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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丽丽·赵鼎新·
对于文革的发生和发展的解释，很难忽略毛泽东的独特作用〔１〕。文革是由
毛一手发动的，只有毛才有能力打破各级党委的控制，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造反运
动，也只有毛才有能力在文革的各个关键时刻不断改变其航向，驾驶着中国这一左
冲右撞的巨轮，直至其去世。毛虽然有能力发动文革及在一定范围内改变其动态，
但是他却没能使文革向着他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文革中各级党委被打倒，但是取而
代之的并不是一个更为廉洁的政权；被发动起来的百姓获得了很大的“自由”，但
是大多数人却把这种自由用于整人和派性斗争。在毛去世时，中西方所有的优秀传
统文化在中国都完全被边缘化，置对方于死地的恶性权力斗争成了中国的主流政治
文化，国人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十年文革的确是一场浩劫。
本文从１９６６至１９６８这三个关键年份银川地区的文革入手，试图阐明以
下问题：为甚么以毛的能力和威望，他只能发动而不能控制文革？文革发展形态的
内在逻辑是甚么？为甚么文革必然会把中国迅速地引向灾难？宁夏地处西北且不属
于一个重要省份，人们可能因此会对银川文革的典型性问题提出质疑。事实上，从
本文的讨论中可看出，银川文革与其它地区相比，有着十分相似的问题和发展阶段
。此外，中共对银川文革的表态较一些重要省份来说有着一定的滞后，这就给了银
川的地方官僚势力和群众组织更多的活动空间。本文将从毛泽东的克里斯玛权威（
Charismatic authority)、地方官僚和群众组织这三者的关系入手来解答以上的问
题。银川地区的文革对以上问题来说是一个合格的素材。
一．分析框架
韦伯提出的克里斯玛权威和例行化（ｒｏｕｔ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是本文的
两个核心概念〔２〕，有必要作简要说明。克里斯玛权威指的是建立在个人超常质
量和其所体现的特定使命信仰基础上的权威。韦伯认为，克里斯玛权威因其个人性
而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而注定要被日常制度权威（科层权威〔Bureaucratic
authority〕或传统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取代，这就是例行化或
制度化。在韦伯看来，克里斯玛权威和任何例行化权威，特别是科层权威，是根本
对立的。这是因为克里斯玛本质上是一种反日常结构和日常工具理性的力量，而后
两者则是科层权威的特征。韦伯的论点是建立在理想概念（ｉｄｅａｌ－ｔｙｐｅ
）基础上的，而现实政治的权威基础往往是混合型的。毛时代中国政府是由克里斯
玛型领导（毛）和其控制下的科层机器（各级党政军机关）组成。毛的克里斯玛权
威及其意识形态构成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科层体制则是毛统治社会的必要工具
，而这科层体制的权威来自毛的克里斯玛权威的例行化。
克里斯玛是个人性权威，而科层是制度性权威。科层运作需要规范和程序。这
种对于可控性的追求势必使科层运作变得制度化、例行化和趋于保守，与克里斯玛
型领导的激进性形成紧张，并会在无形中削弱克里斯玛权威。历史上，克里斯玛型
领导一般都会在其有生之年对科层权威采取限制措施，以维护自身的领导〔３〕，
但是他们并不试图彻底改变克里斯玛的例行化倾向，因此克里斯玛型领导和科层之
间尚能共处。但是毛泽东显然不是这样的人。文革前，毛与科层之间的各种冲突，
比如毛偏好命令型经济（克里斯玛在经济发展领域的运用）而科层追求理性计划经
济，最后往往以毛在实践上的失败而告终；毛同时也对中国革命在科层领导下的迅
速例行化十分不满。这就造成了毛的个人权力失落感和对其所依赖的科层的革命性
产生了怀疑。从本文的视角来看，毛发动文革的目的是想藉“继续革命”的方式来
克服科层的例行化，从而保持他的克里斯玛权威及其意识形态的革命性。
科层体制的权威来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化身毛泽东本人。因此面对文革的
冲击，中共的巨大科层显得非常无力。正如文革前毛与刘少奇在一次争执中所说：
“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４〕但是，毛发动文革却遇到了如下的困
境：第一，文革的斗争对象是科层体制，因此毛不可能依赖科层来进行这一场革命
。他必须发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但是，群众不可能是毛的意志的化身。他
们有着在文革前与地方科层的恩恩怨怨，有着对文革的不同理解和对毛的不同忠心
程度，有着自己的利益和权力欲。因此，群众在文革中的行为与毛的希望大相径庭
。毛很快便意识到，由于群众的利益和观念的多样化，以及群众运动的反例行化特
性，群众组织要比科层更难驾驭。第二，虽然文革的对象是中共科层，但毛并不认
为他参与创建和正在领导的党已经是漆黑一片。文革的目标是“揪出党内一小撮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产生了第二个难题：到底谁是走资派？除了早就想
除掉的刘少奇外，毛对于这一问题并不清楚。这就有了如下后果：科层中不同派系
把对方视作走资派抛了出去；群众把自己憎恶的干部标记为走资派；群众组织头目
和某些科层干部相互勾结，以打倒另一些干部和群众。中国于是成了一个霍布斯的
