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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游子:“四五”事件二十八周年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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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事件二十八周年回想

发表于 2004 年 04 月 09 日 由 北国游子

                  一

  1976年1月9日,周恩来辞世,百里长街送总理的场景震撼着下至幼儿的每个京城百姓。周的追悼会上,毛没有出席。这微妙的信息在政治传言兴盛的京城百姓心中,又留下一个深深的疑惑。

  临近清明节了,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前,悄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花圈。就像是蛰伏后的惊醒,压抑已久的民心开始躁动。纪念碑前的花圈很快多了起来。

  其时我正在建国门外一所中学教书。听到消息,我马上赶到广场,时间大约是在清明节前一周。纪念碑前聚集的人还不多,但花圈已有了一定的规模——要知道,人民自发在纪念碑前献花圈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回校的路上,我转到东单委托商行匆匆买了个旧的柯达(KODAK)135皮腔折叠相机,花去了我整整两个月的工资。当时的多数相机,135规格可以有更大的胶卷容量,但少有皮腔折叠便携式的;一般具有皮腔折叠便携性的,又多是120规格。而手头这款,半个巴掌大,比较薄,可以很方便藏在裤袋中(这点后来使我躲过一小劫)。

  当时的中学,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下几乎不再上文化课,我所教的班级学生连续三个月在国棉厂“学工”劳动。我不任班主任,工厂我高兴去则去,不高兴则可自由支配。于是,我每天必到广场,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我知道,不用谁来组织通知,到了清明节那天,广场一定有大规模的自发悼念活动举行。

  同时,我联系了十几个好友,有一起下过乡的“难友”,有同在学校教书的同事,也有我的好友自己生活圈子里的好友,准备好清明节那天一起到广场参加悼念活动。我起草了一篇悼词,请学校的美术老师执笔写了个横幅。横幅词句经友人几番商议,最后定为“怀念我们的总理”(“我们的总理”是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的用语)。

  (从农村回城,落入大反“师道尊严”的“反潮流”中,校园里的乌烟瘴气使人昏昏,以至生理上都有不适。每天学生离校后,连看报纸都觉得眼花头眩。一起回城任中学教师的,听说有的甚至患上神经官能症。为此,我在农村多年一直坚持的日记都停掉了。故而,那悼词的内容以及当时每日的活动,都没有及时记录保存下来。现在想起来,已是悔之晚矣。)

  清明节的前几天,广场上的悼念活动已是声势浩大,累计到过广场的人数应该超过百万。尤其是傍晚,下班的人们只要路途相距不太远的,肯定是绕道也要来广场看看。广场上时常有聚集的人群,人群中往往就会有人在演讲。京城百姓心中近十年来所积蓄起来的不满和怨愤,第一次找到了喷发的出口。

  中国科举院一零九厂、北京重型电机厂等大型国营工厂的卡车拉着巨型的钢铁花圈,职工们神情肃穆地列队护送;纪念碑的基座上摆满各式花圈和条幅;群众书写的各类诗词、悼文和指点时态的文章,星星点点地挂在花圈条幅上,比较著名的有: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
    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妖魔何处有,牧童遥指天安门。

    ……

                  二

  4月4日清明节。我们一早来到纪念碑后西侧松林靠近纪念碑的北端(这片松林后来完全清除掉了,代以“毛泽东纪念堂”)。在松枝上挂好横幅,我们一行人先是列队默哀,然后我念了悼词。之后,大家分散到广场上,有几个带着纸笔主要去抄诗词,我是带着相机四处捕捉镜头去了。

  那天的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周边的马路旁停放着成片的自行车。整个广场几乎被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花圈占满了。单位或团体送的花圈上,经常有几十上百的签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摆放在国旗杆基座上的一个精致的小花篮。花篮内插放的是鲜花,挽联上签署的是“北京大学一教师”。许多照相的人们围簇着小小的花篮,争相拍照。广场内的灯杆,也有人爬上去挂红旗或条幅。广场上空,升起了几个气球,飘弋着长长的条幅。

