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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大学摄影班又要组织大家旅游采风了，这次的路线是韶山、张家界和凤凰古城。四十多年前到过一次韶山，随着时间的流逝对那里的印象淡薄的只剩下了一点浅浅的回忆，另两个地方我都没去过，所以这次就和百合、听雨、江大姐一起报了名，6月1日出发。
提起韶山不由让我回忆起文革初期红卫兵大串联的往事。66年9月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级领导组织外地高等、中等学校学生代表和职工代表到北京参观、学习运动经验，交通、生活补贴由国家财政开支。与此同时全国的红卫兵也都行动了起来，南下北上到处播撒“革命火种”。坐车、乘船不要票，吃饭、住宿不花钱，或象征性地付一点钱。更有一些革命小将效仿红军长征精神，背着背包步行串联以示革命意志的坚定。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我所在的学校部分师生也行动了起来，自由结合组成团队奔赴全国各地。我是68届初中生，66年才十三周岁，与一帮年龄相仿的同学聚在一起很快就商议好了串联方案。当时由于赴京的革命小将太多，吃喝拉撒已成了北京市政府解决不了的难题，据说有的小将竟然在天安门广场几人围成一圈轮流解决内急问题。每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结束后，天安门广场上挤脱的鞋子都用汽车拉。所以我们就放弃了北上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机会，而选择了奔赴革命圣地井冈山和韶山。我们这个队共有16人，14位女同学，两位男同学，大家推选我和另一位女同学萍为正付队长，负责联络一路的吃住和交通事宜。我俩约好第二天到县政府开介绍信。
不料我们这边一厢情愿地一切安排基本就绪，回家却遭到了家长们一致婉转的劝阻，每位家长都提出了我们年龄太小，生活不能自理的理由。我当时是到爸的办公室去跟爸讲这事的，爸的回答刚有一点不赞成的意思，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成串的掉了下来：“我们班同学都去了……”其实也有相当一部分同学没打算去，夸张点更有说服力些。更重要的是十几个“部下”都等着我呢。爸的同事们一看我这样都替我说起好话来，纷纷举例说谁谁谁的孩子都去了，这是主席的号召不会出问题的。爸是单位里的头，哪里还敢说半个“不”字，于是没和妈商量就答应了我的要求。
第二天得知我们16人竟然全都通过了家长这一关，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威力大啊，一句顶一万句，再牛的家长也不敢阻拦！我和萍带着学校介绍信到了县政府顺利地换成了串联介绍信，初定路线是阜阳乘汽车——临泉——界首——漯河，并非直达，而是到一地方转一次车，那时阜阳还没有火车。然后从漯河转乘火车到长沙，由长沙红卫兵接待站安排我们到韶山。大概三天后就出发了。
在临出发的前三天里为了我的远行，可把爸妈给忙坏了。妈最忙，她要把我吃的、穿的、用的一一备齐理好。吃的东西准备的有炒面、白糖，这种食品方便实惠，不论走到哪里只要有开水就行，谁都知道，红军长征时常备的干粮就是炒面；还和了一盆发面连夜蒸了一锅油盐卷，避免干馍无菜难以下咽；零食是几包当时市价0.17元一包的简装饼干。我最感兴趣的是饼干，要知道平时只有到乡下看姥姥时妈才舍得花钱买几包带上，一般情况下我们姐弟几个是绝无这个口福的。换洗衣服日用品自不必说，另外妈还为我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针线包以备不时之需。最难弄的就是背包，到底是带薄被还是带厚被可让爸妈作了难，带薄被怕不够暖和，带厚被怕路上背着重，何况还有那些换洗衣服及暂时用不着的物品还要打到背包里，爸不知从哪里搞了一付军用背包带，临时在单位拜师现学现卖教会了我军用背包的打法。