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场地民间记忆计划：文化大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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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记忆计划——口述：“文化大革命”（1966-1976）之1】

口述人：李连春（男，1926年出生，云南省姚安县光禄镇小邑村人）
采访人：李有杰（男，1982年出生，纪录片导演）
采访时间：2011年4月20日
采访地点：李连春家中


采访笔记：
我那天没事，就到祠堂去，走到村口，看遇到连春大爹。连春大爹说“你这几天咋不来找我玩啊？”我说现在就去吧，我就跟着他去他家了。我发现连春大爹身体没以前硬朗了，走到他家，他出气有点喘。在他家堂屋坐下来，我又自然的去看镜框里的照片，他指着他当国民党兵时的照片说:“那天我照相，正要照，我的司令把他的帽子取下来让我戴上，说这样寄回家让我爹妈也喜欢喜欢。”说这话时我看他沉浸在回忆中。坐在他面前，感觉得到那个年代当兵人的那种“武”气。

口述正文

双十条

我五一年回来，六一、六二年还不是发动群众要站起来，穷苦农民要站起来，搞土地改革，减租退压。到66年又整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呢十条（方针），刘少奇呢十条，么双十条（方针）。两个闹矛盾，两个扯，后头么又搞文化大革命。从国家来说么，刘少奇这些俩口子，只是听着说，报纸上倒是有的。国家那个时候，也是操劳的，党中央。农民生活也艰苦，哪哈（那时）农药化肥又没有，还割茅草。农村集肥造肥，都要拿去压（肥）用，到这种程度呢。一亩才收4、5百斤，现在化肥收8、9百斤，翻了一个倍，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发展。

文化大革命十年
文化大革命么就是发动群众，我那时也是党员。我倒是当小个生产队长，说是当权派，发工资，领工资。你倒是农村老百姓，你到要领导，领导指挥这些，你就被叫（成）哪样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啊是十年呢，到是七六年才完毕呢。那些机关干部县委还不是天天批斗着，那些老社员队长还不是要去参加。天天开会，时时开会。去到县上么他斗他呢，我也不参加，实事求是，我么不会去瞎说，不能瞎说，说害人的话。

村里斗争
晚上斗争呐，就是在农协会保管室那里，李必顺现在住着那几格（间）那点（那里）。每晚上开会，每晚上都批斗呢，那个时候是只准文斗不准武斗。
就是那些烂鸡巴工作组，也就是有权。每晚叫我去，又说是刘少奇派来的，又说是谁谁派来（的）呢。说要敢讲敢闯敢干，听到呢梦见呢，做梦梦到的都要烂说瞎说。想到呢（的）都要说，敢讲敢干那种人就去做领导群众的事情。这个是那时的事实，这种是叫什么朝代呀？我说我就不相信这种人来瞎说、烂说，管你去说。到了晚上那些人念念说说（罪状）后，到去做活时见着他们，他们说：“老连春哥，我什么都没敢说着（坏话）。”这个人也说我不有说着哪样（的话），那个也说我不有说着哪样（的话），我（就）说你们说着也不怕。写我的大字报有一百多张，我也不怕。后面有一天么我爹出去么就看见了，就说我儿子么完了，我从田里回去么他就气不过去，么（就）吊脖子死了。

