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革中的“逆子”忏悔

fuqiangqiang · 发表于 2019-11-17 12:00:42

答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驻北京记者Clarissa Sebag-Montefiore和万丽小姐问2 r) V1 I/ H! m+ Q% p4 S9 _+ F/ j, a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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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采访申请  Q; A- p( H' I0 ~. H! {$ H6 K

" I0 C" f2 }) i) O6 h1 P0 H时间：2013年02月27日 14:04 (星期三)

张红兵律师，

您好！

我的名字叫万丽，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http://www.economist.com/) 在北京的记者Clarissa Sebag-Montefiore最近在写一篇关于最近发生的文革案件受审一事，我是她的助手和翻译。关于此事，我们想在今天或者明天下午和您申请一个面对面的采访，不知道是否可以吗？晚上也可以。

我之前打了您的电话，可是一直没有办法联系到您......

非常谢谢您的时间！

祝好！

                                             万丽

《经济学人》杂志采访问题

时间：2013年02月27日 17:14 (星期三)

张律师您好！

下面是我们的一些采访问题，再次非常谢谢您的配合和时间！

1. 您当初检举了您母亲的什么情况最终导致她的死亡呢？那时候您多大了？当时事情发生的时候您心中是否感到很遗憾呢？

2. 想问您当初为什么决定检举母亲？您能否让我们知道具体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母亲又是如何去世的等等。

3、您希望将母亲的墓作为一个文物来保留，是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4、您觉得现在这个时候来讨论文革时机对吗？

非常感谢您，张律师！

                                          万丽

尊敬的万丽、Sebag-Montefiore小姐：

在回答您们的问题之前，请允许我向您们展示一张珍贵的、失而复得的、关于我的家庭的“全家福”黑白老照片。

这张照片大约摄于中国大陆1964年“四清运动”之前的1962年（？即需要继续考证。下同），拍摄地点在中国安徽省怀远县城关镇南大街（？）照相馆。

中国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是我的幼年和少年时代（2——11岁）生活过的地方。它是淮河岸边的一个美丽的小城，距离涡河、淮河交汇处涂山脚下的禹会村不远，这里相传是公元前4 000多年的“禹会诸侯”的地方；县城南部的荆山隔着淮水与涂山对峙，山的北麓是流传着美丽传说的国家3A风景区白乳泉；它还是栽培历史悠久、名闻遐迩的“怀远石榴”原产地。

我先介绍一下本文中将要涉及到的每一个人物：

我的父亲张月升：照片中左起第3人。1926年生于安徽省桐城市大别山区“老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桐城是著名的清朝康熙皇帝时代散文流派“桐城派”的发源地，其开创者、著名学者方苞、其后刘大櫆、姚鼐都是桐城人。

我的曾祖父、祖父都是农民，常年居住在被高山遮蔽着日头的张湾。父亲1940年参加新四军江北游击队，历任战士、保健员、军医、团卫生队队长、皖西军分区桐城医院（现市人民医院）院长；1951年转业，历任安庆专署中心卫生院室长、宿县专署卫生科课长、怀远县卫生科（局）科长；离休前任五河县商务局副局长。以下是父亲坟墓的碑文（部分）：

出身农家，自幼读书。童年丧母，父病家贫。辍学务耕，少年从戎。枪林弹雨，奋不顾身。历经“皖中反扫荡”、“孟良崮”、“淮海”、“渡江”诸战役。两度因战负伤致残，立大功、三等功；荣获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勋章；建国后致力于医疗卫生工作，实事求是、忠诚耿直；历经“反右”、“文革”磨难，弃医从商，廉洁勤政、克己奉公；教育后代，爱众亲仁。

家母方忠谋像（1926——1970)                张红兵供图

我的母亲方忠谋（曾用名方忠模）：照片中左起第6人。1926年生，安徽枞阳（原属桐城）人，是当地著名望族“桐城方”后代。自幼读书、劳动。1949年2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工作积极负责，政治上要求进步。历任卫生员、护士、护士长。参加渡江战役，救死扶伤，英勇无畏，两次被评为劳动模范，荣立三等功一次，出席安庆军分区英模大会,曾在安庆专署中心卫生院（即现安庆市立医院的前身）工作（？）。1951年11月(?)转业，历任安徽宿县专署医院（现名宿州市立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怀远县医院医疗股副股长，1956年出席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生前任固镇县医院门诊部副主任。

