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之义：1969年至1974年我在公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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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至1974年我在公安部

施之义


1969—1970年

1969年春节后，公安部参加干部学习班的全体人员下放到黑龙江省集贤县笔架山“五•七”干校。公安部除接待组和第三专案办公室外，业务组只留下40多名干部。部领导小组中留曾威、赵登程和我在京，李震、于桑随干部一起去了“五•七”干校。除原分工外，于桑分管的侦破组由赵登程负责，治安组交我负责。

　　4月1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公安部出席九大的代表是张其瑞（原劳改局政治处的干部，九大会议结束后仍回干校）。在九大会议上，李震、于桑被选举为中央委员。24日九大结束，接着召开九届一中全会，李震和于桑从“五•七”干校回来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于桑提出要在“五•七”干校劳动一年，就回干校去了。李震回部负责全面工作。

　　公安部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即1967年1月夺权后，就割断了同各省、市公安厅、局的业务联系，同北京市公安局也如此。因此各业务组实际没有什么业务工作。治安组就决定作调查研究，组织了七八个干部，到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蹲点。

　　10月，林彪发布“第一号令”进行备战。李震在领导小组会上传达了国务院决定：各部委都要一分为二，公安部一部分留北京城里坚持工作，一部分到京郊西南山区备战。领导小组成员留北京的是谢富治、李震、曾威，我和赵登程到山区。我们在部内检查了原有的防空设施，等待着在国务院统一安排下去看地形。后来此事搁置下来，地形也没去看。

　　同时，为了战备要疏散犯人，赵登程专程到湖北、湖南、陕西勘察犯人疏散地点。回来后，领导小组讨论确定把北京的犯人疏散到陕西，放在没有开工的国防工厂里，写了报告报送国务院，当时没有批，后来也搁置下来了。

　　召开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

　　九大后，全国社会秩序渐趋安定，正常工作也开始恢复。1970年春节后，于桑结束了干校劳动回部工作。接着，原副部长刘复之也从干校回来复职。还陆续回来一批原公安部的干部。

　　1970年3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后，公安部领导小组讨论研究决定恢复公安部在全国的业务工作，恢复同各省、市公安部门的业务联系，筹备召开第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过去全国公安工作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文革五年以来没有开过会。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准备会议文件，组织一批干部到各省、市调查了解当前公安工作的情况。

　　领导小组决定由李震、刘复之、陆石（原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朱万林（军队支左干部，原某师政委）、我等十余人到上海、湖南、武汉等地进行调查了解。李震因工作走不开，我们先走。

　　这次南下，暂时摆脱了复杂的政务纷争，大家的心情都比较轻松。我们先到上海，住在上海最繁华的大世界附近的大沪饭店。同来的北方同志对每天清晨都能听到倒马桶的吆喝声，及此起彼伏的刷马桶声很新奇，我对这些比较熟悉，回想起12岁时因家境贫寒到上海学徒就是先从倒马桶开始的。这一带过去是旧社会的红灯区，外表热闹，实际上周围房屋破旧，居住拥挤。我很久没到上海来了，解放以来社会发生了巨变，我也从一个童工成为革命干部，可这里的市井生活依旧。

　　我们在上海听取公安各部门的汇报，了解了一般治安情况。

　　6月，因公安部成立革命委员会，我和刘复之被部里召回。担任革委会主任的是李震，副主任有于桑、曾威、赵登程、刘复之和我。委员有张其瑞等。同时取消领导小组成立核心小组，组长李震、副组长于桑、曾威，成员是所有的革委会副主任及张其瑞。张其瑞1970年初从干校回部工作，任部办公室负责人。

　　会后，李震和我们一起到上海。到了8月，驻上海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通知李震去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后面的调查李震就没有参加。

　　我们调查组从上海、杭州到广州，然后分两路。朱万林等人去武汉，我和刘复之等人去了长沙，再到武汉会合。我们所到之处，均是听取当地公安部门军管负责人汇报，诸如文革中揭发出哪些问题，造反派联合情况，当前社会治安、消防、交通等方面的情况。在汇报中也谈到对文革前十七年公安工作的评价问题，多数意见认为应该一分为二，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一般在听完汇报后我们在发言中都讲一些鼓励的话。只有浙江省的汇报中强调十七年公安工作没有成绩，是特情专政。理由以萧山县为例，认为萧山县的公安干警多数是原国民党特务争取过来的特情人员，以及被解放的旧政府留用人员。对于这种说法，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对十七年的公安工作应该一分为二，不能全面否定。因此在他们汇报后要我们讲话时，我没有表态。请刘复之讲话，他也不愿意讲。汇报中各地对公安部门掺上军队支左干部都表示肯定，认为这是掺沙子。刘复之也一再说：掺沙子是必要的，不是一把一把地掺，应该一筐一筐地掺。

