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发云：异端之恋 我们七十年代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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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周末 胡发云  


古往今来，爱情与身份的冲突，一直都是文学艺术的重要主题，从《罗密欧与朱丽叶》到《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从《天仙配》到《杜十娘》……人类最原始的情爱本性，在门阀，财富，教派，宗族这些冰冷坚硬的屏障前，历尽磨难，演绎了无数人间悲喜剧。1949年后，大陆婚恋的身份认同，是以阶级成分、政治面貌以及思想观念为标识的，到了“文革”，这种壁垒几乎不可逾越。我和李虹的异端之恋，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荒谬的时代发生的。

电台文艺部——51130

一九七四年秋冬之际，我外出回到办公室，车间书记对我说，电台找你。说着推过来一张报纸，空白处写着：51130。

这5个阿拉伯数字，让我和李虹开始了一段三十年的故事。

我按号码拨过去。一个女性接的，很标准的普通话，中音，沉静略带沙哑，有一点美国之音的淡漠与灰暗。她说，我们准备用你发在××刊物上的一首诗，有些地方，可能要按广播的要求，做一点修改，你能不能来一趟？

我对自己的文字非常自爱，最怕编辑删改，更怕他们添加，当然就答应了。

那是一个微寒的阴天，按李虹约定的时间，我来到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在那个年代，广播电台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一切最权威的声音都是从那里发出来的：新闻、社论、报纸摘要、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宛如一道道天庭布达的圣音，它指引着人们生活与工作的方向，它发布着关于这个世界的消息，操控着人们的思想情感喜怒哀乐，决定着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人的命运。

在文艺部文学组，我见到李虹。她比我想象的年轻，淡淡的大方，淡淡的直率，有点玩世不恭的随意。坐定之后，她从抽屉里拿出烟来，递我一支，自己一支，很老练地点上。

关于修改的商讨，似乎很顺利。然后我们就随意聊起天来。那个年代，同代人相遇，三五句话之后就会问，在哪儿插队？李虹说，没插队，当兵去了。我立即猜出了这个女孩的背景。当我和我的同学们一起扛着简单的行李奔赴广阔天地的时候，学校里那些权贵子弟们特别是军干子弟们已经穿上了那个时代最尊贵的绿军装。后来又知道她只是一个69届的初中生——几乎就是个小学生，我脱口而出说了一句至今记忆犹新的话：“你们这些人来搞这一行，真是误人子弟。”

那时候，我许多成绩优异、才情过人的同学、亲友，插队五六年了，依然还在乡下苦熬，承受着身心双重的折磨，依然返城无望，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也在那一批早已被都市遗忘的人群中。

李虹忍了，把话题岔开。直到很久以后，她才在一次与我的争辩中，回击了我那一句很伤人的话。她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们才吃过苦。

异端之恋 <wbr>我们七十年代的爱情
    1978年2月5日，胡发云在监禁中写给李虹的文字

李虹看中的那首诗，题目是《祖国的青春》，是为四届人大的召开写的应景之作，可能是一次演出用的朗诵诗，今天读来，只能失笑，当年能被刊物和李虹看中，也许是在那个越粗鄙越革命的年代，它的语言、节奏、意象还有点像诗。青少年时，像我的许多同代人一样，喜爱过贺敬之、郭小川、闻捷、白桦等人——但在当时，这样一些战火中走来的红色诗人们，大多已被夺去了笔。我也喜欢过马雅可夫斯基，叶夫图申科，自觉得这些诗人，比那些七言八句的“大跃进”民歌、“文革”“鬼见愁”好得多。当然，更钟爱的是普希金莱蒙托夫雪莱海涅惠特曼们，也写过一些那一类的习作……但那些只能偷偷写在自己的日记本或私人诗抄里。

数周之后，李虹打来电话，告知播出时间，让我听听，提提意见。那首诗朗诵得比我预想的好，由武汉人艺著名演员金奇和另一位女演员朗诵的，还做了配乐，是一首钢琴协奏曲，情绪大体准确。我打电话对她说了我的看法，问到是谁配的乐，她说是她自己配的。我问是什么音乐，她说是从一部纪录片里扒的。

因为音乐，因为文学，我和李虹有了最开始的话题。她没有因为我那句刻薄的话记恨我。

打那以后，李虹有时会给我写写信，谈谈约稿的事，有时也会给我电话，请我去看一部过路片或内部片。电影公司有一个可坐两三百人的放映间，不大，但很舒适。能上这儿来看电影，是一种身份。

