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希来 1980年北京高校竞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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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北京高校竞选运动/喻希来
                                      

1980年9月至1981年1月的北京高校竞选运动，是全国性竞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上海、陕西、湖南等地的竞选在时间上要早于北京，四川的竞选大略与北京同时。但是，由于北京在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也由于酝酿准备得比较充分，组织协调得比较好，因而规模最大，参政意味最浓，政治影响力最强。

竞选运动，既是1970年代末民主墙和民刊运动的延续，也是1980年代学生民主运动的开端。它对于改革的强烈呼唤，直接影响到当时乃至此后十年中国政局的走向。由于它已经触及到宪政民主的一个核心领域——竞争性选举，对于今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竞选运动的酝酿

选举法提供的竞选空间

1979年6月下旬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彭真在《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中指出：“保障人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利和权利，是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重要保证，也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基础。这次提出的选举法（草案）规定：⑴实行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充分民主地提候选人的办法。在提候选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任何选民或者代表（只要有三人以上附议），都可以提出代表候选人。候选人正式名单应由参加选举的选民或者代表反复酝酿讨论，民主协商直至在必要时举行预选决定。⑵将候选人和应选人等额选举的办法改为候选人的名额多于应选人的名额。”这里面实际上包括了关键性的三项内容：选民（有三人以上附议）可以提出代表候选人；代表候选人人数较多时通过预选决定正式候选人；正式候选人差额选举，候选人的名额多于应选人的名额。此外还有一项内容，对于竞选运动得以开展至关重要，这就是“各党派、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

在竞选运动后，选举法中的上述关键性内容均被取消或者修改。在1982年选举法第一次修改时，“各党派、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被修改为“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把“各种形式宣传”缩小为“在选民小组会议上介绍情况”单一形式。1986年选举法第二次修正，增加了推荐代表候选人的联名人数；缩小了直接选举中代表候选人的差额幅度；取消了通过预选确定候选人的规定，改为“反复酝酿、讨论、协商”。

不论后来怎样修改和解释选举法，在1980年选举期间，竞选的合法性空间是开得最大的一次。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呼吁

在1980年8月底至9月上旬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人民日报》首次刊登了部分人民代表的发言摘要。

解放军代表陈昊苏说：“现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正在恢复，但也应当看到，人民代表怎样名副其实地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应该对代表进行法律方面的训练，让他们多了解一些情况，才能在立法工作上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再如人民代表要密切联系群众，代表选民的利益。可是现在代表们没有同选民们接触的必要条件，没有可循的法律去执行自己的职责。”

天津代表李梦华、路达说：“要使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关，还有许多问题，要花大力气进行研究，如人代会怎么开好？……像现在这样，只作两三个报告，加上小组讨论，就完了，也感到有问题。”“需要认真研究一下，作出一些具体规定，采取一些具体办法，使人民代表的意见不仅在开会期间，而且也能在平时随时转达上来。”

北京代表王惠德、程纯枢、钱钟泰、王若水等说：“将来人大组织法要修改，人大常委会要脱产的、专职的、有精力的，不能是荣誉的、年老的、安排性质的，下边要设若干委员会、小组，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作班子。要使人大变为权力机关，组织上就要跟上来。”“比如人大，要成为最高权力机关，还要做许多事情。现在是在党中央决定了的东西，交人大议一议，并不能真正发挥最高权力的作用。”

上海代表于光远说：“各省、市、县解决了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就可以更集中讨论全国性的问题。特别是在城市中居住集中，文化程度高，全市居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很多，市政问题的解决更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因此城市人民代表大会更要走在前面，取得成功的经验。”

全国人大代表的这些发言，对于竞选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北京市第一个站出来竞选的李盛平当时就说到：“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使人大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的呼声开始出现。我毫无保留地支持这一主张，支持人大代表提出改进人大工作以及维护代表权力的诸种建议。”

外地高校竞选运动的先例

高校竞选运动最先源于上海，因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开展基层人民代表选举的时间有先后，上海的选举安排在1980年5、6月份，早于北京五个月。上海师范学院的徐政宇，复旦大学的张胜友、徐邦泰，同济大学的黄清、陈鹰，均是上海高校竞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张胜友和新闻系学生徐邦泰，曾主办学生刊物《大学生》。徐邦泰在该刊发表了《社会主义报刊民主与新闻法》、《制定新闻法并非空想》等文章，鼓吹新闻自由。他还筹组了学生组织“四五新闻学会”，并被选为会长。张胜友在竞选中称，“要当人民代表，就要勇于为人民说话”。徐邦泰也表示，他一旦当选了区人民代表，将在这个岗位上不遗余力地为推进和保护民主运动做自己应做的工作。1980年5月，徐邦泰当选上海市宝山县人民代表，是全国高校竞选运动中第一位当选的学生人民代表。（同年10月，因湖南师范学院校方在选举中钦定候选人，激发了大规模学潮，并发展为静坐、绝食和北上请愿，徐邦泰与另一位新当选的上海宝山县人大代表孙德炜向全国人大发出意见书，对“长沙发生的因民主竞选遭受阻碍、干扰而引起的学生、绝食事件”表示震惊，要求人大责成有关部门“调查长沙事件真相”、“依法惩处任何破坏直接选举的人”。1981年初，校方党委成立了专案小组，审查徐邦泰的所谓“问题”，将其定为“自由化份子”，并开除党籍。）

同济大学位于上海市杨浦区，于当年5月初至6月10日进行区人民代表选举。全校分两个选区。教职工三千多人组成307选区，产生人民代表三名，学生三千多人组成308选区，产生人民代表一名。选举活动开始前，学校成立了选举工作小组，负责选民资格审查，指导、组织选举活动开展，选举工作小组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5月中，校选举工作小组主持召开308校区候选人与全体选民见面大会。候选人黄清、陈鹰因为在会上提出了具体的改进学校工作的建议，受到了选民们广泛的支持和拥护。这样，校选举工作小组汇总各方面意见，确定了他们二人为正式候选人。与后来北京高校的竞选运动相比，上海的竞选活动还是比较简陋的。下面是同济大学代表候选人陈鹰竞选材料的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但人民代表除在口头上和书面上提出自己的提案外，还有什么实际权力？

我认为：

1.政府机构应由人民大会决定。

2.政府公职应由人民代表推荐或由人民代表担任。

3.政府公职应允许竞选。

这样做有何好处：

1.人民代表来自人民，生活在人民之中，了解人民群众疾苦，可以避免和防止官僚主义。

2.人民代表受人民监督，对人民和法律负责，如哪一天他们不代表人民利益，从人民公仆变成人民老爷，选民就可以他。

3.人民代表任期四年，担任公职者不为人民办事或办事不得力者，下台回家，金饭碗、铁饭碗必须打碎！世袭或变相世袭的干部制度，必须彻底扫荡。

根据广大选民的要求，我具体的提案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准备在有条件有可能的任何时刻，向广大选民阐述。

