在武汉发起国民会议,以达成“分区联治”目的。此目标未果后,东南士绅发起“江浙皖”三省联合会,以求在北方奉系与南方党军之间建立自治政权,但在南北夹击下只好借助党军抵御奉军南下。在此过程中,辛亥革命中缔结的关系网络、省人治省的辛亥观念、晚清以来中等阶级的认同以及东南地区特殊地域性均扮演了重要作用。因此,辛亥革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其后实际政治事件中,还体现在时人的政治观念和解决国是的思维路径上。



(十一)

靳帅:《谋建“第三政府”:援鄂之战与长江流域国是会议》,《近代史研究》2026年第1期。

作者简介:靳帅,华中师范大学所讲师、师资博士后。

文章简介:直皖战争后,湖北军绅联合川湘势力试图会师武汉、建立第三政府,由此引发援鄂之战,但战争反使吴佩孚入主湖北,此后吴佩孚与两湖军绅发起庐山国是会议,试图从速促成全国统一并选派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遭南北各界反对,东南集团趁机召开“商教联席会议”,第三政府重心从两湖移至东南。长江一线谋建第三政府的活动在两湖与东南之间流转,是长江流域作为南北“中间地带”的体现。



(十二)

靳帅:《“仿照庚子互保”:江浙战争与江苏耆绅的和平运动(1923—1924)》,《民国档案》2023年第3期。

作者简介:靳帅,华中师范大学讲师、师资博士后。

文章简介:江浙关系与全国政局相表里,1923年沪杭成为“反直中心”后江浙关系恶化,以苏社集团为代表的江浙耆绅主张仿照庚子东南互保先例促成江浙和平,推动两省军阀签订《江浙和平公约》,相当程度上延缓了战争爆发。1924年直系战败、“反直三角同盟”主政,张謇等苏社诸理事促使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下野,避免了战争扩大,但张謇与苏社其他耆绅态度常不一致,这些政治运动展现出苏社集团的政治力量与江苏“绅军政权”特质,也展现出晚清政治在北洋时期的延续性。



(十三)

罗志田:《把天下的取向嵌入国家:民初“好人政府”的尝试》,《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

作者简介:罗志田,四川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文章简介:1922年蔡元培等人发表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主张恢复贤能政治、组织好人政府,同年9月王宠惠内阁成立,却仅两月即告失败。以往多把失败归于军阀干政,但这只是表层因素,其后还有更深层的文化因缘,因为好人政府依托的贤人政治原是适应天下时代的传统理念,而好政府主义强调政府积极作为,更适应现代国家时代,当时的北京政府恰是具现代形式却延续小政府理念的政权,多重紧张使这次尝试从一开始就充满矛盾。天下崩散之后国无共是成为民初特征,百姓消极的无治取向构成了好人政府主张的背景。胡适由此以有政府主义反对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视政府为可为大众谋福利的工具,而张东荪则主张以好社会来造好政府。好人政府的失败否决了自上而下的改良路径,把希望推向自下而上,随着和平机会丧失,中国政治逐步走向以武力改朝换代的行动时代。



(十四)

罗志田:《“有道伐无道”的形成:北伐前夕南方的军事整合及南北攻守势易》,《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作者简介:罗志田,四川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文章简介:在北伐前两三年南方军事整合与南北攻守势易中,北伐时南北双方主要军事将领半数以上在这两年崛起,唐生智盘踞湘南,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控制广西,两省军事整合的共同倾向是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主、层次相对偏低的新兴少壮军人取代偏“旧”的既存上层势力。广西与广东实现两广结合,复与湘南联合在三民主义旗帜下,形成国民政府治下的数省势力范围,与北方四分五裂形成鲜明对比。南方整合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比北方更注重利用清季以来新型军事教育成果,适应民初作战方式日益“现代化”的需求,反观北洋体系排斥保定生,这些“弃才”反为南方新兴军事力量所用。南方走向全国统一的征兆符合久乱思安定的社会心态,成为国民党树立革命事业合道性的重要基础,而北洋政府不仅无力控制局势,更出现明显“失道”作为,反证国民革命的合道性。结果,久居边陲的国民政府之北伐不再是地方对抗中央,而是形成“有道伐无道”的态势。



(十五)

罗志田:《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

作者简介:罗志田,四川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文章简介:《申报》主笔杨荫杭1920—1925年间“时评”为观察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提供了窗口。杨荫杭以“五代”比拟当时中国,即分裂、武人当道、内讧而乞助外人,但严重性犹有过之。总体上,中央渐失驾驭力,南北大小军阀占地而治;地方意识增强,“乡曲主义”盛行;文武关系诡论性演变,商人、学生等新兴群体政治参与感强烈,开会、演说、发电报、上新闻渐有职业化倾向。全国局势既类似五代,也就出现相近的向往统一的时代要求。第二次直奉战争可视为北洋内部最后一次武力统一尝试,其后“善后会议”及“国民会议”要求则是南北各政治力量最后一次和平统一努力,两次努力失败促成北洋体系崩散,导致北洋政府统治合道性丧失,为后来北伐预留“有道伐无道”的先机。



(十六)

马建标:《塑造救世主:“一战”后期“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学术月刊》2017年第6期。

作者简介:马建标,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一战后期,威尔逊主义之所以得以在中国大行其道,既因威尔逊的救世理念契合一战时期中国人渴望和平民主的心理诉求,也与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和留美知识精英的提倡有关。以蒋梦麟为代表的留美派学人利用商务印书馆、江苏省教育会和北京大学等平台,翻译出版《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竭力推销威尔逊主义。对中国而言,威尔逊主义的民族自决原则最具吸引力,五四前夕,徐世昌总统、研究系梁启超、北大新文化派及西南军阀等从各自利益出发,竞相以威尔逊主义为旗帜发起和平运动与国民外交运动,威尔逊主义成为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外来源动力。



(十七)

马建标:《脆弱的均势:跨国史视野下的“二次革命”与民初政局》,《近代中国》第三十九辑。

作者简介:马建标,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继任大总统的结果是北洋集团、立宪派与革命势力相互妥协的产物,而这一“政治妥协”得以实现,与日俄战争后列强在东亚形成的均势格局直接相关。英国通过英日同盟维系东亚秩序,希望借助袁世凯的强权统治维护中国政治安定。但袁世凯奉行亲英美、提防日本的外交政策,加剧了英日同盟的裂痕。因此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得到日本暗中支持,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将其定性为“军事叛乱”,并认为多数商人及明智中国人抵制革命,孙中山也被视为“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二次革命”迅速失败,揭示孙中山革命主张当时缺乏广泛社会基础,也促使胡适等知识精英转向文化启蒙。英国在东亚的均势政策脆弱不堪,一战爆发后日本出兵青岛并提出“二十一条”,充分暴露英日同盟的脆弱性,列强在华利益冲突从根本上制约了“二次革命”的结局和中国政治走向。



(十八)

马建标:《武人、政客与列强:民初军阀政治之管窥》,《安徽史学》2022年第3期。

作者简介:马建标,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民初军阀政治既有辛亥革命后政治失序提供的可能空间,也与一战改变东亚均势、日本扶持皖系密切相关。北洋军阀内部以地缘、学缘、姻亲为纽带,形成松散的情感共同体,讲究“人情政治”。日本寺内正毅内阁通过“西原借款”和军械借款大力扶持段祺瑞编练参战军,助长其武力统一政策,日本成为军阀政治最大获益者。一战结束后,英美等国试图通过1919年“南北议和”扶持徐世昌“文治派”、打压皖系,削弱日本优势,但以失败告终。总而言之,结束军阀政治不能单靠列强外交支持与文人政客努力,必须依靠新兴的革命力量。



(十九)

马建标:《精英、舆论与外交: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代表》,《安徽史学》2012年第4期。

作者简介:马建标,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1921年底,余日章、蒋梦麟作为国民外交代表参与华盛顿会议,他们对中国政府代表团进行舆论监督,力促政府代表早日提出山东问题,当会外谈判成为现实后,又力促政府代表早日解决山东问题,并利用各种渠道构建舆论宣传网络,努力维护中国国家形象、揭露日本侵略中国权益的实际情况。余、蒋二人在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活动堪称1920年代初期中国精英利用公众舆论影响政府外交的一个典型。



(二十)

马建标:《媒介、主义与政争:五四前后吴佩孚的崛起与权势转移》,《安徽史学》2017年第4期。

作者简介: 马建标,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 1918年8月至1920年8月,吴佩孚由北洋师长跃升为举国关注的政治领袖,除手握重兵外,吴佩孚成功的关键在于善用“公电”这一大众传媒。他在衡阳前线迭发通电,从主和反战到反日爱国,将自身塑造为反对“军阀主义”、重视民意的“国家军人”,同时把段祺瑞、徐树铮为首的皖系军阀指为对抗五四新潮流的反面对象。借助电报媒介打破地理空间束缚、引导公众舆论,吴佩孚在与皖系的政治较量中掌握了话语权,并于1920年直皖战争后实现政治优势与军事优势的结合,完成北京政府权势由皖系向直系的转移。同时,吴佩孚的言行始终受到直系集团利益和曹锟约束,“国家主义”与“派系主义”之间的张力贯穿其崛起过程。



(二十一)

马建标:《弱国的跨国动员:巴黎和会前后中国联美外交的开展》,《史学集刊》2026年第1期。

作者简介: 马建标,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巴黎和会前后,顾维钧主导中国联美外交,构建了由留美秘书金问泗、郭云观、魏文彬及美国“中国通”卫理、亨培克、密勒等组成的游说团队,和会前夕重视国际宣传与国民外交,主张聘用友好记者、布置驻外访员、影响美欧舆论。山东问题交涉中,中国代表团与卫理等美国代表团远东问题专家配合,争取美国支持,但威尔逊迫于英法日压力对日妥协。此后联美外交重心转向美国国会,卫理、亨培克、密勒等在华盛顿游说议员,使山东问题成为美国国会否决《凡尔赛和约》和《国联盟约》的重要因素。威尔逊主义与中美日三国外交目标相互纠缠,日本提出种族平等案进一步暴露威尔逊主义的矛盾。总而言之,北京政府借助美国亲华友人构建的跨国网络,深度介入美国国会政治,拓展了弱国外交的行动空间。



(二十二)

马建标:《学生与国家:五四学生的集体认同及政治转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

作者简介: 马建标,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五四前夕学生集体身份的形成,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国民教育与学生在救亡背景下自下而上的自我建构共同作用的结果。晚清至民国推行国民教育、军国民教育,统一制服、仪式和军训,强化了学生的国民意识与集体认同;《新青年》《学生杂志》等舆论精英也大力倡导国民观念;1918年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展开,进一步促使学生群体的国民身份意识成为主导。五四事件后,学生界以国民身份自居,认为学生是国民一部分、有权预闻国事,社会参与日益频繁。梁漱溟等从法律与道德角度反对学生逾越读书人身份、以“国民意思”为名不受法律制裁,胡适等则以爱国情感和国家利益为学生开脱。学生介入抵制日货等事务,引发学商冲突、学生与教育当局冲突,学生身份意识与国民身份意识之间出现紧张,社会舆论对学生身份资格产生争论,客观上促成学生界思想分化。1920年春北京政府对干政学生的身份界定,暂时取缔了学生运动,也否定了此前刻意提倡学生国民身份意识的做法。



(二十三)

欧阳哲生:《作为“事件”的五四运动——从档案文献看北洋政府对五四运动的处置》,《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1期。

作者简介:欧阳哲生,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既有五四研究多从“运动”视角、依据运动一方回忆和进步报刊叙述,导致北洋政府成了“缺席审判的反动政府”,本文则转换视角,从“事件”角度利用官方档案文献,参照新闻与回忆,还原了五四运动的全过程。火烧赵家楼”现场,学生因曹宅大门关闭而破窗入院,在场警察接“文明对待”命令,多未强力阻拦;章宗祥先在曹宅地窖躲避,火起后跑出遭围打,逃至对面杂货铺后再次被追打;曹宅焚毁房屋十一间,章宗祥伤势有医院诊断和司法报告为证。被捕学生供词显示多数人已知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但无人承认打人放火,大多称未进曹宅,只在门外呼喊口号或掷旗;曹宅仆役、保安及杂货铺父子均未能指认打人放火者,给定罪造成困难。面对北京学生罢课和上海“三罢”升级,北洋政府最终准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并拒签巴黎和约。



