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德：新疆文革中两位“姓胡的”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7-10-7 16:11:14

两位“姓胡的”

这篇说的是两位名人——新疆文革大名鼎鼎的胡乱闯、胡大乱，英雄数载，惨淡一生。
其实他俩谁也不姓胡，胡乱闯叫吴巨轮，胡大乱叫刘鸿科，后来怎么阴差阳错就成了“二胡”了呢？
这两位都算是我的新大同学，但文革前我并不认识他们，吴巨轮是数学系67级的，刘鸿科是政教系68级的，都比我晚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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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明星们如同这把茶缸，不过是个被随手抛弃的工具而已

一，跟黑五类站在一起的红五类
我首次知道吴巨轮，是在1966年9月，串连途中。车到郑州，听说河南红卫兵要上车来搜查车上有没有黑五类，吓得我们这伙黑崽子紧闭车门，盼着快快熬过漫长的二十分钟。
车门终于响了，声音越来越大，大家面面相觑，不敢做声。后来敲门声大到好像透过铁门都能看到敲门人愤怒的表情，我们的头头终于抗不住了，只得叫坐在靠门处的我去开。开门之后，上来的果然是一位愤怒之极的红卫兵，但看上去有点面熟。那人却认识我，原来是我们新大数学系67级同学吴巨轮。
吴巨论中等个儿，脸形瘦削，立眉立眼，他愤怒地向我们控诉，红恐队把新大的黑五类赶下了车，他气不过，也跟着下了车，他要带领这批黑五类去市委告状，要带领他们再上火车去北京。
闹了半天是一场虚惊。吴巨轮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位红五类居然同情黑五类，甚至还敢带黑五类告状！我先是一惊，还有这样的红五类？跟着心里一热，比起自己班里坚决不让我去北京的那些红五类，不一样啊！
后来我才听说，早在文革前，出身铁路工人家庭的吴巨轮就对当时的极左政策不满，与班系领导闹过矛盾。文革之初，吴巨轮又因为反对工作组整学生而遭到围剿。可知吴巨轮从一开始就把同情心放在一般群众这边，总是跟上层，跟领导尿不到一个壶里。

二，从大黑标语到独臂司令
大概十月底，新大校园各条马路上一夜之间忽然出现了许多巨大的黑墨标语，全是最激烈的造反口号，署名“星火燎原造反团”，这是一个从未听说过的组织，一出世就给人以惊天动地的气势！
原来这个组织正是“二胡”发起的，他们从北京刚“取经”回来，一出手便不同凡响。大黑标语贴满全市，以致全市闻“星火燎原”色变，谁都不敢惹。
在“黑标语”的感染下，我们也参加了“星火燎原”，从此就成了“二胡”的部属。
吴巨轮是“一号勤务员”，经常给大家开会讲形势，一脸严肃，不苟言笑。别看学数学的，口才还不错，略带山东腔，富感染力，大概主要是因为讲的内容和最新信息特别令我们鼓舞。
他被称为“独臂司令”，实际上大概只缺了一只手，他经常披着军大衣，使人看不出残疾，所以颇具“军级首长”的威严，但签字时就得用右臂压着纸，用左手写。于是人们纷纷传言，他参过军，负过伤，如何光荣。但我记得好像他自己说，小时候在老家山东时，国共战争中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负伤的。尽管不像参军负伤那么光荣，但总归被国民党飞机炸伤，也算半拉“革命经历”，令人肃然起敬。
乌鲁木齐的学生造反组织联合到一起，叫做“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红二司”，因为此前已经有了一个官办的“新疆红卫兵总部”，简称“红一司”，我们称他们为“老保”。
当时的红二司头头好像并不是吴巨轮、刘鸿科，但也是我们新大星火燎原派出去的一位“干部”，叫什么忘了。当时，大家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本校组织，那个“红二司”不过是个联络机构，并无实权，所以吴刘不屑干，只派了个代表应付着。

