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林：七十年代前期的中国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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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东林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8月第3期

一、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四三方案”

　　六十年代初期，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中断经济援助，中国和苏联东欧的经济贸易交往急剧下降。其后，毛泽东曾考虑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他对法国议员代表团说:“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使两国间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互相往来。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我说，总有一天会突破这个缺口。”（《毛泽东外交文选》第５２０页）他甚至提出：我考虑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毛泽东１９６４年１月７日听取工交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讲话。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第２１２页，红旗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但是，由于国际形势的持续紧张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这个设想一直未能实施。

　　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初，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新的一轮经济危机，苏联、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活动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抵制，原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两大经济体系逐渐趋向解体，代之而起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增多的经济往来。１９７３年，长达２８年的以美元为中心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即是其标志之一。另一方面，随着中美关系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大批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打破了国际敌对势力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政治封锁。中国国内在林彪事件以后，开始批判和纠正部分“文革”“左”倾错误。这些都为中国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１９７２年２月，毛泽东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他抓住这个契机，准备开拓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局面，借这次谈话批判了“文革”中对外贸易领域闭关自守的错误做法。他对尼克松说：“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毛泽东外交文选》５９５页）在中美上海公报中，双方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早在１９７０年，周恩来就曾着手部分清除外贸领域因“文革”造成的极左错误，为恢复正常外贸工作创造条件。３月１７日，他批评说：“你们提，对进口的东西要‘一批、二用、三改’，这不对。买就是要用，不用，你进口干什么？要调过来，改成‘一用、二批、三改’。如果进口的目的是为了批，那有多少东西要进口啊！”（国家计委档案：周恩来接见全国计划会议代表时的讲话）１０月１２日，他又严厉批评那种在外贸中搞极“左”宣传、要求外国商人承认中国政治立场的作法说：“贸易就是贸易，商人就是商人，资本家怎么能把我们的‘精神’拿去变‘物质’呢？”他还耐心解释说：“现在让这些人钻进来做买卖，他们赚了钱，但我们国家强起来了，得到了好处。”（外贸部档案：周恩来在审查外贸部核心小组报告时的指示）由于林彪、江青集团当时还控制着很大权力，周恩来的这些努力未能收到明显成效。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与李先念、余秋里及相继复出的陈云、邓小平等人，积极推行了毛泽东的打开对外经济工作局面决策。１９７２年１月，根据周恩来指示，李先念听取了余秋里召集国家计委及轻工、燃化、商业、外贸等部委负责人研究后的汇报，决定抓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急于寻找出口市场、商品价格较低的有利时机，针对国内需要，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当时，国内因“文革”动乱影响生产，加之棉花歉收，棉布供应持续紧张；化肥生产也长期跟不上农业发展需要，有较大缺口。因此，进口这些设备是改善人民生活和促进农业发展的关键之举。１月２２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联名向周恩来报送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建议引进我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４套、化肥设备２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４亿美元。他们同时指出，进口这些在国外技术较新的设备也是“根据国外经验，必须大力发展石油化工，把化纤、化肥工业搞上去”的需要。这些设备投产后，一年可以生产化纤２４万吨（相当于５００万担棉花，而耐用方面，比棉织品高几倍），化肥４００万吨。所需的石油气、油田气、石油原料，在国内也有保障。２月５日，经周恩来批示呈报，毛泽东立即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国家计委档案：《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

　　随后，周恩来等人以此为突破口，将对外引进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５月５日，冶金部继申请从国外进口一米七大型钢板冷轧机后，又建议同时进口配套的热轧机。这是国内钢铁工业长期以来急需的设备，因“文革”的冲击使试制工作停止，而江青集团又借口“自力更生”拒绝进口，造成钢铁工业轧钢能力不足，钢材品种不配套，严重影响了经济建设的发展。８月６日，国家计委根据李先念批示，正式提出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估价约４亿美元。８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予以批准。毛泽东批示说：“为了赶速度，拟同意进口。”１１月７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６亿美元的２３套化工设备。周恩来圈阅批准这个报告的同时，又要求将总额３３亿美元的另一进口方案送他合并考虑。他不仅看到眼前的急需，而且在为将来的发展打算，准备采取一个大规模的一揽子引进方案。