(二十四)

承红磊:《日本与护国战争期间的南北妥协》,《历史研究》2020年第3期。

作者简介:承红磊,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

文章简介:护国运动爆发后,日本决定利用此机推行“倒袁”政策,在华扶植亲日势力,有意识地密切与护国军联系,提供借款、军械,增强护国军实力与信心,强化其倒袁立场,以巩固南北对抗基础。袁世凯取消帝制后,护国军目标部分实现,南北妥协可能性加大,于是日本又进一步对护国军施加影响,压制英国调停意向,增大南北妥协难度,并致使冯国璋主导的南京会议归于失败,冲消了袁世凯去世前南北实现和解的最后可能。尽管护国战争期间南北不乏妥协之机,但双方最终止于局部停战,日本是贯穿其中的重要阻碍因素。



(二十五)

承红磊:《帝制运动期间顾维钧在美外交活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作者简介:承红磊,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

文章简介:顾维钧于1915年8月赴美并就任驻美公使是袁政府在帝制运动期间的一项重大外交人事安排,这既与袁政府联合英、美、俄以抵制日本的整体外交策略有关,也与引导美国帝制舆论及吸引美国投资借款的具体需要有关。顾维钧赴美后,在引导美国有关中国帝制舆论、巩固中美邦交及联络美国商界方面颇为尽力,并得到美国方面积极响应,虽因时局发展未能挽救袁政府覆亡命运,却也给予了一定支持。顾在公开场合完全避免谈及帝制运动,但私下向美国各界解释中国改变国体的必要性,与芮恩施多次交谈,与《希鲁尔报》接洽,运作精琦、董显光等人在美国发文为帝制辩护,反击日本在美国的舆论攻势。其赴英亦与施肇基接洽国体事,并非如回忆录所称与帝制无关。顾对袁政府的支持,大概可从其对过去几年袁政府所取得成绩的肯定、期望中国在袁政府领导下进一步统一和强盛以及袁世凯对他本人的信任和重视等方面去考虑。帝制运动期间顾维钧对帝制运动的态度及其在美外交活动,反映了此一时期政界人士面对帝制问题时的复杂面向。



(二十六)

承红磊:《护国战争期间的盐余放款风波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2026年第1期。

作者简介:承红磊,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

文章简介:1913年《善后借款合同》签订后,中国盐税收入受列强控制,盐务稽核总所外籍会办丁恩事实上掌管盐余放款决策权。1916年4月护国战争爆发,北京政府面临财政危机,遂向五国银行团申请放还盐余约550万元,五国银行团总代表已发出放款指示,日本却拒绝执行,并游说英、俄、法三国共同拒绝。英国勉强同意但有所保留,俄国很快同意,法国虽愿配合却提出陇海铁路借款利息问题。北京政府尽力争取,成效寥寥,最终放款缩减至约336万元。这场风波使北京政府无法获得大额应得收入,冲击了盐余放款的丁恩主导模式,开启了列强借盐税余款干预中国内政的先河,并加剧了列强之间的竞争。



(二十七)

唐启华:《五四运动前之公布“中日密约”问题》,《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1期。

作者简介:唐启华,台湾东海大学、复旦大学教授。

文章简介:一战期间,日本乘机独霸东亚,迫使中国签署一系列“中日密约”,强化其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法理依据。巴黎和会开幕后,中日正面交锋,中国代表团公布与山东相关的密约,北京政府内部徐世昌与段祺瑞意见相左,徐坚持公开,3月14日起陆续公布14件合同,与日本相关者10件,巴黎和会与北京公布内容不尽相同,牵动南北之争、派系斗争及列强互动,4月中旬和会对山东问题处置对中国不利,国人焦虑,遂有五四运动爆发。五四前夕,防敌协定、参战军、参战借款与购械借款等,实为内政外交更深层的争执焦点。



(二十八)

严泉:《半总统制的初创:1925年民国宪法草案的政体设计》,《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作者简介:严泉,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1925年民国宪法草案初步构建了半总统制,此前人们关注的宪法文本主要是《临时约法》与《天坛宪法草案》,政体争论不外总统制与内阁制,这一草案的半总统制设计却鲜为人知。宪草改变由国会两院选举总统的办法,仿照美国选举人制度,由每县选出选举人集会国都投票,总统不再对议会负责而直接对选民负责,权力也大为增强。总统除作为国家元首代表国家、缔结条约、行使赦免外,还掌握任免国务总理及国务员、解散众议院、统率陆海军、宣战媾和等行政军事权,并拥有修宪提议、法律复议、紧急命令等立法权,其权力甚至比总统制下的总统更大。在总统与内阁关系上,总理由总统直接任免并对总统负责,国务员的副署权因去留取决于总统而徒具形式,总统居于主导支配地位,符合半总统制行政权分享原则。行政与立法关系则体现为议会的弹劾权、不信任权与总统的解散议会权,只是解散众议院仍须参议院同意,未能在不信任权与解散权之间建立平衡,延续了民初以来的缺陷。这一模式的选择既出于宪政学理设计,也与临时执政府主导制宪、制宪者反思民初无政党与府院之争的教训、魏玛宪法的影响有关。草案虽未实施,其合理性与前瞻性仍值得肯定。



(二十九)

严泉:《制度建构与国家认同:民初国会的省宪论争》,《学术月刊》2015年第4期。

作者简介:严泉,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1922—1923年第一届民国国会制宪过程中,国会各政党在省宪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支持省宪的反直系议员主张联省自治,坚持省有制宪权;亲直派与直系政权保持一致,反对省宪立场鲜明,多数反省宪派议员认为中国国情宜于地方自治但不适合联邦制度。论争涉及国家结构、地方主义、央地关系三个层面,焦点是联邦制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省宪派强调联邦制与国家认同一致,反省宪派则担忧省宪导致各省独立与国家分裂,双方在宪法中明确中央与地方权力分立与制约关系上立场一致。最终1923年民国宪法遵循联邦制原则,设计出以确保国家统一原则下创立合理的联邦分权制度模式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的国家结构形式。



(三十)

严泉:《试论安福国会对巴黎和会的反应与应对》,《安徽史学》2022年第1期。

作者简介:严泉,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巴黎和会开幕前,安福国会提出外交议案,内容涵盖和会筹备与中国外交目标,包括收回山东利权、修订《辛丑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恢复关税主权等。和会召开后,国会关注和会应对策略、对日外交与山东问题,方式分立法与行政监督两种:前者指议员提出与和会外交有关的提议案、建议案,提交委员会与院会议决后咨送政府;后者通过质询权、弹劾权与查办权行使,监督政府外交活动。之所以国会在巴黎和会期间呈现这些表现,除外来舆论压力外,还与其维护派系与自身利益有关,突出表现为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从实际成效看国会作用有限,但在制度形式上可视为近代中国议会外交的初试。



(三十一)

尚小明:《辛亥南北议和演进与清帝退位诏书拟定及颁布》,《史林》2024年第1期。

作者简介:尚小明,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清帝退位诏书拟定贯穿南北议和各阶段,并非清帝退位前夕才提上议事日程。南北议和开始后,双方就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国体基本达成一致,南方率先提出优待皇室条件,并请张謇代拟诏书,力促清帝早日逊位,但因袁世凯谋求“虚君共和”未能实现。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袁内阁也拟定诏书,试图推动清廷降旨宣布共和并授权其“全权组织临时政府”,因遭满蒙亲贵王公及南方两面反对而未达目的,段祺瑞等联名电请朝廷宣布共和及宗社党领袖良弼被炸死后,清廷终于授权袁世凯与南方协商优待条件,最终双方以张謇所拟诏书为基础,吸收袁内阁所拟诏书措辞,商定最后诏书,但颁布前袁世凯又擅自添入由其“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内容,并单方面提前公布,导致南京临时政府措手不及,为南北纷争埋下祸根。



(三十二)

尚小明:《疑心生暗鬼——赵秉钧如何被“误”为宋案主谋》,《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5期。

作者简介:尚小明,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宋案中赵秉钧的形象实际上是经由袁世凯、国民党、当时舆论及后来研究者多方扭曲、误解而成的。就事实看,赵秉钧绝非宋案主谋,其致洪述祖、应夔丞函完全不针对国民党,送应夔丞密码电本也无对付国民党目的。尽管他曾卷入构陷“孙黄宋”阴谋,但中途退出,并将“应密”电本交给洪述祖,洪、应后来策划杀宋,赵并不知情。宋教仁被刺适逢临时政府期限将届,不论有无刺案,赵都将卸任,此外国民党政党内阁主张对赵非但非威胁,反而是机会,故而说他为“长保”权位而杀宋是伪命题。宋被刺后,赵欲辞职自证清白,因受袁世凯与总统府人员、部分国务员及舆论反对而未果,赵拒绝上海地方检察厅票传,背后也是袁世凯在起作用,但袁也并非杀宋主谋,而是为防止宋案给其竞选正式大总统造成进一步冲击。赵实以牺牲自身声誉为代价维护袁利益,袁无理由毒杀赵,医学检验报告亦显示赵病死而非被毒杀。



(三十三)

尚小明:《攻击与回应:民初袁世凯三传面世之幕后故事》,《历史教学》2014年第4期。

作者简介:尚小明,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民初袁世凯虽受任临时大总统,但因过往行事常为人所不满,诟骂袁氏者本国与邻邦所在多有。其情形于《照妖镜中之袁世凯》及《阴谋家袁世凯》二书可窥一斑:前者系站在革命党立场攻击袁氏,后者则反映部分日人及与日人关系密切的宗社党对袁氏之憎恶。面对口诛笔伐,袁氏一面设法查禁二书,一面支持亲信以《容庵弟子记》为本编撰《正传袁世凯》,再以日人名义印行以为回应。不仅如此,袁氏还收买早稻田大学教授青柳笃恒,通过多种方式在日本制造舆论,以维护其形象并宣传其统治的合法性。



(三十四)

尚小明:《德皇密宴袁克定:洪宪帝制酝酿之初一个虚构的故事》,《学术研究》2022年第11期。

作者简介:尚小明,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1913年袁克定赴德治腿疾,德皇威廉二世赐宴密谈,谓中国非君主不治,克定归告袁世凯,袁遂坚定帝制决心,此说自1915年以来广为流传,并被当作德国支持复辟的依据。该故事最早出自1915年8月杨度劝严复列名筹安会之口,见侯毅《洪宪旧闻》,此后薛大可的《亚细亚日报》与徐世昌所谈渐次加入梁敦彦,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更添德皇遣使来华、袁克定持亲笔长函报聘、赐宴便殿密谈数次与德皇密函等情节,诸家回忆又各有增饰,越传越像真事。据台北中研院所藏德国外交档案,袁克定1912年坠马伤脑,1913年9月底经德华银行科德斯秘密安排赴德,避开了驻德公使颜惠庆,住万湖别墅就医,其时威廉二世正在外度假,德方只由副外长齐默尔曼陪颜惠庆作过一次礼节性拜访,袁克定以未受重视而于11月25日不辞而别,颜惠庆判断其此行并无收获。徐世昌把德皇与梁敦彦1910年前后的会面误置于民初,袁家宾则把袁克定清末留德见德皇与1913年治病混为一事。可以推断,这个故事其实是袁克定与杨度等君宪党人鉴于一战初期德国强势崛起,假借威廉二世之口为复辟制造的根据,实际属于虚构。



(三十五)

杨天宏:《北洋外交与“治外法权”的撤废——基于法权会议所作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作者简介:杨天宏,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北洋政府在通过法权会议撤废治外法权的尝试中付出艰辛努力,试图撤废这一严重伤害中国主权的外人特权。法权会议折射出的北洋外交是一种带有改良色彩的“修约”外交,在中国尚不具备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实力的历史条件下,立足“修约”是务实选择。虽然这些努力最终未能实现撤废的初衷,但会议确立的一些中外关系原则为后来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奠定了法理基础。