　　调查小组于国庆节前回京。国庆节后就着手起草第十五次公安会议文件。文件起草由刘复之负责，有陆石、朱万林等同志参加。文件起草了两个月，起草中对一些敏感问题也有分歧意见。文件中提出要处理好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防止逼供信、扩大化等六对矛盾，文件经核心小组多次讨论后上报周总理。

　　全国第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1970年11月开始至1971年春节后结束，会议时间较长。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的负责同志，大部分是军队的军管干部（多数是副军职的军事干部）和少量的原各公安厅老公安干部。会议由李震主持，中央直接领导（此时谢富治已患癌症住院），汪东兴、纪登奎经常参加会议，会议讨论中反映强烈的问题有：一、文革以来公安部迟迟不同各省市自治区的公安部门恢复正常联系，不抓业务；二、如何估价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公安工作；三、对“砸烂公检法”的口号有意见。在讨论中大家对“砸烂公检法”的口号意见最大。过去谢富治说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但汪东兴说没有听到毛主席讲过这句话。为此李震专门写报告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得到毛主席指示：“‘砸烂公检法’口号不科学，应该提‘公检法彻底闹革命’。”

　　讨论中我向李震建议：十七年的公安工作应该一分为二，可以表态。李震说，这话我不能说，把问题提出来，请周总理说。

　　会议最后由周总理进行总结。周总理从红军时期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历史经验讲起，肯定了十七年公安工作的成绩，批评了浙江提出的十七年是特情专政的错误论点。也说到当前在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中发生一些事情也难免。同时周总理批评了公安部迟迟不恢复同各省、市、自治区的业务工作关系，说：文革初期不联系业务工作是对的，现在还不恢复业务联系是最大的失职。周总理在讲话中同意我们起草的文件中提出的公安工作六对矛盾，说要处理好这些矛盾。

　　全国第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后，公安部恢复了正常的业务工作。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组织机构作了调整，设立了侦破、治安、边防、劳改、政工等组及办公室。从“五•七”干校陆续回来了一些原局级干部，如陆石、马剑等，与军队支左干部，按军、干、群原则配备了各组的领导班子。部核心小组的分工是：李震负责全面工作；于桑负责侦破组；曾威负责三办、劳改组；刘复之负责办公室、边防组；我负责政工组、治安组，赵登程按中央决定去青海国防二一一厂蹲点。

　　 1971—1974年去固原地区平反

　　1971年9月14日，李震在核心小组会上向我们传达了周总理的讲话：9月13日林彪从北戴河乘飞机外逃叛国，发现后，有人主张把飞机打下来，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随他去吧。”结果，在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

　　大家都非常震惊，事前都不知内情，谁也没想到党的第二号人物，毛主席的接班人会走到叛党叛国这一步。

　　国庆节后的一天，大家正在核心小组会上讨论此事，李震带来了国务院指示。李震说：“农林部的杨立功同志去了宁夏西海固地区，回来向中央汇报：西海固地区群众生活困难，发生过多次叛乱，一批批的‘匪属’产生，使一些生产大队发展党员没有对象，征兵没有对象，选举基层干部没有人选。周总理决定公安部去个副部长带工作组蹲点调查，配合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干部摸清历次叛乱情况，进行平反。”在讨论谁去时，李震说他想去但走不开，我就说：“我去。”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地区包括固原、海原、西吉、隆德、泾原五个县。1953年，西吉、海原、固原三县曾成立西海固回族自治州，故又称西海固地区。后调整为五个县，称固原地区，有时仍称西海固地区。该地区1.6万平方公里，人口98万，其中回族占42.8%，个别县如泾原县回族占97%，是以回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1971年11月，我带了十几名干部，有军队支左干部吴泮才（原某师政委），有老公安干部甘重斗（原内务办副主任）、张文柄（原政治部训练部长）、杨满才、许妙道、李景雨等同志。我们从北京出发到银川，部分同志是从笔架山干校出发到银川的。