1956年3月7日，安徽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蚌埠专区卫生小组全体同志合影（前排左二为方忠谋）          张红兵供图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中国大陆的最权威官方媒体《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中的词语〔简称“两报一刊”语〕；以下简称文革）中——1970年2月，因赞扬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前国家领导人，提出“要恢复他们的一切职务”、反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等言行被捕，1970年4月11日不幸遇难,死年44岁。1980年7月23日，宿县地区中级法院刑事判决（刑再字〔79〕第156号）认定：原一、二两审判决是完全错误的，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我的外祖母方吴氏：照片中左起第5人。一位裹着小脚的农村妇女，与丈夫方雪吾生育三女一男；因受丈夫方雪吾、长女方忠谋的案件牵连,历经困苦坎坷，为家庭、子女、外孙、外孙女等辛勤操劳一生，享年80多岁。

方雪吾，我的外祖父。据有关史料载明：方雪吾是第二次国共战争时期的中共党员，经组织介绍进入国民党桐城县党部，任北三区农民协会负责人：

1929年3月，中共安徽省临委派王步文来桐城县指导工作……成立中共桐城县临时委员会，章逐明任书记……江靖宇、季子咸、朱苍林三人，既是中共党员，又曾参加国民党。章逐明高瞻远瞩地向上级建议，要求他们利用有利的社会条件，谋取合法社会地位，掩护党的活动。他的这一建议深得上级党组织的赞同。此后，江、季、朱分别担任了国民党桐城县党部的执委和监委，通过他们，又陆续介绍了中共党员方雪吾、项孟卿、王靖疆等人进县党部任职，从组织上控制了国民党县党部的领导权。章逐明领导县临委一班人，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和工农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潮，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

（引自安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桐城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桐城近世名人传〔续集〕》〔《桐城文史》总第14辑〕，1995年8月版，第179—180页）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枞阳县组织史资料》载明：

中共桐城临时县委及群团组织（1929.3-8）……中共桐城临时县委书记章逐明王步文……委员……季子咸……江靖宇……中共钱桥西支部负责人项孟卿……北三区农民协会负责人方雪吾（1929.春-8）

（中共枞阳县委组织部、中共枞阳县委党史办公室、枞阳县档案馆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57页）。

我的小姨方佩兰：左起第8人。拍照片时是著名的怀远一中的高材生，参加过文革“大串联”运动。母亲方忠谋案发后，受牵连下放农村劳动。从幼儿教师位置退休，家住安徽省淮南市区；因儿子、媳妇、大女儿、大女婿都在沪工作,现在上海居住。

我的舅父方梅开：左起第1人。外公和外婆的独子。初中毕业后，受家庭成分影响，升高中读书无望，在建筑工地提过泥兜、在公路施工工程抬过土，在农村粮站也干过不长时间合同工。母亲方忠谋出事后，受牵连下放农村劳动。从某医院会计师岗位退休，现在固镇县城居住。
http://zhbtcr.blog.sohu.com/259542801.html

fuqiangqiang · 发表于 2019-11-18 00:49:19

一

妈，在安徽五河县锦绣兰庭小区家里的书房，不孝之子我关起门来，面对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您的照片跪下了。我的双眼含着热泪，哽咽着给您写这封酝酿了34年的信。

在佩兰姨和梅开舅推动下，1979年10月，我为您的冤案申诉要求复查平反时，写了如下日记：“我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才能洗掉母亲脸上的血污”。我萌发了学习法律，当一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律师念头。

我有千言万语向您诉说，现在是时候了。

1970年2月13日夜晚，在安徽固镇县卫生科（县群众专政指挥部驻地）院内的家里，因您表示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要为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翻案、发表对中共与其他国际共运政党之间外交政策看法、反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焚烧毛的画像等，被我和父亲张月昇检举、揭发。

当时您在固镇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当副主任。尽管仅在家乡安徽枞阳县菁华中学初中读书一年，但历史已经证明：当年您发表的主要政治观点，与后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等文献是一致的。您是正确的，而我和父亲错了！

像过去无数次我在梦中寻觅您、在2012年固镇县“方忠谋墓（遇难地）认定不可移动文物听证会”上、在今春以来面对中、英、美、德、法、日等国记者采访一样，我再次向您忏悔、道歉：是我亲手把您出卖给邪恶并送上了断头台。妈妈！我对不起您！对不起！如果能赎回您宝贵的生命，我宁愿立刻去死，哪怕死一百回！

在您遇难43年后的今天，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为自己有您作为母亲而感到骄傲！

您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您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平民，虽然不能与昨天刚逝世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受到全人类尊敬的黑人前总统曼德拉相提并论，但是，您勇于独立思考、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精神和他是一脉相承的。我要大声地说：妈妈，我爱您！