(三十六)

杨天宏:《袁世凯的“去北洋化”与“北洋正统”幻灭》,《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作者简介:杨天宏,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表现出“去北洋化”的倾向,试图以“天下共主”身份统治,鼓励文治、制度建设、经济立法,但由于未以北洋利益为归依,导致内部离心,实为北洋体系崩坏的始作俑者。袁死后北洋裂变,皖、直两系在“北洋正统”招牌下试图整合北洋、统一国家,但时势转移,“北洋正统”已失号召力,各派互不承认对方为正统,整合努力均告失败。而国民党在苏俄指导下跳出追求“合法性”的藩篱,追求政治“合道性”,双方竞雄结局由此设定。



(三十七)

杨天宏:《清帝逊位与“五族共和”——关于中华民国主权承续的“合法性”问题》,《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

作者简介:杨天宏,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本文旨在批判近年来法学界部分学者援据有贺长雄观点提出的“主权转移论”,并从概念、法理与事实三方面反驳。从概念上看,“主权”与“统治权”并非可互换的等值概念,有贺长雄所用“统治权”不能直接等同于博丹定义的“主权”,且清末法政话语中“主权”一词早已存在;从法理上看,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是对立制度,法理上无权力授受关系,民国系革命建国,袁世凯总统权力亦由民国政府授予,而非来源于清朝;从事实上看,“禅让”说与事实不符,清帝退位实为革命形势与“逼宫”压力下的结果,北方军队倾向共和、各省独立、人心向背均表明清朝统治已难维持。“主权转移论”无视辛亥革命在推翻帝制、创建民国中的决定性作用,既乖法理又违事实,碍难成立。



(三十八)

杨天宏:《曹锟“贿选”控告的法律证据研究》,《历史研究》2012年第6期。

作者简介:杨天宏,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曹锟“贿选”是传统史学叙述中不争的事实,但要认定曹锟确实触犯刑律,尚须考虑多重因素。其一,发放出席费的始作俑者包括部分反直议员,且最初用于维持国会运作,当时大选尚未提上日程,“既无大选,何‘贿选’之有”;其二,议员历年欠薪达5000余元,在此前提下发放与所欠薪俸等额的支票且无附加条件,可否作为“贿选”证据,尚需辨析;其三,总统预选未达法定人数的控告材料在证据链上难以衔接;其四,检举方与嫌疑人处于敌对关系,且私下承认一直在“设计破坏”大选,存在提供伪证的可能;其五,舆论对曹锟“贿选”的指控真假参半,不可尽信;其六,检察机关未对当事人提起公诉,原因值得追问。文章认为,相关指控大多偏重政治考量,忽略法律审视,所做多为“有罪推论”,证据并不全都经得起法理推敲和事实检验,并且由于举证存在瑕疵,曹锟“贿选”尚难视为法律意义上的结论。



(三十九)

杨天宏:《中苏建交谈判中的“顾王之争”(1923-1924)》,《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作者简介:杨天宏,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1924年王正廷与加拉罕签定协议,打破中苏谈判僵局,北京内阁却拒绝批准并撤销其职务,改由外交部交涉,以往多把这一曲折归于顾维钧与王正廷的个人恩怨,其实内阁各部是对废约、外蒙撤兵等条款不满才否决协议。比较两人签署的文本,分歧集中在废除苏俄与外蒙所订条约、外蒙撤兵和教产移交三处,要害是蒙古问题,顾维钧坚持把帝俄以来苏俄与第三者所订条约都列入废止范围,并删去撤兵条款中的条件二字,以防苏俄借故拖延。就谈判技术言,王正廷急于承认苏俄,把承认与悬案分开处置,还误将签证做成全衔签字,顾维钧则以悬案解决为承认前提,严格遵循程序并利用苏俄的外交失误迫其让步。二人分属南北营垒,分别体现国民外交与职业外交,热情呼应民意与审慎捍卫主权两种相反方向的努力相互制约又相反相成,共同促成协定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达成。



(四十)

杨天宏:《法政纠结:“罗文干案”的告诉与检审》,《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

作者简介:杨天宏,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1922年的罗文干案因奥款合同展期而发,一直被视作政治陷害,法院最终判被告无罪,既有研究亦多视为定谳。然而,针对罗文干的三项犯罪指控并非向壁虚构。就诉讼程序而言,告诉初始阶段虽然不尽规范,但国务会议声请再议罗案经法院裁定及法界公断程序合法,反证蔡元培等人维护“司法独立”的抗议举动缺乏法律依据。罗案被告无罪宣判,与蔡元培辞职抗议引发大规模学潮、法潮,形成强大的“院外审判”舆论环境,极大改变了罗案检审的法律生态有关。此案不仅展示法政关系的复杂与近代中外关系的紧张,也揭示出国人对法制现代化的认识误区,提示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路漫修远。



(四十一)

滕帅、李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曲折历程(1917—1921)——以北洋政府“反传播”活动为视角的考察》,《民国档案》2024年第3期。

作者简介:滕帅,中南民族大学副教授;李明,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教授。

文章简介:十月革命后,北洋政府严防马克思主义输入,加强检查入境俄人和旅俄华工,苏俄密使一到边境或口岸即被拘捕或勒令返回。五四前后,北洋政府通过邮政和警察系统查禁进步刊物,《湘江评论》《每周评论》被封停,陈独秀因“散布过激思想之印刷物”被捕,1920年前后查禁相关书刊传单140多种。但马克思主义传播并未被扼杀,五四后一年400多种新报刊中社会主义倾向者200多种。不过,北洋政府的“反传播”聚焦于入境俄人、旅俄华工和过激印刷品,其监控对象实际上是宽泛的“过激主义”,并且也未意识到中国本土正在发生的建党进程,中共早期组织在各地建立、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均未进入北洋政府反传播活动的主要视野。



(四十二)

瞿骏:《辛亥革命时期的集会与城市公共空间——以追悼会为中心(1911—1912)》,《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作者简介:瞿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1911至1912年间集会泛滥于上海的私园、会馆与街头,追悼会是革命与城市公共空间互动的焦点。革命党人获胜后在英雄系谱上把接力交给为民国死难的烈士,孙中山谒明孝陵的文告即排除了岳飞、郑成功,却把徐锡麟、熊成基这些曾被讥为轻举暴动的人物列为新英雄。追悼会由此取代气氛沉郁的谒陵祭祠,成为打造民国英雄的理想形式,沪军都督府12月在张园办的追悼会近万人参加,会场以血衣、手枪等遗物唤起临场感,配合演说与报章传播革命正当性,而商团学生强行为未剪辫者剪辫,又显出国家威权对公共空间的控制,追悼会同时还是南北议和与党争的博弈舞台,由此形成革命记忆的资源仓库,公共空间的政治化也日益加深。



(四十三)

瞿骏:《助产“主义时代”:〈中国青年〉的定位、推广与阅读(1923—1927)》,《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6期。

作者简介:瞿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中央机关刊物,1923—1927年的《中国青年》既是中共革命推进和壮大过程中的标志性宣传品,也是中国社会从“新文化时代”进入“主义时代”的重要推手。文章研究了《中国青年》的定位、推广与阅读,探究中共党、团中央机关刊物的政治性定位及在此定位下推行的政治动员,其推广于全国的方式、过程和效果,其在组织内外阅读的开展、机制与反应等问题。在厘清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可以看出中共“善于宣传”的原因与动力,进而更准确地呈现1927年前后中共革命在宣传模式上的延续与差异。



(四十四)

张仲民:《民国初年朝野关于三种国体构建方式的争论》,《学术月刊》2022年第2期。

作者简介:张仲民,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袁世凯复辟帝制过程中,筹安会率先提出民国国体应变为君主立宪体制。针对该建议可能带来的列强不承认和引发国内动乱危险,外交官汪荣宝提出民国立君或总统世袭两种国体选择与之竞争,并获政府内部诸多实务派官员支持。但因这两种建议不伦不类,汪论遭筹安会和时论激烈批评,最终袁世凯决定采用君主立宪制作为之后中国的国体选项。然而由于护国运动兴起,袁世凯不得已采取原先被他抛弃的民国立君选项:对内称帝国和皇帝,对外仍保持民国与总统称谓。朝野关于这三种国体构建方式的争论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四十五)

张仲民:《舆论和政局:再论民初章太炎与黄兴、孙中山的关系》,《学术研究》2026年第9期。

作者简介:张仲民,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辛亥革命初到民初,刚从日本归国的章太炎论政参政热情极高,他一方面大力支持袁世凯抑制革命党和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对孙中山、同盟会尤其是对本有旧怨的黄兴批评尤多,一度招致同盟会系各报刊围剿,一些谣言也随之广泛传播。随着“宋案”发生后的形势改变,章太炎逐渐认清袁世凯真面目,历经波折后与孙中山、黄兴言归于好,并在黄兴去世后对其高度评价。钩沉这段历史,有助于更好认识章太炎与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复杂关系,以及革命党内部矛盾与袁世凯逐渐占据民初政治主动权之间的关系,也可管窥舆论在民初政治文化形塑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客观效果。



(四十六)

冯筱才:《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一九二五年的执政府》,《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作者简介:冯筱才,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五卅事件之所以引发大规模群众运动,与执政府的政治、外交策略运用密不可分。此前执政府面临严重政治危机,五卅事件爆发让形势有了转机,执政府在沪案初期交涉中有意识地利用民众运动,迫使外人让步,并挟民意对抗强势军人,以保持其地位,交涉移京后,则将重点转向单独对英策略的执行,以实力支持反英运动展开,当列强在关税会议问题上做出让步后,执政府便开始对民众运动进行严厉抑止。五卅运动实际上成了执政府运用的一种政治工具。



(四十七)

王笛:《从承认民国到敦促参战:美国与北京政府的外交,1913—1918》,《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作者简介:王笛,澳门大学教授。

文章简介:20世纪初美国对华采取与其他列强不同的态度。门户开放政策、退还庚款和开办清华学堂,使中国人把美国看作唯一能制约日本扩张的国家。1913年威尔逊就任总统,派芮恩施任驻华公使,美国退出六国银行团,率先承认中华民国,1914年日本借对德作战占领青岛,中国屡请美国主持正义,美国却因欧洲战事有求于日本,只作外交斡旋,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芮恩施把条款透露给英美报纸,美国公开反对但避免直接干涉,日本终以最后通牒迫使北京政府接受。1917年美国参战,芮恩施以战后和会席位为条件力劝中国加入协约国,段祺瑞主张参战,南方国民党人反对,国会争论不休直至解散,同年8月中国宣战,日本趁机与英法俄意约定战后支持其继承山东权益。11月美日达成蓝辛—石井换文,美国承认日本在华“特殊利益”,芮恩施愤而辞职,不久病逝于中国。中国参战使外交由消极回避转为积极参与,却因内部分裂和列强的秘密交易,在巴黎和会上收回山东的计划落空。



(四十八)

汪朝光:《北京政治的常态和异态——关于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的研究》,《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作者简介: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简介:袁世凯称帝败亡后,段祺瑞任国务总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两人在许多问题上发生激烈矛盾冲突,形成总统府与国务院互为对立面的府院之争,一度成为北京政治的主要矛盾。北京政治的常态是内阁主导,黎段府院之争却是例外,可谓北京政治的异态。黎元洪依托国会中前国民党系议员,段祺瑞则以北洋军系武力为后盾,并利用督军团干政。府院之争初起于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事,后因丁世峰、孙洪伊等加入而愈趋复杂。段祺瑞最终压倒黎元洪,重新执掌北京政治权力,最关键因素是其所依靠的武力支持。经此番波折,北京政治由府院相争的异态复归为内阁主导的常态,但武力支配政治的原则愈加不可动摇,于是北京政府由内阁主导向武人主导发展。



(四十九)

