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冈：我有一个莫干山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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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小冈      时间：2017-11-29   来源：永远的新三届
     
马小冈，男，1948年生人，曾在中直育英小学校（现在的北京育英学校）、北航附中（老三届）、中国人民大学（1978级）就读。下过乡，扛过枪，进过厂，经过商。当过杂志社总编，音像出版社社长，文化中心秘书长，经济研究员，民企总经理，国企董事长。中南海下海干部第一人（1984年10月）。


原题


走下莫干山


2004年11月初，我到浙江出差时，下榻杭州之江饭店。之所以选择这家省政府的直属饭店落脚，是因为我的大学同班同学蒋世铭在这里任总会计师。老蒋是个极具北方豪情的南方人，嗓门高放，行事果断。老同学相聚，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他不由分说地安排了我在杭州的所有行程，且从早到晚全程陪同，那种热情和真诚不带半点功利色彩。


办完公事后，在磅礴清淑的西湖边上，我看着苍茫秋水和黛色青山，一边品茗叙旧，一边缓缓地对老蒋说：


“此行浙江，我心中一直在遥望一个地方……”


“哦，哪个地方？”


“莫干山。”


“为什么对那里感兴趣？”


“一言难尽。别梦依稀二十年……我有一个莫干山情结啊！”


“那好，我们立即动身。”


老蒋干脆利落，又是一个不由分说。


当我们到达山顶时，已近暮色黄昏。莫干山依旧是萧萧竹海，幽幽峰峦。我迎着菲菲细雨放眼四望，心中不禁想起苏轼的“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的诗句，内心竟涌上一丝惆怅。第二天一早，老蒋陪我到剑池、黄庙、天桥、滴翠潭等处游览。这些风景名胜，都是当年上山时，我没有造访过的地方。


我是非常感谢老蒋的，他助我重上莫干山。老蒋看出我的感慨，于是我向他讲了我的故事：莫干山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1982年从人民大学财政系会计专业毕业，我被分配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财经组，师从金融专家徐雪寒，进行财政、金融和税务的宏观经济研究。与我同时分配到该中心的人大同学共有6人，后来我们共同的感觉是，中心是个专门收留老干部的“清谈馆”，眼看着红墙外面改革热潮大起，我们这些中青年人心生躁动。


1984年6月，经济日报刊登了一篇征文启事：9月份将在杭州召开一个经济理论研讨会，凡投稿获奖者将自动取得参会代表资格。我随手投寄了一篇“从经济发展历史阶段看税收制度的演变”的论文，大约一个月后，我收到了获奖通知书。


会议秘书处张钢打电话约我，到万寿路西街的中组部招待所谈话。去了之后才知道，这个会议由世界经济导报、经济日报、浙江省社科院等10家单位联合发起，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以中青年经济学者为主体召开的研讨会。筹备组共收到全国应征论文1300余篇，代表资格一律凭论文水平确定，最后有120篇论文入选，会议秘书处请我担任大会综合组召集人。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马宾是这次会议的特邀代表，于是我以会议代表和马宾临时助手的双重身份，赴杭州参加会议。后来才知道，这次会议对改革开放极具标志性意义。那时我国的经济改革如旭日初升，赵公时代需要新兴力量构想和探索改革方案，于是这批中青年同仁或为一支偏师，成了开风气之先的探路者。


1984年9月3日，我们这些北京地区的代表一起登机。有趣的是，因大多数都是中青年人，在飞机上大家很快就成为朋友并交谈甚欢，但是飞行途中遭遇强气流，飞机长时间剧烈颠簸，一些人竟因为晕机呕吐了，此尴尬一景后来成为大家的笑料，可谁也没想到这群人后来的命运犹如这次飞行颠簸一样，大起大落。


我们到杭州开完预备会后得知，会议定在莫干山。


莫干山在浙江省德清县西北，距杭州60公里。此山篁竹漫谷，清泉竞流，常年轻雾缠绕，云气氤氲，它与北戴河、庐山、鸡公山并称为中国四大清凉胜地。


莫干山之名缘于春秋战国时代，相传吴王阖闾命干将及妻莫邪铸一对无敌利剑，夫妻两人在山中因久炼不成，莫邪竟纵入炉火乃得。后人有感于他们的敬业献身精神，遂将此山命名为莫干山。现在想起，当年这群上山的代表，似乎也有一种莫干精神。


