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永敏：【民主墙人物特写】奇人汤戈旦的辉煌晚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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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墙人物长篇特写】
  
   耄耋前驱
  
   ——奇人汤戈旦的辉煌晚年
   秦永敏 著
  
   汤戈旦简介。1911年出生，1925年参加革命，1929年参加中共，1930年任红军攻打武汉的前敌总指挥。1968年—1975年提出了系统的向市场经济转型理论，1978年给邓小平上书。1979年给民刊投稿并拜访徐文立、孙维邦，1981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入狱判刑四年。1986年参加全国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1991年八十高龄仍对前苏联东欧大变革作出一系列科学的分析、英明的预见和卓越的评论。1993年元月8日逝世时仍在研究国际政治。
  
   目录
  
   1、天津警方建奇功
   2、“是顽砾，还是真金？”
   3、新思潮中的老学者
   4、还从烈火识真金
   5、哭笑不得的知音
   6、锻炼周纳有传人
   7、神州何须有青天
   8、公道自在人心
   9、浩气文章千古事
   10、老去英雄斗室立
   11、留取丹心照汗青
    
  
  
   （内容提要：1981年春，天津警方出动好几台车好几十荷枪实弹的公安，只为抓捕一个70余岁老反革命——1929年就是中共中层领导人的汤戈旦，原因则是他在民主墙人士主办的民办刊物上发了几篇关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一、天津警方建奇功
   ——抓了个货真价实的反革命
  
   1981年4月10日傍晚，天津市公安局前面闹市区熙熙攘攘的人流，突然被响着刺耳的警笛声的一列车队冲开，过往行人莫不被那森严可怕的景象惊讶得驻足观望。
   只见那车队由两辆摩托车开道，紧接着，是两辆坐着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的中吉普；中吉普的后面，则是象征着权力、地位和舒适的小轿车；再后面，是专门押送囚犯的大吉普。此刻，大吉普上几个怀抱自动步枪的武装民警，一杆杆步枪枪刺上的森冷寒光不时从车后门的铁栏杆上闪射出来，使胆小的行人不能不感到脊梁发冷，毛骨悚然；开在最后面的一辆小吉普，则仿佛是要给这一列象征着专政机器和镇压工具的车队打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尖利的警笛刺破黄昏的天空，风驰电掣的警车撕裂着高峰期的人群和车流，俄倾，便来到河西区无锡道大楼28栋，身手敏捷的警察鱼贯跳将出来，转瞬间便将这栋楼房包围封锁完毕。与此同时，一辆中吉普和最后那辆小吉普作为分遣队驶往无锡道20栋，去完成同样性质的使命。
   一时间，惶恐的街坊邻里被这种森严可怖的情景吓得目瞪口呆，街头过往行人则被这种只有电影里才能经看到的戏剧性场面强烈吸引住了。就在警察忙着围大楼布置警戒线，提着手枪冲上楼，便衣人员则从车上搬出些神秘的专门器械的同时，成百上千的围观者也从四面八方涌来打探稀奇一饱眼福了。
   28栋306号房里，一位六十来岁的慈祥老妇正在家徒四壁的屋里忙碌，准备张罗全家三代人的简陋晚餐。他的丈夫，一位年愈古稀的老翁，则正端坐在小竹椅上。他睿智的目光虽盯着自得其乐玩耍着的小孙儿，脑袋里，却正在沉思“如何将中国今天的改革导向全面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课题——当然，历史的看这只是人类社会不可逾越的过程。
   沉思，已是这位老人多年来的习惯。固然，中国几十年来无数的政治运动使有独立见解的人动则得咎，因而只有沉默，才是中国知识分子护身的法宝。但这种经验世故，与他却风马牛不相及。他的沉默，是为了深刻地思考，而一旦思考成熟，哪怕一开口达摩克利斯的利剑便会落在脖颈上，哪怕说出一个字就会被烧死在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场，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一吐为快！
   就在这时，一直未引起他注意的警笛声刚停片刻，便有杂沓而急促的脚步声从楼道上传来。老人刚被那越来越肆无忌惮的喧闹声从理性的王国唤回人世的现实，大门便被“嘭”地踢开，几乎是与此同时，十几个警察便蜂拥着撞进屋来。
   “不许动，统统不许动！”
   为首的一个矮胖警察对着屋里的老少三人厉声吼道。其实，他这如临大敌的一套纯属多余。因为正过着极普通的日常生活的这一家人，本来就都行动不太方便，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场面，更都早已呆若木鸡了。
   几个提枪的警察还做着随时准备“战斗”的姿态，一下子闯到厨房准备搏斗，一下子踢开厕所门举枪欲开。倒是那矮胖警察，似乎已司空见惯了各种场面，很快便用眼色阻止了他们，然后厉声盘问仍端坐在小竹椅上，正以愤怒而渺视的目光盯着自己的老人问：
   “你就是汤戈旦吧？”
   老人这才徐徐地站了起来，威严地正视着他反问道：
   “是，怎么？”
   那矮胖警察的目光与汤戈旦老人一相遇，便立刻象斗败了的公鸡一样沮丧地移开，因为他受不了老人目光表现出的巨大人格力量。
   “你被捕了，签字吧。”在那矮胖警察的示意下，一个瘦高个青年警察拿出逮捕证，走到汤戈旦老人面前，声色俱厉地说。
   “为什么逮捕我，我犯了什么法了？”汤戈旦神情坦然地看着他，不屑地问道。
   “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那瘦高个见老人的眼神对自己表现得如此轻蔑，气得咬牙切齿地对他咆哮起来。
   “你嚷什么？有理不在嗓门大。”老人看了看那张拘捕证，慢条斯理地驳斥道，“我不签又怎么样呢？对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子，动这么大的干戈有什么意思？如果要把我抓走，随便来两个人不就得了。”
   那矮胖警察见状，不愿把事情弄太僵，便好言相劝道：“你这么大年纪，也知道我们只是奉命行事，先签了字再说，好吧？我们没必要给你为难，上面叫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有话回头再说，怎么样？”
   汤戈旦生来就是只服理不服硬的人，见他的话无可挑剔，便转身拿起笔来签了字。
   那瘦高个刚等他签完字，便恶狠狠地把手铐“拍”地给他戴上，二话不说，就把他往门外推去。
   一直被吓懵了的小孙儿见此情景，嚎啕大哭着跑上去抱住了老人：“爷爷，爷爷，你不能跟他们去，他们会打您的！”
   见到这种比死别更凄凉的生离情景，老夫人忙上去拉开了孙儿：“别怕，好孩子，他们不会把爷爷怎么样的。”
   “冬冬，好孩子，没什么事。”汤戈旦老人一生中多次经历被捕，所以他丝毫不把这当回事，但这次让小孙儿遇到这种场面，真使他为小孙子伤心透了，“不就是为写文章的事情？现在连几十年的冤案都翻过来了，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
   “少罗嗦，快走！”瘦高个警察年少气盛，对这种场面还觉得不够开心，也许是要学习雷锋“对敌人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吧，他又凶神恶煞地对汤戈旦咆哮道。
   楼下大门外，围观的人群一直翘首以待，急切地想知道到底是抓什么人，要如此戒备森严。突然间，见楼上有好多人杂沓地走下来，那成百成千双眼睛比戏院里等待相声大师马三立出台更贪婪地瞪着门栋口。
   一见众警察威风凛凛地押着个果然象马三立一样老态龙钟的白发翁出来，想不到如此兴师动众的大队警车、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规模庞大的道路封锁，统统只是为了抓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
   “请问一下，你们为什么要抓这位老人？”一位认识被捕者的年青街坊，忍不住好奇地大声询问道。
   “少管闲事！”瘦高个警察立刻对年轻人斥咤道，与此同时，或许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威风，他使劲推了戴着手铐的汤戈旦老人一把。
   “再怎么着，你们也不能虐待老人啊！”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也是这栋楼房的居民，闯过警戒线拦住警察和被捕者的去路，仗义直言地论理道，“他比你爸爸年纪还大，你总得讲一点人道！”
   “你管得着吗？”瘦高个警察的性子也是象汽油一样一点就着火，他转身冲到这中年妇女面前，指手划脚地叫道，“不站到警戒线外面去，我把你以妨碍公务罪抓起来！”
   然而，毕竟是八十年代了，经过思想解放运动，人民群众已经不再象以往三十年那样胆小，只要有人带头出来主持公道，大家就会群起而响应。瘦高个警察对中年妇女的威胁，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
   “你这种说法不对！”又一个五十来岁的壮年汉子冲过警戒线，点着那警察的鼻子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你想抓什么人就抓什么人？她叫你不要虐待老人有什么不对？当年我们抓住了美国兵也要宽待！”
   “再说这位老人犯什么罪了？他就住在我家隔壁，成天连楼都不下，跟谁也没红过脸！”
   “是啊，人家是老知识分子，街坊谁都说他是为人师表的老先生，成天在家里写书看书，怎么会犯法呢？”
   “对了，让你们说说看，他究竟犯了什么法？”
   “……”
   这一下群情激愤起来！
   稍微对这位老人有所了解的邻居，都拥上前来，七嘴八舌地为他鸣不平。谁也无法理解，这样一个忠厚长者犯了什么法。当然，人们更看不惯瘦高个警察那不可一世的神情，以及他对赢弱老翁的态度。
   应该说明，这几年的社会风气，已经形成了对警察们穷凶极恶十分反感的群众心理。出于各不相同的动机，人们本来对警察就抱有某种程度的惧怕、不信任造成的敌视态度，现在又眼见他们以这种方式对待“打抱不平”的群众以至触犯众怒，便立刻吼的吼，叫的叫，骂的骂，有义愤填膺的，也有瞎起哄的，还有凑热闹想挤上前去看个究竟的，总之是一下子涌上前来，将警戒线淹没掉，把警察和被捕的老人团团围在中间了。
   “告诉你们！”那瘦高个警察见此情景，怒不可遏地拔出手枪，朝天空挥舞着大声叫道，“我们是奉命来抓反革命的，希望你们赶快让开，不要搞成反革命暴动……”
   “你拿这‘鸡爪子’吓唬谁？”那五十来岁的壮年汉也火了，“我在朝鲜战场打美国人的时候，你还没出世呢！这年头，所有的反革命都在平反，你们还制造什么冤假错案？”
   “人家这么大年纪能怎么反革命？你倒是说说，他怎么反革命了？”
   “就是！没有证据凭什么乱抓人？你他妈的拿反革命暴动吓唬谁？”
   “有种的把枪对着人开呀！”
   见瘦高个触犯了众怒，矮胖警察慌忙把他举着枪的手拉下来拦在身后，同时向围观群众大声解释着什么。然而，此时一切解释已经无效，人群中汹涌嘈杂的声浪使再大的嗓门，再好的道理也无济于事。
   “呜——”刺耳的警笛再度呜响，与此同时，那辆停得远远的小轿车徐徐开来，一个身着便装威风凛凛领导干部模样的人跳下车来往高处一站。随着警笛声嘎然而止，鸦雀无声的人群自然将视线都转移到他身上。
   “同志们！”那人不愧是个高级领导，他抓紧这难得的机会大声开口道，“我们天津市公安局，是奉上级的命令，来贯彻中共中央八一年九号文件的！希望大家，协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
   与此同时，警察们趁机着汤戈旦老人挤出人群，迅速向押送囚犯的大吉普走过去。
   “请问您，这位老人到底犯了什么罪？”还是那五十来岁的汉子，非常不服气地冲向那位高级领导。不过没等他靠近，便被作为人墙的几个便衣挡住了。

