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一川） 不要尽量美化，也不应一笔抹煞（1964.8.24）

Gowest

不要尽量美化，也不应一笔抹煞
——对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一点浅见
一川　
         文章来源于《光明日报》1964年8月24日
　　中国近代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交织着错综层叠的社会矛盾，很多英雄人物在尖锐而又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走着迂回曲折的道路，时时散发出瑰丽的光焰，但间或也留下耻辱的阴影，往往使后人感到迷惑不解，难以捉摸。无怪乎林则徐曾经充满郁愤地写道：“歧路又歧空有感，青史凭谁论是非？”
　　当前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讨论，应该给以明确的答复：只要我们遵循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历史真实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推想出发，把握主流、实质，而不是摭拾枝节、表象，就一定可以通过共同努力探索，判定这一段历史的“是非”。

　　尽量美化不是正确的颂扬

　　回顾解放以来对李秀成的研究工作，确实存在着某些尽量美化的偏向。即以罗尔纲同志最近发表的《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一文来说，也还存在着这一偏向的不少“遗痕”。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不仅不批判李秀成对于反动派的幻想，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一度动摇屈膝，反而力图把他的求降言行完全美化成为愚弄敌人的“妙计”，甚至把太平军余部在天京失陷后继续英勇奋战所取得的光辉成就，也一律归功于李秀成这条“妙计”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罗尔纲同志自称已经“放弃了”以前提出的“李秀成袭蜀汉姜维故智伪降曾国藩以图复兴太平天国的假设”，实际上这个假设却在《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一文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贯串于前后两者之间的，则为罗尔纲同志研究方法中的某些缺点——如过多的推论和有时难免流于穿凿的考证等等。

　　罗同志详细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斗争形势，说明李秀成有可能实行这条苦肉缓兵计。但是，谁都知道，可能并不等于现实，由此并不能得出李秀成“这一条苦肉缓兵计，乃是从实际出发，并没有幻想”的肯定性结论。

　　罗同志具体证明李秀成确曾实行苦肉缓兵计的一些主要论据，也大多属于主观推论性质。

　　譬如说，《自述》认为幼天王定然被杀，这就表明李秀成有意保全农民革命的中心。但是，为什么不可以作另外一种设想，李秀成被捕以后确实不知道幼天王是否冲出重围，而在悲观失望思想支配下断定他“必不能有了”？

　　譬如说，《招齐章程》建议曾国藩让他带领“几个自己的人”，并由清方派一、二人“陪同”前往“招抚”长江两岸的太平军余部，这就表明李秀成想“暗中却作两岸的联络，……以谋取长江南北大军（指太平军）会师任务的完成”。又说，李秀成随带的“自己人”必然都是广西人，他们可以利用浔州、梧州一带的方言、隐语和太平军余部联络，“就使曾国藩监视得严密，也无法对此防范”。这种推论更难成立，因为具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李秀成不会不知道，曾国藩决不至于幼稚到派几个饭桶给他“作掩护”，竟连太平军要讲广西话的问题也没有想到。罗尔纲同志还特别强调方言问题是苦肉缓兵计的关键，可是我们很难相信，李秀成本人竟会主要乞助于语言的“魔法”。

　　又譬如说，罗同志仍然坚持认为李秀成深受《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旧小说的影响，并以此作为肯定他行使过苦肉缓兵计的根据。可是，这些旧小说除了“对敌战略战术”以外，也还描写了很多“择明主而事”的降臣叛将，为什么不可以作另外一种设想：李秀成的动摇求降也正是由于这些旧小说的影响呢？

　　再譬如说，罗同志仍然把《自述》中“死而足愿，欢乐归阴”这句话，解释成为慷慨就义的言辞，可是却偏偏略去了前面这一段：“罪将一身屈错，未逢明良，今见老中堂恩广，罪将定要先行靖一方酬报。”对于史料这样的随意解释，显然也不符合罗同志一贯强调的历史考证的严谨作风。

