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义之：去固原地区平反

reading · 发表于 2020-12-29 00:47:54

关于施义之及其固原平反回忆的说明

蓝岭

施义之（1917～1995），江苏武进人。1938年参加新四军，1941年皖南事变后历任新四军四师十一旅政治部锄奸科长、组织科长，华中野战军九纵七十三团（后为二纵五师十三团）副政委、政委，三野二十一军六十二师一八六团政委。

1943年初，在苏北根据地与陈枫相恋，1945年共结连理。陈枫兄弟姐妹十人，五哥为中国当代思想家、经济学家顾准（因外家无兄弟，顾准自幼改随母姓顾）。

建国后，施义之历任六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师副政委、政委，二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军副政委、政委，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1966年12月，施义之奉调公安部任政治部主任、党组成员，时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副部长杨奇清、汪金祥、李震、于桑，原副部长徐子荣、刘复之、凌云和政治部主任尹肇之停职反省。1968年2月，中央批准成立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为谢富治、汪东兴、李震、于桑、曾威、施义之、赵登程。1970年7月，中央批准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成立，李震任核心小组组长、革命委员会主任，施义之为核心小组成员、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3年10月，李震不幸去世后，施义之被周恩来指定临时负责核心小组工作（无正式任命）。1975年1月，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部核心小组组长，施未被任命行政职务，仅保留核心小组成员一职。1977年5月，被停职审查。1983年12月，刘复之签发公安部报告，将对施的审查结论上报中央。1985年1月，中央书记处作出批复，施被开除党籍、军籍，每月发给生活费150元。1995年10月29日病逝于北京。同年11月11日，二十一军的老同志为施义之举行了隆重的“民办”遗体告别仪式，参加告别仪式的有施义之的老领导、老战友及老部下谭友林、孔石泉、傅崇碧、邓子恢的夫人陈兰，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王克、北京军区司令员李来柱以及胡炜、梁济民、刘光甫、沙风等，共四百多人。

2005年10月，在施义之逝世十周年之际，陈枫主编《血与火的历练——施义之纪念文集》由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该书含陈枫《血与火的历练（一）——记施义之的戎马生涯》，施义之口述、陈枫整理《血与火的历练（二）——特殊环境下的十年经历》；胡炜、姜林东、杜绍三、徐春阳等老战友、老部下对施义之的往事追忆；顾准儿女顾淑林、顾逸东、顾南九（高梁）、顾秀林、顾重之的《怀念姑父》等七十篇文章。关于固原平叛，有许昌其、夏玉安的《惟独没有自己》、王京宗（原施义之秘书）的《在固原地区进行平反和平叛的日子里》两篇。

《血与火的历练（二）——特殊环境下的十年经历》，记述了施义之离开生死与共近三十年的部队，奉调到公安部工作的十年。这十年，使施义之经历了最复杂、最混乱的政治局面，且深受其害，落得与其主观愿望适得其反的结果。施义之在其口述回忆的“后记”中坦诚地说：“现在，我仍然勇于承担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即便是党对我要求复审不再受理，我也要实话实说。无论如何，自己应该对自己一生历史中的重要阶段，对自己所经历的一些重要事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如实的写下来。公安部在‘文革’十年中的一些大事，在我们国家历史上也是不可抹煞，需要认真总结的。本着这样的态度，如实讲述自己所经历的每一个事件，以便让后人公正地批判、总结我们的过去，也许是我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情。”（《血与火的历练》84页）

施义之还说道：“在公安部这十年中，我先后经历了三任部长，正好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三个阶段。在三位部长领导下，我都采取一贯的工作原则，从不超越他们去和其他中央领导人联系，都在他们具体指示下工作。在我被审查时，前二位部长已作古，后一位升任党的主席，我承担了责任。”（《血与火的历练》84页）

曾任二十一军军长、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的胡炜则说：“义之同志晚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大家都知道这是某部领导人挟嫌报复、某领导偏听偏信造成的，都为他抱不平。”（《血与火的历练》87页）

宁夏固原地区的平反和叛乱处理经过，是施义之口述回忆中的一节。因《血与火的历练》一书印量不多，现征得陈枫大姐的同意，将该节内容转为电子版，交《记忆》转载并放于网上，以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该事件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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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去固原地区平反

