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林伟然--z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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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伟然可以说是在同一个村子里长大的。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1968年，之后各奔东西，在他后来的上山下乡、回城、招工、考大学和留洋的日子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也不曾有过任何一点他的音讯。一直到2008年广雅120周年校庆初三甲班聚会的时候我才知道伟然已于1997年病逝于异国。小蓓送给我一本伟然的博士论文（中文译本）名为《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阶级斗争理论和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都是我们这代人经历过的，但我这个没有太多思想的人要读懂一位思想者的论文可说是勉为其难，读着读着我就会想，伟然的这些思想是从哪来的？我试图在我的记忆里寻找与伟然有关联的往事，试图在他的论文里寻找那些往事的印记。
　　我们的村子坐落于珠江南岸，一排一排像营房一样的民舍就建在一个个稍事平整过的黄土岗上，那土黄里带红，还夹杂着非常细腻，柔软的白色粘土。儿时的我们总喜欢收集这些白粘土，然后将它们捏成各式各样的小玩意。伟然家那用细竹子围起来的后院紧靠着进村的铺了石子的大道，光着脚在上面走，钻心的痛。那个时候时兴赤脚。偶尔有汽车或马车经过扬起灰尘，后院里的植物总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土。我有时经过，隔着竹围栏与伟然说会儿话，他兴致勃勃地给我说他家种的和喂养的东西，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一片小小的天地里喂养的鸡、鸭、还有兔子、葵鼠什么的给村民们带来许多乐趣。
　　村子很大，很新，看得出来这一排排平房刚建好不久。那形状特别的瓦说是劳改场的人做的。村里的家庭主要来自电讯、邮局、航运，还有美院。村里的学龄儿童很多，除了一所公立小学外，还办了一所民办小学。其实我是上了广雅之后才认识伟然的。在村里他上的是公校，我上的是民校。两所学校靠得很近，我们放学经过公校的时候，公校的学生会一边唱着“民办老师无教育，教埋的学生偷腊肉。”一边用石头袭击我们。那么点年纪就学会了歧视。不过我想在当时的混战中谁也没少动手，我相信伟然也在其中。
　　我们的“民办老师”班主任当时为我们还真没少花心血，为了我们考上好学校她两口子一起在家里给我们补习。后来文革的时候她被整得家破人亡，说她过去是三青团。不管什么团，或为热血青年，或为生活驱使。有一件事困惑了我许久，为什么伟然能上公立学校，而我和我的伙伴们只能上被歧视的民校？当时负责报学校的人说因为我们二年级才来到村里，公校已满额。可是同在民校的泱从一年级开始就已经是村里的居民了。假如是公平竞争，写着一手娟秀的钢笔字的泱不可能上不了公校。前不久给泱打了个电话终于搞明白了，当时是按出生日期排列，年长的先被公校录取。泱当时被分到民校，一年级的临时课室就设在地主塘后面的“鹅寮”，从二年级开始才有了新建的课室。看来伟然可能比我们年长几个月吧。
　　不管是公校还是民校，孩子们的生活在村子里充满了乐趣。在池塘边和水田里捉青蛙，钓鱼，钓虾。捕麻雀，弹玻珠，拍公仔纸，放风筝，骑牛。还有弹弓叉，火药枪什么的。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有一棵大榕树，每天放学的时候孩子们最喜欢到那个榕树头玩耍。挑担卖咸酸的总在那里候着，一、两分钱的三捻干、酸黄瓜就能吸引住这些嘴馋的孩子。我最感兴趣的是补镬，在我心目中补镬佬是天底下第一能工巧匠。看他把风箱拉得 “扑哧”，“扑哧”响，炉子里的焦炭喷出炽白色的火舌，旧铁镬敲成的碎片在茶煲柄做的钳锅里慢慢熔化，提取铁水的小勺也是用粘土和铁丝现做现烧的。最后的一道工序就是用毡布盛着铁水，在铁镬的破损处来个“上下夹击”将破损补好。村口也是一个好去处，摆地摊变戏法的，卖跌打药的，代写书信的，还有打马掌的，好像还有算卦的。后来这些靠穿街过巷和摆摊谋生的慢慢不见了，大概都回乡耕田或进工厂了吧，不过那阶级烙印可是抹不掉的，那个时候时兴讲阶级，讲出身。不同阶级之间你争我斗，惨了这些学龄儿童，从小小年纪开始就带着这阶级斗争的心理阴影慢慢长大。细想一下，后来出了那么多红卫兵也就不奇怪了，这应该也是伟然研究的东西。后来经济困难了，有人在村口摆卖点番薯，鸡蛋什么的。那个时候的孩子饿得慌，有一天，班里的一个男生眉飞色舞地告诉我们说家里刚收到亲戚从香港寄来的一罐花生油，趁父母不注意他把盖子拧开咕咚咕咚就喝下去几大口，那个香啊！馋死我们这些听故事的。