  广场上还看到明显与众不同的几组人群,三五个人,大都穿着华达呢的军大衣或柞蚕丝军官装,脚上是将校靴(这身打扮在当时是非常具有身份标志的)。他们一般不在人群中停留,不与他人交谈,也不去仔细阅看诗词和文章。独来独往,匆匆找好镜头照相,然后便匆匆离去。

  整整一个白天,广场上人流不断。凡是有人站出来演讲或朗读诗词、文章,必围聚起数百的人群。讲演者多是年轻人,也有个中年人,穿着对襟的中式上衣,慷慨陈词,引起阵阵掌声和呼应。我一般是远远找个角度照相,并不挤到前面,也大多听不清具体是说什么内容。

  我当时正处在和女友分手的前夕,她没有参加我们的活动,后来说是带着自己的学生去了广场。我只身住在学校,无牵无挂,广场上是你方说罢他登场,随时都有新的景象。一天中,我除了去买胶卷和简单吃点东西,独自滞留到夜幕降临,广场上的人群也渐渐稀疏。

  这天,广场上同一时刻所在的人数,也应该有近百万;加上来去的流动,总人次就难以估计了。诺大个广场,我孤零零游来荡去,不能说对整个广场有全面的判断。但是,至少在我的视野里和我听到感受到的范围内,广场的活动是和平的,没有任何暴力,也未见有公安抓人。传说中,前几天晚上人少的时候,公安来抓过人,也有被群众掩护逃脱的;白天,公安是跟踪到了比较荒僻的地方才实施抓捕。从广场摆放第一个花圈到清明节当日晚,广场上基本是平和的,没有出现过暴力和骚乱的现象。

                  三

  晚上,一个人回到宿舍,白天广场上的一幕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群众的情绪和诗词、条幅、文章的内容,已从单纯的悼念总理发展到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怨愤。当时公开媒体上还没有“四人帮”的称呼,但民众中已经很明确地将叱责集中到那几个人身上。其中也有拥护邓小平和对“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表示不满的。对毛泽东的指责,也不在少数。

  按耐不下心中的情绪,我草就了几首蹩脚短诗,拿上一瓶胶水,又去了广场。

  这时已是午夜时分。广场中心部分已经被拦隔起来,只开了少部分灯光,昏暗中看到稀落的工人在忙碌着把花圈抬上卡车。在纪念碑最外围的隔离树墙外,聚集了不多的群众。我挤到人群前,两手分别在口袋中捏着纸条和胶水,在考虑是否就贴在这隔离树墙上……下意识地,我用臂肘碰了一下身边一个人:“这帮家伙什么时候来的?”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神情冷漠,不发一言。

  我定神一看,是个身穿蓝色劳保棉大衣的中年男子,黑暗中没看清左胸前的厂名。原来是个工人民兵!

  我庆幸自己没有过于莽撞,但又心有不甘。几番犹豫之后,我阔步走到纪念碑后的松林前,我们白天挂悼念横幅的树下。从自己胸前摘下佩带了一天的白纸花,别到横幅上,退后两步,鞠了个躬。回转身,我目不斜视地走了出来。松林下的草地边缘,是一尺多高的铁栅栏,上面坐着许多休息的工人民兵。也许是神灵保佑,他们之中没有坚定的革命派或凶狠的期望立功的人,居然呆呆地看着我做完了这一切。

  聚集的群众就这样站在广场外,默默看着,谁也没说话。直到破晓,广场上的花圈已经全部被装上数百辆卡车,沿前门西大街向西,不知道拉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夜,我也没看到广场上发生任何暴力和骚乱,没看到抓人。

                  四

  4月5日,我从清晨睡到中午,吃了午饭,又去了广场。广场的景象已经和昨天以前大不相同了。

  约有数千人拥在纪念碑基座上,人群中心是几个后来被报刊称为“小平头”的青年,手持半导体扩音器喊着什么。我挤到稍微靠前的地方听着,感觉这些人的气质和说话的内容,和昨天以前在广场进行讲演和朗读的判若云泥。他们说:昨晚,悼念总理的花圈都被收到广场东南角的“工人民兵指挥部”小楼里了——我明明亲眼看见,是用卡车沿前门西大街往西拉走的。其余,基本没有什么具体的政治内容;多是比较空洞的煽动,指向“还我花圈”的直接行动。他们还号召成立“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围观的人群基本没什么反应,都在静静地听。