李应学买牛
这个去买牛的事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期了嘛，李应学买牛弄得一团糟，是说去买牛，队上说公余粮钱整来么去买一头牛来一起（凑一对）。队上只有一头牛单着，不够犁，我们有四架半（犁）么，说再去买一个来么。买个老母牛来么，架一架（凑一对）。李应学说他去，我说你去吧。他给（把）李毓井约着就去，把工钱拿着，我什么也不说，李必兰也和他两个一起。去了十天还不有回来，有人说给怕是他们两个拿着那些钱跑了，给怕是干别样去了。我也不搭白（话），我说去干哪样，别样我也晓不得，怕是偷跑去赶毡子去了。我说还没有调查研究，时间么我敢保证了，去了十多天了。买牛一天就可以去到前场，两三天么哪些村庄么一天跑几个村么，八、九天十天了。明天我就去，你派个人搭我去前场头转转去。大家说么狗丢失了都要找找，你应该派个人去找找，就派个人去找。（把）李发平派了去，一天就赶到他们在的那个村子去了。他们去到，板子上羊毛都还沾着，那些来赶毡子的人就晓得有人找他们了。到了（第）十三天十四天，他们才买了头老病牛，老了尿都撒不出来，毛都没得了，一步一跪，一步一跪地赶回来，打了爬下去就起不来。
李发敏就说我：“老连春，那个牛睡下去我望望没法起来了，他买回来我就得（看）见了。你咋个会买这种老病牛，毛都老掉完，你还买它？”我说：“李应学回来时说这个是个落皮牛，听起来哪里会有落皮牛，牛么就牛，皮么要（应该）有的嘛，毛都不有一根。”
后边大家后悔起来，喊他们送回去。过后么李必兰没有一起去，他就报告我，我说你去乡上反应去。乡上一去反应，说他们是偷跑出去赶毡子，板子上还有羊毛，给他们两个都整去批斗。去了这个一句，哪个一句。那时你搞文化革命，你是造反派，你造哪样，你倒反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一句那个一句就斗垮了。个个（都）说牛么不要，喊（叫）他赶回去。300块钱呐，那头牛么买成280。还差着一小点，钱呢挨（被）他们吃了。花了，不够，我喊他们送去，送了回来，人家就说回去，还不是爬不起来了，老牛了。那两天么不就是李发春和他送，（牛）还不是爬不起来，要等着好了，钱才拿得回来。后来那280块钱就不是没要回来，丢掉了。牛都赶去钱还不有还，就是被他坑了。李应学是最扯精（捣蛋）的一个。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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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记忆计划——口述：“文化大革命”（1966-1976）之2】


口述人：李发兵（1928年出生，云南省姚安县光禄镇小邑村人）

采访人：李有杰（男，1982年出生，纪录片导演）

采访时间：2011年4月11日

采访地点：李发兵家中


采访笔记：

虽说发兵爷爷不识字，却是我觉得村里老人中比较有公心的人。他说他常常多话，队上的村里的事，别人总对他说你老了，时代不同了。

听村里老人说有一次要把他调去别处当更大的领导，就考他背24节令，他没背出来，往上调工作的事也就影响了。这个事几乎成了村里人说到发兵爷爷时标志性的事件之一，而村里有时也会以这个事件来教育孩子。发兵爷爷在在文革中下台，别人写他的大字报，游村，去安宁钢铁厂当指导员，在安钢又被本村同去的李印伟围攻……

发兵爷爷个子高，在和我说这些时，我不自觉地想象着一个高个子在10年当中，在不同的地方被很多人中推来推去，低着头……有时发兵爷爷沉默着，就像还在当年的场景中。


口述正文：


文革是开始，干部整去游街

文化大革命么中央炮打司令部，村头下边这些就来发动大革命。听见呢，梦见呢，也要说，说了发动了么就是来批斗干部了么。

干部整去游街，整去县上镇上游街么。村上呢么游村，我也被整去游过了，开大会时候把你拿去批斗啊。批判么就是发动群众么，有些以前我们当干部时候批评过他呢么，现在转过来提意见了。听见呢梦见呢么都要说，有呢无呢都要说。哦！干部么又是多吃多占了，压制人民了。小邑村呢么，李有强当文革组长呢。


李寿松接我的班

我当这个支部书记，李德英、李发通那些也被批评，我当支部书记么主要是整我么。我过去啊，我回想。他们说是：李寿松么头脑只赶得到你一半，有些讲话讲得节子上。我么不有文化呢，要实干犁田採坝我也会，栽秧那些我都会。李寿松个人作风恶劣么，我么我就不敢这么整。


文革中整死的人

刚调来么当到书记么，李寿松在里面也搞着这一点,他么嘴巴会说，当伙食排长，提着小杆称斗。他入党时候还不是我介绍呢，最后么他来接我呢班。他么他是作风恶劣，文化大革命就是他来当造反派头头了嘛，他手上么是死了好几个呢。死了蒋现兰，死了个李必荣，跳水死呢，张兰吃药死呢。

李寿慈，他在麻里坡当独办（直辖）总司令，在州上当州长呢嘛，在楚雄收得100提米租呢，回来我们这点（这里）是势力大呢呀！说到李必慈人家就有点，他家不欺我们小邑村呢，人么这家么不管我们地方呢（的）事情。

