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喜读《日记中的池必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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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读《日记中的池必卿》

朱正

　　今年人们隆重纪念改革开放的三十周年，是很自然的。今天，知识分子也好，农民也好，干部也好，一句话，每一个中国人，能够有现在这样的生存条件，能够对未来抱有希望，都应该拜三十年前开始的这一场改革开放之赐。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许会以为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吧，可是五十多岁的（还不必说像我这样七十多岁的人了）老年人就会说，不，那时生活完全不是这样的。习惯于今天的生活的人，对于三十年前每日每时发生的事情，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回顾往事的时候，我要说的是，这一场改革开放的开始是何等的艰难。不久前我读了王民三日记的节选，使我又重温了这一页艰难的历史。
　　日记作者王民三，1956年起，就是贵州省粮食厅的领导人，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几十年。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的工作，他同省委领导的接触。现在他从日记本中摘录出一部分，以《日记中的池必卿——1977—1985年粮食工作片断》为题，听说是发表在贵州省粮食局的内部刊物上。我没有机会看到这刊物，只看到它的一个节选本。我看到的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贵阳联谊会编印的《三联贵阳联谊通讯》2007年第2期（总第47期，2007年5月20日出版）上刊出的《王民三粮食工作日记（节选）》，以及这篇之后刘学洙的介绍文字《一份可贵的贵州粮政信史》。我们就从这份节录之节录的材料，就从一个省（贵州省）的一项工作（粮食工作）这样一个小小的窥视孔中，可以看出改革的极端必要，和改革的极端艰难了。
　　池必卿1978年5月至1985年3月主持中共贵州省委工作，开始是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是马力，1979年9月马力病故之后担任第一书记。现在人们回顾历史谈到走到改革开放前列的省份，总不会忘记说四川、安徽、辽宁，说到贵州的似乎不多。看了王民三的这些日记，就会知道池必卿也是走在前面的一人。
　　我看到的这份日记节选，最早的一天是1977年2月6日，最后的一天是1982年8月16日。也就是说，从改革开放的前夕，到改革开放的初期。下面我就来介绍一点日记的内容。

　　1977年3月5日
　　李葆华（引者注：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二书记）在四干会上宣布党中央决定，马力同志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马力在大会上讲话，其中有：“对社会主义大干了还要大干，对资本主义大批了还要大批，争取在较短时期内改变贵州的面貌”。
　　马力这话，当然是说得不错。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难道能够不干社会主义，不批资本主义吗？问题是：你怎样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下定义？这时，在共产党内部，有致力于改革开放的人，也有不很赞成乃至很不赞成改革开放的人，这两部分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解释是大不相同甚至针锋相对的。马力所说的大干了还要大干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呢？王民三1979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抄录了新华社内参（104期）对贵州工作的评论全文，其中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省委一些领导同志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对贵州的祸害及其流毒的严重程度认识不足，路线不够端正，自觉不自觉地维护和执行了林彪、“四人帮”时期一些左的东西，如在农村推行“三地”代耕，“穷过渡”，“场期改革”（引者注：就是延长赶场日期的间隔），限制集市贸易和家庭副业；搞高指标，高征购，加重农民负担；农田基本建设不因地制宜，搞一刀切，形式主义，劳民伤财……致使贵州三年来的经济工作进展不快，多年来出现的经济困难改变不大。目前贵州老百姓吃粮仍十分困难。每年要国家调进十亿斤粮食，社员生活水平很低，平均口粮只有三百五十斤……
　　马力在就职演说中说的“争取在较短时期内改变贵州的面貌”这一豪语不能不落空了。这也是必然的：你要继续坚持几十年间已经用不断的失败证明了“此路不通”的那一套，难道能够有较好的结果吗？
　　作为下级业务部门的负责干部，王民三还是向马力进行过规劝的。他1977年8月27日日记：
　　省委突然决定今年粮食征购任务18.5亿斤，我感到任务定得太重，1974年1975年连续两年受灾，农民负担承受不了，又要走“购过头粮”的老路子，必然又购又销，劳民伤财。为此郑重地给省委第一书记写了一封建议信，说明了不能多购的种种因素。信的内容事前已个别征求了部分常委的意见，都表示赞成。
　　可是收信人马力却不赞成。王民三1977年9月2日日记：
　　在向省委常委汇报粮食会议情况时，马力对我的这封建议信严厉批评，理由是要减轻中央调粮的负担，其他常委都不便讲话，马还讲：“我已给陈国栋（时任粮食部长）谈了，生产我们有雄心壮志，明年少调点，后年不调，八○年大见成效，做出贡献。”