　　在１９７２年引进一系列项目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上，１９７３年１月５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４３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１３套大化肥、４套大化纤、３套石油化工、１０个烷基苯工厂、４３套综合采煤机组、３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项目。报告还提出了进口设备时应采取的原则：一、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二、学习与独创相结合。三、有进有出，进出平衡。四、新旧结合，节约外汇。五、当前与长远兼顾。六、进口设备大部分放在沿海，小部分放在内地。这些原则成为当时引进技术设备的指导方针。报告还建议，由国家计委及各部委组成“进口设备领导小组”，“像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抓１５６项进口设备那样，扎扎实实地把建设任务抓紧抓好，尽早投产见效”。（《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

　　这个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是继五十年代的１５６项引进项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也是打破“文革”时期经济贸易领域“闭关自守”局面的一个重大步骤。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５１.４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兴建了２６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２００亿元。到１９８２年，２６个项目全部投产。其中投资额在１０亿元以上的有：武钢一米七轧机、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一期工程、辽阳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油化工总厂等。这些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如武钢在一米七轧机工程完成投产后的１９８４年实现利税６.８５亿元，比投产前的１９７９年增长１.６６倍。所生产大量钢板填补了国内品种的一些空白，减少了进口所需的大量外汇。武钢引进的先进技术还在国内同行业得到推广和移植，推动国内轧钢、炼钢技术进一步发展。

　　在１９７２年和１９７３年相继恢复领导工作的陈云、邓小平，对“四三方案”的引进和建设予以了坚决的支持。陈云指出：在购买设备时要注意考察，“事先准备好新配件”，并且要借鉴“过去旧中国有过买旧设备的经验，例如南京的永利化工厂、山西阎锡山的太原钢铁厂、山西的窄轨铁路”（国家计委档案：陈云关于进口一米七轧机报告的批示）。邓小平刚刚恢复副总理工作，就十分关心一米七轧机的安装，１９７３年１２月亲自到武钢视察，提出钢铁工业“一定要科学组织合理施工”，并称赞说：“搞建设，就是要有速度。生产要狠抓才能搞上去。”此后，他一直在关心着这个工程，指示成立攻关队伍，解决武钢生产的钢材因质量不合格不能用一米七轧机加工的问题。粉碎“四人帮”后，１９８０年７月邓小平再次来到武钢，视察了刚刚投产的一米七轧机。（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再造中华辉煌－邓小平纪事》第１６８、１６９页。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二、开拓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


　　“四三方案”的批准实施，带动了对外引进工作的全面发展。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在国务院领导人的积极努力下，又果断地进行了开拓整个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部署。从１９７２年起，我国的外贸、金融及与之有关的其他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建国以来对外引进技术设备、开展经济交流的第二次高潮。

　　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方面，除“四三方案”的主要项目外，重要的引进项目还有：从美国引进彩色显象管成套生产技术项目；利用外汇贷款购买新旧船舶，组建远洋船队；购买英国三叉戟飞机，增强民航运输力量等。１９７２年９月，国家计委成立了进口技术设备领导小组，负责审查进口设备和综合平衡及长期计划衔接工作，还组织有关部委派出多个考察小组，到国外考察检查进口设备。同时，在国内恢复举办先进科技国家的技术贸易展览会，学习吸取国外先进技术。

