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凡 我的苦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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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我的苦难岁月（连载）
前言

我祖籍湖南省零陵县，父亲名李忻，字伯龄，在南京求学时更名为李其坚。祖父是晚清秀才，父亲生于1909年，幼居穷僻的山村，父亲四岁随祖父读书，很小就能识文断字，天生厌弃乡村的贫困和生产劳作的艰辛，少年时立志要走出穷山沟去谋求自己的美好前程。1928年初，孤身一人，怀揣一块银元到南京求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
毕业后先后担任中华民国沅陵行署合作事业管理处教育组长；湘西月刊、湘西合作通讯半月刊编辑、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合作社经理、中央合作工作协会重庆事务所主任、全国供销社专员兼重庆国营整理工厂厂长、全国合作管理局视察兼合作人员训导所主任训导、中央社会部合作事业管理局视察专员、内政部合作司武汉专员等职。同时担任中国合作协会理事、全国交通学会的发起组织人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以满腔的热情投身百废待兴的国家建设，然而，他的热情很快被阶级斗争消灭殆尽，最终孤独凄凉地辞世在他深爱而又厌恶的贫穷山村里，那正是最恐怖的1967年8月！就在那个时期，父亲的所有文字被焚之一炬，从他幸存的二首诗里看到了他内心的悲凉：
“怕将往事忆从前，检点平生总不然，解放自知觉悟晚，余年进奉艳阳天。”
“山居旷野自陶然，独愧悠悠待岁遷；多病寡闻人世远，残生只合枕头眠。”

母亲名朱光洁，字春娬，1913年农历11月10日生，2002年7月26日仙逝。
远祖明末清初迁居苏州枫林桥，后定居南京。现存家谱记载的一世祖，称紫山公。四世祖朱墉、鹿岗公，文武兼备，游学教习不仕，著有《毛诗春秋通论》、《武经七子注》、《广百将论》等书。
五世祖朱元英康熙乙丑年(1709年)中二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在南京鼓楼处购地建宅定居。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朱元英重孙、曾任天津知府、按察使的朱澜，购南京鱼市街东边部分民房扩建，建成门楼恢弘，三排十进，进与进中间隔着大小不一的天井和公用的厅堂，住房一百多间的单门独户的封闭式府宅；府邸后门临鱼市街，前门临居安里，建成后成为名动南京的“朱御史府”。府邸第三进大厅中央高悬乾隆御赐的匾额《金殿传胪》，下悬家族名号《春雨堂》匾。
朱门八世祖朱绍曾曾任山西按察使、湖南巡抚，授太常寺卿。九世祖朱桂桢1799年（嘉庆四年）中三甲第二十七名进士，曾任浙江按察使、甘肃、山东布政使，山西巡抚等职。十一世祖朱和钧1895年任台南知府，台湾割让告假回南京。
1937年日寇侵占南京，“朱御史府”东部遭炮火摧毁，余者几十间房被日寇强占为兵营，沦陷前朱家后人大都离开了南京，日寇投降，逃难的几家人回来重整老宅，简单修缮后入住，空置房间和地基仍属各房所有。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政府没收了“朱御史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房屋，留居安里一处三间房由朱亦松后人居住。上世纪九十年代，“朱御史府”完全消失，遗址上耸立起几栋现代的高楼大厦。
母亲在这豪门深宅里长大。
外公名朱传经，民国初在金陵海关监督公署任税务科长、文牍部主任，外公最喜欢母亲，在特别重男轻女的年代不送儿子读书，而让女儿念完初中，实在是件背道离经的事了。
母亲善良、忠厚。她的至理名言是：“让人不折之（吃亏），过后讨便宜。”母亲长年无偿地为人读信、写信，远在十多里外龙王港、左家垅的人都来找她。对四邻唯恐避之不及、又脏又“疯”的孤寡老婆婆一直照顾有加，为她写补助报告，留她吃饭，老婆婆临终前坚持一步一挪地来与母亲话别。
天马山下不足九平米的小屋，永远充满着笑声，永远是相邻十多个孩子们的天堂，四十年后的聚会，他们还盛赞母亲的豁达：“屋宽不如心宽”。
1955年，母亲用羸弱而无比刚强的肩膀独自抚养大十二岁至两岁的五个儿女。面对穷困和饥饿，她清高和坚韧；面对歧视和屈辱，她坦然而孤傲；面对疾病和苦痛，她豁达而乐观。母亲热情和真诚，没有一丝一毫的矫揉造作。
我家姐弟五个，依次为姐姐李宗明（乳名渝芳，1943年生），老二是我（1945年生），大弟李宗元（乳名汉英，1947年生），二弟李宗亮（乳名四毛，1949年生），三弟李宗平（乳名建新，1953年生）。
我曾经翻动那本由老大传到老五、业已破旧不堪的64开本新华字典，问母亲：“家里新的辞源辞海都有了，您还留着它做什么？”她说：“你的几个弟弟在异乡，有它，我就能时刻嗅到他们的气味。”
这就是母爱！伟大的母爱！母亲的精神和博爱
与我同在！所以，无论在怎样的环境里，我都能坚持修身养性，誓必坚持到去见母亲的那一天，届时，将我的文字和诗词留给年轻的一代，虽无大家成就，却是最普通百性的真实心得！