　　10月31日日记：
　　在地委书记会议上，马力再次点名批评王民三关于少购粮食的信。他说，在粮食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是相当激烈的，你写信也是好意，我批评了多次，思想也不一定通。

　　11月10日日记：
　　据各方面传来的信息，近来马力在各种大小会议上都点了王民三的名，上了纲，戴上了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为什么比当着我的面批评要严重得多，使我难解其中的原由。

　　1978年4月25日日记：
　　省委常委会讨论夏粮征购工作，马力的批评更为严厉，说你们在征粮数量问题、购过头粮问题、农村缺粮等一系列问题上都说明了对形势的看法。否定粮食大丰收，否定大好形势。
　　7月6日的日记中还记下了“马力说，王民三要撤职，开除党籍”。大约是没有得到常委的支持，马力才没有处分王民三。
　　王民三认为高征购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9月2日的日记上，记下了省委常委王朝文在全省财贸会议上说的几句话，王朝文说：“惠水县摆金区歌唱家罗秀英反映当地农民呼声，粮食减了产不够吃，增了产不够吃，增不增一个样。”
　　征购粮食，是粮食厅（局）业务范围内的事。王民三日记中这方面的记载不少。他当然明白，压低一点征购数字，可以减轻一点农民的负担，但是并不能根本改善农民的处境。真正的出路在哪里呢？他在1978年9月21日的日记说：
　　省委开地委书记、部办委主要负责人务虚会，我在财贸小组会上呼吁：“解决粮食问题的出路在推行农村生产责任制，根据到惠水的调查，包干到组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关键，包到组，不是单干，有了超产奖，农民才有热情”。

　　9月23日日记：
　　在务虚会上，同地委书记们，孟子明、陈健吾等议论，都认为包产到组是势在必行，那是一种劳动定额管理形式，过去挨批，就是在这方面，在是非不明情况下，干部心有余悸。

　　9月25日日记：
　　《红旗》杂志第六期发表了一篇包产到组超产奖励的文章，我复印了几份发给省委常委，有的仍表示心有余悸的心情，因为这正是当前批判的东西。
　　可以看得出来，王民三在提出这个主张的时候，还不敢说“包产到户”，而只要求“包产到组”，而且要强调说明“这不是单干”，表明他还不敢冲决意识形态的网罗，他也是心有余悸的一人。可是，就在这时候，划时代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了。他12月24日的日记说：
　　刚结束的（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将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全党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阶级斗争天天讲和空头政治时代将要结束了。
　　在全会闭幕才两天的时候，就能对它的历史作用作出如此准确的评价，这充分表现了王民三的历史眼光、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
　　在这本日记中，有多处兴奋地记下了实行包产到组的成效。1978年11月2日日记：
　　去惠水县姚哨公社，看到这里搞了包产到组之后，像火山爆发一样，人心沸腾起来了，群众说：不愁没粮吃没肉吃了。和县委邱耀国、梁登峰看了，一致认为，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1979年6月15日日记：
　　应安顺地委陈远武之邀，和农委副主任孟子明去参加地委常委会，听了一天半，他们镇宁、关岭包产到组到户相当普遍，农业生产形势很好，群情高涨，关岭一位公社书记发言：“生产队不如作业组，作业组不如单干。”普定县反映：“大集体不如小集体，越小越好，越大越不好管”。类似的呼声很强烈，有些人心有余悸不敢讲。我和孟听了都受到很大启发，认为农业有了希望。