为了找到一种最科学省力的负重法，这背包是拆了打，打了拆，每打好一遍爸都要亲自背在身上体验一下感觉。因为背包里的内容太多，包括部分干粮，怎么倒腾与解放军背的“豆腐干”形状还是相差甚远，强烈要求撤下炒面、咸卷，可抗议无效，爸妈的理由是串联的红卫兵那么多，路途又那么远，谁能保证顿顿都能吃上安稳饭？大姐那年刚参加工作不久，她到银行把所有的积蓄——27元钱一古脑儿全取了出来给我带着，我知道这足足相当于她一个半月的工资。然后妈又把这些钱分成几份缝在我的内衣里，嘱咐用完一份后才能拆开另一份，换内衣时一定要再照样缝好。爸平时是很寡言的，可那几天特别唠叨，把那些出门在外应该注意的事项不厌其烦地叮嘱一遍又一遍。事隔多年长大成人后我才理解了爸妈的心情，那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敲到这里我的眼泪已不由自主的滴在了键盘上……后来事实证明我亲爱的爸妈“多余”的关心真是把他们的女儿害苦了，因为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接待人员都把接待红卫兵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要求把来自五湖四海的阶级兄弟姐妹当作亲人一样来对待，一路上吃饭很少要钱，有的接待站即便收费也只是象征性的，一顿饭只收8分钱、2两粮票。那些油盐卷实在吃不着，几天后就捂的霉变了，只好扔掉。而被子只用过一次，早知道这样我们何苦要带着这些累赘呢？以至串联回家后爸妈也是后悔莫及。
出发那天是66年11月X日，几号我忘记了。本人出征时披挂上阵的形象如下：背上驼着一个硕大的背包，一手提着干粮、茶缸，一手拎着洗漱用品，臂带红底黄字的“红卫兵”袖章，肩上还斜挎着一个军用黄挎包（绝对不是仿造的，是当兵的表兄送给我的！）里面装的是红宝书和一厚叠重达几斤自己刻印的革命传单，内容是从大字报上抄来的“陶铸同志论左派”等。现在想起来真不知当年十三、四岁的我们身体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承受能力！
早上一行16人在汽车站顺利的上了车，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临泉县。老天不作美，我们刚找到接待站就下起了雾雨，是“雨不大湿衣裳，话不多伤心肠”的那种雾雨。接待站的同志很热情，不料说出的话却令我们很失望：“今天没有通往界首县的车了！”怎么办？两位男生提出今天就是步行也要到界首，这建议立即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成，我们学校高年纪的同学还有步行上北京的呢！接待人员委婉地劝阻我们“你们年龄太小，界首离这儿有60多里路呢，下雨路滑不好走，明天早上一定优先给你们安排车……”可是我们的心情是恨不得一步跨到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不顾他们的好心阻拦，坚持步行到界首。面对我们高涨的革命热情，那些接待人员也没了辙。
因为才半晌午，我们等不及吃中饭，于是就向接待人员要了两瓶开水吃些干粮就出发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们带的干粮派上用场。
开始上路时我们那劲头真是鼓的足足的，虽然头顶着雨衣或被单，但是仍保持着比较整齐的队形，甚至走着还唱着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忘记一口气走了多久，二十分钟？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那时的生活条件是不可能有家长给孩子买手表的，对时间的计算都是大约，反正走了一段路后就没人说话了，人员之间的距离也逐渐拉开，个头大点、体力壮点的走的较快，反之则依次落到了后面。丢人的很，我这个队长竟成了整个队伍的尾巴，绝不是为集体安全而“断后”而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累。