幼年记忆

刚过夏至，山城重庆的天气比往年凉爽得多，也许是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抗击日本侵略扩张的战争已临近胜利，老天爷的心情随局势开朗起来，收敛起火炉的炙热，一早一晚让人十分舒适、惬意。
1945年6月23日（农历5月14日），我出生在南温泉父亲的公寓里，依宗族辈份取名李宗凡，乳名泉生。出生几个月的时候，得了肺炎，母亲衣不解带地守候在医院里，没日没夜怀抱着我在病房里来回踱步，安抚烦躁不安的儿子，后来姑母告诉我：你妈妈在医院四十二天，睡觉的时间加起来没有四十八个小时。不久日寇投降了，全国光复，百废待兴，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的，特别的忙，妈妈说：“你爸爸只要有点空，总会在第一时间里到医院看望你，听到你病好些了，他就微笑着离去，听到你病情反复，他含着泪依依不舍地离开。”
1946年初，父亲担任武汉市经济接收专员先行去了武汉；10月，怀着弟弟的母亲和姑母带着姐姐和我，乘船直下，迁居在汉口江汉关后面的英国租界公寓里，二弟宗元出生于此，1994年，我因公出差，特地寻访到这个地方，一栋三层楼的西式建筑，现在是长江航运局军事管理处，该机构在三楼办公，一楼做了招待所对外营业，我便退去宾馆的客房特地住进这个毫无印象的旧居。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1948年，父亲调任社会部合作司，举家从汉口迁居南京玄武门附近。1937年，母亲全家为逃避战火，离开故居整整十一年，今日归来，异常迫切地去寻访亲人和探看旧居，老宅依然故我，众多朱姓族人入住寥寥，打听南京的旧友亲朋大都不知所踪！好在外婆和舅舅一家人，这些年始终与我家在一起，1946年冬，舅舅扶外公灵柩从重庆回南京安葬，举家先我们迁回南京，住进老宅；这给战乱中飘泊的母亲以莫大的安慰。
回到家乡的日子是安逸欢乐的，在后来艰辛的岁月里，母亲常常讲述起晚饭后带着三个儿女在玄武湖漫步的情景，尽管身处社会最底层，尽管饥肠辘辘、家无隔夜粮，每每讲起往事时总是那样平静和满足，就象刚刚散了步回来一样。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陈兵百万于长江之北，兵峰直指江南大地。大炮的轰声打破了南京城内的宁静，国民政府没有与千年古都玉石俱焚之意，城中的首脑机关和大大小小的政府机构都在奉令搬迁，一走台湾，一走广州。
中央政府机关的官员分发遣散费，用其安置家属。1949年3月上旬，父亲将我们连同舅舅家共十一口人送回湖南零陵乡下，南下广州向中央社会部述职，1949年8月，中央社会部整体搬迁台北，父亲上了飞机，因牵挂着怀孕的妻子和儿女们，心中惴惴不安，便向社会部合管局局长寿勉臣告假，毅然下飞机匆匆赶回零陵。他的这一决定完全断送了自己，却保全了母亲和我们！
时隔五个月，我们全家团聚在距零陵古城六十里的板泮塘镇东乡桥。父母都在方圆百里唯一的板泮潭小学教书，父亲教国语、算术，母亲教图画、音乐。
小学校旁有座破败不堪、阴森森的大庙，庙里的和尚在1948年家乡爆发疟疾时全跑光了，只剩下搬不走的大庙空壳和庙堂中的泥菩萨，门前几棵歪瓜裂枣的大树上乌鸦壘起数十个巢，成群结队的乌鸦飞飞停停、吵闹不休，黑压压的一片从远到近，时飞时落，飞起黑了半边天，落下乌黑一片地，着实让人毛骨悚然。
母亲每天带着六岁的姐姐一起去上课，我便和两岁多的弟弟和邻居的孩童，壮着胆子摸进大雄宝殿里玩，昏暗的大殿正中一尊残缺不全的坐佛，两旁站立四尊张牙舞爪的金刚，淡淡的日光影拓着渗人的阴影，极度的幽静让人感到极度的恐惧。大殿里金刚身上点点磷光如鬼火般时隐时现，一阵阵的过堂风发出长久尖细的刺耳哨声，夹杂着庙外传来乌鸦凄厉的哀鸣，常常吓得我们屁滚尿流，鬼哭神嚎，争先恐后逃出大殿；我们不敢再进大殿了，便在大殿前的天井里玩耍。只有弟弟宗元一个人胆大，他可以跑进大殿里学鬼叫来吓唬我们，还敢在黄昏时坐到正厅泥菩萨的身上，惹得我和小伙伴们无比的佩服。
1949年9月，母亲临近分娩，父母亲都辞去了工作，搬回珠山山村老屋。
回乡时已近深秋，田里只剩下枯黄的稻杆；秋风吹过田野，吹不尽稻田四周的绿，那绿色充满诗意，竟能让四岁的孩子产生无尽的遐想。南国的山依旧郁郁葱葱，哼着小曲从山里流下的溪水是那么清澈，更增添孩童的欢乐和幻想。
欧阳伯伯的儿子白崽哥哥一担箩筐挑着我和姐姐，我坐在垫着厚厚衣物的箩筐里，颤颤悠悠舒服极了，一路上欣奇地看着这陌生的一切，四岁多的新奇与后来经历的痛苦和灾难、欢乐和惊喜汇集成我的一生。
老宅是祖父二十世纪初依山建造的一幢两层的青砖瓦房，楼下进大门是个堂屋，堂屋内能摆下六桌酒席，两边各一间正房，堂屋后门进去是长方形宽敞的厨房，宽约两米的楼梯从堂屋后墙跟引申到二楼，早先是父亲兄弟就寝的地方，现在成了杂屋和仓库。老屋左边的一墙之隔是一栋新建气派的大红砖瓦房，在贫穷偏僻的山村里显得格外豪华雄壮，里面住着我唯一的亲伯伯李森龄一家。
祖父名李显懿，字相甫。世代务农，渐渐人丁兴旺形成大族。祖父家有六兄弟，唯祖父一人念过私塾，晚清科考中秀才，是珠山乡唯一的秀才，是家族里光耀门楣的读书人。祖父从此不再农作，教私塾、做郎中，靠着勤勉和盘算，自立门庭，建房置业，在当地算是富贵不足、温饱有余之家，只有能力供一个儿子念书。祖父性格鲠直，好急人难，在乡梓里颇具声望，清末和民国初数次被乡民推举为首领，率民团和还乡团守土卫家，免遭战火和动荡的蹂躏。
祖父1928年初病逝，不久，父亲便离家求学，祖父留下的田产难以维持伯伯全家六口和姑母李玉龄的生活，伯伯每年农闲时外出替人打短工添补家用，以致没能力置办嫁妆而耽误了姑母的婚姻大事。1943年，时重庆和湘南交通顺畅，父亲知道妹妹二十多岁未出嫁，在大哥家里经常挨打受气，派人将姑母接到重庆，从此姑母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回到家乡，乡亲们见到我们时，总喜欢轻轻拍拍我们的后脑壳，亲切地称“相甫先生的孙子，多富态、多喜人。”言语中的尊敬之态在祖父故去二十年后依然呈现，足见祖父的人缘了。
伯伯李森龄，没读过一天书，故目不识丁，少年的父亲到零陵县城上学，每次都是伯伯挑着沉重的行李和生活物资担子步行六十里路送他。祖父的偏爱和繁重的劳动，以及艰苦拮据的生活养成伯伯性格的简单、暴躁和霸道，祖父去世后，伯伯摸爬滚打，独撑门楣，找个老婆也同他是一样的脾气，凡事都要占便宜，遇事敢拼敢打一定要搞赢，绝不谦让，输了也决不罢休，一直要纠缠到对方服软认输为止，搞得十乡八里的农民都怕他、躲他，背地骂他是“李蛮矮子”。
伯伯育有三儿三女，大女儿、二女儿（不知道她俩的大名，只知道母亲和姑母称她们为大栓子、小栓子）在我们回乡前已相继出嫁；三女儿李冬芳，幸亏三个女儿都嫁给了当地的普通农民，所以他们都平平安安地活过来了。
大儿子李宗刚，1942年被父亲接到重庆，着意培养，后送进国民党军队，宗刚身上有其父的强悍性格，短短四年，到1949年当上了连长，部队溃败后逃回老家，新中国1953年镇反中被逮捕，不久病死狱中。二儿子李宗毅，因其十九岁时曾在当地乡政府作过杂工，土改运动中被定为坏分子，不久病故。
1998年，我和宗亮兄弟俩回乡扫墓，与大姐、三姐和李兴隆相聚数日。大姐长相极似姑母，七十多岁依然健步如飞，听堂弟从长沙来了，步行二十几里来三姐李冬芳珠山镇的家中相见。
伯伯最小的儿子李兴隆，1946年生，一生命运多舛，历尽苦难，生长在恶霸地主家，见惯了捆绑游斗，小学毕业就下田农作，1960年伯伯自杀，十四岁的他离乡背井四处飘荡，过着半乞讨半打工的生活，不久，土改后留置的杂屋年久失修坍塌，他真无家可归了，只有外出谋生存的一条路走。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没有户口、没有证明，莫说找工作，就是住最简陋的招待所也不行啊。他过住车站、住过废弃的寺庙，他栖身荒野郊外露宿街头，在穷乡僻野找不要证明的没人愿做的苦活、累活、脏活干，就这样一天挨一天。当外面紧抓流动人口时，就跑回老家，到三个姐姐家蹭几餐饭，苟延残喘，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86年李兴隆四十岁，姑母回乡倾其一生的积蓄，为其娶妻，我2000年冬回乡，他在珠山镇建房，并育有二子，交谈中对姑母由衷的感激溢于言表。
多年来，每逢家乡有灾有难，父亲总倾囊相助。1948年夏秋之际，零陵珠山乡爆发疟疾，父亲闻讯立即汇回二万银元，教伯伯购买奎宁丸，救治病人，伯伯却私吞了这笔钱；正是改朝换代之际，兵慌马乱之时，凡有关系的大户，纷纷贱卖土地举家外迁，趁此机会，伯伯一下买进了几百亩田地和村后的小柴山，同时建造了那幢傲视乡里的大瓦房，本想从此荣华富贵、衣食无忧了，命运的捉弄始终为人力不可抗御！一年后，田租尚未收取到一粒米，便从苦大仇深的贫雇农沦为黑五类之首——地主，由于平日的霸道，还被冠以“恶霸”头衔。
我们回到老宅，推开院门，满坪长着一米多高的茅草，在老宅大门前，白崽哥哥放下我们，我下了箩筐，看着庭院里的茅草比我高，便朝草丛里跑去，白崽哥哥一手把我捉住，唧唧呱呱说着我根本听不懂的话，然后手持镰刀，麻利地砍起茅草。欧阳伯伯也手持镰刀割茅草，半个多时辰，砍光了庭院里的茅草，一个五十余平方米的庭院呈现出来。接着又帮着姑母打扫房间，我们才搬了进去。
老屋和伯伯的新楼一墙之隔，庭园墙中开着一扇1.5宽的小门。这是联系两家最捷近的通道，可惜门扣在伯伯那边，我们好奇却始终无法开门去一睹豪宅。
祖父中秀才后，乡里乡亲多好攀龙附凤，祖父选择了世交的孩子作寄子，就是我们口中的寄伯伯，寄伯伯复姓欧阳，寄伯伯父子待我们如亲人，我们的交往一直到维系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1979年6月母亲收到继伯伯的信后就再无音讯了，接连寄去好几封信都石沉大海，多年来母亲无限感伤，常听她自言自语叹息道：“寄伯伯一定是不在了，不然，他不会不来信的。”令人遗憾的是我五岁半离开家乡后，由于政治和经济的诸多原因再没能见上他们一面。
我家回乡前，父亲买了四十担谷，装满了老屋二楼的谷仓，待我们安家寻米煮饭时，才发现谷仓里空空如也，一粒谷都没留下！米缸里只剩下几颗老鼠屎。趁我们住在东乡桥时，伯伯凭着庭院中的小门将谷仓全部洗劫一空。
寄伯伯见状气愤不已，大骂伯伯忘恩负义，叫儿子白崽哥哥回家去拿来米和菜，应付了我们回到老屋的第一顿饭。第二天，寄伯伯带着姑母找伯伯讲理，任凭你敲破大门、叫破喉咙，里面总寂静无声，他俩只好到东乡桥告诉教书的父亲，父亲苦笑着摇摇头说：“算了，别和他计较，再去买吧。”
傍晚时分，寄伯伯带着几个农民挑回几担谷，带回了一袋米。第二天，我好奇地摩挲着舂谷的石臼和风箱，第一次见证了谷变成米的全部过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月底，农村土改工作队进驻珠山，开始了农村“斗地主”，分田地的土改运动，访苦、引苦、诉苦、算账的活动在农村遍地开花，寂静的山村苏醒了，农民的情绪沸腾了。
在东乡桥小学上课的父亲接到湖南大学李达的信：“乡村土改运动开始了，快来长沙，你的身份高，捉住了肯定要枪毙。”