书谊

李虹第一次到我家来是为了借书，这是当年青年男女交往最安全也最雅致的一种方式。

那天她是坐轮渡来的，约在1975年仲春，正是淫雨霏霏时节。她没带伞，浑身透湿，光脚穿了一双塑料凉鞋，一进门，就要我领她去冲洗满脚的泥水。我把她带到厨房的落地水池，她脱了凉鞋，就伸出脚丫子冲洗起来，衣服湿湿地贴在身上。我说找点妹妹的衣物给她换上，她说，穿穿就捂干了。后来谈到少年往事，知道她原来学过跳水，有时懒得换泳衣，套上外衣就回家了。

那天她大概准备待上较长的时间，落座后，从军用书包里拿出两包“永光”香烟，这是当年武汉最好的烟。吃午饭的时候，她问我有没有酒。我虽然能喝，但不嗜酒，平日也不备酒。于是，到附近小店打了半斤粮食酒和一包兰花豆，加上她带来的一听琥珀桃仁，一人二两半。后来，她在日记里曾对“下层人”的廉价白酒和“上层人”的高贵茅台有过意味深长的记述。

那天的话题海阔天空。有的和谐，有的别扭，有的亲切，有的抵牾得厉害。

我那时是一个激进的反特权主义者。两个背景悬殊、经历各异的人，交流起来，也有它的趣味，就像棋手遇到一个路数不明的对弈者。李虹第一次面对一个她在日记中所说的“下层人”、一个高傲的、说话不给面子、经常让她张口结舌的异端，大约也是富于挑战性的。

我当年的借书记录本上，她借的第一本书是《肖邦评传》。她小时候学过钢琴，书里有肖邦和乔治·桑的疯狂又残酷的爱情。这本书她一直没有再还给我。然后是《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普希金诗文选集》《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她也会借给我一些书，有一些据说是军以上干部看的内部书籍，像当年被定为“军国主义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忧国》《丰饶之海》四部曲等等。

李虹的生活经历很单纯，三四岁，便进了西北第一保育院，从幼儿园到小学，都是住校，同窗中，有一大批中国革命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的后代。13岁小学还没毕业，遇上文革，16岁当兵，20岁到电台。

抽烟，饮酒，喝浓茶，读黑书黄书，在电台里反锁琴房弹《梁祝》，引来外面一声声斥问和责骂也不开门……这一切，成为了一个任由性情的高干女儿的几抹特殊色彩。应该说，这都是我喜欢甚至迷恋的东西。

在我1975年5月1日的日记里，曾经记下过这样的文字：

……许多人问起我个人问题。我有我自己的生活准则。我不希望图一时欢快，给将来带来绵绵无期的苦恼。更不愿因自己的厌倦给别人带来痛苦。我现在生活得很好，很充实，很丰富，但我似乎已在这片人海中，感觉到了一个人，能和我一起走过生活和斗争的慢慢长途……

我曾给几个人带来过痛苦，是否我自己也将得到这种回报呢？让它去吧，这也是诗呢……

那一年我25岁，李虹21岁。

在1978年2月25日的囹圄日记中，还写到和李虹初识时候的一件事:

……不久又因工作打了一次交道，我有印象的是，我们谈到《军阀》（七十年代中期引进的一部内部放映的日本影片。作者注）这部电影时，你提到“搞愚民政策”的问题。（虽然我当时不太相信是你的见解，或是听谁谈而接受的？）我很高兴你的勇敢和坦率，能在一个不熟悉的人面前，说出这个当时是大逆不道的字眼……以后我们继续间断，稀少的接触，为诗，为书籍——在那时到现在这一段时间里，我的生活里曾进入过好几个女孩子，有的比你走得更近，但最后竟是你真正走进来了……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发现你走来的完整的足迹。（这大概也是生活自身的规律吧……）信任与热情，牺牲与勇敢，就是这条足迹……

李虹是率真的，她不掩藏也不克制自己的热情，常常有电话来。我们之间也写信，她写得多，我回得少。我们在一些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上，看法常常截然不同，比如“文革”前的社会等级分化，各次运动对不同意见者的处理方式，“文革”以来的个人崇拜，反特权，反开后门等等……许多时候都弄得不欢而散。渐渐，我们来往疏淡了。

1975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在日记里留下了这样一些文字：

1975年12月10日雪

……和L（指李虹）的一点友谊基本上结束了。我们心平气和不留痕迹地分手了。我们之间不同的地方太多，唯一相同的就是自信，固执。

感谢革命的洪波大浪，使我能和最基层的工人、农民和其他行业的人一起生活，一起战斗，使我感受到人民的情绪，人民的力量，人民的爱憎。有了这种土壤，才会有真正的自豪，一种亲手创造着物质与精神的劳动的自豪，这是那些莫名其妙的贵族式的高傲决不可比拟的……

