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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故事 (一) 重逢
圣诞前夜，与一干朋友在新开张的川菜饭店“半亩园”聚餐。生意红火，客流如潮，又值岁尾年头，更是熙熙攘攘，人声鼎沸，虽然我们事先预定了座位，但还是在门口等了半个小时。
“半亩园”的菜还是不错的，而且经济实惠，又是汤，又是煲，每个人吃得都是赞不绝口，红光满面，至于川菜适合不适合圣诞夜大餐的问题，全让我们抛到脑后去了。
店堂虽然不小，但放的桌椅似乎多了一些，服务员送菜买单就得从人缝中小心翼翼地奋力而过，看得出，这也是技术活，要是一碗热汤给哪位顾客衣脖儿里浇下去，那麻烦可就大了。
在与我们隔了一张桌子的地方，一位身材魁梧的大汉站了起来，扭头向服务员招呼，看样子是要买单了。我不经意地扫视了一下那位大汉，不看则已，一看差点失声叫出口，那大汉没有注意到我，扭脸又坐了回去。
怎么是他？怎么会在这里遇见他？我心想，如果说世界上有人会长得如此之相象，那今天就算是给我碰着了。我该不该贸然打个招呼呢？想了想，还是等他转过脸来再仔细辨认一下吧。服务员们很忙，一时半会儿还照顾不到他们，那大汉又转过脸来了，这回是侧面，朝前勾的下巴让我想起三十年前就拿他开玩笑的事情，如果是他，项阳，的话。
朋友察觉到了我的异样，我把事情一说，大家就七嘴八舌地出主意了，什么，装作不经意地碰他一下；干脆喊一声他的名字看他的反应；写个条子递过去……
还是最后一个主意比较得体，一朋友十岁的儿子，混血儿，金发碧眼，一口京腔，座位正好最靠近那位大汉，让他去问问大汉姓什么。
小伙子倒是一点不怵，跟他妈耳语了几句，就挤到了大汉身边，叔叔，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小伙子大声问道，好让我们都听见。
大汉转身楞了一下，显然没想到这口京腔出自一个小老外之口，犹豫片刻才答道，行啊，什么问题？
小伙儿继续朗声问道，叔叔，你能告诉我您姓什么吗？
大汉更是有点莫名其妙，他们那桌上的人们也都觉得奇怪，大眼瞪小眼地发楞，不会是电视台记者采访吧，怎么会用这么个小洋人？
大汉好不容易缓过神，从兜里掏出一支笔，在餐巾纸上写了一个字，问小伙子，你认识吗？
小伙子回身大叫，妈，他姓项！
大汉把视线投向我们的桌子，我的朋友，我赶紧站了起来，迟疑地问道，项阳？
项阳一楞，也站起身来，你，你，你了半天，竟然不能叫名。
我右手拇指食指伸出，你的，李向阳的干活？
项阳这才犹犹豫豫地道，夏，夏，夏一跳？
我们三两步走到一起，双手紧握。项阳基本面貌没变，跟三十年前比就是块头大了许多，我却变化甚大，老了胖了发福了，估计摸回国内，走大街上不用化装也没人能认识我了。
我们不约而同地，三十年了！
可不是，三十年整啊，中学二年级入中学时候的同学！很好记，住抗震棚时候入的校，入校几天就开追悼会了，在大太阳下晒了整整一下午，班上有三个女孩子都晒晕过去了，然后就上街游行了，放了不计其数的炮仗，反正比过年时候放的多，好象，家里也吃了螃蟹，就是记不得是不是三公一母。
我那时候还是宣委，政委的名字早就弃用了，班委里最忙的，这些政治活动一多，宣委就更忙，板报墙报一大堆，还要定时更新，不光是写稿，毛笔字板书都得拿得起来，还要题图插花描边，以前小学时候就干惯的，现在只不过频率更高面积更大更花时间。
很巧的是，班上还有两位干将，写写画画都挺棒的，项阳一个，还有一个董原，以后有机会再说说这小子，在非洲好几国使馆当差，后来就失去了联系，现在不知道混到哪里去了。
我们三个就此结成了死党，一起玩车技，一起看小说，一起抄“外国名歌二百首”，还一起抄那啥“之心”……往事不堪回首啊！
各自的朋友们在催促我们了，我们匆匆交换了电话，改日再聊……
真是想不到，会在离家万里的地方见到老朋友，而且是这样一种场合上，感叹不已。
回家路上，一首我们曾抄写的老歌回响在我脑海……
我们曾经终日游荡
在故乡的青山上
我们也曾历尽苦辛
到处奔波流浪
……
老朋友怎能忘记掉过去的好时光
……
朋友故事 (二) 死党
三十年前那段中学时光是极短暂的，跟项阳董原他们同学只有两个学期，很多往事已经很模糊了，倒是更久远的小学时代却历历在目，而大多数人可能都觉得中学尤其是高中是人生最绚丽多姿的时代，一直非常遗憾，我连中学毕业证书都没有，所以写小学大大多于中学。
……
搞宣传就得能写会画，我呢，写还行，画就一般了。小学时候，虽在图画课上画点什么乱七八糟的玩艺儿，让图画老师每每兴奋一下，便极力推荐我去文化宫报名学画。
学画还得考试，自由命题，择优录取，我当时想了半天也不知道画些什么，最后根据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镜头，一名游击战士，歪戴着船形帽，挎着冲锋枪的形象，似乎是当时电影院门口“伏击战”广告画。
考试结果当然是名落孙山，因为高手实在太多了，而且主题更是当时的路子，工农兵形象高大丰满。有个家伙居然把当时那幅著名油画“我是海燕”给素描了出来，虽然没涂色，但一看其功力已然是深不可测。还有一位画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人物众多，老毛的脸画得惟妙惟肖。我可从来没敢画过老毛，雷锋列宁是画过的。
文革期间自学成才的特多，尤其是搞音乐绘画的，也是，想学没处学不就得自学嘛。可董原还真学过，当然是私下学的，拜的都还是名师，先后跟程十发马得学过，自己房间里贴的都是自己的作品，在我这种外行眼里都是精品啊，都可以开展览会了。
项阳书法不错，有时候还能狂草几笔，尤其是行书比我强，写板报绝对大占便宜，我基本一直练楷，所以项阳的基本功不如我，写字有些飘，当然，看上去还是很飘逸的。
所以我们的分工合作基本上是我写项抄董画，我们班的墙报在学校里一直是块招牌的，其最亮点还是董原的插图，几支彩色粉笔能画出水粉画来。我自己还另有任务，所有报头美术字标题都是我包的。
有时候忙起来，老师也找写字比较好的女生来帮忙，但我们一般都推掉了，让他们去剪字扎花什么的，从那时候就发现一个规律：女生字的好坏跟长相是成反比的。嗖……我躲，嗖……我闪。补充一句，这里的MM除外，正比！
我们班级宣传工作的高峰是77年的元旦，我们突发奇想，干吗不组织一个元旦晚会呢？当时并没有什么春晚元晚的，也没见过类似的晚会，我们都是从苏联小说里看到过这样朦胧的场景，中学生还能开舞会的。
那年头，跳交谊舞是不敢想的，而且谁也不会，但歌曲乐器小品什么的还是可以搞一搞嘛，想法得到班主任大力支持，让所有班委都来帮忙。这时候，大家商议群策群力就有用了，本来以为能弄一小时节目就不错了，最后一看列出来的节目表，三个小时都打不住，而且删谁的都不好，干脆什么都保留，长点就长点吧。
那天，我们刚进校的中二班创造了奇迹，所有节目基本都获得了成功，时间延续超过了四个小时，从下午开始直到晚上七八点，吸引了校长老师，还有其它班的同学。
首先，会场布置是中午时分搞的，所有的装饰事先都准备好了，董原画了好几幅幕布，比黑板还大，几张大纸拼成的，一幕结束就揭开下一幕，记得第一幕有苍松翠柏，因为一开始的节目中有纪念伟人的歌曲，后面的有巍巍长城，蓝色海洋，海边还画着椰子树。
四周墙壁挂满了我们自制的谜语，其实有的已经是灯谜级别的了，尤其是猜同学名字的受到欢迎。晚会中途几次为猜谜同学发奖，奖品不过是一块大白兔奶糖。
通过晚会发现很多同学还是很多才多艺的，确实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有练武术的，有拉小提琴的，我们的车技队也派出了高手，把自行车也拉进了会场，定车表演，也不要求时间长，只要能单手定车另一只手能用口琴吹完“交城山”就算成功。
……
只可惜，这样的晚会我们只办过一届，因为，世事不可逆料，因为很快我们就分道扬镳了。但，这次晚会，在很久之后还被人提起……
朋友故事 (三) 测量
在以前小学老师们的眼中，夏某一直是被当作异类处理的，学习成绩高高在上，其它表现却算是落后分子，与班上那些流氓地痞同流合污志同道合，什么坏事都似乎有我的份儿，却又没有把柄落在老师手中。之所以被保留在班委中，一是写写画画无人能替，二是也得显示一下“有容乃大”，后进分子也能当“领导”的典型，就如同当时一大堆人大副委员长中的最后几名一样，挂个招牌而已。所以，小学时候其他班委唾手可得的什么“三好生”“优秀红小兵”，与我却是基本无缘。成绩报告单上很明显看得出七三开的评语，“但是”的前面百分之三十算优点，后面百分之七十都是怎么怎么调皮捣蛋了。
父母指望我进了中学后能改变现状，所以越区把我送进了这家中学，就因为老舅在这里当校长(见眼睛故事)。但其实用处并不大，老师们知道了这层关系后，反而对我百般庇护，尤其是我们班主任，高中生直接留校当老师的，大家可能都没听说过吧。文革后期，中学师资奇缺，不得不使用本校学生中的尖子当临时教师，但后来他们都分批去教师进修学院深造，拿到了合格证书，我那时的班主任老宋就是这么一个。
进校后就与项阳董原臭味相投，大家的前科背景都极为相似，小学时候都有点郁郁不得志，到了中学，在我的带领下总算有点作为了，晚会之后，竟小有名气。
后来的一件事，又让我们死党三人帮大大出了一次风头。
文革时候，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都被改成了“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等不伦不类的名字，简称“工基”“农基”课，讲到力学就是拖拉机，讲到流体就是抽水机，电学就教大家接电灯，化学就来配化肥，好象没配火药的，估计是怕大家马上就学以致用吧。
我们倒是没经过这基那基，课程名称恢复成了物理化学，但书本的内容跟那些“基”还是一样，拖拉机抽水机之类。有一次讲那什么测量仪器使用，老宋把大家就带到了田径场上去测四百米跑道去了。
三人一组，每组拿一圈二十米的皮尺，更长的没有，只能一点一点量出来加。
我和项阳董原是当然的一组。
看到大家在骄阳下挥汗如雨，董原骂了一句，KAO，量什么量啊，再量也是四百米嘛。
我们三人确实都是拈轻怕重之辈，有自己愿意干的事情会好好干，象这种趴在地上的苦活还真不大愿意。