偏偏雨还越下越紧，雨水和着汗水顺着脸颊往脖子里流，用毛巾擦都擦不及，粗重的呼吸令嗓子火辣辣的疼，要命的是因下雨一路上很少有可以休息的地方，但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咬着牙坚持。一路上只要碰着过路的我们都要重复着问同一句话：“请问这里离界首还有多远啊？”太疲劳了，觉得象是灌了铅的两条腿已不是自己的，只是机械地一步一步的向前挪。突然不知踩到了什么东西滑了一下，“扑通”一声摔在了地上，挣扎了几下也没能起来，背上的背包就象山一样压在我的身上，两位小伙伴架着我好不容易才把我拉了起来，心里那个悔呀：“早知如此还不如明天早上乘汽车呢！”不过没好意思说出口，大家都已精疲力尽，我可不能在这个时候扰乱军心。天已经快黑了，又问了一下路人，说这里已是界首郊区，前面就是城郊小学，我和萍商量了一下决定到这个小学里去求援，住一晚明天再进城。
学校领导听了我们的请求，二话没说就把我们领到一间空着的教室（这个学校的师生也都停课闹革命了，所以不必担心明天学生用教室），让人搞些麦秸来铺了一个大大的地铺，又安排几位老师给我们做饭，饭后还抱了一些麻杆来点着火，让我们把淋湿的衣物烤干，当时把我们感动的不知说什么才好。洗过脚大家围坐在灯光下，妈给我准备的缝衣针发挥了原没想到的作用——挑脚上磨出的水泡。这个晚上我们拆开了自己的背包，带来的被子和干粮一样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派上用场。
第二天早上我们跟校长要了一张大红纸和毛笔、墨汁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贴在校门口以表心意，朴实的校长客气地为我们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第二天记不清是上午还是下午我们乘汽车到了河南省漯河市，接待人员告诉我们当天夜里就有开往长沙的火车。按常理我们已经连着辛苦了两天，应该让接待站给安排个地方好好睡上一觉，第二天再走也不迟，可是我们十六人除花子小时候乘过一次火车外，其他人都没见过火车是什么样的，好奇心令我们忘记了极度的疲劳，毫不犹豫地决定吃过晚饭就到火车站候车去，想着即将就要体会到乘火车的滋味，大家又是一阵激动。
晚上到了火车站，离多远就能看到站前到处是打着红旗背着背包的红卫兵，一堆一伙的正在大声的嚷嚷着什么，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车站里面早已人满为患，为了安全，车站里的服务员把进站的大门锁上暂时不让再进人了。这下可把我们急坏了，谁知大门什么时候开呀，误了车今夜可就走不掉了！火车站的大门是用角钢和钢筋焊的，不是太高，可以看到不少人正在奋力向上攀爬，好象没费多大劲就翻过去了。好办法，我们也这样干。留几个人看行李，其他人先翻进去，然后留在外面的人再把行李扔过去，就这样拉着拽着全都进了站。
站台上站满了人，却没看到一列火车，原来车还没到。人们焦急的往车站两边不停地张望着，我们眼下的情况是不知道车次，不辨方向，也不知道火车到开时间,虽然接待站人员告知的有车次及开车时间，但纯属白讲，没有哪一趟火车会按他们说的那个时间运行，车站里的乘务员也不知都跑到哪里去了，偶尔听到广播里在喊些什么，可能是播报车次吧，但我除了听见了“红卫兵小将们”这句话，其他一句也听不清。只好走一步看一步，心里没有一点谱。盼啊盼啊，好不容易听到了火车的鸣笛声，一列火车喘着粗气呼啸着开进了站。很少有人下车，好象所有的人都是等的这列火车，人们蜂拥而上，问了几个人都回答不知这车是往哪开的，很奇怪，不知道往哪开干吗都拼着命往车上挤呢？终于我们也沉不住气了“说不定就是向南开的车，上去再说！”几个个大的先挤了上去，但还没等我扒住车门他们却又都挤了出来，高喊着“上错车了，这是往北去的！”一声呐喊一下子让车门口的人退下来不少。往北去的？这么说从另一方向开过来的车就应该是往南去的，总算弄清楚了方向问题。于是我们不需再左顾，只管右盼就是了。心里暂时不那么紧张了，这才顾得观察一下火车的模样，火车真长啊，一节车厢起码有两三辆汽车大，这能拉多少人啊，要不是人太多太乱，我真想从头到尾数一数这列火车究竟有多少节车厢。