世界，拥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自由的人们，在人人自危的状态下卷
入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派性斗争。第三，中共的科层负有保卫和管理这一国家并
为大众提供基本服务的责任。除非毛真的想“再次上山去打游击”，否则身为国家
最高领导，他也希望国家的一些基本事务能得到处理，而这一愿望必须通过科层得
到实现。这就是说，即使是在各级科层受造反群众冲击最为凶猛的时候，毛仍然需
要依赖科层来管理这一国家。毛能把科层中的任何人打成反革命，但是却不能把整
个科层一锅端。中共科层的国家机器功能给了科层一定的自主性。在许多情况下，
由于毛中央的信息不灵和顾不过来，更由于毛有着种种投鼠忌器式的顾忌，各级文
官和军事科层往往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混乱的派性斗争中，把文革的发展方向进
行对自己有利的、有限的制度化或例行化。
毛的克里斯玛权威和以上的三个结构因素的耦合决定了文革的发生和发展：科
层无法阻止毛发动文革，但是造反群众和各级科层却能在文革中把毛及其思想转化
为合法性符号并对其进行挪用。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使文革有了独立于
毛的意志之外的发展逻辑。毛可以在任何时候利用他的克里斯玛权威发出指示以改
变文革方向，但是毛却无法阻止自己的话语被各种力量利用，将文革导向毛所不愿
见的方向。于是，当毛觉得社会太混乱而发出向“右”转的指示时，科层势力抬头
，造反派受压，社会走向保守的例行化方向；而当毛发出向“左”转的指示后，反
例行化的造反组织就会抬头，科层势力受限，社会则走向混乱。文革的发展就是在
这样的左右摇摆中变得日益不可驾驭。在银川地区，这种混乱的加剧，迫使毛在１
９６７年不得不用他最后所能依赖的野战军军事科层来整合局面。但是，野战军一
经起用后，其运作逻辑与传统科层相差无几：造反派受压、科层权威重新确立、一
个新的例行化过程启动，毛最终败于一个被文革大大扭曲了的意识形态沉重、派性
斗争不断的科层权威手上。可以说，韦伯打败了毛。以下，我们将以这一理论框架
为指导，对银川地区文革的兴起和发展进行描述和分析。
二．工作组和保守红卫兵——科层对克里斯玛动员的控制（１９６６．６－９
）
银川地处边缘。当北京文革已发展得轰轰烈烈时，宁夏还在搞社教运动。宁夏
自治区党委把文革作为社教的延续。各单位社教团直接领导文革，他们建立黑名单
，把黑五类和其它有历史问题的人，划成右类并进行批斗。
北京文革的消息通过报纸和电台传到了银川。１９６６年６月２日，在聂元梓
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社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影响下，宁夏大学的九名
学生贴出了一张“检查我校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精神状态”的大字报〔５〕。该
大字报的内容纯属模仿，其策划人只是学生干部和积极份子，然而这行动却震动了
宁夏区党委。依据惯例，区党委向宁大派出了调查组并对学生进行严密监控。同时
，宁大组织学生对大字报的作者进行了批判，把他们定性为“反党份子”〔６〕。
６月４日，按照当时刘少奇所发出的中央指令，区党委派出工作组进驻银川各
校领导文革。工作组将运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当北京高校领导被大量打倒时，
宁大领导得以暂时免于此难。６月中，毛下令全国学校停课半年闹革命，宁大学生
变得更为兴奋。１８日，一张批判宁大党委书记江云的大字报出现在《宁夏日报》
社门口。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一方面命令工作组迅速制止这种行为，另一方面明
确宣称“江云不是反党份子，宁夏大学不是北京大学”。同时，他们派江云到西北
局开会以躲避冲击〔７〕。
宁夏文革工作组把运动的矛头指向教师和下层干部。６、７月间，以宁大为例
，８３％的老师和下层干部遭到了大字报的批判，４２％的教师和５９％的干部划
为坏份子被批斗〔８〕。某些工作组还把斗争矛头指向学生。银川一中高考准备班
（高三班）的大部分学生出身于非红五类家庭。工作组把他们定为“资产阶级的小
苗苗”加以批判。这种做法惹怒了班里出身红五类的干部。于是他们就在中央媒体
舆论的影响下组织了“保卫校园”的反工作组行动。该行为被区党委定性为反革命
事件，学生们被遣送到郊区农场进行整风〔９〕。自反右运动后，各级党组织的权
威成了神圣。它们从毛那获得了制度克里斯玛权威，因此“进攻工作组就是进攻宁
夏区党委，进攻区党委就是进攻毛主席和党中央”〔１０〕。在这一例行思想影响
下，地方科层对学生造反的自然反应就是镇压。这些文革初期的牺牲品大多数都成
了以后造反派的骨干。
进入７月下旬，科层权威对文革的控制遭到了毛的批判。毛反复批评了刘少奇
派出工作组是犯了路线错误，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并勒
令撤销工作组。此后毛试图抛弃科层中介，以个人名义直接与群众发生联系。他的
眼光投向清华附中红卫兵。毛写信盛赞他们的革命性，并把他们的大字报作为八届
十一中全会的正式材料在会上颁发。８月９日，在毛的操纵下，大会通过了“文革
十六条”，指出文革的主要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撤销工作组和通过
十六条使群众感到这次运动与以往不同：它的斗争对象不是群众而是党的领导阶层
。８月１８日，毛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了红卫兵，从此红卫兵运动风靡全国。