还有李必荣当中队长么，还带着点兵回来。修了条山水沟，修到旧坝塘，还修了个小新坝。这个么划阶级么划为国民党大官呢，整成劳改犯回来么，喊他交枪，他又没有枪，交不出来么，他就想投路（自杀）了，投在他以前修的那个旧坝塘里头死了。死后头人家发现以后么还给他一些钱打烈士碑。文化革命还是有些干部呢，像梁志星这些都想投路（自杀）死。昆开有（在）屋头挨他吵两句就想投路（自杀）死了，脸皮子薄，爱面子。


修成西山水库

我整不上去，我不搞浮夸风，我搞建设，搞旧坝塘，李寿松就说我自私，他要搞西山水库，我么要搞旧坝塘，（如果）你不自私你搞西山水库，是他们队用，旧坝塘是挨着我们，我们用。他在文革当中么，他倒有权，我倒不有他的办法。造水库到造西山水库去了。这哈（这时）么有些人说我愚蠢，咋个不修旧坝塘，现在么旧坝塘，当领导呢人又不得力，所以造成不利影响造困难。本来我们条件是最好呢，办小队（的）时候思想不好呢，人不让参加我们这个队，在小社是先走了一步，我带领着，我倒是个老文盲。


苏文光么要来打我

我修水库回来么，搞文化大革命，苏文光么要来打我。他说我的罪状第一条蒙蔽伟大领神毛主席，给毛主席语录整了背着；第二条，小山头那条路我咋个有权力改从他们那边过。第三条还有供应粮食么为什么不供应他，要来打我么。包齐秀说你打着他你就背时（倒霉），么（就）不有打着，最后么，不有打。文化大革命当中他们想夺权了嘛。


去昆钢当指导员

后面么，昆钢已经搞武斗，搞了工人都跑完了，不有人敢在了。枪端起来打，刀子理起来杀，杀死好些人。昆钢就组织民兵营，李凤华就来了。来了他说叫我去当指导员，我兵不有当过，咋个当？么（就）说有点怕。他说要去呢，想想不有办法么还不是去，去昆钢么当指导员。张学顺么当连长，去了以后么难得搞呢，那个工作。


李印伟为首，围攻我，

以李印伟这个为首呢，就来围攻我，说我是文化大革命下台呢。喊他出工那些，他不去，杜年龙在那点（那里）搞宣传，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坚持着。领导就说你们带着来的人不准减少一个，不准增加一个，就说不准男女关系。不准减少一个呢，不准死一个人，晚上我还起来查房，工作很艰苦，只是有30块钱。那按政策去呢（的）人有34块。那个时候呢，李印伟就来围攻我，说我是文化大革命下台呢（的）人。


保护李印伟

最后么他就去打工人，李印伟打工人，打了么，工人就要收拾他。我就给他整去藏着。高东本、李家年就说是：李发兵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我们都管不下，就是要给他们好好揍他一顿。李家年是当教导员，高东本市当营长，最后么我就说老东，我说他是在我们村里的人，如果给他搞死了，回去他爹是个老瞎子，他妈老巴巴（可怜）呢，我更不得安宁。倒妨（反过来）我还保他，给他这里藏着，那里藏着。他家那些亲戚也批评他了。说（批评）李印伟说你瞎搞，李发兵这个人正直呢。


文革我派人拿木枷锁拷代连吉，现在他压我姑娘通知书

我从六九年去昆钢，七一年回来。回来说分我呢（的）工，我说我年纪大了，我文化不有得，后头我说给我姑娘（女儿）李秀珍顶（代替）我咯可以？他们说可以呢。回来么就来招工填表。样样都通过了，通过么我就奇怪，小菊仙通知了，我家李秀珍不有通知。我去找代连吉，他说我不（没）有管了。我问小菊仙，她说你家李秀珍的文化高给她通知在银行。最后么是代连吉整着我这点事情。他呢，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当四青工作组组长，造反派人给他拿木枷锁给他拷起，拉回来斗。就怀恨在心，想着怕是我整他，他（现在）就整我这点事情，压着么就一直不通知。一直不通知，后头么，就不有去成了。