  我站在白玉栏杆的台座上,给“小平头”照了像。由于距离比较远,后来冲洗出来并看不清面目。有人在稍近的距离拍了照,但立刻被“小平头”们喝令取出胶卷;有人照了相企图离开,被人群围住,狼狈不堪地交出底片。照相的人中,似乎有外国记者。我则因相机小巧,照完后马上藏到裤袋中,混进人群走开了。

  不多会,人群喧嚷起来,我顺着大家的眼光看去。只见靠历史博物馆的广场边缘处,一队警察正列队跑步经过。人群紧紧贴靠着警察队伍,但我从远处看不出有很激烈的武力冲突。警察队伍的行进显然被阻滞了,队列歪歪扭扭,有几顶大盖帽被扔上了天空。居高临下反而可以看清的是:警察队伍没有被冲散,没有落单的;警察们也没有长时间被阻隔,在群众的推推搡搡中艰难而缓慢地,通过了广场。

  对“小平头”们的言说和行为,我满腹狐疑:怎么和这些天来广场的气氛完全不一个味道?这些人是什么人?

  历史博物馆前的马路上,这时又聚集了一群人,围住一辆宣传车和小汽车。我走下纪念碑,赶了过去。当我赶到跟前的时候,只见有个年轻人招呼大家:掀翻它!一辆汽车,十来个人抓住车沿,“一、二、三”,居然轻易就翻倒了。没顾上注意看车内有没有人,我连忙找角度照相。

  我心中的疑惑更大了:这些天广场上从未有过如此的举动,这些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之后,人群又拥向南边的“工人民兵指挥部”小楼。过了不久,楼上窗口和楼前的空地上冒起了浓烟,远处可以看到有杂物从楼上扔了下来。我没有再跟过去,只是在远处看着。

  事后听说:当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门前,有个年轻人高喊:打倒周恩来!周恩来是最大的走资派!结果被围观的群众痛打。

                  五

  晚六点半,北京市革委主任吴德在广场发表广播讲话。称: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功,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

  广场上的人群很快散去,我也到附近石碑胡同一个朋友家找饭辙去了。

  吃罢饭,又神聊了一气。离开朋友家,自然再回到广场,没看到任何发生过暴力的迹象。

  事后,一次又到石碑胡同的朋友家。有个他家的常客,也是同龄人,是某厂工人民兵的头头。他说:那晚他们厂的工人民兵也去了,他躲在历史博物馆一个僻静的走廊角落睡觉,没见很具体的事情。但他说:那晚抓的大多数是路过北京的外地人。

  仔细想来:清明节是周日,5日是周一了,多数北京人要上班,来广场的本来就少;听了吴德的广播,有谁往枪口上撞呢?而外地出差路过的人,知道的必定来广场一看;不知道的,天安门也是必到的地方。工人民兵的棒子队开始清场的时间是晚九点三十,正好是上下班人流高峰之后、吃罢晚饭上街溜达的时间。

  可怜那些外地路过看热闹的,无辜挨打、被抓。

                  六

  事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四五”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参加“四五”运动的群众是“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并强调反革命暴徒殴打解放军、人民警察和群众,砸汽车,烧汽车、楼房等。

  冷静下来,回想整个事件的全过程:

  从第一个花圈摆上纪念碑上,到4日清明节的人山人海,累计到广场的人次达数百万以上——参加悼念活动的人数够多;

  后几天,时常有人面对群众慷慨陈词和高声朗读诗词文章,下面是人声鼎沸、群情激昂——置身其中的人们情绪够激烈;

