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晚年为何把鲁迅引为同道 称鲁为“我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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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个人的婚恋也能看出鲁迅和胡适精神世界的差异。鲁迅受父母之命，娶了妻子朱安。他不爱朱安，从没接受过对方。照朱安的话来理解，两个人未曾圆房，说白一点，就是没有真实的性关系。鲁迅背负传统伦理的重压，迁就父母，委屈自己，也牺牲了朱安。他渴望拥有自己的爱情，又觉得愧对朱安。可想而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内心要忍受多大的煎熬。经历了一番挣扎，他终究还是走出了道德的阴影，鼓足勇气，和恋人许广平结合在一起。当时很多人借此攻击鲁迅。既然做了决定，鲁迅也就不再畏惧流言，干脆把他和许广平的通信编成集子，以《两地书》的名义出版。时隔很久，到了今天，依然有许多人抛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对鲁迅的婚恋大泼污水。胡适也是受父母之命，娶了妻子江冬秀。江冬秀泼辣、刁蛮，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胡适与她很少精神的交集。他爱上了别的女人，可以查证落实的，至少有两段爱情，一是与美国女子韦莲司，一是与中国女子曹诚英。两个女子为了他终身未嫁。曹诚英后来去峨眉山做了尼姑，与古佛青灯作伴。胡适也想离开江冬秀，和心爱的女子曹诚英结合。他渴望自由，一遇到阻力，却总是很快妥协。在政治方面如此，在婚恋方面也差不了多少，实用主义的稳妥依然压倒了自由主义的张扬。坊间传说因为江冬秀拿菜刀威胁胡适，扬言要杀儿子杀胡适再自杀，胡适才收回成命，从此不敢提“离婚”两字。我觉得这只是皮相肤浅之言，真正的要害还在于胡适本人精神世界的纠结。他的婚恋好像是一个精神的隐喻。胡适精神深处有一个正当妙龄、充满活力的青春女子，还有一个难以摆脱、因循守旧的小脚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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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胡适都是思想巨子、学问大家，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和色彩，各自都是一条滂滂沛沛的生命之河，有自己的流向。历史的安排使得流向本不相同的河流在特定的时空里交汇了，《新青年》杂志为这种交汇提供了方便。过了交汇点，他们各自沿着自己的河床流淌，各奔前程，两个人后来所走过的道路都有些曲折和辛酸。

$ f/ C9 X8 _/ \% ]5 h2 @" ~鲁迅独自一人背着思想的剑戟，在旷野上行走，太寒冷了，他期盼着远方的火光。和西方许多富有人道主义情怀和正义感的作家如罗曼·罗兰、萨特等人一样，鲁迅也把苏俄社会看成了人类未来的希望。那就是“火光”，他谨慎地向前走去，可是遭到革命阵营内部文士们的攻击。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许多人，以革命文学家和革命文艺理论家的姿态，用他们革命“丹炉”里烧出来的火猛烈地烧烤鲁迅。有人说鲁迅是最后一个封建余孽。其余文士也没闲着，争相罗织他的罪名。他还得承受某些文化新官僚（鲁迅称他们“奴隶总管”）的火力攻击。一只飞蛾想投奔光明，羽翅被烤焦了。生性敏感的他看到某些人漂亮外衣里的不洁灵魂，看到新盒子里的旧货色。他有许多话不便直说，不便多说。他告诫革命者“革命是要人活，不是要人死的”，苦心呵护人道主义。他大量翻译俄罗斯“同路人”文学，那些作家已经被苏联政府打成反革命，杀的杀，放逐的放逐，他却给了很高的评价，惺惺相惜。他还翻译日本自由主义思想家鹤见佑辅的文集《思想·山水·人物》。他越来越感到某些新派人物给他带来的威逼和挤压。他曲折其词，慨叹“新贵”不容易侍候。在为《阿Q正传》俄文版写的序言里，鲁迅早有预言。他说，只要中国以后有革命，就会有阿Q式的革命党出现。至今，阿Q的话仍在我耳边回响：“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吗？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在1935年，也就是鲁迅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给友人写的两封信，颇耐人寻味。在4月23日给曹靖华的信中，他说：“我真觉得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在7月11日给王冶秋的信中，他说：“现在想到日本去，但能否上陆，也未可必……”

胡适的情形也差不了多少。遥想当年，他主办《新月》，批孙中山，批国民党，何等意气风发。他说的一句名言常被人引用：连上帝都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和孙中山。此举叫人回肠荡气，可以给胡适加分，可惜好景不长。国民党政府气急败坏，查封了《新月》。后来，蒋介石召见胡适，笼络胡适，胡适渐渐靠向了国民党。再往后，他继续追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即便如此，他没有丢弃自由主义的信念。在他觉得适可的范围内，他尽力播撒着自由的种子。晚年在台湾，他曾劝蒋介石卸任总统职位。他还暗中支持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雷震、殷海光等人办刊、著文，抨击国民党的政治专制。“美丽岛事件”爆发，相关刊物被查封，参与的人士有的被关，有的被杀。胡适有心做事，无力回天。有友人回忆说，“美丽岛事件”后胡适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话说得有点夸张，但大致能反映胡适精神的失落。胡适的自由主义是一面鲜艳的旗帜，而他的实用主义则是旗杆，插在现实的污泥浊水中。旗杆一点点下沉，旗帜自然也难以高高飘扬。

5 Y; h6 J" J/ g$ ]# @, |有一件事让人感到欣慰。晚年的胡适把鲁迅引为同道，一次在美国，他对著名历史学家周策纵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对这句话，我有所保留，也有所赞同。（《书屋》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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