二

我还要说：假如您不是生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而是出生在公民拥有言论自由等权利的法治国家，当年，即使作为县卫生科长的父亲张月昇和我这个16岁的中学红卫兵向县革委会人保组检举揭发、要求判您死刑并立即执行，您也不该死，不会死！

而在大陆，1967年1月颁布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公安六条”）明文规定：“凡是……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什么“依法惩办”？从当时经常张贴在固镇街头的《布告》内容来看，就是“枪毙”！

但是反过来：如果不是我和父亲狠心告发，您的冤案就不会发生，您就不会死！我们爷俩对您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就是杀害您的凶手！对此，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否认、隐瞒。

然而，无可置疑的是：尽管我们绝情地告密，但毕竟无权决定您的生死命运。依据“公安六条”规定，当年此案被县、宿县地区逐步升级，报经省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判您死刑、立即执行；从2月13日发案到批准死刑，还不到两个月时间！

归根结底，是一纸恶法剥夺了您的生命！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邪恶的帮凶；而杀害您的凶手，是具有镇压大权的国家机器！

三

我跪着给您写信，除了真诚地对所犯下的十恶不赦大罪悔过之外，还为了体验在文革中父亲和您被罚跪批斗、特别是您临死那天跪着的感受。

1970年4月11日上午。灰云低垂，冷风袭面。县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代表委员会南侧广场。白底黑字的“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犯方忠谋万人公审大会”巨幅会标。那天，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我到了会场，亲眼看到：

您被五花大绑押上来。当登上用附近小学校的课桌临时搭建的宣判大会台时，您胸前挂的在名字上打着血淋淋红 × 的木牌靠近了膝盖；您突然用膝盖猛地撞击牌子！它的边缘挫痛了您，您用非同寻常的动作表达对专制的愤慨！

您跪在台上，万众瞩目。一个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军人揪住您的头发硬往下按——要您向“广大革命群众”低头认罪；但是按着的手一松，您的脖子一拧、短发一甩，立刻昂起了倔强的头！您怒睁双目，射出了仇恨暴行的光芒！

您环顾会场四周，寻找自己熟悉的面孔。当看见老邻居、西圩生产队长齐洪川时，您向他点头告别（这是十年后他亲口告诉我的。他和小姨说：在出事前，是您有意安排让梅开舅与他的长女——我舅妈定了亲）。您默默地向那些熟悉的眼睛告别……在更多生疏的脸上，您看到的是恐惧、惋惜、兴奋、冷漠、迷茫……

宣判后，为了显示威严，主持者大喊一声：“把现行反革命犯方忠谋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两个当兵的把跪着的您提起来，架着走下木板台阶，人群中一阵骚动。在被拖上停在会台旁的大卡车时，您掉下了一只平跟带襻的黑皮鞋（这是后来舅妈告诉我的）。

我坚信：当脚上的鞋子脱落时，您一定想到了“民国十八年参加共产党”的父亲方雪吾“在死之前，故意把鞋子脱下来”；想到他“名义是保小（学）校长，实际上做地下工作”；想到“他……筹备党的活动经费”；想到他“打入敌人内部工作，被……杀人灭口”（这是当年2月12日清晨，您来到东屋孩子卧室里，对我们和舅舅说的话）。

我知道：当刑车发动起来迅速驶离会场、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时，许多人跟在汽车后面追赶，去看行刑场面。您被捆绑着站立在向东急驶的车头，风把您的头发吹向耳后；您背后插着自古以来沿用的“亡命旗”，它在您手臂、上身被紧勒成一团的法绳中。您一定想拼命向车下的人和站在街道两侧围观的民众呼喊：

“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为什么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刘少奇、李葆华、邓小平等等，要立即宣布解放”！“我认为彭德怀同志是好同志……搞他是错误的”！“算她（江青）给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的账”！“他（毛泽东）把历史车轮倒拉21年，我要把它颠倒过来”！

以上是1970年2月13日夜晚您在家里说的和在纸上写的主要内容，是您在被捕后审讯时的“供述”。十年后我才知道：在县看守所里，他们打掉了您的牙齿，可是您仍坚持观点不变！

我不怀疑：在东郊大木桥北半里地的刑场，望不到边的田野上，枯草萧瑟。在被刽子手踢中跌跪在地上时，您一定想用尽最后力气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但是，您发不出声音！您被无情地剥夺了“为真理而斗争”的最后权利！当罪恶的枪声响起，您的脑海中一定闪现过我这个“憨子”的脸庞，浮现出让您爱恨交织、无法割舍的亲人们的面容……写到这里，我再次哭起来，热泪在近视镜片上流淌，模糊了双眼。