   “这位同志问得好！”那高级领导笑容可掬地朝他点了点头，然后转向人群大声解释道，“他犯了什么罪，这必须由法院来裁定，目前，我只能说，他有反革命罪嫌疑，必须由公安局拘留审查。”
   “反革命罪不是都平反了吗？”人群中有人大声质问。
   “对！”那高级领导兴奋了，大手向众人一挥，“大家知道，现在正在平反冤假错案，仅仅在我们天津市，就有数以千计的反革命案件正在或即将平反。但是请大家搞清楚，现在虽然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去年制定的《刑法》上仍有反革命罪嘛！”
   “那他是什么反革命？他是特务还是间谍？难道他家有电台，有枪支弹药吗？”
   “那我不知道。不过我可以给大家透露一点情况，我们是来贯彻中共中央文件的，而且，他是中央领导点名逮捕的！”
   “邓力群同志亲自点名说，‘天津有一个老反革命’！”站在那高级领导身旁的一个便衣立刻神气活现地接过话头，具体地解释道。
   人群哑然了。
   多么雄辩的证据！
   第一条，成千上万的反革命都放了，怎么还会错抓一个呢？
   第二条，这个汤戈旦不仅是中央文件指定的反革命，而且经由中央领导亲自点了名！
   此时的中国人毕竟是此时的中国人，他们不能不信服这位“高级领导”具有魔力的逻辑：既然以前错抓的成千上万个“反革命”都放了，现在抓的一个怎么会错呢？他们更不能不相信，也没法不相信，中共中央文件的正确，以及“中央领导邓力群”点名的份量！
   负责押送的警察已经趁机会迅速将汤戈旦老人带出人群，匆匆把他塞上了大吉普，接着便在两辆摩托的前呼后拥下迅速开走了。
   “当然，”那位高级领导看到大吉普已带着猎物离开，便没有兴趣再和这些人罗嗦，不过，他也知道怎样才能得体地脱身，“我们正在加强法制建设，一切都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我和大家一样，对这位老先生是很这个，这个，这个……”
   还没有“这个”完，他便跳下来钻进小轿车，紧追那载着猎物的车队去了。
   围观者失去了目标，便化作许多大大小小的群体在那儿议论，随着夜幕降临，也就慢慢消散了。
   然而，带走汤戈旦之后，他的家中并没有立即安静下来。
   几个便衣警察首先将从吉普车上搬下来的那一套仪器将整个房间探测了一遍，那仪器发出的紫红色光线给汤戈旦的杨夫人杨洛芳和小孙儿冬冬带来的精神压力，比它本身的效用恐怕要大无数倍，直到许多年以后的今天，他们也无法忘怀当时的恐怖景象。
   “这是搜查证。”一个叫闫士信的警察面色冷峻地拿出个证件，在杨洛芳面前幌了幌说，“我们要对你们家的两处地方进行搜查，你现在先出去吧！”
   杨洛芳见丈夫被带走，早已方寸大乱，难以自持。当然，此情此景，就是一个头脑冷静的男子汉，又能奈之以何呢？她只好强忍痛苦与悲愤，搂着小孙儿退出门外，任由警察们在屋里为所欲为。
   警察所说的两处地方，是指28栋306号和20栋401号。由于城市住房紧张，汤戈旦老人一家在七十年代中期从下放地江西老家返回天津后，分的房子两处各有一间。
   整个房间被翻了个底朝天。所有的家俱都被掀得乱七八糟，柜子、箱子统统打开，全部衣服都被抖开掏了腰包，然后随意丢在地上践踏，尤其是书籍和刊物，更是一页不漏地翻看后，把被认为可能作为罪证的收集在一起，其余则信手扔掉。
   在这里被他们抄出的最大宝贝，恐怕就是一本“文革”期间手抄的《红都女皇》（如果在五年以前查获，就足以判处持有人死刑！）和一本名为《周恩来》的手抄本，以及刻印本《萌生》杂志。此外，他们的收获就是对被自己翻得一遍狼迹的房里不停地拍照。奇怪的是，就是墙上挂的汤戈旦之女汤津姝的照片，也被反复拍了几张照片。就这样，一直折腾到晚上九点多钟，他们才结束了这间房的搜查，强令杨洛芳与他们一起去搜查20栋401号房间。
   早已守候在那里的警察等得都不耐烦了，见这边的警察带着杨洛芳过来，立刻将从汤戈旦手上要来的钥匙扔给她：“开门！”
   老太太屈辱地俯身拾起钥匙，颤颤巍巍地打开了门。他们却又像在那边一样，让她站在门外等着。也不知道中国的哪道法律有这种莫名其妙的规定？或许，让当事人家属开一下门，就表现了中国警方对公民财产权的尊重？
   整个程序和先前一样，用发出紫色光线的仪器探测过后，就把一切翻它个底朝天。不过，这回他们可以说是大丰收了：凡是汤戈旦作过眉批的书籍报刊，统统都是犯罪铁证。其中有《资本论》三册、《马恩选集》两本。至于那些各地民办刊物，如北京《四五论坛》、武汉《钟声》杂志之类，当然是最好的罪证。而汤戈旦本人解放前的著作，解放后发表过的文章，以及未发表的手稿，与他人来往的信件，那就更不用说了。哪怕空白信封和稿纸，乃至极其普通的旧圆珠笔，也都作为作案工具，登上“扣押物品清单”后一并带走。奇怪的是，就连与汤戈旦一“案”毫无关联的汤戈旦次女汤津姝的日记，也被警察当成了罪证！汤戈旦的长女汤靖姬从学校回到家中，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见此情景，她略想片刻，便据理力争道：“汤津姝的日记与我爸爸的事毫无关系，你们把它拿去有什么用？另外，请你们把没收的所有刊物、报纸逐项明确登记好不好？特别是这些手稿，是我爸爸一辈子心血的结晶，更应该登记清楚，在事情弄完以后还给我们。”
   “哼！”警察刘国强大眼一瞪，“你不仅不跟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线，反而处处跟我们为难，这是什么态度？”
   汤靖姬一听这话，心里便格外难受，她尽管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弱女子，但事关父亲的清白，便放胆力争道：“您要知道，我爸爸不是反革命，而是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
   “什么老革命？”另一个叫邢志军的警察呵斥她道，“老反革命！你怎么不说他在国民党中当中校教官？”
   “那是为党做地下工作……”
   “别为他涂脂抹粉了！”警察闫士信不耐烦地瞪着她，“不必再罗嗦，再胡扯，就以‘扰乱公务罪’抓起来关十五天再说！杨洛芳，你签字！”
   杨洛芳老人见女儿回来，好歹定了点神，她想了想，对拿着“搜查记录”的警察说：“你们起码得把我女儿的日记本还给我吧。”
   “还有爸爸的手稿，一定要详细记录。”汤靖姬连忙补充道。
   “我警告你！”警察刘国强冲到汤靖姬面前，“你不是在南开大学读书吗？你要好好考虑自己的前途，不要做你父亲的殉葬品！”
   “告诉你们，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闫士信也横蛮地说。
   见他们这样武断，杨洛芳和汤靖姬母女俩哀伤地对视一眼，只能以沉默表示抗议。
   “这样吧，”警察邢志军见老拖着也不是办法，便从中调解道，“你们先签字，有什么意见可以写在搜查记录上。”
   万般无奈之中，杨洛芳只好在“搜查记录”的“被搜查人对搜查的意见”栏中写道：“拿走汤津姝日记要求发还，对……”
   刚写到这里，警察刘国强立刻大声嚷道：“叫你先签字，你写那干什么？”
   “我把意见写完再签。”杨洛芳轻声应道，她一个上了年岁的妇女，半天来一直被这些警察吆来喝去，丈夫又已被抓走，其心情可想而知。但出于对丈夫和女儿的责任，她不能不以柔弱的身躯，撑起与警方消极抗衡的重负。
   “不准写，签了再说！”几个警察几乎异口同声地对他叫起来。
   杨洛芳没有看他们，赶紧在“搜查记录”上又加了几个字“搜查人员不许写完”。
   一看到这几个字，警察闫士信就暴跳着将“搜查记录”抢了过来：“你不签算了，没有你签字一样有效！”
   说完，他便让警察刘国强在“搜查记录”上写了这么两句自相矛盾的话：“汤戈旦家属杨洛芳中途停止签字，经动员无效拒绝签字。”
   接着，他们叫来两名街道代表张宗茹、柳终芳，此二人根本没有见到搜查经过，却作为搜查见证人签了字。
   最后，看看狼籍满地的房里实在没什么可翻的了，便将那些书籍、文稿、信封、纸张及圆珠笔装入一个大旅行包中，满载着“文化革命”以后天津市第一个，也是特大的一个“货真价实”的“反革命”的大批“犯罪铁证”踌躇满志地下楼，坐上中吉普扬长而去了。
   此时，已是深夜11点30分。
  
   附件一：1981年4月11日“天津市公安局同汤津姝的谈话”（注）
   1931年4月11日，天津市公安局三处闫士信（原文如此），刘国强同我谈话。闫士信主问，刘国强记录（此时上午十时左右），出示传唤证明书。
   问：父母有什么问题（历史上）？
   答：没有。只知文革中被戴“历反”随迁回乡，1975年平反（落实政策）。
   问：你父亲信仰什么，标榜什么，对你们的教育如何？
   答：据我知他信仰马克思主义，文革中我家十分困难，当时我妈还是把《资本论》一套给我父亲买来了，他十分高兴。对我们的教育：要求我们好好学习，要求上进，将来做一个对人民对国家有用的人，要有事业心，关心国家大事。
   问：你父亲指使你们干过什么？
   答：没有。
   问：他叫你在去年到市委门口抄过大字报？
   答：是，抄过，但没抄完。当时许多人在看大字报，时间大约是79年阴历年，当时并没有取消大字报。
   问：你们去年到水上去聚过会，对吧？几个人，都是谁，谁发动的，内容？
   答：时间忘了，是去过。其中有贺娟，小吕，还有几个不认识的，到那现介绍，现在想不起来了。主要是玩，开始拍照抢太阳，后来大家累了才坐了会。
   问：是你父亲叫你去的吧？开会内容是什么？
   答：我父亲不知道，我回家后他问我，我告诉他跟小贺他们到水上去玩，没开什么会，我们根本没准备开什么会。
   问；你父亲是怎样教育你的？噢，让你去跟不相识的男男女女跑到水上去玩，拍照？
   答：我已经说过，我父亲不知道我在水上，是我回家后才告诉他的。
   问：你认识吕洪来、刘士贤和一个叫李士义的吗？
   答：只认识小吕、小刘的，不知叫什么名字，好象有个姓李的。
   问：你们去水上决不是玩，你要把开会内容说出来，你要考虑你的前途。你现在是大学生，根据刑法，对于包庇罪犯的人要受刑事处理，你还年轻，要好好考虑前途。
   答：我只能实事求是，有就有，没有绝不能编。这次去水上主要就是玩，互相谈谈，交流思想。开始就是照像玩，后来大家累了才坐下来，有人说我们是青年，对社会弊病应该有所认识，并从我做起，担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党的政策是好的，只是有部分官僚践踏党纪国法，把党的威信搞坏了。现在正是需要我们站出来行动的时候，提议叫我们成立一个组织，这样可以随时交流思想，互相提高。我说，我不同意成立什么组织，我觉得目前年轻人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应该先充实自己，使自己的理论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这样才能正确分辨社会弊病的根源。

