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培 回忆北大附中往事 北大附中55周年校庆征文

Gowest

作者： 黄培

　　1965年8月我幸运地考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上世纪60年代，北大附中按照北京大学校长陆平提出的“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院四级火箭”的发展思路，教育思想、教育方针和教学计划，都与北大教学管理紧密相连。从入校起，各科老师就开始给我们灌输“有理想、有抱负的同学要报考北京大学”，并将“打好基础、培养能力、发展个性、提高素质”的教学指导方针融入到对我们的培养教育之中。我们班同学每个人都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我也立志当一名科学家，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做出贡献。然而美丽欢乐的校园生活在1966年初夏之际戛然而止。

　　一、难忘的日子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地展开了。当时我所在的北大附中工宣队的师傅天天催促我们报名去插队，无可奈何的我躲回了清华[微博]园的家中。我之所以对插队务农心存恐惧没有报名，是因为在学校组织的历次劳动中，我一旦肩挑重物，腰部就疼痛不已，当时还有同学批评我娇气。几年后我才知道是自己患有先天性的腰椎疾病，拿X光片到任何医院都可以开出“免体力劳动”的证明而不用去农村插队，这是后话。

　　躲过了北大附中的工宣队，却逃不过清华大学[微博]的工宣队。母亲的几位教务处同事跟踪追击来到我家，动员我去农村插队，一连数天。他们先和颜悦色地给我讲“大道理”，后则对我拍桌子瞪眼睛，曾经和蔼可亲的长辈个个变得面目狰狞，宣称只要我一天不走，他们就一天不让我家安宁。后来来了一位自称是教务处领导的人，把我单独叫到屋外谈话。那位领导威胁我说：“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如果你不马上回北大附中报名插队，清华的革命群众将对你父母阻挠子女去农村插队的错误思想开展批判。”不消一时三刻，我便答应第二天回学校报名插队，只是请求组织上照顾我能与姐姐分配在一起，共同前往内蒙兵团屯垦戍边。

　　大家特别吃惊我思想转变的如此之快，并不知道是那位领导的威协和恐吓在起作用。“文革”期间派驻清华和北大的军宣队和工宣队同属“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他们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整治知识分子的方法和手段。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清华有上千人受到工宣队“人人排队、层层摸底”的政治迫害，我只能屈从于这强大的政治压力。

　　离开北京的那天，在火车汽笛拉响的瞬间，车厢上下的知青和他们的家长[微博]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泣声和喊叫声，我也特别想嚎啕大哭地宣泄自己的惆怅。我刚刚度过自己17岁的生日，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姐姐与我相继离开家，父母十分担心我那柔弱的身体(体重45千克)能否承受得住繁重的体力劳动……。我透过车窗看见父亲那饱含凄迷和忧郁的目光，为了不让他为我牵肠挂肚，我告诫自己一定要克制，强装笑脸与他招手告别。父亲似乎看懂了我的心思，给我打了个要“坚强”的手势，这个手势后来成为我鞭策自己战胜艰难和困苦的动力。我在列车上的表现被一位现役军人看到，他就是负责把北京知青接到内蒙兵团，后来成为我顶头上司的副指导员。火车开车几个小时后，他在各车厢为新组建的二师16团招兵买马。16团是二师唯一的牧业团，位于祖国北部边陲距蒙古国边境二百多公里处，那里已经聚集了先期到达的二百多名现役军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在荒寂缺水的草原上组建连队是当时战备的需要，但是主动响应号召去16团的学生却寥寥无几。最后他一屁股坐在我身边说：“刚才这节车厢的学生都哭了，唯独你没哭，是个坚强的姑娘。你到内蒙兵团不去草原上放牧，不是荒废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吗？……”我听从了他的鼓动，怀揣着“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的憧憬，下火车后与他直奔距离我姐姐驻地八百公里以外的16团，成为了那里的第一批知识青年。