四

尽管我的双臂自由、两手倚着电脑键盘打字，但跪着的两个膝盖、支撑的脚前掌骨很疼，痛感随着时间延长不断地加剧。

我说您死前要喊口号并非主观臆测：当夜您用扁担划拉下东屋门头上的毛泽东画像；接着把自己反锁进西屋卧室里：您撕扯墙上挂的毛像和诗词手迹，从镜框里取出《毛主席去安源》邮票点火焚烧；在我按父亲命令狠心用擀面杖打了您背部两下后，您喊的就是这句口号！

可怜的妈妈！仅仅因为您说了几句赞扬或批评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话、撕下焚烧了毛泽东像等“圣物”，您就被剥夺了与生俱来的“人人有权享有的生命”权利！（见中国作为创始国的联合国大会1948年12月通过并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规定）

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地区里，有几个制定了如此恶法！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与这种反人类暴行相“媲美”的，只有中国秦始皇“焚书坑儒”、中世纪以来欧洲“宗教裁判所”——它把反对“地心说”的布鲁诺烧死在火刑柱上！

五

如果人死后真有灵魂，当您的魂魄飘到空中，一定会看到过去的一幕幕情景：

1951年秋。长江之滨安徽安庆市。在桐城大别山里放牛、只读过二三年私塾、有9年党龄、11年军龄的中共党员、25岁正营职干部的父亲与您——同年出生的军分区医疗队荣立三等功的模范护士、共青团员，经组织批准结婚。菱湖公园木桥边、荷花池旁，有您们依偎的身影；钱牌楼胜利剧场里，看黄梅戏名角严凤英演出的掌声如潮，观众中有您们的笑声……

您和父亲调到皖北宿县区中心卫生院工作。父亲任医政课长，您是护士。1952年6月，女儿小胖（张芳）出生，您带病坚持工作，被选举为工会委员，提拔为护理部副主任。被划地主成分的外公死后，外婆领着佩兰姨（6岁）、梅开舅（4岁），从老家来宿县投亲。1953年9月，伴随您产前的巨痛，我呱呱坠地。父亲调任安徽怀远县卫生科长。1954年弟弟出生，您因妊高症急救后转上海中山医院。政府发放保姆工资，您请了3位奶母哺乳我们，自己坚持上班。

1960年。怀远。每月除了花光您和父亲的工资外，您兑完了一二千元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卖掉了自己的金壳手表，买洋葱头等补充家人口粮不足。父亲和弟弟得过肺结核，您计划着把每一分钱用在刀刃上，为弟弟订了羊奶。吃饭时，外婆从锅里先捞出大半碗米粒递给父亲；您和外婆嚼着葱头和葱叶，吞咽着像稻糠一样扎嗓子的“无粮面”粑。日子过的艰难，最大幸福是全家八口平安度过饥荒……

六

自1970年2月7日以来，父亲就发现您在思想上、精神上、情绪上有些不正常。

从2月13日早晨去医院上班到晚上下班，您连续工作了十多小时！而在这一天里，您连一口饭都没吃！送走在家吃晚饭的父亲的新汴河工地三位同事后，您回家坐在堂屋中小凳子上，在木盆中搓洗我们洗澡换下来的衣服，连一口开水也没喝。

当时，“六亲不认”的我像中了魔咒，如一头张牙舞爪、疯狂嚎叫着撕咬猎物的怪兽，对您进行了长时间批斗，直到午夜您被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捆走。我就是没有人性的“狼孩”！

我不知道您到什么时候才能吃上一口饭；您那孱弱的躯体怎能经受得住如此精神、饥寒、劳累、病痛的多重折磨！俗话说：“母子心连心，打断骨头连着筋”；可是当时的我，怎么对您连一点儿怜悯、同情、关爱之心都没有？

当天早上，您是否知道父亲要您请假休息、不要上班的用意？您是否明白舅舅上午去医院供应室帮着您消毒时的想法？您是否懂得我和弟弟在父亲安排下，先后去找您回来吃午饭的心情？虽然做过战场军医的父亲和我们不懂医学精神症状概念，但在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生怕您再发生什么意外，因为咱家难以承受意外的打击了……

七

1965年5月，您和父亲从怀远调到固镇工作。

1966年12月，14岁的姐姐张芳作为固镇中学革命师生代表，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检阅；回家后第4天，忽患脑膜炎去世。对于女儿之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您都没有缓过来，就像祥林嫂一样，逢人就说自己的小胖多么懂事、优秀。