然而，这一切并未彻底打破各级科层对文革的控制。工作组撤离学校后，取得
文革领导权的是宁夏区党委一手扶植的文革筹备小组。当然，迫于形势，区党委也
改变了一些策略：他们为因反工作组而受压的学生平反，并抛出了与宁夏一二把手
杨静仁和马玉槐不和的几位干部作为“宁夏区党委内的黑帮黑线”进行批斗，其中
包括区党委书记、政府副主席吴生秀，区党委常委会副主席刘震寰和文化局副局长
杨辛〔１１〕。
在区党委的控制下，银川成立的“红卫兵总部”只允许出身红五类的学生参加
，其头目也都是区党委和军区领导的子女。他们热衷于“破四旧”，并对种种针对
他们父辈的造反行为进行压制。十六条发布后，银川的工厂和政府机关里出现了一
些零星的反单位党委领导的行为，但是如同当时的学生造反一样，这些行动马上就
被扣上了反党反革命的帽子。直至９月底，银川文革基本被控制在制度轨道内。
三．串联红卫兵和科层的失控
如果说毛与清华红卫兵的直接接触，是打破中共中央科层对文革控制的关键，
那么毛发起由国家负担经费的串联，则是一个打破地方科层对文革控制的有效手段
。在毛和中央文革的直接干涉下，北京文革迅速朝毛的意图发展。但是在“天高皇
帝远”的银川，地方科层却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威将运动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串
联开始后，北京的造反信息迅速扩展。北京红卫兵因其政治优越感，加上与地方上
的权威没有任何关系，行为极为大胆：他们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地方的最高权威，
帮助或直接组织了原本力量很薄弱的地方造反派，并为地方造反派提供了行为模式
。
最早到达银川的是蒯大富手下两个出生于宁夏的清华学生。他们到达银川后立
即试图在自己的母校建立造反组织〔１２〕。８月下旬，一批来自北京第三十和五
十五中学的红卫兵到达银川〔１３〕。他们一进银川就把攻击宁夏区党委的大字报
贴到区党委门前，并要求杨静仁出来接见。北京的红卫兵是“毛派来的革命小将”
，杨静仁只得亲自出来欢迎，并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做了谨慎的回答。北京红卫兵的
行为在银川造成了极大的震动：银川极少数造反者的眼光还仅仅局限于本单位的领
导，北京红卫兵的行为使他们意识到连区党委都是可以挑战的。第二天，在北京红
卫兵的指引下，本地学生开始在区党委门前贴出大字报，如“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
要挖出彭真埋在宁夏的定时炸弹”、“杨静仁已经对北京红卫兵表示了支持”等等
〔１４〕。
大学红卫兵在政治上比中学生敏锐。通过北京红卫兵，宁夏的大学生当中有人
看出了文革动向与宁夏党委的领导方向是相反的。在中共罢黜了宁大党委书记江云
后，宁大的激进学生在９月２日召开了批江大会，并把斗争矛头直指宁夏区党委。
在会上，学生指责江云的检查是区党委给准备的，他们要哈炯磊（宁大工作组组长
）和王钊（江的秘书）来对证。区党委拒不给人，并否认曾包庇过江云。激进学生
于是聚集区党委前，提出“区党委拒不交人是为了掩藏江和区党委之间的阴谋”〔
１５〕。“九二行动”是宁夏学生对区党委的第一次直接挑战，它在社会上造成很
大的反响。此后，宁大学生产生了对立的两派，但保守派占有绝对主导。
面对日益激进的学生，宁夏地方科层采取了进攻措施。９月１２日，自治区副
主席陈养山作报告称，“宁夏的工作组并没有犯路线错误，只是犯了方法错误；杨
静仁领导的区党委在执行文革中采取了正确的道路”。此后，银川大街上贴满了攻
击宁大造反学生的大字报，批判区党委的大字报几乎消失。对此，银川造反派在北
京红卫兵的支持下策划了更为激烈的行动。９月２１日宁大激进学生组成的革命串
联队贴出大字报，号召在２５日召开“揭露宁夏区党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的大会。二十多个单位的造反者对通知做出了响应，并一起组织了大会筹委会。
大会在区党委的阻挠下如期举行。马玉槐、杨一木和陈养山被点名批判。会上同时
也出现了如“杨静仁是宁夏牛鬼蛇神的大红伞”、“宁夏区党委是黑线黑帮”、“
踢开党委闹革命”等口号〔１７〕。
“九二五大会”时，由北京红卫兵鼓动扶植起来的银川造反派在数量和势力上
都还很有限，他们在银川处处受压，而且北京红卫兵还被驱赶，但是宁夏科层的权
威已大大受损。９月底，大量宁夏学生冲破区党委的控制去北京串联。在北京红卫
兵的保护下，宁大串联队的领导最后也得以进京串联。随着文革在１０月份激进转
向，造反派的力量迅速壮大。
四．造反派兴起和文官科层的瓦解（１９６６．１０－１２）
北京红卫兵在地方受到攻击和地方造反派受压的情形通过串联红卫兵传到中央
。自９月中旬起，毛开始对在科层控制下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产生了不满
，并酝酿着运动的转向。１０月１日，林彪在国庆讲话中指出文革进入了“批判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段，而资反路线的主要表现就是对群众造反进行压制。而后
，毛召集地方领导参加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对他们处理文革的方式进行了批评。
“批资反线”和１０月工作会议打破了各级地方党委在百姓中的神圣地位。在制度
克里斯玛权威被毛剥夺后，各级文官科层走向瓦解，受压的造反派红卫兵则迅速崛
起。
银川的发展照旧比北京滞后。直到１０月中旬，宁夏区党委仍在组织干部和保
守群众对宁大的造反学生和“九二五大会”进行攻击〔１８〕。但随着中央工作会
议的召开，毛的态度日益明确，这些攻击迅速消失。同时，宁大造反派红卫兵正式