　　到了银川，见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康健民。这时宁夏保卫部和银川市公安局已派人下去了，我们主要是配合他们调查研究进行平反。经研究，调查的重点定在西吉、海原，以西吉县夏寨公社车路沟为中心。我们分两个组，我在的一组住车路沟大队，另一组在车路沟附近。

　　二十一军当时驻陕、甘、宁，军部在宝鸡。军里从安全考虑，要派一个警卫排来，被我谢绝了。我要军里派几个医务人员，带些药品，也带上武器。这样晚上站岗，白天有小病也可以治疗，还可以为群众治病，同时自己起伙，一得几便。我们就住在车路沟生产大队的院子里。

　　当地地处黄土高原六盘山区，自然条件极差，常年干旱，缺水少雨。山是光秃秃的，没有树，没有草，生态失衡，粮食亩产量很低。群众生活非常困难，吃的主要是土豆和返销的玉米、薯干等，白面很少。很少吃到盐，更没有油。我们工作组的同志与群众同吃同住，一天两餐，吃的是白水煮土豆、荞麦面饼，没有盐没有油，大家反映吃不饱。这里缺柴，烧的是牛粪和有限的麦秆、秫秆，不够烧就用铁丝耙草，连草根耙出来烧掉。这样年复一年恶性循环，黄土上的草越长越少。缺水，有的村庄只有个积少量水的水窖，大家都吃用这小水窖里的水。真是缺粮、缺柴、缺水、缺盐。我在刚进入固原地区的路上，看到一个老汉带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女孩身上只披了张羊皮而没有穿裤子，非常惊讶。到了村里，我看了一下，每家屋内只有土炕、土墩，炕上有一条破席和破旧不堪的棉被，有的只有破棉花套。一些极贫户到了冬天，一家大小就围在炕上，有的一家只有一套衣服，谁出去谁穿，回来又蹲在炕上。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没有衣服穿，光了屁股，男孩子更不用说了。看到这样的景象实在不少，部队来的年轻卫生员都落了泪。

　　群众中主要是呼吸道、消化道的疾病。普遍的病是疥疮、蛔虫，不少孩子闹蛔虫大肚子。有病没处治，公社卫生院只有一两个大夫，但没有药，更没有医疗设备。随我们调查蹲点的医生、卫生员天天在村里给群众看病，给些常用药，或用针灸治疗，可解决不了严重的缺医少药问题。

　　在生产上看到的情况是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贫瘠，常年干旱，亩产量很低。农业生产只让种玉米、小麦、荞麦、土豆等粮食，不让种植经济作物（固原地区过去种过胡麻，胡麻油可以外销），而小麦、荞麦亩产量只有几十斤，玉米有时长势很好，但常遇雹灾、霜冻等自然灾害。生产工具落后，还是牛拉或是人拉的木犁。

　　当地是回族聚居区，但在领导上没有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不尊重回民习俗。不提倡养牛养羊，不论汉民、回民硬要响应每户养猪的号召，引起回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说：“现在强迫我们养猪，以后要强迫我们吃猪肉哩。”在宗教信仰方面，也没有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宗教活动场所甚少，甚至原来每村有一个阿訇负责念古兰经，负责宰牛宰羊，现在都没了。严重地影响了党群关系和民族团结，脱离了群众。还有平叛扩大化的问题。解放后十七年中这个地区的回民发生过八次叛乱。在处理叛乱案件中，由于政策上没有分清主谋和胁从，不少被裹胁、被欺骗的群众也被打击，家属成了匪属，造成了平叛扩大化，解决矛盾而又激化矛盾。在这个问题上又是一个恶性循环。

　　为什么解放已经20多年，人民群众还是那么贫困？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着，不是亲眼看到是不会相信的。我们蹲点调查，主要调查了解这八次叛乱的情况，想尽快进行平反，落实政策，体现党对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关怀。同时，也了解其他方面情况。这一年固原地区产粮仅26万吨，除去种子、饲料，人均口粮所剩无几。人均收入仅47元（这是后来从统计局了解到的数字）。

　　我们在固原地区过了1972年新年。春节前的一天，我们正在包饺子，部里来电话要我回京。一方面要我汇报固原地区调查的情况，一方面因谢富治病重。我回京时，谢富治已经不能讲话，对他说话也没有反应了。