后头我去找张国模，张国模说要追查一下责任呢！就是这种情况。最后么我也火了，待遇也低，一个月只有30块么，我也不想在了，去不成也就算球。我就回来了。


当林场支部书记

后头么公社又办林场又叫我去当支部书记，不去也不有（办）法。去林场最后么去了三年给林场已经建起来了。修开一条路，电也架通了，水库也修起了，水池也整好了，根据国家呢发展需要么，林场就拆了，拆了么就回来了，回来家头，过程么就是这个样子。我瞧，74年回来呢，就到现在了，回来么落实政策时候么，一个月有108元钱。也有 10多年了。


不能唯成分论， 重在看表现

（对）地主富农，我要正确对待，毛主席以前说过“成分都要讲，不唯成分论，重在看表现”，那么不是说地主富农你还看表现呢嘛，你表现好，我们叫地主富农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呢（的）工作，要正确呢（的）对待，也不打他也不骂他。我当这点（在这里）当干部呢，李发兰给地主富农整来打，跪在仙人掌上。那样搞我倒不有搞过。

比如现在呢，李寿慈家这个“小老少”，人家解放后就投奔共产党了。现在这人家在景东县当县委书记，他爹么就是枪毙了。我就比个例子了嘛，那么你成分高呢的人，中央那些人成分还是高呢么。我就这样想，所以我样样都可以呢。我不有文化，不有文化呢我当干部呢给我整去读书，那么我回忆到这些事情呢，党对我的培养不简单。政治上的培养，天天都想着为人民，现在我们肯多话，就是看不惯的问题呢要说上两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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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记忆计划——口述：“文化大革命”（1966-1976）之3】



口述人：舒德高（男，1938年出生，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双井镇双井村村民）

采访人：舒侨（男，1989年出生，天津美术学院数字媒体系大四学生）

采访时间：2011年10月13日

采访地点：双井村舒德高家中




采访笔记：

在采访期间我说到我爷爷的名字时，舒德高老人很是兴奋，他说跟我爷爷挺熟的，只要我在我爷爷面前说德高，我爷爷肯定知道，舒德高老人很是自信的说。其实舒德高老人也是我们一个祖宗下来的人，他的班辈是钧字辈，是舒家的第24代人，我是锡字辈的，是舒家的第29代人。五代的差距，我理应叫他太太（比爷爷辈分大的都叫太太），一个“远古”掉队下来的人。



口述正文



顽固点的要斗

搞斗争还好。我没违法乱纪，没经历过受委屈的事，被捆被什么。我那个时候在队里也还好，队长也没把我们怎么样。有些顽固点的被斗啊得跪啊，你要的呢，他要给你斗啊，那是要斗。你不犟，恭恭敬敬，像牛样的恭恭敬敬行（走），他不用条竹打你，那要讲道理的。法律和道理还是蛮厉害的呢。饿饭是饿饭的事呢，那不乱来的，国家也不乱来的，干部也不乱来。在屋里成分不好的或者做什么的，你不那个（倔）就不乱来。这些事你说不尽的，（被斗的）自己也有点缺点加上国家也管得严了点。



文化革命，莫名的枪声

文化革命，我们到那山上做事，搞了几个枪打到上面来了，我都吓死了，妈个逼的，我到友海那做事，那对门汽车路上又是什么当权派又是什么，我们明都明不到（不明白），搞了枪打起来了。造反呢。那个时候我有二十多岁了呢，我们和你公公一起做事在那偏角排上燕角排那里。那造反派喽，那是怎么搞的，又造反起来了我搞不清楚。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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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记忆计划——口述：“文化大革命”（1966-1976）之4】


口述人：钱蕙兰（女，1930年出生，云南省姚安县光禄镇小邑村人）

采访人：李有杰（男，1982年出生，纪录片导演）

采访时间：2011年4月17日

采访地点：钱蕙兰家中


采访笔记：

我的回村路一开始，我就遇到钱奶奶。第一次是我吃完下午饭以后出去村子转，刚一出大门，就看看到钱奶奶跳着两桶猪食桶，手里也还拿着一罗锅米汤，我就上去打招呼了，钱奶奶认识我，她往她家走，我随意的拍着，她问我是不是测量路，我没有具体说，钱奶奶则一路和我说着话，记得她说刚分家，老伴拢大儿子，她拢小儿子，小儿子在砖厂很辛苦，有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媳妇懒，什么都等着儿子做。