我们的疏远，除了我们对社会、政治的看法常有冲突之外，矗立在我们之间的还有一堵钢铁般坚硬的高墙——那就是出身于两个被定为对立的阶级：我的父亲是国民革命军军医，李虹的父亲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

我后来知道，那一段时间，李虹的生活中进入了另一个人，一个也在湖北电台工作的军干子弟。李虹16岁从西安到湖北，常年远离故土亲人，那种孤寂与渴望是可想而知的，那个年代，他们这个阶层的青年男女，基本上都在圈内寻找婚恋对象。一年多之后，她开始茫然了。她想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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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日记中记载的是，1977年5月李虹的父母在武汉军区后勤部滨江饭店设宴招待未来的亲家及军区老友。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叛逆

1977年初春，李虹再一次频密地进入了我的生活。

那是“文革”结束之后的一段历史真空，前景虚幻不定。在那之前，她去农村参加了近一年的“社教”，看到了真正的底层生活。回来后她来到我家，我们依然会因一些问题争论，她像她那个圈子的很多人一样，庆幸中国又回到“文革”前那种秩序之中，但我并不愿意回去，我知道，那种秩序，是以无数人的苦难与压抑为代价的，我们必须从“文革”十年、也从文革前的十七年走出来。

李虹去世之后，我读到她留下的数十万字频密详尽、率真动情的日记，使得我们的那一段生活，有了非常难得的记录。

1977年3月29日

……

与胡发云争论，是很有益的事。我不感到无聊，反觉得时间太不留情。他的思想虽不成形，但自信顽固，和他达成统一是一件难成的事。这对我有好处，脑子可以派上用场了。我不赞成他的看法，必须有依据有理论的去说服他。我感到力不从心，但我尽可能努力……也许以前我被生活所愚弄，那么今后我还去受这种愚弄吗？又是在极度清醒又厌倦的情况下。考虑父母是否适当的？他们对我的作用与影响曾是甚么呢？他们的关怀只带给我愚昧！

1977年4月3日

（和胡发云）谈了一天，我有些动摇了。我好像明白了。我并不是一个喜欢维持现状的人。我期望更新，但我却不知是从哪个角度来的一股子“热情”，始终为一些糜烂的或即将糜烂的充当辩护士。我很可怜，我懂的很少，回过头来，我有什么既得利益呢？……他很严格，有时，也就是今天，弄得我张口结舌，相当难堪。但我觉得第一次和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人交朋友的意义。他值得人尊敬，对自己形成的政治概念是热切的，认真而又严肃的为它做令人钦佩的工作。我也许会赞同他的，或者说作为一个下层人，我应该去了解、帮助他。可是，他实在应该顾忌一些安全问题……

就在这长风浩荡万物复苏时节，她父母为她的婚事双双来到武汉。在她们那个阶层，婚嫁是一个缠满了各种各样人事政治关系的线团，当事人便被紧紧包裹其中。这样的当口，迫使她不得不面对自己，面对未来，做出选择。她在日记中写下了满心的烦乱与纠结：

1977年4月18日

妈妈爸爸要来了，跟他们谈些什么呢？我心里的事跟他们如何讲呢？哎，我现在真不知如何是好了！我怕他们为我担心，为我过多的担忧，可我心里实在不愿意目前这种枯燥的爱情继续下去了，我需要新鲜的空气，否则我会闷死的。但是，爸爸妈妈面前我怎么交代呢？我心里可真矛盾呵！

1977年4月24日

双方老人都谈了。我只希望我在当了俘虏的情况下还能够有自己的自由。我是孤独的，尽管“解决”了“终身大事”，我仍然感到是孤独的。一种苦涩的情绪，使我感到无所事事。我所能做到的，也许就是尽力保持我独特的性格。我没有幸福的感觉，倘若是误会，那么这种误会也太大了，何况又谈不上误会。结婚在我看来，只是父母的需要，我不会对结婚感到兴趣的。

1977年4月25日

爸爸妈妈是爱他们的女儿的。可是他们不知道女儿真正的内心呵。我的尝试总是遭挫折。看着满头银发的父母，愁苦地望着我，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等着吧，相信生命。

1977年4月29日

一天又悄悄地，却极不饶人地过去了。我心潮难平！我不得不承认我已在偷偷地把感情唤了起来。当我轻轻敲他的窗户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多么的厉害呵！我们在紧张的情绪中度过了全天的时间，呵，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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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4月29日第一次披露恋爱情绪。

