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永：评《考古新发现，可悲又可怜……》

reading · 发表于 2020-4-8 05:24:21

看任彦芳还在抹黑焦裕禄—评《考古新发现，可悲又可怜……》

钟永 · 2014-07-03 · 来源：乌有之乡

　　在焦裕禄枕下遗物真相大白后，这个谎言的制造者任彦芳最近又在“人民中国网”发表文章《考古”新发现，可悲又可怜—焦裕禄枕下遗物之谜真相大白》。继续为自己散布的谎言进行徒劳的辩解。既然任彦芳不肯认输，我们就继续对其谎言进行深入的揭露。

　　在焦裕禄枕下遗物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是客观证据。我们来看一看双方持有的证据吧。

　　《焦裕禄枕下遗物之谜》一文为了证明焦裕禄枕下遗物的存在，举出了七条证据，加上最近护士樊镜珍的证言，共八条证据。这些证据都能证明焦裕禄在医院是看过《毛泽东选集》和《共产党员修养》这两本书的。这些证明人中，有领导干部，有医生、护士，有焦裕禄的夫人、女儿等亲属。这些证据出现的时间从1966年一直持续到2014年，它们相互印证，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了焦裕禄枕下遗物确实存在的事实，已构成了一个证明力强大的完整证据链。焦裕禄枕下遗物确有其事，已是铁证如山，不可撼动。

　　再看任彦芳，这些年来说来说去，其证据还是只有一个所谓的“焦守凤证言”。可能任彦芳也感到自己的证据有些单薄吧，于是他抛出了一个新证据：“之后，我也曾问过焦裕禄的夫人徐俊雅，她也同样说，病床上没有两本书，一本也没有。”可是，徐俊雅已去世多年，谁能证明她确实向任彦芳说过这话呢?所以，像这种死无对证的证据，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孤证不立，只有一条证据，即便这个证据证明力再强，也是不能据此认定事实的。何况，所谓“焦守凤证言”也存在很多不能自圆其说的漏洞的。

　　首先是所谓“焦守凤证言”存在两个不同的版本。其一是《焦裕禄身后》中所写的：“为此情节，我找到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守风说：‘我爸爸去医院什么书也没有带。他临终对我说：’……你已经工作了，爸爸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就算送给你的礼物吧。‘爸爸死后，是我和妈妈收拾爸爸遗物，他的枕头下哪有《毛泽东选集》和《共产党员的修养》啊?大通讯上写的不对。’”

　　第二个版本是《我眼中的焦裕禄》中所写的：“第三次来访焦守凤，这闺女实在，她说那写她爸爸的报纸上(即《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有几个地方不对，她都划出来了。她说，这报上说，爸爸死后在他的床上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没有书呀!爸爸病重才去医院的，没有带书，什么书都没有带，爸爸死后，是我和妈妈收拾爸爸遗物的，哪里有书呀?这地方写得不对。”

　　仔细阅读这两份证言，可以发现，虽然内容差不多，但在语境和细节上还是有差别的。前者说的是“为此情节，我找到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说明任彦芳是专门为枕下遗物这件事来找焦守凤的，任是主动，焦是被动。后者却是焦主动说的。第二个差别是，前者最后说的是“大通讯上写的不对。”而后者说的是“这地方写的不对。”。请注意“大通讯”这个词，这个词是兰考人后来形成的对《焦裕禄》长篇通讯的简称，通讯刚发表时，还没有这个说法。

　　根据以上分析，这很可能是根本不同的两份证言。

　　任彦芳先是引用第一份证言，在《焦裕禄枕下遗物之谜》揭露了他第一份证言的真相后，他在辩解时却回避了这个证言而又抛出了第二份证言。如此做法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份证据的可靠性。

　　再一个漏洞是：所谓“焦守凤证词”并没有得到焦守凤本人的认可，可以说这个证据还是任彦芳的一面之词。不仅如此，在《焦裕禄枕下遗物之谜》中指出焦守凤曾经两次在回忆文章中和接受记者采访中都证明了焦裕禄在临终时把《毛泽东选集》和《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两本书作为遗物留给了她这个事实。这就进一步证明了这个证据的虚假。

　　现在可以比较一下双方的证据了。

　　我方共有八条证据，这些证据均发表在公开正规出版物上，任何人都可以核查证据的真实性。这些证据可以互相印证，以构成完整的证据链。

　　再看任彦芳，只有一条“前后不一”、“漏洞百出”的孤证，而且这条证据只是出自任彦芳一人之口，并没有得到焦守凤的认可。

　　焦裕禄枕下有没有两本书?相信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下面再来分析一下任彦芳对樊镜珍证言的质疑。