我扭头一看旁边的自行车棚，眉头一展，计上心来。
有了，我一指自行车，我们用车轮来量！
项阳一下子就反应了过来，高，实在是高！董原却还楞着，怎么量？
项阳抢过我的话头，嗨，骑车转一圈，看车轮转了多少圈，然后咱么只要量车轮子一圈是多长就行了嘛……
所以我们的测量是在课后做的，先是在轮子上用粉笔画了一道线，然后慢慢骑车，边骑边数，骑了好几圈不是数岔了，就是误差太大，董原居然数出了三百圈，绝对不能够啊……
还是老老实实地推车数吧，这活儿也不轻松，围着跑道转了好几圈，总算得出了精确的结论。
尽量把车推直线，不能扭来扭去，那样会有很大的附加距离，二是我们在辐条上拴了根铁片，每转一圈就碰前叉一下，这样就不用眼睛盯着车轮了，听声儿数就是了。最后算出一百八十二圈差十公分，然后又展开皮尺量轮周，推车在二十米皮尺上走了几遍，得到车轮周长为2.21米，于是田径场周长是四百零二米！
咦，怎么会有这么大误差？这时董原说话了，我量两边一百米的时候都单独计数的，好象两边跑道不一样长啊。
于是我们又把两边的直道分别测了一下，果然不一样长，差一米多呢，这可是大新闻，要说有误差，两条直道测量差分应该误差很小啊，肯定是这田径场不标准，整个儿一梯形！
不管怎样，实验报告还得写，我们如实写了402米，并汇报了两边直道不等的情况。
第二天，看到其他同学大同小异的400.01米或者399.98米的结论，我们的数据简直是太可笑了，那时候不是都主张反潮流嘛，我们还是按原样交了报告。
老宋倒是很支持我们，把我们的实验又重复了几遍，最后不得不承认这场子确实有问题。
于是事情大了，体育老师们也证实，两边跑道的百米成绩不一致！然后校长过问，教育局也惊动了，居然会有这种事情！
很快，随着省计量委员会来人的精密测量，谜底终于解开了，这块田径场地确实不标准，精确的测距算出其周长是401.857米。至于原因是什么，他们也说不清楚，原始的设计不太会有如此之大的误差，最大的可能性是地壳移动造成的！
天哪，也就是说我们的学校是建立在一条板块深渊之上？
事情过去很久，董原照例在数学课上乱写乱画，他的笔记本与其说是笔记本不如说是连环画，突然他象发现了什么似的，转身没头没脑地对我说，我知道田径场为什么是那个距离了！
那建筑师一定是个马拉松爱好者，跑105圈正好是一个马拉松……
朋友故事 (四) 读书
我们几个都是爱读书的，我说的是小说可不是教科书，这也是我们能成为死党的基础之一。
更早一点的时候，想读书还确实没什么书好读。看了虎老师的“淘书记”系列故事，虽然没有亲身经历，但完全理解。那时候书店里只有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后来还有几本诸如“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的所谓小说，居然连作者名字都不敢署，用某某写作小组的名义来代替。说是小说，完全是教科书的口吻，跟报纸社论差不多味同嚼蜡，索然无味。
跟很多同辈人一样，我的第一次“处”小说也是被“艳阳天”霸占了，从后来同学的外号可以看出“艳阳天”这本小说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巨大影响，同班同学中就有“马之悦”，同年级有个“马小辫”的外号，中学了，居然有个从小学延续过来的外号还戴在头上──“立本儿”。“金光大道”是文革时候出台的，“三突出”更加明显，干脆连主角名字就是高大泉(“高大全”)，还拍成了电影，女主角可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王馥丽。
其实当时没那么高觉悟，这些书捧在手上读还是津津有味的，没有比较嘛。居然想起一本非常没有名，但我却记的异常清楚的小说“春潮急”，还上下两册呢，并非内容吸引人，只是我当时把这套借来的书给搞丢了，赔了两块钱，那可是我当时半个月的零花！
我们死党三人帮读书的时候已经是文革末期以至结束了，市面上的书也逐渐多了起来，“闪闪的红星”“新来的小石柱”“激战无名川”“连心锁”都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上了。但我们的口味已经不象小学生那么饥不择食了，我们所向往的都是文革前的小说外国小说。总之，用另一种表达方式，就是爱看“禁书”，一是“禁书”比市面上的书“有意思”，二大概也是因为青春期的反叛性使然吧。
战争小说和反特小说是我们的最爱，内战/抗战小说看的比较多，“红旗谱”“苦菜花”“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都是那时候看的，而我们心目中更精彩的是苏联反特小说，可望而不可求，偶尔能从同学那里交换来读一下，象这种难得一见的书，我们都得用N：1的大价码才能换来一睹为快。现在还能记得几个书名“红色保险箱”“前线车站”“绿色的项链”，还有一本叫啥啥河畔的。后来看“007”电影时候，脑海深处的记忆常常产生出共鸣，什么钢笔手枪哪，什么狗眼睛摄像机哪，那些反特小说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再有就是我们自己的家里的藏书，窝边草一样吃得倍儿香。当然，我们之间的交情不需要交换，要是谈“换”字，董原就吃了大亏了，他父亲是出版社的，家里很多书都是作者亲赠的，我就见到过“闪闪的红星”李心田，“海岛女民兵”黎汝清的大名。项阳家里以“四旧”为主，从他那里，我们读到了“东周列国志”“儒林外史”“三侠五义”这些“四大名著”之外的古书，反倒是“四大名著”，直到大学毕业我也才都完“西游记”和“水浒”，“三国演义”和“红楼梦”到工作后才压着性子读完的。“金瓶梅”？那时候都没听说过，来加拿大后，从多伦多东亚图书馆借来复印了一套，一尺多厚，现在还搁地下室藏着呢。
看闲书看得昏天黑地，经常一本书是得定时的，后面好几个人等着排队，于是走路看睡觉看，就除了骑车不能看以外，所有能利用的时间都得利用起来，所以，上课的大好时光也是绝对不能放弃的。
我坐在最后一排，旁边都是一帮地痞流氓留级生，自然我做什么都不会有人管，老师也一般不会到这个角落来找事。项阳那时候可没现在这样的大块头，坐在中间靠前的地方。有一天，项阳正把小说藏在抽屉里用功，看得入迷，没想到老宋在身后已经站了很久，等到全班爆笑项阳才反应过来，那时候学校已经开始整顿学习风气了，上课看小说是一定得没收的。下课后，可怜的项阳被老宋带到了办公室。项阳回来后跟我说，我跟老宋说书是你的……
老宋果然还是够哥们儿，过了两天就把书直接还给了我，还说，这书不错。项阳马上就过来抢书，我说，不行，这回我得先看了。我原本是排在项阳后面的……
那时候，交通主要靠走，通讯主要靠吼，……，还有几句记不得了，要是想真想看“禁书”……，主要靠手……抄了。同学中经常神秘兮兮地流传着形形色色的……那啥“之心”……
朋友故事 (五) 震撼
哪个少年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这是我们在歌德的书里看来的。从小学高年级开始，看书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会对某些情节更加感兴趣一些。但由于条件的限制，所能目击的最高等级不过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苦菜花”“青春之歌”里面偶尔若有若无露出的一笔，再想多一丁点儿都难得一见了。
所以某方面的知识，直到上中学才稍稍有了一点长进。有一天，董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本精装硬皮的“十日谈”，往我手里一塞，听好了，两天时间，你跟项阳一人一天，后天这个时候一定要还回我手上。我的天，这书有两寸厚，都赶上字典了，两天……得呐，今儿晚上甭睡觉了。
于是，一夜无眠，主教、巫婆、公主、骑士、国王，看得昏天黑地一锅酱汤，某些精彩之处还得重复一遍。老实说，“十日谈”这本书确实是一本让我们幼小心灵震撼的书，看得太急，绝大多数内容都遗忘了，就剩下一点情节牢牢记住终生难忘──教士的身上有魔鬼，魔鬼必须关起来……
我的座位那个角落，云集了本班的地痞流氓留级生，他们的年纪一般都比较大些，在其他同学还是懵懵懂懂的时候，他们已经是情窦已开，如果相信他们自己的大吹大擂的话，他们甚至已经真刀真枪地上过战场了。
练的是杠子，抽的是门子(注：土话大前门香烟)，玩的是刀子，拍的是米子(注：土话，跟北京话里“婆子”等价)。这一帮小子有几个实在是坏到了骨子里，平时跟老宋也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老宋能忍下这口气也是怵他们，不过一般情况下，当他们跟其他老师闹事的时候，老宋过来调解，他们还是给老宋一点面子的。把我搁这里，老宋肯定是想让我当个眼线，实在是把我这朵莲花给摁污泥里去了……许多那种手抄本都是出于这个角落。
之前更早的小学时候，我就看到过“梅花党”“绿色的尸体”“一双绣花鞋”等手抄本小说，但文革后拍的“第二次握手”据说是根据一本著名的手抄本改编的，很诧异，怎么没听说过？应该不如我列出来的这些著名吧。那本传说中的“之心”，我们还是只曾耳闻未曾亲见。
那本最著名的手抄本那啥“之心”是我在污泥里得到的，好象还有个别名叫啥“回忆录”。当时的情况是，学校如果发现这部书，只要读过就是一个大过处分，为首者可能都要开除，而且要交公安机关法办。公安局还要根据手抄本字体特征寻根溯源，追查罪魁祸首。现在你要是搜索一下“手抄本”都不用提书名，百度就能给你一大堆“之心”的链接，跟我们那时候的封闭相比，真是恍若隔世啊。
我的同桌外号大鸟，当然我在这里是用鸟字代替了另外一个字了。大鸟后来的结局是八三年严打时被送到青海去了，是个损友吧。
这天，大鸟一脸坏笑地把一个黑皮本子塞到我抽屉里，你不是爱看书嘛，给你看个东西。
我一看那本子就已经明白了几分，心里一阵抽搐，这“之心”可是个大过啊，看还是不看，思想斗争了半天，传说中的“之心”可实在是大名鼎鼎啊，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平生不识那啥心，纵称英雄也枉然。