1977年4月30日

我被生拉硬拽地去见了“公、婆”。看到老人的兴高采烈地举杯，交谈，我感到一种耻辱。但为了我愚蠢的计划，我必须忍着，我相信我能忍受得了。

1977年5月4日

几天来周游在“上层”，想念着“下层”，我的心多难过，一种铅一样的沉重压在我心头，丰盛的酒宴和平静的便餐，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当我品尝着茅台的时候，不禁想起那廉价的白酒，我为这不平而默默地愤恨。酒不能使我脸红，可是这不平等的悬殊的差别却让人羞愧。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一种是奢侈，一种是清贫，像一条无形的鸿沟，把我们分割开来。我虽禁不住也不愿抵御酒对我的诱惑，但我已从心底对这天壤之别的差异发出了厌恶，相信我会为此而怒吼的。

现在我更感到了他是对的。他的呼声，曾几何时被我唾弃过，鄙夷过，现在，他的呼声，他豪壮、明朗的斥责都在我的心中激起了回音。尽管我享受了，而且以后还可能享受这些虚伪的荣华富贵，可我在心里，在精神上是和他站在一起的。

1977年6月2日

昨天没记，可惜！刚才和Q结束了无聊的“恋情”，我的心跳得厉害。我的计划不能再拖下去了。否则我会感到更加难堪。

1977年6月23日

（字迹极其凌乱，大部分不清。）凌晨，三点。…………我不喜欢孤寂的生活，我念X，…………

…………

1977年6月25日

终于读完了，《契诃夫小说选》。我被他那灰沉的笔调，弄得心绪很不好，心上似压了铅块一般。他多半是在很不适意中过日子吧，他是一个明朗的人，他向人们诉说着最下层人的苦难。他的作品，让我感到字里行间都在疾呼：醒醒吧，上帝！睁眼顾惜一下你可怜的、苦难的人儿（羊）吧！他愤恨不公平的社会，他讥诮那些正人君子。我佩服他，敢把心里的话坦荡地说出来，是很令人钦敬的。

我希望能从此冷静下来，真正的冷静下来，幻想叫我受的痛苦已经不少了。

1977年8月12日

昨天真是竭尽了我全部的气力，总算回到了宿舍，这时那种惯常的，不知打哪儿钻出来的劲头，使我连擦带洗，清扫了一通现已是十一点半过了。X很可能已入梦了，但我仍一丝睡意也没有……

与X在一起，我感到时间过得太快了。我愿意和X在一起，那么平和，清醒却又快乐地，时间就偷偷地跑掉了。X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和让人钦佩的冷静的头脑。聪明，温和，也有激动，但一点刺激也不存在。我喜欢和X在一起，听X低低地谈着政治见解，艺术理论和对我的“训诫”。我希望我是尊敬X的。X与X的许多朋友，在我看来都是很有学问有许多方面经验的人。可我总感到X与别人谈话时极正常，可对我说话，我就不由自主升起一种敬畏感来。

1977年8月13日

我很坦然地把我的情况信告父母。他们也许会生气，那是不明事理的表现。他们正应当对我的做法感到高兴，为我的坚强加以庆贺呢！也许以后，我会叫他们大大的生气，他们肯定会生我的气。我除开现在明白，并选择的以后所应有的路外，没别的办法可以挽救我。如果他们生我的气，就由他们去吧。他们使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过了二十四年，今后，我也许应当脱离他们，完全地，坚定地有自己的路了。我想我是对的。若干年后，我会使众人，包括亲人和友人都明白我目前的决定是正确的！

愿苍天保佑我，使我能不像以前那么惶惑，那么不值得顾惜，使我做一个深扎在泥土中的种子，健康，旺盛地成长起来。

只是我不知道X——

1977年8月15日

我在X那里待到八点半！但似乎时间是极不留情的，它对我很不客气。我每次要离开X的时候，都从心里感到一种……感到一种什么呢？一种留恋！在X那间小屋里，有我喜欢的平静的愉快，X对我谈到的话，许多道理，在我脑子里起了相当大的震动。以前，我总觉得自己是少有的聪明又伶俐的人，在X那里，在X那轻轻地但坚定的声调中，在X那明朗而又深沉的目光中，我发现了自己的无知与贫乏！我无言以对，只有权默默地听，认真地记，仔细地想……我脑子当中已经成形的一个想法突然间变得很坚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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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初夏在我家的自拍合影。在阶级对立、思想冲突面前，爱充满了惆怅与忧伤。

那个春天，对李虹来说是一个脱茧化蝶的新生季节。而这个壮丽又痛苦的过程，我全然不知。

1977年深秋，与李虹历尽三年多的跌宕起伏阴晴圆缺分分合合之后，我们开始进入热恋，就在此刻，我突然被隔离审查，不久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一些挚友都在怀疑，李虹是特务。