退出“红卫兵总部”，并组建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该组织成员标准宽泛，大
量被老红卫兵排除在外的学生加入了这个新组织。通过串联，银川学生的思想也发
生了根本的改变。正如一名红卫兵所讲，“串联彻底解放了我的思想。看到北京那
么多高层干部被批斗，我感到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遍地都是。批斗地方党委干部是
绝不会犯错误的。”〔１９〕
进入１０月下旬，区市级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在银川形成。１０月底，宁大的毛
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了一个“联合总部”，以协调宁大的各派造反组织。不久，中
学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成立了自己的区市级组织。宁大联合总部开始向党政机关
和厂矿派出串联队发动造反。造反派在各单位内大都是受压的少数派，他们因此也
会主动寻求造反派红卫兵的支持。银川文革因此从单位转向区市层面。１１月，银
川形成了以行业系统为基础的区市级造反组织。
工人造反派的出现是当时的焦点。厂矿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如果放开对工人的
限制，将会直接威胁到经济生产和国计民生。早在９月份，中共中央曾发出《关于
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不允许工人成立自发组织和发动串联，工人造反组织因此
有着合法性的问题。１１月下旬，银川的一些工人组织要求区党委批准 其成立区
市级组织并供应相应物资，区党委则以中央九月文件的名义予以拒绝。但进入１２
月，随着运动的发展，毛认为工人参加造反是文革的必然，中共中央在１２月９日
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批准工人在文革中自由成立组织和进行串
联。此后，银川的工人造反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２０〕。鉴于造反力量的迅速发
展，各单位的保守派群众也在干部的操纵下成立了“捍卫毛主席联络站”这样的联
合组织，与造反派对抗。至１２月中旬，银川群众已充分发动起来。
与其它省市相似，银川的保守派和造反派在成员构成上具有明显的不同。保守
派有“五多”：红五类多，党员多，团员多，干部多，积极份子多。他们是文革前
秩序的受益者。造反派中则包括了从红五类到黑五类的各种人，其中有不少是历次
政治运动中各单位的受害者或受牵连者，特别是在宁夏的“反地方民族主义”和“
反坏人坏事”运动中和文革初期的受害者〔２１〕。造反派因为在本单位内处于劣
势而走向社会，但是一旦走向社会，其诉求便超出了单位内恩恩怨怨的限定，形成
了超单位的诉求。但社会上的造反派并没有真正的统一，他们有的只是在受当权者
压制时暂时联合，一旦外部压力消失，造反派内部的矛盾和权力纷争就会爆发。与
造反派比起来，保守派的组织性和内部统一性要大得多，他们在人数上也要比造反
派占优势。只是因为当时毛的政策偏向造反派，保守派才会在与造反派的斗争中占
下风。
面对造反风潮，宁夏领导只有招架之功。１２月１１日，杨静仁被迫承认区党
委在工作组问题、对待群众组织问题和串联问题上犯了错误〔２２〕。１５日至１
６日，宁大红卫兵要求杨静仁罢马玉槐的官，杨含糊其词。造反派学生决定将宁夏
区党委的领导拉到北京评判。１６日下午，宁大红卫兵卧轨拦车将马玉槐带到北京
。中央责成杨静仁和区党委副书记甘春雷赴京处理马的问题。在北京，当中央表示
明确支持造反派学生后，甘转而支持学生，并对杨进行了揭发。１９６７年１月１
２日，宁夏造反派召开了批判杨、马的大会。１５日，杨、马从北京被带回接受群
众批判。杨刚下火车就被带上牌子游街〔２３〕。１８日，陈毅接见宁大毛主席思
想红卫兵，明确提出杨、马应被打倒。宁夏文官科层遂彻底陷入瘫痪。
在中央明确表态打倒杨、马后，保守派群众意识到自己“站错了队”。他们或
重新改组，或改变组织名称以适应新形势。有些保守派组织甚至与造反派比激进，
他们在喊打倒杨、马的同时还加入了区党委中许多其它干部。这种行为体现了文革
中群众组织的盲从性和投机性。保守派群众打出了造反旗号后，造反派和保守派的
界限变得模糊，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组织联合起来反对共同对手是常见现象。
五．一月夺权——文革制度化的失败
区党委被打倒后，银川陷入了全面的混乱。生产停滞，经济主义风潮蔓延，同
时在双反运动中受害的干部和群众要求平反的呼声日益增高。银川出现的这种现象
并不独特。１９６６年底，全国各地因为地方党委的瘫痪或半瘫痪都处于无政府的
混乱状态，这成了毛在１９６７年伊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正值此时，上海发生了
造反派夺权事件。毛决定对上海夺权表示支持，并号召全国的造反派都起来夺权。
毛的用意十分明显，他想用造反组织来替代科层，从而将文革这一反例行化的革命
状态制度化。在中央宣传机器的狂热煽动下，全国上下都陷入了夺权的疯狂中。
《宁夏日报》社造反派因其信息灵敏，早在１月１３日就得知上海的夺权消息
，他们随即在本单位进行夺权。夺权风潮在银川迅速扩散。在许多单位，夺权就是
抢夺各单位公章和办公室，许多人为抢公章大打出手。在各单位相继夺权的同时，
宁夏区党委的夺权也被提到日程。区党委的夺权是由甘春雷、区党委造反派，和社
会上的主要造反派领导协调完成的。１月中，甘让区党委造反派领导与社会上的造
反派联系商讨区党委夺权事宜。１月１７日，银川十三个造反派组织开会讨论夺权
问题。会上造反派内部出现了分裂。首先是以北京为首的外地红卫兵和宁大红卫兵
的矛盾，矛盾源于对权力分配的不满和思想认识的不同。北京三司驻宁联络站强调