会议的主会场设在山上的芦花荡宾馆，此地离莫干山中心景区的剑池近在咫尺。但会议秘书处特别规定，参会代表一律不许游山玩水，秘书处也不组织与研讨会无关的任何活动，因此我们这些代表上山以后日夜集中讨论，那种敬业状态全然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改革参与之情。尽管莫干山风光旖旎，名胜遍野，但我们这些代表直到下山都没有时间在山间游览，不知道莫干山究竟美在何处。


莫干山会议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以30多岁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中青年人为主。会议以城市经济改革作为中心议题，分7个专题小组展开讨论，而我们综合组讨论价格议题的场面最为火爆，由于代表发言过于踊跃，我这个召集人不得不采取发言限时15分钟的规定，到点则以敲茶杯提示。


小组的研讨会上，华生、田源、张维迎等人在价格改革的核心问题上，争论异常激烈。其他组的代表闻声后，纷纷跑到我们组加入论战。在我们这间小会议室里，一时间竟然挤进近百人。


因为座椅不够，许多人便站在桌子上或听或辩。尽管我把茶杯几乎敲碎，仍然无法阻止激辩者之间的唇枪舌剑。那种热闹火爆的场景，犹如打擂台一般，各种观点你来我往轮番上阵，各派代表慷慨陈词，彻夜不眠。


后来，华生等人在莫干山上提出的价格双轨制议案，被纳入国家经济改革试点。虽未能实现理想效果，但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把一批当时的中青年精英推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例如王岐山、马凯、周小川、楼继伟、郭凡生、张维迎等人，都是当年莫干山会议的参加者。但也有人后来成为异见人士，例如陈一咨，张钢、朱嘉明等人，都因为1989年的那场风波而流亡海外。


我从莫干山返回北京后，随即于当年10月离开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白手起家创建了中国经济信息公司、中国经济信息杂志社、中国经济音像出版社这三块“中国经济”牌子的企业机构，成为中南海下海第一人。


如果说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是赵紫阳时代的中青年经济同仁走上改革舞台起点的话，那么1989年4月北京的京丰宾馆会议《改革10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则是这一批人命运的岔路口，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


京丰宾馆会议的召集者，几乎是莫干山会议秘书处的原班人马，研讨议题依然是经济体制改革。参会者除了获奖代表外，还有一些企业界的特邀代表，例如当时的中国首富，北京四通公司的老总万润南；北京思源破产咨询研究所所长曹思源等。


其时我兼任中国经济音像出版社社长，也是该次会议的特邀代表，我带领本次会议唯一的摄像组，在现场拍摄并送交中央电视台(4月3日新闻联播节目播报了该次会议)。当时国家体改委体改所所长陈一咨对会议的举办踌躇满志，因为按其构想和宗旨，这个会议应该是莫干山会议的延续，并希望借此机会再次巩固和提升经济改革同仁的社会地位。


会议结束那天，时任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以及宋任穷等领导人，接见了这次会议的全体代表。


与5年前的莫干山会议相比，这次的会议代表增加了许多新面孔，但最大的不同是京丰宾馆会议公开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争论，因此会议从一开始就出现严重分歧。


一批新兴的激进派代表强烈要求，向中央进言政治改革；而莫干山的“元老”们则利用会议组织者的身份，力控会议的经济改革主题。双方争执异常激烈，会场秩序几乎失控。陈锡文作为大会的主持者之一，竭力控制会议主旨仍不能止乱，直到周其仁以令人折服的现场演讲平息了激进派的情绪，但大会最终还是草草收场。


10天后，即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北京市民以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恩来的方式走上长安街和广场，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就此开始。需要特别一提的是，那年8月在北京军博举办的“平暴展览”上，其解说词的第一部分，居然把京丰宾馆会议列作“反革命舆论准备阶段”，如此“高抬”参会者，实在令人消受不起。