父亲接信，立刻离开学校，匆匆赶回乡下老宅，呆了半天时间就告别妻儿，连夜步行三十里到黄沙河火车站，独自一人乘车去八百年都未曾谋面的长沙。
父亲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是零陵同乡，李达因为理论认识和理念差异很早脱离了共产党，一直以教书为业。抗战时期居住在重庆，同父亲常有往来。1941年，国共两党交恶，国民党高层发出逮捕李达的密令，父亲获悉后立即通知李达，让其逃过一劫，就是这段渊源，在父亲走投无路时，李达伸出援手召父亲到长沙，安排在他任校长的湖南大学里当国文教师。
随我家南迁零陵的舅舅家五口人：外婆，1882年生人，小时缠足，三寸金莲，走路摇摇晃晃，年逾六旬；舅母1948年病逝后留下四个子女；在乡下的日子，两家人的生活起居全依仗姑母为持。1949年7月，舅舅朱荣森来到零陵，舅舅脾气极好，姑母已经三十三岁了，母亲便从中撮合，8月中旬俩人合卺，几天后，舅舅将全家老小托付给了姑母，离开零陵独自回南京，参加新政府举办的南京革命大学。从此，两家亲上加亲，是姑妈又是舅妈，是舅舅又是姑爹。
1949年11月，二弟宗亮在老屋出生，母亲因水土不服，生下宗亮后，风势入骨瘫痪了，一步都不能动，累苦了姑母，为刚出生的婴儿找奶、四处求医寻药，还要照料两家人的柴米油盐和一日三餐。
后来常听母亲讲述刚瘫痪时痛不欲生的心情，拼命地捶打自己的腿，哭着寻死觅活。是姑妈驱走了她心底的绝望，每当母亲狂躁要寻死时，姑妈会笑着说：“嫂嫂，想寻死吗？门外有池塘，你爬去吧。屋里有绳子，站起来找个地方挂上去就行。”转脸再苦口婆心地劝慰：“嫂嫂，就是要寻死，也得先治好腿，能走路了才行啊。相信我，别着急，你的腿一定能治好。”
姑母请来东乡桥最好的中医李向荣先生，七帖草药就让母亲能下地行走，但留下了脚跛和心悸的疾患。妈妈终生跛脚，心悸折磨了母亲三十年，直到1979年我们兄弟全有了固定工作，心悸悄然而去了，应了李先生开药方之前说的话：“月子里的风湿深入骨髓，能让你下地走路，但会留下脚跛的后遗症，还有心悸，心悸发作会很难受的，不过，加强营养、开朗乐观、身体强健就能克制心悸。”若不是姑母起锲而不舍的寻医问药，若不是李先生的高超医术，母亲根本无法承担后来的生活重负，那么，我们的命运就该另写了。
1950年初，时近春节，传承了二千年中华民族的最大节日，乡村里格外讲究，特别是大多数农民分到了土地和浮财，一步登天的得意和手握余财的喜悦让这个沉寂了多年的小山村奢华起来，家家户户宰鸡、割肉，油炸各类食品。家乡的风干鸡，年前宰杀，不腿毛，掏空内脏，用香料和二三位中草药加上点盐，塞进鸡肚子里，封好口倒挂在屋檐前，这种鸡能保鲜很长的时间，吃起来还同刚杀的鸡一样鲜，肉倒是更香了。猪肉的保存更妙，新鲜猪肉用盐腌制一天，洗干净挂出，待表面没有了水气，放进滚滚的油锅里炸，没听见水炸声即刻捞出凉冷，然后泡在菜油里，肉可以保存到第二年过年。
年三十的下午，左邻右舍的大人在屋前禾堂中安放一张大方桌，桌上放香案，燃起二根红烛和三根香，香案前摆上自炸的点心，一个茶碗后平排放三个酒杯，酌上茶和酒，爆竹声响，大人向老天祈福，孩子们各自玩耍趁机拈点点心丢进嘴里。姑母在屋后的树上采两支绿枝插在大门两厢，寓意一年四季常青。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白天，母亲叫表哥表姐和姐姐认字写字，晚上就拢着七个孩子，怀抱着二弟，在熊熊燃烧的柴火地灶前讲故事，母亲讲古人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奋发读书的故事，讲二十四孝、人穷志不穷的故事。
一天晚上，大表哥朱家骏拿着一本书，起身去问生字，路过我身前时，不小心带翻了架在灶火上的开水壶，开水直倒在我右小腿上，我惨叫一声，撕心列肺地哭了起来，姑母抱起我小心翼翼地剪开裤腿，整个小腿后部立时起满了大大小小的水泡，姑母连夜到村里挨家挨户讨要狗油，拿回来将整个小腿涂遍。那一夜，我痛得翻来覆去，母亲和姑母彻夜守护在床前，这是我刻骨铭心的第一次伤痛；二个月后烫伤好了，留下一大块永不消失的烙印。2005年我和宗元到安徽东关看望大表哥，大表哥还关切地俯身查看我小腿上的伤痕，深情地怀念我的母亲，说：“大娘（大姑母）心地真好，宽容而善良，我把你烫伤了，她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还一直宽慰我别害怕、别着急。”“唉——”长叹了一声。
1950年1月，农村土改如火如荼，缺田少地的农民能毫不费力地得到梦寐以求的土地，热情之高、行动之快前所未有，“搞好土改过好年”，诱人的口号在山村里回荡。我的伯伯就在这分田地、分浮财、斗地主的农民运动后，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田地、柴山、房屋、谷和衣物连同自己饲养的鸡、猪、牛全被瓜分一空；将他全家赶到我家老屋外的两间破旧堆放柴火的杂屋里。
运动之初，伯伯几乎天天被反剪双手戴高帽游乡示众，天天被打得遍体鳞伤。因为我们村就剩下他一户地主，加上他平日贪小利又霸道，得罪了不少乡亲，有机会打便宜人农民最高兴，又是革命运动中拿他出气更是顺理成章的事。比较很多经过土改的农村，伯伯算是幸运的，因为整个土改运动中，有200余万地主、富农人头落地。（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伯伯只是跻身于2000余万戴上“地、富、反、坏”帽子没有公民权的人之中。
随着农村从单干到农业社到人民公社，伯伯始终夹着尾巴做人，从不敢乱说乱动，他还是没有捱过1960年的饥饿，冒天下之大不违偷了人民公社地里的一个红薯，被民兵捉住爆打了一顿，自高级社后，伯妈和宗毅相继病故，伯伯心境一直悲凉，再逢此摧残，绝望地用一根麻绳结束了艰辛屈辱、可悲可叹的一生。
农村的阶级成份划分在农协会和工作队的商定下公布了，寄伯伯父子都是农协会骨干，白崽哥哥担任民兵队长，后出任初级农业社社长、珠山人民公社林家大队总支书记直到退休。经他们的辩解，兼之父亲多次赈济乡梓，被乡民颂为“珠山第一好人”，所以，农协会一致赞同，土改工作队将我家成分定为中农，其实我家一寸土地都没有。
土改运动一开始，伯伯就被批斗游乡，挨不过连日的殴打，为减轻体罚，他哀求民兵们说：“我弟弟是个大官，他家里有成箱的金子，我替你们找金子去。”于是几个荷枪实弹的民兵押着五花大绑的伯伯闯进我家，朝抱着二弟的母亲，扑通跪倒，哀哭道：
“弟妹呀！救救我，快拿金子来换我的命呀！来世变牛变马报答你。”
我怯生生地依扶着病情刚有好转的母亲，母亲也哭了，气恼而委屈地说：
“我家哪来的金子，你不是要我的命吗？”
伯伯无止无休地磕头哀嚎，正在相持间，寄伯伯和白崽哥哥闻讯赶来，他们怒斥伯伯：“你弟弟的钱都给了你，你都买了田和柴山，连安家的四十担谷你都不放过，还来逼什么！想逼死他们吗？”
母亲胆怯地轻声问寄伯伯：
“你弟弟不在家，我们该怎么啊。”
寄伯伯说：“你家是中农，就真有成箱的金子，我们也不会拿。”
往这伯伯狼狈的惨象，母亲真的于心不忍，她流着泪替伯伯哀求：
“我把家里值钱的衣物统统交给农会，能减轻他的处罚吗?”
寄伯伯正想开口，带队来的民兵副队长抢先说：
“那好，交些财务减轻他的罪过吧。”
谁也不再说话了，母亲就当着大家的面，翻箱倒柜找出九件七成新的大衣和旗袍交给了民兵。几天后，伯伯就被放了回来。
在土地、财产重新分配后，大规模的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偃旗息鼓了，得到土地的农民都欣喜若狂，沉醉在自己的“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儿子热炕头”的斗争成果里，无暇顾及其他，只留下几个运动骨干在从事巩固政权的工作。
农民安静了，我们的生活也趋于平静，母亲又接到父亲的信，知道他已经在湖南大学任教，心情豁然开朗，身体大见康复。
伯伯失去了一切，不敢招惹分了他家财产的农民，便把一腔怨恨迁怒于我家，他带着儿子宗刚各持扁担闯进家门，对着母亲狂吼：
“你们好过，看我挨打挨斗就是不拿钱出来！你们冒得金子？鬼都不信！我是穷光当了，姓朱的，把钱拿出来平分，要不然，大家都莫活！”
姑母在厨房里看见来势汹汹的大哥和侄儿，立刻从后门跑去找寄伯伯，母亲哪见过这样的阵势，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又怕他们伤害到我们，将四个孩子紧紧地护在身后，全家都吓得嚎啕大哭，哭声和怒吼声几乎要震垮老屋。救星来了，寄伯伯和白崽哥哥冲了进来，寄伯伯手操锄头，白崽哥哥背着步枪，伯伯他们的气焰立刻消失，还没等寄伯伯开口，带着儿子灰溜溜地跑了。
风波过后，寄伯伯在我家堂屋里支了张床，守护着我们。寄伯伯有自己的家，还有农会的公务，不可能长期守护；寄伯伯家离我家有十多里远，万一伯伯真的横了心，救都来不及。姑母一女流之辈，从小被大哥打怕了的，看见大哥心里发怵，哪有能力保护我们。为今之计只有离开这里，才能逃过伯伯的侵扰和伤害，大人们商议后，决定我们去长沙找父亲，1950年11月，我们全家在寄伯伯、白崽哥哥、姑母的簇拥下离开了居住一年多的零陵老家。
我们走后不久，舅舅在南京革大学习结业，被分配到安徽省交通厅工作，要姑母带着外婆、表哥朱家骏、朱家骝、表姐朱家珍、朱家玉去合肥团聚。姑母变卖了我们老屋里所有家什、农具和谷物，还是凑不齐到合肥的路费，无奈之下，将六岁的小表姐朱家玉送人做童养媳，换回两担谷，外婆一家才顺利抵达合肥。
在乡下的一年多里，经历了几件永远留在记忆里的恐怖。
第一件事是：1949年冬初的一天，姑母带我到村后的小山上打柴，突然间姑母惊恐异常地抱住我钻进了灌木丛中，手紧紧地捂着我的嘴，在我耳边连连叮嘱：“有‘梁子’，千万莫出声。”顺着姑母手指方向望去，看见两个背着长枪的士兵在山下的小路上行走。1949年下半年，乡下经常发生溃兵烧杀奸淫掠抢的事情，乡下人把散兵和土匪统称为“梁子”，谈兵色变、谈匪色变。此后好长的一段时期里，我看见背抢的兵就全身发颤。
第二件事发生在晚上，姑母正在灶台边炸过年的豆腐，我守在滚滚的油锅旁，不时拈一个烫嘴的油豆腐吃，刚刚炸出来的油豆腐外脆内嫩，在嘴里咀嚼，那是满嘴流油、满口香甜，这种味道追随了我一生，遗憾的是此生再没吃出过家乡童年的味道了。正在馋兴未尽之时，突然，村里响起了锣声，有人急促地高声喊叫：“快躲呀！‘梁子’到村边了！”于是，姑母将我抱上二楼的杂屋间，在农具堆里拿出个箩筐，把我放进去，再用个箩筐罩住，反复叮嘱千万别出声，没回来接我前，别出来，再用些锄头、耙子等物靠在箩筐外面。
安置了我，姑母匆匆下楼扶着妈妈，抱着小的、牵着大的躲进了屋后柴山的灌木丛中。我似怕非怕地团缩在箩筐里，还念念不忘放在灶台上的那碗刚出锅的油豆腐，昏昏沉沉中睡着了，一觉醒来竟是睡在自己的床上。醒来就问油豆腐呢，这事让姑母笑了我一生：“真是个二呆子，不晓得怕。”
至于有天晚上，村里突然响起急促震耳的锣声，接着就是相互传递的高叫声：“老虎来了！关好门窗。”姑母带着舅舅一家人全挤进了母亲的房间，用二根扁担顶着门栓，不停地嘱咐“莫出声、莫出声”，躲在房间的大人和孩子们都不敢动，只有我和宗元时不时地凑到门口和窗前附耳倾听，好想看看真老虎的模样。十几分钟后，又传来锣声和轻松的叫声：“老虎走了——”。
童年记忆里虽然有许多新奇的感受，而恐怖却是最深最深的了。

