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国游子：“四五”事件二十八周年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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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事件二十八周年回想

发表于 2004 年 04 月 09 日 由 北国游子

　　　　　　　　　　　　　　　　　　一

　　１９７６年１月９日，周恩来辞世，百里长街送总理的场景震撼着下至幼儿的每个京城百姓。周的追悼会上，毛没有出席。这微妙的信息在政治传言兴盛的京城百姓心中，又留下一个深深的疑惑。

　　临近清明节了，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前，悄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花圈。就像是蛰伏后的惊醒，压抑已久的民心开始躁动。纪念碑前的花圈很快多了起来。

　　其时我正在建国门外一所中学教书。听到消息，我马上赶到广场，时间大约是在清明节前一周。纪念碑前聚集的人还不多，但花圈已有了一定的规模——要知道，人民自发在纪念碑前献花圈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回校的路上，我转到东单委托商行匆匆买了个旧的柯达（ＫＯＤＡＫ）１３５皮腔折叠相机，花去了我整整两个月的工资。当时的多数相机，１３５规格可以有更大的胶卷容量，但少有皮腔折叠便携式的；一般具有皮腔折叠便携性的，又多是１２０规格。而手头这款，半个巴掌大，比较薄，可以很方便藏在裤袋中（这点后来使我躲过一小劫）。

　　当时的中学，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下几乎不再上文化课，我所教的班级学生连续三个月在国棉厂“学工”劳动。我不任班主任，工厂我高兴去则去，不高兴则可自由支配。于是，我每天必到广场，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我知道，不用谁来组织通知，到了清明节那天，广场一定有大规模的自发悼念活动举行。

　　同时，我联系了十几个好友，有一起下过乡的“难友”，有同在学校教书的同事，也有我的好友自己生活圈子里的好友，准备好清明节那天一起到广场参加悼念活动。我起草了一篇悼词，请学校的美术老师执笔写了个横幅。横幅词句经友人几番商议，最后定为“怀念我们的总理”（“我们的总理”是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的用语）。

　　（从农村回城，落入大反“师道尊严”的“反潮流”中，校园里的乌烟瘴气使人昏昏，以至生理上都有不适。每天学生离校后，连看报纸都觉得眼花头眩。一起回城任中学教师的，听说有的甚至患上神经官能症。为此，我在农村多年一直坚持的日记都停掉了。故而，那悼词的内容以及当时每日的活动，都没有及时记录保存下来。现在想起来，已是悔之晚矣。）

　　清明节的前几天，广场上的悼念活动已是声势浩大，累计到过广场的人数应该超过百万。尤其是傍晚，下班的人们只要路途相距不太远的，肯定是绕道也要来广场看看。广场上时常有聚集的人群，人群中往往就会有人在演讲。京城百姓心中近十年来所积蓄起来的不满和怨愤，第一次找到了喷发的出口。

　　中国科举院一零九厂、北京重型电机厂等大型国营工厂的卡车拉着巨型的钢铁花圈，职工们神情肃穆地列队护送；纪念碑的基座上摆满各式花圈和条幅；群众书写的各类诗词、悼文和指点时态的文章，星星点点地挂在花圈条幅上，比较著名的有：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
　　　　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妖魔何处有，牧童遥指天安门。

　　　　……

　　　　　　　　　　　　　　　　　　二

　　４月４日清明节。我们一早来到纪念碑后西侧松林靠近纪念碑的北端（这片松林后来完全清除掉了，代以“毛泽东纪念堂”）。在松枝上挂好横幅，我们一行人先是列队默哀，然后我念了悼词。之后，大家分散到广场上，有几个带着纸笔主要去抄诗词，我是带着相机四处捕捉镜头去了。

　　那天的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周边的马路旁停放着成片的自行车。整个广场几乎被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花圈占满了。单位或团体送的花圈上，经常有几十上百的签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摆放在国旗杆基座上的一个精致的小花篮。花篮内插放的是鲜花，挽联上签署的是“北京大学一教师”。许多照相的人们围簇着小小的花篮，争相拍照。广场内的灯杆，也有人爬上去挂红旗或条幅。广场上空，升起了几个气球，飘弋着长长的条幅。