（一） 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问题。

（二） 关于大学生毕业分配后政治和经济待遇问题。

（三） 关于大学生生活环境的学习条件问题。

（四） 关于同济大学教学上教师配备问题。

（五） 关于人民代表的权力问题。

（六） 关于人民代表应为完善政权机构而奋斗的问题。

如广大选民还有其它方面的问题，我也愿意在任何时刻作出我的解答和我的看法。

                                                 候选人  陈鹰
                              八○年五月卅日
注：我的住址：西南二楼230室。

上海其他学校竞选运动的政治色彩，可能比同济大学略微浓厚一些。譬如说有的学校曾就校园中的毛泽东雕像是否还应当存留，展开过辩论。西安、重庆、成都、长沙等地的高校竞选运动，在时间上也早于北京。其中湖南师范学院的竞选运动，因为一方面涉及校方违法指定代表候选人，另一方面又涉及到学生的切身利益，而酿成了严重的“事件”。但是长沙的选举只比北京早开展几天，因此对北京高校竞选运动的酝酿准备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发起联合行动

笔者当时指出：北京竞选运动得以开展的一项有利条件是，“北京的学生和青年中的种种社会联系渠道特别发达，容易联合行动”。

在民主墙时期，北京的几家主要民刊成立了联席会议，《北京之春》与《沃土》的代表曾在联席会议上有所接触，但两家刊物的主要成员尚未见过面。是在《中国青年报》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上，《北京之春》编辑部的王军涛、陈子明、吕嘉民、闵琦等才与《沃土》编辑部的姜洪、胡平、王靖（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的作者）等首次结识。此后，陈子明与姜洪来往较多，王军涛和胡平同在北京大学，见面也很容易。

当时，部分民刊负责人联合确定了下列的竞选人名单：李盛平在北京大学一分校，王军涛在北京大学，陈子明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陈子华在北京商学院，姜渔在中国人民大学，韩朝华在北京师范大学，赵国杰在清华大学……

二、竞选运动的展开

初试锋芒

北京市各区县的选举工作并不是完全同步的，西城区就比海淀区早二十天左右。因而，1980年10月初，位于西城区的北京大学一分校历史系本科生李盛平（当时的名字是李胜平）的竞选活动便成为首都高校竞选运动的第一声。

《中国青年报》记者梁平等人当时曾撰文刊载在《青运情况》上，介绍了李盛平竞选的一些情况：

9月20日，北大一分校进行了选举动员后，李胜平进行了准备，他一方面听取同学们对一些政治问题的看法，了解学生的各种意见和要求，另一方面，翻阅大量资料，准备答疑，并草拟了竞选宣言。李胜平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青年是社会的未来，大学生是青年的精华，我们要正视人生，锐意进取。”“我选择了这条路，就要走下去，走到底，义无反顾。”他还说：“我要是当选人民代表，第一是说真话，第二是说真话，第三还是说真话，这就是我的原则。”“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参加竞选，如果有比我强、思想比我深刻、群众拥护的人，我就支持他。”为国担忧，为学生、教师代言，要利用竞选来讲话，推动改革，就是李胜平提出参加竞选的动机。

李胜平的竞选宣言贴出后，在全校引起了很大震动，打破了学生们对于选举的冷漠局面。很多班级的学生和部分教师邀请他进行答疑。到10月17日下午全校性答辩会召开之前，全校34个班中，已有16个班、600多人支持李胜平为本区本届人民代表。

北大一分校领导小组、团委表示，只要竞选活动符合选举法就支持。

作为北京市第一个竞选者，李盛平经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11月6日，北京市委下达《关于当前选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北大一分校的学生们感到这是专门针对李而来的。校方先在教工党员中传达，然后以传达到团员（文件规定在党内传达）为名义，利用闭路电视向全体学生作了传达。10日，学校召开有学生党员、团支委以上干部参加的骨干会，校党组书记情绪激动地说：“候选人的一些话是不符合四项原则的，要据理驳斥。”紧接着，学校各级党组织相继召开党员会，统一思想，并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做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工作，向他们不点名地指出李盛平的观点是不符合四项原则的。17日，学校组织一些教师写的“据理驳斥”李的三篇大字报贴了出来，署名均为“部分选民”。

上述大字报贴出以后，许多支持李盛平的学生在大字报上写批语，为李鸣不平。一些同学认为这些大字报采取的是“文革”中扣帽子，无限上纲的手法。18日早上，李盛平贴出小字报，指出这些大字报引用的原话不准确，是捕风捉影和歪曲了的。在一部分学生的强烈要求下，李盛平于当天中午12点半在校园召集开会，有四、五百人参加。他要求“部分选民”站出来，指出他在哪儿讲过那些大字报所引用的话。同学们等了十多分钟，没人站出来，李便作了根据上次答辩会录音整理的“关于几个问题的澄清”的讲话。

11月19日是投票日，许多学生对选举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心，有些同学早晨六点多钟就来到学校（分校学生都是走读）；有几个同学将选民证忘在家里了，下午下课后往返十几里赶回家去拿；还有一个同学因故耽误了投票时间，夜里11点55分赶来投票。计票结果：李盛平得票1292张，约占所在选区1856位选民的70%，当选为西城区人民代表。

李盛平竞选活动的顺利展开与成功当选，对于其他学校的竞选运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中心突破

北京高校竞选运动的中心舞台是北京大学。由于有光荣的历史传统和门类齐全的文科系所，北京大学站出来竞选的学生人数最多，竞选的样式最丰富多彩，政治指向最鲜明，理论水平明显高出其他院校，因而成为国内外观瞻的焦点。

北京大学选举海淀区人民代表的工作是从1980年10月6日开始的。第一阶段是选民登记和选举干部学习阶段。北大学生和研究生单独划为一个选区，选举产生两名人民代表。11月3日学校公布选民榜，进入第二阶段，即酝酿候选人阶段。在此后的十天内，共有16名本科生和2名研究生宣布参加竞选。

11月3日上午，经济系夏申、国际政治系房志远、技术物理系王军涛相继贴出竞选宣言，这是第一批站出来的竞选人。与此同时贴出的最初一批介绍竞选人观点的文章中，就已经触及了诸如“文革”评价、四项基本原则、民主墙、魏京生案、取消“四大”等一系列敏感问题。王军涛在竞选宣言中写道：“我的竞选，是为了接受人民的选择。假如我当选为人民代表，我将坚持维护人民利益，与危害人民的贪官、政客斗争；我的竞选，是为了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不管是否当选，我将为这一崇高目标奋斗终生。”“过去的十年，我们已学会怀疑和批判；未来的十年，我们要学会创造和建设；让我们新一代推动中国！——这就是我的竞选口号！”

6日，哲学系易志刚宣布参加竞选。7日，哲学系研究生胡平贴出《竞选宣言》。8日，国际政治系杨百揆、中文系张曼菱、哲学系杨利川宣布参加竞选。9日，法律系袁红冰、中文系姚礼明、研究生会主席薛启亮宣布参加竞选。10日，学生会主席张炜（经济系）、物理系于大海宣布参加竞选。此外，还有图书馆系许欣欣、国际政治系田志立、中文系刘娟以及刘卫和卢敬利参加了竞选。

随后，掀起了竞选人宣传政见的高潮。胡平贴出了长篇大字报《论言论自由》，而且油印为竞选文件广泛流传。他还发表了《我的一些政见》，阐述了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张。王军涛贴出大字报：《论高教制度改革》、《重新估价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系列文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观与政治观。张炜发表：《我的社会改革观》。房志远发表：《社会主义=公有制+民主制》、《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怎样评价毛泽东》、《为争取言论出版自由致全校公民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印刷、发行法（草案）》。夏申发表：《论整体现代化》组稿（之一至之五）。杨百揆发表：《文化大革命还是封建大反动》、《什么人适合当代表》。杨利川发表：《我们要做大地上的安泰》。……还有一些不是竞选人的教师和学生也贴出了政论性的大字报，如樊立勤的《关键在于党，在于实事求是，在于名符其实——谈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入党的必要性和党对知识分子采取关门主义的危险性，兼评北大的学生竞选》。