三，乌云脸的刘鸿科
不久，“星火燎原”要出自己的小报，我是三人编缉部之一，又是撰文，又是画画，还联系印刷厂，排版、校对、发行，我们的小报是新疆日报代印的，所以我经常跑报社，并且学会了“画版”等专门业务，经常忙到半夜。
我们这个编缉部直接归二号勤务员刘鸿科领导。刘鸿科身材略高，也和吴巨轮一样，长脸，但眉毛极浓，满脸络腮胡，刮得铁青，毛发发达到鼻孔都是长毛，
他经常来编缉部看看，大概出于对“笔杆子”的尊重，对我们还不错，总透着笑容。
到了1967年“一月风暴”，各地造反派在中央报刊和中央文革的鼓励下，纷纷夺了各省市的政府权力。其实在新疆夺权已经到了二月，四大院校的学生头头怀揣政府公章，一跃龙门，分别成了“高官”，我不清楚我们星火燎原的头头当没当什么官。
记得二月份吧，大概造反派夺权之后闹得实在不像话，可能各地官员意见很大，中央报刊的口气似乎开始有了变化，不再无条件热烈支持学生造反了，开始用比较委婉的口气劝戒“小将们”，要注意政策，要自我革命，要斗私批修。
我们这些“秀才”总是比较听上面的话，觉得中央批评得有道理，我们的《星火燎原》小报也开始跟着中央的调子撰写“社论”，要恨斗“私”字。但刘鸿科似乎比较反感“自我革命”，对我们的“社论”很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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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年是这个小报的编辑，但这张报纸是后出的，那时我已转行画画了

于是，“首长”与“喉舌”之间产生了分歧，刘鸿科再来编缉部时就不那么满面笑容了，有一次对我们的“社论”大发脾气，一进编缉部就铁青着脸。刘鸿科一走，我说了句：“编缉部飘进了一朵乌云”。不料此话被刘新近安插到编缉部的心腹汇报了上去，只是可怜这位心腹脑子不大好，忘了是谁说的，刘鸿科追查了半天也没结果，但我们跟刘之间的分裂终于公开化了，他命令我们立即停止出版。
我们哪里愿意听他的？他不让出，我们就另外找了一家小工厂印刷，继续出版，叫做“狠斗私字”专号，影射刘鸿科不愿意“斗私批修”。

四，抬头望见北斗星
二月底，全国形势陡然变化，老帅们大闹怀仁堂，毛林不得不有所让步，于是各省市纷纷实行军管，把造反派夺去的权又夺了回去。从此，造反派受到空前压制，谓之“二月黑风”。
到了新疆又晚一步，成了“三月黑风”。在高压下，造反组织纷纷解体，在新大还坚持造反的大概只剩“星火燎原”和一个小小的“北斗星”，我们编缉部也产生了分化，我们的主编李济民和另一位编辑决定退出星火燎原，劝我也一起走，但我总觉得我们跟刘鸿科的分歧不过是内部矛盾，大方向还是一致的，所以我没离开。
李济民离开后，另外组织了一个组织，叫做“红革联”（或红三司？）。
原来人气旺盛的星火燎原一下变得稀稀拉拉，刘鸿科见我没走，似乎格外欣慰。
记得那时组织了一次悲壮的文艺演出，其中有一个“诗朗诵”给我留下特别印象，一位嗓音低沉的男中音以满腔激情朗诵了那首著名的《我的“自白”书》：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
我们造反组织的宣传车也被没收，往日威风一扫而空。没想到头头们到底跟我们平头百姓不一样，刘鸿科居然把原来宣传车上的音响设备放在一架手推车上，由他亲自推着车，带领大家出了校门，顺着胜利路一路向南，真亏他想出这种奇招儿！
唱机上放着《抬头望见北斗星》的唱片，此时大家的自我感觉都像是长征途中的红军战士，处在王明博古错误路线的高压下，悲痛欲绝，不由想起“亲人”毛主席，就像夜空中的北斗似的，“黑夜里想你有方向，迷路时想你照路程”！
因为人力车的颠簸，使唱片发出的声音时快时慢不断变调，给人感觉极像哭泣时的哽咽歌声，与此情此景极为合拍，更加催人泪下！
车上绑一面我们的“战旗”，学着当年红军战旗的风格，旗杆旁一条竖道，白底黑字，上书“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我们写的是“新疆大学星火燎原造反团”。
此时刘鸿科表情严肃，目光坚定，于悲壮中见傲骨，给同学们以极大的感染力，有的女生甚至含泪暗泣。我也不由心生敬佩，刘鸿科到底具有领袖气质，宁折不弯！
“北斗星”这首歌在“三月黑风”的独特岁月中唱出了我们心中那一份独特情怀，以致当时最困难的时刻横空出世又站出来一个坚决造反的组织，名子就叫《北斗星》，大概这名子正是由那份独特“望北斗”情怀生发。唯独他们誓与“星火燎原”并肩战斗，头头儿是中文系69级的俞汉生。可知这都是一伙铮铮铁骨的汉子。