口述正文


斗地主么就是喊站出来自己说，还要打

66年文化大革命，那时是说文化大革命么，那时有武装的嘛，参加五队那个样，那些么到整过了。开会么去呢嘛，这些场院斗呀，开会斗呀。斗地主就是你做了些什么事，你整了哪样事，就不是喊他自己站出来说。


好几家地主都斗着了

斗了低下那家那个死了，这些老呢，老地主死了。小中安家，小中安家爹都斗过了。喊他跪着，喊他说这样哪样的说，认不得呢就有些肯打呢，一巴头一巴头呢打，斗地主斗地主那个斗啊。那个李寿慈家太太那时是死了还是活着也晓不得。她是在哪里呀，几十年么都晓不得了。她家房子现在就是理发问家住着嘛。过几层人了，我记性也丑，记也记不得了。

背石头一百几十斤一个

啊莫，茅草哪里不割过了呀。背那些大石头盖那些，一百几十斤一个一百几十斤一个的，你还不是要背着走，有什么办法。背茅草，家家都割过茅草。盖那些学校还不是我们要去背那些石头。这么老高，这么老粗，背起来么，拿个老口袋背着，就这么背着下来了。


八九十斤石头都才有两三分

你背得少点咋个整，要背来称斤呢呀。背来队上么拿大称称呢。你要称，称到了才有工分，称不到你去哪里能拿到工分。那时么工分少，你背得一百斤，就希望能多背一些，八九十斤都才有两三分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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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记忆计划——口述“文化大革命”（1966-1976）之5】


口述人：罗运碧（女，1949年出生，湖南省溆浦县双井镇双井村五组村民）

采访人：舒侨（男，1989年出生，天津美术学院数字媒体系大四学生）

采访时间：2011年10月15日

采访地点：双井村，罗运碧家中



采访笔记：

这次10月份回来，一天我来到院子，在靠着院子的边缘的打米场（磨米场）这里给院子拍一个全景，慢慢的摇镜头，罗运碧老人从院子里走来，然后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把院子的景色给拍下来，几句交流以后，我说过几天来拍她，她说记不到讲不出来，讲起来怕人家笑话，我说院子里的人我都拍了一半了，没事，你肯定说的出来。之前跟她说过这事，她都答应了，但是我准备说要开始怕她的时候，她确改口说记不到讲不出来，如果就一直说讲不出来的话我可能就放弃了，但在她的口里总是还加上一句：“讲不好会被人笑话的”，正因为这句话，让我相信她肯定记得住以前的事。

抱着这个信念，我第二天来到她家，这时她正在捆柴火，眼前是一些小的杂乱无章的小树枝等柴火，旁边是整整齐齐捆好的柴火。她旁边坐着一个人在跟她聊天，我说我过来拍了。她看着我笑，嘴里还是那些话：“我记不到将不出来，讲得不好怕别人笑啊。”我明显的感觉这不是讲不出来的人说的话，而是心里担心什么。于是我一边走过去蹲下来帮着她捆柴火，一边慢慢的跟她“搞拉锯”。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的时间终于把她说服，然后开始了下一步的……


口述正文


到处去绣毛主席像

文化革命那个时候我都还在娘家，都还是十七八岁。文化革命反正我是还没到花桥来，还在娘家，那个时候我还在屋里当妇女队队长，到处开会，哪里开会都去。绣毛主席像也要我们去，拿丝绣那毛主席的头像啊，都是拿丝绣的。

我们绣的好，到处去绣，到水汪垅大队，那个灯塔，都是我们去绣呢。那个时候我们在屋里反正有一群伴，四五个女孩，大家到处去绣毛主席像。把毛主席像绣起放到那礼堂贴着，放到请示那屋里贴着。大家到那里早请示晚汇报。


要早请示晚汇报

文化革命那个歌不很多现在记不到了呢，文化革命那个时候社员出工，那我那个时候还是在娘屋夏家垅，在队里煮饭那食堂。要早请示晚汇报，一日早上要去一到，贴了毛主席像，要到食堂礼堂去讲，大家请示，全部的人拿着毛主席语录，大家同着唱，清早去做事前要拿着语录本这样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顾大家才去做事。