等北上的火车开走后才听别人说往南去的火车也晚点了，反正不用再担心会上错车，干脆就把背包放在地上坐了下来。等啊等啊，忽然又有人喊“往南去是在*号站台上车！”“哗”的一声，人们又都骚动起来，我们也搞不清从哪里走才能到*号站台，看见不少人从我们这个站台跳下，跨过铁道向对面站台跑去。不问三七二十一，我们也一窝蜂似的跳了下去，可是没等爬上对面的站台就听到了一声长长的火车鸣笛声，大家一下子都楞住了！“快上来！”素不相识的人们一下子伸出了无数只手把我们拉了上去，一列从北方开来的火车终于到了。有幸的是我们十六个人都安然无恙并且无一人跑散。吸取了北上红卫兵们挤车的经验，我们先空身上去几个人，然后从车窗口把行李递进去，全班人马总算都挤到了一节车厢里。
车厢里凡是能够插足的地方站的都是人，行李架上、过道里堆满了行李背包，车厢接头处堵的是水泄不通，我忽然想到不知在哪里看到过这么一句话“挤的象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我没见过沙丁鱼罐头，但想必大致就象眼前的这种情形吧。车厢里空气异常浑浊，主要是酸酸的汗味、穿球鞋的脚丫子发出的臭味，居然还有浓烈呛人的烟味，这才发现车上的人员中有不少貌似农村老乡和南腔北调的生意人，不用说他们肯定都沾了红卫兵的光享受了免费乘车的待遇。夜已经很深了，随着火车有节奏的摇晃，人们的眼皮都涩的再也抬不起来，谁都没有力气再高声喧哗了。看着那些有座位的人或趴或靠的打盹真是羡慕死了。行李架又被人挤出了一些空隙成了一些身材瘦小的男孩子的床铺，有些人甚至躺在地上窄小的空隙里，头部伸进座位下面，腿翘在过道里的行李上，这姿势看着都让人别扭，可人家照样齁声如雷。
终于来到了长沙，心里松了一大口气，知道这里离韶山已是近在咫尺了。
写这篇文章之前原打算只是把文革串联到韶山的大致经过记录一下，谁知记忆的闸门一打开竟不知不觉地写了这么多，象老奶奶的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而且发现离题越来越远，若是就此打住，可离韶山还有一截路呢！现在已是下午1点多了，2点多老年大学还有摄影课要上，明早8点就要上车再赴韶山故地重游，晚上还要留点时间准备一下出游的物品，所以没写完的只有旅游回来再罗嗦了。
朋友们，别忘了祝福我旅游顺利哦！
可能是红卫兵接待站把我们的住宿地点安排太偏僻的缘故，记忆中的长沙城市好象并不是太大。我们入住的是一个不大的小旅社，门前是一条不太宽的马路，大门是那种老式的铺面木板门，一楼食堂，二楼客房，楼梯是木头的，人走在上面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呻吟声。就这比起火车上的条件大家已经非常满足，总算可以痛痛快快地睡个安生觉了！
“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对全国各地革命小将的吸引力太大了，大街上打红旗，戴袖章，背背包，操着南腔北调口音的红卫兵摩肩擦踵，估计人数早已超过了本市居民的数量。接待站为我们安排的赴韶日期是在几天以后（到底是几天？忘了。）所以我们就只好在长沙呆几日了。
这个旅馆的服务员对我们挺好，我们洗的衣服晾干了他们会帮我们收，看到放在火炉旁边的布鞋烤干了，会冲着楼上大声的吆喝：“这是哪个的‘孩子’？”笑死人啦，这天下竟有人把鞋子叫作孩子！伙食收费和其他地方一样，一餐只收八分钱和二两粮票，早餐好象更便宜。如果吃不惯大米就到街上的小吃店去吃八分钱一碗的阳春面，虽然碱放的大一点，但是还挺香，到现在好象还能闻到那小葱加麻油的香味呢。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我和萍就商量趁现在没事把带来的传单发了吧，可不能把咱串联的使命给忘记了，咱可是为了播撒革命火种才来来的，萍说好啊，于是我们就把油印传单拿了出来。恰巧我们住的房间窗户正对着大街，从这里往下撒传单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先撒了几张试试看，谁知街上的行人一下子就哄抢了起来，继续撒继续抢，旅馆大门里面都挤进了人，服务员拦又拦不住，就跑上楼来建议我们到大街上发去，我们没听他的，他们也不敢过于阻拦，要知道我们这是革命行动啊！很快所有的传单都被撒完了，我清楚的记得那些传单都是一个内容：“陶铸同志论左派”，也清楚的记得我们串联回家后就在大街上看到了“打倒大叛徒陶铸！”的巨幅标语，很迷茫，真不知道自己以后应该干些什么。