五，从“团”到“兵团”
度过了艰难的“三月黑风”，到五六月份，形势渐渐宽松，造反组织纷纷咸鱼翻身，又活过来了。新大各造反组织商量大联合，有人提议叫“新大造反兵团”，有人则提议以《星火燎原》为核心，最后觉得《星火燎原》已经闯出名气来了，干脆就以《星火燎原造反团》为核心联合，叫做《星火燎原兵团》，各头头平步青云，从“团级干部”一步跨越旅、师、军各级，直接升任“兵团级首长”（笑谈）。
再后来，全市造反派学生组织“红二司”改组，星火燎原把以前派的那位代表召了回来，还批评一通，说咱们派你去当司令，你没好好代表咱们，撤了，回来吧，那位“派出司令”面红耳赤，陪笑谢罪。
四大院校各实权头头坐在一起协商，什么新大吴巨轮、刘鸿科，“八农造反兵团”的“张大炮”，“新医造反军”的什么“军长”，新工什么兵团的“司令”，在一起组成了新的“红二司司令部”。
新大向为新疆最高学府，位居四大院校之首，而星火燎原的名气也比那些组织大得多，众望所归，吴巨轮成了红二司的一把手，“总司令”。
当时有所谓“新大政府”“八农军区”的玩笑，全市全疆各级学生头头总得新大来当，而八农则偏重实干，有农机系垫底，武斗火力无人可敌。