   中午十二点吃饭，下午一点半开始谈话，给我倒了一杯水，闫脸上似乎有点笑意。
  
   问：你姐姐和母亲昨天态度非常恶劣，在我们搜查时，她们扰乱我们公事，并拒绝签字。你回去告诉她们，如果她们仍然持对抗态度，我们就有权拘留她们十五天。你不要象她们那样，要认真考虑自己的前途（念中共中央文件九号），现在我再问你，你父亲是否让抄写过什么文字吗？
   答：没抄过任何东西。只是有一次他病了，有一篇文章，他需要改加几个字，他把页数告诉我，我替他填上的。
   问：你父亲参加过什么组织，召集开过什么会，有过什么活动？
   答：我不知道什么组织，我主要是照顾他的生活问题，很少到他那边去。我所知他没参加过什么组织，更没看见开什么会。去年一冬他都没下楼来，三餐饭都是我姐姐赶回来做好给他送去，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活动。
   问：病了一冬天，那还写个没完？你爸爸打很早就注意形势的发展，注意动向，好为自己写文章找根据。你回家看看，他写的不是几万字，而是一大摞，足有几十万字。我就不明白，这样写图个什么，又没有工资收入，为了什么呢？（拿出一些断章取义的父亲文章片段的照片）我给你念点，你看看他写的什么：“凡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即使你站在地狱的门口，也要高擎起真理的火炬”，你看看他还煽动共产党造反！（接着又念）他说中国也要出现波兰罢工事件，这不分明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吗？你知道天津有个《渤海之滨》吗？他在上面发表一篇关于民主与集中的文章。后来天津刊物都被查禁，他就跑到外地去发表。去年他跑到全国各地，在徐文立的主谋下，跟各地的组织联络，上串下跳，相当嚣张，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在外地发表了许多文章，影响很坏。外地已有人写信来揭发和提供材料。我们根据刑法一百零二条第二项，认为他犯有严重的煽动罪。九号中央文件已给民办刊物和组织定性为非法刊物，非法组织，一律取缔。今天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文件来执行任务，我再念一段给你听（念九号文件）。你要跟政府站在一边，不要像你妈你姐那样，我告诉你，你父亲落实政策仅仅是落实政策，57年你父亲被捕，后来释放免予起诉，这不等于说给你父亲摘了历史帽子，只是免予起诉。
   我再问你，你是否把刊物带到学校来过？
   答：没有，我没功夫看这些。
   问：你在学校是否议论过这些事？
   答：没有。我在学校各方面的表现，可由系领导介绍。
  
   校保卫处王处长代表学校，谈了我在学校的表现：“汤津姝同学在校学习还是很好的，各方面表现还都好，从没听说她有过什么活动，系里及同学们对她印象也都认为还好。”
   闫叫我看一下记录，大约五张红条纸，错别字很多，记录不太详细，只记了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闫的议论性谈话一概没记。我看后叫我签字，扣手印，然后让我在最末一行上写有“此谈话均按实记录”字样，叫我回去写一份材料，把这些事都写上，如有补充可详细写。我问闫父亲在押地点及几时开庭，闫答，人在西监，二月左右开庭，到时叫你们姐妹二人都去。当时在旁听的有我校保卫处王处长，一名保卫处工作人员，财会系刘文义。

   附件二：“搜查记录”影印件。
  
   附件三：“扣押物品清单”影印件。
  
   （注）：汤津姝与公安局的谈话记录中，警察闫士信的着重点是本书笔者加上的。

http://blog.boxun.com/hero/201303/qyming/13_1.shtml

  
  
  
  
  
  

bluesky

   （内容提要：《天津法制报》的记者赵淳与刘林山通过大量调查证实，汤戈旦二五年参加革命，二九年参加中共，只因阴差阳错而始终在党外为中共效命。与此同时，就个性而言，他却还是个特行独立的知识分子，这样，中共掌权后，他为官没几天就被排挤出来开始挨整。）
   
   
   
   二、“是顽砾，还是真金”？
   
   这汤戈旦老先生究竟何许人也，值得天津市公安局如此大动干戈？
   说起来，汤戈旦的生平也真比许多传奇小说还要曲折复杂。
   他三十年代初期便是中共红军某部的“前敌总指挥”，四十年代初担任国民党中校教官；他二五年参加革命，二九年参加中共，五五年却被中共以“历史反革命”投入牢房；他出身于江西靖安农村，却一下子在武汉领导起义，一下子在上海办刊物，忽而又到香港参加民主大同盟，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的确，任何人想弄清汤戈旦的历史，并为他写一份真实的履历，不花上几年的时间，跑上几万里路，查找数十个档案馆、地方志和中共党史研究室，以及翻阅几百万字的原始资料，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的。
   1984年夏，两位甘冒政治风险，愿意仗义执言的新闻工作人员，《天津法制报》的记者赵淳与刘林山，不顾来自专政机关的巨大压力，通过大量并且常常是十分艰苦的调查研究，写下了一份题为《是顽砾，还是真金》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正文第一部分，是他们浓缩了大量已知材料后，写出的关于汤戈旦历史的简述，我们不妨将之转录于下：
   汤戈旦（可 燊 ）一九一一年生于江西靖安县一个有读书传统的中农家庭，他资质聪颖，少年时即被乡之有识者视为才子。1925—27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籍名汤滨松）。1930年任武汉市总兵委委员兼汉阳地区兵委书记，红军前敌总指挥。（同年被判徒出卖，被捕入狱，从此失脱组织关系）。在国民党的法庭上，他坚贞不屈（未破坏任何党组织，未出卖任何同志），慷慨陈词，纵论时政，颇得一位老军法官的怜惜。最后一堂审问时，老法官书“赍志”二字示之，他知道将被处极刑，但泰然挥笔疾书：“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句笑而答之。不久，被判死刑缓期三年执行。三年后转移到反省院，经一年的反省（一期为半年），期满时与当时同监的十几个共同写了悔过书（出院的例行手续），登在国民党武汉日报上。1934年秋被释放出狱。35年汤在上海找到上级党组织领导人张执一，向党诉说了四年狱中生活的全过程。在上海汤和张执一一起办了《新东方》杂志，大量刊登爱国学生和大学教授的文章，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一翼。
   1936年李宗仁、白崇禧揭反蒋抗日旗帜，汤戈旦以上海学生抗日义勇军代表资格进入广西，与中共地下党员方与岩在南宁创办《新认识》杂志，并以汤夫闲笔名发表数篇反托派理论文章，震动广西论坛，引起强烈反响。例如，邓初民教授等许多学术界知名人士和一些大学爱国师生都因此与汤戈旦有过交往。为此汤被李、白的政治部主任潘宜之驱逐出境，旋赴香港参加民主大同盟，并任青年运动总干事之职。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汤由香港到西安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要求回延安参加抗日工作。后经办事处介绍到八路军临汾学兵队学习，结业分派到晋西北120师贺龙部做“敌军工作”。38年入“抗大”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由谭政领导的后方部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工作。1939年春患肠胃病，经中央组织部批准送他到西安治疗（全部手续是当年在中组部工作，现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刘立清办理的），病愈后，汤为发挥自己特长要求留在蒋管区做统战工作，适逢国共第二次合作，汤于1939年起经汤菊中（刘立清介绍汤认识的党的统战对象地工人员）介绍打入（化名汤戈旦）国民党军，先后担任中校级教官，科长，秘书等职，此间，汤行踪于陕、甘、新等地，并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保持联系。汤在国民党军政干部中宣讲由自己著述整理的“王阳明学说”，宣传辩证唯物主义，1942年以唯物辩证法观点著作的人生哲学——《人情学与伟大人物》（科学的修养学）和《从做梦说到做人》二书在西北出版。书中深入浅出阐明了自《易经》、《大学》、《中庸》至宋明理学的心学精华。为团结争取国民党左派，坚持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发挥了作用（例如国民党南疆警备司令赵锡光就受汤的影响不少，解放时起义）。他多次帮助营救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和八路军家属，他拒绝在任何反动报刊上发表文章，却在民主党派的进步报刊（如西安的《工商秦风日报》上撰写文章和报道，抗战胜利后，汤回到西安找到党组织再度要求恢复党籍，西安党组织介绍汤去重庆中央代表团工作。到重庆后，恰逢国共谈判破裂，代表团撤回，汤参加了王若飞等五位同志的追悼会后，经中共驻渝办事处安排在方与岩主持的育才中学教书。育才中学被查封后，中共驻渝办事处通过王炳南同志指示并资助路费给汤回原籍江西坚持斗争。解放前四年，他在靖安中学教书时，发动学生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争民主，反国民党法西斯专政，反内战的艰苦斗争（一直被国民党迫害）。解放初期曾任江西靖安县人民办事处主任，任职期间，汤曾主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艾思奇的唯物辩证法等课程，为我党解放初期培养财经干部做出贡献。1950年经吴越同志介绍，调任天津市财经委员会编译科科长。1952—1955年，汤因揭发党内干部腐化贪污、违法乱纪案遭到打击报复，于55年被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以“历史不清”为名立案停职审查。1957年，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作出对汤戈旦的历史反革命案的“免予起诉”的决定，从此，给汤留下了一条踏上一只脚，使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历史尾巴。为此，汤当时有七律一首云：
   念载危疑剧可怜，
   屈伸哭自问苍天！
   谁知肉市存真佛，
   应信污池有白莲。
   心迹若从行迹看，
   净臣未及倭臣全，
   汩罗江底忠魂种，
   挥泪引吟法案前！
   从以上历史简述可知，汤戈旦的生平经历虽然非常复杂，但在解放前二十余年的生涯中，的确一直是在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努力奋斗，并且每一段经历都可以由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机构中担任高级领导工作的人——如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全国政协委员刘立、中国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等加以证明。同时，即使在极左路线和肃反扩大化的历史背景下，在全国各地对他进行的调查也找不到他半点对不起中共的事实。相反只发现了他为中共立功的业绩。如果不是被坏人挟嫌报复，而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又先以“历史不清”为名令其停职检查，后又以“免予起诉”这种荒唐草率的形式终结此案，从而导致汤戈旦几十年的复盆之冤。那么以他的资历和能力，可能早已在中共党政机关担任要职了。
   平心而论，汤戈旦先生毕竟不可能成为脑满胀肥的官僚。他的后半生，恐怕不仅是由他此前错综复杂的历史决定，更主要是由他“特行独立”的知识分子气质，由他那“我不入地狱”的真理探索者精神所决定。这一点，仅从以上历史简述中，即可看出端倪。例如，他总是在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挺身而出，顶着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进行斗争；在被国民党判处死刑时仍能含笑吟诗，在抗日战争一开始，便主动投奔延安，与此同时，他从来都有坚定明确的政治信仰，又决不因信仰而盲从。早在青年时代，便一面参加革命工作，一面努力学习和研究中外社会科学理论。并不断将其所获得的学术成果以文章和著作形式发表出来，以影响世人并改造社会。
   当然，从后文我们便能知道，最能表现汤戈旦先生“特行独立”之傲骨，和“学者兼战士”之精神的，恰恰是当他蒙冤受屈之后，面对几十年“打入冷宫”式的落魄生涯时，宠辱不惊，自甘淡泊，并且在衣食无着的窘境中，仍然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国际共运历史，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既中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弊病、前途及改造方向，中国当代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等重大课题。同时，他从不落入“经院哲学”的窠臼，总是为着人民大众的利益，为着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正是这一点，永远也不会为警察闫士信之辈理解，在他对其女汤津姝的问话中才会出现燕雀疑鸿鹄的高论：“他写的不是几万字，而是一大摞，足有几十万字。我就不明白，这样写图个什么，又没有工资收入，为了什么呢？”）紧密结合社会生活的需要进行研究，并得出了一系列相继被中共改革政策采纳（当然并非采纳于汤文）的正确结论，以及许多至今仍有前瞻性的科学预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那“知行合一”的哲学信念充分体现在毕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一方面抱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传统士大夫的清高态度，另一方面，只要有现实的社会需要，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实践自己探索来的理论。
   鲁迅死了，而汤戈旦却在解放后仍活着，所以，“倘若鲁迅依然在，天安门前等杀头”的悲剧没法由鲁迅充当主角，而让汤戈旦这样特行独立的知识分子扮演也就是很自然的。幸而，还在历次政治运动之前，汤戈旦就被剥夺了发言权，这样，在几十年的潜心研究中，反而避开了从反右到“文革”的腥风血雨，使我们有幸看到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政府不仅没有杀他的头，而且简直是宽大无边，皇恩浩荡！
   那么，汤戈旦在“文化革命”以后，究竟做了些什么，以致天津市公安局会那么兴师动众地去捉拿他这“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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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汤戈旦负责武装暴动被国民党判处死缓却只坐了三年牢。作为共产党员反对共产党官员的贪腐他一辈子不是坐社会这个大牢就是坐货真价实的监狱。这也就使他有冷静的旁观者头脑，能带着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中国进行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并且成为民主墙运动中年纪最大的参与者。）