　　回部后，我向核心小组详细汇报了固原地区的所见所闻。李震要我写个书面报告上报国务院。周总理看了报告后非常重视，把我叫去，沉重地对我说：“群众的生活那么苦，我们工作上有错误。”他当即批示对西海固地区进行救济，问我救济面有多大。我了解越到山沟深处群众越困难，估计约70%需要救济。周总理决定拿出海军仓库积压的被服，按70%的需求发出救济。后来群众穿上了救济的军服。大家开玩笑地说：西海固出来的老百姓都是拉练的（指拉练的军队）。周总理还指示国务院卫生部、总后卫生部、兰州军区卫生部等单位派出十多个医疗队下农村，给群众检查治疗。同时批示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干部来北京召开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指示我和农林部杨立功副部长参加。在汇报平反工作，谈到我们正在对八次叛乱的案情和档案进行了解时，纪登奎说：“不用那么细的查档案，宣布全部平反算了。”

　　按周总理指示，l972年1月24日到2月12日，在北京召开了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自治区、固原地区的负责同志，地区所属的固原、海原、西吉、隆德、泾原五个县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宁夏来的同志表示：1971年中央政治局在听取自治区党代表大会准备工作的汇报时，指出宁夏的问题是党的政策落实不好，农牧业生产发展缓慢，特别是固原地区平叛扩大化必须纠正。但是半年过去了，这个问题没有有效地解决，这次召集我们到毛主席身边来开会，帮助我们分析情况，提高认识，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们要认真开好这次会议，拿出切实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

　　在会议讨论中，大家认识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大汉族思想：认为回族“落后”，在工作中违反党的民族政策，不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及生活习俗，造成了民族关系紧张化；在处理叛乱案件上扩大化，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被欺骗裹胁进去的基本群众也当作敌人，把大批家属当作匪属，给少数敌人以可乘之机，利用我们的错误煽动叛乱，进行破坏活动。再有农业生产落后，农田基本建设搞的很少，乱开荒，水土流失严重，粮食产量很低，群众生活极为困难。

　　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在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以满腔热忱对待少数民族事业，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对平叛扩大化的错误，对逼供信造成的假案必须平反纠正，凡错判、错管、错戴、错划的劳动群众一律平反。对策划和组织叛乱分子按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根据认罪态度区别对待。会上也明确了平反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走群众路线，广泛进行宣传教育，把党的民族政策和肃反政策交给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落实政策。

　　会议还研究了如何促进生产，要求国家支援什么。县里的干部提出要解放牌汽车、手扶拖拉机、电磨等等。我同杨立功同志的意见是，按当前地区生产情况，首先应该解决草籽、树种，从种草种树、养牛养羊抓起，增加生产，改善生态平衡（其实小块耕地用不上拖拉机，村里当时又都没有电，电磨一时用不上）。为各县解决了草籽树种，但县里并不太欢迎。后来胡启立同志任西吉县委副书记时，曾找过我，要我再帮助搞些草籽、树种，是我同农林部沙风同志联系后解决的。

　　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好，会后写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的报告》，上报毛主席、党中央。1972年7月2日，中共中央发了中发（1972）22号文件，发至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将这个报告和公安部、农林部联合调查组的报告做了通报，肯定了两个报告的精神。

　　会后各方面的工作抓得很紧，除了原来进行试点调查的230多人的宣传队搞了15个试点，领导蹲点取得经验外，地县两级又组织了760多人的宣传队，深入到平叛扩大化比较严重的133个大队落实政策，纠正扩大化的错误。

　　会议开罢，正准备再赴固原地区时，1972年2月29日，隆德县杨河公社中岔大队又发生了叛乱，这是全国解放以来该地区回民发生的第九次叛乱。以糟占林、咸荣华、咸得有等人为首，串联陕西省陇县，甘肃省灵台、张家川，宁夏的隆德、固原、海原、西吉等县11个公社的150余人，杀死了前来阻止其叛乱的隆德县保卫处长君连升和保卫干事杨效智，并抢去他们的手枪。

　　3月1日，李德生、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召我和杨立功去，告诉我们武装叛乱分子和民兵对峙在隆德县中岔大队的山头，要我们立即去平叛。并对我说，你是二十一军出来的，二十一军在当地驻军，你去有很大的方便，临时需要动用一些兵力也好办。

　　第二天，我们乘专机到西安，换乘空军小飞机到甘肃平凉，平凉没有机场，就在塬上用石灰画了一个圈，作为临时机场。我们下飞机后在驻军六十三师师部吃了晚饭，赶到隆德县已是深夜了。