  甚至在4日夜到5日清晨的清除花圈过程中,围观的群众眼含热泪、默不作声——亲身所历的人们只是冷眼相看。

  这段时间内,没有暴徒出现,没有任何过激的行为发生,人民群众只是在和平地表达着自己的心声。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人们从初期的狂热,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反复:

  起初是革命节日般的热情,很快变成对野蛮行为的抵触和深陷理想信仰而不能自拔的矛盾;

  血淋淋的武斗,让众多善良的人们避之不及,出现了许多“逍遥派”;

  上千万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在艰苦实在的生活中开始冷静思考;

  “忠字化”运动的始作俑者竟然折戟沉沙,命丧荒漠,已经让一些“先觉者”产生了怀疑;

  接下去,是对所有“造反派”秋后算帐的“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

  再后来,就是几乎让所有人都觉得荒唐不解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大破师道尊严”、“白卷英雄”、全民写“儿歌”、“评法批儒”、“批孔老二”、“批水浒”,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广大的人民群众尽管没有完全认清文化大革命背后的所有(现在,也难说就有多清楚),但狂热的心态却已有所冷却;尽管在无能为力和疑惑中还有期待和祈盼,但却不会再贸然投入“赌注”和轻举妄动。人们较比运动初期,是冷静和理智了许多。

  周恩来的逝世给人们心中多少增添了些许愤慨和失望。在中国人的传统祭日——清明节,一个偶然的火花,让人们心中的积怨得以发泄;但大家也都十分清楚:未必就能有根本的变化,也还远没有揭杆而起的勇气和决心——中国人的忍耐是世间少有的,即便是饿殍遍地不是也和平地忍耐过来了吗?!

  于是,到了周一的5日,多数人已经是心安气和地上班去了。尽管还是“社会主义的草”,上班点卯还是要的,馒头和稀饭也还是不可缺的。

  这我就不明白了:哪就突然冒出那么多反革命暴徒?哪来这有组织、有预谋的打、砸、烧?

  再细察“小平头”们的举动:

  明显是在煽动:悼念总理的花圈都被收到广场东南角的“工人民兵指挥部”小楼里了——谎言直指最后火烧的目标;

  对照相记录的敏感——清明节那天广场上照相的随处可见;

  对军人、警察的冲击和烧汽车——截止到清明那天的和平表达方式被升级到暴力对抗;

  尤其是那个高喊:“打倒周恩来!周恩来是最大的走资派!”的年轻人——前几天怎么不来喊?又从哪儿找这么一个标新立异的家伙?

  ……

  没有调查实证的可能,我无法确言。但我心里深深地刻上一句话:这是国会纵火案!

  这句话一直在我心中存疑,到再一次被验证,尽管也还无法考据。

                  七

  156天后,毛泽东辞世。同样无法确证这时间上的联系,但不难想像:“四个伟大”的领袖,眼看一生的对手逝去之后,在自己当年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地方,自己的人民居然悼念自己的对手,并发生了矛头直指“当代秦始皇”的反革命事件。其情其景何堪!

  据说:此后,毛泽东独自看他此生最后一次电影时,面对银幕上解放军四九年被人民拥戴进城的画面,竟失声痛哭,不能自已。此景此情,又是何等悲凉!

  快得令人难以相信,26天后,英明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

  不到一年,“四五”“反革命政治事件”被平反,“小平头”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值得注意的是:这英雄并没被媒体更深入地宣传报道,人们并不知道有关英雄的更多。如昙花般,在人们眼前一闪即逝了。还有,4月5日那天留在人们心中的许多疑问,如“小平头”其他伙伴的情况,那天种种出乎寻常的举动的原由,等,都没有给出详细合理的解释。

  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第一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百万民众在这块圣土上和平表达自己诉求而惨遭镇压的血案,被一纸文告平反了。中国人民又一次站了起来。但是,1976年清明节那天的“牧童遥指天安门”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国人民就此可以对所身处的社会生活真正知情了吗?民众此后可以在这里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了吗?

  13年后,问题有了答案。

  28年过去了,几千年来一直在祈望青天明主的中国百姓,又一次在祈求着“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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