周游:《“辱旗即辱国”:北京政府时期“敬旗爱国”的宣传与国民对辱旗的反应》,《学术研究》2023年第7期。

作者简介:周游,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文章简介:中华民国建立后以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为国旗。由于多数国民国家观念尚在萌发,故而北京政府时期政府部门与社会精英反复论述国旗与国家的关系,把国旗说成国家的标识和荣辱所寄,国民应当由敬旗爱旗而生爱国之心,教育部与内务部通令各省晓谕人民家置国旗、典礼悬挂,警务部门纠整旗式不一与破损脏污的悬挂,演讲、浅说、教科书、敬礼国旗的仪式都成为宣传敬旗爱国的手段,商界学校也参与其中。在时人看来,侮辱国旗有自辱与他辱之分,本国人把国旗用作商标、服饰、婚丧点缀多属无知,一般予以批评纠正,五四以后随着国家观念普及和民族主义高涨,越来越多人把辱旗等同于辱国,军警撕毁学生手持的国旗即被视为侮辱国家而遭学生函请惩处,日人用五色旗扎成肥猪、南洋华校拒悬国旗、日本警察撕毁游行国旗等事都激起抗议和声讨。1925年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夺去学生悬挂的国旗,五百余名学生愤而离校,十余名中国教员集体辞职另组光华大学,并把风潮引向收回教育权运动。敬旗爱国的传播与辱旗即辱国观念的强化,正是时人以国家象征塑造国家认同的体现。



(五十)

杨奎松:《“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作者简介:杨奎松,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文章简介: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与中共建立党内合作关系,共产党人成为党内骨干引起大批老党员猜疑敌视,容共还是分共自此成为党内冲突的中心话题,孙中山在世时凭其权威,质疑者不敢公开反对,国民党一大上限制双重党籍的提议也一一被否决。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后不到十个月,国民党从冯自由等在北京另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否认中央权威,到廖仲恺被不满容共者刺杀、胡汉民许崇智被迫离开中央,再到林森邹鲁谢持等人在北京西山集会另立中央与广州分庭抗礼,接连三度严重分裂,原因几乎都与怀疑容共或力主分共有关。此时国民党人态度各异,冯自由的同志俱乐部不同于西山会议派,西山派中戴季陶等人又不像谢持等人激烈,分歧主要还是容共或分共而非后来以消灭共产党为目的的反共,单从反共视角难以体察分裂者的复杂情感与环境。西山会议虽在组织上造成极大分裂,对广州中央内部影响却很有限,倒是那些一度反对或介入西山会议、后被请回广州的老党员,如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戴季陶邵元冲叶楚伧等,在1926年二大后转向彻底的政治反共,并在1927年推动蒋介石下决心清党,这是西山会议派始料未及的后果。



(五十一)

郭循春:《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后日本的“不援张”政策》,《民国档案》2021年第1期。

作者简介:郭循春,南开大学副教授。

文章简介:第一次直奉战争紧接华盛顿会议爆发,各国都把这场战争看作检验《九国公约》精神的试金石,任何对中国内战的干涉都会被指为违约,因而包括与张作霖关系最密的日本在内,各国均取旁观。以往认为直皖战后张作霖取代段祺瑞,但事实是,段祺瑞是以中央政府代表身份获得的日本援助,张作霖只是地方军阀,此前也很少获援。1921年5月原敬内阁即定下方针,只援助其巩固东三省,若向中央政界伸展势力则不予援助,东三省兵工厂虽被视为日本援张的证据,但器械购自多国,资金出自东三省内部,此前并无日援痕迹。战前张作霖屡以直系威胁、排日为词求援,驻华外务人员和多数陆军人士主张援张,外务省却以违反武器禁运和不偏不党方针、怕引起英美对立、疑张非真心亲日为理由坚决拒绝,陆军中央查明张虚报吴军集中的情报后转而沉默,4月明确不援张,5月内阁决议杜绝关东军秘密援助。战后参谋本部倾向不干涉主义,继续不援张,张的迅速败北印证了政策之正确。1922年10月西伯利亚收押武器丢失事件使舆论相信日本陆军秘密援张,据外务省档案却不属实,失踪武器是被少佐私转给白军,报载军火实为难民物资,张所运武器来自黑龙江督军府等中方机关,直到1924年上半年日本才改行援张。



(五十二)

陈忠纯:《“革命”的负面化与民初政争形势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作者简介:陈忠纯,厦门大学副教授。

文章简介:学界一般认为辛亥革命后“革命”已拥有当然合法性,然而事实却是,民初“革命”形象迅速走向负面化,国人由竞言“革命”转为讳言“革命”,以至忧心“革命”再起。这一转变既源于国人对“革命”的认知,也与旧官僚及立宪派推波助澜密切相关,而革命党人未能挺身为“革命”辩护,加速了“革命”信仰的失落。尽管“二次革命”中革命派已不得不为“革命”辩护,护国运动中护国军更声言起事非革命,乃为反袁氏复辟帝制制造“革命”,即“革革命”,但当时国人眼中的“革命”更多类似传统改朝换代,被视为“暴力”“破坏”的代名词,民国成立后其合法性亦不复存在。



(五十三)

李浩:《索薪封印:北洋政府时期职官的讨薪策略及其困境》,《惠州学院学报》2024年第5期。

作者简介:李浩,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教授。

文章简介:袁世凯1912年颁布官等法与官俸法,确立九等十二级的薪俸制度,为职官索薪提供了法理依据,但北洋财政常年入不敷出,薪俸自始即难足额发放。民初国务院秘书厅等机关按五成发俸,二次革命后熊希龄减政,按事务繁简分别减薪,陆军、外交、财政等部照旧领俸,司法、教育等局八折,农林、工商两部对折,总统府因不受官俸法约束而人员日增、耗费甚钜,引起被裁各员议论,减政由此牵动人事与机构地位。此后国库券搭现比例不断下降,1921年底梁士诒裁去国务院附属机构五百余人,被裁与在职者齐集财政部索薪。1922年8月国务院秘书厅封锁印信、停止办公,以封印方式逼出两个月薪金,四局随即同一步调并包围国务会议请愿,黎元洪下令禁止聚众索薪,仍未能压住。1923年印铸局开除索薪代表十七人,反促成内务、教育、陆军等部组织索薪联合会,1926年更发展为十四机关索薪团,向执政府、国务院与财政部呈文,要求发行整理欠薪债票,直到颜惠庆组阁筹得五十万及盐款一百四十万,军警先得五成,各局仅二三成。职官难以像教职员那样借报章施压,只能以封印与联合请愿为手段,索薪又多集中于常被裁减的国务院,足见总统府集权与军权上升之下国务院的边缘化。



(五十四)

鲁卫东:《学习做官:北洋政府时期的县知事培训与任用(1914—1926)》,《近代史研究》2026年第4期。

作者简介:鲁卫东,湖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文章简介:辛亥后地方用人全无标准,土棍流氓把持地方,袁世凯遂从考试选拔县官入手,1913年底颁布知事任用与知事试验条例,规定年满三十岁、具法政或行政资历者方可应考,试验分甲乙丙三等,县知事的资格与任免始有明文。为配合试验,内务部仿清末课吏馆设立地方行政讲习所,专门培训丙等知事,三届毕业的丙等知事三百五十二人分省三百四十八人,课程偏重国文公牍,其门槛仍未脱学优则仕的科举记忆,讲习所存续不足两年。为安置庞大的候补知事,各省又设吏治研究所,招收分发到省的候补知事与县佐,课程偏重法律财政教育实业与本省成案,月给六至三十二元津贴,但多数人入所只为领津贴求差委,请人代作日记、考试枪替者比比皆是,十余省开办不到一年即解散。培训与任用严重脱节,四届试验及保荐免试者共六千七百余人,至1924年3月分发到省者仅三千零十四人,讲习所分省学员实任知事者不过四成一,分浙知事平均候补逾五年,安徽数百候补知事十有八九不得一差,省长聂宪藩、许世英以皖人治皖为名任用私人,河南、直隶、江西则公然鬻卖县缺。培训既未纾解人多缺少的矛盾,反使奔竞成风,吏治愈坏,可见民初政权建设难以摆脱的制度惯性。



(五十五)

鲁卫东:《军阀与内阁——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阁阁员群体构成与分析(1916—1928)》,《史学集刊》2009年第2期。

作者简介:鲁卫东,湖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文章简介:1916年袁世凯死后,军人干政成为北京政治中的常态,内阁作为最高行政机构,既掌握中央财力的分配权和地方督军、巡阅使的任命权,又是正统合法性的来源,因而成为各派军阀竞相角逐的场所。1916至1928年间内阁变更三十七次、改组二十四次,二十六人当过总理,任期最长十七个月,最短仅两天,时人讥之为妾妇内阁和军用品。一百一十七名阁员的籍贯以浙江、广东、直隶为多,江浙闽粤皖直六省合占近六成,海军部六任总长中五人为闽人。社会来源上学生四十三人、绅士三十三人、军人二十八人、新士绅十三人,受过传统教育与留学教育者分占四成和三分余,平均入阁年龄四十七点八五岁,专业以军事学和法学为多,法科成了干禄的终南捷径。家庭出身官宦与书香门第者合占四成,十三位早年丧父者中有十人出自这类家庭,寡母抚孤、家道中落反而促成其发愤读书。阁员之间的姻亲、结拜、师生、同学、同乡与僚属关系交织成网,都直接影响阁员的进退。新瓶装旧酒,民主制的外壳之下传统人际关系仍在政治生活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五十六)

鲁卫东:《传统与现代之间——民初社会中军阀的行动逻辑》,《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7期。

作者简介:鲁卫东,湖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文章简介:陈志让以军绅政权解释近代中国,1895年后由士绅典军的绅军政权逆转为军阀主导,而本文认为乱世根源在于现代化中政治权威丧失,官绅军整合断裂,军人因高度组织化而执牛耳。科举废除后军事学堂免费给津贴,贫寒子弟遂投新军,南方新军多留日学生,清政府种瓜得豆。武夫专政面临道德危机,军阀不得不向传统汲取合道性,袁世凯尊孔、吴佩孚以废礼教为乱世之源,“军不成阀,何以称尊”一语兼有雄心与道义。袁世凯死后各派改称会、系,高一涵谓由党到系即政党沦为派系,派系只讲恩惠与忠诚,领袖失势即涣散。科举废除造成制度性断裂,军阀终须联合旧士绅与新式学生以维持统治。



(五十七)

李细珠:《性别冲突与民初政治民主化的限度——以民初女子参政权案为例》,《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作者简介:李细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简介:关于民初女子参政权案,以往研究多套用党派关系框架,但女子参政权案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由革命派控制的临时参议院也未获通过。既然用党派政争难以解释,故而其实质应是社会性别之间的矛盾冲突。民初女子参政权运动既是清末女权思潮发展的结果,也是革命胜利形势下政权转移的必然趋势。林宗素、唐群英等发起女子参政团体,向孙中山、临时参议院请愿,要求将女子参政权写入《临时约法》,遭参议院否决后发生大闹参议院风波。女子参政权案的失败不能简单归咎于袁世凯等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思想认识上也有明显局限性。男性舆论以知识程度不够、能力高下与职业分途、道德水准等为由反对女子参政,女性从整体上被排除在政权体制之外,无疑是民初政治民主化的严重制限。



(五十八)

郭辉:《操演的政治:现代国家仪式与民初政治合法性建构》,《安徽史学》2013年第1期。

作者简介:郭辉,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现代国家仪式是如何作为民初政权合法性建构重要工具的?中国传统礼仪与节日文化为现代国家仪式提供本土资源,西方现代仪式知识的传入提供域外资源,民国成立则为国家仪式现代转型提供制度保障。国家通过仪式操演昭示新民族国家、新政府成立,并提供正统与道统支持,构建“革命”与“共和”作为民国“新传统”,为新政权提供合法性支持。国家仪式及其政治文化从传递社会记忆、维护政治秩序、构建文化传统、动员社会等方面形塑、表达和强化剧烈转型的民初社会的政治合法性。



(五十九)