　　广场上还看到明显与众不同的几组人群，三五个人，大都穿着华达呢的军大衣或柞蚕丝军官装，脚上是将校靴（这身打扮在当时是非常具有身份标志的）。他们一般不在人群中停留，不与他人交谈，也不去仔细阅看诗词和文章。独来独往，匆匆找好镜头照相，然后便匆匆离去。

　　整整一个白天，广场上人流不断。凡是有人站出来演讲或朗读诗词、文章，必围聚起数百的人群。讲演者多是年轻人，也有个中年人，穿着对襟的中式上衣，慷慨陈词，引起阵阵掌声和呼应。我一般是远远找个角度照相，并不挤到前面，也大多听不清具体是说什么内容。

　　我当时正处在和女友分手的前夕，她没有参加我们的活动，后来说是带着自己的学生去了广场。我只身住在学校，无牵无挂，广场上是你方说罢他登场，随时都有新的景象。一天中，我除了去买胶卷和简单吃点东西，独自滞留到夜幕降临，广场上的人群也渐渐稀疏。

　　这天，广场上同一时刻所在的人数，也应该有近百万；加上来去的流动，总人次就难以估计了。诺大个广场，我孤零零游来荡去，不能说对整个广场有全面的判断。但是，至少在我的视野里和我听到感受到的范围内，广场的活动是和平的，没有任何暴力，也未见有公安抓人。传说中，前几天晚上人少的时候，公安来抓过人，也有被群众掩护逃脱的；白天，公安是跟踪到了比较荒僻的地方才实施抓捕。从广场摆放第一个花圈到清明节当日晚，广场上基本是平和的，没有出现过暴力和骚乱的现象。

　　　　　　　　　　　　　　　　　　三

　　晚上，一个人回到宿舍，白天广场上的一幕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群众的情绪和诗词、条幅、文章的内容，已从单纯的悼念总理发展到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怨愤。当时公开媒体上还没有“四人帮”的称呼，但民众中已经很明确地将叱责集中到那几个人身上。其中也有拥护邓小平和对“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表示不满的。对毛泽东的指责，也不在少数。

　　按耐不下心中的情绪，我草就了几首蹩脚短诗，拿上一瓶胶水，又去了广场。

　　这时已是午夜时分。广场中心部分已经被拦隔起来，只开了少部分灯光，昏暗中看到稀落的工人在忙碌着把花圈抬上卡车。在纪念碑最外围的隔离树墙外，聚集了不多的群众。我挤到人群前，两手分别在口袋中捏着纸条和胶水，在考虑是否就贴在这隔离树墙上……下意识地，我用臂肘碰了一下身边一个人：“这帮家伙什么时候来的？”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神情冷漠，不发一言。

　　我定神一看，是个身穿蓝色劳保棉大衣的中年男子，黑暗中没看清左胸前的厂名。原来是个工人民兵！

　　我庆幸自己没有过于莽撞，但又心有不甘。几番犹豫之后，我阔步走到纪念碑后的松林前，我们白天挂悼念横幅的树下。从自己胸前摘下佩带了一天的白纸花，别到横幅上，退后两步，鞠了个躬。回转身，我目不斜视地走了出来。松林下的草地边缘，是一尺多高的铁栅栏，上面坐着许多休息的工人民兵。也许是神灵保佑，他们之中没有坚定的革命派或凶狠的期望立功的人，居然呆呆地看着我做完了这一切。

　　聚集的群众就这样站在广场外，默默看着，谁也没说话。直到破晓，广场上的花圈已经全部被装上数百辆卡车，沿前门西大街向西，不知道拉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夜，我也没看到广场上发生任何暴力和骚乱，没看到抓人。

　　　　　　　　　　　　　　　　　　四

　　４月５日，我从清晨睡到中午，吃了午饭，又去了广场。广场的景象已经和昨天以前大不相同了。

　　约有数千人拥在纪念碑基座上，人群中心是几个后来被报刊称为“小平头”的青年，手持半导体扩音器喊着什么。我挤到稍微靠前的地方听着，感觉这些人的气质和说话的内容，和昨天以前在广场进行讲演和朗读的判若云泥。他们说：昨晚，悼念总理的花圈都被收到广场东南角的“工人民兵指挥部”小楼里了——我明明亲眼看见，是用卡车沿前门西大街往西拉走的。其余，基本没有什么具体的政治内容；多是比较空洞的煽动，指向“还我花圈”的直接行动。他们还号召成立“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围观的人群基本没什么反应，都在静静地听。