六，“二胡”绰号由来及变迁
当时吴巨轮好像常驻北京，做为新疆红卫兵造反派代表，经常参加各种谈判，而且经常被周总理接见，于是一份份“总理最新指示”就通过长途电话由吴巨轮传到刘鸿科这里。
我们先是开会听电话录音，我们对吴巨轮能够经常直接聆听总理指示十分敬佩，通过他的声音传来的都是“中央的声音”，自然，他的形象在我们心目中无形中高大了起来。听得出来，周总理对新疆造反派还是挺关怀的，批评中含着爱护，吴巨轮在总理的眼中恰像父母眼中的孩子一般。
不过，后来传达录音中就不光是“指示”，还夹杂着愤怒的谩骂，跟“指示”毫无联系，骂一阵，再接着传达指示。原来长途电话必须经过电信局的线路，电信局领导，大概也就是我们要打倒的“走资派”经常安排接线员监听吴巨轮的电话，吴巨轮在电话里骂的就是那些监听。
我不知道吴巨轮怎么能从声音中听出有人监听，是不是音量变小了？总之听起来特别有趣，庄严的中央指示跟滑稽的谩骂互相交替，谁跟谁都不挨着。
然后接下来就刻印成传单，大字标题：“北京来电”，或“总理最新指示”。当然那些有趣的谩骂不在其中。
那时传单上是这样写的，来电话人：吴乱闯，收电话人：刘大乱。我当然知道这是他俩给自己起的绰号。
为什么起这种绰号？文革初期，北京红卫兵贴出大字报《三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声称：“我们是革命的闯将，我们就是要当革命的孙悟空，搅得天下大乱，越乱越好！”，当时的“最高指示”也非常支持，说：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人。
所以，那时的所谓“革命小将”都以“乱”和“闯”为荣，于是这二人分别给自己起了这类怪异的绰号，他们在电话中经常这样相互称呼：“乱闯”“大乱”。其实八农“张大炮”也是这类绰号，都是表达一个意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暴烈的行动！
自从把绰号印在“北京来电”上，这两个绰号就算第一次向社会公开了。谁知传单一发出去，在乌鲁木齐引起轩然大波，“老保”那边群众纷纷说：这些所谓“北京来电”肯定是造谣的嘛，你看这两个名子，一看就是瞎编的，生活中谁起这种名子？
“造反派”这边虽然拥护“北京来电”的内容，但对这两个怪名子也甚觉奇怪。
后来慢慢时间长了，大家也都逐渐知道，不是造谣，真是《星火燎原》的两个头儿——当然，肯定是绰号。
再后来，南门花园的铁栏杆上出现了这样一条大幅标语：“请吴乱闯先生悬涯勒马！”显然是对方贴的，这大概是他俩的绰号第一次被对方组织贴在了市中心，公诸于众。可知，此时二人的绰号并不姓“胡”，依然是“吴乱闯”“刘大乱”。
我看了直发笑，“先生”一词在解放后有着特定含义和用法，那是专指民主党派人士的，一是要德高望重，学富五车，老先生，老教授，二是一定要党外。
听起来似乎极其尊重，实际上“先生们”自己却巴不得混入“同志”行列，只要某人被尊称为“先生”，那就是要挨批斗了。
而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学生娃，革命得不得了的“小将”被冠以“先生”，就显得非常滑稽。
再往后，不知什么时候，绰号变成了“胡乱闯”“胡大乱”，我也不知道是二人自己改的，还是社会上以讹传讹，也许“胡”跟“乱闯”“大乱”更合拍？听起来更带劲？总之，二人从此全姓“胡”了。
终于，这个绰号引起了总理的注意。有一次，总理接见学生代表时，感到很奇怪：怎么叫“胡乱闯”？这样不好嘛，文化革命总要有领导，有组织，有纪律嘛，不能“胡乱闯”！你原名叫什么？吴巨轮？这名子很好嘛，历史的巨轮，要推动历史前进嘛。
从此，吴巨轮又改回了原名，当然，刘鸿科也改回来了。但影响已经造成，在新疆文革中，群众依然只知“二胡”，不知“吴刘”。

七、大将风度
1967年是乌鲁木齐武斗最厉害的一年，有一次“老保”跟“老造”交火，胡乱闯坐镇中军，指挥若定，把一支支“部队”派了出去。过了许久，还不见派我们“红二连”（物理系）出战，我问：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胡乱闯看我一眼，说：家里没有预备兵团还行？要全都派出去，万一“敌人”抄小路偷袭我们，岂不是连老窝都端了？
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胡乱闯并非总在“乱闯”，胸中还有一番韬略哩，原来我们“红二连”在他的眼中是“近卫军”。
又有一次，武斗中我们的人被对方俘虏了不少，关在运输局，胡乱闯计划解救弟兄们。他派我们“红二连”于黎明前从扬子江路方向向运输局发动佯攻，吸引“敌人”注意力，造成内部空虚，然后另派重兵从另一个方向突然袭击，直插“监狱”，救出我们的“难友”。
我一听，嗬！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还真有一套兵法攻略呢，不简单！
在这场“战役”中，我还中了对方一石弹，打在心窝上，打得我差点儿晕过去。为了胡乱闯的“韬略”，我差点儿付出生命的代价。