三、新思潮中的老学者
   
   作为反革命被捕，对汤戈旦虽不至于是“家常便饭”，却也实实在在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1930年他被国民党当作“反革命”抓起来判处死刑，那只是第一次。
   抗战时期，他奉命打入国民党军队工作（在此期间，他要求中共恢复其党籍，因战时条件无法做调查而搁置），又因为是共产党嫌疑分子而坐牢两年。
   前面提到过，1955-1957年，他为揭发领导侵吞公物而遭打击报复，结果反因“历史反革命”嫌疑，开始了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坐牢史。
   “文化革命”中，虽未抓到任何把柄，自然也是“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者难逃”，不仅本人作为“反革命分子”押送回原籍劳动改造，而且祸及全家下放七年（1968-1975）。
   当然，他一次又一次因为政治而坐牢或打成反革命，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原因正好相反，先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后来却因为他是“国民党”。这听起来像咄咄咄怪事。其实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看，却完全合乎情理，归根到底，还是由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社会因素——政治生活中的排他性，或者更明确的说是专制性所造成的。在一个政治生活现代化的国度里，在彼此宽容异己政治力量的成熟民主制度下，所有这一切都决不会发生。不过，许多熟悉《三国演义》的人或许认为，汤戈旦先生脑后是否生有“反骨”，所以在国民党统治下他反对国民党，在共产党统治下他反对共产党？
   其实，说来可叹的是，汤戈旦毕生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
   在他的“原旨马克思主义”看来，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变革方向是“实行人民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具体地说，当代生产力发展要求中国这种社会主义国家立即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但也要增加群众自发的合作社这种“真正”具有生产资料共有性质的所有制成份，以减少剥削和贫富不均现象；与此同时，他还希望对这种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民主政治的变革，所有这些，都是为未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准备条件。
   现在来看看，1957年留下“免予刑事处分”的尾巴后，汤戈旦是如何生活过来的。
   刚出狱时，当分配他到文化局担任低级工作，但桀骜不驯的汤戈旦怎能忍受这种不明不白，毫无道理的降职处分？他拒绝到职后，有关方面虽经答应重新安排工作，但一直没有结果，他要求天津市检察院给予明确结论，也一直没有答复。就这样，形成了他此后三十多年的无业状况。剥夺了他工作的权利，也就剥夺了他生存的权利！
   幸运的是，汤戈旦在残酷的战争年代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人生伴侣。他与杨洛芳定情时说过：“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随时有坐牢掉头的危险，有思想准备吗？”杨洛芳能理解并且分担他的重任。早在婚礼问题上便给了他最好的回答：恰恰在预定的婚期，汤戈旦被国民党抓进了牢房，结果在结婚这天，杨洛芳勇敢地隔着铁窗与他见面，就这样算是举行了婚礼！
   恋爱属于浪漫，婚姻却属于平淡。在平淡的夫妻生活中，杨洛芳更表现出了伟大的奉献精神。汤戈旦无业之后，全家四口人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了杨洛芳肩上。她每月三四十元的工资不仅要供一家人衣食住行，还要供汤戈旦订报购书以从事学术研究。而汤戈旦作为学者型人物，从来就没有为生计问题操心费力的习惯。哪怕在这种无业的情况下，他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全部精力都用在研究社会问题，探索科学理论上。这样，杨洛芳不仅要用自己的辛苦工作养活汤戈旦和两个女儿，还承担起全部的家庭劳务，无论是洗衣做饭，还是买煤买米，统统都毫无怨言地包了下来。不言而谕，如果没有杨洛芳的无私奉献，汤戈旦别说学习研究，就连基本生活也无法想象。考虑到杨洛芳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她能在汤戈旦一世穷愁潦倒中忘记自己早年穿金戴玉的生活，无怨无悔地撑起这个家庭，其精神就更令人感到难能可贵了。
   当然，身为“一家之主”的汤戈旦偶尔从理性世界回到琐事繁杂的人世之中，也不能不为自己未能尽家庭责任而伤心，但他绝不将这种情绪表露出来。
   有趣的是，在这艰难的岁月里，他年轻时兴之所致偶一为之的消闲小技，此时竟成了帮补家用的重要途径。有一天，烦恼之中出门溜哒，偶见有人垂钓，便准备了钓竿准备了鱼食，想借此聊以“偷得浮生半日闲”。未料到，年轻时练就的一手绝活还真管用，半天时间便满载而归，一家人当菜吃几天还剩下不少，此后他索性将钓来吃不完的鱼，让女儿拿到市场上卖了以补贴家用。当然可想而知，这样卖出的几个小钱，与家庭开支相比不啻杯水车薪。再比较姜太公钓鱼，人家是不钓鱼鳖，只钓王侯，汤戈旦此一逸事浪漫的色彩自然便被知识贬值的悲哀，被英雄末路的凄凉淹没了！
   “僵卧荒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汤戈旦不愧为屈原、陆游式的爱国文人，无论个人命运多么乖厄，从来都“位卑未敢忘忧国”。他虽从五十年代中期步入人生晦暗岁月，年事也逐日增高，作为社会政治事务的旁观者，他对弊端丛生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却越来越洞幽烛微。
   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笔记里，就表现出了他对各种弊政进行反思具有同步性和科学性。对所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他提出了种种质疑，尤其明确指出“大跃进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对庐山会议的召开，他痛感“彭德怀案是大冤案”。在62年中共重提阶级斗争以后，他更在笔记中大量评议越来越趋向极左的错误政策。其妻杨洛芳是有文化懂政治，更清楚现实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不时时为他担心受怕，既然没法阻止，便精心为他收藏，从而保证了这些笔记在“文革”的恐怖岁月里不致于给他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文化革命”开始以后，汤戈旦在冷眼旁观中尖锐地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大倒退”，并预言“江青与杨贵妃必有同样下场”，并严禁其妻其女参加任何造反组织。
   1968年，“全面专政”就已落到汤戈旦身上，他被作为“反革命”审查后与全家人一起押送回江西农村劳动改造。
   正是腥风血雨的“文化革命”，把现存体制的弊端推向了极端。可以说，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当代思想家，以及由他们一手创立的科学意义上（而不是作为官方政策诠释）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几乎没有不是作为对这场空前文化浩劫的反思而发端和确立的。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汤戈旦以往零星点滴的新思维，开始如普里高津耗散结构理论所指出的那样，从无组织的数量积累，向高度系统化发展的方向突飞猛进了。
   当然，也和同时代在沉寂的中国政治气候下默默探索着的大多数思想家一样，或者说他尤其典型的是，思想上的彻底解放与精神上的大彻大悟，是从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开始的。
   为了买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作，他不惜让全家人几个月滴油不沾，菜粥下饭，以便在本来就微乎其微的生活费用中挤出相当大的比例。他不惜让自己穿得补了又补，有穿无换，甚至出卖本来就所剩无几的衣物。而当他的夫人杨洛芳先期回城，四方奔走后偶然为他购得一套《资本论》时，他欣喜若狂的心情比守财奴得到金山还高兴百倍。
   就是在下放农村，衣食难保的恶劣条件下，汤戈旦不仅完成了自己思想上的艰难飞跃，而且利用这七年“山中岁月”完成了标帜他本人理论成熟期的一百多万字巨著——《社会主义狂想曲》。
   这是一本三卷六册的政治经济学专著。第一编为《论分配》，第二编为《论生产》，第三编则专门批判了他认为是“杜林式的”，保存了商品、货币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
   这一巨著当然至今未能面世，它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究竟如何，还有待社会科学理论界作出客观、公正的科学评议。由于受“文革”时代历史条件的局限，今天看来它的很多具体内容已经过时，但笔者认为，这部贯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著作的学术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正是厘定巨著，象征着汤戈旦毕生的精神追求已经有了可堪自慰的成果。为此，他情不自禁地引亢高歌一绝：
   “耕野饭牛捋厚髭，
   青灯剔尽著奇书。
   百年坠绪茫茫里，
   一发惊雷天下知！”（注意）
   1975年落实政策时，汤戈旦继全家之后也回到天津。
   从这时开始，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进入加速期，他的思想也开始加倍活跃起来。
   当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邓小平恐怕打不倒，打倒了也会重新站起来。今天的中国，没有邓小平也要实行邓小平路线。”“邓小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唯一希望。”
   正因此，当1977年7月23日，他听到邓小平复出的消息后，当即赋诗一首以寄托狂欢心情：
   “日丽中天传电讯，
   天欢地笑接君还。
   烟波钓处观苍狗，
   闲鸥数点指头间。”
   他的狂欢固然是因为邓小平路线能够拯救当时的国家危难和人民疾苦，也是因为料定自己几十年的沉冤必将在政治清明的时代得以昭雪。
   眼见全国的政治形势越来越好，他一面更加勤奋地笔耕不止，一面积极找组织要求恢复党籍并安排工作。同时，还将自己多年来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寄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红旗》杂志社、《经济研究》、《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希望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采纳。
   随着“文革”后中国文化事业的复兴，国家的科学研究机关也开始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单位由于体制残损，人才奇缺，开始公开向社会上招聘高级研究人员。
   年届七旬的汤戈旦“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满怀学者豪情，雄心勃勃地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员。只是由于招聘单位有自己的年龄要求，他才最终未能如愿。直到今天，他的家属仍保存着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颁发的“准考证”。
   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确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有希望的时期，而汤戈旦的个人生活也有了转机。此时，三十年代与他在上海共事的张执一已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经张执一过问，天津方面已暂时分配他去天津政协，任文史馆馆长，并正为全面解决他的问题做系统调查。
   不过，对汤戈旦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倒不是个人的遭际，而是国家的前途。此时他最关心的事情，也不是自己的平反，而是关于中国百年大计的经济制度变革问题。

