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我的父亲阎仲川与林彪“一号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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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阎明《往事不忍成历史》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8月版

父亲认为自己和林彪、黄永胜等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执行公务均有据可查。“一号号令”绝不可能是背着毛泽东、党中央擅自发布的。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以武装斗争起家的毛泽东对军事的关心非同一般，军队重大工作事项必须向他报告，特别是“文革”期间调动一个营、一个连都要经过他批准。“号令”既然未经毛泽东批准和同意，他知道后又为何不予撤销而仍让其继续执行？
阎仲川，林彪嫡系旧部，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参与制定“一号号令”。林彪事件后被关押审查。
　　1922年2月，父亲出生在河北杨村镇一户殷实的上中农家中。卢沟桥事变后，我大伯回乡参加了抗日队伍，并将我的父亲带到部队。1939年，在参训队学习的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训队结业后，父亲被分到冀中军区司令部作战科当见习参谋，半年后转为正式参谋，从此奠定了他一生作战参谋的生涯。
　　1969年3月中苏发生珍宝岛冲突，5月父亲调军委总参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10月18日晚，在中央军委前进指挥所住地，黄永胜秘书通知父亲到办事组开会。父亲一进门，黄永胜就说：“林副主席有几点指示，你记一记，给部队传达一下！”黄永胜传达了林彪的几点指示后，父亲随即对记录稿稍做整理修改，说：“加个编号吧！”“按什么顺序编？”值班参谋问。父亲考虑到这是“前指”开设之后发出的第一个指示，就从一号编起，叫“一号号令”吧！
就这样，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曾被说成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预演”的“一号号令”，经父亲和一位值班参谋之手产生了！
“一号号令”传达的第二天，周恩来对办事组，尤其是黄永胜事先没向他报告和文件编号提出了批评，经父亲就编号问题进行解释说明后总理没再追究。这明白，问题出现在编号上。那时“一”字不是什么人都能使用的。父亲来京时间短，涉世浅，又没人提醒，不经意间捅了篓子。汪东兴在他的著作中谈到：
……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1971年父亲因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留北京值班未参加会，加上他那种除工作外对其他事情一概不过问不打听的自我封闭作法，使他对“九一三”之前中央领导层内部已经出现并急剧发展的反常情况并不清楚，也很不敏感。中苏关系虽有所缓和，但战争威胁并没排除。作为分管作战工作的副总长，他满脑子是战备工作，没人跟他“路线交底”或透风。9月13日10时左右，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向几位副总长传达了林彪出逃的消息，父亲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当时并没对他进行隔离审查。
9月24日，父亲随副总理李先念赴越南访问，他原定的任务是随代表团结束访问后，单独赴越南南方考察，学习越南抗美经验。但代表团回国前，突然通知他与代表团一起回国。在机场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找父亲谈话，让他揭发黄永胜。
从此，父亲开始了漫长的隔离审查生活。
随着审查的深入，父亲大多数问题被排除了，但是“一号号令”问题上始终过不了关。1971年底，负责对父亲审查工作的副总长张才千、陈继德同他谈话时，严肃地告诉他：“总理已经讲了，‘一号号令’是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预演啊！你要充分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做深刻的反省交代。”
父亲问定性的根据何在？
“总理问过主席，知不知道林彪发过一个‘一号号令’？主席说，什么‘一号号令’？我没听说过。”
“这一点也不奇怪，”父亲坦然地说，“主席那么多事情，怎么会去记一个电话稿的编号？再说林彪向主席那里的报告根本没有编号。别说主席不知道什么‘一号号令’，就连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开始也不知道这个电话稿的编号。”两位领导对父亲的答辩提不出新的论据予以批驳，谈话无法继续进行。
父亲认为自己和林彪、黄永胜等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执行公务均有据可查。“一号号令”绝不可能是背着毛泽东、党中央擅自发布的。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以武装斗争起家的毛泽东对军事的关心非同一般，军队重大工作事项必须向他报告，特别是“文革”期间调动一个营、一个连都要经过他批准。“号令”既然未经毛泽东批准和同意，他知道后又为何不予撤销而仍让其继续执行？
1973年，重病中的周恩来曾对父亲的问题做了指示：“总参常委研究一下，是否把阎仲川的问题看得太重了。”如果不是张春桥来到总参谋部“放火烧荒”，说总参谋部“批林”不利，包庇林彪死党，父亲或许就解放了。
1979年4月，父亲被解除监管，但回家后继续接受审查。1982年一位总参领导代表组织向父亲宣布了审查结论，却未提“一号号令”的问题。父亲随即按大军区参谋长待遇离休。
1986年8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较客观地评价了“一号号令”的历史背景和过程，首次明确指出林彪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做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正式下达。
1994年夏，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长达600万字的大型编年史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做出了“一号号令”不是阴谋活动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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