不可抗拒的巨大吸引力把我的手牵上了那个黑皮本子，我打开了扉页，一首西江月映入眼帘。
此书十分黄色
看完就想闯祸
若是强忍不出头
身体便会衰弱
传看会记大过
抄写更把手剁
现在提醒诸看官
千万保密沉默
战战兢兢地翻开第一页开始看起……
一种从未见过的行文把我拽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那些毕露的描写使人血脉贲张毛骨悚然。原先许多少年支离破碎的似是而非的臆想就此整合成了完整的图像，“之心”男女主人公被切换成了以往看过小说中的人物，保尔冬妮娅，西门潘金莲……
突然，鼻头一热，用手一抹，两管鼻血喷薄而出。
……
无庸赘言，“之心”带给我的感官刺激是巨大的，但通过女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述，更是在我心中产生强烈的震撼，原来女人也这么色……
朋友故事 (六) 利器
其实手抄本并不都是诸如“之心”这类，我们遇到了令人爱不释手的文章，也会抄下来的，比如“增广贤言”，最后两句记得是“敬惜字纸，功德无量”。
那时候各单位都有自印的信笺纸，抬头不外乎某某局某某学校革命委员会，家里总会有几大摞。我们抄书从来都是一式三份，一人一份，用两张复写纸间夹在信纸当中，现在的小朋友大概连复写纸都没见过吧，一般是深蓝色的，复写时要用力均匀，字体不能太小，要不复写出来的就看不清楚了。
我们手抄的最大簿头是两本歌本，58年出版的“外国名歌200首”和61年出版的“外国名歌200首续”，这是可以另开系列的内容，暂且CUT，我倒是觉得我们那时用的抄书工具更有意思，噢，当然，你要说是“作案工具”也未尝不可。
抄书要什么工具，总不至于无聊到要描述信纸圆珠笔吧，当然不，听我慢慢道来。
那时候中学生们都爱鼓捣些半导体无线电之类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孩子能有这样的爱好，而不是打架闹事，在家长眼中无疑是孩子上进心的表现，堪称欣慰，而且也可以算一门将来或许能混饭吃的手艺，因此而能躲过下乡插队的命运也未尝可知呢。
这种爱好的投资不需许多，我们就经常去无线电商店减价柜台去买废次品的晶体管电阻电容，是论堆甚至论斤称的。拿回来用万用电表测测，坏的扔掉，总能落下相当数量能用的元件。若是嫌麻烦，到摊贩市场旁边摆摊儿的私人手上去买，可以当场测试，捡好的买，稍稍贵一点吧，贩子也是从废次品堆里划拉出来的。
初学者入门总是装一个简易半导体收音机，都是按照书上现成的电路图来的，按图索骥，总不会有大错。摩登一点的，订一份“无线电”杂志，那上面时不时有些花哨的新电路和改良电路。典型的DIY收音机机壳就是一个塑料肥皂盒，电路板和电池夹固定在里面，边上再开个耳机孔，一个袖珍的WALKMAN便诞生了。玩儿的人很多，所以那时DIY的和店里买来的收音机数量上有一拼。
当然，做出的成品精致不精致，才是衡量一个爱好者功力的地方。
首先，制造电路板，简单的电路，用焊线连连也没什么大碍，要是比较复杂的电路，简单焊线就会带来许多麻烦，虚焊脱焊短路等故障层出不穷，所以最好还是用印刷电路板。买来单面铜箔板，就是塑胶板上敷了一层铜皮，在铜箔面用油漆画出电路布线图，当然精度是不可能跟现在集成电路板上的布线同日而语的，人家那是毫米级乃至丝米级的，我们那种也就算个“厘米”级吧。
然后在画好布线的板上钻孔，简单的工具就是木匠用的传统的绳钻，用绳索牵拉钻杆。知道打陀螺吗，起始的时候，把陀螺鞭缠到陀螺腰上，然后一抖鞭放出，陀螺便转起来了，绳钻的原理大概如此。电钻算是高级工具，直到上大学才使得上。
把钻好孔的板子放入三氯化铁溶液，酸把没有油漆覆盖的铜箔腐蚀掉，这该是盐酸型吧，我对化学不熟，剩下的就是你所需要的线路板了。腐蚀好的线路板还要经过清洁打磨，焊点涂上松香，讲究一些，还把焊孔铆上空心铜孔钉，这样做出来的线路板倍儿舒服。
大多数爱好者把DIY收音机做好，基本上也就收手了。不过在如此广大的群众基础金字塔上，高手自然会有，睥睨芸芸众生。项阳就是从普通爱好者当中出类拔萃的一个，他经常动脑子想点子，做出点儿出其不意的小玩艺儿出来。
这不，我们手抄这么辛苦，项阳的脑袋瓜子又转上了，项阳的IDEA是──复印机！
那年头，复印机可是不多见，我们都还没有亲眼见过真家伙呢，直到上大学才知道复印机长啥样儿。没有图纸，更搞不来元件，看起来这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要不怎么能显示高手的手段呢，妙手空空，高举高打，这才是高手风范，峰巅技艺。
项阳是这样设计的，举个例子应该可以容易点说明，大家都见过配钥匙的机器吧，一边是母钥，一边是钥匙坯，钥匙探头在母钥上感受钥齿，钥匙刻刀便把感受到的钥齿在钥匙坯上雕刻出来，项阳的复印机理念便来自于此──钥匙复印机。
项阳在一根长轴上套了两个大小相同的圆筒，长轴是由一台电机驱动，所以这两个圆筒就是同步的。圆筒的周长等于普通信纸的长边长度，将原稿与空白信纸分别裹在两个圆筒的表面，用卡子卡紧，原稿圆筒上装有发光二极管和光敏元件，组成了探头，其灵敏度根据信纸的透光强度进行调节，有字迹处透光较弱，信纸空白处透光较强。这个透光强度的物理量，经过光电放大，送到了空白信纸圆筒处。空白圆筒上架了一支圆珠笔芯，由一继电器带动一根很轻巧的弹簧，笔尖正好悬离纸面，当光电信号较弱时，说明原稿上此处为字，弹簧便拉紧，圆珠笔芯点向纸面；反之，光电信号较强时，说明原稿上此处为空白，圆珠笔芯悬离。同时，圆筒旋转一周，探头和笔尖同步向一侧稍稍位移，比如说0.1或0.2毫米(可调)，这就算是复印精度的细调吧。这样，转了几千圈后，整个原稿就被“复印”到空白信纸上来了。
这里说得简单，项阳可是为了这项发明呕心沥血，不知熬了多少个通宵。
鸟枪换大炮，手抄改复印！
后来，项阳靠这个发明拿了省青少年年发明一等奖。
朋友故事 (七) 女生
对于三十年前的往事喋喋不休，年轻的朋友可能会有疑问，那么长时间以前的事情怎么就记得清楚，这不奇怪，跟我年轻时候问父母同样的问题，那时候他们聊起解放前解放初的事情就好象如数家珍，再过些年，现在的年轻人也会对那时的年轻人这么说的。
青春就象一支离弦的箭，单向，短暂，飕地一下就过去了，能扎中什么全凭运气，或者说，能躲开什么也是凭运气。
……
和倪韵许珏许珊几个熟起来是从排练晚会时候开始的，倪韵唱歌不错，许珏拉小提琴，为了来个小提琴二重奏，她拉来了她同校不同班的双胞胎姐姐许珊。珏这个字不常用，念决心的决(jue2)，二玉相合为一珏，看来她们的父母当时并没有预见到两块玉一同到来的。
倪韵在晚会上唱了两首歌，一首是“创业”电影插曲，就是那首“青天一顶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红……”，还有一首是“沂蒙颂”的“我为亲人熬鸡汤”，正因为此，这两首歌至今是我的FAVORITES。许家姐妹拉的小提琴曲目名字忘了，应该是那首“帕米尔高原”吧，“mi la la xi do xi re do xi la, do xi re do xi la la"。 7/8 拍子？我嘛，当时是改编了个相声，马季唐杰忠那个“友谊颂”里面有一段精彩的报国名，加上小时候听奶奶家门口一位常驻乞丐的口头文学，添油加醋而成。
排练都持续到比较晚的时候，老宋怕出事，让男生把女生护送一下。
倪韵基本与我同路，许珏许珊是董原的邻居，项阳与我们的大方向也差不多，所以都一块儿走，而且几个女生都不骑车，我们也需要项阳的自行车。
骑车带个人我们都没问题的，而且各式各样的带人都试过，坐后坐前就是坐龙头也没问题，还试过被带者坐座垫手把龙头，我坐后座踩脚踏的。问题在于倪韵就不敢坐后座。
于是只好推着车走路，大家也都一起走，有说有笑，路也不显得长了。直到跟项阳董原许家姐妹分了手，就剩我和倪韵了，她小声说，我还是坐车吧，要不就太晚了……坐前面……说明一下，我那车是男式的，前面有大杠。
以前带人坐前面，主要是带弟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可坐上倪韵，那车骑得可别扭，几次差点儿翻车……只有全神贯注把稳龙头，二人反而无话。
其实倪韵家离我家已经不远，而且岔出去一截儿，她也是跨区转学新近插到我们班来的，跟大部分同学还不很熟悉，也就是这次晚会，才把班上情况弄熟。
第二天排练完毕的时候，倪韵就跟我们说了，今天的数学作业还不知道什么能做完呢，那么多因式分解题，还是坐车吧。我赫然发现，董原小子的书包架今天没了，据他自己解释是早上一大早换煤气罐时候压断了……既然两个人必须坐前杠，项阳要带的许珊在其他两人的威逼之下，也坐到了前面去……
深夜的马路空空荡荡，我们三车六人横冲直撞，为了抑制心神的荡旌，我们唱起了一首大家都熟悉的歌“从东方升起金色的太阳”。这首歌在当时被认为是黄歌，我们之所以能够耳熟能详，全拜某部阿尔巴尼亚电影所赐，具体是哪部电影忘记了，反正是占领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士兵们合唱的。
后来唱这首歌是在大学毕业的散伙饭上，大家醉醺醺地骑着椅子唱歌，骑椅子这个动作也是从“虎口脱险”里德国兵那里学来的……
从东方升起金色的太阳
它放射出灿烂光芒
照耀到我们繁荣的村庄
让美丽的鲜花齐开放
啊，我那美丽的村庄
你正象一位女皇
笼罩着阳光
山谷里面鲜花怒放
彩色缤纷灿烂又辉煌
你彷佛正在歌唱
和平的歌声在飘荡
好象在诉说
谁要追求幸福生活
请快来到我们村庄
附：美丽的村庄简谱
朋友故事 (八) 唱歌
后来，从倪韵许珏嘴里听说了许多女生圈子里的事情，这个中学的生源主要是从附近四所小学来的，再加上几个如我这样的外来户。所以从同一个小学来的同学自然就形成了自己的帮派，似乎这个问题在女生中更加明显一些。对于女孩子来说，可能跟男孩交往反而更轻松一些。一些在最亲密的女伴面前不能说的话，在男孩面前反而很自然了，当然，很多能跟女伴说的话也是不能拿到男孩这边的。挺微妙的。我大概是看多了苏联小说，尤其是盖达尔的笔下的少男少女们，那应该是我们当时所追求的境界。