   他将自己多年心血的结晶整理成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八条建议——《一副砭沉苛的猛剂——敬呈邓小平副主席》，并于1976年秋交中共中央办公厅。其中的内容有：“解放农业枷锁，实行包产到产”，工业要打破吃大锅饭，坚决扩大企业自主权”，大胆引进外资，搞活经济”，“坚决打击官僚主义瞎指挥”等等。以上主张在十五年后的今天看来，或许已经平淡无奇，但在“文革”刚结束两年，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界连“凡是毛主席说过的都要照办”这种思想禁区都没有完全突破的情况下，则不仅是耸人听闻，而且是大逆不道！
   然而，最有希望的时期，却常常如同没有结果的鲜花。
   汤戈旦给邓小平的建议如石沉大海，这倒也无可非议。
   他寄给官家刊物的所有文章，充其量是在回函和退稿中说几句“你的观点有独到之要”，“你的研究有意义”之类无关痛痒的话，甚至指责他言辞过激，锋芒太露，总之是一概不考虑采用。
   与此同时，有关他个人问题的解决，也是一拖再拖，不知何时能有结果。
   这种情况，对于“书生老去，机会方来”的汤戈旦，是十分难以忍受的，须知，他已经从年富力强的壮汉，等成两鬓如霜的古稀老人。对于他来说，个人的功名利禄，荣辱毁誉，早已是身外之事。而将自己几十年苦心孤诣探索理论之所得奉献于社会，进而有裨益于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则是他有生之年唯一的心愿。
   就在这时，轰轰烈烈的“民主墙运动”作为继“四五运动”之后又一次席卷全国的群众性民主运动爆发了。
   在天津市委前的民主墙旁，人们总是能看到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全神贯注地研究大字报，津津有味地听人们的辩论，甚至一个字一个字地摘抄或记录着什么。直到民主墙取缔的时候，他还不时出现在那儿，看看有无新的情况。
   随后，民办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大城市出现。这一诞生于民主墙的新生事物，虽然远不如民主墙那样引人注目，但仅就它的形式本身而言，其存在的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每一个懂得现代政治生活的人都知道，没有民办刊物的民主选举是无法想像的：民办刊物， 民主团体和民主选举，正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三大支柱。而与民主墙相比较，无论是民办刊物本身，还是民办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都是对社会更负责任的形式。
   手捧粗糙油印本民办刊物，汤戈旦激动地回想起自己青年时代作为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新认识》杂志的情景，看着民刊上登载的那些虽然手笔稚嫩，但洋溢着青春激情和献身精神的文章，他惊讶地发现这些年轻人与自己竟是那样的同气相求，息息相通！回想起与国家刊物及编辑的交往，他总觉得自己与它们之间有一种不可逾越的膈膜。为此，他实在不能自持了，便慨然赴北京，上上海，游青岛，以七十多岁的老人，不耻于登门拜访年令与儿孙辈相仿的民刊负责人徐文立，孙维邦等。果然，他与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总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和某些人，如武汉《钟声》的秦永敏（即本文笔者）甚至不用见面，仅凭一纸文字，一篇论文，便成了忘年的莫逆之交！
   他深切地感到，这些年轻人与他一样（可能事实相反——是他与这些年青人一样），思路开阔，思想活跃，丝毫不受传统观念的局限，提起笔来也是嬉怒笑骂皆成文章，同样遵循文无定法的主张，以我手写我口标榜，绝不作那种违心之论文饰之言。
   然而也使他遗憾的是，这些年轻人谈论政治时往往流露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或者将马克思的理论（特别是异化学说）理解得面目全非，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必须克服的信仰危机。
   因此，一方面官方刊物统统不发表自己的文章，使他那种知识分子学术观点渴求世人了解的急躁心情难以忍受，另一方面，端正年轻人认识的考虑也使他认为责任重大而且舍我其谁！在这种情况下，他把几篇论文投到《五四论坛》《勃海之滨》等刊物发表，并一再给各民刊负责人写论文式书信，宣传自己的[原旨马克思主义]理论。
   例如，他1981年1月18日给武汉《钟声》秦永敏的信文中就虽这么写道：“谁要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件无缝天衣，那自然是可笑的。在我看来，现代中国祖孙三代的历史任务不是急于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或某些缺点；当务之急是批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歪曲和篡改”。
   但是，客观地说，汤戈旦与各地民刊负责人的交往，无论是面晤还是文字往返，基本上都是在讨论问题，多涉及经济，政治，哲学诸方面。许多书信动辄洋洋数万字，实为理论探讨文章，所有这些都有案可查。
   除此之外，他正式整理出的理论文章，也不少于十好几篇。其中有《新钱神（价值）论》，《澄清一些意识形态》，《经济与政治》，《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疑难问题与××同志商榷》，《略评“中国社会形态的历史基础与发展趋势”》《略评薛暮桥“再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等。
    下面，不妨将他当时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作为“原旨马克思主义纲领”的《高举“共产党宣言”》一文（上部）照录于此，聊供读者从中寻找警察阎土仪所谓“煽动共产党起来造反的罪证”。
   小×同志：
   在我们的时代——劳动仍然异化为商品的时代，还需要宗教感情。人手造的物——商品就象人脑造的物上帝那样，还作为一种异已力量在支配人时，宗教就不会消亡。如果说要揭开商品的秘密就如马克思说的：“我们必须跳入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资本论》第一章），那么，现时代的宗教感情和宗教现象就不过是商品的内在矛盾表现为阶级对抗的感情与阶级斗争现象罢了。问题是在于：是剥削压迫者的宗教呢？还是被剥削被压迫者的宗教？从来不存在抽象不变的具有某种永远含义的宗教。耶稣原是作为奴隶的宗教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他并非一出生就是奴隶主，封建主或资产阶级的神。连神也有无意志的自然神和有意志的人格神。当伽利略在神面前被凌辱，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烧死时，血腥的火难道不恰恰点然起人们慷慨悲歌的殉道感情吗？马丁•路德和闵来尔反封建的宗教改革运动，特别是闵来尔英雄牺牲的宗教难道不是可歌可泣的革命史诗吗？伊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至少在推翻巴列维警察国家的历史过程中是顺天应人的。如今波兰的天主教会在一定的现实意义也不是反动的。中国的白兰教以至太平天国都也以宗教名义发动劳动人民造反。尽管霍梅尼或“太平天国”并不会创造什么新世界或太平天国出来。对宗教感情应作历史的评价，它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度的现实条件下是有不同的作用和意义的。
    近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同是人的异化。后者有人的尊严生活外貌，感到自我满足；而前者则恰恰相反，因而他除了自己的劳动力换来的可怜或有限的生活资料（即使西方工人的生活水平已相当高，但较之资本的巨大积累还是可怜的；并且工人在所创造的价值总量中自己所占的份额是越来越下降的，这一直证明相对剩余价值铁的规律）外，已一无所有。他是“工资奴隶”。他作为劳动力这种商品的自由出卖者和取得等价交换的权利（这种权利并非意味着剥削的消除或减轻；相反，剥削或剩余价值率是越来越高的），也是不断斗争的结果。所以在现代先进国家工人虽基本上有了这种自由和平等权利，或者说，他们也逐渐象个人那么生活；而在落后国家，特别是在封建性国家垄断资本下的“工资奴隶”则还在过着远低于其劳动力价值的强迫劳动的非人生活，仍然还在古代奴隶和农奴状态中。
   历史的辨证法是：“劳动解放，就必须废除作为劳动异化的商品，而要废除一般商品，却又不可避免地在现阶段还须维持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劳动力变成商品是个历史的巨大进步。它是现代文明和现代化的经济支柱。一如没有古代奴隶制也就没有现代文明是同一个道理，而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对我们已没有意义。必须承认劳动力还是商品，（这种商品并不能在人的头脑里说废除它就废除了的，不是一念斯大林的理论咒语它就变了的）——这乃是等于承认它有自由出卖和等价交换的权利，即承认劳动力的所有权是属于劳动者本人，他有完全的支配受理法权；这里只受买卖双方基于自由意志订立的契约支配。这是现实历史条件下，无产者唯一能有的权利（或者说，它不是可以立即改变的历史过程）；除此之外，都不过是幻想和欺骗（虽则在量变上已有可能加以若干改变，那就是“人民资本”——见本纲领[下部]）。但是，就连争取做个这样具有人的生活外貌的人，也还须进行巨大的斗争（特别是在前面的，垄断与专制的国家）。需要牺牲精神，也就是需要宗教式的炽热的献身精神。所以无产阶级还必须有自己的忘我战斗的“十字架”——先锋队，才能鼓舞和率领整个阶级行动起来。
   如果我们再从整个中国的历史命运看，目前劳动力商品化问题也是决定性的关键，因为它就是劳动积极性，创造性和内在动力问题之一。“智力开发”等等（日本是效率最高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它搞高工资，高福利，也不过是使劳动力这个商品能得到充分的等价交换并发挥其特殊作用，它还搞终身雇用的宗教式的共同体，也不过是使这种交换能得终身的保障。日本经济创造出了奇迹的秘密也不过如此。但这种奇迹不会是永恒的，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化，它也终于要崩溃的）。中国近年来已陷入东方匮乏型的新“滞胀危机”，目前的“调整”政策看来是即要使农业轻工业在调整中有个较大的稳步增长，又要使石油，煤炭等大型重工业工程能够在1985年顺利投产，但如果劳动力商品的问题从理论到实践得不到解决（从上而下的“改革”，现已希望甚微），调整的目标就将再次落空，这就潜伏看到1986年前后周期性的大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
   同志，我们的时代还需要宗教感情，我们要肃清虚无主义的流毒，重视建设，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该举起[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传道设徒，哪怕要入地狱也不要害怕！
    黄石 1981年3月 26日
   
   汤戈旦的这类文章所表述的基本思想，当然并非“句句是真理”，而且，本应当做理论问题讨论，他却当做一种新型教义宣讲，似乎也反而使文章的份量掉价，并且说到底，这种文风好象也是和斯大林理论模式一脉相承。但是，就此文所表述的基本思想：劳动力商品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之一而论，却是非常正确而且言在人先的。作为全面走向私有制——市场经济的一个环节，劳动力商品化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是这种制度下人的解放和思想解放的社会前提，因为在斯大林模式下公民的人身是工作单位的附着物，既然受到超经济强制，也就根本不可能拥有独立人格，因而也就没有独立的精神。话说回来，汤戈旦将“宗教精神”（哪怕是为无产者服务的）和“争取劳动力商品化”当做他“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纲领上半部分的两大主题，虽然确实有一些现实意义，但作为一种思想纲领，份量无疑太轻了一点。

   不过，对汤戈旦理论的看法尽可以评头论足，商榷批判，但其中不乏闪光之点，且有很多具有改造社会的现实意义，应当是每一个有理论头脑的人所承认的。但结果它面对的是警察闫士仪的责难和法庭的审判，这不能不说是今日中国最大的悲哀！
   就在汤戈旦拜访民刊负责人和大量撰写论文供民刊发表和民运人士传阅时，他的家属——两个跟着他饱受生活磨难的女人，夫人杨海芳和长女汤靖姬都已开始暗暗着急了。杨虽忧心忡忡地劝告他：“你在政治上吃的亏已经够多了，何必还卷进去呢？”长女则说：“至少等你的平反通知下来以后再参予政治吧，别弄得人家有意见不给你落实政策了。”
   作为一个襟怀坦荡，心胸豁达的思想家，汤戈旦对妻女这些并非妇人之见的劝告只是一笑置之：“算起来，邓小平也是个受过迫害的英明领导，怎么会糊涂到把我过去的冤案压下去不平反？何况我所做所为，不仅都是与邓小平路线相呼应，或者说不干脆就是为邓小平的改革出谋划策吗？”
   然而，善良的人哪里能想到，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无论多么开明，也绝不会容许体制外的政治萌芽生长，哪怕你是为官方出谋划策，哪怕你是为了它的完善补台，即然违反了“一元化”原则，就不可能逃避被当做敌对势力整肃的命运。
   事实表明，他妻女的担忧地太轻描淡写了，本书开头展示的那一幕沉痛现实，才是今日中国的一个小小缩影！
   本文笔者81年4月13日（迟于汤4月10日三天）同样因中共81（9）文件陷入囹圄，在八年的铁窗生崖中时时想起汤戈旦先生和他的来信及文章，并由衷地感到能有这样一位忘年之交实在是三生之幸。为此，曾赋诗一律《遥致汤戈旦》，在颈联中称颂他云：
   “精神不共年岁老，
    思想常随日月新。”
   不知读者看了汤戈旦以上事例，是否也会产生同样的感慨？须知，这种境界看似平常，人类历史上却没有几个人能达到！

(【民主墙人物长篇特写】耄耋前驱 三、新思潮中的老学者 全文完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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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在民办刊物上发表文章入狱的汤戈旦慷慨陈词，大义凛然的伸张言论出版自由权，无论当局怎么威胁利诱他都决不放弃思想的权利和捍卫真理的意欲，他的誓言是：“我的一生都是充当‘划破夜空的陨星’角色的，它要燃烧到直至它的能量成为灰烬！”）
   　
  
   四、还从烈火看真尘
  
   　　中国有句由来已久的俗话，叫做“文人无骨”，的确，从古至今，不知有多少慷慨激昂的书生，一看到鲜血，鞭子和屠刀，马上就膝盖发软，卟通下跪，瞌头如捣算乞求饶命，把自己以往的作为比刽子手们骂得还过份。
  
   　　疾风知劲草，烈火看真尘。汤戈旦英雄本色不减当年，却不再是简单重复一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而是借预审和庭审来痛快淋漓地系统阐述自己的各种政见。
  
   　　汤戈旦的辩才曾名噪国民党将领，几十年没能摇动三寸不烂之舌，可能早已技痒难熬。现在已是行将就木的风烛残年，面对自己一手参与建立的政权蛮不讲理的文字大狱，他岂有不慷慨陈词之理？
  