莫干山和京丰宾馆这两次以中青年为舞台的研讨活动，以喜剧开场，悲剧收尾。如果尚有值得探索的地方，那就是两次大会虽是同一班组织者，但他们对京丰宾馆会议参与者的政治改革激情，既缺乏精神准备又缺乏智慧对应。


现在回头看，这两次会议所讨论和触及的议题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但是当年有那么一批中青年人，在中国改革的历程中，留下过深深的痕迹。他们是先行的问路者，他们存有浓厚的忧患意识，存有炽热的改革激情。他们争论过，呐喊过，奋斗过，也因政局突变和政见各异而分道扬镳，有的登上庙堂，有的遁入山野，也有的漂洋流亡……他们始于风生水起，终于空谷寂灭，他们的飞扬与曲折是中国改革的一个侧影。此后，他们曾经攀登的脚步声，迅速被历史淹没了。


自那场震惊世界的风波后，常闻非议“莫干山人”的声音，对此我不以为然。站在岸上嘲讽溺水者是最容易的事情，但不去试水，永远也到不了彼岸。自莫干山和京丰宾馆会议后，这种由社会团体发起组织，以民间海选方式进行的改革大讨论，从此绝迹。


今天重提这群当年的中青年人，不仅因其中有许多我的同窗和好友，也是想与道合者及道不同者对一个逝去的时代进行反思。如果那时的当局没有改革的气魄与雄心和广开言路的真诚与延揽，则无“莫干山人”。“莫干山人”是时代造就的，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就是改革。他们的崛起是因为改革，他们的陨落也是因为改革。


任何改革都会制造悲剧。悲剧就是明明知道前面是一条荆棘丛生的危险路途，却无法阻止殉道者向黑暗迈出的步伐。只有悲剧才能刺痛人们的心灵，能给国民的麻木自慰泼上冷水，在痛定反思之后牢记教训。


毛泽东在1957年上海干部会议上说过：“莫干山你们去过没有呀？上下都是一十八盘。社会的运动总是采取螺旋形式前进的。”今天重温这段话，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螺旋”就意味着徘徊、挫折、失败、倒退。不知为什么，自秦、唐、宋、清以降，中国历代改革者都对改革苦痛有预知而无预防，结果往往成为自愿或者不自愿的殉道者。


2004年在重上莫干山之前，我曾先到上海造访我们班的姚钢。当年他也是莫干山和京丰宾馆会议的代表，他的亲戚张少杰曾是体改所的元老，也是我的朋友，莫干山和京丰宾馆这两次会议姚钢和少杰都参加过。


因此，我对他们说，莫干山是许多人的心结，我总觉得我们有义务写下这一段历史，让世人了解中国的这段光辉美好和苦痛曲折的路程。如果我们不记录，恐怕这段历史就永远沉默了。


从山上下来以后飞黄腾达的人，肯定是要回避这段历史的，因此只有我们这些已作闲云野鹤的当事人，才能完成这段记录。我曾在1984年组织拍摄过第一部政论片《迎接挑战》，因此我向他们提议筹拍一部《莫干山之路》给历史留作一种交代。姚钢和少杰都非常赞同我的建议。少杰说：“这个主意挺好，片名叫‘走下莫干山’吧，这样更富有深意。”


是何深意少杰没说，但我知道莫干山前山6公里，后山26公里，但是前山山路弯多坡陡，险象环生，毛泽东当年即从此路上下山，当年我们开会也是走的这条路。


后来我与少杰通过电邮反复磋商具体方案，我们都认为历史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们身居场外，看问题应是比较客观的。至于这部片子何时能见天日，暂且不去管它。既然做过莫干山人，就要认同莫干那种献身精神。


没想到上海一晤，与少杰竟成永诀，这位学界才俊因癌症中年早逝，我们商议的拍片计划也因此放下了。每当想起他清癯而生动的神形，我的内心都有一种惋惜和悲凉。这篇文章的题目我刻意用了他的提议，希望能以此告慰少杰的在天之灵。


2012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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