1967年1月16日，您和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中。造反派在卫生科院内贴出了大字报，号召打倒“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张月昇！随后，在更多的大字报中，我第一次看到关于外公的事：“张月昇的老婆方忠谋，其父亲方雪吾系恶霸地主、国民党中统特务中心组长，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革命人民的鲜血，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我人民政府枪毙。”接着，父亲被造反派戴高帽游街，长期批判斗争。

在一次批斗父亲的会上，您被叫上台陪斗。有人拿出写有“地主分子母老虎”的纸糊帽子逼着您戴，您大声抗议：“这不符合党的政策！”因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而作罢。有人对戴着高帽、低头跪在水泥地上的父亲拳打脚踢。您一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一边用双臂遮挡着来自周围的拳头、巴掌，护着父亲。

批斗会结束后，您手挽着父亲结伴而行。在公共场合，我从未见过您俩如此亲密。回到家里，您连夜用旧布包着棉花，为父亲缝制了一副厚厚的护膝，准备下次挨斗用。

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尽管您作为“特务嫌疑”“内控使用”已在1964年取消，但到了1968年10月，您又被医院革委会作为“地主分子”、“特嫌”，进行隔离审查，限制人身自由；后来，由我和弟弟、舅舅轮流给您送饭。

我看到您的脚面肿得发亮，只能穿宽松的布鞋。您每天戴着白袖章，早晚站在医院门前大路边“请罪”；白天则一丝不苟地挑水、扫地、刷瓶子、打扫厕所……对此，您始终毫无怨言；但对这种政治株连、对组织上迟迟不作结论非常不满。

往事历历在目。我们多么想让厄运尽快地远去，回到那虽然艰苦但生活毕竟已好转的家庭和睦、平安幸福的年代啊。

我的愚蠢导致了家庭巨变：不但您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而且再次把咱家——不，是与我们有关的多个家庭推进了苦难深渊！“一失足成千古恨”！

八

随着时间延长，我跪着的两腿从疼痛到了麻木。我知道您被捆绑着下跪、支持不住歪倒的滋味了；咬牙摇晃着站立起来——这完全是我这个把“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的歌当真、丧尽天良的儿子让您遭的罪！

2月13日夜晚在家里，当听到您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是引用人家的话时，突然间我闪过一个念头：前几天您说的外公不是地主、死得冤枉等话，都是为地主家庭翻案、为反革命父亲翻案；您这是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我家里出现了阶级斗争！我要捍卫毛主席！而表明自己“站稳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避免今后对自己不利，是我当时的部分动机。于是我立即开始了对您的批判斗争！

我的行为是卑鄙的。因为这种行为按当时法令来说虽然正确，但我的部分理由却是错误的的——是为了自私的利益！

从我批判您“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开始，到您愤怒地回答“我立即采取革命行动，把家里的（毛泽东）像全部撕掉、砸碎”时止，在近一个小时里，除了父亲说过一句话外，舅舅、弟弟几乎没说话。直到这时，父亲开口向您宣布：“从现在起，我们就坚决和你这个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

父亲的话，完全是被我逼出来的！当我说“你放的毒，我条条记得清清楚楚，一条你都跑不掉”时，就做好了检举您的思想准备！这就是我的目的！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已被造反派批斗了21场、刚获得“解放”的父亲心里明白：如果他不立即表态，我就会连他一起告发，全家一块完蛋！

您不知道：在父亲让您自书供述、离家去县里汇报后，激愤的我担心他没有真去报案，又写了一封检举信，包上我佩戴的红卫兵胸章（固镇中学红卫兵营0108号），塞进了在院里住的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的宿舍门缝！

父亲对我的行为及后果判断准确：对于您，他想遮掩也盖不住，除非把我这个“毛主席的忠实红卫兵”一棍子打死！但是，当着您和舅舅、弟弟的面，他对我这个亲生儿子下不了手！这样做只会使事情更复杂，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但在您的冤案起因上，父亲有一种错觉。

1980年6月13日，您的冤案即将平反；因省里希望做成“安徽的张志新”案，佩兰姨来我家写回忆您的生平事迹材料。

当晚，父亲、小姨和我们在院子里乘凉。父亲说有一个问题他想不通：您出事前，他已经“站起来”工作了，医院革委会也准许您回家吃住了，您为什么突然搞这一出？当时他想：固镇这个地方复杂，难道您能被暗藏的美蒋特务收买了吗？小姨说她也有类似想法。

父亲和小姨都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我又何尝不是！我们都缺乏精神病学的常识。而这一点，一直到我为您的冤案写申诉书、彻夜不眠、边写边哭的时候才想到！