八，保镖
武斗越来越升级，胡乱闯组织了专门的卫队，他没有选用我们这些白面书生的同学，而是从轻工系统的小伙子里面选了一批，多是亡命徒，流娃子，小时候玩哈鸽子的，能拼敢斗，每人发双枪，一长一短，外加一把大刀，背在身后，每次冲锋陷阵全靠他们，轻工大旗一展，乌鲁木齐闻风丧胆。
有一次《星火燎原》中的民族同学要批判所谓“王恩茂的大汉族主义”，要举行纯民族的游行，周总理指示不要搞纯民族的游行，胡乱闯在大会上传达总理指示，引起民族同学不满，纷纷围攻他，甚至要挟持他做为人质。胡乱闯正在危难时刻，轻工卫队到了！这伙亡命徒冲入会场，解救胡乱闯。民族同学见轻工卫队，吓得没敢动，胡乱闯被顺利救出。
当政治领袖风险太大，都得有贴身保镖。
想不到的是，我自己居然也身不由己充当了一次“保镖”。胡大乱有一次要去对方组织谈判，孤身入“敌营”，单刀赴会。不知他听谁说我曾经练过武术，要我当他的保镖。我那两下子能有什么用处？可大家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哪儿好意思当场拉稀告饶不去？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去了，倒是也没什么事儿。
没想到几个月后我被对方组织抓去当了俘虏，他们也不知道从哪儿探听出那件事儿，一个满脸毛胡子的头头，大叫着：“好呀！原来你还给胡大乱当过保镖！给我好好打！”
结果我被乱棒打得一个星期动弹不了，为了胡大乱的“单刀赴会”，我又一次差点儿付出生命的代价。
当俘虏被放回来后，我坚决不参与武斗了，金盆洗手，还是发挥自身特长，画领袖油画像吧。
我是新大第一把刷子，跟胡乱闯一说，立刻同意我组织美术组，他帮我找了数学系和外语系各一位美术爱好者，给我打下手。
他经常来看我画画，跟我开玩笑说，把这几个下手管结实点儿，别让他们偷懒！

九，命运的转折
1968年，新疆革委会成立，吴巨轮做为唯一的学生代表，跟“老保”的“工促会”头头，运输公司的戴甲第，“造反”的“新工总”头头，十月厂的杨立业一起当了常委，进入新疆领导高层，吴巨轮终于达到了政坛最高点。
其它头头，比如刘鸿科、张大炮之类也都大小给了个官。
我们那时也都毕业分配，或再教育，离开了乌鲁木齐，轰轰烈烈的学生造反运动告一段落。
不想时运忽变，70年代初，已被“打倒”并调离新疆的所谓“走资派”，原新疆第一把手王恩茂又回到新疆主持工作，于是，两派命运彻底逆转。
王恩茂首先找到以前保过他的所有铁杆干将，封官报恩，然后把造反派头头儿全部从官位上驱逐，一个不剩。
那年我回乌鲁木齐探家，在人民路吴巨轮的家门口见到落魄的昔日英雄，正跟同班同学的妻子坐在家门口，翻检一大堆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袖标，也算是文物收藏吧，眉宇间那种“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伤感油然而生。是啊，从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和“省级领导”的位置上一下跌落成平民百姓，落差实在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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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珍藏的当年“星火燎原兵团”徽章

我们这些当年的造反兵卒早已把往事丢在脑后，而“大英雄”却很难释怀，也是人之常情。
又过了几年，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全国清查“三种人”，实际上也就是清查造反起家的当年头头儿，这一下他们这伙儿全倒了楣。吴巨轮、刘鸿科、张大炮、杨立业全都进了监狱。星火燎原头头俞汉生、马庆国，虽没进监狱，但也都受到严厉审查。
后来，吴、刘等都判了重刑，十五年，二十年。北京也一样，当年全国闻名的造反学生“五大领袖”也全都是重刑。
再后来，更惨的消息传来，当年的“胡大乱”刘鸿科竟因肝癌死在了监狱！想起我们跟刘鸿科的恩恩怨怨，当年情景历历在目，不禁令人伤感。