段金生:《试论西南军阀地域范围流变(1916—1927)》,《史林》2015年第4期。

作者简介:段金生,云南民族大学教授。

文章简介:民初政局基本为南北分野所笼罩,“西南”区域政治并不凸显。1913年,以“西南”为名的西南协会出现,带有政治色彩并明确包括川、滇、黔、桂、粤、湘、鄂七省,但并非掌握实际权势的地方军政集团。护国运动时期,“西南”逐渐具有政治区域集团内涵,并与“南方”时而等同、时各有其义,其地域范围主体为滇、黔、粤、桂,川、湘亦渐被视为西南团体成员。护法运动时期,“西南”的区域政治集团色彩更加浓厚,其地域范围在六省与五省之间变化。南北和谈之后,“西南”内部政治派系分化加剧,地域范围伸缩更加激烈。随着1927年后国民党以党治国体制初步确立,作为政治区域团体势力的“西南”事实上已不复存在,逐步分解为以省域为势力范围的地方实力派。



(六十)

陈新宇:《从礼法论争到孔教入宪——法理健将汪荣宝的民初转折》,《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作者简介:陈新宇,清华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汪荣宝在清末《大清新刑律》制定中属法理派,力主废除纲常礼教条款的《暂行章程》,但在民初起草《天坛宪草》时,他转而积极倡导“孔教入宪”,支持孔教为国教,认为孔教之尊乃历史事实,且兼容并包、已成不成文宪法,应以成文宪法表彰,并批评《临时约法》信教自由条款有悖中国历史,导致开放耶教排斥孔教,提议在宪法草案教育条款下增加“国民教育以孔子教义为大本”,最终以“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写入宪草。汪荣宝的转变折射出儒家宪政保守主义者内在的善变,以及时代智识话语与意蒂牢结之变。



(六十一)

章永乐:《重审辛亥革命中的南北议和》,《清史研究》2023年第1期。

作者简介:章永乐,北京大学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本文回顾了2011年以来围绕辛亥革命南北议和的跨学科讨论,从三个主要方面进行了反思。首先,《清帝退位诏书》历史意义的认定,关键在于准确历史定位清朝作为多民族王朝统治结构的脆弱性,作为清代国家建构实践的“尾声”,南北议和有重要意义但难说有决定性;其次,解释南北议和过程与结果,应该贯彻国际体系与内外互动视角,即英、法、美、德、日、俄六强“大国协调”是塑造南北妥协走向的关键外因,列强拒绝贷款给清廷与南京临时政府,支持袁世凯取得实质权力;最后,法学规范分析丰富了历史分析,但只有呈现规范本身的历史性、多元性和冲突性,并描绘规范在政治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才能获得更整全的历史图景。



(六十二)

章永乐:《国体、精英吸纳与荣典制度——以民国袁世凯时代为例》,《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作者简介:章永乐,北京大学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总统荣典权在民初宪法争衡中位置独特,却经常遭到忽视。辛亥革命后政治碎片化,荣典成为袁世凯政府进行“精英吸纳”、推进国家重建的工具。“大妥协”后形成“一国两制”现实,即各派对亚洲内陆边疆保留爵位制度有共识,但对总统荣典权在内地如何设置行使则严重对立。袁世凯综合运用爵位、勋章、勋位、文官官秩、将军制度,对不同区域和阵营政治精英进行拉拢吸纳,使荣典实质价值标准变得空洞模糊。尽管袁世凯时代暧昧的荣典实践折射出民国建国根基的脆弱性,其回应并不成功,但仍是20世纪中国“旧邦新造”历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六十三)

章永乐:《从“大妥协”到“大决裂”:重访1913年》,《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作者简介:章永乐,北京大学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1912年的“大妥协”对政体、央地关系等原则问题“延迟决断”,《临时约法》系单方立法且政体设计模糊,未能凝聚共识,为后续冲突埋下伏笔。宋教仁遇刺是“大分裂”的标志性事件,但并非导致内阁制失败的决定性事件,即便宋不死,北洋集团与国民党合作也极难维持。北洋集团是选举政治的“旱鸭子”,缺乏政党政治经验,而国民党虽然在1913年大选中获胜,却亦无足够军事实力支撑其政治抱负。1916年袁世凯之死与北洋集团大分裂,才是通向“不断革命”的关键点。



(六十四)

章永乐:《近代中国宪政建设中的政治吸纳/整合缺位——以1914年北洋政府宪制改革为中心》,《北大法律评论》2012年第13卷第1辑。

作者简介:章永乐,北京大学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本文以行政集权与政治吸纳/整合两个维度分析袁世凯1914年宪制改革。晚清以来军权财权下移,中央控制力下降,与欧美日行政集权趋势背道而驰;重构中央集权是中国政治建设的重要主题,但旧秩序松动释放出多元政治力量,行政集权离不开政治吸纳与整合。袁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停办地方自治、解散省议会,系统排斥革命派并疏离士绅阶层,只重行政军事集权而无政治吸纳整合,最终在称帝后遭遇全面反弹。1914年的宪制改革成功地打造出一个以总统为核心的行政主导的宪制,但从其政治吸纳/整合效果上来考量,这场改革反而起到了政治排斥的作用。





二、社会经济史



(一)

杨勉、杨天宏:《北洋时期中国的经济与民生实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作者简介:杨勉,四川师范大学讲师;杨天宏,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本文依据统计数据和调查报告,质疑“北洋时期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传统观点。一战后中国工业仍缓慢发展,工人工资与物价大体可维持,农民生活未明显恶化,中农、佃农家庭收支尚有盈余。而之所以这一时期的经济民生得以维持,与国家权力支配力有限、经济社会基本由地方及民间自主掌控有关。由于经济状况未提供根本改变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国民革命实际上只是一场政治革命,其发生与北洋时期经济社会好坏并无直接联系。



(二)

马建标:《谣言与金融危机:以1921年中交挤兑为中心》,《史林》2010年第1期。

作者简介:马建标,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1921年11月华盛顿会议召开之际,中交两行出现挤兑风潮。表面上,挤兑由“中交两行要倒了,快去兑现吧”等谣言引起,但根源实为北京政府信用危机。英人濮兰德首倡的国际共管说、北京政府的猜疑政治形态及华盛顿会议的召开,是造成社会恐慌的外在因素。挤兑由天津发端,波及北京、汉口、上海等地,社会各界纷纷辟谣、呼吁勿挤兑并出资接济,北京政府与外交团、总税务司安格联交涉关余遭拒。当时舆论多倾向认为造谣者是英国人,但属主观臆测,或与事实不合。中交两行最终安然度过此劫。



(三)

郭从杰:《如何讲解“短暂的春天”——北洋政府时期经济的再认识》,《历史教学》2017年第15期。

作者简介:郭从杰,阜阳师范大学教授。

文章简介:针对中学历史教学中“短暂的春天”讲不清、说不明的问题,本文结合史料与学界研究对这一说法进行了补充。中学教材将民初经济发展主要归因于一战期间列强放松侵略,但根本原因应包括北洋政府有效的制度供给,例如召开首次全国工商会议、修订经济法规、保护商办公司、提倡国货等,此外民间商人和北洋官僚也大量投资实业。关于“春天”的终结亦不能简单截至1918年一战结束,棉纺织、面粉等行业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前仍在发展,后来出现萧条的原因除列强卷土重来外,还有民族企业资本不足、无序扩张、经营失误,以及军阀混战、苛捐杂税、交通梗阻等国内政治环境恶化。本文主张以长时段眼光看待北洋时期经济,既看到纺织、面粉等轻工业的较快发展,也注意重工业幼弱、区域差异巨大、繁荣与危机并存,不应简单想象为“黄金时代”。



(四)

鞠熙:《民初北京公园理念与传统公共空间转型——以1914—1915年北京城市改造为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作者简介:鞠熙,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文章简介:民初官僚精英将创设公园视为新政府改造北京的重要举措,研究者争论焦点在于公园“公共性”的程度。旧日北京并不缺少休假娱乐场所,进香、游赏、节会三大类活动带有休闲欣赏性质,地点多在寺庙中或附近,全年不绝,以寺庙为地标的公共空间总与特定时间相系,但由于头脑中的西方时间体系、工业革命时代的城市理想及现代社会中身体控制的理念,锐意创建新公园的官僚与知识分子“遗忘”了它们。新的星期工作制冲击传统岁时体系,因岁时而获得意义的传统公共空间于是被遗忘,《清明上河图》式的城市审美观被规则化、技术化的现代城市观取代,破除迷信思潮更使寺庙作为景观被去神圣化。禁苑成为公园,实质上反映了现代城市观念与几乎所有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对立,公园因而未能真正成为底层民众的公共空间。



(五)

丁芮:《民国初期北京饮食卫生管理初探》,《兰州学刊》2012年第3期。

作者简介:丁芮,天津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文章简介:清末近代京师警察机构成立之前,北京公共饮食卫生一直没有政府专门管理,民国成立后,京师警察厅成为负责公共卫生最重要的官方机构,在整个民国初期负责北京食品卫生管理,对多种公共饮食物品进行监督、管理,发挥了积极作用。其管理涵盖食品卫生与汽水卫生等方面,制定《京师警察厅管理饮食物营业规则》,禁售病死朽坏禽兽肉、陈腐鱼虾、坏烂瓜果及有毒酒品等;拟设屠宰检验所统一管理屠宰事宜;要求铺店注意操作过程卫生并配置纱罩纱橱等器具;对汽水营业规定原料、用水、器具及工人健康等卫生要求,并派员化验。这些措施促进了北京城市公共卫生的发展,也使北京成为全国城市公共卫生行政的典范。



(六)

杨涛:《北京政府整顿各省官银钱号问题研究(1912—1916)》,《史学月刊》2016年第10期。

作者简介:杨涛,安阳师范学院教授。

文章简介:民初官银钱号存在滥发纸币、垫借军政费、管理混乱、经理省库听命地方长官等弊端。为此,北京政府以收回滥币、将发行权集中于中交二行,统一国库与财政,并规范官银钱号经营管理制度为整顿的主要目标,其措施包括由限制到取缔官银钱号发行权并颁布《取缔纸币条例》、设立各省官银钱行号监理官,形成中央金融监管制度、将官银钱号改组为地方银行、中央设平市官钱局、严格准备金制度、将经理金库业务移交中交二行。整顿在部分省区取得成效,湖南、广东、山东、山西、江苏、浙江、湖北、四川等地滥币得到不同程度整理,金融制度有所完善,国库统一与财政统一有所推进。但洪宪帝制造成政局动荡,中央与地方矛盾突出,许多措施无法持续深入,整顿始兴终败。



(七)

丁乙:《1920年代“学阀”话语的形塑》,《安徽史学》2026年第5期。

作者简介:丁乙,浙江大学讲师。

文章简介:“学阀”是外来词,与日本近代“藩阀”转化为“学阀”的经验有关,进入中国后“母校出身”的核心含义并未完整移植,语义随使用者立场流动。1920年代初期,“阀”字泛化,“财阀”“军阀”“报阀”“学阀”等词相继出现。此时“学阀”虽带负面色彩,但指向宽泛:张东荪将“教阀”“学阀”并置,认为教育界的“阀”尚属次要;有人视“学阀”为具有思想影响力和社会号召力的文化权威,梁启超以“学阀”称宋代理学家和乾嘉清学;胡适公开主张“做学阀”,要造成像军阀、财阀一样“可怕的有用的势力”;胡先骕则以此攻击新文化派。1925年前后,东南大学“易长”风潮与五卅运动成为“学阀”话语政治化的关键节点,其指向逐渐收窄并锁定江苏省教育会。杨杏佛从政治关系与社会网络角度解释“学阀”,提出“士绅有罪”“教育亡国”;邓中夏指出省教育会通过报刊、银行、教育机关建立广泛网络。国共两党及不同背景刊物合力将省教育会塑造为“江苏学阀”代表,指责其与军阀勾结、危害“不亚于军阀”。《中国青年》1923至1927年间刊载以“打倒江苏学阀”为主题的文章不下20篇,将“学阀”指认为背离教育宗旨、结党营私的权力网络,并定性为“奉承军阀”“交好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及大资产阶级的工具”。国民革命语境下,“学阀”与军阀、买办、地主并列,被纳入革命叙事中的敌对序列,成为必须“打倒”的对象。



(八)