在北京大学的竞选人中，有4名女性：张曼菱、刘娟、许欣欣、刘卫。她们除了像男性竞选人一样就政治和校内问题发表见解外，还谈到了一些女性的特殊问题，其中以张曼菱最为突出，在竞选运动中吸引了相当一部分选民的眼球。11月7日，张曼菱在《告选民书》中提出了内容独特、文风泼辣的“女性与社会生活”的观点，其中关于“男性雌化”、“女性雄化”等提法则引起人们议论纷纷。她还发表了《就“东方美”问题答选民问》、《女子也是人》，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她说：“中国过去的政治活动，常常把人民的利益架空了。人民的幸福常常为某些抽象的原则而牺牲。女性美，就是把人性、人的感情、人的幸福提到严肃的、重要的议程上来。中国需要一场以人来代替神的斗争。……没有健全的女性，就没有健全的男性，也就没有健全的人性。”“妇女不能成为单纯的劳动力，女大学生更应是全国女性的榜样。我们要塑造优美、活泼、聪慧而又温柔的女性。”刘娟则提出了“一切为了人的自由发展”的口号，并在《女性解放与人的价值》一文中对张曼菱强调“东方美”、“传统美”表示异议。

11月28日，王军涛在10名竞选人联合讲演会上提出所谓“爆炸性问题”——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王军涛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特征是一、历史唯物论，二、政治学说，三、对人类文化遗产的态度。关于第一点，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从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开始构造自己的社会模式的，而毛是从阶级关系分析开始的，他把阶级关系同生产关系混为一谈，从而违背了历史唯物论。关于第二点，毛在中国没有建立马克思赞扬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也没有建立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制，而是实行了专制性的政治体制。关于第三点，毛对文化遗产的态度不是继承和批判地扬弃，而是采取简单否定以致反文明反文化的态度。综上所述，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能说他是一个受到过马克思主义启发的、成功地打下了天下的农民革命家。

11月25日，北大选举工作组发出公告，确定学生选区正式候选人为3名。12月3日，学生选区进行了预选投票。5日，公布预选结果：胡平2812票，王军涛2400票，张炜1722票……。选举委员会确认胡平、王军涛、张炜为正式候选人。12月11日，学生选区举行正式投票。13日，公布选举结果：学生选区共计选民6094人，投票率91.2%；胡平得3467票，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王军涛得2964票，张炜得2052票，均未过选民数（不是选票数）半数。12月18日，依照选举法进行了补选。19日，公布补选结果：均未过半数，补选流产。

四面开花

除上述北京大学一分校和北京大学外，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有学生参加竞选运动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商学院、清华大学、北京钢铁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航空学院、人大一分校、北京经济学院、北京医学院、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等12所高校。

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竞选人有14名，仅次于北京大学。11月14日，韩朝华宣布竞选。紧接着，于海于当晚宣布竞选并举行首次答辩会。此后陆续宣布竞选的有王军、吴晓穗、王本公、张明、陈恒六、李世取、林森、刘石、徐建宇、陈建敏、刘卫东、林建。

政治经济学系韩朝华表示，他站出来竞选，是要打破北师大沉闷局面，搞好基层选举，推动政治民主化，并使自己有所锻炼。他认为中共在1949年以后基本上实行了一种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左倾路线。物理系陈恒六说，他参加竞选的动机是，“推动我国民主化进程，促进民主，健全法制，学会使用民主权利。”中文系刘石认为，“文革”是一场“宗教圣战”，中国当前的社会性质是“封建色彩极为浓厚的社会主义”。数学系研究生李世取表示，“文革”是“一场浩劫”，“但同时又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他不是马克思本人也反对的那种“马克思主义者”。

12月5日预选，李世取、王本公、陈恒六成为正式候选人。12月12日正式投票选举，李世取以4143票（选民总数6800余人）当选人民代表。

中国人民大学有6名学生竞选。11月6日，工业经济系苏华首先贴出《竞选宣言》。接下来的几天里，哲学系陈嘉耀、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韩宇红、计划统计系秦永楠、经济系姜渔、工业经济系许施智，相继发表声明参加竞选。

苏华在答辩会上说：“在文革中，毛泽东代表极左路线，刘少奇代表正确路线。”陈嘉耀表示，他的头脑中没有偶像，列宁“理论水平并不高”。秦永楠在竞选宣言中说：“我之所以站出来竞选，是因为更多毛遂站出来，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就会有更多的好处”，“只有广泛的开展民主，才能防止像波兰那样矛盾激化。”他在竞选中发表的主要文章有《秦永楠谈民主竞选》、《不要让历史的机会悄悄从我们手中溜走》、《一次取决于我们的社会科学实验》。姜渔在学校传达北京市委文件的当天，就在大饭厅里跳到餐桌上，大声批驳了文件中的错误观点。

韩宇红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入校前是《新疆日报》编辑、记者。他在竞选宣言中写道：“我国是一个封建制度统治了二千多年的国家，铲除封建残余势力，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必须动员全国人民参加。”韩宇红指出：人民代表大会机构本身应彻底改革。现在的民主选举制度本身还待于继续改革。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把竞选的方法当作法定形式确立下来，让全国人民都能对国家大事、方针、大计，自由发表见解，供人们了解、认识、选择，言论、、出版的自由权是上述的前提，也是竞选权的前提。他最后以2700余票（选民总数5000余人）当选海淀区人民代表。

北京师范学院有7名学生竞选。11月1日，历史系刘源率先贴出了《竞选声明》。此后，中文系张中天，政教系董培基，内蒙代培生蒋效愚，校团委书记白小麦等人先后宣布参加竞选。北师院的竞选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其他院校所没有的，就是出现了“草民代表”、“贵族代表”、“党代表”三足鼎立的格局。

张中天是北京郊区农民的儿子。11日，他举行“民主选举讨论会”，在会上激烈地抨击时弊，博得热烈掌声。政教系一位同学当场表示坚决支持他，因为他是“草民”。会上还有人递条子要张中天与刘源对魏京生案表态。张表示：“若当选，将呼吁重新审理此案。”刘的回答则未能使选民满意。

刘源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因此被人称为“贵族代表”。为了消除由此而带来的不良影响，刘源在11月12日的答辩会上感情激动地说：“这十几年，我与全国人民共同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我的家中死了四个，六个进监狱。我自己，起码可以说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再少了。……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绝不允许让别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经历这样的痛苦！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说话。为了避免灾难重演，就必须铲除产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实现民主，不管有多难，路有多长，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去争取民主。”11月24日，刘源原插队所在地农民朋友边XX来京办事，到学校介绍了刘源在农村的表现。到会有三十余人，会后贴出了边的报告。接着刘的竞选班子又贴出了刘在工厂表现的调查报告。

蒋效愚是预备党员，已经初定为留校，在校党委宣传部工作。他在竞选中既表示“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向党的错误作斗争”，又表示反对“在民主问题上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他认为“取消四大是明智的”，“魏京生犯了两条罪状，判十五年徒刑不过分”。这样的一种政治表态在北京高校竞选运动中是极为罕见的。故有人称之为具有“特殊身份”的“党代表”。