余下的几天时间就是游山玩水了，不过得改个说法，要说是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先游了长沙的公园，在那里我丢了一个包，包里有记事本和钢笔，本本上倒没记什么，就是里面夹了一张我大姐的三寸照片，那是她照的最好的一张照片，因为有人说那张照片象“刘巧儿”，所以我就瞒着她一直夹在本本里随身带着。回家后挨了大姐一顿好批，因为底片找不到了，那是绝版。我们还误打误碰的游了湘江边的桔子园，桔园很大，进到里面竟有走不出的感觉。大家毫不怀疑那就是毛主席诗词里面所说的“桔子洲头”。当时正是桔子丰收季节，火红的桔子挂满了枝头，景色特美。不知为什么园里没人，树上蜜桔累累伸手可得，可是大家无一人“违犯纪律”，还是后来在街上自掏腰包买了几个才尝到了长沙桔子的味道。
我们还爬了以前只有在电影或图画里才见到过的山，并深切体会到了“看山跑死马”的含意。生长在平原的孩子们是从来没有见过山的，既然这里有山，当然要去见识一下，于是几个人未作任何准备，吃的喝的一样没带就去爬山了。尽管已是秋末，可是山里的景色依然很美，还有些许未残的山花稀疏地点缀在乱草、杂树、野藤之间，这些都让我们感到新鲜。头上戴着草编，手里举着山花，爬山没耽误玩耍，不知不觉轻轻松松的一座山就被我们甩在了身后。抬头看看前面的那座比刚爬过的这座要高多了，看着距离也不太远，再接再厉！没犹豫就又踏上了新的征程。那座山看着不远,走起来可不近,还没到山脚各位革命小将就已经尝到了累的滋味，所以等爬到半山腰时就一个个老牛大喘气，不闻笑语声了。爬一会歇一会，越歇越不想动，何故？没地方“加油”啊，吃没吃，喝没喝的，就这么下山又不甘心，唉，咬咬牙还是爬过这座山再说吧。好不容易到了山顶，四下一看，好奇怪，怎么先爬的那座山倒比这座还高了呢？没有白累——原来“这山巴着那山高”的名言就是这么得来的！好在下山并没应了“上山容易下山难”那句老话，比上山省劲多了。远处高高低低的山还很多，可是再也没人敢提继续，只是拣那往山下去的小路走，就这么着闯进了前面所说的桔子园，早上出发前计划的游览景点并没这一处，前面说过了，是误打误碰的！直到天黑才找到回旅社的路，那会儿的感觉是极度的疲劳，极度的饥渴，可是我们象老红军一样，硬是没动老乡的一个桔子，这事谁听了不佩服！
几天后终于如愿以尝到了韶山。也许因为那时才十三、四岁年龄太小，已逝去的光阴距离现在太遥远；也许是因为之前对伟人出生的地方产生的神秘感太强烈，所以当呈现在眼前的不过是一处再普通不过的农家茅舍时，澎湃的激情自然有所减退，反正以后在我的脑海里除了路边修剪成“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万岁！”的绿化植物字样外，对于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竟无太深刻的印象。记得大家在主席故居前各自留了个影。而这唯一的那次赴韶留影还被我在后来多次的迁居中给遗失了。之所以说是唯一的“那次”赴韶留影，是因为去年旅游时又去了一次韶山，从而弥补了照片丢失的遗憾。
参观时间来回一天。返回长沙刚进旅社，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暂时停止串联，等明年三月份春暖花开时再串联的通知，不知为什么，原打算继续前行奔赴井冈山的我们突然间集体想家了，没有任何异议，我和萍立即到接待站办理返程车票。可由于车次紧张，我们16人被分为两批，一批10人乘火车从长沙——上海——蚌埠，再乘汽车从蚌埠——阜阳；剩下的我们6人乘火车从长沙——珠洲——南昌——九江，然后乘轮船从九江——芜湖，再从芜湖乘汽车到蚌埠，最后由蚌埠转乘汽车到阜阳。我记忆中就是走的这条路线，要是现在顶多只转一次车，但那时没办法，交通太不发达。上海一行10人一路如何不得而知，我们这一路却又经历了两件此次串联中记忆比较深刻的事情。