丁乙:《张謇、省立七中风潮与1920年代南通的教育场域》,《史林》2024年第6期。

作者简介:丁乙,浙江大学讲师。

文章简介:1924年5月南通省立第七中学学生与镇守使署士兵冲突,张謇以校长史维藩放任学生为由力主撤职,并致电省长韩国钧施压,省教育厅调查后却慰留,其兄张詧也反对易长,由此兄弟失和,经韩国钧派人调停,史维藩辞职,于忱接任,风潮方息。张謇之所以执意易长,源于其地方自治思维与严格教育理念,南通教育素为张謇以实业经费和通师校友网络支撑的绅商政权,完全省立的七中如同楔入自治区的飞地,他宁可让通师、女师改称代用也不要省立名分,只为保住实际支配权。1920年代张謇退缩为地方精英,自治日趋封闭,其自治思想“严格教育”理念形塑了南通教育场域,也限制了南通党团组织的发展与活跃程度。



(九)

彭南生、李庆宇:《民初“南粮北运”中的政府参与及其局限——以漕运局的设废为分析中心》,《安徽史学》2018年第2期。

作者简介:彭南生,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李庆宇,合肥工业大学讲师。

文章简介:清末停漕后,北京地区粮食供应一度依赖商运,但纯粹商运难以保障京师民食,于是1914年,北京政府设立漕运局,以“官督商运”方式转运米粮,并借“漕米”名义规避各省米禁。该局至1916年停办,被认为“颇著成效”。1919年,因京畿缺粮、苏皖重申米禁、浦口扣米事件等,北京政府复设漕运局,试图再次以漕米名义采运南米接济京津。但江苏省官民因本省民食紧张、米价上涨而强烈反对,运米计划难以推行,漕运局于1920年被迫裁撤。漕运局的设立表明民初国家权力并未完全退出对北京地区粮食供应的参与,但其设废过程及实际作用反映出政府参与的乏力与局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京政府权威的弱化。



(十)

李庆宇:《民国北京政府烟酒公卖述论》,《历史教学》2017年第10期。

作者简介:李庆宇,合肥工业大学讲师。

文章简介:烟酒向来被视为宜于重税的消费品,北京政府在专卖难以实行的情况下,于1915年创行了主旨为“官督商销”的“烟酒公卖”,即官方设局招商承办分、支栈,规定公卖费率与价格,通过公卖费获取收益。政策由官方单方面制定,未让商人参与,章程繁苛,推行后遭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奉天、吉林、直隶、广东、湖南、江西、四川等省烟酒业商人反对,或认为税捐已重,或认为办法繁苛妨碍营业,或因分、支栈承办人引发纷争。各地风潮多以官商妥协平息,实际办法与部章多有出入,公卖费改为包认、按班按灶征收,分局支栈缓设或裁撤,公卖在运行中变成一种烟酒新税。北京政府对公卖收入期望甚高,1919年度预算列1741万余元,但1916至1923年各省区公卖费年均仅600多万元,加之各省普遍截留,中央实得甚少,1919年中央每月烟酒公卖收入仅10万元,占每月收入不到2.4%。公卖收入远低预期,对北京政府财政的增益作用非常有限,体现了其增加财政收入的努力与囿于现实阻力难有成效的困境。



(十一)

陈以爱:《五四时期东南集团“商战”舆论和抵制运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作者简介:陈以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文章简介:五四时期上海及江苏一带抵制日货运动之所以声势浩大,与以张謇为领袖的东南集团长期鼓吹和组织策划密切相关,该集团以江苏人为主、浙江人次之,涵盖上海教育界、实业界、银行界、报界要角,以“棉铁主义”为号召,以“联美制日”为策略,形成学、商、报界彼此联结的网络。张謇提出“实业救国”“棉铁主义”,认为空言抵制无益,必须有相当之物方可言抵制;黄炎培、沈恩孚编纂《中国商战失败史——中国四十年海关商务统计图表》,痛陈商战失败之因,号召商人奋起与外商一战;穆藕初、聂云台以棉业为商战主战场,视日本为头号劲敌,华商纱厂联合会推张謇为会长,穆藕初、聂云台等起主导作用,五四后设立大中华纱厂与日商争夺市场;江苏省实业厅张轶欧编印《江苏省纺织业状况》,以数字和图表为商战推波助澜;《银行周报》则刊文宣传抵制日货与中国工业之关系。从1915年二十一条交涉后厉行国耻教育,到1919年推广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东南集团通过学校系统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藉由报界宣传形成抵制浪潮,深度介入了五四运动的发展。





三、思想文化史



(一)

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作者简介:王奇生,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新青年》是如何由“普通刊物”发展为全国新文化“金字招牌”的?事实上,早期《新青年》并无高远宗旨,作者多为皖籍及陈独秀朋友圈,每期仅印1000本,甚至一度因销路不畅中断出版。陈独秀出掌北大文科学长后,杂志改为同人刊物,有了北大教授加盟,《新青年》声威大壮。并且,陈独秀等娴熟运用媒体策略,设“通信”栏营造众声喧哗,上演“王敬轩双簧戏”引发论辩,借林琴南攻击与“林蔡之争”大肆转载炒作,使学界分歧变为公共话题。新文化运动经历了一个“运动”过程,今人推崇的思想主张在当时未必反响很大,故而应关注运动过程与传播策略。



(二)

章清:《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

作者简介:章清,复旦大学教授。

文章简介:以往研究多讨论“新文化运动如何传播”,本文则将目光转换为“新文化运动如何被阅读”,以《新青年》为中心,透过已走出校园者和在校学生等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个体的阅读个案,呈现对新文化运动认知的差异与新文化运动的多姿多彩性。本文先探讨了《新青年》作为“中心”的确立,既从“生意”角度分析群益书社的发行渠道与书籍广告,也从“学”与刊物的结合说明其与读者的关联,继而立足“边缘”看“中心”,指出“中心”向“边缘”渗透,“边缘”也发生着向“中心”的认同,二者形成互动关系,难以划出清晰界限,由此可更好认知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机制及中国社会的多样性。



(三)

章清:《民初“思想界”解析——报刊媒介与读书人的生活形态》,《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作者简介:章清,复旦大学教授。

文章简介:“思想界”这一表述在晚清完成,与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新对应关系及走出科举时代的读书人探求新角色身份密切相关。民初报刊发展呈现结构性转变,新建政权各级机关报取代前清官报、教育类报刊大量涌现、政党报刊普遍出现,刊物栏目多按“界别”组织,妇女报刊、基督教期刊及白话文报刊均有发展。同时,报刊也成为读书人晋升的阶梯之一,吴虞的日记显示读报章已成为规划读书生活的重要部分,阅读报刊也是选择同道的过程,其与《甲寅》《新青年》的关系即由此肇端,陈独秀提供的舞台成为吴虞晋升之路的重要一环。总之,本文说明了报刊与大学及读书人的互动如何塑造民初思想环境,并呈现读书人生活形态的新特性。



(四)

桑兵:《民初“自由”报刊的自由观》,《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作者简介:桑兵,浙江大学教授。

文章简介:本文以近代中国标名“自由”的报刊为线索探索民初“自由”报刊的内涵及反响。民初至少出现九家以“自由”为名的报刊,主要分两类,一是自由党系统在各地的机关报,二是以游戏文章追求思想、言论、出版三大自由的报刊,二者在反对各地政权舆论压制时坚决维护言论自由,但政治上并未高揭自由主义旗帜,社会观感亦不甚佳。此后直到抗战爆发,才再度出现以“自由”为名的报刊激增,自由主义成为部分报刊的思想旗帜和政治目标。本文借此反省既有自由主义研究中混淆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将言行各异者强行纳入“自由主义”框架的偏向,主张回到历史现场寻绎“自由”的演化。



(五)

桑兵:《新文化运动的分期与下限》,《浙江学刊》2025年第4期。

作者简介:桑兵,浙江大学教授。

文章简介:新文化运动一旦与五四前的新文学新思潮分离,成为独立演化的社会性运动,其分期与下限就不应再与五四运动纠结。运动兴起一年后,因意涵模糊与形式局限,在范围漫延的同时开始回落,1920年下半年颓势已相当明显,张东荪从政治经济两方面解释落潮原因,指出文化运动试图避开失败的政治,却不改良恶政治,势必受其干涉而日渐衰落。1923年《新青年》改为季刊,瞿秋白撰写新宣言,宣称《新青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宣告运动由社会改造转入政治革命。国民革命构成新文化运动的下限,国民党一大与国共合作、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国共分裂都可从各自视角作为下限标志,而革命既需文化运动配合,又不断有人呼吁重启,杨杏佛检讨白话文、整理国故与科学提倡的流弊,常乃悳则明确指出时趋由文化转向政治意味着运动结束,主张在新的政治时期创造新文化。国民革命结束后,新文化运动最终进入后时代。



(六)

杨天宏:《学生亚文化与北洋时期学运》,《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

作者简介:杨天宏,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本文从“学生亚文化”的视角考察北洋时期学运,弥补了既有研究偏重政治事件与政党“运动学生”而忽略文化解析的不足。北洋时期大专院校集中于京沪等大城市,学生形成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亚文化,其特征包括强烈精英意识、对成年人社会秩序的颠覆反叛、崇拜思想学术领袖、思想行为偏激及擅长宣传鼓动。学生亚文化以校园为单位生成,不同学校因制度与人文环境差异形成各具特色的分支,其中北大多元活跃、偏重议论与舆论,清华崇洋且学生较少参与现实政治,北京高师倾向“教育超越政治”的改良主张,广州各校学生联合会主张不一甚至相互抵消。学运还具有先天的缺陷,即学生经济未独立、依赖家庭,学生会穷困,考试制度构成制约,部分罢课罢考与谋求考试豁免有关。在师生关系上教师不一定居主导,在政党与学运关系上学生也不总是受动一方。尽管亚文化多元决定学运起落与内涵差异,但时人对学运主流仍持肯定态度。



(七)

王亚飞:《中心的“地方性”:边缘地区的五四新文化传播》,《天津社会科学》2025年第6期。

作者简介:王亚飞,南京师范大学讲师。

文章简介:本文指出,边缘地区读书人对京沪新文化书报的获取受制于名刊大报销售网络集中于中东部、定价不菲等限制,而旅外学生受五四学生运动影响结成兼有同乡与学术性质的组织,依托自办刊物向家乡传播新思潮,在内容上结合地方情形、销售上面向特定地方,并具价格优势,这些刊物与名刊大报因定位和布局不同而错位互补、前后接力,共同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一场影响全国的运动。



(八)

瞿骏:《“自居于士类者”的突围——新文化运动的“切身性”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25年第5期。

作者简介:瞿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19世纪末开始的各种新式学堂所培养出来的近代知识分子构成了“自居于士类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从这一群体入手,指出他们在功名衰落、道出于多的时代需要重新“言顺”与“正名”,通过报刊、学校、学会等新空间发声并寻求组织化,同时在与基督教组织等的竞争中面对多个“道”的抉择,这些切身问题推动他们“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也构成理解新文化运动社会基础的关键。



(九)

瞿骏:《老新党与新文化:五四大风笼罩下的地方读书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作者简介:瞿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五四大风蔓延各地时,地方读书人中除与新文化一拍即合的边缘知识青年外,还有由清末新党转化而来的“老新党”群体,他们“本是些新人物,忽然不新了”,既不得不适应新文化,又会有强烈排拒。除北京、上海的中心作用和巨型知识精英的鼓荡外,五四大风蔓延还与旧革命党、旧立宪派、清末文学名士等可能竞争的力量持续衰落有关。以张桐等地方读书人的日记为证,可见林纾、梁启超、康有为等人进入民国后形象与口碑的变化,林纾文章接受度有限,梁启超因“忽忽而入京,忽忽而办报”被视为反复,康有为则因复辟失分。老新党对新文化的复杂态度,为理解五四大风的起源、扩散与影响提供了更丰富的历史面相,也有助于理解作为清末延长线和国民革命“既存状态”的五四运动。



(十)