张中天的支持者与刘源的支持者几次掀起关于“草民”与“贵族”的争论。双方几乎同时写出了“论特权”的文章。刘源认为特权的产生有两大原因：经济原因，社会原因；更主要的是党没有深入开展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这十几年每来一次“消灭特权”的运动，都造成了社会混乱，经济破坏。张中天写道：“是的，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太深刻了，我们谁也不会欢迎，谁也不会再让它死灰复燃。但是，我们也应该想到，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迅猛异常，动员了几亿人参加，除崇神以外，还有就是人民对官僚主义和特权积怨已久，可以一触即发，不能不说明人民对官僚主义和特权的容忍是有限度的。”“特权泛滥是由于我们的制度给它提供了保障。”与此同时，刘、蒋两方则共同抨击张中天的激烈政治观点；张、刘两方则共同抨击蒋效愚与校方的暧昧关系。如果说北大竞选主要表现了大学生不同层次的改革吁求，北师院则全方位地展示了“竞选”的本来面目。

北师院是师生混合选区，应选代表2人。在选举期间共进行了两轮提名，三轮投票。第一轮各选民小组提名，刘源529人，张中天289人，蒋效愚187人，施浴谷（化学系副主任、全国四大名医施金墨之子）138人，还有许多其他的被提名人。18日进行正式投票选举，结果是：施浴谷2210票，刘源1919票，张中天1641票，仅施浴谷一人当选。25日进行补选，选民总数4866人，参加者4310人，投票率89%，张中天获1294票，刘源获1219票，近半数人弃权，二人均不能当选。北师院选区学生人数多于教职员工人数，结果只选举出一位没有参加竞选的教师，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败。

北京商学院有3名学生竞选。陈子华是首先宣布竞选的，也是其中惟一的女生。

陈子华在竞选宣言中说：“今天，我们的祖国又一次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当人们提心吊胆地享受现有的一点点自由和幸福时，四人帮式的封建法西斯专政就象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谁也无法预料它什么时候会落下来。只有当我们立志改革，锐意进取，一步一步地争取和扩大民主，最终建立起一个比有二百多年悠久历史的美国政体更好的体制时，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生活才能确保无虞并且不断增进。严肃认真的竞选就是争取民主道路上的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文革’和十七年是同一种体制的产物，‘文革’是十七年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发展的顶峰，是十七年的必然归宿。目前党内围绕十七年评价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新形式的‘凡是派’与改革派的斗争，是斯大林主义与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斗争。在这场思想斗争中，我坚决站在改革派一边。”

北京商学院规模较小，师生混合选区只有1900余选民，产生一名人民代表。陈子华经过一系列竞选活动，成为两名正式候选人之一，但最终以少许选票落选，当选者是一名男性教师。
清华大学的竞选运动有一个特点，就是人民代表竞选和校学生会主席竞选是并行的，而且后者的受关注程度还超过了前者。10月29日晚，电七赵国杰、物七吴潮光利用一次讲座开始之前的机会，宣布竞选学生会主席。11月5日，热八30名同学贴出文章，要求采用竞选方式选举学生会主席，得到许多同学的响应，几天之内，同学们为争取竞选方式贴出了许多文章。于是，学生会决定由学生代表大会确定选举办法。189名代表在学生代表大会的表决中以119票通过了组阁制（即实行同时选举主席和由他挑选的二至四名副主席，然后由主席挑选各部部长，并同时由各系的各年级选派一人组成常务代表会议的常代会制），以150票通过了直接选举办法。两名主要的学生会主席候选人是物七的林炎志和汽化的张克。前者是原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枫的儿子，后者是上一届学生会副主席，而且是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12日投票，林炎志以3162票对张克1330票的多数，当选为学生会主席。

清华学生选区有选民5161人，应选代表2人。参加竞选的学生、研究生共13人。预选于12月5日举行，电七顾立基以2276票，经管研究生华如兴以1394票，化七欧阳硕以767票成为正式候选人。顾立基热心于社会工作，对成立“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爱好者协会”起了促进作用，并于12月5日任新成立的协会的主席。华如兴担任了协会顾问。在清华大学的竞选过程中，竞选人提出了一些经济改革、经济立法方面的主张，但政治方面的问题始终没有成为热点。12月12日正式选举投票，结果是：顾立基获3100票，华如兴获2798票，当选为人民代表。

中央民族学院有5名学生竞选。11月10日，历史系学生罗维庆（土家族）在走访了北京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了解竞选情况后，第一个贴出了《竞选宣言》。15日之后，关纪新（汉语系学生会主席）、齐宝林（全国学联副主席）、金铁华、马彪（壮族）陆续宣布竞选。

马彪在民院竞选中是个“多产的理论家”，他写的主要竞选文章有《改革与民主》、《少数民族与改革》、《我对政治改革的看法》、《我的办校方针》、《论民族教育改革的基本观点》、《农业社会主义》等等。他还联络校方举办了民族教育改革讨论会。

在竞选后期，汉语系七八级学生伍志辉、伍德全分别写了《也谈我国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选“人民代表”还是选“官”选“好人”》。这两篇文章曾引起了一阵紧张气氛。院选举办领导人派人抄录了他们的文章，施加了一些压力。伍志辉找领导谈话，提供了自己的文章。他的文章认为，“打倒了横插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剥削者以后，必须使劳动者真正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不再处于受雇佣的地位。如果任何组织要以任何理由硬插进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当起主人来，那就违背了党的宗旨”，现今中国社会实际上存在着一个第三者，因此必须改革。伍德全的文章则是对代表候选人、副院长、中央候补委员吴向必而发的，他不赞成选“官”当人民代表。

中央民族学院与民族歌舞团、民族印刷厂、民族研究所同为一个选区，有选民5002人，应选两名代表。12月16日，举行了正式选举投票。罗维庆以2711票，与吴向必共同当选。

北京钢铁学院有4名学生竞选。早在10月22日，机制系的秦小耕就以黑板报形式公布了复旦同学介绍那里4、5月间选举情况的来信，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29日，即公布选民榜的当天，他就贴出了竞选宣言。随后，又有炉系李迅等3名学生宣布竞选。

秦小耕的观点较“激进”。关于党的领导，他不谈坚持而强调改善。他还认为，从宪法中取消“四大”并不意味着四大非法，若以“文革”中的坏作用为取缔理由，那么《人民日报》等更应在首先取缔之列。为此他受到一些人的指责，校广播站曾连续两天不点名地批判他的观点。李迅的观点则显得比较成熟。他强调言论、出版自由的重要，认为言论自由应是“百分之百”。他提出“青年人的不满精神万岁”的口号，并有力地回答了对此的指责。谈到竞选与安定团结，他指出“反右”、“大跃进”和“文革”都是中共带着搞的，而群众自发的四五运动则对社会有益，因此不必担心竞选会把社会搞乱。

北钢院全院为一个选区，有选民6933人，其中学生、教工各半，应选出3名代表。校方曾进行了两次非正式预选（提名），但未公布结果，引起了一些不满。11月27日进行了第三次预选（正式预选），李迅、秦小耕同前两次一样分获一、二名，但未过半数，另外四名候选人都是教工。12月12日正式选举投票，李迅以3998票，教授萧纪美以3560票当选。院工会主席和秦小耕得票数为第三、四名，均未过半数。18日进行补选，但仍未选出第三名代表。由于选举法规定必须过选民的半数才能当选，此次选举中有许多选区都没有选出足额的代表。