一次漫长的等待与煎熬开始了。为了她的选择与爱，她也受到严酷的打击——停职、监视、批判、剥夺了她上大学和加工资的权利，还动用了她的父母亲友向她施压。铁血政治，没有因为她是革命的女儿而宽宥她。但她从未有丝毫的屈服，那段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我已在南方周末发表的《<追捕>和我们的1978》中写到过。

http://difangwenge.org/post.php?fid=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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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南方周末和其他友人微信，发来今天出版的《南方周末》E29版照片，刊出了我11月出国前写给他们的这篇文章，做了些微尺度性润色。这里贴出完整版。这篇文字选自我即将杀青的一部书稿。谢谢南方周末能给我一个纪念李虹离世十周年的机会，也让我的友人与读者提前读到这本书的一节。这本书，主要用史料来讲述我们俩及其各自家族的百年故事。


             《追捕》和我的1978

                                                    胡发云

高仓健死了。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伤痛。
很多年没看日本电影了，我以为已经忘掉了那个冷面男人，此时才发现，他已经如此深刻地嵌入了我的生命，像一个流落异国的兄长，久无往来却依然血肉牵挂,再往深处想，真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他身边那个叫真由美的女人,还有那首无字的歌：“哪呀哪——哪呀哪哪呀哪——”有点放浪,有点沧桑，每当电影到了动情处，它便散散漫漫地唱起来了。
1978年深秋，《追捕》在大陆放映的时候，我已经被我当时任职解放军7435工厂单独监禁一年多了，并在这其间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待最后的发落。那天，几个看守我的师傅接班，说起刚看的一部名为《追捕》电影，说里面那个女主人公真由美，真像你那个李虹。从大家七嘴八舌的讲述中，我对剧情有了大体了解，将一个同情并帮助通缉犯的富家千金和一个不顾一切重压执爱一个“现行反革命”的高干女儿媲美，这世道人心真是开始变了。
一年前的初秋，厂党委突然宣布对我隔离审查，后来知道是因了我的一些言论。我们车间办公室的一帮子年轻干部——正、副书记，会计，调度和我这个统计，平日都爱读书报，琢磨问题，有时也议论一下时事政要，不知道怎么就成了事了。我是第一个拿来开刀的。余下的几位，后来也陆续被审查被监禁，一时间成为我们厂一桩著名的集团案。
那天，我在押解下回家取生活用品，正巧李虹来了，撞见这一幕。就像真由美在山洞里遇上矢村警长来抓杜丘一样。我对她说，厂里有点事，告诉我父母，说我出差了，一两个星期就回来。只是我太低估此事的严重性，这一去就是整整15个月。
李虹当夜就在我家住下了。这算是她过门的第一天。
我和李虹相识于1974年的深秋，她从部队复员后分到湖北人民电台文艺部做文学编辑，读到我发在刊物上的一首诗，准备配乐播出，约我去谈修改意见。两个冰炭水火天阻地隔的人就这样相遇了。我出身于国民革命军老军医家庭，她父亲是长征老干部，我是工厂一名小统计，她是喉舌单位大编辑，我是一个激进的反特权主义者，而她却一直享受着许多特权带来的好处。我们有如此多的不同，唯一相同的是愿意做一个真实的人，还有我们对文学与音乐的爱。我们从隔膜、抵牾、互怀偏见、甚至唇枪舌剑，到相知相爱，断断续续花了三年时间，她渐渐理解了我的一些想法。就在我隔离的前一个多月，我们互相走近了对方。那段时间，她三天两头隔江过河到我家来，一次次长聊直至深夜才骑车返回电台。突然间，这一切兀然打住了。
一时间，她陷于有生以来最大的打击之中。她拿着记者证以了解作者为由前来探望我。她在寒冬的夜里，禁不住思念之苦，跑到我那间囚室外面的大马路上呼喊我的名字，一次次拿着罐头，香烟，书籍，被褥要闯进去见我，她在香烟里塞进纸条诉说自己的分离之苦……后来，李虹自己也被停职检查。她依然不管不顾，导致更严重的惩戒，惊动了从小宠爱她的父母。这一切我的那些看守都一一看在眼里。