　　我们到达隆德县，自治区领导康健民和县委领导都在。当时听取了叛乱情况的汇报，知道叛乱分子糟占林是从外地来到隆德的，自称是大依玛穆，刚从麦加朝圣回来，说“在北京见到了林彪，林彪领导西北五省区，要我领导西海固回民，在西安与林彪会师”等等。叛乱分子打死了干部，夺取了武器。大肆宣传欺骗群众说，打死了干部，共产党不会罢休，胁迫村民一二百人上了山。

　　隆德县领导当即组织了一个民兵营第二天拂晓上山清剿。天黑后，叛乱分子下山占领村头的窑洞，民兵在外把守，想等天明后处理。等到天明，叛乱分子都跑了，首犯没抓到。由于叛乱分子有枪，老百姓害怕，民心不稳，天天跑反，影响了生产。这次平叛双方武装冲突中，干部民兵死13人，伤12人，击毙叛乱分子咸荣华、咸有忠等13人，伤十余人。

　　3日，开了一天县委常委会，杨立功同志和我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同时我与兰州军区取得联系，兰州军区请示了中央后派二十一军的一个连在交通要道将台堡驻下，镇住叛匪，稳定了民心。

　　3月6日，我建议到发生叛乱的现场去看看。我同杨立功、自治区及县里的干部一起，分乘三辆车出发。由于山高、沟深、路窄，许多地方汽车行驶困难，只能步行。我们到中岔大队，先看叛匪打死武装部干部的地方，再一家一户地看。有的家没有人，有的家只有老人、妇女和孩子。还有的院子里散着一地鸡毛，宰羊锅里散发出一股股腥臭味。我们走到一处院落门口坐下喝水，然后顺便到旁边的院子里看看，却发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正在和面烙饼，烙的饼已有尺把高。在当地吃到小麦面是很不容易的，这引起了我们的怀疑。上前问她家有几口人，她说两三口。怎么两三口人烙了那么多的饼，疑点更大。我要同志们仔细观察周围的窑洞，看到一个窑洞上了锁，要她打开。进门后看到炕上有被子，掀开被子、炕席，露出一个炕洞。我问那妇女：“下面有人吗？”妇女答：“没有。”我的秘书王京宗用手电一照，发现一支带刺刀的枪。我想首犯可能就藏在这儿，就喊话。经过喊话，下面先送出了枪，然后出来了一位公社革委会委员，原来这是他的家。问他话他支支吾吾，后来供出大依玛穆也在里面。要他下去，把大依玛穆叫出来。经过初步审问，这二人便是发动叛乱的首犯和主犯。案犯交县保卫处处理。

　　我们立即向广大群众宣告大依玛穆已被抓住，宣布凡参加叛乱的人只要向政府自首便不予追究，要群众安心生产。我们先后到被叛乱分子杀害的干部、群众家里看望慰问。为尽快弄清案情，自治区的一名领导干部同地区保卫部干部和隆德县的干部一起，组织宣传队到杨河公社中岔大队向群众交代政策，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追捕漏网的重要案犯。叛乱平息了，民心也安定下来。

　　这次叛乱，对落实中央召开的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带来了新的困难。很多党员干部对平反工作另有看法，有的干部说“2•29”事件的发生，说明现在的问题“不是平反，而是镇反”，甚至认为“现在搞平反是站在敌人一边”，把平反与镇反对立起来。我们从党的民族政策、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讲起，经过多次谈话、讨论，做这些干部的思想工作，多数干部的思想有了转变。我们要求地区各级领导在处理叛乱事件中认真贯彻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认真落实民族政策，纠正扩大化的错误，打破敌人妄图煽动群众干扰我们部署的阴谋。提出要防止急躁情绪和感情用事，不能随便抓人，已抓的人凡属上当受骗者，经教育后放回让其投入生产；除对在这次事件中牺牲的同志做好善后工作外，对对方死伤人员也要妥善处理。干部、群众的思想稳定，为落实座谈会精神铺平了道路。

　　1972年3月13日到17日，为了总结这次平叛的经验教训和进一步贯彻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的精神，固原地区召开了常委扩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地区党委和五个县的县委书记、保卫处长及参加蹲点的宣传队长等，有公安部、农林部联合调查组的所有成员，还有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康健民和领导成员张怀礼、蓝天民等。