张仲民:《胡适何以“暴得大名”?——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研究的再思考》,《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作者简介:张仲民,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研究仍有四个面向值得关注。其一,民国初年基督教会发起的反孔教运动及其反孔教表述同章太炎、陈独秀、吴虞等的关联异同;其二,基督教青年会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特别是青年会主办的杂志及其论述对《新青年》和五四一代青年的影响;其三,胡适与新文化同人如何利用媒体制造话题、炒作和夸大新旧之争;其四,吴宓和《民心周报》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开启了之后《学衡》派立论的先河。就胡适“暴得大名”而言,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失败后旧学术权威不能满足趋新青年需要,胡适凭借留美博士、杜威门徒身份,在《新青年》率先揭橥白话文和文学革命,又经蔡元培揄扬、陈独秀钱玄同呐喊助阵,自身形象上佳,遂迅速成为思想导师和青年偶像;他并借此拓展人脉声望,通过追忆和撰写新文化运动历史塑造自身领导者形象。



(十一)

张仲民:《从〈青年杂志〉不得不更名为〈新青年〉说起——“‘五四’与报刊”之一》,《学术研究》2026年第9期。

作者简介:张仲民,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陈独秀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因名称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青年》相仿而遭抗议,不得不更名为《新青年》,其取名不无模仿借重之意。青年会《青年》《进步》等刊物销量远多于《青年杂志》,影响更大,且通过德智体三育并进的办会宗旨、大量新学书籍、庐山夏令营及《青年进步》等刊物,培养了恽代英、舒新城、余家菊等一批后来参与新文化运动的青年中坚,民主、科学、道德、体育、卫生、反对缠足早婚等论述亦在教会刊物中早有出现。青年会虽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思想先导和参与基础,但其最终意图仍在传教,且因依赖政府要员支持而不愿激烈对抗现实政治,故一旦受其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行动起来,其角色便被取代,基督教中国的设想也不可避免归于失败。



(十二)

罗志田:《多重的复调:五四的特异性与多歧性》,《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作者简介:罗志田,四川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文章简介:五四有广狭两义,两种五四不仅运动时间长短不同,象征性口号也各异,其形象原本就不那么“一元化”。自成一体、自具其相的五四可以说是自足的,但在整体的五四之中又有许多独具特色的个体,同时,自具体相的五四又显出与整个近代大趋势不同的特异性。从五四的下限北伐开始,五四认知渐趋定型,但关于五四形象的历史协商仍在进行之中,述史如史,复调的五四需要复调的研究。



(十三)

罗志田:《本事与言说的纠缠——再论复调的“五四”》,《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6期。

作者简介:罗志田,四川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文章简介:五四运动是一个从发生当时就开始被传颂、记忆和诠释的特殊事件,并非谋定而后动,而是在发展中逐步成型。在其逐渐定型的过程中,本事与言说的纠缠与生俱来、从不离弃。不论广义狭义,五四都不是一个可成一统的自足体系,它有不约而同、众皆呼应的主题,然也确实头绪纷纭。史事本身的多姿多彩导致关于五四认知的多样化,其内部不同声音既各自独立,又共同参与并形塑出更大的和声。变化的史事需要发展的理解,丰富的史事需要多元的理解,既要表现时代的“公言”,也当再现各种独特的“私言”,以复调的方式表述复调的史事。



(十四)

罗志田:《体相和个性:以五四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再认识》,《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3期。

作者简介:罗志田,四川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文章简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会合的历史运动”,也是有中心主旨并自具体相的运动,一个同质性的五四形象既在无意中形成,也包括时人和后人的构建。文章从相对宏观视角考察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关联,探讨后者究竟是外来冲击的反应还是自我的觉醒;考察民初新旧之争怎样发展为向“文化”开战,一体两面的正本清源努力如何兼容破坏与建设;以及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如何相互影响。作者认为,五四运动有广狭两义,广义五四常与新文化运动同义,五四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识;进而从后五四时代的认知检视新文化运动的遗产。



(十五)

罗志田:《课业与救国:从老师辈的即时观察认识“五四”的丰富性》,《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

作者简介:罗志田,四川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文章简介:五四向有广狭两义,狭义指1919年的学生运动,广义则前后推移数年,也叫新文化运动,两者口号不一,民主科学多属广义,学生喊的却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今人思考继承五四遗产,无论广狭都未盖棺论定,连基本史实也多未弄清。基于此,本文借五四时《新教育》上老师辈的即时观察与事后反思,呈现五四丰富多歧的面相。蒋梦麟五四后代理北大校长,走访五城,把五四看作欧洲式的文艺复兴,认为学潮后的中心问题就是新文化运动,又观察到青年态度大变,凡事要问为什么,疑字动摇了固有与舶来的信仰,从人家替他们想转为自己想自己说。综合师生两辈的观感,五四的特点一是更能凸显思想与精神,使后人的认知轻易从狭义延展到广义,二是学生体现出群体自觉,傅斯年说五四使科学从个人嗜好变成集体自觉,蔡元培称之为化孤独为共同,运动本身成了学生的正业。老师辈的观察也不一致,或说政治被社会压倒,或说思想界转向学理,正体现其多歧。五四在一部分人的记忆中迅速模糊,1922年考北大的学生已有十几人不知五四为何物,胡适到1935年更叹五四已最不时髦。五四像月映万川因人而异,那些在记忆中隐去的面相一旦进入言说,对五四的认知就会不同。



(十六)

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

作者简介:罗志田,四川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文章简介:新文化运动时期“整理国故”的论争以北大学生为主,核心是“国”与“故”的地位及古今中外的时空关系。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主张现代与古代不相容,国故非“合法的学术”,应以西方科学形式和方法为标准,张煊《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则强调中西文明对等与学术持续性,认为国故与欧化皆可作求新之材料。双方关怀实际相当一致,均关注“国”的地位,分歧更多在怎样对待“故”。论争还涉及“科学”认知与“历史的眼光”,张煊反而更具历史眼光,主张区分现代古代的毛子水则缺乏。文章采取回向原典方式,平待双方言论,重建观念竞争进程。



(十七)

罗志田:《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作者简介:罗志田,四川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文章简介:本文以1942年《世界学生》杂志“五四特辑”为个案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事人如何有意无意修改五四历史记忆。国民党等政治力量则更有意强化五四与国民党的关系,甚至称国民党领导了该运动。吴稚晖称孙中山“改新了两位先生”,将德、赛二先生与三民主义勾连;王星拱把国民党与五四的关联落实在蔡元培身上;罗家伦将国民革命视为五四青年运动的“扩大”;许德珩将两者关联置于时代转变后的现在与将来;顾颉刚则强调五四运动承前一面及文化建设意义。这些历史的创造者在纪念五四时已对历史进行了“再创造”,提示研究者应考察史料在何种情形下因何目的经何途径留存,以及“第一手”史料也可能带有“偏见”。



(十八)

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作者简介:罗志田,四川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文章简介:随着一战的到来,中国人心中的“西方”从一个美好的整体分裂为优劣兼具的复合体。这一分裂有两个来源:一是西方自身在一战中自相残杀,使严复、梁启超等对西方科学文明产生失望;二是中国内在因素,民初议会政治的腐败使“西方”体制的美好想象破灭。西方分裂后,中国人学西方的选择性增强,学习榜样发生转移,“二十一条”使日本不再成为榜样,而美国影响一度上升,杜威来华和威尔逊“十四点”成为新的人心所向,继而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决定使美国榜样失信,苏俄《加拉罕宣言》又赢得广泛好感,榜样由美转俄。与此同时社会思想倾向也随之转变,社会主义成为民初中国全社会的主流思潮,资本主义遭到广泛贬斥,不仅共产党人,梁启超、张君劢、丁文江、周作人等也以不同方式表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或对资本主义的反对,世风之激进超出过去认知。在此语境下,中西“学战”转化为中西名义下实际的“西与西战”,科学与人生观论争、人权论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争论各方的主要思想武器均是西来的,中国成为各种西方“主义”竞争的战场。



(十九)

罗志田:《把“天下”带回历史叙述:换个视角看五四》,《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2期。

作者简介:罗志田,四川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文章简介:五四学生运动发生时,现场观察者杜威看到“国家”的诞生,当事人傅斯年却看到“社会”的出现,两种不同的即时认知说明五四蕴涵丰富,也说明“国家”与“社会”这两大外来概念当时尚在形成之中,却已被用作观察和诠释五四的工具,带有“早熟”意味。国家与社会大体因“天下”的崩散转化而向外转化为“世界”与“中国”,向内转化为“国家”和“社会”。五四前后曾出现一些非国家和超国家的思路,如傅斯年准备放弃国家、无政府主义攻击国家而向往社会、周作人梦想世界主义,张东荪提出中国不必强勉制造“近世国家”,可从社会着手另建新国家,其思虑背后有天下的影子,罗素称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派克称中国是一种文明而非政治个体,雷海宗称汉以下中国不算完备国家,罗梦册提出“天下国”,梁漱溟称中国“融国家于社会,以天下而兼国家”。如果把天下带回历史叙述,从新的视角观察,或可增进对五四运动及其所在时代的理解和认识。





四、研究总论及学术综述



(一)

杨天宏:《日薄虞渊:“北洋军阀史”研究之两面观》,《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作者简介:杨天宏,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既有北洋史研究受价值判断和革命宣传惯性影响,多凸显北洋时期乱象,对其建设性成就缺乏关照。事实上,北洋时期虽处夕阳西下境况,但在政治制度试验、经济发展、法制建设、外交及思想文化多元等方面均有建树,最致命问题是权势重心失却与中央权力式微。因此,作者呼吁重视被忽略的一面,以更全面认识北洋历史。



(二)

唐启华:《“北洋外交”研究评介》,《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作者简介:唐启华,台湾政治大学、复旦大学教授。

文章简介:本文评介了台湾、大陆、日本、欧美四地“北洋外交”研究近况。北洋外交长期受民族主义与革命史观影响,被视为“卖国外交”而遭忽视,但随着档案开放与研究范式转变,近十多年各地涌现了诸多新成果。台湾学者利用“外交档案”及英美档案,在修约外交、国际组织参与、外交团、职业外交官等课题上取得进展;大陆研究逐渐摆脱“侵略—反侵略”模式,开始肯定北京政府修约成果,但扎实个案研究仍待加强;日本学界有坚实外交史传统,年轻学者关注东亚国际关系变动;欧美研究则多从国际史视角切入。北洋外交研究有望突破既有框架,为近代中外关系史提供新理解。



(三)

安东强:《革命的对手方:辛亥革命史新探的一个学术理路》,《近代史学刊》第29辑。

作者简介:安东强,中山大学教授。

文章简介:新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呈现资料整理、编年史编纂、整体史研究、各方研究推进等新气象。在此基础上提出的“革命的对手方”视角意在超越单纯的政治“对手”关系,不仅关注清政府、保皇党、立宪派与革命党的政治对立,还注意各方主张与推动历史进程的相合之处,全面把握革命党与各方公开、暗中的史事联系,具体包括梳理“革命”概念及“革命党”“民党”“国民党”等概念与组织实践,区分自称、他称与追称;关注清政府各层面如何认知革命及相关因应措施对旧体制的冲击;从革命的对手书写革命,呈现革命活动在各方阵营中的反响;打破政治立场取舍,梳理各方言行、观念、史事之间的联系。清政府与革命党关系的研究还应由事件研究深化到制度结构、概念变迁、系列史层面。



(四)

金光耀、郭秋香:《“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作者简介:金光耀,复旦大学教授;郭秋香,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文章简介:本文是2004年8月复旦大学“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学术综述。会议重点包括:一、重新评价北京政府外交,如王建朗认为参战标志中国外交从消极回避转向积极参与,徐国琦提出一战是中国走向国际化的开端,唐启华肯定中国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积极参与;二、国民外交与舆论外交,如廖敏淑、冯筱才、马建标分别考察巴黎和会、上海置毒风潮、湖南外交后援会与1923年国民外交运动;三、职业外交家与国内政治的关系,如金光耀讨论“外交系”、陈雁分析职业外交官的派系背景;四、庙街事件、临城劫车案、中美无线电合同、中法庚款等个案研究。会议还涉及南方国民党联俄联德政策,并介绍了北洋外交档案及研究网站。



(五)

王先明、国若家:《北洋史研究的新视角与新取向——第一届北洋时期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民国研究》2015年春季号(总第27辑)。