此外，北京航空学院有秦维昌、除纵巍等6名学生竞选，人大一分校有李浩等3名学生竞选，北京经济学院有3名学生竞选，北京医学院有1名学生竞选。

陈子明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后改名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参加了竞选运动。陈子明在竞选宣言中说：“人大必须由一个橡皮图章变为一个工作机关、民意机关、政治公开的机关，最终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如果我当选人民代表，我一定与其他同志一道为实现这个目的进行不懈的努力。如果选民相信我的人格，我将用行动来代替诺言。做一个勇敢而明智的人民代表，这就是我的决心；大家一齐起来做勇敢而明智的社会主人翁，这就是我的希望。”
陈所在的选区包括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院、环境化学所、地球物理所，第一机械工业部机械科学研究院院部、机电所、起重机所、标准化所，一共7个单位，选民3000余人，应选出代表1名。未经过预选投票，就决定了两名正式候选人：陈子明和雷天觉。雷天觉是一机部机械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他还曾担任过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来又担任过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在12月12日的正式选举中，陈子明获得1600多张选票，超过选民半数，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

在本届选举中，北京高校竞选运动的80多名参与者中产生了9名学生人民代表，其中研究生5人，本科生4人，看来选民还是比较倾向于选举更成熟稳重的研究生担任人民代表。
三、竞选中的政见

在竞选运动中，选民所关注的问题和候选人所发布的政见，是非常广泛和深入的。王康指出：“选举过程中大量政治、社会、人生、经济、学术、生活等问题破天荒地在公开场合中，在公共中提了出来。人们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表示关注和咨询的权利终于找到了一个合法的讲坛得到认可。”

有人对北京大学各次答辩会上选民所提问题进行了归纳，包括政治与理论，经济问题及其改革，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文化教育，青年、妇女、婚姻、家庭，有关竞选人个人，其他，一共7大类问题。

政治与理论方面的提问又分为8个部分。涉及“理论”的有：孙中山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的判断，是否正确？为什么？共产主义是否是一种宗教？“白猫黑猫论”是否是实用主义？涉及“社会制度”的有：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同一时期的两种社会形态？如果将大陆与台湾、北朝鲜与南朝鲜、东德与西德作比较，如何理解社会主义优越性？你是否认为我国现行的制度是农业社会主义？涉及“民主与法制”的有：“党领导一切”与民主是否相互矛盾，“领导一切”不成了“党主”？邓小平说过，魏京生一案是判重了，但为了制止这股风就要判重些，还有没有法律？“四个坚持”是否起了禁锢人们思想的作用，是否把十年动乱后人们稍微放松了一点的思想又抽紧了？涉及“人物”的有：你是否认为赫鲁晓夫把苏联人民从斯大林的专制中解放出来，而今天华、邓正在把中国人民从毛泽东的专制下解放出来？鲁迅若活着，是否成为右派？周恩来和彭德怀对毛泽东错误观点持不同态度，你现在更尊重谁？学习谁？涉及“历史事件”的有：党内历次路线斗争是否属于个人权力之争？文化大革命是八亿人民被愚弄了，还是历史的必然？涉及“党”的有：你对民主集中制看法如何？对“政治多元论”看法如何？中国应一党专政还是多党轮流执政？涉及“审判林彪、四人帮”的有：你不认为这次审判感情高于法律吗？这次审判开了随意解释法律的先例，从而进一步导致了我国法律的不准确性，为镇压思想犯制造了最有力的例证，这本身也破坏了法制，你承认这点吗？涉及“竞选”的有：你们的竞选与资产阶级的竞选有无区别？区别何在？校外有人传：北京大学出现了和57年大鸣大放一样的局面，你认为此话对不对？如果北大的竞选运动被压制，你同意用罢课、的方式进行斗争吗？

“经济问题及其改革”方面的提问有：你对目前农村中的包产到户怎样看？随着经济改革出现的一系列过去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怎么看？“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方面的提问有：是否可以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失败？对我国教训越南有何看法？是否有点大国霸权的味道？你怎样看待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文化教育”方面的提问有：对学分制、奖学金怎么看？你认为大学生应上政治课、党史课吗？“青年、妇女、婚姻、家庭”方面的提问有：性自由是青年中很敏感的问题，你认为西方目前的性解放是人类进步还是堕落？你认为中国人性道德将向何处去？你怎样理解“男性雌化”、“女性雄化”？“有关竞选人个人”方面的提问有：你是否想将一生投入中国政治活动，不怕遭到政治诬陷吗？你有的打算吗？你为选民服务分不分阶级性？“其他”方面的提问有：人类有无自我毁灭的危险？《圣经》一无可取吗？

还有人对北京大学胡平、王军涛、张炜、房志远、夏申、杨百揆、张曼菱、杨利川、刘娟、易志刚10名竞选人答辩会上的2620个提问条进行了统计。涉及文化大革命的占2.1%，涉及毛泽东的占3.7%，涉及民主墙、四大、魏京生案件的占5.3%，涉及干部制度及其弊端的占3.0%，涉及其他领导人的占4.2%，涉及党的领导的占5.0%，涉及民主与法制的占10.8%，涉及这次竞选的占8.4%，涉及经济体制及其改革的占1.3%，涉及教育问题的占0.9%，涉及妇女问题的占6.7%，涉及国际问题及对外政策的占4.1%，涉及知识分子的占0.6%，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占3.9%，涉及林彪、四人帮的占2.5%，涉及社会政治制度的占10.0%，涉及马列主义的占2.6%，涉及历次政治运动的占0.4%，涉及竞选者个人情况的占18.0%。占据前三位的（均达到或超过全部提问条的10%即262条）是竞选者个人情况、民主与法制、社会政治制度，其他问题大多数也都是一些宏观政治与理论问题。

绝大多数竞选人对于各种尖锐的政治问题均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因为模棱两可的回答，会被选民认为是“泥鳅”；拒绝回答问题，会被认为在政治上缺乏勇气和智慧；都是会失去选票的。

极化与共识

竞选人的政见各不相同，即使没有面对面的争论，旁观者也会自然而然地把他们进行两极化的归类排队。譬如说：激烈与温和，激进与稳健，务虚与务实，草民与贵族，等等。

在北京大学，竞选运动的观察家和评论家把王军涛、房志远划为“激进派”，把张炜、杨百揆、杨利川划为“温和派”、“稳健派”。也有人把胡平定位为“务虚派”，把张炜定位为“务实派”，夏申则是“即务虚又务实的竞选者”。在北京师范学院，刘少奇之子刘源被认为是“贵族代表”，农民的孩子张中天则被认为是“草民代表”。

王军涛之所以被认为是“激进派”，主要是因为他提出了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所谓”爆炸性问题”。相形之下，“温和派”张炜则与多数竞选人意见相同，认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王军涛明确表态魏京生一案是错案，张炜则说：不了解实情，如事实上出卖了情报，应该判刑，但判重了。张炜和绝大多数竞选人都同意，在现阶段提坚持党的领导是正确的，房志远只是在“原则上”同意，王军涛则以“领导”一词含义不明为理由，回避了对这个问题的答复。

张炜在答辩会上表示赞赏“求实”的态度，后来又撰文解释了“求实”的三点含义：一是指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要有实际的工作能力。三是要有实事求是的好品质。不要做假。他说，工人、农民现在想得更多的是什么？他们要求快一些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并要求有多一些自己能行使的政治权力，他们正对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行使扩大了的企业自主权，和对能独立行使生产队（或生产作业组）的耕作、经营权而感到浓厚的兴趣，他们希望这种现状能得到稳定的发展。中国的事情要办好，不能靠那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轻浮的人们。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显然是针对着大声疾呼首先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胡平。