《追捕》和我的1978

一开始，那些充任看守的师傅们并不知道我犯下了什么大罪，在专案组三番五次的讯问提审之后，特别是听了我开诚布公向他们讲述我的思想我的观点之后，渐渐同情甚至钦佩起我来，有人忘形之中，甚至会在我和政工干部辩论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插话说：“我觉得小胡说的有道理。”渐渐地,他们有的人开始替我购买书刊，到各个办公室帮我搜罗报纸,甚至帮我偷偷传递家书情书，生活上,对我也百般照顾，多少年来的那种万人诺诺的局面在悄然崩溃。专案组察觉一些蛛丝马迹之后,不得不常常更换看守，避免他们和我相处时间长了，做出更不堪的事来。
《追捕》放映以来，厂里开始流传胡发云也有一个真由美女友的故事，到了后来，李虹来了，很多人都借故前来探看这位现实生活中的真由美。
定案之后，我被转移到厂外礼堂旁边一间平房，等待最后的发落。有一次李虹意外中找来，看守们竟以礼相待，还特意避让出去，让我们单独待上一段时间。那天李虹来，给我讲了《追捕》的故事，告知电视台要播出《追捕》，我对看守师傅们笑说，想看看真由美。他们说，不远处后勤组有一台电视，有点毛病，没人会调。我说我会。
那个晚上，几个看守，一个“现反”，还有那个依偎在他身边的“真由美”，在这一方十几英寸的黑白屏幕前，看一个关于逃犯和爱情的片子。里面的许多情节许多对话，就像在演绎着我们的故事。当杜丘问真由美：“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为什么？”真由美率性地答道“我喜欢你！”当杜丘拒绝真由美和他一起潜逃并告知她说：“我是被追捕的人。”真由美喊道：“我是你的同谋！”当真由美的父亲说：“听见吗真由美，我是你父亲！”“不是，把女儿的救命恩人出卖给警察，你就不是我的父亲。”当真由美从重重包围中救出杜丘，发现前面已经被警察封锁后，带着她的马群喊一声：“冲过去！”时，我和李虹都融化在这一幅幅令人销魂的场面中了，我们所有的思念，孤寂，重压与磨难，都由这部片子给我们做了最美的注脚。
此后很长时间，关于这部片子的许多对话，我们可以张口就来。李虹去世后，我读到她留下的日记，其中有这一天的记录。

“1978年10月25日

昨天在省电影公司观看了两部日本影片——《望乡》，《追捕》。晚上又连续两遍讲述电影《追捕》的情节，一次是给发莉及X（李虹日记中我的代号）的父亲，一次是给在自由囚室中生活的X，我兴致很高，他们听得也很热心，我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在复述的时候，都是很热情，也很激动的……在一个没建成的建筑后面，坐在潮湿的混泥土制品上，我们无言地偎在一起，静静的……丁字路那里我们很愉快地分手了，并约好‘明晚再见’。我们的时间这样宝贵，这样短促，我们的爱情这样浓郁，这样丰富，我想，我和X对这一点的感觉一定是相同的，我们为自己的一切高兴，甚至骄傲。”

“1978年10月27日
……昨晚和X一同看了日本影片《追捕》（电视）之后，我们又到了前一天那奇妙的地方，站在脚手架下默默地过了十五分钟，没有响动，也没有灯光，只有X的一星烟火在闪着微微的一点亮。我们靠在墙边，偎在一起，没建成的房子里雨滴很响地打在地上，仿佛是人弄出来的声音，我感到冷，就紧紧地挨着X，X的毛衣上也被雨弄湿了，但我总觉得挨近一点就不会冷了，我们互相暗示着，甜蜜的长吻，使我忘掉了周围的一切……”
《追捕》和我的1978《追捕》和我的1978
这部电影，成为我们激越的情诗和荒漠的星光。杜丘在寻找权贵们的黑幕，寻找那种把人变成白痴的AX药片，我在思考一些问题的真相，争取着自己言说的权利。真由美和李虹都凭着女性的直觉与常识，判断着这个世界的真伪善恶美丑并作出同样勇敢的选择。我们都用火焰喷发的爱去抗拒强权的冷硬。