施义之

（1971年）国庆节后的一天，大家正在核心小组会上讨论林彪叛逃事件，李震带来了国务院指示。李震说：“农林部的杨立功同志去了宁夏西海固地区，回来向中央汇报：西海固地区群众生活困难，发生过多次叛乱，一批批的‘匪属’产生，使一些生产大队发展党员没有对象，征兵没有对象，选举基层干部没有人选。周总理决定公安部去个副部长带工作组蹲点调查，配合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干部摸清历次叛乱情况，进行平反。”在讨论谁去时，李震说他想去但走不开，我就说：“我去。”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地区包括固原、海原、西吉、隆德、泾原五个县。1953年，西吉、海原、固原三县曾成立西海固回族自治州，故又称西海固地区。后调整为五个县，称固原地区。有时仍称西海固地区。该地区1．6万平方公里，人口98万，其中回族占42．8％，个别县如泾原县回族占97％。是以回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1971年11月，我带了十几名干部，有军队支左干部吴泮才（原某师政委），有老公安干部甘重斗（原内务办副主任）、张文柄（原政治部训练部长）、杨满才、许妙道、李景雨等同志。我们从北京出发到银川，部分同志是从笔架山干校出发到银川的。

到了银川，见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康健民。这时宁夏保卫部和银川市公安局已派人下去了，我们主要是配合他们调查研究进行平反。经研究，调查的重点定在西吉、海原，以西吉县夏寨公社车路沟为中心。我们分两个组，我在的一组住车路沟大队，另一组在车路沟附近。

二十一军分驻陕、甘、宁，军部驻宝鸡。军里从安全考虑，要派一个警卫排来，被我谢绝了。我要军里派几个医务人员，带些药品，也带上武器。这样晚上站岗，白天有小病也可以治疗，还可以为群众治病，同时自己起伙，一得几便。我们就住在车路沟生产大队的院子里。

当地地处黄土高原六盘山区，自然条件极差，常年干旱，缺水少雨。山是光秃秃的，没有树，没有草，生态失衡，粮食亩产量很低。群众生活非常困难，吃的主要是土豆和返销的玉米、薯干等，白面很少。很少吃到盐，更没有油。我们工作组的同志与群众同吃同住，一天两餐，吃的是白水煮土豆、荞麦面饼，没有盐没有油，大家反映吃不饱。这里缺柴，烧的是牛粪和有限的麦秆、秫杆，不够烧就用铁丝耙草，连草根耙出来烧掉。这样年复一年恶性循环，黄土上的草越长越少。缺水，有的村庄只有个积少量水的水窖，大家都吃用这小水窖里的水。真是缺粮、缺柴、缺水、缺盐。

我在刚进入固原地区的路上，看到一个老汉带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女孩身上只披了张羊皮而没有穿裤子，非常惊讶。到了村里，我看了一下，每家屋内只有土炕、土墩，炕上有一条破席和破旧不堪的棉被，有的只有破棉花套。一些极贫户到了冬天，一家大小就围在炕上，有的一家只有一套衣服，谁出去谁穿，回来又蹲在炕上。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没有衣服穿，光着屁股，男孩子更不用说了。看到这样的景象实在不少，部队来的年轻卫生员都落了泪。

群众中主要是呼吸道、消化道的疾病。普遍的病是疥疮、蛔虫，不少孩子闹蛔虫大肚子。有病没处治，公社卫生院只有一、二个大夫，但没有药，更没有医疗设备。随我们调查蹲点的医生、卫生员天天在村里给群众看病，给些常用药，或用针灸治疗，可解决不了严重的缺医少药问题。

在农业生产情况上看到的是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贫瘠，常年干旱，亩产量很低。只让种玉米、小麦、荞麦、土豆等粮食，不让种植经济作物（固原地区过去种过胡麻，胡麻油可以外销），而小麦、荞麦亩产量只有几十斤，玉米有时长势很好，但常遇雹灾、霜冻等自然灾害。生产工具落后，还是牛拉或是人拉的木犁。

当地是回族聚居区，但在领导上没有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不尊重回民习俗。不提倡养牛养羊，不论汉民、回民硬要响应每户养猪的号召，引起回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说：“现在强迫我们养猪，以后要强迫我们吃猪肉哩。”在宗教信仰方面，也没有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宗教活动场所甚少，甚至原来每村有一个阿訇负责念古兰经，负责宰牛宰羊，现在都没了。严重的影响了党群关系和民族团结，脱离了群众。还有平叛扩大化问题。解放后十七年中这个地区的回民发生过八次叛乱。在处理叛乱案件中，由于政策上没有分清主谋和胁从，不少被裹胁、被欺骗的群众也被打击，家属成了匪属，造成了平叛扩大化，解决矛盾而又激化矛盾。在这个问题上又是一个恶性循环。