我们几个人渐渐成了一个新的小团体，组织活动经常是在董原家里，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独生子女，家里独门独户，还有个小院。我们在一起当然不是做作业，大部分时候都是玩儿。说到作业，虽然不多总有些，这帮朋友抄我作业可是抄了不少，为了防止所有人抄同样的错误，我不得不在做作业时写下一些错误的答案，到交作业前再改过来。
后来回想这段历史的时候，总有一种感觉，我们玩的时间太多了从小学一直到中学。比我们大的学生，得经历文革最激烈的年代，然后还得下乡去受一回苦；比我们小一点的学生，为了高考从小就得上考山下题海，如果不幸生于七十年代，从幼儿园起就得被父母上紧骨咒，学这个学那个。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大概是有史以来玩得最多的学生。
女孩的游戏跟男孩大不相同，她们爱刻花，就是剪纸的俗称，用彩色腊光纸和铅笔把图样蒙下来，再用刮胡子的单面或者双面刀片刻下图案，然后夹在白纸里。许珏就拿来了不少她的作品在我们面前炫耀，但董原露了一手，让许珏五体投地自叹不如，董原居然能用黑纸剪影，看一眼你的侧面，马上刷刷刷几下给你剪出来，长相特征抓得特准，唯妙唯肖。这里大街上我就见过潦倒的中国艺术家在干这行，不过董原应该没靠这个挣饭吃，他后来是当外交使节的，要是用这手艺跟老外拉拉近乎套套磁就另当别说了。
她们还爱用白线和钩针织东西，小的比如茶杯罩，大的可以当窗帘，倪韵就曾给我一条钩织的衬领，防止脖子上的油汗把衣领弄脏。我还见过她们用钩针钩塑料丝做茶杯套，那时候人们喜欢用个酱菜瓶子泡茶喝，玻璃瓶子不隔热，烫手，包上一个塑料丝套就解决了问题。
当然，书是人类共同的朋友。这个时候，我们见着了传说中的“外国名歌200首”和续集，书是倪韵从亲戚家借的，我们摘抄了上百首我们喜欢的歌，歌曲也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文革时，音乐课基本上就是老师教唱歌，乐理是从来没讲过。简谱得自己学，先照着“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会唱的歌搞清楚1234567，然后再填到其它歌里来理会的。所以直到今天，我也还是只有这么点水平，五线谱照样还是豆芽菜。
不过简谱大概也够用了，一首黄歌听几遍也能把谱子搞出来，来首不太黄的，“再来一杯，再来一杯，再来一杯苦滴咖啡，苦滴咖啡使人回味，葡萄美酒使人沉醉……”。那时候，人们好象对外国歌曲更感兴趣，因为是物以稀为贵吧，“金日成将军之歌”，“越南中国山连山水连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还有那位亲王作词作曲的“你是一个大国毫无自私傲慢待人谦逊有礼……”，怎么想到了宋徽宗李后主？
不过颠过来到过去也就那么几首，其它的外国歌都属于禁歌，只有手抄了。印象很深的有那么几首歌，“如果在/节日里/有几个/好朋友/同志们/欢聚在一起……”，这是苏联的“祝酒歌”，“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将我抛向何方……”，这是印度的“拉兹之歌”，还有一些国产电影的歌曲，“冰山上的来客”“阿诗玛”等等，那时候挺喜欢“阿娜尔罕”里的一首插曲，很苍凉，记得几句歌词是这样的，“天空中高高飞翔的云雀啊/请你落在我枝头静静地歇息……”，一直想找这首歌，即使在今天，也是遍寻不着。
有了“外国名歌200首”之后，尤其是女声部的加入，我们的狂吼乱嚎少得多了，那么多好歌使我们目不暇接，苏联歌还是占大部分，这也是“200首”选材所决定了的。我们最喜欢的是“山楂树”“小路”“灯光”“三套车”“喀秋莎”，也有一些其它国家的，如“乘着歌声的翅膀”一些进行曲，有一首英格兰民歌，应该叫“[木岑]丛”，歌本上有，但现在却搜不到了。
一般我们就用口琴伴奏，都是看董原那本石人望“口琴吹奏法”学的，吹的水平还行，就是口琴质量差些，有点咕噪的感觉。
那天，我半是叹息半是卖弄地说，要是有手风琴就好了，这首“山楂树”保准特棒！
董原问，你会拉手风琴？怎么没听你说过？
我说，我会的多着呢，哪能让你都知道？
董原站起身，行啊，我爸就有一台手风琴……
我一听有点傻眼，小时候学过一个星期的手风琴，又过了那么长时间，说点什么奇特的家伙董原就拿不出来了。
董原从立柜顶上取下一个灰扑扑的包袱，打开包袱皮，赫然一架样子奇特的手风琴。
这架手风琴长得怪，琴键是一颗纽扣大的圆纽，而且还不排成一行，有点象老式打字机，伴奏键还差不多。我当即有了理由，这琴我弹不了，琴键都不一样！得先熟悉熟悉琴才行。
董原瞒着他爸偷偷把手风琴借给我，苦练了一个星期，总算把“山楂树”给弹出来了，看来人给逼急了也有好处。
女声分部合唱的“山楂树”真好听，其实不加我那伴奏更好。
[附]
山楂树
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
暮色中的工厂已发出闪光，
列车飞快地奔驰，
车窗的灯火辉煌，
山楂树下两青年在把我盼望。
当那嘹亮的汽笛声刚刚停息，
我就沿着小路向树下走去。
轻风吹拂不停，
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吹乱了青年旋工和铁匠的头发。
白天在车间见面，我们多亲密，
可是晚上相见却沉默不语。
夏天晚上的星星看着我们，
却不明白告诉我,他俩谁可爱。
秋天大雁歌声已消失在远方，
大地已经盖上了一片白霜。
但是在这条崎岖的山间小路上
我们三人到如今还彷徨在树旁.
他们谁更适合于我心中的意愿？
我却没法分辨，我终日不安。
他们勇敢又可爱呀，人都一个样，
亲爱的山楂树呀，我请你帮个忙！
啊,茂密的山楂树呀，
白花满树开放；
啊，山楂树山楂树，
你为何要悲伤
哦，最勇敢，最可爱呀，到底是哪一个?
哦，山楂树山楂树呀，请你告诉我。
朋友故事 (九) 暗恋
其实我在前文里已经暗示多次了，这根本谈不上什么“恋”，我们那些交往是再正常不过的那种，虽然偶尔心中会有一星杂念闪过，但那些缺乏助燃剂的火星很快就自生自灭了。
我们那一代人，从小就受GCD教育，浸淫了这么多年，骨头都是H色的。国家提倡晚婚晚育，最低婚龄是男22女20，实际上身边人们的婚龄更晚。当时有句玩笑话，“学习陈腊珍，三十八岁不结婚”，陈腊珍好象是一位劳动模范。父母亲也是近三十才结婚，根据“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原则，怎么地也得过了而立之年才能考虑恋爱吧。好象孔老夫子那时候就有男30女20之说，不过可能说过说做归做，要是都听孔老夫子的，估计百分之八十的孩子等不到十岁就没爸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不就30来岁嘛。
自己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人，那些心底的憧憬是加有自己标准的边框的，实际上也就是当时社会上的标准。诸如理想的对象应该是有点文彩的，出生于清白家庭的，不用富贵之家，但也不是家徒四壁的，年龄差三四岁，把国家标准和孔夫子标准折衷一下所得，身高总得近一米七，长相嘛，也就是字不用写的太好就成了……到这个时候，能套进标准边框的人还没有出现……
不过大家都好这一口，有人还穷追猛打，还要求重写，重写就算了，但不爆点实料好象说不过去，临时添一段儿。
……
那年冬天雪特别大，我的眼睛被冰坨砸伤，住进了医院(见眼睛故事)。因为医院离学校很近，步行也不到十分钟，所以很多同学都来看望，说说笑笑，给我寂寞的养伤生活带来了不少乐趣。
项阳他们几个差不多天天放学都来，还带来了营养品，麦乳精水果之类的，我知道大家跟我一样，都没什么零花钱，坚辞不受，但他们都硬留下来，欺负我卧床不起呢。书是别想看了，医生说了，养伤期间也要少用那只好眼左眼，尽量闭目养神。所以我经常是闭着眼睛说话的，不是瞎话啊。
乔娜，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也是经常来的一个。那时候，班上好象就三个团员，班长支书还有一个某委，我算是发展对象，不过直到我离开这个班也没入上，不怪老宋，也不怪同学，那时候太乱了，再添入团那段儿我这儿也乱了，以后再说。
乔娜的学习在女生中是最好的，跟我有一决雌雄之势，说笑了，再争也没用！比作文，老师每次念的范文，不是我的就是乔娜的，比数学，好象我强点儿，虽然从来考不到100分──这是因为我有个恶习，在估计会得满分的时候就故意错一题，是用来提醒自己学无止境的──好象比乔娜的赢面还大些。所以那次乔娜数学得了100分时候很是得意了一回。老师挑参加作文比赛人选的时候，我们两个都上了，挑人参加数学竞赛呢，我还是力拔头筹。
支书的工作就是发展团员，因为支部太小还没有组织委员，支书都兼了。所以乔娜老找我谈话，要说乔娜还是挺会做思想工作的，也不跟你翻什么大道理，就是说些题外的琐事，比如哪个数学题还有另外一解啊，比如问问怎么练字啊，她字写得可真叫赖，等等，跟后来那些组织里的人相比，跟乔娜谈谈是很令人愉快的一件事。
可是有一次，她居然问到了我跟倪韵的事情，问你们是不是好上了，我边矢口否认，心里边想，我们那几个人不过是放学以后在一起玩玩，在学校里还是注意保持距离的嘛，是我得罪谁了给我打小报告？乔娜也没追问，只是说，倪韵是个挺不错的女孩子，很温柔，唱歌也好听……我心想，字还写得丑……
以后的谈话中，乔娜也常提起倪韵，不过都没说什么坏话，乔娜肯定没有打我的小报告，因为老宋并没有说起，如果老宋知道了，我的校长老舅也肯定会知道，我的父母也就会知道，但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
有几次，我都看见乔娜一个人在学校橱窗跟前徘徊，那里有我的得奖书法，还有董原的国画，气吞山河。不过，我从来没想到过后来会发生的事情……
乔娜第一次来探病是跟大家一起来的，以后就是一个人来了。乔娜的家境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从她的衣着用品就能看出来，很多东西都是当时难得一见的进口货，甚至有一只卡西欧的电子计算器，这在全班是独一无二的。后来知道，她的父母已经到香港去接收遗产去了，她自己住在外婆家。