南来北往的红卫兵太多了，正常的客运已远远不能满足当时那种特殊境况下的需要，于是一部分货运列车也被用于了客运。这种货车除了门以外，车厢里只有几个很小的镶有钢筋的窗户，且位置很高，个子再高的人也不可能从车窗里往外看。车门关上以后车厢里光线很暗，没有座位，所有的乘客都是席地而坐，大家私下里管这种货车叫“闷子车”。我们从珠江转车到九江时就摊上了这样的闷子车。6人随着滚滚的人流挤上了其中的一节车厢，找了一个角落铺上塑料布就坐了下来。
“嘻嘻……”“嘿嘿……”，随着一阵流里流气，虽听不懂说的什么却明显不怀好意的起哄声，我们才发现这节车厢里坐的人中基本没有红卫兵，大都是普通旅客，离我们最近的一伙不三不四的人好象是生意人，他们的眼神、说话口气都让我们很害怕，我和萍商量一下后，两人急忙下车，看能否调一节车厢。无奈别的车厢都已满员。这时发现有一高一矮两位年轻的军人正在寻找合适的车厢准备上车，于是我俩就上前把我们的情况跟他们说了一下，并邀请他们到我们那节车厢去，两人很爽快地答应了。有解放军同志相伴，我们好象有了靠山，顿时活跃起来，那几个生意人马上就收敛了许多。从谈话中我们了解到这两位军人都是回家探亲的，年轻一点的矮个是海军，年长一点的高个是陆军，在此之前他们之间也互不相识。不知不觉的到了九江，大家依依不舍的道别后，我们就忙着去找接待站办理从九江到芜湖的船票。
巧的是在九江的候船室里我们又碰到了那两位军人，而且乘的是同一班船，大家都高兴极了，开玩笑聊天一点生疏感都没有。后来他们从哪一站下的船我已没有印象，但是临别时大家都互相留了姓名交换了通信地址。记得矮个空军叫汪张杰，高个陆军叫王文金，他们是哪里人我已经忘记，但都是安徽人是可以肯定的。以后我们之间还有过一段通信联系，双方还寄了照片留念，这边的回信基本是我和萍代劳，他们的照片我还保留着。现在算起来他们也该都是奔七的人啦，不知两位大哥现在生活的还好吗？
没费什么周折，就从芜湖乘长途汽车到了蚌埠。红卫兵接待站好象是设在市委，接待站的同志非常热情，但我们还是被告知“今、明两天的汽车都没有了。”当时不知为什么想回家的心情特别迫切，人家的话才落音，我们就象商量好了一样，眼泪一齐流了下来。当时旁边站着一些年龄比我们大一点的阜阳一中的学生，估计是高中部的，看我们这样，立刻以造反派的口气上前帮腔：“她们的钱和粮票都花完了，希望你们立即给她们解决车的问题，否则我们要见你们市委领导！”接待站的同志一听马上安排人带我们去吃饭，饭后又给我们送来了钱和粮票，每人是5元钱2斤粮票，虽然我们带的钱和粮票并没有用完，但一中的大哥哥们为我们找的这个能提前回家的理由不能不领情，我只好在一张表格上签上了我的大名，以便日后如数奉还。（后来才知道这些钱和粮票根本不用还，很多人都是走到哪吃到哪，随便一张嘴就能批到钱和粮票。）
第二天终于乘上了回阜阳的汽车，是敞篷大货车，就这我们也心满意足了。分别了半个多月的阜阳，终于又见到你了！
不久，“气势磅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更加深入的展开了，工厂停工，学校停课，造反派打砸抢抄、开会游行，一切都乱了套。一些还想在三月份春暖花开时再次外出串联的红卫兵们等来的是中共中央的又一个通知：
<图片略>
我想，如果67年三月份再继续串联的话，真不知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因为当时外出串联的已不仅仅是学生，大批的工人、农民也都开始行动了。
四十五年以来，这次文革期间串联的经历在我的脑海里始终占据着一席之地，令我难忘，促人深思。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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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8 00:2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