迁居长沙

1950年11月下旬，母亲抱着刚满一岁的宗亮、三岁的宗元坐在寄伯伯叫来的滑竿上，姑母和白崽哥哥背着五岁的我和七岁的姐姐，步行三十几里赶到到黄沙河火车站，时近黄昏了。买了一张全票和一张半票，用的是开国初的第一套人民币，全票票价为一万四千元（1.4元），半票七仟元（0.7）。
1949年，父亲刚到湖大的工资是按600斤小米折算成12000元（12元）新币；1952年从教书转到百货商店工作，工资定为220000（22）元；当时是参照新政府公职人员工资发放标准。1954年定为行政23级，工资40元，逐步增加到了47元。国家发行的货币面额为万元、千元、百元、五十元（1元、一角、一分、五厘），1955年货币面额才改为元、角、分。
临别前，看见妈妈与姑妈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赶紧爬上车厢躲了进去，在乡下能记事起，看到母亲太多的眼泪了，从此我最的是妈妈的眼泪。
火车下半夜开，不对号入座，车厢里不算拥挤但也有不少的人，我家占据三人坐的长凳，座位是条形硬木做成，母亲拿件棉衣垫在凳子上，三姐弟横七竖八地卷缩在一起。对面坐着带婴儿的年轻农妇和一位不出二十岁的学生，在他与妈妈交谈中，我知道他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一路上，他热心地帮我们打开水，带我们上厕所，时刻看顾着放下座位下的行李。随着火车的一路颠簸，好奇、欣喜和对新生活的憧憬相伴左右，很快进入了梦乡，醒来时已临近中午。火车是站站停，三百多公里的路整整爬行了十八个小时，到长沙已下午四点钟了。
到站，那学生背扛手提拿起我家的全部行囊，牵着我，姐姐牵着宗元紧随在妈妈身边，下了火车，出站叫了一辆人力车，连行李带人全挤了上去，那学生站在车后的横杆上紧紧抓着车身，遇到上坡便敏捷地跳下，推着人力车上行，其精明敏捷的动作令我倾羡。到了灵官渡口，他将我们搀扶上小渡船坐好，将行李放在渡船前部的干燥处，详细说明到湖南大学的路线，然后转身离去。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身影，心中泛起强烈的依恋，从此这种感觉扩展为不设防，深信世间全是好人，以致一生中遭到过许多可以避免的伤害。
初冬长沙，天气阴冷，北风虽不大，渡江的小船颠簸得利害，承载七、八个人的划子在波浪中起伏，我害怕得紧闭双眼，两手死死抓住船边，唯恐晃入江中。
船到江心，一阵北风袭来，吹落了我头上新的黑白羊毛线相间的帽子，我睁开眼，伸手赶紧去捡，垫脚船仓的木板稀松，正中有条间隙宽约三寸，仓内有积水，手刚触及到帽子，帽子就从垫脚板的间隙里滑了进去，随摇动的水晃进垫脚板里面，帽子不见了，我也忘了害怕，离凳俯身到船板上，伸手想插进间隙里摸寻，突然，驾船的艄公吼道：“不要命了，谁让你乱动，坐好！”我吓得坐回原位；艄公又说：“你莫动！再动，会掉进河里的。”又降低了声调对母亲解释说：“船底下通到河底，帽子已经随水沉到河里去了。”
我听不懂他的话，却被他的疾声厉色震住了，虽然是我最喜欢的东西，而且是母亲一针一线编织的帽子，刚戴一个月，心中万分的不舍。抬头看看艄公，他冷脸上那横七竖八纵横的深沟让我害怕得一动也不敢动了，母亲也在不断地叮嘱：“算了，坐好，千万莫动。”
船靠西岸，同渡的大人把我们一个个抱下船，又将行李搬上岸，一直送我们上到河堤上。一个中年人悄悄告诉母亲：“船底通河，船怎么能浮起来，他欺负你们是外行，又是外地人，帽子就在船上，我经常乘船过渡，不好当面说穿。”
母亲无奈地望望摇到河心的小船，安慰我说：
“别伤心，再给你打一顶更漂亮的帽子就是。”
到我成年上了船，成了水手，知道了船体结构，才明白最荒谬无稽的谎言也能哄骗欺诈善良的人，还会将此事当作架船人被骂作“船拐子”的证据。
七岁多的姐姐牵着我，从牌楼口码头走上通往岳麓山的牌楼口简易公路去找父亲，母亲指着这条笔直的大道，嘱咐姐姐“不要转弯，一直走。”母亲抱着两个弟弟和行李坐在河堤上等候。
傍晚时分，全家团圆在岳麓山下湖南大学百货商店门市部二楼父亲的办公室里，吃完晚饭，父亲在楼板上开个大地铺，我和宗元调皮快活地翻着跟头，几分钟后就钻进被窝里呼呼入梦了。
父亲初被聘为湖南大学国文教师，教了半年书，他始终惦念着自己的经济才能，而且从中国的历史经验里也认定：“凡一个新生的政权，必定实行绥靖政策，任何政治家和当权者都会大量起用原政府的旧人。”因此在与李达的交往中，不断流露着对重回经济工作的意愿。1950年4月，湖南大学决定在校区内建立一个百货商店，李达校长便任命父亲为湖大百货商店筹备办主任。商店建成，父亲被任命为副经理；当时商店里没有共产党的组织，空缺着经理位置是留给党的干部的。百货商店门前挂着块临时木招牌，12月初，我看到父亲在商店门楣上用颜体工工整整地写下两排字：“国营百货商店湖大门市部”；书写时一笔一划是那么专注虔诚，回想起他的神情，我不知道他的心情与在重庆市统辖二十八个商店有否区别，但从那苍劲端正的字里，我看到他敬业而一丝不苟的精神。
1952年7月，李达校长调任武汉大学，邀父亲同往，有他的保护，父亲也许能平安地生活在新中国里。父亲却不这么想，他认为天下大定后，必然须要人来建设、管理，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况且已经向组织上彻底说清了自己的历史，没有一丝一毫的欺瞒，是真心实意愿意为新政权贡献力量。还有个主要原因是母亲怀五弟六个月了，一家连快出生的弟弟七口人搬迁不易，于是谢却了李达校长的邀请，留在自己亲手创建的百货商店里。
1962年9月，与父亲的最后一次相聚交谈，我直率地问他：
“你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是什么？最后悔的事是什么？”
父亲没有一秒钟的思考，坦诚地说：“最得意的是与你母亲缔结连理；最后悔的是没听李达校长的劝告，到武大工作。”因为他看到了新中国当初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怀柔，其实他们谁也料想不到，高级知识分子能逃过建国初的历次运动，难逃1957年的反右运动，绝难逃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那场劫难：李达高楼一纵了却残生，父亲被批斗后，连气带病逝于家乡山村，年仅58岁。悲乎！
第二天，湖大总务处安排我家住进魁星楼下的麓山门四号，百货商店的两个工友送我们一家到新居，看到吊在房间中央的电灯头，我逞英雄地将手指探入灯头的两极，“唆”一下就被击打在地上，爬起来后一生再不敢随便玩弄直流电器。
这是栋两层旧房，住着八户人家。我家住堂屋右边两间最好的正房，同时运来两张大床和一个衣柜、一张书桌、一张四方桌、几把椅子，家就安好了。
麓山门四号依山而建，坐东朝西，后面的山叫凤凰山，不高，爬一百余米就到大山顶；凤凰山南头在麓山门近牌楼口路，北尾到桃子湖路，西面麓山公路，东边是桃子湖河大片的水田直至湘江。凤凰山全长二里多；山上石头居多，后来修建荣左水泥公路多开采此山的石子；凤凰山上稀稀拉拉的栽着些颓废干廋的桔子树和难得一见的浅薄菜地。
麓山门四号房前黄土和碎石铺的简易公路，北起荣湾镇，南至左家垄中南矿冶学院，名荣左路，每当汽车驰过，黄灰遮天蔽日，老半天才能尘埃落定。
公路西边有座小山岗，岗上一栋三层小楼，传说古代时，一颗流星落在这里，流星叫文曲星，所以这里就出了个状元，后人建楼以为纪念。山岗本无名，因楼而得了个响亮的名字——魁星楼。
魁星楼南是十多亩荒地，中有一口小水潭，荒地上长满了一米高的杂草，中间一条小路，从麓山门斜插到自卑亭，这是住在麓山门一带的人，往返麓山脚下踩出来的路。荒地上面是湖大修建的能容纳数百人的简易操场，操场西南角上屹立着千年来文人自诩“登高必自卑”的自卑亭，沿自卑亭右边小路经湖大图书馆直到岳麓书院，左边的山路直上岳麓山。
我们喜欢上魁星楼和斜插小路到自卑亭玩，更喜欢的在荒地草丛里躲猫猫。一天，母亲给姐姐一张五十元（即半分钱）钞票到湖大百货门市部买盐，那时的盐200元（0.02）一斤，姐姐拿着把蒲扇，叫上我和宗元说去扑蝴蝶，走上小路，姐姐将钱平放在扇面上，三人一路上捉蜻蜓、扑蝴蝶，到了自卑亭处，扇面上的钱早已不翼而飞，三人返回寻找未果，只得找妈妈再要钱买回盐来。
从麓山门四号朝南走一百多米，折向东走二里就是牌楼口，也叫朱张渡，渡口因朱熹、张栻讲学于长沙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相互交流学术往返渡江而得名，朱张渡是河东河西渡口的总称。长沙人把河东的渡船码头叫灵官渡，河西的渡船码头叫牌楼口；两渡口之间横亘着水陆洲，洲上东西均设船渡码头。
父亲管理着这个小百货门市部，尽管他的工资已不及在国民党政府里工资的十分之一，他对工作始终是全身心的投入，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兢兢业业、日以继夜，足见他为新政权服务的诚意；家里的事务和儿女的教育全是母亲的事，我们很少见到到他，一个月里，父亲难得和我们一起吃几顿饭。
1951年12月到1952年1月，中央相继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城市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
1952年3月，父亲被隔离审查，审查期间允许家属探视，三天两头里，母亲便安排我去送换洗衣服和生活用品，每次见到父亲，他总要详细询问妈妈的身体状况和我们的学习情况，临别时都会反复叮嘱：“告诉妈妈，别着急，审查是政府对我的爱护，我绝对没有问题，要不了多久我就会回家。你是男孩中的老大，听妈妈的话，带好两个弟弟。”在我一生的记忆里，只在这几次的探视才体会到父亲的唠叨和柔情，其他留给我的全是严肃、简洁、一语中的和勤奋好学的形象。
果如父亲所言，不到三十天，住在楼上的湖大工友谢伯伯，傍晚时推门进来，悄悄告诉母亲：“李经理的审查结束了，他没有问题，明天就可以回家了。”
母亲很高兴，从严格计划的菜钱里挤出钱买了两包“大前门”香烟。1952年父亲工资220000元（22元），维持一家六口的生活非得精打细算。1953年初父亲工资加到42元，家里又添丁，双喜临门，让父母高兴了好一阵。
第二天，父亲回家了，他一脸的阳光，家里扬溢着难得的、豪放的、自信的成年男人的笑声。而更让我终生不忘的是他那坚毅的神态和对母亲说的话，虽是一知半解，但铿锵的语言让我记忆终生：“就是饿死，我都不会攫取不义之财，有损自己的品德和清誉！”
丰盛的晚饭，其丰盛不过是加了道母亲做的南京口味的红烧肉而已。晚饭后，父亲拢住我们，一脸正气地给我们讲起他的一段往事：
1944年，父亲在全国供销社和全国合作管理局视察任上，下管全重庆28个国有商店和物资工厂，有个商店经理谋求连任，父亲不喝酒，唯一嗜好就是抽点烟，经理投其所好，登门汇报工作，放下两罐香烟匆匆告别，父亲打开罐头盖，里面全是金灿灿的金条，第二天，父亲召开全系统管理人员的大会，怒气冲冲地将两罐金条重重地摔在桌上，呵斥说：“你当我李其坚是什么人，贪官污吏？不管你有什么背景，我都不再用你了！”当场作出开缺的处理。
后来我问过父亲，为什么将我们送到乡下，父亲叹气说：
“我一生清廉，从没有额外的收入，大学毕业后一直搞经济工作，捞钱的机会确实很多，特别是抗战胜利后，经济接收专员大把大把的钱过，而且管理还混乱的很，国民党就是倒台在这腐败上啊！
我坚持自己的信念：克己慎独，人的品德和名誉比什么都重要，无论身处何境，都会独善其身。再说，当时不是还带着你外婆一家人吗？唉！那个时候，我要是真的有钱，也会像同事陈岩松一样，先送你们去台湾了。”
我家就是那种中国传统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几经折腾，家底早已掏空，现在一家七口赖以生存的只靠父亲的月工资42元，好在母亲擅长精打细算，女红也不错，我们自一九四九年以后全家人的衣物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
有天妈妈为宗元缝了件新布上衣，他高兴地穿着新衣反复游走，一面得意地说：“你们看，我像不像个小客人？”从此“小客”取代了他“汉英”的乳名。
在新环境里，我很快就和大四五岁的陈婉、张德忠成为好朋友。