晚上回来，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今天做了什么事，一日在山上做什么，要回来讲下，然后大家回去了。那时候要先鞠躬，有个舒煜新，毛主席呀毛主席，我是你的好战士舒煜新，他说他今天做了什么什么。


当官的就是当权派

那个时候是打当权派，反正生产队队长是当权派，大队干部全是当权派。你犯法没犯法，反正你是当官的，就要把你打当权派。有些父亲是当权派，儿搞红卫兵，带起红袖子造父亲的反，要斗父亲的争。你是当权派，要你老实承认，看你做错什么事，贪污吗，你做过什么坏事吗，都要你自己承认。


到处去做事

文化革命我还在屋里(夏家垅)呢，那个时候在屋里修汽车路都去了，哪里做事都去了，包橘子，明明事都做。修金家洞修什么的我都去了，十多岁到处修水库，就修深子湖时我到这里来了，有小孩没人带，没去。

刚来这边，只有队里出工做事，后面口粮都要调，一年给几百斤呢，那口粮要调呢，调起回去自己分，食堂下放了大家都是分粮食到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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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记忆计划——口述：“文化大革命”（1966-1976）之6】


口述人：谢历德（男，1946年出生，湖南省溆浦县双井镇双井村五组村民）

采访人：舒侨（男，1989年出生，天津美术学院数字媒体系大四学生）

采访时间：2011年10月17日

采访地点：双井村，谢历德家中


采访笔记：

再次来到谢历德老人家时，看见罗运碧老人在厨房，然后得知谢历德老人在屋后的园子里挖土。看到我来了以后，挖完余下的土便坐在了我的摄像机前，在采访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在期待他昨天对我说的那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但一直等他说，终于在采访进行到中段时，谢历德老人说到“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说的是文革时期他在烟台当兵的时候，烟台发生的夺权事件，说了一点，然后又“扭头”说其他事去了，说的很好，我没有打断他，等他说完，我又重新提到那事，让他继续说，最后他补充的不多。


口述正文


那时候天天是阶级斗争

到了六四年就受教（四清）了，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六四年以后我就应征入伍，当兵去了，在外面搞了四十多年，经过文化大革命，后期回来的。文化大革命反正是运动一个接一个，文化大革命后期就是拨乱反正啦，一直到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没有什么运动了，（邓）小平出来工作以后，运动少一些，搞经济建设去了。

这个六几年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热闹，好看，也好玩。为什么呢？那个毛泽东确实是厉害，他既然发起了那场革命，也能收起那场革命，那现在的领导做不到了。那是六八年，七、八、九月，他南巡一趟，出来走三个月。回到北京以后，要全国山河一片红，一下子就成立革命委员会。现在的领导搞经济建设喽，因为时代不一样，具体（情况）不一样。那时候天天是阶级斗争，就像我们开会，一个星期五天会。怎么有五天会呢，有个党组织生活会，一般老百姓就开四次会，我们要开五天会一个星期，那搞的蛮紧张的。


烟台地区夺权

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也蛮热闹的，那时候我们在山东烟台，烟台是个比较好的、比较平稳的地方，也是一个老解放区，那老百姓思想觉悟相当高。我记得那是1967年4月12号（确切的是1月25号）烟台地区夺权，那（时）全国到处夺权呢，那是夺权高峰。那正好我是在医院住院，在我们部队医院住院，在市里面。那一天我们机场的飞机啊，上天空发传单，盘环在烟台市里的房子里面（上空），遍地撒传单。

早上人山人海，大家集中到人民广场去开会，开会以后大概是九点钟以后就宣布，一举夺了旧市委，旧地委，那时候叫地委啦，不叫市委。“地委的大权，是我们红卫兵的。”“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毛泽东思想万万岁。”那一片口号，当时的场面那是可以的（很壮观），六十年代嘛，游行，在人民街，那时只有这一条街。


做任何事都要夹着尾巴，慎重

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搞串联啊，夺权啦，后来搞大联合啊，一直到九大召开，那确实是……九大召开是1969年4月5号至10几号（确切的是4月1号-25号）召开的。那气氛紧张，主要是你讲话不能乱讲。不是现在，现在你要骂中央领导你怎么样，你发一下牢骚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没有凭证，除非你把我录上音了。到现在比较言论自由一些，那过去你讲话做任何事你都要夹着尾巴，慎重。不慎重就要被人抓到尾巴，抓到尾巴就要整你一顿，整你一顿就吃亏，是这样的。我们在部队那几年也很慎重，你一讲话讲错了，那你就是反对毛主席。