　　总之，在历史研究中使用大量的设想和推论绝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因为任何一种设想和推论都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因此就不足以充当科学立论的有力根据。列宁极力反对“以‘主观’臆造的东西来代替全部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而坚决主张“应该设法根据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①尽量美化《李秀成自述》的同志，其本意可能是在于加强对农民革命的歌颂，但结果却在不同程度上离开了历史事实，掩盖了个别农民领袖的弱点，甚至为李秀成的求降行为作不必要的开脱辩解，从而或多或少与历史唯物主义脱了节。

　　一笔抹煞是历史研究中的武断作风

　　戚本禹同志《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对于美化李秀成动摇求降言行的偏向作了必要的批评，可是不幸他却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极为粗暴地一笔抹煞了李秀成。为了替李秀成的“投降变节”寻找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李秀成在他的笔下竟然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蜕化变节分子——从一开始就缺乏革命理想，在困难时失去革命信心，充满封建思想遗毒，背离了本来的阶级，贪恋珍珠宝物等等。这显然是夸大了李秀成的弱点，背离了历史真实。

　　戚同志既然断定《自述》“不过是为投降的目的而写的自白书”，“美化敌人，必然要丑化自己”，却又把它作为揭露李秀成一生缺点最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依据，这就使得自己的立论缺乏十分可靠的基础。

　　譬如说，《自述》有“一味虔信，总怕蛇虎伤人”、“蒙蒙而随”等语句，这就表明李秀成一贯“缺乏革命理想”。但是谁都知道，太平军最重视对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尽管是披上宗教的外衣），作为由士兵而统帅的太平军中的优秀分子，李秀成怎么可能不具备起码的革命理想？我认为，在认真研究《自述》的同时，最好还要考察一下李秀成过去的谕札、信件等等资料，这样对李秀成政治思想的了解可能会更全面些。

　　譬如说，《自述》中有“骑上虎背，不得下骑”，“在秦为秦，在楚为楚”等语句，这就表明李秀成“缺乏革命信心”，“受到许多封建思想的感染。”但是谁都知道，李秀成在被捕以前革命意志表现得还是比较坚定的。在“杨韦事件”发生以后，太平军内部一度分裂得几乎“各有散意”，可是当石达开劝李秀成随他率军别走的时候，李秀成断然摒弃了这条错误道路，和陈玉成等共同挽救了太平天国的危局，并且还造成短暂的复兴局面。在太平天国晚期，局势更为艰险，外有中外反动派的围攻，内有洪氏集团的猜忌、牵制以至陷害，可是李秀成仍然浴血奋战，驰骋千里，往返苦斗于江、浙、皖、赣之间。甚至就在天京沦陷以后，他坚持抵抗到最后的时刻，在突围时又把好马让给幼天王，亲自断后掩护他突围。我认为，在认真研究《自述》的同时，最好还要多多考察一下李秀成的革命实践，这样对他一贯的政治态度的判断可能会更确切一些。

　　再譬如说，忠王府的富丽堂皇，李秀成一次交出饷银十万两，突围时带有珍珠宝物，这都表明李秀成特别“贪恋财物”，是必然要变节投降的征候。但是，这些现象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出现得比较普遍，修建王府显然是制度规定的，至于私蓄金银则是许多领导者自己违背了早先的圣库制度②（和多妻破坏女馆制度一样），并非李秀成独有的“劣绩”。同样是修盖王府，同样是私蓄金银，有的慷慨就义，有的变节投降，有的则一度动摇求降而终于被杀，可见这并不能作为李秀成必然要投降的主要根据。我认为，在认真研究李秀成个人言行的同时，最好还要多多考察一下他所处在的时代的和阶级的环境，这样对于某些历史现象的解释，可能会更稳妥一些。

　　列宁要求我们首先必须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并且要“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③毛主席也经常强调首先要详细地占有材料，再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对李秀成评价问题的研究，决不能仅仅限于《自述》（自然更不应该对《自述》作片面的主观的解释），而必须对照有关李秀成的其他史料，特别是他的全部革命实践，然后才有可能探索出比较确切的结论。