九

我今年60岁，比您多活了16年。我和妻子与女儿、女婿、外孙一起生活。我们4个大人都是中共党员。与您相比，我们入党根本没费什么劲！

我知道：作为党员干部和您的丈夫，父亲张月昇有很多缺点、错误。在与您结合后19年家庭生活中，他没有给予您足够的体谅、关心和爱护；其中最大的错误就是：因告发而抛弃了对您的忠诚。不过，他绝没有想陷害您的念头！

父亲迫不得已检举您、在您越狱回家后又把您送进大牢（当时我看住您，拒绝了您进西屋洗头的要求），与我批斗您的动机相同，也出于人的本能“趋利避害”——保住两个儿子和自己！他提出与您离婚（我和弟弟申请与您脱离母子关系），同样是这种心理态度。虽然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却生生地把您送去杀头！

为此，回乡改造、70多岁的外婆成了“双料反革命家属”，每天也站在塥梗路边上“示众”；从事繁重劳动的小姨在人们面前抬不起头来；舅舅受歧视被扣押信件、遭人殴打；忧愤成疾的二姨离开了人世……这些罪孽都是我造成的！

看守所派人来家替您要零用钱、换洗衣服，父亲不但不给还写信与您“坚决永远划清界限”。对此，十年后父亲有了新认识。1980年6月4日，父亲对我和弟弟说：“我们当年的做法也有点不讲人道了”；“我们过去受极左路线影响……现在看来上当了”。

我们并未因“大义灭亲”得到“奖赏”：当年您死后，我和弟弟成了货真价实的“黑五类”后代。初中毕业后，同学中的大部分干部子弟进厂、升学或当兵，我和弟弟去固镇连站公社插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尽管有所谓“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政策，但“反革命”丈夫、子女的政治帽子如影随形，我们无论如何摆脱不掉。它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父亲告发您无任何好处：您被逮捕后，他把被子抱到东屋来，陪伴我和弟弟睡觉。一天晚上，看到父亲拿起他20多年未摸过的针线，在昏黄的电灯光下缝补着自己的旧绒裤，我的心中无限凄凉，不由得想起了有您在的时候……

1971年初，经同事介绍，父亲与固镇区医院一位素不相识的丧偶女清洁工结婚。为了改变环境，他调到五河县商业局工作，降职为副局长；我们跟着搬了家。在1974年批林批孔、1978年“清理三种人”运动中，您的“罪状”成了父亲两次挨整（曾免职）的原因之一。后来，父亲恢复了职务，工作到离休；2003年1月9日因病逝世。

在此，我代表父亲向您和去世多年的外婆、二姨、健在的小姨、舅舅及家人们说一声：“实在对不起！”我们姓张的实在对不住老方家！我再次真诚地向您们道歉！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消息传来，一夜之间，我的政治信仰崩溃了，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随着父亲官场沉浮，我的病时好时坏，没有能力为痛苦而哀伤，为满足而欢乐，甚至想去自杀！在家人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慢慢地趋向理智，度过了心理危机。

十

难道我是一个生来就坏、本质下流的坯子吗？

古语说：“知子莫若母”。从一出生起，您和父亲的言行举止就开始影响着姐姐、我和弟弟。您们是儿女的第一位引路人；子女也是您们的一面镜子。我们的性格是父母的综合。

冤案发生前五天，我在小姨、舅舅插队落户的岗寺公社溧涧大队玩，您下乡来找我，见面不喊我“铁夫”，而叫我“憨子”。案发当天傍晚，您向在家里下棋的新汴河客人介绍说：“这是我家的憨子。”我愤愤不平：您不该这样称呼我。

当晚，在我使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语言，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地对您的观点进行批判时，您告诫我：“孩子，你不懂得阶级斗争！”

前不久，舅舅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回忆：“那时，我觉得铁夫日益变得无法交流，一开口就是报纸上宣传的那一套，每天背毛泽东语录。我们其他人都不能讲一句不是。”这些话使我想起：我到双三生产队玩那天，舅舅提醒我：“你和队里人讲话，不能照报纸上的话说，人家会讲你闲话的！”

为了使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为了“让全世界三分之二被剥削、压迫的人民得到解放”，为了实现“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伟大理想，虔诚的我不但“照报纸上的话说”，而且照着去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最高指示“努力学习、坚决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也许这就是您喊我“憨子”的原因！

有人说，谎言和誓言的区别是：前者是听的人当真了，后者是说的人当真了。而我把两者都当了真！为什么我失去自由行动能力赋予人类独有的尊严，让正常人觉得像个傻瓜呢？

十一

您对姐姐、我和弟弟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今天。”您引用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话对我们说；“疼爱孩子,是母鸡也会做的事,教育他们,就是一桩大事了。”您和父亲给我们讲战争年代的亲身经历；要求我们：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好好学习，热爱劳动，艰苦朴素，团结同学，言行一致，“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我们努力按照您们的要求去做。