看得出，乔娜对我的眼伤十分关心，问这问那，有些问题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过。有时候，她就静静地坐在那里，我闭着眼睛，看不到她的眼神，但也能感觉到，她忧郁的目光正在打量着裹在我脑袋上的纱布，我似乎听到她的自言自语，不知道香港的医院治眼睛怎么样？
出院前最后一天，乔娜又来了，她的眼睛有点红，我还打趣，我的眼睛快好了，你的眼睛怎么得红眼病了？乔娜没说话，良久，她才开口，我要走了。
我惊问，走？到哪里去？
香港，我爸妈要我去香港念书了，乔娜说着竟然有点哭腔。
我说，那是好事啊，你又能跟你爸爸妈妈在一起了……
乔娜打断我，可是，可是……我的，朋友们都在这里呀……
我沉默了一会儿对乔娜说，不要紧的，到了香港，你还会有更多更好的朋友的……
乔娜的泪水滴在了我的手背上，不会的，不会的……乔娜喃喃地，显得十分无助。
我确实是一个不会哄女孩子的人，那技术含量太高了……我任由乔娜泪眼婆裟，却不知说什么才好……
……
乔娜拿出一只信封，这个留给你吧，功宇……我浑身皮肤一紧，满是疙瘩，这辈子没人这么称呼过我呢。
功宇，你能亲我一下吗？乔娜的这句话直到今天，似乎还在耳边萦绕。
我似乎被狠敲了一记闷棍，脑袋嗡地一声便大了，半天都缓不过劲来，睁开惊恐的左眼，乔娜却闭上了眼睛，微噘的嘴唇向我这边靠近……
我艰难地咽下了一口唾沫，想说什么，嗓子眼儿却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四肢好象有千斤重，TOTALLY 麻痹了。
这时的乔娜真漂亮，长长的睫毛颤动着，俏脸上还带着泪痕……定格，在我心中，乔娜永远就是那个样子了。她肯定是化妆过的，包括那似有似无的香气，鲜艳欲滴的红唇……那年头，极少有人化妆的。
……
信封里是那只卡西欧，还有十二张明信片，贴足了邮票，写好了地址，一张纸片上写着：愿意就写几个字，不愿意就空着，每月寄一张给我……
……
乔娜去了香港，此生再没相见。后来经常看到香港小姐的评选，大幅玉照，搔首弄姿，我就想起了乔娜。乔娜肯定是不屑与这帮庸脂俗粉为伍，要不，也没她们什么戏了。
朋友故事 (十) 学工
新学期一开始，什么都不干，先学工两个星期。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但是一切“照既定方针办”，既然已定，就没有人去改动大家已经习惯了的节目。
小改也是有的，就是学农停止了，原因是农民们并不欢迎中学生去自己的地方，帮不了太多的忙不说，还带来不少乱子，还得招呼吃住罗嗦事情一大堆。农民伯伯不欢迎，但工人叔叔对我们还是很欢迎的，不花钱的劳动力，不用白不用。
就象上次学工去的是汽车厂，我被分配在总装车间里给汽车上轮子，轮子一个一个被吊车吊着滑过来，我们就用象冲锋枪一样的汽扳手把大号螺母旋上去。一时间，流水线上放眼望去，干活的全是学生。工人们呢？全聚在角落里打扑克呢。至于质量，连工人都不在乎，我们就更无所谓了。我一直担心那些汽车的可靠性，不知什么时候，那些可疑的轮子就会自己飞出去。
这次去的是化学厂，名字很包罗万象，其实这个厂的唯一产品就是牙膏。后来倒是听说以前也生产过雪花膏护肤霜什么的，但文革时期，这些产品也与资产阶级的糜烂生活方式有了某种相关，于是全都停产了，市面上只剩下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上海──生产的美加净雪花膏和雀翎护肤霜了。谢天谢地，人们还是英明地保留了牙膏这个产品，没有倒退到用牙粉或是漱口盐的时代，单凭这一 点，我们就有很有理由自豪，在忆苦思甜会上，可以义愤填膺地指着 landlord 的鼻子，你用过牙膏吗？瞧你那旱烟熏黄的大板牙。
我跟大鸟分到了管道组，管道组负责全厂的各种管道修理，化学厂里尽是各种粗的细的管道，纵横交错，通向各个厂房，通向各台机器。那些管道大多是铁管，用一段时间就会锈蚀或泄漏，管道组便接到修理通知，该干活儿了！
管道组有七八个人，大多是小伙子，有一个年轻姑娘，是管调度的，长得极水灵，每天面对身边小伙子们的奉承拍马，受之若素无动于衷。工厂劳保发的蓝色工作服，臃肿的象麻袋片一样，可穿到她身上，似乎也合身了也得体了，自然流露出一股英姿飒爽来。
那时候，工厂的工作服也是学生们的日常服装之一，暗蓝的颜色，结实的布料，就是我们当时的牛仔系列。家里没人在工厂，我是找亲戚要了一套来，学工时自然也就全副武装了。
大鸟只来了两天功夫，余下的时间全都泡了病号，实际上我是管道组里唯一的学生了，我跟的师傅是组里唯一的老工人，姓章，五十来岁的年纪，技术是组里最好的，就是左腿有毛病，走路一跛一跛。后来听说，他是个复员老兵。
我平时就跟着章师傅干活，凭良心说，我干活还是很卖力的，因为当时的情况也比较清楚了，下乡的可能性不大，城里的中学生十有八九也就是当个小工人，从学徒开始，一级工二级工慢慢爬吧，所以对工厂里的手艺活儿确实要高看两眼。
做管道大小是个技术活儿，搁现在就是水暖工吧。通常打交道的就是三通啊接头啊，常用的工具就是攻丝和巨大的扳手和管钳。攻丝是用来在水管口上开螺纹的，水管外壁上的螺纹叫外丝，内壁上呢，就是内丝，还有顺时针的叫母丝，逆时针的叫公丝，不过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这个公母是如何分的，倒是电脑上的插头，有公的有母的就很形象。
攻丝的时候，把铁管在支撑架上放好，套入攻丝头，攻丝牙应该是合金钢制成，虽刻铁管，亦如削梨。
别人干活的时候老章没闲着，别人都不干活，谈天说地的时候，老章还是这里擦擦那里抹抹，大家也都习以为常，我问过别人，都说老章自己爱干，一直这样，十几年了。还有人说，他别闲着才好，省得犯作风问题。
实在是没事了，老章才会抓起一张报纸，蹲到阳光柔和的地方看起来，口中还常常哼着一支曲子，什么“源出冀鲁豫，驻守大雪山……”，老章看我站在旁边，告诉我说，这是他们当年的团歌，又指指报纸上一个人名，他就是我们的老师长。我仔细看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
跟老章熟悉了之后，才知道，老章解放前夕在家乡入伍，部队编进了十八军，跟着刘邓下江南进四川，一直打到了世界屋脊拉萨城，然后就是戍边守疆，腿上的伤是在平叛时落下的。
不过，老章的作风问题一直是个谜。
朋友故事 (十一) 血流
班上的大个子男生都被分到了各个辅助工序里，什么电工组，机修组，管道组。项阳董原他们统统下到了各个车间，项阳对于自己没能去成电工组而郁闷不已，我也为项阳可惜，而事实上，如果项阳能去电工组的话，后来的事情完全就会两样了，按照蝴蝶效应的说法，也许共和国就多了一位未来的将军，他将会在非洲制止了一起种族屠杀事件，而被挽救的人当中，就有一位再后来的联合国秘书长……
具体牙膏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我一直也没有搞太清楚。
备料车间里有各色各样的粉末和液体，但是这些物质能跟牙膏挂上钩，还是需要相当强大想象力的。冲压车间里机器轰鸣，工人们把大块的铝板放在冲压头下，把铝板压得千空百疮才罢手，要的不是铝板，而是压出来的圆形铝片，大概五厘米直径六毫米厚度，所以从利用率的角度来看，那铝板剩下的越少越好。这些圆形铝片就进入了下道工序，制管，制管机的冲压头能把铝片轴向压制成一个圆筒铝管，实际上就是一个倒立的牙膏筒了。传送机把牙膏筒送到了装填车间，牙膏筒在装填机下稍顿，一股乳白色的牙膏就灌进了筒里，然后封底机将牙膏筒封口折边。
对了，还有一道工序，喷漆，喷漆机会把简单的彩色图案和品牌名称印在牙膏筒上。最后是包装车间，一支支牙膏被装进牙膏盒，装进更大的箱子里去。
项阳在冲压车间工作，冲压这道工序还没能够自动化，工人得手工把铝板推到冲压机下，机头是一直不慌不忙地向下压着，压不着铝板就空压一下，如果想要提高生产率利用所有的冲压次数，手眼配合还是要很敏捷才行。
冲出来的圆铝片不能有一点缺边，缺了边就是废品了，不能用的。我见着项阳的时候，他俨然已经是一个熟练工人了，手指灵巧地稍稍一推铝板，冲压头就紧沿着上次的圆孔压出一个新圆孔，孔孔相切，冲剩下的铝板上上百个圆孔排列的整整齐齐，都能当艺术花窗了。
董原的工种就有点不堪一提，是把成品的牙膏装进纸盒里。只见他懒洋洋地从爬满苍蝇的浆糊桶里捞出一把刷子，搅一搅臭哄哄的浆子，在一大摞纸壳板的边缘上胡乱刷了两下，然后就得在浆糊干透之前把这一摞纸壳全都包上牙膏。
吃中饭的时间到了，大家都往食堂走，我们都是自带饭盒，通常是铝制的那种，里面放了米，再兑上一些水，食堂负责给蒸熟，菜放在另一个饭盒里，也都一块蒸了。
吃饭的时间是大家的开心一刻，各车间的轶闻趣事都在这里集中。许珏悄悄跟我们说，你们吃完饭把饭盒洗干净给我，我给你们一人挖一盒牙膏来。董原皱起眉头说，饭盒装牙膏还怎么用？恶心不恶心？许珏气得敲了董原一下。倪韵说，那倒不必，董原要真想要牙膏，他在包装车间手上都是现成的，犯得着用“散装牙膏”吗？说着，悄悄给我塞了一个卤鸡蛋。
项阳却有点萎靡不振，说话也不多，通常这种场合下，项阳总是有特别多的话题。问他，他说是头天晚上抄书抄得太晚了。
那天下午，章师傅带着我正在冲压车间墙边换一截三通管道，章师傅用攻丝刻螺纹，我用扳手卸那截三通，年代久了，三通锈得很厉害，一时间竟卸不下来。章师傅说，你到车间里找一点润滑油来试试。
我刚进冲压车间的门，突然听到人声嘈杂，轰鸣的机器声也戛然而止，是工人拉断了电闸。我抬头望去，人们已经围住了项阳的那台机器。我赶紧挤进人群，只见项阳右手血淋淋的，脸色苍白，额头上豆粒大的汗珠……
我一把搂住项阳，项阳，项阳，你怎么了？项阳用左手端着右腕，鲜血泉涌。
我猛地一撕工作服，五个纽扣飞迸开来，可是那布料根本扯不开，我把棉袄脱了，想撕衬衣，还是撕不动，等我好不容易从衬衣上撕下一条布来，工人们已经用一大坨药绵裹住了项阳的伤口，我只好用布条把项阳的手腕紧紧扎住。这时候，我听见项阳轻声说，我当不成兵了……
项阳是为了尽可能利用那些铝板，把剩下的最后边脚料往冲压头下放的时候被砸了右手的食指。他的食指第一指节完全压烂了，从此项阳的食指短了一截……