　　二、安营扎寨

　　内蒙兵团是1969年3月在中国黑龙江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之后组建的，它的成立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一是稳定祖国北部边疆的需要。“文革”中内蒙古开展了所谓的反“内人党”运动，大多数的蒙古族干部和蒙古族群众都受到了冲击，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蒙古族人民的感情。二是要防御苏联可能发动战争的需要。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之后，中苏关系十分紧张，苏联在中蒙边境地区屯兵一百多万，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我们进驻到战略要地巴盟乌拉山口的时候，中国边防部队仅比我们早10天在边境线上安营扎寨。此前，那段边境线上一直没有驻军。兵团在那里的主要任务是屯垦戍边，寓兵于农，稳定边疆，保卫边疆。1975年由于中央民族政策的落实，边疆稳定，中苏战争危险解除，内蒙兵团也因历史使命结束而宣布撤销，这是后话。

　　从中国版图上看，我所在的16团位于公鸡图形脊背的最凹陷处，它是内蒙兵团在接收原内蒙古巴彦卓尔盟东方红种羊场的基础上组建的半农半牧团，主营业务是饲养外国种羊。这些种羊是1966～1967年间，由周恩来总理批准动用外汇，分别从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购买的长毛肉用型半细毛羊，据说身价比知识青年还要高，在物资供应极其匮乏的“文革”期间，即使知青们的粮食供应中断了，这些种羊的粮食也从未间断过一天，所以那时候饥肠辘辘的我们，经常溜进羊圈里偷吃种羊的口粮，以满足肚子的需求。不过我们的到来还是委屈了这些种羊，羊圈被临时征用改为部队营房，我们到达16团的首要任务就是给自己盖房。

　　盖房的重头戏就是脱土坯。在农村，脱土坯是一项重体力劳动，当地妇女根本不干这类重体力劳动，我们则不然，因为那时候连队安排男生盖男生的宿舍，女生盖女生的宿舍，除此之外，男女生还要帮助现役军人和复员转业军人盖家属宿舍以及连部指挥所，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力争在草原上画出最美好的屯垦戍边蓝图。为调动知青的劳动积极性，连队经常举行劳动竞赛，在比赛中，我们女生从来没有落后过男生。内蒙古的供暖时间是每年10月1日到来年5月1日，早春4月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泥水还结着冰碴，女生们二话不说，脱掉鞋袜站在泥里灌水、和泥、踩泥、捣泥，那时提倡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因而从来没人喊苦叫累，女生都为自己无所畏惧的表现感到自豪。

　　脱坯活计大家也是争先恐后抢着干，有时脱坯者一蹲就是几个小时不能直腰，手和指甲都被磨烂了也没有任何怨言。当年我是我们班的脱坯好手，但不久我发现，无论自己怎么拼命，脱坯速度总比不过邻班的一位天津知青。后来我就仔细观察她的脱坯动作，并努力改进自己的脱坯技术，在一次有副团长参观的脱坯比赛中，我终于战胜了她，副团长夸奖我说：“没想到‘红领巾’这么能干。”“红领巾”是我刚到16团时那帮复员转业兵送给我的绰号，因我佩戴的红围巾在春季荒漠草原上特别显眼，他们喜欢我那股干活不服输的劲头。

　　三、屯田渠犁

　　“屯垦戍边”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西汉时期朝廷就开始“置校尉，屯田渠犁”，屯田士卒亦兵亦农，亦耕亦战，不仅为军队提供了粮草，而且发展了生产，繁荣了经济，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后来历朝历代都采用了屯垦戍边的政策来巩固边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最成功的屯垦戍边典范就是王震将军于1954年创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我们牧业团如何活学活用“屯垦”的经验却让领导发了难。与其他农业团相比，我们团存在着两个不足，一是新建团粮食储备不足，所在地牧羊海一下子聚集了上千人，商品粮供应常常不能到位，几乎每月要断粮三四天，只能靠吃土豆和胡萝卜充饥，土豆还是变黑或者发芽的。二是牧业团耕地严重不足，仅有的小片农田不能适应现代化农业机械的需要，要解决粮食自给自足的唯一途径就是开垦荒地。