1956年3月，您担任怀远县医院门诊部负责人。因工作认真，埋头苦干，参加了安徽省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您多次向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而我们呢？在小学里，姐姐是少先大队干部，我是“二道杠”中队委员。我们几乎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队员”；您和父亲非常高兴。

在固镇县卫生科宿舍，尽管工作、学习忙，您还在业余时间把家属们组织起来，和她们一起学习“老三篇”，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在团支部书记C姨领导下，姐姐、我和弟弟参加了课外学毛著小队，经常学雷锋做好事：帮助建院墙的工人们搬砖、打扫院内厕所、去火车站打扫卫生……

1966年9月，县里红卫兵大破“四旧”，焚烧了古戏装、古籍、家谱，拆除残存的庙宇等古建筑、砸碎了带有龙凤图案的家具。“人性论”、“尊卑孝悌”、“成名成家”等被作为“封、资、修”彻底批判，取代而之的是“阶级性”、“革命感情”和“又红又专”；衡量、检验事物对错是非的唯一标准是“最高指示”。

作为一个心智不全的13岁小学生，在我刚意识到的、与生俱来的对父母家人的亲情、自由表达意愿、渴望休息娱乐等本性，突然之间彻底抛弃了。在父亲和您赞许下，我砸碎了家里有游龙图案的腌菜缸、外公使用过的青花瓷笔斗；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张红兵”。经县委书记方忠国特批，我们学毛著小队的小学生破例参加了第一批红卫兵！

父亲被打倒后，为了与他划清界限，表现自己“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受毛泽东表扬少先队员写父亲大字报的鼓励，有刘少奇子女贴父亲大字报的榜样，我贴出了揭发父亲的大字报——“他折断我的玩具枪，不符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等。

为了表达“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证明自己紧跟“伟大战略部署”，我和您一起参加批斗父亲的大会。您揭发批判父亲，但被造反派说成“避重就轻”，停止发言。我随后站起来，揭发了父亲叫姐姐写大字报留底稿等“问题”。

对于我的忤逆行为，您和父亲不仅没有批评过我一句话，反而把我当作大人看待，总是用商量的口吻和我说话。在我的心目中，已和您们平起平坐。这样的结果，鼓励了未成年人积极地直接参加文革这一国家政治性事件，成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自觉地“斗私批修”、“铲除私心杂念”的狂热信徒，最终将您出卖！

妈！您、父亲与我都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人，不会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做人太实诚了！然而，我们都缺乏理性思考的能力。如果理性主宰着我们的意志，那么我们的意志就足够有力，可以独立于本能需求、偏好或者环境做出选择。

既然您已看出我这个并不笨的孩子变成“憨子”，无论当时您正在遭受多么巨大的痛苦，在下班之后、身体状况许可情况下，您也该和父亲商量一下，采取适当的、我能接受的方法开导、教育我，使我逐步懂得社会常识，有能力主动行动，自由选择，那该多好啊！如果您们这样做了，我们家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可悲的是：由于自身的局限，您和父亲都没有这样做！

十二

您死后，为了表明与您划清界限，父亲和我根本不愿收尸；除了铺床席子之外，小姨、舅舅连一条多余的都没有，也无法安葬您。后来，舅舅寻访到：您被县看守所在押人犯草草掩埋在刑场旁山芋地一处洼沟里。

1980年8月，您的冤案虽然平反昭雪、宣布无罪，但留下尾巴。不久，官方正式宣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案发当晚，您说：“我档案里有：我活着不能参加共产党，死了也要参加共产党！”为了实现您的遗愿，我们要求追认您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未果。

1982年清明，舅舅、小姨和我们就地为您捧起一座土坟；此后年年祭祀。

经舅舅出面申诉，1987年，宿县地区中级法院裁定剔除平反判决中您“严重精神失常，一度胡言乱语”的事实情节部分。

改革开放后，为了解开对“卖母求荣”的困惑，我一直在诘问、应答、反驳和再追问自己。当第一次读到明代宋濂的《猿说》中母猴将乳汁洒尽而亡、小猴抱着母亲的皮撞死的故事时，我情不自禁地哭了！猿猴尚且知有母，不忍心看到它死，何况人呢？