入学初小

    湖南大学最早可沿引到宋朝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立岳麓书院，历经宋、元、明、清，终为文化教育圣地，1903年清政府改制取名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2月更名省立湖南大学；1937年7月国民政府行政院（第1497号指令）改为国立湖南大学，成为当时第十五所国立大学；1946年国立商学院并入；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接管，更名为湖南大学。

    1929年，地方政府在岳麓书院文庙里创建湖南民众学校，招收岳麓山脚下的适龄儿童入学。1950年，湖南民众学校由湖南大学接管，改名为“湖南大学子弟小学”。1953年8月，中央教育部作院系调整，撤消湖南大学，分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和湖南师范学院两所高校。“湖大子弟小学”再更名为“湖南师范学院附属小学”；1974年，湖南大学在岳麓山脚、爱晚亭南桃源村处建立“湖大子弟小学”。两所高校有了各自的小学，其主要服务对象均为本校员工子弟。

    1951年8月，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前往“湖大子弟小学”报考应试，我们轻轻松松地通过了考试，姐姐插班三年级，我入学一年级。

    开学前数日，一到晚上，母亲就会对我重复着听过多次的“东汉孙敬头悬梁、战国苏秦锥刺股、西汉匡衡凿壁偷光、孙康囊萤映雪”等古人发奋学习的故事，讲李白铁杵磨成针的故事。不厌其烦地解读：“‘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摘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意思是说一起走的三个人中，肯定有自己的老师，向好的品行和行为学习，看到不好的行为就检查对照自己，发现缺点一定要改正。”告诫说：“不求你长大后能做什么官，只要求你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一个品行端正的人。”

    从记事的那天起，我的大脑里只盘旋着母亲讲述的励志奋发、豁达乐观、人穷志不穷的种种故事和人物，从来没听到过悲观颓废、萎靡不振、灰心丧志一类的任何故事，这就注定了我们姐弟五人一生达观积极的性格。

    “湖大子弟小学”设在岳麓书院北边的“文庙”里，文庙依山而建，坐西朝东；自从孔孟学说成为中华文化正朔，孔子成为历代读书人的先师后，各地兴建书院，必建“文庙”，官员每年祭拜孔圣人和古人入书院读书前必祭拜先师；其仪式都在文庙中进行。岳麓书院“文庙”东面是高十数丈的风火墙，南北耸立着两座麻石垒成的雄伟高大的牌楼，是为第一道大门，大门宽约三丈，骑马、八抬大轿可以直接入内。南牌楼正额刻“道冠古今”四字，北牌楼正额刻“德配天地”四字，进入大门，庭院西台阶上设四叶门扇的二门，大门和二门之间是宽敞的庭院，供来朝拜的官员停轿栓马，现在成了子弟小学学生们的游戏场所。

    二门台阶左右各立着个一米多高精美的石狮子，前腿直立，后腿盘坐，雄赳赳气昂昂地拱卫着二门，两个石狮子咀里含着个能转动，却怎么也拿不出来的鸡蛋大小的园石球，入学后我无数次地摆弄它，始终百思不得其解。直到1963年我在丁字湾麻石场看到工匠雕刻石狮，才明白和钦佩石匠巧夺天工的技艺。

    登上二门前十几级石阶梯，二门门楼径深约五米，左右两边各有一间教室；同样下十几级台阶进入正院，正院呈长方形，约一百五十平方米大，位处二门和文庙正殿之间，原是祭拜仪式时学生集合恭立的场所，现在是全校学生集合和几个初小年级学生课间操的场地，全校学生叫它为“大操坪”；两厢南、北走廊宽二米、长约五十米，走廊里面建有间间房屋（原为庙宇管理者和莘莘学子住宿之用），南北各四间大房，大房间面积约六十平方米，正好作间教室，大房间与大房间中夹着小房，小房间共六间，是老师的办公室。

    “大操坪”西底端高处是文庙正殿，“正殿”东下端设两道斜梯，斜梯之中安放座二十几平方米大小的花岗岩浮雕，浮雕雕刻着一条活灵活现的龙，龙头昂首向东方、龙身盘旋四周，浮雕南北两侧是十几级麻石台阶，上了台阶后方能逾越正殿正门，南北走廊里也建有台阶通往正殿的檐阶。

    正殿共三层，原来一楼是供奉孔子的大堂，二楼是供奉朱熹、张栻等其他人的厅室，三楼是藏书阁。现在“湖大子弟小学”一层做了礼堂，二楼做活动室，三楼仍是图书室，只是书籍完全的不同了；正殿后面还有几间杂房，修整后也做了教室，1956年后学生增加，学校便在文庙后面的山坡上建造了数间新教室。

    “文庙”北石坊外四米处有一个小水塘，水塘中建了座茅草亭，不久成了师范学院生物系的领地，水潭放干了水，养着数只猴子，自从有了猴子，这里便成了我们最喜欢停留的景点。“文庙”外南几十米外也有个同样大小的水塘，塘中心亦建了座茅草盖顶的小亭，潭中的水来自爱晚亭山泉，四季清澈见底。

    岳麓山上的泉水长流不息，每到春季雨水多时，坐在教室里就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再听听整齐悦耳的童音读书声，真如古人联境：“书院书声，掩卷难忘南宋子；名山名寺，流泉长洗古今愁。”

    “文庙”进二门登正殿的北走廊，开着扇二米宽的门，通往岳麓书院半学斋；正殿后杂屋东侧亦有一扇小门直通爱晚亭。四周没有其他的建筑，只有参天的古树和翠绿的草丛，环境特别的幽静和清雅，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每天上下学，必经岳麓书院赫曦台，赫曦台南北两边各有一片小树林，面积不足六十平方，放学后，那片树林成了我们实践元帅和将军的游戏战场。

    开学的第一堂课文、学会的第一首歌至今音犹在耳！

    我背着新书包，不时摩挲着新发的书本和新文具盒，心底充满着幻想和快乐、好奇和忐忑，跟着姐姐从魁星楼北边的小路蹦蹦跳跳地跑进学校大门。怯生生地走进教室，怯生生地坐在课桌前，怯生生地翻开课本，用几乎小得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跟着老师读课文：

    “开学了，大家来上学！”

    第一周里学会了唱《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谁也不能低估教育的力量，这首歌左右了我四十年，那么笃信，那么虔诚，即使是身处人生的最低谷，即使是受到不公平的非人待遇和打击，我对领袖的崇拜和信仰始终没有动摇过，为之贡献生命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过。

    进入学校，接触到了老师慈祥的脸庞、严肃的教诲，还有同学们的幽默表情、风趣话语和关切问候，都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和快乐。与生俱来的热情真诚的性格很快得到充分的发挥，融入集体，结交了扬子元、金声震等等许多朋友。那儿时的琅琅读书声、同学欢笑声、老师讲课声一生都萦绕在我的耳边，令我兴奋、令我年轻。小学的生活多姿多彩，有时像欢乐的小鸟，有时像霜打的茄子，有时像昂扬的斗士，有时像得胜的将军，件件往事永远荡漾在记忆的海洋里。

    一年级课本上的字，母亲全都教过，读来就毫不费力，加上幼年在家里受到的良好教育，自然成了班上的优等生。那时学校布置的作业少，考试只有期中和期末两种，我总是抢在老师布置作业时做家庭作业，放学回家剩下的就是玩，过得自由自在、无忧无虑。

    进入三年级，班上有了少年儿童队组织（1954年更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规定吸收年满九岁、品学兼优的学生，入队由个人申请，班级儿童队辅导老师主持大会，经全班同学举手表决，有半数以上同学赞成才能上报校儿童队组织，获得批准才能入队。一个班里的少先队员是少数，特别是刚跨入三年级的班级，少先队员就是凤毛麟角了，所以少年们都以带上红领巾为荣。