作者简介:王先明,南开大学教授;国若家,中国石油大学讲师。

文章简介:本文是2014年12月南开大学第一届北洋时期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的学术综述,会议分政治与外交、经济与社会、社会思想与文化教育、社会治理与法治建设等六个专题讨论。一、政治外交论文多自觉摆脱革命史观,张华腾主张从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的角度重审北洋史并考证“北洋”“军阀”等概念,王奇生考察民初国会由建立到解散过程中知识界的共和认知与舆论,另有朱尔典劝进袁世凯、西南军阀地域范围、吴佩孚驻湘映像等个案;二、经济社会论文涉及京奉铁路与唐山、天津贴水风潮、“永久黄”团体与凡士林商标案,社会方面集中于国家与社会、日常生活两个视角,涉及佛教总会与政府关系、天津水灾赈济、女工身份认同与日常生活史反思;三、思想文化教育类讨论李剑农立宪、农业社会化思潮、《益世报》与老西开事件,社会治理法治类涵盖救灾体制、租界土地管理、东北流民与收回法权。这些论文普遍重视《申报》等报刊与时人日记,注重新史料整理、概念考证和跨学科方法,尤重社会舆论的作用,显示北洋史正从军阀政治史转向整体社会史。



(六)

张华腾:《北洋军阀史研究百年:历程、特点及展望——以大陆学者的研究为中心》,《河北学刊》2020年第6期。

作者简介:张华腾,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简介:北洋军阀史研究的百年历程分为三个时段:民国时期(1919—1949)为第一时段,以温世霖《段氏卖国记》为起点,李剑农《最近30年中国政治史》奠定研究框架,白蕉、吴虬等亦有贡献,但研究未全面展开;新中国前30年(1949—1979)为第二时段,这一时段中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略》确立了对北洋军阀史的否定性基调,论文数量少,研究基础薄弱;改革开放40年(1979—2019)为第三时段,此时真正的学术研究得以展开,围绕北洋军阀形成原因、阶级属性、特点、历史地位及袁世凯等人物研究展开讨论,并出现淡化“北洋军阀”称谓、重新认识北京政府时期外交经济法制等新趋向。





全文目录

一、政治外交史

1、桑兵:《从北洋军阀史到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2、桑兵:《“北洋军阀”词语再检讨与民国北京政府》,《学术研究》2014年第9期。

3、王奇生:《亡国、亡省、亡人:1915—1925年中国的三次危机与动员》,北京论坛(2009)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危机的挑战、反思与和谐发展:“危机与转机——对现实问题的历史反思”历史分论坛论文或摘要集(下),2009年。

4、杨念群:《清帝逊位与民国初年统治合法性的阙失——兼谈清末民初改制言论中传统因素的作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5、徐进:《“猜嫌疑忌”:民初的政治心理与政局走向》,《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6、许纪霖:《国王的两个身体:民国初年国家的权威与象征》,《学术月刊》2015年第4期。

7、赵帅:《“文治系统”的权力运作与限度:北京政府对五四事件的应对与处置》,《安徽史学》2025年第5期。

8、赵帅:《命名的策略:“五四运动”渊源再探》,《史林》2026年第3期。

9、靳帅:《另谋护法新政府:1920年“国会移渝”与南北政局》,《广东社会科学》2025年第3期。

10、靳帅:《再造辛亥:北伐大变局中的东南和平运动》,《近代中国》第三十九辑。

11、靳帅:《谋建“第三政府”:援鄂之战与长江流域国是会议》,《近代史研究》2026年第1期。

12、靳帅:《“仿照庚子互保”:江浙战争与江苏耆绅的和平运动(1923—1924)》,《民国档案》2023年第3期。

13、罗志田:《把天下的取向嵌入国家:民初“好人政府”的尝试》,《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

14、罗志田:《“有道伐无道”的形成:北伐前夕南方的军事整合及南北攻守势易》,《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15、罗志田:《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

16、马建标:《塑造救世主:“一战”后期“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学术月刊》2017年第6期。

17、马建标:《脆弱的均势:跨国史视野下的“二次革命”与民初政局》,《近代中国》第三十九辑。

18、马建标:《武人、政客与列强:民初军阀政治之管窥》,《安徽史学》2022年第3期。

19、马建标:《精英、舆论与外交: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代表》,《安徽史学》2012年第4期。

20、马建标:《媒介、主义与政争:五四前后吴佩孚的崛起与权势转移》,《安徽史学》2017年第4期。

21、马建标:《弱国的跨国动员:巴黎和会前后中国联美外交的开展》,《史学集刊》2026年第1期。

22、马建标:《学生与国家:五四学生的集体认同及政治转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

23、欧阳哲生:《作为“事件”的五四运动——从档案文献看北洋政府对五四运动的处置》,《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1期。

24、承红磊:《日本与护国战争期间的南北妥协》,《历史研究》2020年第3期。

25、承红磊:《帝制运动期间顾维钧在美外交活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26、承红磊:《护国战争期间的盐余放款风波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2026年第1期。

27、唐启华:《五四运动前之公布“中日密约”问题》,《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1期。

28、严泉:《半总统制的初创:1925年民国宪法草案的政体设计》,《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29、严泉:《制度建构与国家认同:民初国会的省宪论争》,《学术月刊》2015年第4期。

30、严泉:《试论安福国会对巴黎和会的反应与应对》,《安徽史学》2022年第1期。

31、尚小明:《辛亥南北议和演进与清帝退位诏书拟定及颁布》,《史林》2024年第1期。

32、尚小明:《疑心生暗鬼——赵秉钧如何被“误”为宋案主谋》,《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5期。

33、尚小明:《攻击与回应:民初袁世凯三传面世之幕后故事》,《历史教学》2014年第4期。

34、尚小明:《德皇密宴袁克定:洪宪帝制酝酿之初一个虚构的故事》,《学术研究》2022年第11期。

35、杨天宏:《北洋外交与“治外法权”的撤废——基于法权会议所作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36、杨天宏:《袁世凯的“去北洋化”与“北洋正统”幻灭》,《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37、杨天宏:《清帝逊位与“五族共和”——关于中华民国主权承续的“合法性”问题》,《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

38、杨天宏:《曹锟“贿选”控告的法律证据研究》,《历史研究》2012年第6期。

39、杨天宏:《中苏建交谈判中的“顾王之争”(1923-1924)》,《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40、杨天宏:《法政纠结:“罗文干案”的告诉与检审》,《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

41、滕帅、李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曲折历程(1917—1921)——以北洋政府“反传播”活动为视角的考察》,《民国档案》2024年第3期。

42、瞿骏:《辛亥革命时期的集会与城市公共空间——以追悼会为中心(1911—1912)》,《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43、瞿骏:《助产“主义时代”:《中国青年》的定位、推广与阅读(1923—1927)》,《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6期。

44、张仲民:《民国初年朝野关于三种国体构建方式的争论》,《学术月刊》2022年第2期。

45、张仲民:《舆论和政局:再论民初章太炎与黄兴、孙中山的关系》,《学术研究》2026年第9期。

46、冯筱才:《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一九二五年的执政府》,《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47、王笛:《从承认民国到敦促参战:美国与北京政府的外交,1913—1918》,《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48、汪朝光:《北京政治的常态和异态——关于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的研究》,《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49、周游:《“辱旗即辱国”:北京政府时期“敬旗爱国”的宣传与国民对辱旗的反应》,《学术研究》2023年第7期。

50、杨奎松:《“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51、郭循春:《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后日本的“不援张”政策》,《民国档案》2021年第1期。

52、陈忠纯:《“革命”的负面化与民初政争形势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53、李浩:《索薪封印:北洋政府时期职官的讨薪策略及其困境》,《惠州学院学报》2024年第5期。

54、鲁卫东:《学习做官:北洋政府时期的县知事培训与任用(1914—1926)》,《近代史研究》2026年第4期。

55、鲁卫东:《军阀与内阁——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阁阁员群体构成与分析(1916—1928)》,《史学集刊》2009年第2期。

56、鲁卫东:《传统与现代之间——民初社会中军阀的行动逻辑》,《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7期。

57、李细珠:《性别冲突与民初政治民主化的限度——以民初女子参政权案为例》,《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58、郭辉:《操演的政治:现代国家仪式与民初政治合法性建构》,《安徽史学》2013年第1期。

59、段金生:《试论西南军阀地域范围流变(1916—1927)》,《史林》2015年第4期。

60、陈新宇:《从礼法论争到孔教入宪——法理健将汪荣宝的民初转折》,《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61、章永乐:《重审辛亥革命中的南北议和》,《清史研究》2023年第1期。

62、章永乐:《国体、精英吸纳与荣典制度——以民国袁世凯时代为例》,《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63、章永乐:《从“大妥协”到“大决裂”:重访1913年》,《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64、章永乐:《近代中国宪政建设中的政治吸纳/整合缺位——以1914年北洋政府宪制改革为中心》,《北大法律评论》2012年第13卷第1辑。



二、社会经济史

1、杨勉、杨天宏:《北洋时期中国的经济与民生实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2、马建标:《谣言与金融危机:以1921年中交挤兑为中心》,《史林》2010年第1期。

3、郭从杰:《如何讲解“短暂的春天”——北洋政府时期经济的再认识》,《历史教学》2017年第15期。

4、鞠熙:《民初北京公园理念与传统公共空间转型——以1914—1915年北京城市改造为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5、丁芮:《民国初期北京饮食卫生管理初探》,《兰州学刊》2012年第3期。

6、杨涛:《北京政府整顿各省官银钱号问题研究(1912—1916)》,《史学月刊》2016年第10期。

7、丁乙:《1920年代“学阀”话语的形塑》,《安徽史学》2026年第5期。

8、丁乙:《张謇、省立七中风潮与1920年代南通的教育场域》,《史林》2024年第6期。

9、彭南生、李庆宇:《民初“南粮北运”中的政府参与及其局限——以漕运局的设废为分析中心》,《安徽史学》2018年第2期。

10、李庆宇:《民国北京政府烟酒公卖述论》,《历史教学》2017年第10期。

11、陈以爱:《五四时期东南集团“商战”舆论和抵制运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三、思想文化史

1、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2、章清:《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

3、章清:《民初“思想界”解析——报刊媒介与读书人的生活形态》,《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4、桑兵:《民初“自由”报刊的自由观》,《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5、桑兵:《新文化运动的分期与下限》,《浙江学刊》2025年第4期。

6、杨天宏:《学生亚文化与北洋时期学运》,《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

7、王亚飞:《中心的“地方性”:边缘地区的五四新文化传播》,《天津社会科学》2025年第6期。

8、瞿骏:《“自居于士类者”的突围——新文化运动的“切身性”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25年第5期。

9、瞿骏:《老新党与新文化:五四大风笼罩下的地方读书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10、张仲民:《胡适何以“暴得大名”?——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研究的再思考》,《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11、张仲民:《从〈青年杂志〉不得不更名为〈新青年〉说起——“‘五四’与报刊”之一》,《学术研究》2026年第9期。

12、罗志田:《多重的复调:五四的特异性与多歧性》,《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13、罗志田:《本事与言说的纠缠——再论复调的“五四”》,《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6期。

14、罗志田:《体相和个性:以五四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再认识》,《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3期。

15、罗志田:《课业与救国:从老师辈的即时观察认识“五四”的丰富性》,《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

16、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

17、罗志田:《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18、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19、罗志田:《把“天下”带回历史叙述:换个视角看五四》,《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2期。



四、研究总论及学术综述

1、杨天宏:《日薄虞渊:“北洋军阀史”研究之两面观》,《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2、唐启华:《“北洋外交”研究评介》,《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3、安东强:《革命的对手方:辛亥革命史新探的一个学术理路》,《近代史学刊》第29辑。

4、金光耀、郭秋香:《“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5、王先明、国若家:《北洋史研究的新视角与新取向——第一届北洋时期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民国研究》2015年春季号(总第27辑)。

6、张华腾:《北洋军阀史研究百年:历程、特点及展望——以大陆学者的研究为中心》,《河北学刊》2020年第6期。

来源:微信公众号 旧邦新造 https://mp.weixin.qq.com/s/Ss2j8v9k5VNzO6jcObqh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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