宁夏夺权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宁夏文革还需要大混乱大动荡。在北京红卫兵的煽动
下，中学生红卫兵从大会退出。虽然如此，十三个组织中的大多数同意联合夺权。
１月１８日至２５日，这些造反组织成立了“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
联委会），起草了夺权公告，选举了七名常任委员，并决定建立文革和生产建设两
个办公室。１月２０日，主要造反派领导去宁夏军区寻求支持（此时毛已命令军队
介入文革支持左派，所以军队的态度直接关系到新政权的合法性）。宁夏军区派出
副司令员张怀礼参加造反派夺权〔２４〕。
在造反派准备夺权的同时，打出造反旗号的原保守派群众也在加紧准备夺权。
迫于形势，造反派只能在１月２７日匆忙提前夺权。在军区派出的士兵和宁大红卫
兵的保卫下，造反派夺了杨、马的印章。夺权后，联委会立刻进行游行示威庆祝夺
权胜利。仓促夺权并没有结束银川的混乱局面，相反它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
战。首先是内部分歧。夺权后，为建立革委会，联委会准备为在１９６０年的“反
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受害的干部平反，并吸收他们加入新的权力机构（他们一直
暗地支持着本单位的造反派）。但是这些干部因受迫害的程度不同而对平反方式产
生了不同要求，这些问题与群众组织之间对革委会的权力分配的矛盾交织在一起，
导致了联委会的分裂。一些造反派退出联委会，成立两个新组织：宁夏总司和三司
。这两个组织的力量与联委会比起来人少势弱，但是他们却削弱了联委会的力量〔
２５〕。与此同时，原保守派组织和夺权前退出联委会的以北京红卫兵为首的造反
派组织组成了反联委会联盟。联委会在反对力量的夹击下根本就无法行使其权力。
银川所发生的一切并不特殊，毛并没有给出一套具体的指示来指导夺权，再说，在
争权夺利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即使是毛有指示，也不见得会有效。这就
使得夺权在大多数省份完全成了一场场无序的争夺。全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朝着更
坏的方向发展。
夺权后许多省份还出现了一个新现象：造反群众开始冲击各省军区。这背后有
两个原因。首先，随着运动的激化，军事科层作为未被触动的科层力量必然会成为
攻击对象。更重要的是，由于造反派中很多人是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初期）的
受害者，夺权后造反派马上要求销毁地方权威整理的关于他们的“黑材料”。但是
，许多地方党委在这时已把那些重要档案，包括“黑材料”，送到军区保存。于是
一些造反群众试图冲击军区以获取这些材料。军队混乱会导致整个政权的垮台，毛
对此不能容忍。这迫使毛在文革中第一次对文革的发展作出朝着缓和方向的调整。
１月下旬，毛禁止了造反派对军队进行攻击，并下令军队支持左派。
六．毛的困境
（一）军事科层还是群众派性
夺权后文官科层四分五裂，文革精神推到了极端，但是社会却没有向毛所期望
的方向发展，而换来的是一片混乱〔２６〕。这就迫使毛不得不下令军队介入文革
“支持左派”，试图用军事科层的力量来驾驭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并于２月下旬提
出革委会应采取“三结合”（军队、干部和造反群众代表）的形式。但是，各地军
事科层与文官科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军事科层对造反夺权有着本能的反感。比
起文官科层，军事科层更为讲究纪律和服从，因此他们在处理事务时往往更会遵守
例行，压制难以驯服的造反派，使整个社会朝着反文革的方向走去。军事科层的这
一倾向又使毛转而支持造反派，对军事科层施压。可是毛一旦这样做，整个文革又
会朝着混乱的方向发展。在１９６７年１月至１９６８年８月间，毛的政策一直在
保守和激进两个极端摇摆，直至对造反派力量彻底失望，下决心镇压他所一手发起
的造反力量为止。
军队的介入使得军区对联委会的态度变得十分重要。但是，宁夏军区与区党委
关系密切。联委会刚成立时，军区对他们的支持纯粹是迫于一时政治气候不明。１
月底后全国形势往右转。在这一背景下，宁夏军区以一件很小的事件为借口对联委
会施行了镇压：当时《解放日报》一名记者到银川收集当地运动的情况，该记者的
真实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联络员。他在采访过程中因一些小事与联委会下属成员
发生了争执。盛怒中他来到宁夏军区声称夺权太乱不应批准〔２７〕。军区乘机改
变了对联委会的态度。２月８日，北京三司驻宁联络站从银川郊区动员了一个由杭
州下乡青年组成的造反组织来砸联委会。作为回敬，联委会的造反派把三司驻宁头
头赶回了北京〔２８〕。联委会这一行动给军事科层以镇压的借口。第二天，军区
司令朱声达召开会议讨论一二七夺权是否正确。会上朱声称联委会在夺权期间对其
他群众组织执行了白色恐怖和排外政策，“二八事件”充分暴露了联委会的右倾本
质。２月１１日，宁夏军区发表公告撤销对联委会和其夺权的支持。联委会夺权十
六天后流产〔２９〕。
随后军事科层试图将造反派从组织和舆论上彻底摧毁。２月１９日，宁夏军区
发表“给全省人民的一封信”，指一二七夺权是“在资产阶级当权派甘春雷指导下
的右派夺权”〔３０〕。之后，军区以银川清洁大队的“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和中
医院的“革命造反联络站”内部有“坏份子”为借口解散了这两个组织，并且关闭
了宁大红卫兵所举办的宁夏文革造反派展览并没收其材料〔３１〕，军区主持的三