张曼菱在竞选中提出“男性雌化”、“女性雄化”、“东方美”、“传统美”这样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明显采取了一种务虚的态度。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另一名女性竞选人刘娟，“在竞选中，刘没有抛出过长篇大论，自有一种务实精神”。她不赞成过分强调“女性解放”，提出“一切为了人的自由发展”。她还进行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调查，如“北大部分女生情况调查”、“学生健康情况咨询”等。在此期间，刘娟还就学校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其中有：“建立学生保健网”；“改进奖励学生的办法”；“多学会几种生活本领”等。在女性竞选人中，张曼菱与刘娟构成务虚与务实的两极。

草民与贵族的分野，涉及到德热拉斯所谓的“新阶级”或者说特权与特权阶层的问题，不论是在“文革”中还是改革开放时期，都是导致政治对立与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在竞选运动中，草民与贵族的分野以北京师范学院的张中天与刘源之争表现得最为典型，但在其他学校也有一定的体现。比如说，胡平的出身问题（他的父亲在“镇反”中被处死）并没有成为竞选中的负面因素，王军涛的革命军人出身反而成为他丢掉一部分选票的原因。

但是总的来看，竞选运动中的政见极化并不是十分突出，因为在竞选者中间首先有着广泛的共识。北京师范大学6名主要竞选人在“对改革看法”上，观点几乎完全一致：改革“势在必行，但要一步步来”；“应慎重并切实行事”，“稳步地进行改革”；改革“如逆水行舟，须坚持不懈”；只要“上下结合”，“共同努力，搞好改革大有希望”。中国人民大学的6名竞选者始终“为的是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而不是任何个人私利”，“只要这种民主形式获得胜利，无论谁当选都是一样的。”他们召开了多次联合座谈会，共同分析形势，提出方法。他们互相提浆糊桶刷大字报；有时还组织联合宣传活动。他们是忘我的真诚的战友，丝毫没有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恶习。

针对中共北京市委发出的压制竞选运动的“三点指示”，北京大学于大海、王军涛等16名竞选人发表了《告北大同学书》，表达了他们的共同心声：

我们竞选的目的是推动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我们认为：人民代表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代表的选举必须体现人民的意愿。我们参加竞选，是为了接受人民的挑战；我们的行动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是合法的。

我们高兴地看到，北大民主选举运动正在健康地发展；我们衷心感谢广大选民对我们竞选所予以的热情支持和真诚帮助。北大，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我们民族民主的摇篮。我们认为，北大民主选举运动如此迅猛深入的发展，标志着北大民主运动的不断成熟。我们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成果，我们决心使之发扬光大。我们深信：北大民主选举成功的经验，将会对北京以至全国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是民主改革的探索者，我们正在开拓一条通往政治民主化的道路，我们能够克服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问题，我们有信心和有决心使我们的竞选活动卓有成效地进行下去，使民主选举获得圆满成功。

我们的竞选是体现人民意志的，是人民竞选。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我们之间没有利害冲突。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政客式的互相拆台，尔虞我诈的行为，我们尊重法律，反对强奸民意，反对人身攻击以及任何把民主选举引入歧途的行为。我们将同心同德，携手并肩，绝不向任何阻力和压力屈服。我们坚信我们的行动是正义的，是合法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我们相信人民的力量！本着顾全大局，顾全同学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思想，我们将协调一致，努力保障北大民主选举运动顺利地发展。

我们是年轻的一代，我们肩负着祖国的未来，我们要奋斗！为了民族的崛起，为了祖国的振兴，我们要努力奋斗！

于大海，王军涛，田志立，刘   娟 ，刘   卫，房志远，杨利川，杨百揆

易志刚，胡   平，夏    申，袁红冰，张曼菱，张   炜，姚礼明，薛启亮
                                            一九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北京大学竞选运动的参加者们都意识到，运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当选一个基层人民代表，更不是要通过这条道路飞黄腾达，而是要发扬光大北京大学的民主传统，争取民族的长远利益。因此，他们才会自豪地说：”我们是民主改革的探索者，我们正在开拓一条通往政治民主化的道路”。

全面改革：孰先孰后

在首都高校竞选运动尤其是在影响最大的北京大学竞选运动中，基本上没有单纯经济改革派的声音，即使是具有官方学生会负责人身份、观点最为温和与务实的张炜，也是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他说：“民主和富强不可分割，没有富强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没有民主，富强便不会属于人民，因此我们应该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在我国现实的经济条件下，经济民主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都应该而且可以加快，其中，加快政治民主化的确是一个重要任务，……正因为如此，我拥护当前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正因为如此，我站出来竞选以实际地推动这种改革。”全面改革派的三个类别，在竞选运动中则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以北京大学作为典型，那么可以说，张炜和杨百揆是经济改革先行论的代表人物，胡平是政治改革先行论的代表人物，王军涛是经济政治并行论的代表人物。

张炜认为：民主化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凡是符合这个历史进程，提出正确的口号和要求，建立相应的民主制度的人们就会赢得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凡是不了解这个进程，自以为是地照搬别人的做法的人们，必然会给国家带来混乱和停滞。民主化进程的制约条件是什么呢？这个条件就是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国民教育制度。人们可以想象，个人、企业没有经济上的权利怎么可能有相应的政治权利？没有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国民教育的普及，人们又怎么能去很好地掌握这种权利。我们的政治改革要以促进社会的繁荣稳定和人民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为目的，否则，那种“民主”是不会给人民带来好处的。充其量不过是在各级领导岗位或“人民代表”的席位上换上了一批能说会道的新贵族。我们要努力寻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结合点，并分清将来能办的和现在就办的两类事情。张炜主张由易到难，由浅近目标到长远目标，由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

杨百揆在主张“改革必须全面进行”的同时，明确表态：“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各个方面，我认为经济改革才是最重要的。只有经济改革才能最有效地或者说从根本上突破封建因素对中国的束缚。”但是，杨百揆的思路又与张炜不同。他认为，没有彻底的经济改革，就不可能引出真正的政治改革；人身自由与经济自由是比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更重要的方面；政治民主制度只能建立在经济“商品化”（实质上即市场化）的基础上。

杨百揆指出：经济改革必然引起政治改革，比如干部制度不改就不行了。可是政治改革不一定引起经济改革，我国历史上就有得是这种例子。毛泽东就认为只要老搞上层建筑的革命和意识形态的革命就能解决问题，这正是他犯错误的重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我们建国初也有政协，后来又召开人大，一“反右”也没什么宪法不宪法了，“文化革命”一来，人民代表大会、政协、民主党派、言论自由都名存实亡了。这都是因为没有一种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使少数人不能随便取缔民主。美国一个总统再反民主，他也不能把美国那套制度取缔了。民主的社会结构和传统我们过去都没有，现在就是要着手建立结构和培养习惯。