　　任彦芳说我“欣喜若狂”，他说的对。得知樊镜珍证明了枕下遗物的真实性后，我确实非常高兴，因为我近几年来不断努力寻求的事实真相终于有了确定的结论。那篇《官媒揭穿贬焦谣言，焦裕禄枕下遗物之谜真相大白》就是我的即兴之作。

　　樊镜珍的证明，以直截了当，明白无误的方式证明了焦裕禄枕下遗物的存在。它象一面照妖镜，一下子使任彦芳精心炮制的谎言现出了原形。

　　面对樊镜珍证言，任彦芳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

　　首先，他不能承认樊镜珍证言是真的，否则就等于承认自己是说谎了。

　　但是，他也不敢明白无误地指责樊镜珍是在说谎。如果这样，他就很可能又要面对一场注定要败诉的官司，对此，任彦芳是有前车之鉴的。

　　于是，看看任彦芳是如何为摆脱困境进行的徒劳辩解，倒是一件饶有兴趣的事。

　　1 “五十年后才出来一个护士说真相”，

　　任彦芳以樊镜珍五十年后才说出真相为由，否认樊镜珍证言的真实性，这真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难道说出真相还有时间限制吗?你任彦芳48年后才说出当年采访焦守凤的事，能不能说考古48年呢?

　　2 “这篇大通讯是周原起草的，因为穆青官职最大，故将他的名字放在最前面。周原的笔写到此处，是为了当时提出的将焦裕禄做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来树立，故写到此处灵感来了，便写出了这个细节。”

　　说的活灵活现，作家虚构故事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了。可惜只是什么根据也没有的一面之词，对于否定樊镜珍证言，一点用处也没有。

　　3他们采访的人员是有名字的，并没有一人向他提供这个细节，

　　任彦芳自己承认，当年周原穆青来采访时他并不知情。周原也根本就不认识任彦芳，那么任彦芳怎么会得到采访人员名单呢?而且樊镜珍远在郑州，记者通过什么方式得到这个素材的，只有穆青他们知道。任彦芳又不是新华社领导，记者的采访活动并没有义务向他汇报。他凭什么断定“并没有一人向他提供这个细节”呢?

　　4 周原不可能是听这位五十年后出现的护士说此细节的吧。

　　“五十年后出现的护士”，樊镜珍是当年护理焦裕禄的护士，焦裕禄逝世后，是樊镜珍为焦裕禄擦洗了身体，换了衣服。任彦芳是真不知道还是在装糊涂?

　　任彦芳还东拉西扯地提出什么“两本书为什么不在展览馆展出”呀?什么“这两本书下落何处”呀?等等，拿这些与樊镜珍证言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问题来胡搅蛮缠，看来任彦芳真是黔驴技穷了。

　　综观这篇文章，既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又找不到充足的理由来驳倒樊镜珍证言，任彦芳完全陷入非常狼狈的境地。用“可悲又可怜”来形容任彦芳现在的处境，是在再合适不过了。

　　劝告任彦芳一句：和事实真相作对是不会有好下场的。靠什么文字游戏，靠念几首打油诗也是无济于事的。靠扣“文革”大帽子也吓唬不住人了。及早面对事实，承认错误才是摆脱目前困境的最好出路。

　　>>《南周》吹捧的任彦芳是什么角色？

　　>>《南周》，如此造谣抹黑焦裕禄意欲何为？

　　附：任彦芳原文：

　　考古”新发现，可悲又可怜—焦裕禄枕下遗物之谜真相大白

　　──致友人

　　今天接到朋友从大陆发来的信，全文录下

　　任老师：有个网友(博客名为cyh116116)在我的博客中读了《任彦芳和焦裕禄的情缘》一文后，给我发了这样的“评论”，现转给你——

　　官媒揭穿贬焦谣言，焦裕禄枕下遗物之谜真相大白

　　2014年5月14日是焦裕禄逝世50周年纪念日。这天的河南日报发表了记者李旭兵采访樊镜珍等人的文章《焦裕禄生命中的最后 53天》文章中出现了一句至关紧要的话：“焦裕禄去世后，樊镜珍整理物品时，在他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正是这句话，给了在焦裕禄枕下遗物问题上造谣生事的任彦芳之流以致命一击。

　　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里有这么一句话，焦裕禄死后，“人们在他病榻的枕下，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这个情节遭到了以任彦芳为代表的一些人的质疑。他们认为这个情节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形势而编造出来的。任彦芳在他写的《焦裕禄身后》一书中精心炮制了所谓证据，以证明焦裕禄住院根本就没有带书，死后枕下也没有发现书。