   　　然而，在当今中国更岂有专政机关把理输给专政对象之理！
  
   　　须知，列宁早已说过，专政是不受任何法津约束，直接凭借暴力镇压维持的政权。
  
   　　所以，无论多么有理，无论怎么慷慨陈词，这个政府和它的公安局都“法理在握”，因此，汤戈旦只能讲些在中共统治下“绝对不行其道”之理。
  
   　　比如说，预审员告诉他，给非法刊物投稿就是犯罪，他却说，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投稿于民办刊物就是犯法。预审员说，中共文件明文指出不存在“民办刊物”，只能叫“非法刊物”。他火了，干脆写了篇洋洋洒洒的文章，一本正经地向预审员阐明自己的系统观点：
   　
   关于“民刊”非不非法问题的声明
  
   　　民刊不合法或非法，我都没有法律责任，因为我既没有创办任何民刊，也不是任何民刊的成员，但说民刊为“非法刊物”我也不知道这有什么法律根据。我是民刊的投稿人，这就牵涉到一个公民行使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是否非法的问题和逮捕我是否合法的问题，因此，我庄严申明如下：
  
   　　中国的政治数年一沧桑，或如杜甫诗：“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变幻为苍狗”！“反革命事件”的天安门的惊雷声，一变而为诗文；这种诗文发展为西单民主墙，则朝令“不支持也不取缔”，昔判“四大”死刑；民主墙产生的民刊乃贬为“自发刊物”，再升级则为“非法刊物”，现在恐怕已登峰造极，恢复到1976“四五”呼声是反革命嚎叫了吧？
  
   　　中国政策多变，折腾反复，老百姓是深有体验的，因为除这些掌权者的变化客观有必要性外，主观上缺乏科学明智的远见而常为机会主义的盲目性所摆布。
  
   　　（1）现代法律是国家立法机关（在中国是人大）正式通过并公开颁布的成文法。不仅任何作为内部文件传达的“长官意志”或任何人几句话不是法律，而且党规和行政机关的政令也不能代替法律或和法律抵触。中国建国三十多年来没有一部正式的出版法，人民除依据宪法外，别无具体的法可依。如果关于出版的解放初期的一个政命，虽已老掉了牙也还有法律效力的话，那么我所投稿的民刊，在创刊之始就已依法申请登记，但有关审批机关置之不理，既不批准也不批驳。如果说，没有批准就叫不合法，那么没有批驳却不构成“非法”，“不合法”和“非法”这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人民根据宪法办刊物不是“非法”，申请了审批，就履行了法律手续，审批机关置之不理，就是自己有法不依，是自己置自己无政府状态的地位。所以造成民刊不合法的状态，应由审批机关的官僚主义，失职或职能瘫痪来负政治责任。（其实，中国由于政治落后，法制不健全，许多事情都陷于无政府状态，审批机关也无法可依或有法难依，不知如何是好。）
  
   　　（2）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款本身，没有任何限制的“但书”规定，中国最高立法机关也没有通过一条人民根据宪法自由创办刊物是“非法刊物”的法律，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宪法基础上的，如果当政者不是依据宪法来执政，而是任意地把它变成为一纸空文，那这样的国家就等于无政府了，这样的执政者就是破坏宪法的无政府主义者，这样的所谓有政府就是十年浩劫中的封建法西斯专政。各地民刊已公开存在两年多，时间如此长，检察院竟开一眼闭一眼而没有以“非法刊物”提起公诉和经法院判决并宣布于众，这就是无政府或无法制世态的怪事。所以任何人今天说它是“非法刊物”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它本身就是非法的。根据什么密令和什么内部掌握文件，甚至是什么首长精神来对待公民，是野蛮地违反现代法制的，现在世界上除了克格勃系统可以这样无法无天外，连臭名昭著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联帮调查局也在极大程度上受公开法律约束的。
  
   　　（3）如上所述，根本不存在我向什么“非法刊物”投稿的问题，我既不知道我所投稿的刊物是非法刊物，政府也根本没有用法律形式这样公告于民。附带提一下，如果魏京生审判案，似乎曾宣布其所办刊物——《探索》本身不了解，无从置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魏案判词中并没有引申宣布其他民刊也是反动或非法刊物；事实上魏案宣判后长时期其他民刊仍在公开存在，并未受到法律制裁。同时，我也没有向《探索》投过稿，这根本与我无关。
  
   　　1980年6月16日
  
   　　由此申明开始，只要有可能，汤戈旦便向当局索要纸笔，尽量把自己对一切问题的看法观点表述出来。在公检法方面看来，他每写一个字，罪过就增大一分，罪证就更多一些，为怕人家指责他们无理关押一个七十多发的无辜老人，他们正求之不得地让汤戈旦多写一些，以便让其“反革命”面目暴露得更充分一点。
  
   　　于是，由此开始，汤戈旦一发而不可收拾。每遇一事，无论是预审，还是检察官提讯，抑或法庭庭审，只要有话可说，有文章可做，他便索笔要纸，大书特书。据笔者粗略估计，至少有十几万字的这类文稿。
  
   　　很清楚，他在此又得到了与同笔友讨论时撰写书信式论文的机会，而且，正因此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研究中国法制史和民运史以及许多相关方面的极好素材，也向世人充分展示了他本人政治上的高风亮节和深刻思想内涵。
  
   　　看了以上申明，预审员觉得他“不打自招”地提供了宝贵的物证书证，真是“大喜过望”，便转而与他谈搞组织的事，让他交待发起“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罪恶目的和全部经过。
  
   　　一提这事，汤戈旦更加愤愤不平，要来纸笔便大发议论起来。
  
   　　（一）
  
   　　审判史上的奇迹——审判一个鬼组织事实：
  
    ①1980年我写了个[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征友启事。
  
   　　②内容说明了这不是一个有形的组织，它仅仅是一种思想默契。凡对[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原原本本的马克思主义感兴趣愿意进行研究的人，都可自认其友，彼此可交流研究心得和进行讨论；
  
   　　③这个启示我寄给了青岛孙维帮和上海傅申奇等，请他们在民刊上登出，但他们没有刊登；
  
   　　④以后我没有接到任何一个人对此事的响应或提出什么意见，我自己也就把它忘了。
  
   　　（二）
  
   　　预审提示认为我这个征友启示就触犯了法律，认为这样的研究会就是反革命组织等等。
  
   　　（三）
  
   　　辩护：
  
    ①假定这样的研究会也算是组织，那它也有合法的权利——公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它是宪法规定并应受到法律的保护的；
  
   　　②有各种各样的组织，不能抽象地从“组织”本身来定其性质，即不能说你搞“组织”就是反革命。要认定它是反革命组织，就必须证明这一组织以反革命为目的，并且要拿到它作为组织的或以组织名义进行的反革命活动事实。我倡议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绝不是以此为目的的，也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活动事实；
  
   　　③说是组织，至少要有两个人以上吧？所谓[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除我这个倡议人外，我自己也不知道还有第二个成员。它根本没有形成为一个组织。不仅作为通常含义的有形组织，它是不存在的东西，就是作为一个幽灵（思想）组织或鬼组织，它实际也是不存在的。要说它存在，它只存在于我写的一张白纸几个黑字的空文上（而这里并无任何反革命话语），即就像个“画饼”的存在。然而公安人员拿到这样一个画饼，就以为发现了破获了一个反革命组织，这真是活见鬼了！
  
   　　看来，公安侦讯人员认为[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就是异端邪说，还搞什么研究会，那就更是反革命！但是，任何主义都只是一种思想，我国即声称不搞“思想犯”，刑法中也没有惩罚“思想犯”的条款，但却要用镣铐、监狱来镇压我揭露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那不是表面说的是一套，实际做的完全是另外一套吗？这是否又回到57年“引蛇出洞”故技重演的时代？这种自以为得计的一下就斩获几十万右派的策略成功，难道历史还没有足够证明是做的一件超级蠢事吗？有人说：“我们不是搞思想犯，而是捉拿行动犯，你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不光是思想，而且已见于行动，你写了许多文章并散布出去了”。真奇怪，如果所谓“思想犯”就是人脑里的思想问题，那“思想犯”根本就是一句空话，世界任何国家就根本不可能有“思想犯”了，因为谁能有一种人体特异功能，能看到张三或李四脑子里有反革命思想呢？用最先进的测谎器也不可能侦破人的什么犯罪思想的。思想必须通过语言文学表现出来。只有形之于外，才能证明有之于内。因此所谓“思想犯”实际指的就是“以言治罪”的言论犯。这实际就是象暴君专制或法西斯统治下的人民“没有言论自由”（宪法条文只是一句空话）！
  
   　　现代化的法律如在日本、美国，人们用言论公开批评某届内阁，某任总统及其政策，以至公开号召倒阁等并不犯法（实行暴乱政变者才会受到法律制裁）。按照我国宪法，公民也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的自由；刑法也规定有保障这些公民权利的条款。无论如何不能因我写[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并散布出去了就是反革命，因为国家并没有宣布[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就是反革命。要打我刑法第一O二条或其他条款的罪名，就必须在我的言论中找到直接的、无二义可辩解的确凿证据。而用解诗（诗无定解）的方式来决狱，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来作“莫须有”的断案是太危险了，所谓影射学，文字狱就是这样搞的。如57年反右、文革中大量的冤假错案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把一个并不存在的幽灵或鬼组织当作一个反革命组织来审讯，如果不是古今中外的奇闻，也是现代审判史上的又一奇迹！如果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那么我这个案件或不空前，也应绝后为好。如果解放后许多中国人得了狂病，就象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发疯，还以为自己是清醒、严肃、虔诚地为革命，立场观点是最正确的，那中国的历史悲剧就还没有完！
  
   　　汤戈旦（黄石）
  
   　　1981年6月29日、
  
   　　于天津监狱
  
   　　看到汤戈旦这样“猖狂”，预审员从他的职业角度，也不能不拍案而起，怒斥其“嚣张气焰”了。的确，以汤戈旦这种“认罪态度”，在“文革”中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真是打也要打他个“脱胎换骨”！遗憾的是时代毕竟有所不同了，况且他又是个糟老头子，不打都没准儿什么时候“中风”便躺下了。这样，便只能让他在“激怒”中进一步暴露，暴露得越彻底越好。于是，双方的言辞便越来越激烈，汤戈旦的文章也越写越辛辣。
  
   　　下面，我们再看汤戈旦预审时一文的摘录：
  
   　　预审员阁下：（这是预审中我的辩护词之一）
  
   　　承示要把完整的观点讲清楚，兹申述如下。
  
   　　……我说的“就在地狱的门口把星星之火点燃”云云，不过是以希腊神话中把天火盗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精神去鼓励世界共产党人，在还存在着黑暗的地方，继续传播真理之火罢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话很古老，并非出自井岗山，我运用这个词更不意味着造反或暴力革命，不必草木皆兵，神经过敏。须知：这不过是散文诗式的形象思维用语，而不是反革命刑事犯在“放火”。
  
   　　……我说时代还需要“宗教感情”是什么宗教迷信或唯心主义吗？这是和庸人认为唯物主义就是只讲饮食男女贪婪享乐而不讲道德感情一样可笑的。……马克思曾指出，以封闭隔绝的农村公社为基础的印度社会使人变得愚昧无知、麻木冷酷，以至残杀成了宗教仪式。在我国杀人的宗教仪式换成了政治仪式，如杀遇罗克，北京曾举行十三万人的宣判大会；文革中的两广，各地实行集体屠杀，活埋和长期悬挂人头树上等等。
  