为什么解放已经二十多年，人民群众还是那么贫困?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着，不是亲眼看到是不会相信的。我们蹲点调查，主要调查了解这八次叛乱的情况，想尽快进行平反，落实政策，体现党对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关怀。同时，也了解其他方面情况。这一年固原地区产粮仅26万吨，除去种子、饲料，人均口粮所剩无几。人均收入仅47元（这是后来从统计局了解到的数字）。

我们在固原地区过了1972年的新年。春节前的一天，我们正在包饺子，部里来电话要我回京。一方面要我汇报固原地区调查的情况，一方面因谢富治病重。我回京时，谢富治已经不能讲话，对他说话也没有反应了。

回部后，我向核心小组详细汇报了固原地区的所见所闻。李震要我写个书面报告上报国务院。周总理看了报告后非常重视，把我叫去，沉重地对我说：“群众的生活那么苦，我们工作上有错误。”他当即批示对西海固地区进行救济，问我救济面有多大。我了解越到山沟深处群众越困难，估计约70％需要救济。周总理决定拿出海军仓库积压的被服，按70％的需求发出救济。后来群众穿上了救济的军服。大家开玩笑地说：西海固出来的老百姓都是拉练的（指拉练的军队）。周总理还指示国务院卫生部、总后卫生部、兰州军区卫生部等单位派出十多个医疗队下农村，给群众检查治疗。同时批示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干部来北京召开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指示我和农林部杨立功副部长参加。在汇报平反工作，谈到我们正在对八次叛乱的案情和档案进行了解时，纪登奎说：“不用那么细的查档案，宣布全部平反算了。”

按周总理指示，1972年1月24日到2月12日，在北京召开了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自治区、固原地区的负责同志，地区所属的固原、海原、西吉、隆德、泾原五个县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宁夏来的同志表示：1971年中央政治局在听取自治区党代表大会准备工作的汇报时，指出宁夏的问题是党的政策落实不好，农牧业生产发展缓慢，特别是固原地区平叛扩大化必须纠正。但是半年过去了，这个问题没有有效的解决，这次召集我们到毛主席身边来开会，帮助我们分析情况，提高认识，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们要认真开好这次会议，拿出切实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

在会议讨论中，大家认识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大汉族思想，认为回族“落后”，在工作中违反党的民族政策，不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及生活习俗，造成了民族关系紧张化。在处理叛乱案件上扩大化，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被欺骗裹胁进去的基本群众也当作敌人，把大批家属当作匪属，给少数敌人以可乘之机，利用我们的错误煽动叛乱，进行破坏活动。再有农业生产落后，农田基本建设搞的很少，乱开荒，水土流失严重，粮食产量很低，群众生活极为困难。

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在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以满腔热忱对待少数民族事业，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对平叛扩大化的错误，对逼供信造成的假案必须平反纠正，凡错判、错管、错戴、错划的劳动群众一律平反。对策划和组织叛乱分子按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根据认罪态度区别对待。会上也明确了平反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走群众路线，广泛进行宣传教育，把党的民族政策和肃反政策交给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落实政策。

会议还研究了如何促进生产，要国家支援什么。县里的干部提出要解放牌汽车、手扶拖拉机、电磨等等。我同杨立功同志的意见是，按当前地区生产情况，首先应该解决草籽、树种，从种草种树、养牛养羊抓起，增加生产，改善生态平衡（其实小块耕地用不上拖拉机，村里当时又都没有电，电磨一时用不上）。为各县解决了草籽树种，但县里并不太欢迎。后来胡启立同志任西吉县委书记时，曾找过我，要我再帮助搞些草籽、树种，是我同农林部沙风同志联系后解决的。

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好，会后写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的报告》，上报毛主席、党中央。1972年7月2日，中共中央发了中发（1972）22号文件，发至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将这个报告和公安部、农林部联合调查组的报告做了通报，肯定了两个报告的精神。

会后各方面的工作抓得很紧，除了原来进行试点调查的230多人的宣传队搞了15个试点，领导蹲点取得经验外，地县二级又组织了760多人的宣传队，深人到平叛扩大化比较严重的133个大队落实政策，纠正扩大化的错误。