　　长期以来，任彦芳利用他的作家身份，利用各种方式散布这个谣言，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很多不了解真相的人信以为真，认为焦裕禄的事迹有水分，对焦裕禄的宣传有拔高、夸大，影响了焦裕禄事迹的宣传效果。

　　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以任彦芳的话作为口实，攻击宣传焦裕禄是’造神文化”,妖魔化前三十年代。

　　今年3月24日，乌有之乡和红歌会网都发表了《围绕焦裕禄张钦礼周围的谎言与真相》

　　一文，文章有专门一节驳斥关于焦裕禄枕下遗物的谣言。文章列举了大量确凿事实，证明了焦裕禄住院时确实是带有《毛泽东选集》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两本书的，有力地驳斥了任彦芳的谣言。但对枕下到底有没有哪两本书并没有确切的答案。

　　现在，当年护理焦裕禄的护士樊镜珍出来说话了，她以第一当事人的身份明确宣告：焦裕禄去世后，焦裕禄枕下确实有两本书，这两本书是樊镜珍本人发现的。

　　至此，焦裕禄枕下遗物之谜真相大白，任彦芳的谣言彻底破产，焦裕禄、长篇通讯和它的作者们以完胜结局，大快人心!

　　读后立即给友人回信

　　此文我早看到，是极可笑又可悲的事，为了这个细节，五十年后才出来一个护士说真相，好像考古新发现，令一些人欣喜若狂。好像抓到什么重型炮弹，足可以把真相打倒了，只要有头脑的人都可以想想，这是为什么了。

　　我在最近出版的《我眼中的焦裕禄》一书，把当年的日记一字不动的披露出来。

　　1966年2月15日日记载：第三次来访焦守凤，这闺女实在，她说那写她爸爸的报纸上(即《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有几个地方不对，她都划出来了。她说，这报上说，爸爸死后在他的床上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没有书呀!爸爸病重才去医院的，没有带书，什么书都没有带，爸爸死后，是我和妈妈收拾爸爸遗物的，哪里有书呀?这地方写得不对。

　　以上是日记原文，我录在新写的书里了。

　　之后，我也曾问过焦裕禄的夫人徐俊雅，她也同样说，病床上没有两本书，一本也没有。

　　在以后，徐俊雅签名写给华主席，邓副主席的信中，也揭出了穆青等大通讯失真多处，给兰考人民造成的灾难。

　　这篇大通讯是周原起草的，因为穆青官职最大，故将他的名字放在最前面。周原的笔写到此处，是为了当时提出的将焦裕禄做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来树立，故写到此处灵感来了，便写出了这个细节。他们采访的人员是有名字的，并没有一人向他提供这个细节，周原不可能是听这位五十年后出现的护士说此细节的吧。周原在后来说过，这篇大通讯应写焦裕禄的人道主义精神，我是同意这看法的。

　　如果真的是死后病床上有这样两本书，我想这么有力说明焦学毛著和加强修养的细节，应在焦裕禄事迹展览馆里出现，并做说明，但我看过的展览馆里没有。有了这新发现，会不会加上呢?

　　这两部书在何处，是护士自己收起来了吗?为何收拾遗物的亲人没有看到，而这护士却看到了，一定是她收起来了吧?如是，应交给国家才好。

　　想来可笑，也可悲。有人竟想用此细节再次造神，实在是太没有力量。难道说只有在重病中也看毛著，才是伟大人物吗?更吊诡的是当年红卫兵质问穆青，为何在焦的病床上造出刘少奇的修养来，他无法回答。今天竟也被人说成是为了保护焦裕禄全家，笑话，焦裕禄就是看了修养，就不被保护了吗?

　　历史是不容造假的，不论出于什么目的，用何种手段，假的永远不会是实事，官媒说的便是事实吗?

　　请看吧，以后不知还会造出什么笑话来呢?一些人因我说了真话，写了实情，便对我恨之入骨，扬言要起诉我，他们用的语言完全是文革语言，他们一心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你从这篇小文中也可感受到文革大字报的气味。

　　我想把我多年来写的关于焦裕禄的文字和骂我的文字全收集起来，编成一个集子，留给历史。前面是我多少年来写的关于焦裕禄和张钦礼的文章，后边附上乌有之乡发的文革式语言的对我的讨伐，声言要起诉我，要判我死刑的文字，不知你读过没有，要读，这才是奇文共欣赏呢。一些想为张钦礼翻案的人，实质是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现在他们正观风向，找时机，我们不可不提高警惕。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4/07/3229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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