   　　……如果没有更多的人具备救苦救难的宗教感情（或者说人的价值的伟大觉醒，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伟大的阶级兄弟爱都一样），那这种罪恶的可悲的历史过程的结果，就会更加漫长。我就是为此义无反顾决心入地狱的（佛或《神曲》中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瓦文萨！他是个天主教徒。但无论他是个什么人，它的历史意义都不是瓦文萨其人的问题；他不过是一种历史必然性的代表或人格化的象征。波兰人不选举一个共产党员当他们的领袖，却去拥戴一个天主教徒——这件事情的本身就是值得深思和浩叹的。“团结工会现在是波兰合法的工人组织，瓦文萨和波党第一书记尼亚平起平坐协商国事。我赞扬瓦文萨，如果不是就引为中国的鉴诫而言，那是与中国无关的纯粹是我的外国事件的一种评价。我发表对外国政治问题的看法，与国际共运的看法，怎么就成了中国的反革命呢？……在中国，有瓦文萨，也没有瓦文萨：说有，是瓦文萨的哥哥——那就是天安门前的“四五”战士，说没有，是因为中国变革中的历史还不具备培养瓦文萨的土壤与条件，如果自上而下的“革命”能彻底，主动并成功，就可以避免出现波兰或瓦文萨。但是，谁也说不清中国有瓦文萨是坏事还是好事。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波兰的改革与社会协商道路不遭到俄国人铁蹄的蹂躏，那么波兰将比东欧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先进，更美好”。
  
   　　……对我进行暴力专政，历史将证明：暴力失败了一百次，但它还要做一百零一次的蠢事！从来的法律就不承认人民的良心；人民的良心自然也不会承认这种法律。但是，对无知迫害我的人说来，也许会在某个正要睡觉的时刻受到良心的遗责而失眠的；如果人的良心还没有全部死灭的话。一如拉兹是《流浪者》中那位道貌岸然的法官的亲生儿子一样，我的思想——[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也不过是世界现实（不光是中国）的真实反映。如果这是反革命思想，那么它的生父就是今天的历史；这种历史不改变，这种“反革命思想”是会不断生长出来的。别人和我一样能够发现或反映这种思想，它是后继有人的。
  
   　　我的一生都是充当“划破夜空的陨星”角色的，它要燃烧到直至它的能量成为灰烬！
  
   　　让古往今来的法官，一起开庭合议一下这位倔犟的老囚吧！让一切形形色色的殉道者，一起来和这位不屈的学究比一比献身精神吧！
  
   　　最后，我希望还是现实一点，让所有的炎黄子孙，今天就一起来评价一下，汤戈旦其人究竟是十恶不赦的罪犯，还是伟大的思想探索者！
  
   　　让所有有知识、特别是有良知的中国人，尤其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考察一下，汤戈旦的思想是对国家，对社会，对历史的犯罪，还是杰出的精神贡献！
  
   　
(耄耋前驱——奇人汤戈旦的辉煌晚年（连载四）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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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政治犯在牢房里腹背受敌，为了主持正义，汤戈旦在牢房里不惜得罪本来对他敬畏有加的牢头狱霸，结果被骂成是“共产党的走狗”，这使他自嘲“很欣赏这个罪犯实际上是很了解我的一个‘知己’，他对我作了很正确的评价。或者说，大概这是现时我所能遇到的唯一的伯乐吧！百感交集而涕零！（这就是《苦恋》的单相思精神吧？）”）
  
  
   五、哭笑不得的“知音”
  
   在牢房里，政治犯往往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一方面，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信仰、公民权利和人格尊严，必须与办案人员作各种较量，这正是他们被逮捕，被关押，被判刑的题中应有之义。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狱方通常总是把政治犯和刑事犯关在一起，作为人类社会中风毛麟角的社会精华的政治犯和属于社会渣滓的刑事犯当然常常免不了发生冲突。
   汤戈旦是浸透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视勿言，非礼无行”精神的传统知识分子，不仅如此，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从来就被他认做是自己必须承担的伟大使命。因此在牢房里做一些对失足青少年的教育改造工作，在他来说绝非“靠拢政府”以求宽大的表现，而实实在在是当作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
   刚刚被警察关进囚室的时候，他的思绪十分超脱。首先想到的，是把这个牢房与前三次加以比较：历史的确在进步，连小土牢都变成宽大的水泥糊墙屋了，而且一间号子里关的人数也已大大增加……
   “老杂种，是不是强奸幼女犯？”
   牢门刚关上，一声怒喝就把他从历史的比较带回严酷的现实。
   他定了定神，发现牢房里的犯人面向自己围成了半个圆圈。其中正面对着他的，是一个二十七八岁，面堂黝黑的壮汉。而且，那脸上还有一道半尺长的刀痕，刚才，正是这个人在向他发问。
   “岂有此理，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汤戈旦老先生哪曾遇到过把自己当成那种人渣的事？他死死盯着这里黑熊似的家伙，愤怒得浑身颤抖地说。
   “黑头，先给他吃三个定心馍吧？”在左侧坐着的一个又瘦小又丑陋的年青人“刷”地站起来，一边捏着拳头一边请示着绰号叫“黑头”的壮汉，“这个老杂种，还敢顶嘴！”
   “别慌，楞棍！”那叫黑头的壮汉制止了他，傲慢地仰着头，对站在牢门口的汤戈旦拉长了声调问：“那你是个什么人呢？”
   汤戈旦这才意识到，这个牢房里的囚犯竟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从每一个犯人坐的地方以及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看出，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而黑头在其中则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对这些仍然不屑一顾：“我是写文章来的，我写文章，要改变社会不合理的现状。”
   “是吗？”黑头的脸色变了，先前的鄙夷神色被一丝笑意代替，“是不是贴了大家报？”
   “大字报到没贴，主要是登在民办刊物上的。”
   “哦！”黑头把大腿一拍，“我在北京听说抓了个魏京生，就是办什么民刊的，叫什么……”
   见他想了半天说不出来，汤戈旦便替他说道：“叫《探索》，他判了十五年。”
   “对对对对对！”黑头激动了，眉飞色舞地对周围的囚犯们比比划划地说道：“他妈的，雷子们心也够歹毒，就因为魏京生办民刊，把他抓去打了个半死还不说，又判了他死缓！”
   “你听谁说他挨了打的？”汤戈旦不禁关切地问道，虽然他已经告诉对方，魏京生实际上只判了十五年，因而此人的话未必可信。
   “我去年在北京和他关在一起，亲眼看到的呀！”黑头做出不屑一谈的样子，那样子好像对汤戈旦的问话感到十分委屈，“这么说你也是反革命，很难活着出去了！”
   一听“反革命”这三个字，汤戈旦便觉得格外刺耳，但眼见对方态度缓和了下来，他也就改变了态度，叹息着解释了两句：“国民党也曾经把我当反革命抓起来，共产党也抓我一次又一次，现在我是第四次坐牢了。”
   “老东西，有种！来来来……”黑头兴奋起来，把他身旁的个白胖子往旁边一推，要他为汤戈旦腾出点地方来，“看到你那个斯文样子，我还以为是搞小×的，没想到是个有学问的人！告诉你，我跟你一样，专门跟共产党对着干，老子也坐了四次牢了！”
   汤戈旦心里一阵怪味，听到人家指责共产党，他就愤慨而难过，现在这个土匪般的莽汉竟又把自己扯上，他真不知说什么好！看看他们一个个蓬头垢面的样子，更没法相信自己得与他们为伍！可身到此境，尽管也许只一天两天，当局弄清自己没干什么，就可以出去了，但离开这里之前，总还得与他们一块呆着。忍着点吧。这么一考虑，他就不想多说了：“我就在边上坐坐，让我清静点吧。”
   “你这个老东西，怎么不识抬举？”被黑头推到一旁的胖子本来就有气，一见汤戈旦那样鄙视自己的席位，立刻对他咆哮起来，“老子熬了半年，才弄个‘大顺’，一来就让你坐这个位子，你还他妈的……”
   “算了算了，”黑头对胖子翻子白眼，俨然山大王出面调停地说，“这老头儿有来历，恐怕也活不出去了，随他的便吧。现在我宣布休庭！”
   黑头一说休庭，所有的囚犯就都散了摊子，不再像先前那样“严肃”地看着汤戈旦了。
   随着第四次牢狱生涯的延续，汤戈旦才发现时代果然不同了。原来这年头，牢房里早已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和制度。黑头作为狱方指定的“号长”，也就是狱霸，也等于是牢房的帝王。不过这种地位并不是终生制，弄不好就有造反事件发生。如果他没本事笼络几个人，并使他人臣服，人家就会取而代之。如果牢房里分成两帮或几帮互不服气，那打架斗殴事件就没有完。
   说到底，这里与人类社会发展遵循的是完全同一的规律，那就是：原始的无政府状况使同一社会中生活的成员纷争不已，于是强者为王，等级、特权、制度应运而生；如果形势的发展，使旧的体系过时，矛盾就会逐渐积累乃至激化，暗暗酝酿的“新生力量”就会设法砸烂旧制度，从而形成“天下草昧，群雄竞起”的逐鹿中原新局面。用哲学术语说，就是无秩产生有序，有序复归无序。
   且说，案情远非汤戈旦先生刚入狱时想像的那么好办。
   一晃十天半个月过去了。
   虽说老在提审，事情却不是越弄越清楚，而是越来越复杂。他以为，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将一切谈清楚，以后就好办了。每当他叙述——在预审员看来是交待——情况时，预审员也是这么说。可他自认讲清楚后，预审员就指责他“避重就轻”、“软磨硬抗”，或者抓住其中一两句话纠缠不清。在这种情况下，他常常怒不可遏地指责预审员小题大做，故意陷害，预审员则恼羞成怒地指责他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慢慢地，他也明白，自己的案子一时还难以了结。与此同时，他和同室的囚犯们交往自然也多了。
   “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黑头听到他总想在预审员面前把话说清楚好解决问题以后，不以为然地“开导”他说，“任何事，只要共产党不知道，就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爸当年不就是被他们‘引蛇出洞’以后整死的？”
   五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忽然又来了一个新犯人。牢门刚一关上，一个老囚犯就跑到门口“风门”——即走廊里的看守们观察室内囚犯动静的小窗——旁放哨。与此同时全号犯人似乎一下子都象狗看见猎物似的，“坐好坐好”，“准备开庭”地叫着闹着，各就各位地在炕上坐了下来。
   新囚犯不解地看了看他们，把带来的行李物品往炕上一扔，便在炕沿上坐了下来。
   “打！”黑头突然大吼一声，“他妈的，一点规矩都不懂，这里有你坐的席位？”
   那个在汤戈旦来时，曾要求给他吃“定心馍”的楞棍，立刻跳起来冲上前，对新来的囚犯劈头盖脸地乱打起来。
   “别打别打，你们要什么东西我给你们什么。”新来的囚犯操着一口南方话，惊恐万状地抱头求饶。
   “不打你你还懂规矩？”楞棍神气十足地瞪瞪他，越发疯狂地打起来，“牢是你这种东西坐的？”
   与此同时，黑头颐指气使地给胖子做了个眼色，胖子立刻冲上去，将那新犯人的行李抢过来，把里面的衣服往炕上一抖，立刻挑出一套新西服递给黑头。
   “你们干什么？”
   早已看不顺眼的汤戈旦终于愤怒地开口了，真是岂有此理，这些人的行为简直象土匪！“把衣服还给他！”
   所有的囚犯，包括新来的犯人，都吃了一惊，视线一起转向了汤戈旦。
   “还给他。”
   黑头看了汤戈旦一眼，不动声色地吩咐胖子道。
   “黑头！这……”胖子委屈万分地看着黑头。“老子的衣服让他们都带走了……”
   “叫你还给他就还给他！”黑头毫无商量余地的对胖子说完，又指着新犯人对楞棍指示道：“让这家伙开摩托。”
   胖子虽然一万个不情愿，还是将那套西服和其他衣物一起扔开了。
   楞棍立即踢了新犯人一脚，让他在便池旁颠脚弓腰“开摩托”，其他的囚犯立刻都围了上，东一句西一句地拿他逗乐。
   “汤老头！”
   汤戈旦还想为新犯人说几句话，制止老犯人的暴虐行为，不料黑头却趁众人拿新犯人开心之际，低声但却十分严厉地对他开口了：“我黑头瞧得起你，把你够当人了！这次给了你面子，下回别再当着众人多管闲事，否则，可别怪我黑头不客气！”
   “你是个懂道理的人，”没想到他竟会为此跟自己变了脸，汤戈旦一面看着他的反应，一面斟酌词句开导他，“把人家打了不算，还抢他的衣服，这不是犯罪行为吗？”
   “没想到你真是个老书呆子，”黑头摇头叹息道，“你知不知道，我刚进来的时候，差点没被人打死！我的衣服，还有偷偷带进来的钱，还不是被人家瓜分了！要不是我，你进来以后能活得这么好吗？牢房里头无老少，人家照样整你！再说，坐在牢里，还谈什么怕犯罪。给共产党逼到这份上，只要能活下去，什么都可以做！”
   “大兄弟，”汤戈旦不以为然地看着他，考虑到他是“一号之长”，牢头狱霸，如果能把他教育感化过来，再教育其他人就容易了，便语重心长地说，”你是犯盗窃罪进来的，且不说，这种事在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判刑，你只想想，现在共产党的政策在改变，已经允许劳动致富了，只要你努力干活，一辈子能赚多少钱？劳动赚来的钱，怎么花谁也管不了，何必去偷去抢呢？你不偷不抢，人家也不会抓你吧。
   “哼！”黑头恼火了，手指着汤戈旦的鼻子说：“那你没偷，没抢，共产党怎么就把你抓进来了呢？”
   “我的情况不同……”
   “反正把你也抓来了！何况你知不知道，我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后，我们一家人是怎么挨共产党整的？老子从小没过过一天好日子。要不是共产党，我从小就是大少爷！”
   “这恐怕不能完全怪共产党，何况党犯错误也是正常情况。父母不也有错打了孩子的事吗……”