　　对于“2•29”叛乱事件的总结，大家认识到，由于过去违反民族政策和平叛扩大化的错误，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实际掩护了敌人，孤立了自己。敌人早在去年六、七月就开始串联活动，事件发生前两天即2月27日，他们杀鸡宰羊，制作凶器，四处散发反革命传单，有的竟纠集二三十人公然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而我们由于群众基础薄弱，严重脱离群众，对此毫无察觉。有的干部平时麻木不仁，叛乱发生后又惊慌失措，因此对纠正扩大化错误发生动摇。这次叛乱事件能迅速平息没有蔓延扩大，其根本原因是党的政策的威力，中央及时发放了大量的救济物资，派出医疗队，召开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赢得了群众的心。敌人也感到末日到来，迫不及待地策动叛乱，他们手持斧头威胁群众“你们想抹帽子吗（指平反），想抹帽子就别要脑袋”，以此同政府较量，破坏落实政策的工作。在平息叛乱过程中，由于宣传并执行了党的政策，严格甄别敌我，坚持“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是少数”和“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原则，只要回家生产者不予追究，争取了群众，及时逮捕了躲藏在窑洞里的首恶分子，迫使骨干分子投案自首，瓦解了敌人的阴谋，很快扭转了局面。

　　会上学习讨论了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向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检查了落实报告的情况。此外还介绍了先进点上的经验。

　　经过摸底，初步掌握了全地区平叛扩大化涉及86个公社，516个大队，1756个生产队，17198人。全区抽调了26名各级书记、常委，6名处、室负责人和766名干部组成宣传队，深入到133个大队开展工作。以团结大多数群众为原则，纠正平叛扩大化错误，大力宣传解释党的民族政策，发动群众讨论平反名单再上报批准，卸掉了群众的思想包袱。宣传队在工作中抓住并着重解决领导上严重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尊重少数民族习俗，纠正了要回民养猪的错误决定。使各级干部认识到宗教信仰的历史延续性；认识到群众的宗教信仰、习俗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认识到不折不扣地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搞好回、汉族之间的团结，自觉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是整个国家安定团结的保证。

　　会上强调在贯彻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的同时，要求不失时机地进行春耕生产，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

　　会后，公安部、农林部联合调查组向中央书面汇报了关于平息隆德叛乱事件和贯彻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的情况。

　　杨立功同志返回北京，我送他到西安。我离开西安还没有回到西吉我们蹲点的村子，部里又来电话要我回去。回京第二天，谢富治病逝，我参加了追悼会。

　　会后又立即回到固原地区。在查明情况后，我配合当地领导到有关生产大队进行平反，宣布历次叛乱被迫胁从的群众和所谓“叛属”无罪，恢复他们的名誉。

　　1972年7月，调查小组的工作全部结束，我们一起回到北京。

　　半年以后，宁夏回族自治区将对隆德叛乱事件的处理意见报告了中央，华国锋转给我看了。报告中提出要枪毙7人，有糟占林，有杀死乡干部的叛匪，还有那个革委会委员。我向华国锋建议不要枪毙那个革委会委员，能教育过来的人不一定枪毙。以后是怎样决定的，我就不知道了。

　　关于“算旧账”的争论

　　1970年11月至1971年春节，公安部继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卫生工作会议后，召开了第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调整健全了组织机构，部分干部从干校回部工作，恢复了因文革而停顿了多年的业务工作。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全国按中共中央通知学习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在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罪行的同时，公安部多次召开核心小组会议和核心小组扩大会议，听取干部群众对这几年工作的意见。我在固原地区平反期间回京两次，断断续续参加过几次会议，知道一些情况。

　　“批林整风”运动中，在核心小组会上于桑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方法有意见，说：“我今天有意见，以后还是有意见的。”在部全体职工大会上，于桑说“钟不敲不响，话不说不明”，动员大家把意见说出来。经过发扬民主，群众提出的意见主要有：“砸烂公检法”、下放“五•七”干校、党的优良传统被破坏、社会治安方面发案率高、破案率低等问题。另外，对于“伪党”一案向赵登程、李震、曾威提了许多意见。