    那时我八岁零三个月，按规定不能入队，但我提交申请书后，很快获得了批准，与同班五位同学在大礼堂里宣誓：“时刻准备着”。面对队旗，我心中充满着自豪，一股前所未有的神圣感在胸中涌动，朦胧的理想油然而生，加入青年团、加入共产党成了我的终极目标。入队宣誓后，辅导老师指定我担任三年级乙班刚组建的儿童队小队长，我的心情激动而紧张，激动的是突如其来荣誉落到了我的头上；紧张是同学年龄都比我大，我怎么领导他们呀。老师看出我的忐忑，对我说：“没什么可担心的，只要你热爱班集体，友爱同学，事事起模范带头作用，威信是能够树立起来的。”自系上红领巾，特别是佩带了一杠臂章，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几十双稚嫩的羡慕眼神和大家的亲热态度。

    自此，我像上了发条，抢着打扫卫生、整理教室，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课外活动。我记忆尤深的得意之作是：一、代表班级参加全校朗诵比赛，朗诵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获得优胜奖；二、在湖南大学大礼堂里，面对几所小学的师生和家长，表演班级自编自排的话剧《一个黑板刷》，旨在倡导学生爱护公物。

    三年一期，我的心底是那么的纯真，希望是那么的美好；生活在掌声和赞扬声中，正是这种状况，让我飘飘然了，以至在三年二期生出几个反复来。

    小学里最恐怖的事是看见了死人，一天课间听说爱晚亭水塘里淹死了人，同学们争先恐后从学校左边小门穿岳麓书院奔向爱晚亭，我随着人流到塘边，一男一女相拥，颈部拴着根大石头的绳子，安静地睡在水底，池塘的水不足一米深。看后，我连续做了一个多星期的恶梦。

    “文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才回归岳麓书院，两边池潭早已干涸，潺潺流水声早已湮灭，学校早已迁移，稚童读书声早已消失，换来的是门房票价牌和游客的喧哗声，是面目全非的书院，还有那动人心魂的隐约铜钱叮咚响。

    上世纪末，我再次来到和岳麓书院一起被圈禁起来的“文庙”，隔着铁门朝里观看了很久，心中涌出了许多的感慨，便作了两首诗。

    题岳麓书院、

    一

    十里山溪绕石礅，千年书院今尤存。

    学斋堂厅旧颜改，庭院古樟毁无痕。

    票房楼阁辉相映，虔诚调侃两共存。

    端严肃穆育人地，处处铜钱扰朱魂。

    二

    题岳麓书院·五律

    漫步儿时路，沉吟人黯伤；新潮无岳麓，复古有残墙；

    楼阁非书院，碑文见旧章；赫曦台上静，独自忆朱张。

http://meihuawenxue.net/meihua/b ... b=108&id=190443

Gowest

母亲的泪

    1953年4月，第一次看见母亲极度伤心的流泪，那泪如同金刚钻在我的脑海里镌刻下永不磨灭的记忆。从此，凡我行事，如果有点背道离经的话，肯定会仔细地衡量，事后会不会引起母亲的伤心、母亲会不会因此而落泪。如果会，即使是诱惑再大，利益再大，我也会戛然而止的。

    麓山门四号是一幢二层的小楼房，共有二十多间住房和杂屋，先住了八户人家，随着湖南大学总务处招兵买马，不断安排职工陆续挤进这栋楼，住户曾加了一倍，有的一户人家住一间住房，堂屋和厨房为共用。

    十几户人家有大大小小的孩子二十多个。每个星期天是这幢楼房最吵闹的日子，一楼正中前后的两间堂屋，是孩子们的娱乐天地。前厅堂屋光亮宽敞，屋里没放任何家具和其他物件；后堂屋小而黑，前壁的楼梯还占去三分之一的地方，楼梯下堆满着几家人不常用的杂物。跳房子、跳绳……游戏通常在前屋进行，打游击、躲猫猫、抓强盗……则在后屋玩，所以前厅女孩多，后屋男孩多。

    住在二楼的陈婉是家中独女，她美丽、温柔、手巧，第一次见到她，就有种强烈的仰慕和依恋。相识后，她的住房是最吸引我的地方，除开带弟弟们玩，有空就跑上楼去找她。小时候母亲教会我叠纸鹤、船、亭子、衣服等纸玩具，对叠纸我一直有兴趣，陈婉会叠纸，妈妈教的她全会，妈妈不会的纸叠汽车、太师椅等玩具是她传授给我的，至今我还能用纸叠出酷似的太师椅子来。

    一天，我带着八岁以下的六、七个男孩在后堂屋里玩瞎子摸人，十四岁的初中女生陈婉带着几个女孩在前屋跳房子。一间十个平方的小屋是无法笼罩住七、八个男孩的躁动，总有人摸着摸着就跑到了前屋，每次都被陈婉呵斥着推回后屋。

    轮到我蒙眼做瞎子摸人了，张兆其牵着我原地转了几圈，把我推向屋中央，喊了声：“开始！”我略略抑制住晕眩，侧耳辨听着同伴躲避的声响，双手在空中乱舞，不知道什么时候，竟摸到了前面的大堂屋里，听到前方的“咚咚”脚步声，猛扑了过去，一把抱住高兴地大叫：“抓住了，抓住了！”

    “啪！”我头上不轻不重的挨了一巴掌，接着听得一声斥喝：“放开我，讨厌鬼！”我松开手，一把抓下蒙着眼睛的布，怒视着拍我头顶的人，是陈婉，陈婉比我高一头多，她笑着俯视着我，为刚才的巴掌，脸呈歉意，轻声说：“你们老是跑到前面来，害得我们房子都跳不成了。”说完又伸手在我头上轻昵地拍拍。

    在乡下常听大人们说：男孩头被女孩拍了会长不高。一想到这，我怒火中烧，抬脚便朝陈婉的小腿面狠狠踢去。

    “哎哟！”陈婉痛得大叫起来，她一把抓住了我，忿忿地说：“我拍你一下又不重，你太野蛮了，这么死命的踢我。”

    “哪个要你拍我的头？”我抓着陈婉的上衣拳打脚踢，挨了好几下的陈婉很生气，说：“你就是个疯子！”她伸长长臂按住我的前胸，将我死死地按压在墙上，任我拼命挣扎、乱打乱踢，怎们也够不着她，急得我哇哇大哭。

    “陈婉，放手吧，让他回去！”不知什么时候小同伴叫来我的母亲，妈妈面带笑容，轻声对陈婉说。

    “李妈妈，我冒打他，只是抵着他免得他打我。”

    母亲走到陈婉身边，蹲下身来，拉起陈婉的裤脚，用手轻轻的揉了揉陈婉小腿的红肿处说：“知道、知道，你从没有打过弟弟妹妹们，是他调皮了。”

    陈婉松开手，转身上楼去了。

    “回去！”母亲向站在墙边的我厉声喝道。

    一进家门，母亲把我叫到桌边问：“说，为什么打架？”

    “是她先打我的。”我愤愤地说。

    “我问了，也看了。才八岁就这样野蛮凶狠，长大了还不翻天！”妈妈的脸严肃的像铁面包公，冷峻而威严，这是我从懂事以来从未看到的脸，我怕了，不敢再顶嘴，低下头以沉默来表示我的不服。

    “从小教你温良谦让，告诉你‘让人不折之（吃亏意），过后讨便宜！’你这样顽劣，怎么做三个弟弟的榜样？”

    “……”我一声不吭。

    “陈婉平日对你那么好，带你玩，教你叠东西，一点不如意就反目成仇，全然不记别人的好处！心也太狼了，一脚把她的小腿都踢青了，长大还不会去杀人！学好千日不足，学坏一日有余！说，该怎么处罚你？”

    “谁叫她先打我的头！”我横亘着脖子，轻轻抢白一句。

    母亲见我没有丝毫认错的意思，态度还这样的横蛮，便从抽屉里拿出量衣的竹尺，抓过我的手腕说：“伸开手掌，给你点教训，让你长长记性。”

    我紧紧攥着拳头，不肯伸开手掌。

    “啪！”一尺子打在我拳曲的手指关节上，痛得钻心。

    “哇——。”我大哭起来，不敢再攥着拳头，伸直了手掌，抽噎着依旧不服地反驳：“是她先打我头的。”

    “啪、啪、啪、……。”手掌心接二连三地落下竹尺，而且一板比一板重。

    “你犟，还犟，错了不承认，不悔过。今天不把你矫过来，会害你一辈子。”母亲的眼圈气红了，不停地用力抽打我的手掌心。

    “妈妈，莫打了，莫打了。”二个弟弟在旁边替我讨饶。

    “让他说，今天错没错，今后还打架不？”妈妈停住抽打，说：“你们都听好了，今后无论有理还是没有理，只要打架，我就打你们，一直打到你们认错为止。”说完又扬起手中的竹尺。

    我终于屈服了，认了错，作了保证，含泪轻轻摩挲着红肿的右手掌。

    深夜，我似睡非睡中感到一股暖流在隐隐作痛的手心中滑动，睁开眼，看见母亲捧着我的手，嘴几乎是贴在手掌上，轻轻地哈着，眼里的泪如雨滴洒落在她的衣袖上和我的被单上。

    见我睁开眼，母亲低声问：“还痛不？”她继续说：

    “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啊！古时候，有个小孩很小的时候偷了根绣花针，做娘的不批评，反而说他有出息，放任自流，渐渐到偷金偷银，越偷越大，犯下死罪，直到杀头的那天，才明白是妈妈从小的纵容，才导致今天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对妈妈说想吃最后一口奶，一口咬下妈妈的奶头说出了心中的懊悔。临死才幡然悔悟，一切都晚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她妈妈心比他要苦啊。

    哪个做娘的想打自己的孩子，十年植树，百年育人，从小不教你学好，长大就迟了。教孩子也同补衣一样，小洞不补，大来一尺五啊，小毛病不改，坏品行成性了又怎么改得了呢？你才八岁，就这样横蛮、心狠，将来还得了。今后切莫学横蛮不讲理，就是得理，也要学会让人，让他自己去想。记住你外公经常说的：‘让人不折之（吃亏），过后讨便宜。’让人是心地善良的表现，你能让人、别人也会让你的。今天的事，你就不想想陈婉平日对你的好，就是一脚，要是这一脚踢在你的小腿上、踢青了，你痛不痛？……”