会议开罢，正准备再赴固原地区时，1972年2月29日，隆德县杨河公社中岔大队又发生了叛乱，这是全国解放以来该地区回民发生的第九次叛乱。以糟占林、咸荣华、咸得有等人为首，串联陕西省陇县，甘肃省灵台、张家川，宁夏的隆德、固原、海原、西吉等县十一个公社的150余人，杀死了前来阻止其叛乱的隆德县保卫处长君连升和保卫干事杨效智，并抢去他们的手枪。

3月1日，李德生、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召我和杨立功去，告诉我们武装叛乱分子和民兵对峙在隆德县中岔大队的山头，要我们立即去平叛。并对我说，你是二十一军出来的，二十一军在当地驻军，你去有很大的方便，临时需要动用一些兵力也好办。

第二天，我们乘专机到西安，换乘空军小飞机到甘肃平凉，平凉没有机场，就在塬上用石灰划了一个圈，作为临时机场。我们下飞机后在驻军六十三师师部吃了晚饭，赶到隆德县已是深夜了。

我们到达隆德县，自治区领导康健民和县委领导都在。当时听取了叛乱情况的汇报，知道叛乱分子糟占林是从外地来到隆德的，自称是大依玛穆，刚从麦加朝圣回来，说“在北京见到了林彪，林彪领导西北五省区，要我领导西海固回民，在西安与林彪会师”等等。叛乱分子打死了干部，夺取了武器。大肆宣扬欺骗群众说，打死了干部，共产党不会罢休，胁迫村民一、二百人上了山。

隆德县领导当即组织了一个民兵营第二天拂晓上山清剿。天黑后，叛乱分子下山占领村头的窑洞，民兵在外把守，想等天明后处理。等到天明，叛乱分子都跑了，首犯没抓到。由于叛乱分子有枪，老百姓害怕。民心不稳，天天跑反，影响了生产。在这次平叛双方武装冲突中，干部民兵死13人，伤12人，击毙叛乱分子咸荣华、咸有忠等13人，伤十余人。

3日，开了一天县委常委会，杨立功同志和我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同时我与兰州军区取得联系，兰州军区请示了中央后派二十一军的一个连到交通要道将台堡驻下，镇住叛匪，稳定了民心。

3月6日，我建议到发生叛乱的现场去看看。我同杨立功、自治区及县里的干部一起，分乘三辆车出发。由于山高、沟深、路窄，许多地方汽车行驶困难，只能步行。我们到中岔大队，先看叛匪打死武装部干部的地方，再一家一户的看。有的家没有人，有的家只有老人、妇女和孩子，还有的院子里散着一地鸡毛，宰羊锅里散发出一股股腥臭味。我们走到一处院落门口坐下喝水，然后顺便到旁边的院子里看看，发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正在和面烙饼，烙的饼已有尺把高。在当地吃到小麦面是很不容易的，这引起了我们的怀疑。上前问她家有几口人，她说二、三口。怎么二、三口人烙了那么多的饼，疑点更大。我要同志们仔细观察周围的窑洞，看到一个窑洞上了锁，要她打开。进门后看到炕上有被子，掀开被子、炕席，露出一个炕洞。我问那妇女：“下面有人吗?”妇女答：“没有。”我的秘书王京宗用手电一照，发现一支带刺刀的枪。我想首犯可能就藏在这儿，就喊话。经过喊话，下面先送出了枪，然后出来了一位公社革委会委员，原来这是他的家。问他话他支支吾吾，后来供出大依玛穆也在里面。要他下去，把大依玛穆叫出来。经过初步审问，这二人便是发动叛乱的首犯和主犯。案犯交县保卫处处理。

我们立即向广大群众宣告大依玛穆已被抓住，宣布凡参加叛乱的人只要向政府自首便不予追究，要群众安心生产。我们先后到被叛乱分子杀害的干部、群众家里看望慰问。为尽快弄清案情，自治区的一名领导干部同地区保卫部干部和隆德县的干部一起，组织宣传队到杨河公社中岔大队向群众交代政策，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追捕漏网的重要案犯。叛乱平息了，民心也安定下来。