十，结局
我离开学校后，混了十几年，又回到乌鲁木齐。
那时听说当年的头头，数学系的马庆国，居然考取了研究生，脱离苦海，成了人上人。
不久，听说吴巨轮也已刑满释放，自谋生路。那时候北京的五大领袖们也都出了狱，听说清华井岗山蒯大富出狱后，凭着文革名气和在清华学得的一些化学知识，居然混得还不错，不少企业都聘请他，蒯大富牌子一亮出来，什么事儿都好办。
而吴巨轮就没这么幸运了，他和另一位落难的维族学者一起，搞起了民办教育，艰苦创业。当年的政敌们那时还在台上，事情不好办。
他只好找一些知名人士为他呐喊，比如我爹这类的。显然，这类人无职无权，帮不上多少忙。
后来，他的消息渐渐听不到了，民办学校办得怎么样？他自己的命运又怎么样？均无从知道。
不过，比起死在狱中的刘鸿科，吴巨轮总算还活着，而且还在奋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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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造反闯将，现在已成了“吴巨轮老人”

最近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奇人吴巨轮》，方知他很坚强，很乐观，对强加给他的所谓“反革命罪”从来不认帐。他一直在思考着：为什么会有文革？为什么政党的错误总是归结为个人的行为？为什么我们的执政者不能深究错误决策的文化、历史、制度与体制的原因？
看起来，吴巨轮只是生不逢时罢了，否则，他应该有更大的作为，和更好的结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 ... 01-B32C63AC-7A9-8A0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7-10-7 16:13:28

老神

很有意思的新疆文革历史，二胡当年威名赫赫，很少有人知道其真实姓名。
文中提到的新大民族连是叫三连吧，要开大会批王恩茂大汉族主义一事，我还有印象：记得当时我在铁三中二司组织井冈山兵团的电话旁，忽然电话铃响，接电话原来是铁路局通信段的造反派称二司胡乱闯有北京来电，因地方电话有“老保”干扰，所以通过铁路电话转达给二司司令部，内容就是文中所提周总理的指示，我记录下了以后转给了二司司令部。这就是我和胡乱闯间接交往的一件事。记得周总理曾对吴巨轮的名字说过两句话：巨轮要掌舵，巨轮要远航。含蓄地教育他不要“乱闯”。
不久前在孙学敏女士创建的“学敏知青园”看到了吴巨轮、杨立业、胡良才等当年两派头头一起题的词，今天他们早已捐弃前嫌、共聚一堂。
有两点商榷的就是：1、红一司1966年9月8日成立，最早称“乌鲁木齐红卫兵总部”，67年后多次改名，最后以红促会定名。2、红三司最早建立于1966年11月14日，称“新疆红卫兵无产阶级司令部”，口气很大，实际人数不多，以八农为主，自称第三条路线。67年夏季后分出炮联站，与二司观点差不多。
67年一月风暴时，红卫兵司令部好像多达7、8个，但最后大多如鸟兽散。以上有我当年留下的笔记为证，应该不错。

闲云若海回复老神：你还真是新疆文革史研究者，我这篇仅供你参考。你连民族连是红三连你都知道，我都不清楚。红一司的名子正如你所言，我只是凭记忆，不确。红三司和红革联我就分不清了，你还记录过周总理讲话，又转给吴巨轮，应该是历史的参与者，吴、杨、胡三人共聚我倒不知道，找学敏网看看。(2011-6-13 11:15)

老神
又：“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红二司）是1966年10月11日由新疆“少数派”在北京成立的，是第一个称“新疆”的红卫兵组织，后来成为新疆最大的红卫兵组织。67年三月后分出了“红革联”，有点像“民革”的称呼。

闲云若海回复老神：对，红二司正是那时候在北京成立的，我那时正在北京，当时正是北京红三司成立，大闹工体，二胡大概受其影响，67年3月从二司分出去的组织红革联正是以我所在的星火燎原编缉部为核心搞的，当时也拉我去，我没去。唉，文革整个是一场被上层操纵的闹剧，二胡不过傀儡。(2011-6-13 11:20)