　　我站在白玉栏杆的台座上，给“小平头”照了像。由于距离比较远，后来冲洗出来并看不清面目。有人在稍近的距离拍了照，但立刻被“小平头”们喝令取出胶卷；有人照了相企图离开，被人群围住，狼狈不堪地交出底片。照相的人中，似乎有外国记者。我则因相机小巧，照完后马上藏到裤袋中，混进人群走开了。

　　不多会，人群喧嚷起来，我顺着大家的眼光看去。只见靠历史博物馆的广场边缘处，一队警察正列队跑步经过。人群紧紧贴靠着警察队伍，但我从远处看不出有很激烈的武力冲突。警察队伍的行进显然被阻滞了，队列歪歪扭扭，有几顶大盖帽被扔上了天空。居高临下反而可以看清的是：警察队伍没有被冲散，没有落单的；警察们也没有长时间被阻隔，在群众的推推搡搡中艰难而缓慢地，通过了广场。

　　对“小平头”们的言说和行为，我满腹狐疑：怎么和这些天来广场的气氛完全不一个味道？这些人是什么人？

　　历史博物馆前的马路上，这时又聚集了一群人，围住一辆宣传车和小汽车。我走下纪念碑，赶了过去。当我赶到跟前的时候，只见有个年轻人招呼大家：掀翻它！一辆汽车，十来个人抓住车沿，“一、二、三”，居然轻易就翻倒了。没顾上注意看车内有没有人，我连忙找角度照相。

　　我心中的疑惑更大了：这些天广场上从未有过如此的举动，这些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之后，人群又拥向南边的“工人民兵指挥部”小楼。过了不久，楼上窗口和楼前的空地上冒起了浓烟，远处可以看到有杂物从楼上扔了下来。我没有再跟过去，只是在远处看着。

　　事后听说：当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门前，有个年轻人高喊：打倒周恩来！周恩来是最大的走资派！结果被围观的群众痛打。

　　　　　　　　　　　　　　　　　　五

　　晚六点半，北京市革委主任吴德在广场发表广播讲话。称：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功，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

　　广场上的人群很快散去，我也到附近石碑胡同一个朋友家找饭辙去了。

　　吃罢饭，又神聊了一气。离开朋友家，自然再回到广场，没看到任何发生过暴力的迹象。

　　事后，一次又到石碑胡同的朋友家。有个他家的常客，也是同龄人，是某厂工人民兵的头头。他说：那晚他们厂的工人民兵也去了，他躲在历史博物馆一个僻静的走廊角落睡觉，没见很具体的事情。但他说：那晚抓的大多数是路过北京的外地人。

　　仔细想来：清明节是周日，５日是周一了，多数北京人要上班，来广场的本来就少；听了吴德的广播，有谁往枪口上撞呢？而外地出差路过的人，知道的必定来广场一看；不知道的，天安门也是必到的地方。工人民兵的棒子队开始清场的时间是晚九点三十，正好是上下班人流高峰之后、吃罢晚饭上街溜达的时间。

　　可怜那些外地路过看热闹的，无辜挨打、被抓。

　　　　　　　　　　　　　　　　　　六

　　事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四五”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参加“四五”运动的群众是“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并强调反革命暴徒殴打解放军、人民警察和群众，砸汽车，烧汽车、楼房等。

　　冷静下来，回想整个事件的全过程：

　　从第一个花圈摆上纪念碑上，到４日清明节的人山人海，累计到广场的人次达数百万以上——参加悼念活动的人数够多；

　　后几天，时常有人面对群众慷慨陈词和高声朗读诗词文章，下面是人声鼎沸、群情激昂——置身其中的人们情绪够激烈；

　　甚至在４日夜到５日清晨的清除花圈过程中，围观的群众眼含热泪、默不作声——亲身所历的人们只是冷眼相看。

　　这段时间内，没有暴徒出现，没有任何过激的行为发生，人民群众只是在和平地表达着自己的心声。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人们从初期的狂热，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反复：