　　在制定研究利用外资的战略指导思想方面，周恩来等人顶住江青集团的压力，进行了艰苦的工作。１９７３年和１９７４年协助周恩来研究指导外贸工作的陈云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９７３年６月，陈云在与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了“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的重要思想。他指出：现在我们外贸主要面向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趋势“我看是定了”，因此，“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位置”。（《陈云文选》第三卷第２１８页）针对“文化大革命”对研究机构和制度的破坏，他提出：要恢复外贸金融研究机构，认真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资料，并亲自拟定了了解世界经济状况的１０个重要问题。根据他的这一思想和周恩来的多次指示，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积极开展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工作，１９７３年筹措到外汇资金１０亿多元，支持了对外引进的需要。

　　在利用和借鉴外国现代金融和管理手段方面，陈云大胆地指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他说：“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所是投机商活动场所，但也是一种大宗商品的成交场所”。“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陈云文选》第三卷第２２２页）根据这一思想，外贸部门在购买国内需要物资如砂糖时，不是像往常那样购入现货，而是先购入期货，再购入部分现货，待到砂糖价格大幅度上涨后，再将期货抛出。这样，既完成了购买任务，又为国家赚取了外汇。

　　在恢复建立国内出口生产基地、扩大出口贸易方面，按照周恩来制定的“外贸要立足于国内，要把生产、使用和科研结合起来，推动国内生产的发展”的方针，李先念等人进行了“文革”初期遭到严重破坏的出口生产恢复工作。李先念在多次有关会议上指出：把出口工艺美术品说成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不生产，不采购，使出口额显著下降，这种状况必须迅速加以改变。针对有人攻击外贸工作“崇洋媚外”，认为出口商品提价是“帮助外国商人剥削各国人民”的谬论，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慨，严厉批评说：这么说的人，硬是想要我们吃大亏，外国资本家赚大钱。在他和周恩来部署下，工艺美术品、农产品等出口生产基地得到了较快恢复。１９７２年９月，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在北京开幕，历时４个多月。为了扩大加工出口，外贸部门利用国际市场上棉布价格较高、棉花价格较低，而国内棉花欠收、加工能力较强的时机，进口一批棉花，加工成棉布后出口，既解决了国内的棉布紧缺，又赚取了外汇，同时还使国内人民增加了收入。但是，有人却认为，这样做是依靠外国，不是“自力更生”。陈云经过调查研究后，明确地指出：“我们是要自力更生的”，但是要做到完全用自己的棉花需要很长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同时，他还考虑到在整个外贸进出口安排上，都应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加工成品出口，如进口化肥和设备，增产粮食，再出口大米、肉类，“要长期搞，这样搞是合理的。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陈云文选》第三卷２２３、２２４页）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采取补偿贸易的“大政策”，如引进外国的技术设备开采煤矿，用煤炭偿付。好处一是增加出口，二是带动煤炭工业技术改造，三是容纳劳动力。（《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第２９页）

　　在中共十大上结成“四人帮”的江青集团，对这次对外引进工作竭力反对，设置重重障碍。１９７４年２月，江青到四机部讲话，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给中国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的蜗牛礼品是“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还说引进这条生产线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当初曾在引进这条生产线报告上批示同意的王洪文立即倒打一耙，附和江青。６月，王洪文又在几封来信上批示，污蔑向国外买船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在他们的破坏下，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项目被迫中断。

　　周恩来等人对“四人帮”的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指示外事部门查清所谓“蜗牛事件”不过是正常的礼节往来后，主持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收回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挫败了江青集团制造的一起阴谋。陈云针对江青集团挥舞的“洋奴哲学”棍子和极左清规戒律，坚决表示：在外贸工作中，“要把一些界线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与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他毫不退让地回答：“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陈云文选》第三卷２１９、２２４页）邓小平顶住“四人帮”通过制造所谓“风庆轮事件”施加的压力，在１９７５年整顿中又提出，要把“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列为加快工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要多争取出口一些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第２９页）