干会、公交会、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等都以一二七夺权为界，不准支持夺权的干部参
加。同时，军区动员了保守派组织攻击联委会。夺权被标记为“甘春雷操纵下的右
派夺权”，联委会则被攻击为“联委会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在军区的支持
下，保守派组织联合建立了“革命大联合筹备处”〔３２〕。
在此形势下，联委会在３月７日发表声明，要求与军区通过商讨解决分歧。朱
声达显然不想妥协。作为响应，他称三七声明为“一小撮右派头头的阴谋诡计”，
要求联委会“交代罪行并交出他们的头子甘春雷”。他并且动员了保守群众发动一
场“抓右派头头”的运动〔３３〕。此时，一批一直在幕后支持造反派的干部走到
了前台（大多数是在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受打压的干部）。他们成立了以区交通
局王志强为首的“翻江倒海战斗团”，公开表示支持联委会。宁夏军区内部也出现
了支持联委会的声音（如张元礼和刘德夫）。但是，造反派在这一阶段基本上处于
守势，在军区的压力下，许多人退出了造反派。联委会也不得不更名为“革命总指
挥部”（简称总指挥部）〔３４〕。
造反派的受压状态随着毛的政策在４、５月间的变动而发生了根本变化。反“
二月逆流”后，毛对军事科层对造反派的镇压，多次表示了不满。４月初，中央军
委下达指令，正式取消军队对文革的控制权。毛的政策变化给宁夏造反派带来生机
。但是造反派的复苏并未能够击败军事科层及它支持的保守派组织。这其中有四个
问题。第一，军事科层和文官科层不同，军人作风强悍。他们同时掌握着军队，造
反派不可能将他们随时抓来揪斗。除非是毛的亲自命令，否则他们是不会像文官那
样轻易就范的。第二，军事科层是毛政权最为重要的支柱，军队乱了会导致境外敌
对势力的入侵，军人急了会有兵变。因此毛不会像对待文官一样对待军队干部。第
三，在十来个月的文革中不但形成了造反组织，而且还造就了一群与军事科层有很
大亲和力的、同时也声称是在进行革命的原保守派组织。有了这批人，军事科层的
气要壮得多。而对毛来说，“敌我”阵线已不像文革之初那么清楚。第四，十个月
的文革已把中国弄得天下大乱，各地问题不断且问题性质不同，中央疲于奔命，顾
此失彼。４月间毛的言论虽然给了造反派复兴的机会，却没有对军事科层支持保守
派组织给予明确否定。这样，毛在４、５月间的变化不但没有压垮各地军事科层，
反而造成了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各地造反派在毛的新动向鼓励下咄咄逼人，原有
的保守派在地方军事科层的支持下也打着造反的旗帜，与造反派针锋相对，派性武
斗在许多省份愈演愈烈。银川的文革就这样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各地军事科层对造反派的压制受到毛的批判后，朱声达则坚持中央的方向转变
是中央文革的旨意，而文革小组不过是个办事机构，并无决策权力，他强调中央军
委的指令给了地方军区“自卫”权力。为了对付日益活跃的造反派，朱用召开贫农
会的方式动员农民加入保守派，并动员农民进城攻击造反派。他还指示筹备处到石
嘴山、吴忠等地串联，与当地武装部建立联盟。为了增加其统治的合法性，朱让区
党委的老干部加入军区领导的第一线生产指挥队〔３５〕。
进入５月，造反派和保守派形成了严重对峙。５月初，被军区解散的两个造反
派组织要求平反被拒，同时，造反派红卫兵在公安局前静坐和绝食，要求收回宁大
的文革展览材料〔３６〕。朱拒绝作出让步，与造反派针锋相对。筹备处在５月底
砸了新华社驻宁分社，认为它是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联络站。中央文革小组于６月
５日和６日向朱发了三个指示，命令他严肃处理这个事件，朱不予理睬。同时，由
朱支持的筹备处和地方武装部在吴忠和石嘴山地区发起了武斗〔３７〕。兰州军区
命令朱改变行为，６月１８日中央发令禁止军区煽动农民进城搞武斗。对于这些要
求，朱都以中央和上级机关不明了地方情况为由予以搪塞，充分显示了军人“将在
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气质。面对进攻，造反派的行为也变得更加激进。７月１９日
，造反派举行集会“声讨朱声达在武斗中杀害革命造反派的罪行”。次日武汉七二
零事件爆发。在江青“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曾任军区副司令员的马思义（在
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被降职）在７月２４日率领约四百人进攻保守派实力强大的
吴忠，并占据了吴忠仪表厂〔３８〕。
筹备处于２６日成立了宁夏大联合筹备处，对外称其成员达八十万人，与总指
挥部抗衡。与此同时，总指挥部准备对筹备处发起大规模的攻击。７月底，因传闻
说西塔是筹备处的总部，总指挥部的两个工人头头程学儒和刘青山率人攻打西塔，
行动失败，二十多名人员被俘。随后，石嘴山一千二百多名矿工和钢厂工人乘坐五
十多辆卡车进入银川支持总指挥部，当天下午他们攻下西塔。筹备处五人死亡，三
百多人被俘〔３９〕。
攻下西塔后，总指挥部在银川的实力占了上风。但是，马思义在率人攻入吴忠
仪表厂后被包围，吴忠造反派告急。８月８日，总指挥部人员带着长矛乘数百辆卡
车往吴忠解围。行至永宁县大观桥时，车队遭到了筹备处的伏击。枪是当地武装部
发的，而参与伏击的人大多是复员军人。总指挥部一百多人死在大观桥，受伤者更
多。大观桥事件后，造反派开始从军区抢枪武装自己（实际上是军区内的造反派让
总指挥部的人员拿枪）。银川武斗开始大规模运用热武器。
８月１３日，筹备处攻下吴忠仪表厂，马思义被打死。宁夏武斗于是引起了中
央的注意。为了结束武斗局面，中央判定宁夏军区犯了严重错误，朱被召到北京接