　　7月7日日记：
　　包产到组形势发展很快，凡是搞了的生产就好，我想，由此可以引申出一个理论，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生产力就应该是检验生产关系的标准，包到组（户）既然能发展生产力，就证明大集体大锅饭体制是违背生产力原则的。
　　9月18日日记：
　　省委开地委书记会，池必卿充分肯定了农村大好形势，充分肯定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形式。还讲“要打破左倾机会主义的紧箍咒”。
　　省委第一书记的这种态度当然是贵州全省改革开放强劲的推动力。
　　在这本日记里，王民三不仅记下了池必卿在这一类会议上的正式发言，还记下了他一些三言两语的插话。例如，1979年1月3日的日记，记下了他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财贸农村组发言的情形，他写道：“我的发言不冷静，引起池必卿极大关注，在插话时，池必卿只说了一句‘我们多年来都是对农民的剥夺’。”池必卿这话真是说得太真实，太中肯，太深刻，也太尖锐了。几年前从土地改革运动中分得的土地，以及耕畜、农具等等生产资料，以及其他财产，都一年一年，一步一步，剥夺殆尽。与粮食统购统销相结合的举世无双的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农民成了比城里人要低一等的二等公民，不但在物资供应、升学就业等等方面比城里人要多许多限制，就是在婚姻方面也是如此，因为这种户口制度规定，农村妇女所生子女也只能是农村户口，请问，有哪一个城里的男人愿意或者胆敢娶农家女为妻呢？农村户口要转变为非农村户口，有一个专门术语，叫做“农转非”，这可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在我的记忆里只有过一例，大约是山东省某县吧，一个农家女在种地的时候发现了一块很大的天然钻石，把它上交给了政府，于是她就得到了“农转非”的奖励。天呀，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天然钻石好捡呢。这就不但剥夺了他的财产，还剥夺了他的人身自由，以及他子女的人身自由。在放弃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之后，户口管理制度相应地有了一点松动。但是，这方面的改革是还没有到位的，至少，还没有实行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享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权利。假如公民都有了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权利，就不会有什么“外来务工人员”一说了。现在是，就在北京城里，还有相当数目的人被称为“外来务工人员”，地位就要比北京市民低那么一等，比如说，他们的子女入学，缴费就要多些。这大约可以看作剥夺农民的一点遗痕了。从池必卿上面的这一句话里，可以看出他对我们这种对农民的剥夺是持批评态度的。

　　8月12日日记：
　　城市居民食用油的供应标准，一直是四两，现在有了条件，拟提高到五两，经请示池必卿、苏钢（引者注：时任贵州省长）得到批准，中粮部知道后，表示了不同意见，又跟池必卿谈，他说，我们作为临时措施吧，群众生活太苦了。
　　池必卿就是用“临时措施”这个借口，顶住了中央粮食部的“不同意见”，维持了增加居民食油供应量的原议。这时候，他想到的，不是个人将要承担什么责任，而是群众生活太苦了。有这样的态度，他才能成为改革开放的勇将吧。
　　池必卿对改革开放的坚定态度，在王民三的日记中有不少反映。这里只介绍一下《阳关道与独木桥》这篇传诵一时的名文的来由。那是一次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东北杨易辰说包产到户是个独木桥，他们不走这个独木桥。池必卿针锋相对地回答：“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这回答，真是掷地作金石声！吴象即据此写了《阳关道与独木桥》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王民三1980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记下江西的一位省级干部对他说的：“贵州池必卿的名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响遍了全国，我很佩服池必卿顶住压力的硬骨头精神，他为贵州人民立下了大功。”因而也就可以说，他为改革开放的大业立下了大功。
　　王民三的日记，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极有公开出版的价值，看到我这篇点滴介绍的读者，大约都在热切地期待着读到全书吧。


原载《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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