老师同学闻讯赶来，好些女生见此情景都流下了眼泪。项阳是条硬汉子，任冷汗直冒，只把钢牙紧咬，一滴眼泪也没有。
厂医竟然叫不来，据同学说，厂医正在给几个小女工打预防针，嘻嘻哈哈的，听说有人压手，很不耐烦地扔了一块纱布和一包棉花，说，不就一根指头嘛，又不是头一回，反正我这儿也治不了，自己上医院吧！
项阳被工厂送货的解放大卡车给送进了医院，是老宋送去的。在这个学期余下的日子里，项阳都没来上学，听说是到他青岛的哥哥家去养伤了。
那个厂医也为他不负责任的言行付出了代价，当天下午，董原就用小刀给他的自行车前后轮开了几个豁子，我顺手把自行车铃铛盖儿给揭了。
……
牙膏有白色、绿色、蓝色、红色等等，我从来买牙膏都不买红色的，象血，象看见项阳的血……
朋友故事 (十二) 沾光
四月底的时候，天气已经是相当暖和了，跟没有暖气的冬天和没有空调的夏天相比，这是我们那个城市最舒适的季节。女生们早已迫不及待地穿上了裙子，虽是花色品种不多，但青春依然朝气蓬勃，把校园衬托的满眼春色。
几天前的一幅老照片勾起我很多记忆，那时候，女孩子们大都穿着照片里那种带搭袢的布鞋，衬着白袜子，黑白分明，清清爽爽。很清楚记得，倪韵当时总是穿着那样的黑布鞋和白袜子，有一次，她在操场边上，把鞋袜脱了，大概是袜子里进了沙子，那白花花的小脚亮得令人眩目。我承认这是有点不健康的情调，搁现在还有一个名词，叫做恋足癖。不过古人迷恋那三寸金莲实在就太过分了，纯粹把自己的性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我肯定没那么自私，只不过是以欣赏的眼光看待事物罢了。我现在还坚持着这样一个观点：PLMM光着脚的时候特别动人……
而男生们的典型穿着就是上身白衬衫，下面穿蓝裤子或者草绿色的军裤，脚登一双回力球鞋，更多时候则是称作懒汉鞋的黑布鞋。按我的理解，懒汉鞋分两种，一种是棕红色硬胶底的，衬黑边，另一种是白色硬胶底，衬白边。走起路来噼哩啪啦地作响，还有人在鞋后跟上钉上了防磨钉，响声更是铮铮入耳，如影随行。
皮鞋是稀罕物件，偶尔有同学穿，大都也是父兄传下来的旧货，或者是某些特殊工种配备的劳保皮鞋，翻毛的，只能冬天穿。
跟母亲吵着要一双皮鞋已经不是一两天了，那时候一双牛皮的皮鞋的价钱差不多是母亲半个月的工资了，自然不是我张口就能买的小东西。那年头，地主家里也没多少余粮，干什么都得省着抠着。我从小个子就长得大，没少了遭母亲的报怨，个子长那么大有什么用？比别人费那么多布票，鞋也比别人的要贵。因为对那些报怨的深刻印象，以至于我来到加拿大后，很是为店里所有大中小号的衣服鞋子是相同价钱而欣喜若狂，而我经常是买特大号的，这回我可赚大了。
一个凑巧的机会，让我的愿望能够得到满足。母亲学校里一个进修班结业，一百多个人的结业证书抄写工作，让母亲当外快拿到了手。印好的硬皮证书，一百多张照片，照片后面写着姓名，我得把姓名填上，日期填上，照片贴上。我花了整整三个夜晚才抄完所有的证书，全用小楷，端端正正，挣着了三十块钱。
三十块钱啊，是我从小以来拥有过的最大款项了，不等捂热乎，就变成了一双皮鞋，母亲还贴进去了几块钱，是那种三接头的牛皮鞋，在上海皮鞋展销会上买的。展销会上人头攒动，汗流浃背，根本没可能仔细推敲，平时为挺便宜的东西而左思右量缁铢必争，可买大东西的时候却又出手豪爽一掷千金，跟现在买房买车也是一个道理，稍有丝毫，差之千万，却又无可奈何。不过那双皮鞋买的还行，那年头也只有上海货能值得大家这么义无反顾的信任了。
新鞋上脚，自是百般呵护，敝足还从未登过如此之贵履呢。人云，人靠衣服马靠鞍，其实鞋更重要，不管人家如何打量，从头看到脚，最后的定格是在鞋上，从下看到上，一双好鞋就给了人先入为主的好印象，脚上的鞋总是重中之重。
穿着新皮鞋去学校，高抬轻落，生怕染上一丝尘埃。但是，我居然忘了，有一种变态叫“沾光”。
那时候，同学中盛行着一股不正之风，就是一旦有人穿了新衣服新裤子或是新鞋子，别人总要摸一把踩一脚，名曰“沾光”。衣裤还好说，但是新鞋可就遭了殃了，每人一脚踩过来，一双新鞋就成泥鞋了。
我的新三接头皮鞋也逃不过同样悲惨的命运，等开完了五一庆祝会，我的鞋子已经是泥痕斑斑。
这TMD是谁干的，居然用鞋后跟上的鞋钉在皮鞋面上跺了一脚，我一边忿忿地报怨，一边用抹布擦鞋。
陈惕，我们班长，笑嘻嘻地从旁边转过来，哎，你那天说的，能弄到五一的游园票，还有么？
那是几天前，我钓大家胃口的时候说过的，五一游园票有什么稀奇，有多少人我都能带进去。
每年的五一，我们那个城市都会在一个著名的大公园里举行游园会，而今年的游园会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次，听说节目很多很精彩，许多著名的艺术团体都圈了场地，准备大演一场。游园会不光是演出，还有很多游艺节目，弄得好了，可以抱一大堆奖品回来。别误解了，那时候奖品可不是毛茸茸的玩具熊，也就奖个塑料画片小纪念章什么的，元旦时候我去工人文化宫猜灯谜就拿回来好些塑料年历片。这次也会有灯谜，应该去玩玩。
当然游园票我是没有的，要有也不可能那么多，但我已经成竹在胸，于是我使劲推开又蠢蠢欲动想对我新皮鞋下脚的陈惕，说，是啊，要多少有多少，沾我新鞋的光就不必了，给你沾个游园的光吧，你有几个人？
朋友故事 (十三) 城墙
那时候的游园票是作为一种福利分到了各个单位，用钱是买不来的，因为名额有限，并非单位职工人人都能拿着票的，所以，能否拿着，或者能多拿这样的票，从某个侧面也反映了此人在单位里的地位身份、混的好坏、是否活络、人际关系等等。老爸老妈都是本分人，高风亮节，有票都能让给同事，自己更是小小一介书生，哪里能搞到什么游园票呢？
注意，我从来都没有说过“票”字，我只是说过能让他们进游园会。
五一大清早，我先去接了倪韵，倪韵今天打扮得真漂亮，大红色的衬衫，白色的裙子，大概都是第一次穿。
我们在董原家门口跟大家会合，陈惕和两个女孩各骑了一辆自行车过来，一个是他的表妹，一个是三班的，忘了叫什么名字，我们都叫她豆豆。董原还把他爸爸的海鸥135照相机给挎出来了，人模狗样，带了几个顺手从老爸抽屉里摸的公元牌黑白胶卷，那时候彩色胶卷还处于我们的想象之中。
陈惕三个加上我们五个，倪韵董原许家双姝，总共八个人，三男五女五辆自行车，便向公园方向进发了，浩浩荡荡。
公园的两面围着湖，另外两面包围着城墙。我们没有游园票，怎么进呢？难道不成泅水过去？不行，目标太明显，肯定得让纠察当水鬼特务给逮了。
对了，城墙！我们可以翻城墙进去！以前写“爬墙故事”时提到过的包子现在还债吧，债主记得是东湖和7MM。
路上，我把这个主意跟大家说了，大家都很兴奋，游园变成探险了。
我们城市的城墙是颇有点名气的，跟满大街遮天蔽日的法国悬铃木一样，享誉全国。据说是明朝大地主沈万山出资修建的，城高数丈，用一块块沉甸甸的大砖砌成，城砖上还镌刻着工匠的姓名，砖与砖之间是用了搀糯米粉的石灰镶嵌，无比坚固。经常可以看见城墙上的弹痕，那是清军攻打太平军时候留下的痕迹，但清军太平军没能毁掉的城墙，在文革时却毁了不少，我们挖防空洞的时候，就捡来不少城砖。
城墙上的十几个城门通向四面八方，其中的两处城门正好被用来作为公园的大门。城墙很厚，顶部稍比底部窄，但也够并骑四马。城墙依地势而建，遇山则内低外高，遇水则傍水为壑，自然形成护城河。
对这一带的城墙我已经是了如指掌，哪里地势最有利于爬城，这全拜托小学时候的玩耍经验，那时候有一个同学家就住在城墙边上，他爸是人防仓库的保管员，人防仓库直接通到人防地道，是我们玩耍的一个好去处，我们曾经……那是另一个包子，以后再说吧。
传说中的人防与城墙是密不可分的，据说城墙下面全是地道，里面可以开坦克装甲车，环城的地道跟市内各个据点相通。如果世界大战爆发，全城人民将会进入地道与侵略者继续战斗。
想象中的世界大战终于没有爆发，沉寂的人防也终于在若干年后揭开了一小截面纱，人防为了赚点外快钱，打开了一小段工事，建成了电影院对外开放，冬暖夏凉，还省了空调费用。
我熟门熟路地把大家带到了一处树林深处，从这里的山坡看城墙已经不是那么陡峭了。而城外则是公园最僻静的角落，罕有人迹，只有那些忘情的情侣可能会在晚间光顾此地，据说也是流氓抢劫情侣的所在。
此城是我盖
此林是我栽
要想谈恋爱
留下买路财
……
城墙上爬满了百年老藤，岁月的磨蚀让城墙的表面布满了细小的裂纹，这些老藤就是扶手，裂纹便是台阶。我先三两步沿着古藤攀登了上去，接着董原也跟了上来，我带项阳董原爬过这里，所以他也算有经验的了。然后几个女孩子也慢慢爬了上来，在陈惕上来之前，我扔下去一条长绳，把三辆男车也吊了上来，两辆女车已经在路上停在杂货店门口了。这一招以前就玩儿过，在城墙上骑车别有一番趣味。
上来容易，下城墙就比较惊心动魄一些，还是我来做示范，我先把长绳牢牢地缚在城头一棵小树上，其实我用不着绳子，绳子是给后面人壮胆的。我抓着古藤，找准脚窝，一步一挪，施展出壁虎游墙轻功，须臾便下到了地面。
倪韵接着我后面也慢慢磨蹭着下来了，不时发出惊恐的尖叫，我高声指挥着，往左一点，那里有个窟窿……抓住绳子……脚尖再往下探一点……踩稳了再换脚！
终于，倪韵就快下来了，一阵旋风穿林而过，倪韵的白裙随风扬起，一片粉红映入我的眼帘，这粉红是如此耀眼，让我一阵眩晕……啊，倪韵一声惊叫，让我马上恢复了知觉，她一脚踩了空，最后几米是顺着绳子坠下来的，我赶紧跨前一步把倪韵接住……
倪韵的身体软绵绵地倒在我怀里，我赶紧问，你没事吧。
倪韵半晌才把我挣开，你把人家抱得好疼……讨厌！
……
对于那一段时间的记忆，是粉红的……
朋友故事 (十四) 猜谜
城墙边，树高林密，我们好不容易才把自行车从树丛中推出来。公园这个角落并没有什么景致，环湖的小路边上只有省赛艇集训队的一排小屋。
这个公园是由一组小岛组成的，至于是天然还是人工修建就不得而知了，反正从南北朝时候就已经挺有名气。公园从大门到小岛，是由一连串长堤短桥相连，岛与岛之间则全是小桥连通，从来没有数过有多少座桥，更没试过那个著名的过桥一笔画问题。
在公园里面骑车还是头一遭，除了工作人员，自行车是不允许带进公园的，我们三辆车八个人骑得飞了起来，呼啸而行。
游园的人们已经陆续进场了，我们骑车穿过长堤似乎有点太招摇过市了。我们兜里都装着一条红卫兵袖章，这时候正好派上用场，往胳膊上一套，再卷成一条箍，谁也看不着上面的字，滥竽充数冒充纠察人员吧，骑车还带着人也名正言顺。