被误批的战友周国福

在部队那时，我们是海军航空兵警卫连，有时候要执勤，执勤都背枪的。一个刺刀把毛主席像刺坏了，也就是讲打比方说是小舒你弄坏的，也没有证据，硬是把你打死了。

我曾记得我的一个战友四川的，叫周国福。这个战士也就是讲，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哪一个上班不注意把毛主席像捅坏了，正好他有毛病就栽到他脑壳上了。那时候对毛主席就是无限热爱，就是永远忠于毛主席，哪个把毛主席像搞坏了那还得了，所以把那个战士作为现行反革命派。做这个论罪，批啊，斗啊，妈个逼他（被）打得要命。最后把他开除军籍，送回祖籍四川。我一生中那批判会始终就像昨天看到的一样，就在浮现在眼前。后来听说把那个战士平反了，应该平反了。


回到湖南也一样

文化大革命你说热闹不热闹呢，我1967年以后从部队回来也是（一）样的。到湖南以后，到溆浦住在旅社里，那觉得没有安全感，他们（红卫兵）在旅社备起红袖，备起枪，枪乱使的，怕枪走火打人。


红卫兵走到哪里吃到哪里

我走南闯北，这么大坨介绍信我老婆都帮（给）我全丢了。那时候出门又不要带钱的，签我的名字就行了，那些条子，单子都丢了，没有保存。

那个时候的话确实是非常时期，红卫兵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又不要给钱，他们坐车也不要钱。那车不像现在的车，118个位置就坐118个人。它118个（座位）要坐236个人，236个人都还不止，行李架上，哪里都是人，满满的。


以工代干，为了多吃上三斤粮食

像我的人生当中跟你聊天，零几年的中央春联（春节晚会），“写”了个故事，那个题材是三斤粮票的故事，就像写的我的题材一样，我也为了三斤粮票（后来）在我的档案上看不到（我）是干部呢。

那时候当工人每个月比干部多三斤粮票，多三斤粮食，所以我一直不愿意当干部，愿意当工人，最后在我的档案上看不到（我）是干部。一直是以工代干，就为了那三斤粮票，多吃三斤粮。呵呵，后来也没有事啊，又不是在地方……在工厂退休（待遇）都是一样的，如果在地方退休那就麻烦。


文革后，国家变化大，村子变化也大

十一届三中全会来讲，（邓）小平同志做的工作，小平主要是搞经济建设，他对老毛三七开，我们对他四六开也差不多了。那成绩还是注意的喽，这个国家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经济搞活了，市场繁荣，都成起一畔生机勃勃的样子。老百姓从南到北，从我们大湘西门户怀化到天津去一路的变化，变化确实大。我八五年以后就不太出去了，我原来经常北京、上海经常去。

国家变化也大了，我们五、六、七（队）变化也大了，当时五队是一个组啦，六队、七队那个时候一个大队，没分队，（我们这里）是这么两个队啦。像原来八斗湾（五队），你太太（曾祖辈）这里是一栋屋，我婆婆那里一栋屋，在你太太屋后面培友那老屋，就只跟你太太屋隔一堵墙，再一个（是）采强屋，外面就是百易屋；后面是清元屋。只有十多栋屋，容纳那么多点人，现在你看好多人了，变化大，总得来说变化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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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记忆计划——口述：“文化大革命”（1966-1976）之7】


口述人：马光学（男，1937年出生，湖北省随州市殷店镇钓鱼台村村民）

采访人：章梦奇（女，1987年出生，草场地工作站驻站）

采访时间：2012年1月14日、2012年3月7日

采访地点：钓鱼台村，马光学家中


采访笔记：

马光学老人在讲述时总是会停顿、思索、讲几句、再停顿、继续思索。当讲到四清运动时他两眼放光，记忆如泉水涓涓。特别讲到自己当记工员时期时，脸上挂着自豪感。他不断重复记工员是干什么的，怎么计分，如何算分，就好像他现在还在做这个工作一样。