自此以后，李虹几乎天天都来，她骑了我那辆飞鸽的二八大车，一早从我家出发，跨越长江汉水两座大桥，贯穿武汉三镇去电台，晚上下班后，不论阴晴风雨，直驰我的囚室，然后在暗夜中回到我的家。从她常常被泪水洇润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她一直笼罩在不祥的预感中，她希望每分每秒都和我待在一起，害怕一切突然会在某一刻戛然而止。尽管她也在日记中写下：“天赋予我的倔强与骄傲！不管他们把我如何处治，誓与我夫共浮沉！我宁愿放弃一切苟生之窍，宁愿在漩涡中渡过动荡的生涯，绝不背离誓诺！”“不管X到哪里，我都有不灭的热情，充沛的感情和精力随X一道，即使是流放，漂泊，只要我和X一起就会感到力量、朝气。我们的生活再苦也是充满着明媚的阳光的。”
《追捕》和我的1978
1978年11月17日，李虹日记中写到：“妈妈来信了，姐姐姐夫已回西安，家里想让我回去团圆， X的事情，还没有一个明朗的结局，我又一定要离开X，我心里真不好受。昨晚，在X那里我哭了，我不愿意离开X，一天不见X我都似有所失。现在要回家，那就是二十多天见不到X……”
在其后几天中，李虹依然在回不回去中挣扎。我坚决地劝她回去，还开玩笑说，我要我的岳父岳母知道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婿。这时，李虹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条件，回去可以，回去之前，我们先结婚。
那个年月，且不说像我这样的戴罪之身，正常人要结婚都手续重重。李虹说，我们自己结婚，什么都不要。经过一番密谋筹划，我们迎来了我们的“11·28”。
在我二十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写了这个永远的日子。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底，她将回西安探亲。为了我，她两年没探亲了。这一次是我强迫她去的。临行前一天。我们决定举行一次别致的婚礼。那天刚好是厂休日。在“看守”的帮助下，我偷偷溜了出来，在一个僻静的小巷里与她会合。那天很冷，天也阴着，整个世界在这冬寒中显得很安静。我们俩从一条小巷的两头相向走来。她穿了一件绛红色的棉衣，系一条猩红色的纱巾，手里拿着一小包糖和一小挂香蕉。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工装，里面是一件美式毛领皮夹克——那是她父亲战争年代的一件战利品，也是在我囚禁期间她送进来的。我们很安静，说着开玩笑的话，向我的一个朋友家走去。我的朋友已经告诉了她，钥匙放在了什么地方。在那间明清古巷中的小房里，我们物我两忘地待了一整天。从朋友家出来，我们一起来到我家，就象婚礼结束后去探望父母的新人。阔别一年多来，她对我的家已比我更熟悉。她一直住在那里，照顾我病卧在床的母亲，慰籍我当时已年近古稀的父亲，替补我的位置与我的兄弟姐妹相处，接待我各方朋友。
晚饭后，我们又匆匆赶过江去看望我的一个叔叔，在整个家族中，他是最钟爱我的。这个本份的老医生一直在为我的被囚忧心。当我们像一对新婚夫妇出现在他面前时，让他大吃了一惊。当我们离开他家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公交车。我们在深夜里从汉口江边开始步行，跨过了两座大桥，穿越了整个武汉三镇，李虹回到我武昌的家，我依然潜回我的囚室。在我家的门栋楼道里，我们吻别。当时，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但是，因为我们的爱，所有的不测与灾难都变得无足轻重。她即将登上西去的列车。于她来说，那是与故土与家人的告别。不管我去向何方，她将与我同行，她说。
在当年那个新婚之夜，李虹夜半回到家中，在日记中写下简简单单几句话：“1978年11月28日，今天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俗套，也没有任何仪式，我们的终生已紧紧结合在一起了。”
李虹二十天探亲假过完，立刻奔回武汉，回到没有我的我的家。1979年1月6日夜晚，家里灯泡突然坏了，她爬上桌子换灯泡。当灯泡亮起来的时候，我站在了房门口——他们突然之间拿掉了我头上的那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让我自由了。他们一直没有解释这件案子为什么会突然翻转。
经历了这次囹圄之灾，让我对其后的岁月多了一份警惕，少了许多天真。我们清清楚楚看到，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人，是如何从四清、文革、英明领袖时期、改革开放新时代……一路顺风顺水走到现在。那些专案组政工组的人们，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做过恶，有的甚至身负命案，但是，后面的一路风光吃香喝辣，依然是他们。
那天，一个看守帮我一起搬回行李杂件，一人推一辆自行车，上面挂得满满当当，像两个收破烂的，一年多下来，竟生出了这么一大堆物件。
李虹怔怔站在桌上，来不及跳下来，像《追捕》片尾真由美那样问到：“完了？”
我回答说：“哪有个完呢？”
其后岁月，不幸应证了我那句戏仿杜丘的玩笑话。是的，总以为会完，但数十年过去，一直未完。

                                 
2014年12月2日李虹十周年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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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fy05

纪念李虹和那一个日子


六月3日晚，在博客上发出了李虹的那一束栀子花，登上北去的列车。
去看望在京工作的儿子，也去缅怀李虹当年的慷慨悲歌之旅。
二十年前的的这个时候，李虹正好有一趟赴京的公差。她参与策划制作的一台关于残疾人的文艺晚会播出后，要将晚会的录像带送交给中国残联的主要领导人。这个行程是在早些日子就定下来了的。
当时,我正在数十里外的郊县参加一个笔会。晚上，从外台广播中听到了北京的哒哒声和隆隆声！听到了那个古城有史以来最惨烈的的呼叫声和哭喊声！
那是全世界的一个不眠之夜。我想起李虹第二天上午赴京的行程！天刚亮，我向笔会组织者要了一辆车，在狂风暴雨中赶回家。
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还去吗？
她说：去。我要亲眼看一看。
我知道，这是一次亚瑟和蒙泰里尼的诀别。我不能阻止她。
后来，我从儿子那里，听到了那天清晨，她和我父亲（我们婚后一直住在父母家）的一段对话：
父亲知道她原定六月4日上午赴京，一清早就对她说：“听了广播没有？”李虹说：“听了。”我父亲说：“开枪了……”李虹说：“是。”我父亲问：“还去吗？”李虹说：“去。”