这次叛乱，对落实中央召开的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带来了新的困难。很多党员干部对平反工作另有看法，有的干部说“2·29”事件的发生，说明现在的问题“不是平反，而是镇反”，甚至认为“现在搞平反是站在敌人一边”，把平反与镇反对立起来。我们从党的民族政策、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讲起，经过多次谈话、讨论，做这些干部的思想工作，多数干部的思想有了转变。我们要求地区各级领导在处理叛乱事件中认真贯彻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认真落实民族政策，纠正扩大化的错误，打破敌人妄图煽动群众干扰我们部署的阴谋。提出要防止急躁情绪和感情用事，不能随便抓人，已抓的人凡属上当受骗者，经教育放回让其投入生产。除对在这次事件中牺牲的同志做好善后工作外，对对方死伤人员也要妥善处理。干部、群众的思想因而稳定，为落实座谈会精神铺平了道路。

1972年3月13日到17日，为了总结这次平叛的经验教训和进一步贯彻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的精神，固原地区召开了常委扩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地区党委和五个县的县委书记、保卫处长及参加蹲点的宣传队长等，有公安部、农林部联合调查组的所有成员，还有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康健民和领导张怀礼、蓝天民等。

对于“2·29”叛乱事件的总结，大家认识到，由于过去违反民族政策和平叛扩大化的错误，严重的脱离了群众，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实际掩护了敌人，孤立了自己。敌人早在去年6、7月就开始串联活动，事件发生前两天即2月27日，他们杀鸡宰羊，制作凶器，四处散发反革命传单，有的竟纠集二、三十人公然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而我们由于群众基础薄弱，严重脱离群众，对此毫无察觉。有的干部平时麻木不仁，叛乱发生后又惊慌失措，因此对纠正扩大化错误发生动摇。这次叛乱事件能迅速平息没有蔓延扩大，其根本原因是党的政策的威力，中央及时发放了大量的救济物资，派出医疗队，召开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赢得了群众的心。敌人也感到末日到来，迫不及待的策动叛乱，他们手持斧头威胁群众“你们想抹帽子吗（指平反），想抹帽子就别要脑袋”，以此同政府较量，破坏落实政策的工作。在平息叛乱过程中，由于广泛宣传并执行了党的政策，严格甄别敌我，坚持“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是少数”和“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原则，只要回家生产者均不予追究，争取了群众，及时逮捕了躲藏在窑洞里的首恶分子，迫使骨干分子投案自首，瓦解了敌人的阴谋，很快扭转了局面。

会上学习讨论了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向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检查了落实报告的情况。此外还介绍了先进点上的经验。

经过摸底，初步掌握了全地区平叛扩大化涉及86个公社，516个大队，l756个生产队，17198人。全区抽调了26名各级书记、常委，86名处、室负责人和766名干部组成宣传队，深入到133个大队开展工作。以团结大多数群众为原则，纠正平叛扩大化错误，大力宣传解释党的民族政策，发动群众讨论平反名单上报批准，卸掉了群众的思想包袱。宣传队在工作中着重解决领导上严重存在的大汉族主义问题，尊重少数民族习俗，纠正了要回民养猪的错误决定。使各级干部认识到宗教信仰的历史延续性；认识到群众的宗教信仰、习俗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群众的觉悟也只能依靠长期加强思想、文化教育，依靠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社会进步来提高；认识到不折不扣地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搞好回、汉族之间的团结，自觉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是整个国家安定团结的保证。

会上强调在贯彻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的同时，要求不失时机地进行春耕生产，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

会后，公安部、农林部联合调查组向中央书面汇报了关于平息隆德叛乱事件和贯彻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的情况。

3月下旬，杨立功同志返回北京，我送他到西安。我离开西安还没有回到西吉我们蹲点的村子，部里又来电话要我回去。回京第二天，谢富治病逝，我参加了追悼会。

会后又立即回到固原地区。在查明情况后，我配合当地领导到有关生产大队进行平反，宣布历次叛乱被迫胁从的群众和所谓“叛属”无罪，恢复他们的名誉。宣布会上群众非常高兴，受害群众得到了第二次解放，含着热泪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1972年7月，调查小组的工作结束，我们一起回到北京。

半年以后，宁夏回族自治区将对隆德叛乱事件的处理意见报告了中央，华国锋转给我看了。报告中提出要枪毙7人，有糟占林，有杀害乡干部的叛匪，还有那个革委会委员。我向华国锋建议不要枪毙那个革委会委员，能教育过来的人不一定枪毙。以后是怎样决定的，我就不知道了。

根据施义之口述整理，节选自陈枫主编《血与火的历练——施义之纪念文集》，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48-56页。蓝岭辑录。

《记忆》2010年1月16日第1期总第四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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