受审查，第一野战军六十二师进驻宁夏。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和六十二师师长
徐洪学被指定为新领导。８月１８日，兰州军区宣布总指挥部为革命造反派〔４０
〕。形势骤变使筹备处的群众措手不及，他们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派，对野战
军的进驻十分愤怒，于是就爆发了筹备处与六十二师间的冲突，并导致了青铜峡惨
案。当时中央下令六十二师进攻在青铜峡守卫的筹备处武装人员，造成筹备处一百
多人死亡。从此筹备处走向衰落〔４１〕。
（二）军事科层和造反派的消亡
总指挥部在被确认为造反派后行为变得张扬。在单位中，总指挥部的成员对筹
备处成员进行报复的现象十分常见。但是当时中央的政策是各派群众大联合，总指
挥部因此失去了彻底搞垮筹备处的机会。在中央的操纵下，各派组织达成了协议，
于１２月２７日宣布成立以新的军区领导为首的文革委员会筹备小组〔４２〕。
革筹小组成立后，韦伯的例行化机制重新启动。虽然革筹小组的领导都是冲着
支持造反派而来的，但是造反派的反制度倾向决定了军事科层和总指挥部在蜜月后
的必然冲突。他们的冲突起于革委会的人选问题。两个问题成为焦点：一是甘春雷
是否应进入革委会（军事科层支持王志强）〔４３〕；二是宁夏四派群众组织代表
在革委会应占的比例。军事科层坚持四派席位对等，而总指挥部则认为造反派应当
占多数〔４４〕。这分歧导致了总指挥部内部的分裂。于是就出现了拥护新军事领
导的“小米加步枪”（米派）和拥护甘春雷的处于多数的“布尔什维克”（布派）
。１９６８年２月２４日，革筹小组发下了一个革委会成员暂定名单以供讨论。这
名单激起了布派领导的强烈不满：名单没有布派支持的干部、工人和红卫兵代表。
布派称“名单没有体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在用修正主义篡夺文革的胜利”。迫
于压力，以康健民为首的革筹小组在名单中加入了布派的主要领导〔４５〕。
然而，军方在妥协的同时，暗地动员米派指责布派攻击革筹小组。作为响应，
布派在３月２日声明群众大联合和未来的革委会必须以革命左派为核心，甘的问题
必须适当对待。声明发表后，布派的一个激进下属组织成立了“肃清叛特反资联络
站”，专门进攻米派，布米两派之争开始深化。尽管分歧很大，但是在中央的督促
下，宁夏革委会还是在４月１０日宣告成立。
然而，１９６８年３月下旬，在中央文革的影响下，毛对文革的形势再度不满
。如１９６７年３月一样，毛感到军队对文革中混乱形势的缓和走过了头，于是发
动了“反击右倾风”运动。４月１２日，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反右倾风运动的
执行。“反右倾风”为布派提供了良机。在会议上，布派领导批评了革筹小组的右
倾保守主义。康健民不得不作出自我批评并宣布欢迎甘春雷回来。运动转向后，军
方试图把斗争的矛头转移到影响力已经很小的筹备处身上，但是布派则力图打击军
方领导和王志强，从而获得对革委会的控制。布米之争继续深化，武斗再度爆发。
５月２日和７日，固原地区爆发了布米两个下属组织的武力冲突。同时，银川米派
两千多人攻击了布派以刘青山为首的“八八交通兵团”，并发生了武斗。５月２３
日，刘又进攻米派作为报复〔４６〕。
军区领导决定利用米派彻底搞垮布派以恢复秩序。６月１日，在纪念聂元梓大
字报发表二周年的大会上，康健民指出在前两个月的反右倾运动中，存在着一股极
左风干扰着运动的大方向。第二天，在军区的操纵下，米派一个下属组织砸了布派
控制的工人代表大会的牌子。６月９日，米派的几个下属组织发表了“六九声明”
，指出布派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宁夏的第二套班子”。军队领导立刻表示支持，
并声称要用六九声明统一宁夏的两百万人民。面对进攻，布派于６月１３日发表声
明称，目前运动的任务仍是“反右”：“六九声明是分裂革命阵营，颠覆红色政权
”。但是，布派错估了形势。两年的文革使中国变得满目创伤，毛作为当权者的一
面使他深深地认识到了群众运动的可怕，他已经完全没有了两年前的豪气。在银川
武斗加剧的同时，全国各地在相似的背景下也再度出现混乱局面。７月间，毛不得
不转而支持军方。
军方在毛转向后对布派发动了强攻。８月，军方领导的工宣队进驻各单位，各
单位革委会里的布派领导被清洗。８月底，按照中央的指令，宁夏的四大派组织都
被解散。９月９日，军方将布派定性为反革命组织〔４７〕。此后在宁夏革委会第
二次扩大会议中，布派的领导都在遭到批斗后被打倒〔４８〕。一场反科层的克里
斯玛运动以保守的军事科层统治结束。韦伯就这样打败了毛。
注释：
〔１〕 如：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frederick c. Teiwes, leadership,
legitimacy and conflicting china: from a charismatic mao to the politics of
succession (new york: w. E. Sharpe, 1984); lowell dittmer, china's continous
revolution: the post-liberation epoch, 1949-1981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２〕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the interpretive
sociology, trans. Ephraim fischoff et al., Ed.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1111-48.