大雪无痕
太值得一读的文章，加上老神的评论补充，让那段历史又清晰了好多。二胡当年声名显赫，我们那时都有深刻印象。
2011-6-13 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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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云若海回复大雪无痕：你那时是初中生吧？也对二胡印象深刻？唉，文革真是把所有人都动员起来了，包括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害人呀。那时北京第一批来新疆串连的红卫兵，那些高中女孩，看起来也很天真，但一说起话来就横眉立目，代表中央，颐指气使，横扫一切，着实吓人的很。(2011-6-13 11:28)

老神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晚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了新疆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的部分代表。陈伯达说：胡乱闯闯了两年多了，应该闯出一些道理来，不能再乱闯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律是不能违抗的。要改掉你的名字。总理：（指吴）你现在是吴巨轮，这个巨轮还是开始建设嘛！巨轮要向前嘛！不能是往后嘛！巨轮要有人掌好舵。

关山明月

    1.昨天来拜读此文，可惜写不成评论。
    2.那时听说过“二胡”的大名，但我当年对“时事”了解不深，总觉得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大人物”，犹似“党中央”。哈！
    3.文革结束后不久，当年的造反派有些沮丧，但保守派的“三促”依然吃香（因为“保王”嘛）。
    4.俺们学校有一位老师，人们说她丈夫是胡良才的秘书。她在学校也竟然颐指气使，俨然以“高干夫人”自居。后来整另一位老师（当年的学“毛选”积极分子，曾是造反派），她攒劲得很。
    5.当时，由于造反派失势，保守派就自以为自己很正确。其实，不过都是老人家愚弄、利用的对象而已，本质上没什么区别。
2011-6-14 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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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云若海回复关山明月：看二胡“犹似党中央”，哈哈，这感觉太有意思了，二胡没想到当年竟如此受崇拜。 \n两派其实都是阶级斗争论，都是整人，都是人家的工具。只是利益集团有些不同罢了，老保里干部子女多，党团员多，既得利益者多，造反派里学生多，平民多，不得势的，挨过整的多，老保里最厉害的就是当年的老红卫兵，黑字红卫兵，西纠，联动，正如你所指出的，现在的官二代，富豪排行榜，正是他们。(2011-6-14 18:49)

wr1266

我是兵团的学生。一开始就参加了文革，是属于二司系统的。武斗期间在新大“革命根据地”待过几个月。在新大见过胡乱闯。现在想想那个年代，感慨很多。
2013-6-12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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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云若海回复 wr1266：兵团造的成员？饱受八野联总打击，比地方造反派更惨。胡乱闯还是那直爽而粗鲁的骂骂咧咧，不过思想观点已跟我们这些兵娃子大不相同了。 \n看看我那篇《两位姓胡的》，提提意见。(2013-6-12 23:06)
回复
老矿工A
你文章中讲到的黑五类子女，应该没有地主子女。
2015-3-16 00:30
回复(9)
闲云若海
你回复了老矿工A 的评论 2015-03-16 20:22:22 你61年上测量学校，是中专吗？那我应该大你两岁，我59年上高中，62年上大学。正如你所说，我能上大学很不容易，恰好赶上62年政治上稍宽，七千人大会批判极左，陈毅又有关于出身和红专的讲话，造成62年高考在政治上最宽，许多黑五类上了大学。你是地主儿子，那就是第二代，第三代即你的儿子最少也要到八十年代才开始上学嘛，那时填表就不那么左了。
2015-3-16 20:37
回复(0)
闲云若海
你回复了老矿工A 的评论 2015-03-16 20:27:18 [回复] [删除] 我也不能算上海人，母亲老家在上海，但她三岁就到了北京，我父亲是老北京人，而我三岁到了新疆，所以我可以算新疆人，也可以算北京人。老上海人中最有根基的就算宁波人了，做生意的多。苏北人中打工的多。到那儿都一样，有钱的看不起没钱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 ... 01-B32C63AC-7A9-8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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