　　问题的关键究竟在哪里？

　　戚同志认为：“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这自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争论只是纠缠于李秀成求降的动机，恐怕问题也不好解决。因为现在根本找不到其他有关李秀成求降动机的直接记载，仅仅只从《自述》的字里行间来寻求微言大意，势必容易钻进“探微索隐，阐幽发潜”的牛角尖。离开直接相关的史实而作出过多的推论和设想，往往容易以作者今天的认识代替了历史人物本身的思想，而且还容易引起争论对方更多的正好相反的推论和设想。如果这样反复纠缠，李秀成求降只能成为神秘而不可解释的谜。

　　问题的关键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统一，在于把握历史人物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同时也在于全面考虑其功绩与过失的统一，并且力求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

　　历史唯物主义是最尊重事实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是强调研究问题要从事实出发，而不要从原则出发。只要承认《自述》是李秀成的亲笔，那末谁也无从否认他曾经一度求降的事实（无论说他是“伪降”也好，或者“苦肉计”也好）。罗尔纲同志力图把求降说成“用计”，所以替李秀成的动机作了多种多样的设想，然而很可惜，这些设想都缺乏直接的史实记载作为根据。自然，罗同志也谈到效果，企图以幼天王与广德、湖州太平军进入江西来反证李秀成的求降确是用计，并且这条计还确曾产生作用，但是这也同样缺乏直接的史实记载作为根据。历史事变主要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结果，而罗同志却显然夸大了李秀成个人的智慧与曾国藩个人的愚蠢。曾国藩有意招降，这正出于反革命两手政策的需要，正表明这个大汉奸刽子手的阴狠，而绝不能说明他中了李秀成的计。至于曾国藩不能立刻消灭广德、湖州太平军余部，那也主要是因为他受到很多客观条件的制约（如满汉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汉族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天气暑热、军队疲惫及饱掠厌战等等），特别是由于遭到太平军余部及广大革命群众的英勇抗击，而绝不是因为果真等待李秀成出来帮助招降。

　　李鸿章、左宗棠确曾暗示，曾国藩好象果真中了李秀成的计，可是这也未尝不可以解释为洋务派头目们之间的相互攻讦。很难设想，如果曾国藩当真中了计，那么他以后又为什么会把李秀成的《自述》对外流传？退一步说，就算曾国藩中了计，也改变不了李秀成被俘后求降的事实。难道说，只要供辞中有几处不实不尽之处，公然求降的言行就可以不算数了么？

　　自然，李秀成决不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卑鄙小人，而是一个在十几年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而思想上又存在着弱点的农民领袖，因此他在被俘以后的心情必然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对反对清王朝的革命已经失去信心，因而幻想投依曾国藩以求获得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时机，④并且极端错误地以美化敌人和丑化自己的言辞来取信于敌人，甚至还打算以协同“招抚”太平军余部来换取反动派的“宽大”处理；而另一方面，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感情毕竟是比较深厚的，因而在求降的同时，也还认真叙述了不少革命的信史，对其他革命领袖作了应有的歌颂，并且也有意掩盖了某些重要的革命机密。《自述》正是这样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我们不能只夸大一面，而忽略另外一面。其实，曾国藩倒是同时看到这两个方面的，所以他根据反革命事业的需要，一度采纳了李秀成招降建议的某些部分，然而终于又感到李秀成不可全信，因此立即断然处以死刑。在敌人的屠刀面前，李秀成可能是感到悔恨了吧，所以才在临刑前写了一首“叙其尽忠之意”的绝命词。如果连这一点也加以完全否定，那真未免是诛心之论了。