　　我们到达兵团的第二年，“屯田渠犁”就成为全团最重要的工作，开春时我们连接受了在指定的草场上开荒种植小麦的任务。团里的拖拉机嘟嘟嘟嘟地开了过来，一尺高的牧草和芦苇都被深翻到土层的下面，裸露在地面上的是比秫秸秆还粗的草根和芦苇根，当地牧民蹲在地上抱着头痛哭“这么好的牧场让你们给糟蹋了，造孽呀！”他们说这片草原从战国时期就是蒙族人理想的牧地，清顺治五年(1648年)朝廷将这片广大的牧地封赐给乌拉特三公，自此乌拉特部落始自呼伦贝尔草原移居至此放牧。我们对牧民的反对意见不以为然，反驳说：“毛主席让我们来就是改天斗地的，内蒙古草原经过我们的改造，一定能变成万亩良田”。

　　与我连一渠相隔的武装连接受了科学实验任务，他们要在年平均最高气温不超过20 度的草原种植水稻。我看见武装连的女战士站在水田里排成一排，手捧笸箩大把地往水田里撒种子，打破了传统的先育苗后插秧的水稻栽种方式。姑娘们告诉我：“用化肥浸泡过的种子撒到地里就长水稻。”我还是半信半疑。不知是因地制宜不成功，还是动机与效果不一致，十几天后我又路过水田，惊奇地发现地里长出来的不是绿油油的秧苗，而是白花花硬邦邦的盐碱，原来水把地下积淀百年的盐碱勾了出来，秧苗全被盐碱腌死了。

　　我们连经过千辛万苦种植的小麦，秋后收成不足30斤/亩，连种子都没有收回来。曾经长满了羊草、羊茅、无芒雀麦、披碱草、黄花苜蓿、野豌豆、野车轴草等禾本和豆科牧草的草原，因为我们的盲目耕作，在不到两三年的时间里，都变成了寸草不生的沙漠。现在内蒙古草原的沙漠化与我们当年的盲目开垦是分不开的。

　　四、芦苇苦涩

　　我们团各连队的营房是围绕着牧羊海建造的。牧羊海之所以称为海，表达了当地人对水的渴望，实际上它就是一片湿地，水源引自黄河。牧羊海盛产芦苇，它植株高大茎秆直立，在当地是一宝。秋天的时候，青色芦苇婀娜多姿，一丛一丛迎风摇曳，贮存起来草青色绿香味甚浓，是羊群喜欢的过冬饲料。冬季的时候，干黄芦苇含的纤维素变硬，芦苇秆可以用来造纸和制作人造纤维，还可以编制成苇席和蒲垫，出口到日本或者东南亚一带，非常受欢迎。但是这些具有极高经济价值的芦苇却没使当地人富裕起来，因为在那个年代，搞副业就是搞资本主义。

　　秋季收割青芦苇可以称为全年最苦最累的重体力劳动之一。从芦苇质量上来讲，越往海子深处芦苇质量越好；从收割难易程度来讲，越往海子深处收割难度越大，因为首先要蹚着水把割下来的青芦苇背到旱地晒干，再运到连队的羊圈里码垛储存起来。当地女人从不下水打芦苇，这是男子壮劳力的活，因为整天泡在海子里，劳动强度比盖房脱坯还大，甚至更艰苦、艰辛和艰难。但是在兵团，女生从来没有因为生理条件与男生不同而受到特殊照顾，那个年代提倡男女平等，男女一样，男生干什么活，女生也干什么活。这是导致后来许多女生都患上了妇女病的原因。