　　起初是革命节日般的热情，很快变成对野蛮行为的抵触和深陷理想信仰而不能自拔的矛盾；

　　血淋淋的武斗，让众多善良的人们避之不及，出现了许多“逍遥派”；

　　上千万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在艰苦实在的生活中开始冷静思考；

　　“忠字化”运动的始作俑者竟然折戟沉沙，命丧荒漠，已经让一些“先觉者”产生了怀疑；

　　接下去，是对所有“造反派”秋后算帐的“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

　　再后来，就是几乎让所有人都觉得荒唐不解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大破师道尊严”、“白卷英雄”、全民写“儿歌”、“评法批儒”、“批孔老二”、“批水浒”，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广大的人民群众尽管没有完全认清文化大革命背后的所有（现在，也难说就有多清楚），但狂热的心态却已有所冷却；尽管在无能为力和疑惑中还有期待和祈盼，但却不会再贸然投入“赌注”和轻举妄动。人们较比运动初期，是冷静和理智了许多。

　　周恩来的逝世给人们心中多少增添了些许愤慨和失望。在中国人的传统祭日——清明节，一个偶然的火花，让人们心中的积怨得以发泄；但大家也都十分清楚：未必就能有根本的变化，也还远没有揭杆而起的勇气和决心——中国人的忍耐是世间少有的，即便是饿殍遍地不是也和平地忍耐过来了吗？！

　　于是，到了周一的５日，多数人已经是心安气和地上班去了。尽管还是“社会主义的草”，上班点卯还是要的，馒头和稀饭也还是不可缺的。

　　这我就不明白了：哪就突然冒出那么多反革命暴徒？哪来这有组织、有预谋的打、砸、烧？

　　再细察“小平头”们的举动：

　　明显是在煽动：悼念总理的花圈都被收到广场东南角的“工人民兵指挥部”小楼里了——谎言直指最后火烧的目标；

　　对照相记录的敏感——清明节那天广场上照相的随处可见；

　　对军人、警察的冲击和烧汽车——截止到清明那天的和平表达方式被升级到暴力对抗；

　　尤其是那个高喊：“打倒周恩来！周恩来是最大的走资派！”的年轻人——前几天怎么不来喊？又从哪儿找这么一个标新立异的家伙？

　　……

　　没有调查实证的可能，我无法确言。但我心里深深地刻上一句话：这是国会纵火案！

　　这句话一直在我心中存疑，到再一次被验证，尽管也还无法考据。

　　　　　　　　　　　　　　　　　　七

　　１５６天后，毛泽东辞世。同样无法确证这时间上的联系，但不难想像：“四个伟大”的领袖，眼看一生的对手逝去之后，在自己当年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地方，自己的人民居然悼念自己的对手，并发生了矛头直指“当代秦始皇”的反革命事件。其情其景何堪！

　　据说：此后，毛泽东独自看他此生最后一次电影时，面对银幕上解放军四九年被人民拥戴进城的画面，竟失声痛哭，不能自已。此景此情，又是何等悲凉！

　　快得令人难以相信，２６天后，英明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

　　不到一年，“四五”“反革命政治事件”被平反，“小平头”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值得注意的是：这英雄并没被媒体更深入地宣传报道，人们并不知道有关英雄的更多。如昙花般，在人们眼前一闪即逝了。还有，４月５日那天留在人们心中的许多疑问，如“小平头”其他伙伴的情况，那天种种出乎寻常的举动的原由，等，都没有给出详细合理的解释。

　　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第一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百万民众在这块圣土上和平表达自己诉求而惨遭镇压的血案，被一纸文告平反了。中国人民又一次站了起来。但是，１９７６年清明节那天的“牧童遥指天安门”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国人民就此可以对所身处的社会生活真正知情了吗？民众此后可以在这里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了吗？

　　１３年后，问题有了答案。

　　２８年过去了，几千年来一直在祈望青天明主的中国百姓，又一次在祈求着“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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