倪韵还是坐我的前大杠，迎着扑面而来的清新空气，不禁唱了起来：“我们走在大路上……”于是大家都跟着嚎了起来：
我们走在大路上
卖冰棒的乱嚷嚷
四分钱一根赤豆冰棒
一毛钱两根奶油冰棒
……
一路蛇行，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了一个饭店的后面。那里停了一溜儿自行车，应该都是饭店大师傅的车。
陈惕要带妹妹去动物园，这是事先就答应好了的，豆豆也要跟着去，于是便拉我们大家一起去。我们几个一听说动物园就皱眉头，那里面狼粪猴尿熏死人，好些年不曾去过了。
我说，算了算了，你们自己去吧，等会儿中午还在饭店门口集合，陈惕你昨天可说过的，进门我管，中饭你管！
陈惕他们走了，我们直接就去了猜灯谜的长廊，还好，人不算多，猜灯谜就得趁早，来晚了谜语就猜完了。
我从小就对谜语感兴趣，那时候每一期“小朋友”上都登上几条，譬如“上面毛下面毛，中间夹粒水葡萄”，“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个白胖子”。项阳是个中高手，从他家里没少了看灯谜的书，他家老爷子是专家，做了不少有名的灯谜呢，可惜项阳不在，要不今天真能拿下不少。说起项阳，大家都不禁唏嘘。
长廊里挂满了花花绿绿的彩纸，每张纸上编了号，写一条灯谜。猜中的人，记下号码谜面谜底，然后到工作台去领奖，工作人员穿梭于长廊之中，把猜中过的灯谜撕掉。
来得早，有些比较容易的灯谜还在，赶紧猜吧，嗯，“大戈壁──打一省会城市”，这个容易，长沙！嗯，“萤火虫──打一省会城市”，更容易，昆明！
我们猜到的谜语统一交给许珊，赶紧到工作台把奖品拿上，去晚了就给别人先揭了，一条谜语可只有一个奖品──一张书签。
嗯，这条有点意思，“关云长娶媳嫁女──打一成语”，得猜猜，我夏公羽最佩服关公关羽关云长关老爷了，他老人家怎么跟闺女同一天结婚？跟倪韵瞎侃道，咱想象一下，拜完天地，就得入洞房了吧，入了洞房，就得……倪韵呸了一口，接道，入洞房得先把大门关上！嗯，关门，是了！我把大拇指伸向倪韵面前，高，高，实在是高，就是“关门大吉”！
倪韵又在叫道，哎，这里还有一条关公的，“关公走麦城──打一字”，我想了一会儿说，不行不行，我对三国不熟，水浒还成，董原，这条你来吧，董原想了想，这个容易，老关不是死在麦城了嘛，“翠”──羽卒！
董原的答案倒是提醒了我，那边那个“刘邦喜，刘备悲──打一字”不也是同一个答案么？那谁许珏，赶紧把这两条也给许珊送过去。许珊那边排队长了，许珏就得做传递谜底的工作了。
我正琢磨着几条水浒谜语，这条“黑棋输了”，呵呵，白棋就胜了呗，“白胜”！那条“供不应求”想了半天，主要是在谐音上不可自拔，想成“拱不应球”了，该打该打，想哪里去了！不就是“索超”嘛。
董原好象在三国谜上卡住了，我一看谜面，“宋美龄斜卧白玉床──三国人名二”，赶紧对董原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别死揪一题了……这道题你不专业！
那边倪韵叫起来了，我猜着一条，“宝玉出走，袭人无衣──打一字”，应该是“宠”吧。我赶紧叫好，厉害厉害，红楼就归你了。
快到中午了，我们猜谜的收获颇丰，一大堆书签到手，我把每一个书签对应的谜语抄到了书签的背后，再写上日期，这也是一种纪念。
写到了灯谜，不免技痒，出四道字谜在此，看看能拼出个什么？
1、活到老，学到老
2、百字信纸差一格
3、又有圆，又有方
4、宁子脱帽流口水
朋友故事 (十五) 挨砖
阳光正是灿烂，董原已经带着几个女孩子跑到草地中间的花坛那里去照相了，挤眉弄眼，搔首弄姿，不亦乐乎。倪韵朝我招手，一边摆出了个媚笑的姿态，活象“英雄虎胆”里演女特务的王晓棠。我正看得出神，旁边一对儿老夫妇向我问路，纠察小同志，去XXX舞台怎么走？
我一楞神，才发觉自己胳膊上的红袖章还没摘掉，我茫然地随手指了一个方向，老夫妇千恩万谢地朝着那个方向蹒跚而去了。
跟董原已经商量好了，这次的照片准备自己洗印放大，他跟他爸干过，但独自行动还是头一回，我以前也给老爸放大照片打过下手,觉得挺有意思的。嗯 ,今天得多照几张,要不要跟倪韵来张合影呢?
正这时，身后人群一阵噪杂，我回头望去，是陈惕他们过来了，大概是不小心蹭脏一个人的裤子，那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好象还是一伙人，劈头就把陈惕的脖领给揪住了，你TMD长眼睛了没有？哟喝，还冒充纠察！
陈惕哪里肯示弱，把自行车一扔就跟那小伙子扭成一团。那小伙儿的几个同伴也围了过去，还从地上挖了板砖起来。我一看陈惕就要吃亏，赶紧也从花坛边上抠起半截砖头，冲上前去，我高举着砖头，准备给那家伙从后面拍下去，还没等我砖头出手，一块板砖从天而降，正砸在我手背上，顿时，我的右手血肉模糊，自己手上的砖头跟飞来的砖头里应外合，两条伤口！
我惨叫一声，捂着手蹲了下去。董原倪韵他们也冲了过来。倪韵上来就抱住了我的伤手，而董原像条狼羔子一样就扑上了那小子的背上。
在另外几个小伙子的前后夹击之下，董原的贸然袭击并没有占到便宜，反而许家姐妹又是唾沫又是指甲，把那几个小伙子弄得连连后退，他们还不敢对女孩子们痛下杀手，使得陈惕董原暂时还可以自保。
不过一会，真纠察来了，他们才不管谁是谁非，一网打尽，把我们全都给带到了公园派出所去了。
我们这起打架还算是小的，就我手上的伤口让人触目惊心。公安问了几句，就把男生赶到后面的小黑屋去蹲着，女生放掉，让她们去叫单位领导来领人，我们的单位就是学校了，我把舅舅家地址给了倪韵，那时候校长家里也不够格安电话。
小黑屋里面已经蹲了不少倒霉蛋，我们挤到墙边一个角落里蹲下，陈惕还算哥们儿，跟警察要了点纱布红药水，帮我把伤口包扎起来，一边包扎一边说，你这伤搁我爸打仗时候，也就一轻伤，黄泥巴糊糊的事儿。我满腔怒火还得忍着疼痛，陈惕你小子倒是自己来试试？可是嘴里却骂不出口，只是呻吟着说，我可能跟项阳一样，也当不成兵了，我食指可能废了。而事实上，后来我的右手食指就不能伸得很直了，跟中指交叉最多也就能形成三十度夹角。
舅舅来了，站在门口把我们几个冷冷地打量了一遍，什么话也没说，就把我们带走了。陈惕的自行车被没收了，尽管他一口咬定是骑车进来的时候就没人拦，后来还是他家老头子派了办事参谋出面才要回来的。我和董原当然也没敢在这种时候去把自己的自行车取出来，第二天才悄悄取了车，绕公园后门，沿湖兜了一大圈才回家。
校长舅舅把我先带到了学校附近的医院包扎，伤口有一寸多长，龇牙咧嘴，惨不忍睹，缝了十四针才算完。
回到学校，所有其他人的家长们都已经在传达室等着了，校长把我撇在一边，一个接一个跟家长们谈话，无非是严加管教，不准早恋之类的官话。陈惕他们垂头丧气，都被各自的家长领回家去了，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舅舅。
舅舅半晌没开口，从座位上踱到了窗前，公羽啊，刚才的谈话你也都听到了，大道理我也不用跟你说，你应该够聪明，人生道路上孰轻孰重，自己可以掂量掂量，你只有我这一个舅舅，我相信我的话还是管用的。
是啊，我只有这一个舅舅，俗话说娘亲舅大，从我记事起，就觉得舅舅的话比父母的话还管用呢，而母亲对亲哥哥的话更是言听计从，外公一生蹉跎，母亲的大学都是舅舅供下来的，长兄为父，这句话在母亲身上得到了最大的体现。
舅舅的话我是听得进去的，即使让我失去几个朋友。然而舅舅接下来说的话，却让我吃惊不已，整个懵了。
朋友故事 (十六) 独行
舅舅说，四人帮垮台了，高考肯定会恢复，我已经听到不少传闻了，你再也不能象现在这样整天无所事事吊二郎当，我跟你爸妈都商量了，下学期跳级，为高考做好准备！
我一听这个，当时脑袋嗡地一下懵了。大学？这个字眼在当时的我看来，还是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名词，就象那无数颗憋着想撞击地球的小行星一样，要不就是漫无目的地滑过遥远的天际，即便运气极好的，也大都在与大气层的猛烈摩擦中燃烧殆尽成为一颗绚丽的流星，剩下的残留躯骸才算是进入象牙之塔的最后幸存者。况且，我才中学第二年，那些被文革精简的可怜的中学内容，还远远没有学完呢，拿什么去考试呢？
舅舅仿佛看出了我心里的焦虑，作为一校之长，他当然对于我们目前的程度了然于心。舅舅说，当然不会现在就考，据我分析，高考将在一年之后恢复，也就是明年夏天。（现在是七七年的五月，关于高考恢复的小道消息已经开始流传）
舅舅即使料事如神，也还是有点按步就班了，谁也比不上总设计师的跳跃性思维，为什么不能提前半年，搞个七七级呢？我们这批人是亲身感受到老邓的恩泽的，否则，我们就得下乡去锻炼几年，运气好的，也得在街道小工厂浪费几年美好时光。这是一种很直接的感情，几年后“小平你好”的横幅就是一个爆发式的体现。但“小平你好”口号绝对不是北大人的发明，北大发明的只是把口号印在床单上，而我听到这句口号的时候是七九年暑假，地点是在安徽黄山之巅。
舅舅还在接着说，功课的事情不用担心，我已经跟几个老教师谈过了，他们都很愿意帮你一把。数学教研组长陶老师，物理组长佟老师，化学组长顾老师，你一周六天，两天一门。那时候还没有双休日一说。争取半年时间把中学课程补齐。语文英语，你自己先看着，若有问题，语文组长孟老师英语组长何老师会给你临时辅导一下。
现在回想起来，这几位老教师都是我们学校的顶梁大柱，没几分真本事也当不了教研组长，是不是？再过一年时间，社会上数不清的补习班盛起之时，这些著名教师都变成了炙手可热的宝贝。人能以得一如此名师而深感荣幸，我一下子就得到了五个，还都是面对面，一对一的教学，我真是深得其福，事半功倍，一生均受其益。说到学费，那真是一分钱也没有，那时候的人干活也不为利，能被校长大人垂青就已经心里乐开花了。不过我这个弟子把老师们哄得还是挺开心的，想来他们也不会忘记我的。说到为什么全是各教研组组长，舅舅后来解释说，你要是请了一个组长，另外组的组长面子往那儿搁，请谁不请谁，反而容易出问题，干脆全请老头子出山。
从此，我的人生之路出现了重大转折，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习当中，哈，相对而言啊。固然家庭的因素，父母舅舅对我的要求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自身潜力以及对知识的渴求吧。