杨百揆说：“竞选者呼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毫无疑义，这抓住了人的民主权利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不是每个人都看到了，这就是人身自由！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劳动者以至大批向往‘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本身，就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他们的基本经济来源和生杀大权都操在专制统治者手中。二十多年的高度集中、统制（计划）的经济结构，造成劳动者的人身半依附状态，领导者对被领导者，在能否就业、经济收入、工作性质、人事调动，甚至婚丧嫁娶方面都握有极大的权力。农村的半宗法经济和‘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口号更加剧了这一状况！不深入进行经济改革，不加速经济改革，不解决人身的半依附状态，不取得人身自由，其它自由、民主怎么能真正实现！设想，一个农民生活来源在生产队手里，一个工人工资收入操在工厂车间头头们的手中，一个教师的薪金、住房完全根据书记的意思，怎么能设想让这些人有言论自由！人身自由不仅是一个不受非法逮捕和住宅不受侵犯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经济地位问题。每一个要求民主的人必须注意经济改革，推进经济改革，加速经济改革！为经济改革奔走，成为经济改革的积极分子！”

关于经济改革的目标，杨百揆的阐述——商品化、多种所有制和统一市场——比张炜更加清晰。杨认为：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社会主义商品化！社会主义商品化就意味着在大公有制为主的多种所有制下，产品依价值规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计划也是按经济规律计划，过去搞的人为的统制生产、统制交换、统制分配将统统不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将是经济的杠杆，它对企业不再是不计效果的拨款，而是收取利息的贷款，各企业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由于商品竞争规律的作用，它们将会主动地改进技术，提高质量，选用有真才实学的人管理，提高有技术和能干的工人、技术人员的工资。农村，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搞什么副业，基本上由农民自己决定。人们干什么，干多少，干好干坏，将在很大程度上由自己选择，所有这些都和自己的收入状况联系起来。如何使用自己的收入，即消费些什么，也就会有了较大的选择余地。房屋将逐渐不再是一种别人分配给自己的福利，它将像衣服一样，是根据价值一次付款或分期付款出售的东西，房租也是根据房屋的价值确定。统一的市场打破了封建割据的庄园经济，社会主义商品化将荡涤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封建遗毒，人身的依附被铲除，人身的自由就有了基础，民主和言论自由才有了根基。

胡平认为，“经济是基础，但是从目前的改革而言，政治方面的改革比经济改革更重要。”那么，什么是政治改革的关键环节呢？“一个是竞选这种选举形式，一个是言论出版自由，有了这两个眼，民主这盘棋就全活了。公民权利构成了实现民主的基础。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牢牢地抓住自己的权利更重要的了。”

胡平指出：从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到“四人帮”的“全面专政”，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条政治学的重要规律，当代专制主义与古代专制主义不同，它不是以公开地作为人民的对立物而出现，恰恰相反，它们是以最直接地表达民意做为自己存在的根据。而为了做到和维持这一其赖以生根立命的假象，垄断舆论是它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阿基利斯（古希腊神话人物）的致命处在脚后跟，当代专制主义的致命处在垄断言论。因此，“第二个（但绝非第二重要的）目标是推进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有了它们，不等于就有了一切；但失去了它们，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它们有如杠杆的支点，虽然自己不能作功，但唯有在它们之上，作功才成为可能。马克思早就指出，它们是一切自由的先决条件。历史上、逻辑上都表明，比三权分立更重要、更基本的，是舆论独立于一切权力之外。诉诸舆论，根据公众意见构成一种影响或压力，是民主政治的最有力一着。”

胡平承认，民主是一个过程，民主的实现程度与生产力发展程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应当避免一种机械论，似乎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上，只可能有一种唯一的政治形式与其相对应。当不少聪明人告诉我们：鉴于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现在的民主已经是非常之完美了，因而进一步的民主要求都是不合时宜的，当务之急是安心搞四化，等等。我们感到这个结论未免太轻率了些。”“我们既没有充分的根据认定：目前我们的民主就已经达到了现实生产力水平所能允许的最大极限，也没有充分的根据相信：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就注定会更民主些而不是更专制些。”“政治不民主的因素不一定总是能通过经济增长而自行克服，相反，经济成功有时反而会掩盖住它们，甚至悄悄地强化着它们。”“为了不重蹈前人覆辙，出路在于切实地加强民主。我们不应该操之过切、求之过急，但我们必须为民主奠定一个立于不败的基础，保证民主大势与日俱增，永不失其前进的势头。这就要求让人民真正享有一种任何权力也无法剥夺的政治权利。——首先，就是言论自由。”

应当说，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了胡平的先见，经济发展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带来政治民主，从政治现代化的许多方面——譬如说人民代表选举方面——来看，现在都比1980年代初倒退了。当时北京大学的多数选民，被胡平的雄辩所折服，成为政治改革先行论的支持者。但是从当时全社会的角度包括从中共领导集团的角度来看，更能接受的则是单纯经济改革论或者经济改革先行论的观点。
相对于经济改革先行论和政治改革先行论，王军涛则提出了因势利导的均衡改革论。他提出了中国改革必须注意的五点事项：

第一，改革应当以尽量稳妥、安定的方式进行，不要引起社会的大动荡和大动乱，中国人口众多，国衰民贫，又值浩劫之后，无法承受动乱的破坏。若真发生动乱，将使改革不仅不能救中国，反而害中国，使改革不得人心。最后导致改革与改革者同归于尽。因此，改革应当是彻底的，但这种彻底应当通过一系列渐进的方式完成。

第二，改革应当是全面的，应当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全面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各个领域。东方的政治集权特点是：不变革政治体制，将不能进行任何改革。中国现存的不合理结构有各方面的原因和弊病，它们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改革是片面的，这些弊病会一起爆发，从现象上看容易使人误以为是改革所致，从而使改革受到挫折和流产。

第三，改革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它所动员的社会力量应尽可能的广泛，毫无疑问，改革的结果无异于一场革命，它将会引起强大的保守势力的反抗，为了使改革能不停顿地进行下去，就需要尽可能地减少改革的阻力，就要争取更多的改革支持者，使改革保持足够的推动力量。

第四，改革不要急于求成，在改革的计划安排上，应扎扎实实，巩固每一个阶段的改革成果。逐步实现体制上的新陈代谢。只要确定改革的决心和方向，实践上不妨慢些而不要急于求成，这样有利于稳定民心，安定秩序，有利于通过比较和反馈使改革尽量少犯错误而达到最大效果。

第五，改革应当在科学的指导下进行。在旧体制中对旧体制进行改革，当然要有权术，但切不可贪恋权术，否则改革必将引入歧途。随着改革的深入，必须逐步以科学取代权术，调节指导改革的原则，这就要坚定地依靠广大知识分子，要广泛研究各门社会科学，要改变我国旧的“经学注释”式的社会科学状况，发展“实验”的和“应用工程”式的社会科学，要大胆借鉴东欧和西方及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验，要做到上述一切，一定要有思想解放运动，承认马列主义为指导原则，但是不可以此为大棒，打击其它“异端”，马列主义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笔财富，但不是所有财富，或所有财富中的”“顶峰”，“顶峰”论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

王军涛有意识地使自己站在胡平与张炜二者之间，但事实上他的观点更偏向胡平，也就是说，更强调政治民主化的作用。他在竞选宣言中指出：“历尽磨难的中国人民日益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贫困落后，几经劫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专制性的政治，中华民族的复兴过程一定要以实现政治民主化为条件。这次选举应作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选举制度的一次尝试，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北京大学的选民也是这样看待他的，有人甚至认为他比胡平更激进，更强调政治改革。

掩饰与假借

陈子明当年曾指出：“我们坚持在现存体制中通过合法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革。”为了防止“使政局再次发生去年十月份以后出现的那种曲折，从而因小失大”，就不能不在竞选运动中有所克制。这样一来，对于自己真实的观点，就不能不有所掩饰，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类的概念，也要有一套不同于官方的阐释方式。