半个多世纪以来，她的一家都曾在那一支军队里生活过。外公，外婆，父亲，母亲，他们兄弟姐妹4个，还有许许多多的亲友……她那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父亲身上，还留着大大小小数十处战争留下的伤疤，他们曾坚定地认为，那是为了亿万人民的福祉而付出的代价——她不能够相信北京发生的那一切，或者说，她一定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见证那一切。她就这样决绝地逆向北上了——那时候，所有的人都在逃离那个狼烟滚滚的城市。
清晨，她抵达北京站的时候，从来就摩肩擦踵的站前广场怪异地空空荡荡。远方的长安街果然就传来了广播中的那些直刺人心的声音……一个“板爷”一边责备她不该在这种时候来，一边拖着她穿胡同走小巷带她去安全的地方。在东长安街的一条胡同口，她下了车——那个地方，有许多老百姓聚集在那儿破口大骂，从来不说脏话的的李虹，也跟他们一起破口大骂：“当兵的！CAOnima——”然后就有子弹飞过来了，然后人们后撤，在矮墙或电杆后面躲避，然后有人倒下。很快有人将倒下的人拖走，剩下的人依然伺机冲上前去破口大骂——这是他们唯一的武器。
那几天，李虹是在滚滚血泪中渡过的。她见了很多熟人，其中很多是阅世无数的大男人，其中也有像她一样有过军旅生涯的人，大家见面后已经说不出任何话来，唯有抱头痛哭。
李虹完成了她生命中的一次涅槃。如果说，在此之前，她与这个集团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般的关联，那么在那之后，这一切都结束了。
一周之后，李虹归来，一进门，就抱着我大哭。诉说着她在京的亲历亲闻。她告诉我，她还带回来几个北京学生，在街角某一处等候着。我们很快将他们带到家里，记得一共5个，三男两女。他们的家都在南方，要再一次转车转船，登上一次凶吉未卜的旅程。他们都还那样年轻，脸上就已经刻上了沧桑与绝望。
安排他们洗澡，进餐，休息，叮嘱他们不要离开房间。一两天后，没有发现异样，李虹就一处处为他们打探购买回乡的车船票，一个个陆续将他们送走。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干了一些什么。我们只知道他们只是一些孩子，是几个处在极度恐惧与激动之中的孩子。那正是风声鹤唳黑云压城时节，屏幕上滚动播出着各种通缉令……

经历了这样一次煮骨焚心的变故，李虹彻底告别了自己的过去，踏上一条不归路。那时她三十六岁，正是事业兴旺时节。但是她从此将这一切看淡。
那一盘录像带她终于没有交到那个残联的负责人手里。京城在一片悲怆和混乱之中。她知道，这一切和一个老人有关。有了这样的一个夜晚，在没有什么可以为他解脱。
打那之后，所有与她军旅生活相关的活动，她不再参加了。

二十年，就这样过去了。
抵京的当天，我来到广场。寻访着她当年的一路踪迹。一切都不复再见。但是我知道，她从这里走过。
广场上弥漫着一种神秘又压抑的气氛，各种制服人或不穿制服的“特殊人”四处密布，那些“特殊人”很容易辨认出来，他们大多胸佩相同的徽章，或手里拿一把伞，年纪都在二十上下，面无表情无所事事地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来回走动。他们的总数远比普通游客要多。我想，他们本该在广场上举行盛大纪念活动，庆祝二十年前那一次伟大的胜利，让那些共和国卫士们，堂而皇之地佩戴着当年颁发给他们的各种勋章，在鲜花与欢呼的簇拥中，享受人们的尊敬与爱戴……但是此刻，游人躲避着他们，或用疑惑的眼光看着那些“特殊人”。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张力，相互间只有警惕和恐惧。
我知道，那一天并没有过去。它深深刻在这块土地上，刻在民众的心里。只要不把它说出来，它便会永远地疼痛。
以此短文，纪念李虹。
因为种种原因，我只能用这样的语词来叙说这一切。但是我必须说。我知道，她能听得见的，也能听懂。

最后，希望读过这篇博文的朋友不要留言或评论。
谢谢大家在这一段日子里关注我和我的博客。
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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