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陶铸是怎样成为“第四号人物”的

bluesky

陶铸是怎样成为“第四号人物”的

阎长贵

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决定》（即《十六条》）。会议的最后一天（即８月１２日），根据毛泽东的提
议临时增加一项议程：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公布的改选结果为：毛泽东、林彪、
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
局常委。刘少奇由第二位降至第八位。林彪上升至第二位，代替刘少奇成为接班人
，但这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而刚由地方调到中央工作才两个多月的陶铸成为“第四
号人物”，却是一个需要加以说明的问题。到现在为止，关于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
的版本。

第一种版本是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据他说：“在选举常委时
，邓小平得了全票，主席本来将邓小平排在第四位。江青虽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
但常委名单的排列次序却是她定的。这在党史上是罕见的。她说邓小平犯了错误，
为什么还升了，过去第七位，现在第四位了。他的名次要在陈伯达的后面。她又说
陈伯达太老实，压不住邓，陶铸厉害，调上去。本来陶铸的名次在第十一位，调到
了第四位。”

对王力的这种说法，许多人（包括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认为，是瞎
说，开玩笑，不足信，江青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和决定力。况且江青对
陶铸也不会那样有好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江青曾鼓动陶铸揭发和批判邓小平
、刘少奇，遭拒绝，她正耿耿于怀，怎么会为提高陶铸的地位而用力呢？

第二种版本是陈伯达两位秘书的回忆。他们说，在酝酿常委名单时，陈伯达位
次“第四”。陈自觉自己不行，他特别害怕外事工作，便向毛泽东表示：“我书生
气十足，这个位置对我不合适。”毛泽东对他说：“你去掉书生气不就行了吗？”
陈仍忐忑不安，他让秘书给毛泽东写信，要他们向毛泽东说明自己不适合这个位置
。秘书感到很为难，这种事他们怎么能做和敢做呢？他们又说，对这个问题，周恩
来也表示了意见。周恩来跟毛泽东说，我如外出，谁来代替我？邓小平已犯错误，
不能代替，恐怕还是陶铸好些。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于是就把陶铸从后面
提到了陈伯达前面。

陈伯达的这两位秘书的说法，尚未见诸文字。当笔者跟比较知情的人议论陈伯
达推让“第四位”的问题时，他们认为不一定可信。

第三种版本是《周恩来年谱》和《苦撑危局—周恩来在１９６７》书中的说法
。《周恩来年谱》载：８月６日（指１９６６年），到毛泽东处开会，商量现有的
和拟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
会后，根据会议商定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审定时调整了政治
局常委的排列名单，把原列于第七位的陶铸勾到列于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第
四位。《苦撑危局》中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由刘少奇
、邓小平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炮打司令部”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还是政治
局常委，但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党和国家的重任就压在了周恩来的身上。鉴于这
样一种局势，在讨论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时，周恩来建议陶铸来协助他处理党和国家
的日常事务。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并在审阅政治局常委名单草案时，亲自
用红笔把陶铸的名字勾到周恩来名字之后、陈伯达名字之前。这种说法于实、于情
、于理都比较可信和可靠。

第四种版本即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她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调整了政治局
常委的名单。原来陶铸排在较后面，主席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总理之后、陈伯达
的前面，这就是所谓的“第四号人物”的来历。对此，陶铸说过：“我是新上来的
，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后面。我去见了主席，要求把陈伯达调到第
四位来。我说陈伯达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主席说已经定了
，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是否还有其他版本，笔者目前还没有看到。从这几种版本看和进行比较：（一
）王力的说法，即把陶铸提到第四位是根据江青的意见定的，不可信，不可传；（
二）把陶铸提到第四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可能还征求了林彪的意见）根据需要
和实际情况商定的，这恐怕是事实，也符合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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