　　各个时代的各个阶级都有自己的道德规范，我们很难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气节观来要求历史上所有的农民革命领袖。旧式农民英勇地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其中不少英雄人物视死如归，慷慨就义，为千秋万世留下了坚贞不屈的崇高形象；然而其中也有某些领袖中途动摇甚至终于投降，暴露了阶级的或者个人的严重弱点。从秦朝的陈胜、吴广直到清朝的太平天国，我们不难发现一些这样的典型事例。旧式农民没有可能具备明确的政治思想、严格的组织纪律和高度自觉的品质、意识修养，因此在革命过程中间，特别是在进入城市以后或者面临严重挫折之际，就很难防止蜕化变质和动摇投降的现象产生。自然其中也有些人确实是诈降，在接受“招抚”以后并不真心归服，而一到时机成熟又重新高举起“反叛”的旗帜。不过我们还没有充分的根据来判断李秀成究竟是否蓄意诈降，因为他刚写完《自述》就被敌人杀死了。

　　戚本禹同志显然是用无产阶级革命气节的标准来要求旧式农民的领袖，因而便不惜处处贬损李秀成在被俘前的英雄事迹，力图把他说成是一贯不坚定的、而且有通敌行为的叛徒。罗尔纲同志则大概是想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气节的标准来为李秀成辩护，所以力图把《自述》中大量的求降语言都解释成为欺骗敌人的“妙计”，以求维护这个英雄形象的洁白无疵、完美无缺。两个极端，一条逻辑：既然是英雄就必定不会动摇求降，既然一度动摇求降就必定不会是什么英雄。真理总是具体的，评判历史人物的功过总不能离开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用抽象的原则框子来摄取历史现象，毕竟是容易走入歧途的。

　　历史无情却有情

　　历史决不原谅任何一个英雄人物的过失，它忠实地记录下他们的光荣勋绩，也忠实地记录下他们的错误罪孽。即令是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豪杰伟人，也不能不最后听从历史的冷酷无情的判决。然而，历史又是最宽厚的，它总是把历史人物和他的主要生涯联系在一起考察，从而使人们不致忘却那些虽然有严重过失，但却对社会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先驱。

　　历史唯物主义并不需要增添或删减历史，它只是真实地叙述历史，并且加以科学的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对于那些虽然有缺点但确实有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从来不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所列举的农民革命领袖中，既包括了完全蜕化成为封建帝王的刘邦、朱元璋，也包括了曾经投降受抚的王仙芝、宋江。而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所列举的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中，除洪秀全、孙中山而外，也还提出了康有为和严复。谁都知道，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很快堕落成为保皇党以至帝制复辟派，而严复也曾经参加过拥护袁世凯当皇帝的筹安会；然而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的名字毕竟是和维新运动及戊戌变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无愧为中国近代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前驱。至于李秀成，在被俘后虽然一度动摇，然而求降毕竟未成事实，并且终于以自己的生命化为对太平天国革命的一曲挽歌，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尊重他在被俘前十几年反抗清王朝和外国侵略者的英雄事迹呢？

　　适当地肯定一个历史人物，与树立当前广大人民学习的榜样并不是一回事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总是向前看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身上吸取积极因素作为借鉴，然而却不可以毫无批判地模仿前人。自然，对于李秀成这样严重的动摇表现，曲意加以辩护是完全不必要的，我们应该尊重事实真象，并给以恰如其份的批判，以求划清无产阶级意识与旧式农民某些消极意识之间的根本界限，并且加强对人民进行革命坚定性的教育。但是，我们也反对以无产阶级的道德规范来作为肯定或否定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前的历史人物的标准，因为那样将要一笔勾销很多值得我们尊重的前辈，并且把祖国的历史描绘成为“错误的堆积”。

　　恩格斯在评论歌德时曾经说过：“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天才，有时是狭隘的庸人。⑤歌德的伟大并不否定他的渺小，而作为庸人的歌德也并不否定作为天才的歌德。我们对于李秀成或者也可以作如是观。

　　①《列宁全集》第1卷。

　　②罗尔纲同志把私蓄金银也解释成为合乎天国制度，这又未免有掩饰李秀成的缺点之嫌。

　　③《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280页。

　　④戚本禹同志从清王朝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关系出发，批判了李秀成“防鬼反为先”的思想，这自然是正确的，但他毕竟无从否定这个思想是李秀成求降的动机之一。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