　　收割青芦苇的时候，我们每人手里拿一把镰刀和两根绳子，其中一根绳子用来捆扎芦苇，另一根绳子要将捆绑好的芦苇系在自己的身上背到旱地。海子里水深一般在小腿肚子至腰部之间，每天四趟活，每趟七八里水路，每人每天要完成150斤的收割任务。进海子我们一般都结伴同行，因为身背重物稍有不慎滑倒在水里，不但站不起来，还有可能危及生命。最开始我每天都要在海子里滑倒，那时你身背的两米多长、四十多斤重的芦苇就像十字架一样把你牢牢拴住，想从绳索中挣脱出来十分不易。当别人把你拽起来之后，背上的芦苇吸满了泥水，湿漉漉的，远远超过原来的重量，沉甸甸的压得你几乎寸步难行，经常是连拉带拽才能爬上岸，泪水、汗水、泥水混杂在一起，样子狼狈不堪，哭也无济于事。后来我发现背芦苇的关键是不能摔倒，要摸清水道，哪儿有坑洼，哪儿有泥潭，要像司机记路那样牢牢记住，背草的时候绕道而行，路程虽然远了一些，但是不摔倒就提高了工作效率，人也不用成天以泥水洗面了。

　　冬季收割干芦苇也不比秋季轻松，主要是内蒙古的冬季漫长且严寒，多寒潮和大风天气，每天四五级风是常态，六七级风屡见不鲜。但是不管天气多么恶劣，兵团战士都没有冬闲的时候，领导认为知青一闲下来就会滋事闹事，不如撒到草原上或芦苇荡里去干活更让人省心。背芦苇的时候，遇到风和日丽的天气，我们还算轻松，但是遇到沙尘暴或者白毛风，草原上飞沙走石昏天黑地，迎风背着两米多高的芦苇，像是海上的帆船逆风而行，经常是走三步退一步，有人因此而迷失了方向，大家还要四处寻找他。

　　那时几个有文采的高中生在收割芦苇的路上，常朗诵唐代诗人许浑的诗词《咸阳城东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他们触景生情，借诗人的诗篇，通过芦苇的“绿芜遍地，黄叶满林”来渲染勾勒出自己苍凉伤感的情怀。我也跟着他们的思路感慨：这苦涩的日子何时才能终结？

　　五、烧窑破俗

　　一年半以后，由于工作需要，我们全排奉命调到16团砖瓦厂。砖瓦厂名字好听，实际是全团生活条件最艰苦的连队之一，主要是没有淡水，全连只有一口咸水井，还经常是供不应求。为了解决吃水问题，厂里特别配备了一辆驴车，每天专门到几里地以外的团部拉淡水，我们除了一日三餐外，每人每天只配给一杯淡水，再想喝水就是盐碱咸水，这使得连里那些如花似玉的女生，个个都是大黄板牙。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大部分牙齿就坏了，这与食用盐碱水相关。团里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曾邀请内蒙古地质勘探队来打井，结果打了半年也没有打出淡水井，只好继续实行淡水供应控制。

　　但是我们没有被艰苦的生活条件吓倒，能够在乌拉特中后旗首屈一指的砖瓦厂工作，劳动形式由农田耕作转为工业生产，大家特别高兴。那时内蒙古的砖窑大部分都是低矮的土窑，而我们的砖窑是高达近二十米的青砖拱顶砖窑，远看像个倒扣的饭碗，鹤立鸡群，我们戏称为16团的地标性建筑。烧窑师傅是特意从南方高价聘请的技师，说话牛气哄哄极不靠谱，我从来没与他们接触过，甚至没有上过窑炉看他们如何烧窑。半年之后不知什么原因，南方技师深夜偷偷地跑了，砖窑没人烧，急坏了连长。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女人是不能进砖窑或者煤窑干活的，据说是“女人进窑，窑就塌”。但是兵团就是要破除这些陈旧迷信的思想，不但让我们进砖窑劳动，还借此机会成立了女子烧窑班，六位女生三班倒轮换烧窑，我还成为负责人之一。