〔３〕 对这种克里斯玛形态的分析可参考Arthur schweitzer, the age of
charisma (chicago: nelson-hall, 1984).
〔４〕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２０
００）， 页１１８。
〔５〕，〔１１〕，〔１３〕，〔２２〕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编：《中共宁夏党史大
事记：１９２５．８－１９８８．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页
３５０；３５１－５２；３５５；３５９。
〔６〕 第４５号被采访人。
〔７〕，〔８〕，〔３１〕，〔３２〕，〔３３〕宁夏地方文献馆收集：《宁夏各
种小报汇编》（银川，１９６７）。
〔９〕，〔１０〕 第４０号被采访人。
〔１２〕 第２１号和第４２号被采访人。
〔１４〕 第４２号被采访人。
〔１５〕，〔１６〕，〔１７〕，〔１８〕 宁夏大学联合指挥部材料组编：《革
命造反有理：大字报选辑》，第一集，１９６７年４月，页５－７；４０－４８；
２０－３０；４８－５４。
〔１０〕 第４６号被采访人。
〔２０〕 银川工业薄弱，党政机关和文教系统的造反派因此在银川文革中始终起
着领导 作用。
〔２１〕 宁夏在１９６０年曾发动过如下两场地方性政治运动：“反地方民族主
义运动”于１９６０年上半年在区党委中进行，以刘格平为首的老区党委领导班子
被认为是“搞地方民族主义”被罢官或降职，由以杨静仁为首的新领导班子代替；
以消除地方民族主义的社会根源为名，１９６０年下半年宁夏党委在社会上进行了
一场大规模的“反坏人坏事运动”，大量群众遭到了迫害。这两场运动在干部和群
众中留下的伤痕是影响宁夏文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２３〕 大江东去：〈人间正道是沧桑〉，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７日，页７。收于
银川工业系统无产阶 级革命派指挥部编：《论宁夏一二七夺权：大字报汇编》，
第二集，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５日；第３０号和第３８号被采访人。
〔２４〕 银川市工业系统捍卫毛泽东思想联络部编：《发扬“一二七”革命造反
精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字报汇编》，第一集，１９６７年３月
，页１－４。
〔２５〕 他们同时反对造反派和保守派，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派。
〔２６〕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页１４７２。
〔２７〕 第３０号被采访人。
〔２８〕 过大江、红雨：〈不废江河万古流〉，１９６７年５月３０日，页５－
７。收于银川工业系 统无产阶级革命派指挥部编：《论宁夏一二七夺权：大字报
汇编》，第二集。
〔２９〕，〔３０〕，〔３５〕，〔３７〕，〔４０〕，〔４２〕 宁夏无产阶级
革命派总指挥部编：《宁夏回族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１９６
８年元月２７日，页１０３－１０８；１１６－２０；１０３－１０６；１０３－
１０８；９１－９３；９６。
〔３４〕 第２９号被采访人。
〔３６〕 中共银川市委党史研究室、银川市档案馆编：《中共银川党史大事记：
１９４９．９－１９９６．１２》（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页１１
２。
〔３８〕，〔３９〕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宁夏回族自治
区委员会党校、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编：《中共宁夏党史大事记征求意见稿》，
页２９；３０。
〔４１〕 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编：《宁夏回族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文件汇编》，页８５－８６；第１８号采访人。
〔４３〕 甘曾积极参与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所以甘与王虽都在总指挥部内，但
旧怨仍深。甘想让原区党委的一些干部进入革委会，王则大力反对。新军区领导鉴
于甘与旧党委的深厚关联而偏向于王。这条信息由第３０号被采访人提供。
〔４４〕 以下述主要是建立在宁夏革委会编辑的史料《宁夏文化大革命两个阶段
，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事件记载》（１９７４）和对当事人采访基础上的。
〔４５〕 《宁夏文化大革命两个阶段，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事件记载》，第一部
分〈从４０７号文件发表到区革委会成立〉。
〔４６〕 同上，第二部分〈从区革委会成立到“六九声明”发表〉。
〔４７〕 同上，第三部分〈从“六九声明”到二扩会召开〉。
〔４８〕 同上，第三部分〈从二扩会召开到党的九大〉。
□ 作者：武丽丽、赵鼎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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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9 02:01:05
发表于 2010-5-15 12:4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