马老人虽然按捺不住心中激动，但他还是很谨慎地用词，生怕说出了什么敏感词。尽管他可能并不清楚现在的敏感同以前的敏感已经大不相同。在我问到“批斗会”时，他小声重复了一遍，问到“你说的是批斗会？”，我点头。他停顿，想了一下，像是心里做了个决定，再继续。


口述正文


记分员


那我原来在屋里当记分员，搞到蚕场里去搞了几年，蚕场搞了几年回来又叫我当记分员，一直搞到四清运动。

记工员就是记全生产队做活儿的。说你今着（今天）早晨做么事、上午做么事、下午做么事。你看你们女的，全劳力呢，这个……一天8分。男的一天就10分。早晨2分，上午4分，下午4分。

当时这个做日工呢，就说你跟人家一路去。今着，你早晨再加上午、下午就8分。好比你丢了半天没做，或者早晨1分，上午3分半，下午3分半。好比比人家去的慢些，给你扣一分，或者扣半分，你掉下7分一天。人家搞8分，你只7分。要是加个班是2分。

记分员搞一个月一总（结算），这个不是有个31号嘛？这31天，你做了几个天数，你做了几个工分，到月底了给你总好了，拉到生产社去开个社员会。张三、李四，你的几多分。好比你走人家，走的哪里人家，全记到这都追（得）好好的，或者赶集到哪去了，或者耽误一天，耽误半天，跟你追得一清二楚。一说你哪天不来做活，人家都有印象，我搞这搞了十几年。

我也是要干活，（记分）这是附带的弄。像一个劳力补助一分，你在那儿30多个劳力，一个月补你……补你30多分。


文革之前有“四清运动”


文革之前搞了“四清运动”，就是搞那些“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就是你当干部，你做的那些事都搞得不清楚。就说这个不管是经济高头（经济上）的啊，这个贪污啊，这些乱七八糟的啊，说你的手续理不清。好比说不是正当当官，你是偏向了，包庇一个，或者裁一个，误会一个，这都属于“四不清”。你事搞的不清楚。就叫“四清运动”。反正当干部的都属于“四不清”。

“四清运动”是这样，好队长他下不了台噻。好队长社员还供应他噻，这个办事公平还供应他噻，那干的不好的就垮台噻。不管那（是）大队干部，加（还是）生产队的干部。生产队的干部5个噻，有正队长有副队长，有个会计，有个妇女队长，有个民兵排长，5个。民兵排长是这个黑了放哨的，照夜啊，这个外头一般的哪儿搞么事，这个说争嘴啊打架啊，这个属于民兵排长管。

你搞得好，“四清运动”后还扶植，意见大了就跨帽，到以后再重选，大队里都是一样。


批斗会


到文化大革命了那就……文化大革命那几年也不是乱得很！有的还不是，这个干部胡作非为，这啊那，那啊这。批斗会，就说原来当干部的统统都给他搞起来。开会时候，贫下中农提跩着（一边蹲着），叫社员好说（提建议）。那有的（社员）在那就不敢说噻，有的就说，有的一点点能力的想当个干部。我没说，我又不想当干部，又没得那个本事，我总是不做声，算了。那时候我也不敢出头。

那原来当书记的，当主任的，搞得不公平的，做的坏事，还不是拉去斗啊。大队开会，在大队斗嘛。在江家湾很开了几回。就在中心地点嘛，那是一个大队的中心场嘛。

哪个当干部嘛总不是有的说话过火了，有的做事过火了，有的是维护这个，包庇那个，这样就有治嘛。当官，你搞不了蛮清楚噻。有的踩住他，有的维护他。好比两家不和，闹到那去找他担（分担）忧，找他担忧呢，你总有一家有错噻，你断正他，他不服，开会时他就提意见嘛。他说“那时候我的事小些，你把我的说增大了，么事么事……说你包庇啥个。

有时一个生产队坐在一起，他大队有个讲桌噻，（被）斗的人呢就挎（提）到讲桌那站到。搞斗争的，提意见的人呢就在边站到，站在他旁边，问他是不是那么回事。那你提他意见，是的他也承认，不是他也承认。有时有的还不是不承认。不承认就说狡辩。那时候四清运动有点压制性噻。

我那记工员都属于社员嘛，没人斗。干部就是这，大队的主任、书记、副主任、会计、连长、妇联主任，这是大队的干部。生产队上正副队长，民兵排长，这个会计。生产队5个，大队7个。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