　　我们烧砖的程序是：点燃窑火后要用烟煤焙烧21天，焙烧的砖坯烧到九成的时候要“压窑火”焖砖，同时要在窑顶的水池里灌上百担水，让水慢慢地渗入高温的窑中产生化学反应，使红砖变成青砖。开炉前连长下了军令状，命令我们自学成才把青砖烧出来，我们六姐妹也真为连长争气，在燃烧的窑炉前模仿炼钢工人的铲煤动作，你一铲我一铲地往炉灶里添加煤块，那飒爽英姿的铲煤动作迷倒了一批崇拜者，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可是科学是掺和不了半点虚假的，烧窑是需要技术的，我们从来没有烧过窑，也没看见过如何烧窑，进入到最后关键的阶段，如何“压窑火”焖砖全然不知，连长也不知道，我们只好向当地的烧窑师傅求教。其实南方窑与当地窑不但窑体不同，码砖、上煤、点火、烧窑的工艺过程也完全不同。最后我们烧出来的砖，既不是青砖也不是红砖，而是质量不合格的烟熏花砖。好在砖窑仍然屹立在团部不远的地方，要不然老乡肯定得指着我们的脊梁骨说：“女子烧窑，窑就塌”。

　　六、爆破风险

　　我们团的现役军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全部来自天津66军，知青中80%来自天津，20%来自北京、上海、杭州、青岛、呼和浩特和保定(当年河北省政府所在地)。其中，北京知青因差异较大，16团人将来自城区的老三届知青称为北京兵，将来自门头沟区的69届知青称为门头沟兵。为了便于管理，66军在天津招兵时，就将他们负责军管的68届毕业生带到了16团，甚至连在学校时的班级建制都没有打破，原来的班到兵团晋升为排，原来的班长到兵团晋升为排长，其他城市的知青分别插入到天津人中。我们连的知青以天津98中学的学生为主，北京兵也就三十多人。

　　按说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上山下乡”的命运使大家走到一起，本应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但是受地域文化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各城市知青之间彼此差异还是挺大的，社会上广泛流传的顺口溜“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就是很好的诠释。一年后，我们连的许多北京兵陆续调离，我到砖瓦厂后，全排就剩下我一个北京兵了，天津排长对我这个北京人也格外“关照”，诸如遇到上级机关派公差，执行什么艰巨任务、艰苦任务、艰险任务，只要是需要一个女生，准是指派我参加，我因此也比他人受到更多的“考验”和“锤炼”。

　　到砖瓦厂的那年冬天，团里要在沙漠深处修建一条引黄河水的灌溉渠，组织各连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各连排需要选派一名胆大心细、遇事不慌的知青去学习爆破技术。小时候连“二踢脚”都不敢放的我，居然被指定为我们排的爆破手。修水渠时每个排的施工工地相距一百多米，爆破手需要每天提前半小时到达水利工地，放炮(点燃炸药)把1米厚的冻土炸松软，之后与其他战友一起抡镐头、刨冻土、砸钳子、抬土方修筑堤坝。

　　放炮与放鞭炮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其结果却是截然不同，由于炮的药量比鞭炮的药量大得多，充满了危险性，每次放炮我都小心翼翼，生怕发生意外。但是经常事与愿违。我们使用的炸药是6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准备解放台湾时储备的炸药，到我们使用时已经储存了近十年的时间，质量多多少少有些问题，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不合格产品。但是“文革”期间，军工厂停产，没有其他炸药来源，有炸药总比没有强，最后领导决定还是要使用这批过期的炸药，只是嘱咐我们务必小心谨慎。但是这个决定对于爆破手来讲就非常危险，因为炸药不响的概率很高，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是心惊胆战地爬到哑炮旁边想办法排除它。其实我对爆破知识一无所知，放炮培训时也没讲怎么排除哑炮，每次我只是“撞大运”，想办法再次点燃导火索罢了。有一次毗邻我排施工工地的另外一位男爆破手，看见我趴在水渠边鼓捣半天炸药也没响，就过来帮忙，炸药还是不响。他年轻性急，非要找出其中的原因，干脆把炸药包一层一层地撕开，发现导火索距离黑色炸药还有一段距离，根本不可能发生爆炸。总之，整个冬天我都是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好像把自己的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从来没有轻松过。