　　上了广雅之后，我们只有星期六才回到村里来。公共汽车在村口有个站，有时也碰巧与伟然同乘一辆车，下车后他先到家，我还得走一小段路。五、六十年后的今天，村子早已不复存在，那些黄土岗早已被推平，上面的房子说不定早已建了又拆，拆了又建好几遍了。但翻开地图居然还能找到一个叫“五凤”的地名，当年这一片属“五凤公社”。在广雅的三年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几年，我对实验室里的各种仪器特别感兴趣，课本里的东西没记住多少，印象最深的是贪玩。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伟然在班上并不出众，既不是“三划鸡”、“二划鸡”，也不是科代表，不过有时也会为了一些问题与人争得面红耳赤。在足球场上总能看见他玩得很开心。记不清楚他是不是共青团，那个时候共青团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是非常向往的东西。
　　后来文革开始了，不上课了，就像一部分同学一样，伟然也在学校里进进出出。很多的时候他是在读书，也与人辩论。那个时候读书和辩论是很时髦的事，当然，下棋和“练大只”也是每天的功课。我想伟然对阶级斗争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兴趣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我对那些书不感兴趣，糊里糊涂的就把那段时间给打发了。不过一次与伟然的郊游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8年，伟然邀我一同到郊区农村去。伟然知道我手巧，也知道我有一枚红卫兵印章，那个时候就认这么一块木头，这大概是我被邀请的主要原因吧。我们背着蚊帐，草席，毛巾，牙刷，一路走去。对于他来讲，这是“农村调查”，大概是效仿当年的毛润之。对于我来说，反正是糊里糊涂的打发时间，出外换换环境也不错。走着走着，伟然会提出一些问题与我讨论，当然他也不指望我有什么反馈，总不能光走路，不说话吧。说实在的，那农村的景色还真不错。我们在大队部里把桌子拼起来睡觉，从水井里吊水冲凉，在合作社里买吃的。…… 最后我们决定折返广州，而回程是在长途汽车里度过的。…… 几个月之后，我们被运送到农村，这就是文革历史中著名的老三届“上山下乡”运动。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伟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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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我把伟然的论文转送给了我的兄弟——一位文革研究专家，希望把伟然的这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介绍给更多的人。匆忙之下竟忘了拷贝一张伟然在书中的照片，照片中伟然手捧红宝书站在天安门前。找来微缩胶卷版本，我感慨，这四百多页的“鸡肠字”凝聚了伟然多少心血。在《谢辞》里有这样的文字：“本论文献给我所属于的文革造反派的一代人。我曾经与他们分享的经验、激情和理想是我这项研究的取之不尽的来源。我真的相信，理想是比现实更真实。”；“……在中国，我应该感谢很多我的老同学和朋友，尤其是杨倩辉、何碧芬、叶芳兰和傅毓灵……”。我感到伟然也在谢我，也谢我那块木头。我会对他说，不用谢，没有我你照样能做那毛润之式的“农村调查”。其实，较之对他的文革研究我更感兴趣的是与他相处的往事和在村子里的愉快童年。假如今天伟然还在，我会对他说，不如把这篇论文献给所有的人，造反派、保守派，还有那些在这场血腥的革命中死去的和幸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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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然的论文发表于1996年，距今也有十几年了。我们今天有更多的资讯和更广阔的视野，更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伟然的论文仍不失为一部重要的文革研究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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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fy05

有关林伟然的文字，见：

http://difangwenge.org/read.php? ... =%C1%D6%CE%B0%C8%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