陈子明在竞选宣言中提出了四点政治经济改革的主张：第一，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制：把“分权”的原则运用于党内。第二，实行党政分开，逐步由人治、党治走向法治、民治。党要靠党员交纳的党费而不是国库的资金来支付各项开支。第三，政府三权分立，缩小国家的职能，发挥各个社会细胞组织和个人的能动性。第四，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规律来改组我们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在所有这些改革措施中，人民代表制度的改革处于核心地位。人大必须由一个橡皮图章变为一个工作机关、民意机关、政治公开的机关，最终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他也提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和国家主席由选民直接选举的具体设想。但是，他没有提多党制，因为只要实行竞争性的直选就必然会推动多党制的形成，而现在立刻提出实行多党制，就犯了政治上的忌讳，会使竞选运动遭到灭顶之灾。

李盛平在竞选宣言中表示“拥护马克思主义”，“坚决支持当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是他强调，他拥护的不是被林彪、“四人帮”用现代迷信玷污了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本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些已经过时了，有些还是适用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它除了承认世界上一切事物处在绝对的运动中以外，不承认任何绝对的东西。这一精神对于它自己也是完全适用。李盛平在答问时说，我们的课堂上既可以讲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讲三民主义，让大家来判别。

王军涛指出：“马列主义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笔财富，但不是所有财富，或所有财富中的‘顶峰’，‘顶峰’论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可以用它来指导改革，“但是不可以此为大棒，打击其它‘异端’”。

陈子华在竞选宣言中说：正如马克思不愿意被人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我们也不愿意做这么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绝对真理”的体系中，人是无足轻重的，他不过是受某种“客观规律”操纵的棋子，或者实现某种“最高利益”的工具，为了强化统治机器，不惜使人的异化变本加厉。这种体系不承认“彻底的人道主义加上彻底的自然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而给人们展现出一幅阶级斗争日益残酷，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的“灿烂前景”。这种体系是一本新的圣经，它为宗教法庭准备了千百条对“异教徒”、“反革命”和“执不同政见者”的判决书。不！我们不要这种“马克思主义”，我们只承认“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服务，而不是人类为马克思主义服务。

李盛平在竞选宣言中也表示拥护社会主义。“当然，我们需要的社会主义，不是假左派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没有民主、没有文化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我认为，深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反对官僚主义是当前我们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的任务。由于我国民主革命不彻底，致使封建主义在现代迷信的外衣下，以新经学的形式出现，领袖被神化，成为人民的异己力量，这种新经学窒息了我们民族的思维能力和创造活力。如果不批判封建主义，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就有被断送的可能。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国家所有制性质的问题。反对官僚主义，必须反对产生官僚的官僚体制，即等级授职制和干部终身制。官僚是‘毛’，体制是‘皮’，‘皮’之不毁，‘毛’将焉除？应当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消除家长制、一言堂、特权、终身制、等级授职制。”

陈子华则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全民所有制。在理论上很容易区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但是在现实中，却必须把全民所有制作为一种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统一的社会实体。全民所有制意味着一切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同时也就是每个人的财产，每一个人都有权使用社会公有的生产资料从事劳动并与享有同等权利的人按劳分配个人或集体消费的国民收入，惟有人民及其选举产生的代表才有权决定国民收入的分配、消费与积累的比例、个人收入的分配方式以及经济的经营管理方式。没有真正的民主，就没有全民所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目前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各种政治和经济改革，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要实现从苏联模式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在政治上，改革重点是把人治、党治转变为法治、民治，在经济上，改革的重点是把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把企业管理和部门管理全部转移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轨道上来。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全面地学习和借鉴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把它们与中国的民主化、现代化相结合。”她的论述策略是，第一，把现行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区别开来；第二，指出“没有真正的民主，就没有全民所有”，也就是把“全民民主”、“选民直选人民代表”、“人民代表大会掌握最高权力”作为“全民所有”的前提条件；第三，把全民所有制虚拟化，将其分解为“集体经营、国家经营、个人经营、联合经营等多种形式的经营管理制”，也就是实行混合经济。

在其他竞选人的竞选言论中，也都有或多或少的掩饰和假借的成分。这就是说，他们内心的政治观点，要比他们公开发表的政见更加激进，改革色彩更加浓厚、更加彻底。
四、竞选运动的政治后果

竞选结束不久，政治形势一度变得十分紧张。

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实行经济上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方针。邓小平在会议闭幕时说：“最近一些与非法组织有关的人物特别活跃，他们假借种种名义放肆地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这种危险的信号，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的足够警惕！”“对于这种种活动的严重性，我们有些同志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因而打击不力，有时甚至放纵不管。”“因此，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坚决打击和分化瓦解上述各种破坏安定团结的势力，……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组织有关部门做出统一部署，采取得力措施，实行各条战线的总动员，坚决而又稳妥地把保证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工作做好。”

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发表。该指示（又称“九号文件”）所确定的处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总方针是：“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连，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在处理过程中，要首先取得法律根据，依法取缔。如宣布取缔后仍继续秘密活动，则应对参加人员按照情节轻重，分别依法给予传讯、搜查、警告、罚款、拘留或其他必要的处分，同时通知他们的家庭和所在单位密切合作。对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处理，不要登报、广播。”

“九号文件”下达后，全国各地“计有上千人被拘审、逮捕。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徐文立、杨靖、何求、王一飞、王希哲、钟粤秋、傅申奇、秦永敏、朱建斌、孙维邦、杨在行、王屹峰、刘二安、徐水良、王河清、郑玉林、王荣清、徐东平、马兴华、王明、沈建民、童年、何德甫、张京生、刘力平、彭金贵、路建国、历万明、刘国璋、王静湖、吕洪来、刘士贤、黄石、尚运成、李家华、秦晓春、邢大昆、陈尔晋、薛明德、刘国凯、邓焕武、毛庆祥、曾省斋、叶宗武、杨晓雷、黄应时、陈增祥、江小茵、尚运成、鲁弟、戴学伟等等”。其中徐文立判刑15年，王希哲判刑14年，另有多人被判10年、8年的重刑。

除了少数，大多数竞选运动的积极分子都上了“新三种人”的内控名单，确定了对其不予信任和重用等“三不”政策。总的来说，北京市对这些人的处理方式相对和缓一些，外地的处理方式则下手更重。根据当时得到的消息，外地高校有的竞选人被行政处分乃至开除学籍，但具体情况笔者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

尽管竞选运动的多数当事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尽管竞选运动未能从学生运动扩大为市民运动，尽管竞选运动所提出的改革目标至今可望不可及，但它在当时还是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夺取了政治话语场的制高点，打破了政治权力场的既定格局。

王康当时就在对选举的总结文章中指出：“选举过程成为一次宣传民主、传播改革精神、增进人们交往和团结、开辟民主阵地、设置民主基石的过程。……选举过程中，要求革新、要求民主的愿望和力量占绝对优势，致使选举结果基本上体现了民意。”出现这种结果并非偶然，“1980年的民主运动……有更深广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诉求：对‘文革’的反思（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暴露专制主义罪恶）；苏联东欧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对斯大林主义的起源、进程、后果和影响的批判；波兰团结工会史诗式的崛起；……中国人有权从历史、法律、道德、国际共运、国家制度上，重新审视和选择自己的命运和道路。”

（本文摘选自喻希来先生《宪政的萌芽：北京高校竞选运动》）

转自《往事》第四十六期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