　　在周恩来、李先念、陈云等人的领导和斗争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５年，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１９７３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１０９.７６亿美元，是１９７０年４５.８亿的２.４倍；１９７４年更达到１４５.７亿，是１９７０年的３.２倍。１９７３年全国出口总额达到５８.２亿美元，是１９７０年２２.６亿的２.５８倍；１９７４年更达到６９.５亿美元，是１９７０年的３.０７倍。一方面，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引进，促进了国内基础工业，尤其是冶金、化肥、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为我国八十年代经济建设的腾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外贸出口创汇也得到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国外成套设备的引进。

　　七十年代前期的这次对外引进和经济交流新局面的开拓，在中国对外关系史和经济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横向上看，首先，它是七十年代我国外交战略实行重大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中国打破长期被封锁状态和世界格局的重新组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敌对势力就采取了封锁政策，中国的对外经济交流不得不以“一边倒”的形式主要面向苏联东欧。六十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持续紧张，而资本主义国家封锁中国的立场仍然没有松动。从六十年代初期到“文革”中的六十年代末期，中国实际处在一个几乎遭受全包围的环境中，这对中国的建设和稳定是十分不利的。通过七十年代前期的外交战略转变，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正常的关系，打破封锁的主要手段就是积极开展进出口经济交流和技术设备引进的贸易活动。通过这些经济交往，大致上形成了新的格局，正如陈云所指出：“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陈云文选》第三卷第２１７页）

　　其次，这次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开拓，是在国内遭受“文革”错误严重破坏的背景下进行的，它起到了纠正“左”倾错误、落实党和国家经济、外交政策的作用。六十年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孤立状态，除了客观原因外，主观原因就是“左”倾错误思想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６４页）抓住“批林”契机的周恩来等人，在扩大对外经济交往的过程中，恢复落实一系列“文革”前行之有效的对外经济规章制度，批判外贸领域的极左思潮，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些从１９７２年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进行纠“左”到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整顿期间的一系列活动，实际上已成为党和人民抵制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在这次对外经济新局面的开拓中，还对在六十年代初期已形成的一些片面做法进行了调整。如在发展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由于对战争的估计过于严重，从１９６４年开始的三线建设和一线内迁，忽视经济效益，造成了较大的浪费。到七十年代开拓对外经济新局面时，事实已经证明战争并非一触即发，投资少收效快的沿海工业急需加强。于是，国务院领导人果断地提出了进口的设备大部分放在沿海，小部分放在内地的原则。指出：“沿海工业基础较好，可以使进口设备尽快投产，尽快仿制”，“沿海工业发展得快一些，从长远看，对促进内地建设是有利的”。（《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

　　从纵向看，这次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开拓，为八十年代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进行了一定的物质和思想准备。“四三方案”引进的２６个大型工业项目，在１９８２年全部投产，为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增添了重要的生力军。尤其是，在七十年代取得的一些实践经验和思想认识，为改革开放思想和政策的系统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正如邓小平１９８７年回顾所说：“说到改革，其实在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７５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２５５页）。我们具体分析改革开放时期的各项对外经济措施，可以看出，不少是我党几十年经济建设中正确思想和政策的总结和升华，其中对七十年代对外经济新开拓时期的汲取，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本文前述的：指导思想方面有积极引进学习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认真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等；具体政策方面有进口国外原料、利用国内劳动力加工后再出口的来料加工，利用国外先进设备和资金开发国内资源的补偿贸易“大政策”，利用资本主义信贷、期货、商品交易所等金融手段等，都在改革开放时期得到宏扬和充分使用。因此，可以说，七十年代对外经济新局面的开拓，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个前期探索。

　　当然，七十年代对外经济新局面的开拓，是处在“文革”总体错误方针未能纠正，江青集团仍然控制着较大权力的特定环境下。因此，它的作用和性质都与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新局面不可同日而语。１９７６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对外引进的许多做法和思想，都被“四人帮”污蔑为“修正主义路线”、“崇洋卖国”而加以否定，被迫中断。历史再一次证明，只有国家的政治局面得到稳定，经济建设才能得到发展。同时也说明，我们的党和国家，正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探索和挫折，才找到了今天走向富强的改革开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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