　　七、抗旨猪倌

　　好不容易熬到来年的春季，连里需要一位女生去喂猪。我又被新提拔的斜眼女连副相中，摇身成为了连队的猪倌，负责饲养全连三十多头猪。猪倌的任务繁重，天不亮就要起来切猪食、煮猪食、担猪食，给猪喂食，一日三餐顿顿不落。空余时间还要打猪草、起猪粪、垫猪圈，十分辛苦。但与打青芦苇相比，不用整天湿漉漉地泡在牧羊海里，我十分满足。草原上的猪都是放养的，它们非常有灵性，只要我吆喝一声，不管距离多远，它们都能听到。我还给每只猪起了绰号，格外偏袒那只名叫“花花”的母猪。一天晚上，“花花”要下猪崽，我想请兽医帮助接生，可是女连副命令我去接生。那时候我虽然年轻无知，但也懂得这样一个道理，接生猪仔与接生小孩一样，要懂得一点医疗卫生知识，诸如母猪下崽之后胎盘怎么处理？母猪遇到难产怎么办？……思前想后我擅自决定，找来了兽医接生。第二天女连副大发雷霆，认为我违背了她的旨意，命令我去羊圈报到，算是对我的惩罚。

　　八、牧羊幽婉

　　在草原上放牧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当初我放弃生活条件较好的17团来到贫苦的16团，就是想当牧羊女。16团位于内蒙古高原的巴盟北部，那里地势坦荡，莽原旷野漫无涯际，我喜欢在蓝天白云下自由自在的放牧生活。高兴时我扬起牧羊鞭放声歌唱，忧愁时我躺在草原上仰望天空，那种令人心旷神怡的生活使我乐不思蜀，连续几个月也不给家里写信。但是草原上的生活是孤独和寂寞的，特别是我每天一个人早出晚归，随着羊群到处行走，遇不到任何人，说话也是自言自语，随身携带的八管熊猫半导体收音机收不到汉语广播，小说在兵团是禁书遭到查封，随着日月的流逝和心灵的沉淀，曾经憧憬的放牧生活在我眼中逐渐变得枯燥起来，让在喧嚣城市长大的我感到寂寞难耐。后来，当我再站在草原上歌唱的时候，只是想听听自己是否还能发音，原来那种豪情满怀的心境早已荡然无存。这时我才懂得了“惩罚”的意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回到连队，回归到集体当中。

　　几个月后的初秋，连队抢收青芦苇急需壮劳力，我又回到了牧羊海畔。虽然每天一身泥一身水地泡在海子里，但是能够见到人了，能够与战友促膝谈心了，那种其乐融融的感觉和心情舒畅的享受，是他人无法理解的。



内蒙兵团撤销前夕，我从广阔天地回到北京。从不谙世故满腔热血地奔赴，到心力交瘁淡然处之地离开，我把自己最宝贵、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内蒙古草原。对于中国知青历史的评价，社会舆论一直争论不休，有人称之为青春无悔的峥嵘岁月，有人定义为不堪回首的蹉跎岁月。就我个人而言，作为中国2000万知识青年的一员，在历史潮流面前我们没有选择，没有退路，只能坦然面对。面对无奈和无望，面对生存和生活，面对苦难和困难，我学会了忍辱和负重、学会了坚毅和坚强，学会了吃苦和耐劳，学会了奋斗和拼搏，学会了坦诚和豁达，学会了善良和敦厚，学会了关爱和担当……我像所有的知青一样，不会忘记自己火样的青春年华：在经历了青春的酸甜苦辣后，我们才能成长为一个自强自立的人。

    作者简介：黄培，女，北大附中初中1968届(1)班毕业生。1965年9月至1969年4月在北大附中读书，1969年4月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插队。大学毕业以后在国家统计局工作，高级统计师，主要负责为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提供统计信息咨询服务，曾担任《中国统计年鉴》编辑部主任。现已经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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