后来我就很少跟班上课了，舅舅把我给弄到了还没有开放的图书馆里，让我在那里看书，除了回班参加考试，我基本上就泡在图书馆里，并且很自觉地乐此而不疲，因为，我在图书馆里发现了一个新的宝藏。
图书馆早已有之，但自文革起关闭之后就一直没有再开放，只有一位老师兼管，平时大多数时候都空无一人。舅舅让我在一个空房间里自修，因为课程跟目前我的进度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看书看得无聊，我就在图书馆里乱转，咦？这里还有间屋子，还挂了锁？我小施开锁绝技，那种黑色的挂锁很快就让我给橇开了。借着屋外昏暗的灯光，哇呀呀！这里满屋堆着成捆的旧书，不负看书不要命的薄名，我不顾呛鼻的霉味儿，就扑上了书堆。
这间屋里堆的全是文革是被标上封资修大毒草的禁书，古今中外样样齐全。原本以为自己读过的书不算少了，可入宝库才知自己的肤浅，小半瓶醋直晃荡。
高考不忘娱乐，闲书一样得看。可不知怎么搞的，当时是读了不少闲书的，可后来就记不起来几本，就记得有些少儿书籍直到那时候才有机会读到，比如久闻其名的“罗文应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等等，还有一本“灵泉洞”赵树理的，当时看了上集，可下集再怎么也找不到了，直到如今还是一大遗憾，不知网上有没有地方读着，好心人请报个信。
我还偷偷取出了一些书，总也得让朋友们开开眼不是？文学书外，我还发现了不少苏联的数理化习题集，那时候想买也没处买的东西啊，于是放进了自己的书包，顺手牵羊把一本吉米多维奇也搁进了包里，当时没多大用，到了大学那可是让同学垂涎三尺啊。
曾经思想一闪念，这是当小偷啊！不过也 就一楞神功夫，想起那谁谁说过的，偷书不为偷，那叫……窃……
不能再写下去了，跟朋友的主题实在越来越远，成“高考故事”了。但那段时间好象过得很快，几个月时间把中学的数理化打点了一遍，除了参加考试，参加数学作文竞赛，才出来遛达遛达。
下半年开学我就算是跳了级，可也没到新班级去上课，继续在图书馆里单打独斗，所以班上同学名字都叫不全，更谈不上交情了，一般都是别人认识我，我不认识别人，这也不能怨我，那时候分班实在太勤了，先是文理分班，接着又是好几次分快慢班，按考试成绩硬碰硬来的，分到最后我都糊涂了，回班考试都走错门。
七七高考前中学是四年制，因为最高年纪中四还没有毕业，所以教育局只让中四选拔出来的尖子生参加考试，我们学校大概派出了五十来人，其中大部是考理科，只有几个考文科，但文科没有人中，理科嘛，贡献了三个，我当时好象没有什么感觉，只不过是上另外一个中学坐了几天，还是自己骑车上学放学，后来看到家长送考的场景实在感慨万千，怎么现在的中学生都被娇惯成这样了！尤其是那些大小伙子，让娘老子冒着炎炎烈日……统统拉出去，翻过来！
但结果出我意料，我是三人中最高分。大家别以为我们学校那么菜，四五十人才考上三个，那是因为教育局给我们的分数线不一样，我们的分数线是在重点学校录取线上再加一大截的。在此惋惜一下，过线的三人都是男生，当时尖子班里有好些女生，成绩都是相当不错的，但七七年高考的成绩比教育局给非毕业班定的高线差一两分，但已经是大大超过了重点线，所以没能脱颖而出，等到七八年正式高考，却连重点线都没到，只能上一些三流学校，命运作弄人哪。
而且七八年再改学制，四年改五年了，那些七八年该中学毕业的又缓了一年，可到七九年据说是极难的考题，结果什么大学也没考上的也大有人在。有人很羡慕我，我那时候也曾沾沾自喜，但后来回顾这段时光的时候，还是要嗟叹一下，我的中学时光实在太过短暂，后来所说的高中，我基本上是整个无缘啊，要不，会有多少美丽的故事发生啊！
朋友故事 结局
少年时代的友谊最终都要定格在那一堆发黄的旧照片上，照片为什么这样黄？黄得好象……三四十年代的影星照一样。
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这些照片都是自己印的，估计显影药水没洗干净造成的。还是那句话，那年头，能自己干的总是自己干，万事不求人嘛。董原他爸就是个摄影爱好者，在出版社工作，也应该算是与工作有点关系，好象董原说过，他爸用胶卷不要钱，从社里领就可以。他爸自己做了印相机和放大机，尤其是那放大机，跟我以后在大学实验室里见到的真是不相上下，底座上安了游动标尺，灯头可以钢制立轴上自由滑动，立轴居然车出了螺旋纹，用手摇到合适高度就行了，很稳定。就一点，曝光时间是手控的，不过用熟练了也不在乎那点误差。项阳曾表示要给这台放大机加个电子曝光控制系统，但后来项阳伤了手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那时，街上照相馆都捎带着卖裁剪成小张的印相纸放大纸，用厚黑纸包得严严实实，块把钱一小包，显影粉定影粉也拆零成小包卖，好象一两毛钱就买一包了。董原从小跟他爸看惯了，我们就在董原的小屋里洗印了这些黄色照片。
这张是董原给倪韵在公园五一花坛前拍的，搔首弄姿，人面桃花，那时的倪韵才是我记忆中的倪韵，而不是前些年见到的那位肥硕的香港贵妇人。倪韵后来唱歌小有点名气，出了几盘录音带，再后来嫁了个香港小老板，不唱歌了，专职太太的干活。她应该是我们这拨人中最早生儿育女的吧，老大女儿叫多多，我们当时看了照片看玩笑说，香港又不计划生育，才生一个就多吗，重男轻女。倪韵回信说，这个名字是有意义的，以后你们就知道了。老二儿子叫来来，我们又说，看，还说不重男轻女，儿子就叫来了！等到闺女老三咪咪出世，我们这才惊讶地察觉，倪韵的宏伟计划是生七个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老四发发后面没有弟妹了。等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才知道生易养难，四个孩子自己是想也不敢想的。
董原后来上了外语学院，毕业后分到外交部，一开始给发配到南部非洲某国使馆作秘书，那时候还经常通信，总说些当地土人的笑话，他们到黑人部落去买东西，那些人根本不识数，说是一块钱一个，但他们开玩笑说五块钱买三个居然没人肯卖。所以后来他们就跟黑人以物易物，两箱啤酒换一卡车西瓜回来。外交人员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穷国富国轮流着来的，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音信基本断绝，直到前两年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外交使节任免名单上由见着了董原的名字。
项阳手伤后就去青岛的哥嫂家去养伤了，断了右手食指的项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郁郁寡欢，为了自小的从军梦破灭，连学习也一落千丈。最后考了个会计大专，毕业后在政府机关工作。不甘寂寞的项阳是早期下海从商的那一拨人，他爸是个省厅级的干部，不算什么高干也是个能批条子的主儿，当年我们家买本地物美价廉手表，买十二寸电视机的时候，我就找项阳拿过条子。至于项阳如何奋斗如何发家我不甚清楚，就是清楚也不能说了。在加拿大重逢实在是意外之极，现在前缘重续，经常在一起聊聊天，尘封多年的记忆一经开启仍然栩栩如生，紫霞湖历险，火葬场探秘，防空洞惊魂，还有无意中挖出几十个骷髅头。
陈惕中学没毕业就已经发育得五大三粗，他爸一句话就让他离开了学校参军去了，念什么鸟大学？陈家的儿子就得当兵，不当兵成不了人！陈惕去的是炮兵，混得不错，他们部队去云南前线轮战的时候陈惕已经是排长了，放了几炮就升了副指导员。等到恢复军衔制那年，陈惕回到了我们的城市读书，肩膀上已经扛了一毛三了，作为部队的培养对象，陈惕被选送解放军政治学院，总算也圆了他的大学梦。再后来陈惕被调到军区司令部给司令员当秘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干活啊，连军长师长都得带着笑脸说话的。最后一次见陈惕，肩章已经是两毛四了，又是好几年过去，现在应该是将星闪耀？
一次和项阳闲聊，项阳问，你还记得张学东吗？我想了想，是不是跟陈惕一个院子的个子矮矮的那个？项阳说，是的，他死了。我惊道，他不是大老板吗？怎么就……项阳说，应酬多，喝酒多，肝硬化转肝癌呗，我到加拿大来，一是为了孩子，二也是喝怕了，现在生意让亲戚看着，我就在这里遥控了。对于张学东的回忆，印象最深的还是他那张嘴，经常说出些我们只敢想不敢讲的东西来，比如说自己什么时候第一次遗精，比如说考虑死亡哪，等等。记的很清楚，那次他说到，你们有没有想过死？我一想到这件事我的心就好象一直往下坠，一直掉不到底……连小便都要下来了……不知道张学东在他的最后一刻，是不是验证了他当年的想象……
……
朋友故事说到这里暂且作一段落，用一首歌作为这个系列的结尾吧。十多年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很是让我激动了一把，现在听来，还是涛声依旧，壮怀激烈！
歌曲原名“关东汉子”，在这里或许改为“朋友之歌”更符合我现在的心境……
竹节（儿）的鞭子胶轮（儿）的车
自家的高粱生铁的锅
闯山的哥们儿你来得好
刚出锅的好酒你先喝
松木的拌子窜高的火
泥盘的大炕你鞋甭脱
只为咱哥儿俩心气儿对
粗拉拉的大碗一扬脖
狗拉的爬犁溜直的辙
心里头委屈就照直了说
千年的棒槌算个什么
不如这交情值得多
http://www.aswetalk.org/bbs/thread-24115-1-1.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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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1 01:3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