    母亲断断续续的讲了好多、好多的话，她的泪也始终如涌泉，没有片刻的中止。从来没有看见过母亲这样的悲伤、哭泣，我惊呆了，此时，脑袋里的全是母亲的泪水在翻腾。

    第一次挨打，虽痛、那也只是一阵子的事，而妈妈的眼泪却完全浸透了我的三魂七魄，那刚刚萌生的雄性荷尔蒙中的野性在母亲的泪水下彻底浇灭了。

旷课逃学

    1953年元旦最小的弟弟宗平出生，母亲一面照顾吃奶的婴儿，一面照顾两岁到十岁四个儿女的吃穿洗漱，幸亏姐姐懂事早，她从八所开始就能煮饭洗衣，成了母亲最好的帮手。由于母亲的繁忙，放松了对我的监督，让我钻了空子。兼之在校总是千篇一律的上课、下课，毫无新意，三年二期的心就不安分了。

    “妈，我上学去了。”匆匆放下碗筷，我拿起书包向外走。

    “泉生，同姐姐一道走吧。”忙着照顾小弟弟的母亲应道，母亲的话音未了，我已经一溜烟跑远了。

    出门越过马路，跑过二十余米的灌木丛，钻进魁星楼山岗下的防空洞，那是个浅浅的洞，能容纳十余人坐卧，听邻居张兆其的父亲说，洞是在日寇轰炸长沙时，他们兄弟两人为躲避飞机炸弹挖下来的，正好能躲进他们俩家十一口人。现在防空洞成了孩子们游戏的好地方。

    我猫在洞口朝马路上偷偷观望，看见姐姐不慌不忙地走过去了，便取下书包丢在洞里的干草上，走出洞来，在空地上直竖两块红砖，然后在十步远外的地上划一条直线，人站在直线外用半块砖头瞄准竖立的红砖抛去，一次一次地练习着。

    这种游戏叫打跪碑，凡是打倒竖立的红砖，就可以刮对手的鼻子，我年纪小，常常被刮鼻子，为报仇雪恨，便躲到这里练习手法，玩了两天，竟深深迷上这个了游戏，什么上课读书，什么班集体、儿童队的活动全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逃学旷课来练习掷砖的准头，以求一雪前耻。

    练了半个小时，失学两年多的邻居张德忠来了，他十二岁多，是我近期最好的玩伴。打过招呼后，两人摩拳擦掌地鏖战起来，由于二天的苦练，我的战绩好过张德忠，每当他伸过鼻子来时，心里的畅快难以言表。玩过打跪碑，再玩其他的游戏，直玩到俩人精疲力竭，才坐在洞口阴凉的地方休息片刻。他一直向我灌输“读书最冒得味，我看书就头痛，看到那些作业就想死；想玩就玩、想睡就睡真痛快”的自由自在的情景，还真的吸引住我，我高兴地随声附和着他的谬论。无拘无束中，我学会了弹玻璃球、拍油板、扇洋菩萨、打三角板等等从前见过而从没玩过的许多游戏，心里特别的爽，尤其是今天在打跪碑的战斗中大获全胜，洋洋自得中，便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玩具汽车，玩具小巧玲珑、形象逼真，在平地上轻轻一推，小汽车跑出了数米远。

    张德忠一把夺过玩具汽车，贪婪地观摩着，羡慕地问：“这是哪来的？”

    “我爸爸给我买的。”我得意地说。

    “我不信，你又不是阔少爷，哪有钱买这个？”

    ……

    玩起来不知道时间，也不知道饿，中饭没吃，一晃到了下午，玩兴正酣时，听见姐姐在山岗前喊：“宗凡，妈妈叫你回家。”

    我站起身，拍拍衣裤上的灰尘，拿起书包走下山岗。

    姐姐问我：“你逃学了吧？”

    我知道事情已经暴露，低着头跟着姐姐回了家，进门就看见阴沉着脸的母亲，她正在照料半岁多的小弟弟。

    我怯生生地喊了声：“妈妈。”

    母亲头也没抬，说：“中饭没吃吧，饭热在锅里，先去吃点。”

    今天父亲准时下班，吃晚饭时，我不时偷看父亲的脸，父亲的脸同平常一样平静，只是比往日多了几分严肃，我心里发虚，忐忑不安，放下碗独自偷偷溜了出去，跑过门前的荒地和湖南大学简易操场，在自卑亭旁徘徊。没多久，看见父亲朝我这里走来了，我转身向岳麓山上跑去，父亲加快了步伐，高声喊到：

    “老二，不要跑，回来把事情说清楚就行。”

    我边跑边回头说：“我不回来，你会打我的。”

    “我不追你了，也保证不打你，但你要把这两天发生的事情讲清楚。”

    从小到大，父亲从来没有骂过我们，更不说打人了；而且我知道父亲说一不二，于是站住了，在离父亲二十步远处看着他，一言不发。

    父亲走过来，拉住我的手，将我牵到自卑亭前，在一张石凳上坐下，转脸问我：“说吧，这两天你都做了些什么？你姐姐带回老师的字条，说你旷课两天了，都干了去了？还有，你书包里的小汽车是哪来的？”

    我低着头，眼睛盯着脚尖，一声不吭。

    父亲拉拉我的手，和气地说：“老二，你也坐吧。我们在外面说清了再回家，只要你今后不再犯错误，还是个好孩子、好学生。”

    我低头沉默着，父亲始终不急不躁，微笑地说：

    “没有人不犯错误的，古代孔圣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说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好人，就不犯错误，犯了错要知错改错，那就是个好人。你自己讲这两天的事，只有认识了错误才能真正地改正错误。”

    我知道错了，羞愧地哭了，抽泣着说：

    “原来张德忠欺负我们，我和弟弟同他打了一架，从打架后，他就对我好，带着我玩，教会我玩一些从来没玩过的游戏，这两天着了魔，就逃学了。”

    “玩些什么游戏？”

    “打油版、弹子、跪碑……。”

    “玩这些游戏不好，一是不卫生，老在地上摸，手上尽细菌又往嘴上抹，很容易生病的；二是两人争输赢，赢些弹子油板，这么小养成赌博心理是很危险的事；三是赌博容易发生争吵，一时克制不了就会酿成大祸，这种例子在过去很多，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希望你今后不再玩这些不健康的游戏，更不能赌博！学学下棋、玩玩乐器，玩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游戏，不好吗？”……

    听着他的教诲，很多道理是长大后才弄懂的，但此时我明白了什么游戏健康、什么游戏不健康，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犯错能改还是好孩子的道理。

    我诚恳地向父亲做出保证，答应回学校一定交出深刻的检讨书。从此以后，我再没有涉猎过这类游戏，一生也从不参与任何大小的赌博。

    逃学的事情解决了，父亲转而问我：“小汽车呢？它是谁的？”

    我结结巴巴红着脸说：

    “在学校里，看见同学的一个玩具汽车，羡慕得要命，就拿了妈妈抽屉里的五毛钱，自己在百货商店买的。”

    “拿钱你妈妈知道吗？”

    “不知道。”

    “知是这是什么行为吗？是偷窃行为！是人最不应该犯的错误。男孩里你是老大，弟弟们小，没有辨别好坏的能力，你的一言一行会影响着弟弟们的，你说，这种逃学、偷钱的行为，会给弟弟带来好的还是坏的影响？你快九岁了，该懂事了，做个好孩子，成为三个弟弟的榜样。你妈妈带你们五个不容易，我的工作忙，很少做家务和照顾你们，全家靠你妈妈一双手，让我们家过得安宁康乐。你姐姐大你二岁，你看她帮妈妈做多少事，你却尽帮倒忙。你刚出生几个月，得了急性肺炎，住院四十天，你妈妈四十天没挨过床，整夜整夜抱着你在病房里踱步，就是为让你睡得安稳，病好了，你妈妈廋得失去了人形。现在你小弟弟才几个月，你再制造一些问题出来，你妈妈就是累不死，也会被你气死，学学你姐姐，主动帮妈妈带好宗元、宗亮两个弟弟。”

    接着，父亲讲了许多古今社会上道德品质方面的故事，虽然我听得三知七不解，但奉公守法、遵章守纪的教诲已深入骨髓。

    我抽噎着说：“我错了，我改、保证改！”

    “好，我相信你！是男子汉就要记住：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出的话一定要兑现，记住你身上的责任！记住做弟弟们的榜样，平常回家学你姐姐帮妈妈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不要让妈妈再为你操心了。你妈那里，自己找时间去认个错。好了，今天的话今天止，今后谁也不提了！”

    一个多小时后，父亲结束了谈话，牵着我的手回了家。

    我原原本本向母亲陈述了两件事情的经过，恳切地承认了错误。

    母亲始终面带微笑，耐心听我讲完，眼睛直视着我，语重深长地说：

    “泉生，我从不主张体罚，既然不打你，你就该更自觉。你爸爸把事情全告诉了我，今后我要看你的表现。记住小时候给你讲的那些故事，记住那个临被砍头的青年为什么咬下他妈妈的奶头；从小不走正道，到铸成大错时就悔之晚矣，今天严格要求你，是爱护你，是为了你的将来。好的品行是从小养成的，交朋友一定要看他的品行，古话说‘跟好学好，跟叫花子学讨’，你要吸取教训，再莫犯错了，给弟弟们做个榜样。”

    那时的五角钱是一个大人二天半的伙食钱，可以买三十个鸡蛋，买九斤多大米，对月收入42元的七口之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生活费。

    父亲没说一句惋惜那五角钱的话，也没有当着姐姐和弟弟们的面教训我，在整个谈话中责骂都没有一句，只是在不断地讲道理，讲古人品德的事例，他把古人的话和故事尽量用我能理解的语言来述叙，这是父亲在我一生中唯一的教导，懂事后我终于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他给人自尊心的尊重以及对小孩循循诱导的方法，成为我做人的准则之一；父亲给我的“责任和榜样”，束缚了我的一生。

    母亲生小弟弟后，心悸病加重了，经常反胃，反胃时呕吐出大量清水。

    湖大的唐老中医诊脉后说：长期营养不良，加上老病、生孩子，身体更虚了，有个简单的方子能暂时克制心动过速，多用点猪油煎二个糖心荷包蛋，吃下效果明显，但只是救急的法子。关键还在加强营养和吃中药。

    为增加母亲的营养，父亲戒掉抽了二十多年的香烟，从前父亲抽哈德门类似的高级香烟，1950年后他总抽最便宜的简包香烟，每月二元多钱，节约下的钱可给母亲卖近200个鸡蛋（鸡蛋只0.015元一个）。那时的生活虽清贫，却很惬意，一家人和和睦睦，父慈母严，我们姐弟都是闻名湖大学区品学双优的小学生，所以常邻居来向母亲讨教教育子女的方法。