　　为此，李震对过去的工作做了检讨，并把检讨和部里“批林整风”情况写成简报，上报国务院。

　　纪登奎看了简报后，把李震找去。李回来在核心小组中传达了纪登奎的批评：“别的简报我不看，你公安部长检讨的简报我不能不看。你们公安部发生了‘算旧账’的苗头，带了一个不好的头……对各省、市公安厅、局会有影响的。”李震还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要核心小组内部自己统一思想，然后写个报告报送国务院。纪登奎和周总理的指示在核心小组扩大会上作了传达。于是，部里一部分干部认为“算旧账”是于桑、刘复之带头引起的，批评了他们有“傲气”、“怨气”、“不服气”三气，一部分干部则不同意纪登奎的批评。

　　这样，公安部从核心小组到广大职工中产生了“算旧账”和反“算旧账”两种意见，实际上是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分歧和争论。

　　1972年2月，赵登程在“九一三”事件后被拘留审查。这时李震任核心小组组长，于桑、曾威任副组长，成员有刘复之、黄庆熙、张其瑞和我。黄庆熙接管了第三专案办公室的工作。

　　第十六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

　　1972年冬，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长座谈会，汇报总结第十五次公安会议以来的工作情况，研究1973年的工作纲要。座谈会开始后，李先念、纪登奎召集部核心小组会议，研究座谈会方向。在会上纪登奎说：“我看了座谈会会议简报，又有人提出‘砸烂公检法’问题，当时哪个省市委、哪个党委不是当作黑党委被砸烂的？还要砸烂你的狗头呢。我批评你们发生了‘算旧账’的苗头，还是留有余地的。不要扭着不放了，否则对今后的工作没有好处。”李先念说，“‘算旧账’名义上炮口是对着林彪，实际上炮弹落在群众头上”，并要李震、于桑、曾威、刘复之在会上各自作自我批评。

　　按常规两年开一次公安工作会议，第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开后已有两年了。经中央批准，将此次公安厅局长座谈会改为第十六次公安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始终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除纪登奎、李先念参加外，还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参加了最后的总结大会。总结是纪登奎做的。总结的内容主要是以批评“算旧账”来统一思想。会上李震作了对部里出现不利于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算旧账”承担责任的检讨，其他人没有发言。

　　第十六次公安工作会议后，我患淋巴结核，长期低烧不退，基本半休，只参加核心小组会，负责一些治安方面的业务工作。看到部里干部从上到下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不一，并且很难统一，看到李震部长工作上十分为难，自己工作也不好做，这时听说中央要派人去西吉县任县委书记，我想去西吉县，能摆脱公安部繁杂纷乱的环境，我又对西吉县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很愿意到那里好好干一场。和妻子商量，妻子怕我身体吃不消，劝我治好病再说。不久，胡启立被中央委派到西吉县。

　　公安部整顿

　　周总理在李震死后指示公安部要“关起门来整顿”，同时指示清理公安部大院。公安部在发动群众配合破案工作的同时，结合批林批孔运动批“算旧账”的思想，进行了思想整顿。

　　1974年春节后，华国锋指示我们：“你们过去发生了‘算旧账’，对下面起了不好的影响，这次结合批林批孔，要带个好头。”还说“下面反映来的情况，除了反对毛主席外，反对任何人不要表态”。

　　在批林批孔过程中部内反复批判了刘复之、于桑为代表的“算旧账”思想，还联系批判了刘坚夫等几位局长。清理大院的要求是，要把被审查干部的家搬出去，但因为无处可搬，困难很大。结果只有少数几家搬出，大多数没有动。

　　关起门来整顿一年后，华国锋批准进行组织机构整顿。华国锋参加了核心小组的研究，指示说：“健全组织机构要按精简原则，人数仍按谢富治传达的毛主席指示，不能超过450人，设哪些机构你们讨论。”还指示：“各局领导班子必须是战斗性强的，不要有安置性干部。干部按老、中、青，军、干、群搭配。”经核心小组讨论决定恢复一局、二局、三局（原三局、七局合并）、边防局、劳改局，以及政治部、办公室，后来又增加了民警局。各局下设几个处，各处人数和人选名单由各局党支部按华国锋指示精神提出建议，交核心小组讨论，核心小组讨论后再下放各局党支部讨论。这样上下结合，反复多次才决定最后的名单上报华国锋，华国锋同意后再报国务院批准。从“五•七”干校陆续回来的一批局级干部，如刘坚夫、丁兆甲、石广平、侯西斌、陆石、姚伦、马剑等同志任局级领导。按中央指示精神，局、处级干部里安排了一些文革初期参加造反派的年轻干部，当时全国都是按老中青组织各级领导班子，造反派年轻干部参加领导班子是很普遍的现象。