“乌鸦反哺”，“羔羊跪乳”，很多动物对妈妈都表现出具有亲情的天性，而我却亲手把您送去枪毙！当年所谓“红卫兵”的我，连畜生都不如！

亲爱的妈妈，为了弥补我犯下的“弑母”大罪，报答您的养育之恩，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学习。20多年中，我先后通过了中技、大专、研究生等不同阶段的在职教育，学习了机电、汉语言文学、法学等专业知识。我干过钳工、电工、代车间主任、律师工作者和公务员，现在是一名专职律师。

2009年11月，因有人在网上撰文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现在还需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等谬论，我现身说法，就《固镇县志》刊登您的案例严重失实、涉嫌侵害您和父亲名誉、侵害您荣誉等问题，以县政府等为被告，先后向北京海淀、丰台区法院起诉，并在博客里公布了诉状全文，以唤起民众的警惕。但法院不予受理。

2012年8月10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固镇县方面以您的墓“不具备不可移动文物认定条件”为由，第二次做出不能认定文物的决定，我向县法院再次提起行政诉讼。一审判决维持原决定。我向蚌埠市中级法院上诉；但该院维持原判。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寻回您的“忠骨葬家乡”啊！这样做目的是：显现真相。为了子孙后代，以您的文革遭遇作“教材”，“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作家巴金语）促进人们思考：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丈夫揭发妻子、儿子把母亲送去赴死的惨绝人寰的悲剧？怎样才能避免它重演？

十三

让我幡然醒悟、懊悔不迭的是：您的家庭成分和父亲方雪吾所谓历史问题，竟然是人为制造的大冤案！

在1993年至2003年十年里，作为梅开舅的申诉代理人，我两次专程对方雪吾案调查取证，经研究发现：原判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

外公是一位门馆塾师，中共党员。1928年，在党员项孟卿帮助、配合下，他在家乡开办农民夜校，宣传打倒土豪劣绅，求得翻身解放；并担任桐城县北三区农民协会负责人。1929年，经中共县临委书记章逐明派遣，他和项孟卿等进入国民党县党部任职，从组织上控制了县党部领导权；并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和工农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潮，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另外，土改时方家6口人，只有2间草房、5.3亩佃田，无中大型农具，远够不上当地划地主的标准！

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我外公与同行W的关系很好，W的儿子与您订了婚。您参军后，因提出解除婚约，致使W子失恋而一度精神失常。W的侄儿到高塥任土改工作队长，利用外公与部分群众关系不好等借口，进行打击报复、蓄意陷害，借土改划分农村阶级成分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之机，不但利用职权将外公划分为地主成分，而且把他当作“恶霸地主”、“匪特”枪决！

我把外公案的申诉提交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但无人接受。

我如梦初醒：您在案发前说：“就是我死了，临死前也要告诉孩子！”上述事实与您生前所说是一致的。冤上加冤哪！我和父亲再次误解、冤枉了您，把您当做“阶级敌人”，并把您送上了绝路！

十四

弟弟现在是一位执业药师，也有了孙辈，和我家一样，生活得很好。

我们的生活越是满足，我就越思念您，越痛恨自己无法弥补罪过：如果和现在许多老人一样健在，您也才87岁，在四世同堂的家庭中尽享天伦之乐。

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雨和社会底层生活磨难，在外公、您和亲人们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并在我娶妻生子之后，不懂人情世故的我大彻大悟：那些虚幻的景象，动听的说教，人造的偶像，神圣的祭坛……全是自欺欺人的鬼话，毒害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鸦片，杀人不见血的刀子！人类有绝对的道德原则：血缘、亲情关系胜过一切其他关系；守住人伦是做人的底线。世界上最伟大的是母爱，最崇高的是人性！

我深切体会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先锋维尔涅被革命政权送上断头台，他留下了“革命会吃掉自己的儿女”的箴言，在200多年后被无数次应验了，外公、您、父亲和我的遭遇是它的再次应验；阶级斗争学说是当时中国大陆的核心价值观之树，它在文革的土壤和气候中结出了一枚让我终身难咽的苦果；长期地灌输不可置疑的统一思想，不允许独立思考、讨论争辩，不进行宪法至上、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法治教育，搞彻底的人性改造——它在社会、婚姻、家庭、道德、伦理方面的“成果”之一，就是我交出了一份写满“吃人”两字的答卷！

您永远活在我和亲人们的心里！尽管仅44岁的您从世上匆匆而过，但是，您的音容笑貌却定格于永恒……

安息吧，妈妈！

（作者附记：此信写于2013年12月7-13日）

（作者为北京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http://www.yhcqw.com/69/94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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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革中的“逆子”忏悔

没有地址的信——给我的妈妈方忠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