   “算了算了，你说的话跟我那傻爸爸一样！共产党把你们这种人害死了，你们都要替它说话，真不知道共产党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汤！”
   黑头气得白眼只翻，吼了这么几句后，不再理睬汤戈旦，也兴致勃勃地跑去拿新囚犯逗乐子了。
   一股难言的悲哀涌上汤戈旦心头，一方面是预审员怒气冲冲地指责自己是“老反共份子”，“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一方面是刑事犯不屑一顾地说自己是被共产党灌了迷魂汤的大傻瓜！要让世人理解自己这种人，实在是难啊！
   黑头好歹是个懂点道理的人，尽管汤戈旦还是常常对他加以指责，劝告，他也常常不耐烦，但却总能对汤戈旦以礼相待。
   又来了一个新囚犯。他生得五大三粗，个个足有一米九高，不仅浑身野性，而且满脸杀气。一进牢门，他便恶狠狠地对全部老囚犯扫了一眼。
   “你们哪个是号长？”他把一条腿往炕上一翘，挑衅地虎视着黑头与胖子。
   “哟嘿，口气不小！这里轮得到你和号长说话？”不识相的楞棍“刷”地站起来，跑过去便给他一拳。
   没料到，这新囚犯一把抓住楞棍的手，将其反扭过来，然后老鹰抓小鸡般地轻轻提起，“啪”地一声摔在地上。
   “谁还上？”他傲慢地拍了拍手，凶狠的眼光巡视着众人，寻找着潜在的对手。
   “朋友，”黑头冷峻地看着他，慢慢地站了起来，“走到哪里都要懂规矩。”
   “规矩？”那新囚犯嘿嘿冷笑一声，“老子懂规矩还来坐牢？拳头大就是规矩！我铁蛋走到哪里打到哪里，从来不讲什么规矩！”
   “那我来告诉你什么叫规矩！”黑头沉着脸，两眼冒火地逼近对方，尽管对方比他高一个头，宽一个肩膀；与此同时，胖子也紧摆着拳头跟了过来，“歪江湖正道理，他是老犯子，你是新犯子，你打他就是犯众！”
   “犯众又怎么样？老子走到哪里都是这样！”这自称铁蛋的新犯人还是有些摄于黑头的威风，将他那一堵墙似的高大身躯向后让了让。
   “不说别的，你先把他扶起来道个歉。”精明的黑头见对方嘴巴虽硬，但气焰上还是收敛了许多，便也降低了调门，指望不战而屈人之兵，指着疼着在地上打滚的楞棍道。
   “凭什么跟他道歉？是他自己撞到我拳头上了！”
   “你点着我找碴子，他才动手，”黑头两手往胸前一抱，“要是不知趣的话，别怪我不给你下台！”
   “来来来，”铁蛋又恼火了，把袖子一捋，指着黑头和胖子满不在乎地嚷，“你们两个一起上！”
   黑头却没有理睬他，两眼直勾勾地看着他背后的牢门。
   铁蛋被他的眼神愚弄了，不知道背后牢门口有什么情况，便也扭头朝后看。说时迟那时快，黑头跳起来照他眼睛打了一拳，胖子也如狠似虎地捕了上去，对着他那肉柱似的身躯又踢又打。铁蛋毕竟是老打架的出身，尽管被黑头一拳打得眼冒金花，很快就反应过来，闭着眼便一把抓住胖子摔开，接着就向黑头猛挥老拳。见黑头为自己出面，楞棍也从地上跳起来就扑到铁蛋身上又踢又咬。另外几个囚犯因黑头对他们不错，此时也有上前去装着劝架其实帮忙摁住铁蛋让黑头他们打的，也有在旁边虚张声势吼着“打新犯子”的，一时间把个牢房市得天翻地覆。
   “哗！”地一声，风门被打开了，“你们在干什么？”
   看守在牢门外大声吆喝道，但他的视线都被在门口望风的囚犯用后脑勺拦住了。等他挑开“猴子”（锁）打开门时，牢房里的囚犯已经都自顾自坐下喘粗气了。
   “哪几个在打架？”早已司空见惯这种场面的看守用轻描淡写的口气问，见没人吱声，停了片刻，便吓唬道：“再闹我就不客气了！”
   说完，把全号囚犯都扫了一眼，就锁上牢门走了。
   汤戈旦后来才知道，许多亡命之徒打起架来，是根本不在意看守的，通常更没人愿意将情况报告给他们，否则就会叫人看不起。此时，他着急的却是看守为什么不找自己谈谈，好让自己主持公道，帮看守们排解开这场纠纷。见看守敷衍了事地走了，他还真为这个看守的不负责任而生气。
   “服不服气？”因长时间关在牢里，黑头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了，但为了维护自己的狱霸地位，显然还准备大战一场。他的黑脸膛变得格外惨白，边喘着粗气边瞪着铁蛋问。
   “老子走到哪里都没服过气！”铁蛋虽体质好，又才从社会上进来，但同时与四五个人搏斗，也够他受了，可他也是个不服输的，“要打咱们再来玩一场！”
   “算啦算啦！”汤戈旦实在忍不住了，点着这帮没有驯化的野兽般蛮横的人教训道，“打来打去，有什么意思？反省反省过去，考虑考虑将来怎么办！难道你们就不能生活得更有意义一点吗？”
   两边的人谁也没听进他的话，但好歹形成了冷战式的僵持局面：彼此怒目相向，可毕竟没有冲上去扭打。
   就在这种冷战气氛中，大家的牢狱生涯又捱过了一天。
   夜里，汤戈旦睡得正香，突然被一阵沉闷的咆哮声惊醒——长期坐牢的人神经都变得特别脆弱，晚上一有动静就会醒来。他猛然抬头一看。胖子正用棉被死死地蒙住了铁蛋身上乱踢乱踩。尽管铁蛋力大如牛，在被子里拼命挣扎着，但终究是毫无防备，做梦中被人“包”了“饺子”，不管怎么左冲右突，也没能挣脱出来，只能在扭动中被动挨打。
   “别打啦，别打啦，打死了怎么办？”激发戈旦激动得忘乎所以地大叫着制止道，那洪亮的嗓门震动了监狱阴森的夜幕，“看你们这像什么话……”
   值班看守听到这么大的喊叫声，惊慌失措地带着个持枪武警冲了过来，先打开风门朝里面观望了一阵，才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牢门。
   见看守来开门，黑头、胖子他们一伙赶紧放开铁蛋，各自钻回自己的被子睡觉。铁蛋被裹在被子里囫囵着打了一顿，突然被松开获得了自由，立刻象豹子一样跳起来，向正准备逃开的楞棍猛扑过去，挥起拳头就去揍他。
   “住手！”愤怒的看守一开门，见铁蛋正在打楞棍，立刻厉声制止他道，“这还了得，当着我的面都还要打，没王法了？”
   毕竟摄于看守的威风，暴跳如雷的铁蛋恨不得将楞棍撕个粉碎，还是只能狠狠给他一耳光后松手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看守们最怕值夜班出事，气恼地打量着一个个从被窝里探出头来的囚犯。
   “我睡着了，他们拿我包饺子……”铁蛋一个人气呼呼地站在炕上，显得比看守们高出一截，他手舞足蹈地激动着嚷道。
   “住嘴！给我躺下来！”看守鄙夷地看了他一眼，指着个被窝里的囚犯道：“你说！”
   “我一醒来，就看到他在打楞棍。”
   “放屁！”铁蛋大声叫道。
   看守瞪了他一眼，狐疑片刻又向正在挤眉弄眼的胖子。
   “哎呀呀呀，您要不来，可不得了啦！弄不好楞棍真会被他打死……”
   “你他妈的做事不敢承认还诬赖老子，老子操你祖宗八代……”铁蛋气得暴跳起来，边骂，边扑上去打胖子。
   “铐起来！这还了得，当着我的面还要动手打人！”
   这时又来了几个看守，他们一边命令所有的囚犯都坐起来，一边将野兽般挣扎嚎叫着的铁蛋铐到禁闭室去。
   “一个个说，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
   本来铁蛋就是刚来的新犯人，大家都和他没有感情，何况现在又不场，谁还不顺着黑头和胖子他们的话去编派？
   汤戈旦见这些人一个也不讲真话，气得不住地摇头叹息，看守明白这里有文章，便最后问他道：
   “你跟他们不一样，是个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刚才大声叫嚷也是你，对吧？你要说实话，到底是怎么回事？”
   “咳！”汤戈旦对黑头真是恨铁不成钢，他指着黑头摇头叹息道：“你呀你呀，我对你太失望了。给你讲了那么多，为什么还要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到牢房坐着，还不思悔改，又是组织犯人打人，又是抢人家的衣服，深更半夜还带着一帮人把那家伙蒙在被子里打，要是打出人命来怎么办……”
   “你这个老杂种，老子算看错人了！知道你是这么个不知好歹的东西，早就该……”
   黑头勃然大怒地跳起来，边骂边向汤戈旦冲去，在他看来汤戈旦实在是太忘恩负义了。可还没等他冲到汤戈旦面前，就被一个看守抓着拖下炕。
   “把他也铐去关起来！”值班的看守下命令道。
   “姓汤的老东西，”黑头被看守铐起来往外拖的同时，挣扎着对汤戈旦骂道：“你真不愧是共产党的走狗，走着瞧吧，看共产党会给你什么好处！再落到老子手上，老子非拆了你不可！”
   此事之后，黑头和铁蛋都被转到其他号子里去了，一切很快事过境迁。
   但是，汤戈旦却永远忘不了此事。他在《二审辩护词》里百感交集地写道：
   “在狱中，我看到许多青少年刑事犯，我当协助管教们做点教育改造工作。其中一个灵魂极端腐烂，对共产党抱十分敌视态度的罪犯，竟本能地以其直观、朴素、准确的感觉和恨毒情绪，骂我是‘共产党的走狗’！这使我猛然想到国民党的法官治我共产党罪；共产党的法官又骂我是反革命。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历史讽刺！不过这种意外的对我咬牙切齿的咒骂——‘共产党的走狗’！我到是受宠若惊，不免苦笑，很欣赏这个罪犯实际上是很了解我的一个‘知己’，他对我作了很正确的评价。或者说，大概这是现时我所能遇到的唯一的伯乐吧！百感交集而涕零！（这就是《苦恋》的单相思精神吧？）”

(【民主墙人物长篇特写】耄耋前驱 五、哭笑不得的“知音” 全文完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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