　　精简下来的干部，经核心小组讨论决定，哪个省、市需要人，动员他们自愿去，也可以经组织介绍去。在“五•七”干校期间，新疆、宁夏、陕西等地曾来公安部要过干部，有部分干部被介绍去。后来人民日报社、北京市等单位也陆续要去了一些干部。到1976年，还有一部分干部在“五•七”干校待分配。

　　公安部健全了局、处机构，安排了干部后，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刘冰清、张牧还专门来公安部总结经验。

　　1974年，中央决定杨奇清、严佑民、凌云从专案一办转来三办结案后，回部工作。杨奇清住院治疗，恢复一切待遇，未安排工作。严佑民、凌云任公安部副部长，参加核心小组。核心小组成员有我、于桑、黄庆熙、杨贵、祝家耀、严佑民、凌云、张其瑞。曾威有病，不久回部队。我们的分工是：我负责常务工作，于桑、祝家耀管一局（侦察局）、四局（边防局），杨贵、严佑民管二局（经济保卫局）、三局（治安局），凌云、张其瑞管办公室、五局（劳改预审局）、六局（民警局），黄庆熙、祝家耀分管政治部，黄庆熙负责专案三办。

　　1973年尹肇之从沙洋干校（1972年中苏形势紧张，笔架山干校有一部分到湖北沙洋，称沙洋干校）回京。1974年组织整顿后，中央决定调他到政法干校工作，任该校负责人。

　　李洪枢案

　　1972年秋，新疆边防部队巡逻时在国境线我方一侧发现刚吃过丢弃的食品空罐，报公安部。公安部即向新疆、甘肃、陕西以及全国各省市公安部门通报此情况，要各地的旅馆、饭店、交通站口注意盘查从苏联潜入的间谍。

　　不久，在吉林长春的一个小旅馆内查到一名叫李洪枢的人，经审问，李是黑龙江人，30岁左右，原是小学教员，1967年偷越国境到了苏联，1970年到莫斯科，在苏联国防部军事情报机关接受了特务训练，1972年6月接受派遣任务，从新疆额尔齐斯河口越境回国内。据李洪枢交代，他到过北京，已同苏联大使馆联系过两次，联系的方法是在某街道的电线杆上做记号，联系上后去的长春。查清李的基本情况后，此人由长春市公安局送交北京市公安局，由公安部一局负责，决定经教育后逆用。

　　李洪枢由北京市公安局拘押后，在我们掌握下同苏联使馆进行联系，在第二次联系时，我们通过夜视仪观测到苏联使馆来了人，证实了李洪枢的交代。

　　接着李洪枢在我方安排下用密写的方法提出要克格勃发给电台，苏方答应给予。电台放在香山附近，埋在地下，做上标志，李在我们监控下去取。取时挖出一个水泥匣子，打开一看是电台，还有人民币1000元。这架电台在当时比较先进，预先把声音录在录音带上，只要一按电钮就发出了。

　　这期间曾因看管不严，让李洪枢跑了，李震为此批评了北京市公安局。李洪枢跑到了郊区，不敢进村子，偷挖老乡的地瓜吃，被老乡发现扭送了回来。

　　1974年1月15日晚，吴忠要我去卫戍区，到了大会议室，吴忠告诉我中央决定逮捕李洪枢，也就是停止逆用。逮捕前要李洪枢同苏联大使馆联系，在西坝河桥下接头。吴忠、我、市局副局长王更应率领换了便衣带着棍子的民警在西坝河周围埋伏，王更应埋伏在桥附近，我和吴忠在西坝河东头的小木工房内指挥。听到汽车声音后不久，王更应用夜视仪观察并向我们报告已接上头，这时便衣立即围上去，人赃俱获。缴获了一台快速收发报小型电台、密写的指示信以及密写显影药、伪造空白边境通行证、活动经费等。当场还扣住一辆汽车，里面有苏联使馆一等秘书等五人，一起带到公安局，后将使馆的人放走。1974年1月19日这几个人被我国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被驱逐出境。

　　这事件当时公开进行了报道，揭露了苏联使馆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事实。

　　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说过，我们取得了两个胜利：北边珍宝岛边防的胜利；南边抓住苏修特务的胜利。


《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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