家庭巨变

    1953年末，我家从麓山门四号搬到岳麓山脚国营新华书店后面的麓山馆2号，距离父亲上班的湖大百货门市部仅五十米远，中隔一条简易的上山公路，公路通向岳麓山爱晚亭和云麓宫等各景点，顺公路上行四百米，朝右转进二里路到爱晚亭，直接上行是一条狭窄的山路，直达白鹤泉、麓山寺和云麓宫，从爱晚亭的岔道口到麓山寺的中间地带，路左有座九十多平方米大的青砖青瓦、砖木结构的建筑物，正门上悬“湖南省会警察纪念堂”牌匾，下书“民国二十年乙亥八月长沙周翰题”一排小字（周翰时任省会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这栋楼房在1941年长沙抗击日寇的战争时期曾是第九战区炮兵指挥所。之后空置了好多年,二十一世纪初修缮，2005年8月才被定为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

    从自卑亭向上，走约一公里长的平坦大道达小桃园水潭，过此，大路成斜面始为登山路。这条一公里大道的两边是湖大校区最繁华的地方：新华书店、理发店、邮政局、酒店、包子铺、南货食杂店、陶瓷店、国营粮油店和湖大百货门市部等等商家云集，商店门前的零星散落着些个体小贩摊位，方圆五里就这么个商业区，平日里顾客盈门，热闹异常。商业区里最气派的是“湖大百货门市部”，每次从大道上经过，我总要自豪地看看父亲一笔一竖写上去的门额。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中国和苏联的蜜月期，我国各行各业的管理工作全参照苏联经济运营模式，四十多岁的父亲为能更有效的工作，买了本俄汉字典和许多俄文书籍自学起俄文来，我们家除了小学生的读书声，增添了带有磁性极富感染力低沉婉转我们根本听不懂的男低音，常令我如听天籁而放下自己的书本。

    1951年，湖南大学校长李达主持审定兴建由柳士英教授设计的湖南大学大礼堂，定址在岳麓书院正东几十米远的荒地上，那栋结合中西建筑风格的湖南大学大礼堂1953年竣工。

    父亲至始至终参加了大礼堂的筹建和施工管理。在大礼堂建设的二年多里，父亲基本上食宿在工地上，不是回家替换衣裤根本就见不着他的人影。妈妈不放心，就总叫我们上学途中顺便看看他、问问他有什么需要，在大礼堂封顶施工的阶段里，父亲连续二十多天没回家换衣裤了，母亲说他身上肯定臭了，又要我拿着几件洗干净的衣裤去找他，弟弟宗元吵着闹着要去，我和弟弟来到工地，在外围找了一圈没看到人，我要弟弟大声喊“爸爸”，无人应答，只好两个人齐声喊，他终于从三楼窗口探出头来向下看，见到我们便大声问：“你们来做什么？回去告诉妈妈，我很好，还有十天就能回家了，你们要听妈妈的话。”我大声问：“衣服怎么办？”他说：“交给下面的工友就是，快回去吧。”说完头就缩了回去，我们连他的脸都没有看清，连他平日最喜欢的弟弟都不多看一眼多说一句话，就忙他的工作去了，这种敬业的精神对我影响至深。2013年，湖南大学二院（今物理实验楼）、老图书馆、科学馆（今行政办公楼）、工程馆、胜利斋、学生一舍、学生七舍、学生九舍等早期建筑群连同大礼堂，都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湖大百货门市部朝前走五十余米，右边山坡上是湖大卫生科，左边有个小山塘，沿左边小路走进山谷里的小桃园村，这是湖大职工家属居住的村落。

    经过逃学凤波，我断绝了与张德忠的交往，主动向老师承认了错误并写下保证书，恢复了逃学前的积极性，与同学们的交往比过去还要融洽和谐，学校内外听到的全是赞扬声，小小的自尊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1955年9月7日深夜，我在熟睡中被一阵劈劈叭叭翻箱倒柜的声音吵醒，揉着蓬松的眼，从里屋走到外屋，立刻就惊呆了，父亲双手锁着一副亮澄澄的手铐，西装短裤的皮带没扣，裤子半挂在腰上，露出里面的内裤，父亲低着头站在屋角，身傍站着俩个紧握手枪的警察，房间里四、五个警察在查抄证据。

    母亲抱着二岁多的弟弟坐在床上，惊恐无声地哭泣着。

    不知过了多久时间，一个警察喊我：“喂，小孩，去帮他扣上皮带。”他指指我又指指父亲，我胆怯地走上前，把父亲的裤子提上扣好皮带，立即逃回母亲的床边，惊恐地木呆呆地看着这一切。

    警察带走了父亲，带走了抄出来的一大捆古文书、俄文书，带走了父亲的所有教案手稿、工作笔记以及日记、随笔和往来信件。总之，有文字的东西只剩下我们的课本和作业本。警察对抄到的俄文书籍如获至宝，我听到领队的警察兴奋无比地说：“好家伙，到底是大特务，有这么多美国书，千万小心，一定保护好这些证据，出了问题谁也负不起责。”

    警察走了，父亲走了，我的希望、自信和快乐也跟着走了！

    我听不到母亲和弟弟的哭泣声，满脑子里都是“明天怎样见人！明天怎样去学校”的焦虑，无地自容的羞辱感爬上十岁少年的心头，是那么的强烈、那么的清晰，以致死死地纠缠了我整整二十年。

    母亲最先止住了泪，招呼着我们上床睡觉，她说从警察进门到出门前后只有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在我眼前是整整一个世纪，那么惊悚、那么漫长！一夜里发生的家庭巨变，使我们十二岁、十岁、八岁不谙世事的少年，顷刻变得成熟起来，那种成熟，回想起来是那样的悲凉痛苦！

    第二天，昨夜抓了个大特务的消息传遍了湖大校区的每个角落。

    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总有人当面问我：“你爸爸是不是大特务？是不是被抓走了？”这是我最怕回答的问题啊！回避不了又难于启齿，真恨不得有条地缝立即钻了进去。而背后的指指点点，和特意让我听到的轻蔑就更多了：“看，那就是大特务的儿子。”……我强烈意识到自己的头再也抬不起了、自己永远比别人矮一等，从前的快乐和任性永远不再有了！

    9月9号开学，我一直在家里磨蹭着，几次同妈妈说不去上学了，母亲忧伤而犀利地瞪着我说：“不上学，去打流！越是这样你就越要好好读书，莫让人看不起。你是你，你爸爸是你爸爸。”我迟疑了很久很久，怀着异常沉重的羞涩和自卑，拖着宛若千斤的脚走向学校，一路上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

    语文老师李玉是班主任，她讲课不紧不忙，生动有趣，常以故事的形式来讲述语文的重要性。我记了一辈子的是她讲的巧妙运用标点符号的故事，这故事我也无数次对人讲过：“一个大雨天，几个赶路的人躲进一家商店，古代都有收留路人的美德，但这个店老板不愿意收留躲雨的人，看看天渐渐黑下来，大雨依旧倾盆，老板不好意思直接把人赶出去，于是在门板上写下‘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十个大字。客人们一看，知趣地打算冒雨离开，有个读书人劝说：‘先别走，我有办法让主人留下我们。’于是，他用笔在十个大字中标下几个符号，这句话就变成‘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主人读过点书，也非常尊敬读书人，见到修改后、意思完全变了的句子，很高兴，就留下他们住下了。”

    数学老师杨玉鹤，瘦高个，河北人，北方话娓娓动听，她上算术课像讲故事一样，我最喜欢上她的课，算术成绩也最好。我家遭变故后，杨老师经常光顾我家的摊位，买点花生瓜子，常劝慰母亲，五十年后，母亲记得她，常对我讲：“你们小学的杨老师真好，她常说宗明刻苦，宗凡聪明，都是难得的好学生！”

    两位老师关切的眼神，温和鼓励的语言，温暖了我胆怯的心，给了我人生转折中最关键的影响，因为我以后遭遇到磨难和坎坷、思想艾莫而心死之际，都回避不了两位老师温和亲切的目光，是她们使我始终相信人性的善良。

    但是现实的欺凌谁也回避不了啊。

    本来天真活泼的姐弟五人，从此喜欢躲避在家里，害怕别人歧视的眼光，害怕别人的辱骂，可是这些它偏偏来了。

    遭受的第一次欺凌是在开学的第二周，课间同桌谢克平，附在我耳边轻轻说：“张开嘴，张开嘴给我看看。”我顺从地张开嘴，他伸手掐住我的下巴，凑近朝着我嘴里吐口水，一阵恶心，我哭着跑到教室后面的痰盂边呕吐起来。

    老师批评谢克平，他却大声说：“谁叫他是特务的崽！”

    五年级时，我值日，指挥少先队中队整队，发令后回到前排我的位置，等候辅导老师讲话。排在左边的同学朱晨阳，冲着我诡秘的笑笑，伸头在我耳边一字一顿有力低声斥责说：“得什么色？反革命分子的崽。”

    我委屈的哭出声来，老师问：“李宗凡，发生了什么事？”

    我哭得更伤心了，好久才说：“朱晨阳骂我。”

    朱晨阳一副不屑的轻蔑：“你说、你说，我骂你什么？”

    我怎么说得出口啊！只是抽噎着。

    老师反复问朱晨阳“你骂他什么？”

    朱晨阳得意地说：“我冒骂他，只说他是反革命分子的崽。”

    从此，为逃避辱骂，为自尊，为自保，我再也不出头露面了，班上活跃的优等生李宗凡消失了，沉默寡言的李宗凡诞生了，第一次想找个没有伤害、没有屈辱的地方躲起来，第一次产生对学校的厌恶。

    此后，我对功课抱着应付的态度，对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三侠五义》、《水浒》、《封神榜》等古典小说就是在这段时期里囫囵吞枣地读下去的，有天母亲见我读《西游记》，她放下手中编织的毛线衣，说：“老话讲‘看了西游记，到老不成器；看了封神榜，到老会扯谎。’虽然我不赞成这句话，你才十一岁，读这种书早了些，里面的字一半不认识，能理解其意吗？课外书不是不能看，得分清个主次，老二，你的成绩退步了，该好好向你姐姐学习，抓紧赶上来。”这段话我虽记忆尤深，但对少年的我作用不大，因为我始终想着快长大、快离开学校，不再在乎学习成绩、优等生、班干部了。信奉“三分好，三分好；不留级，不补考；不摸黑，不起早”的三字箴言，一个时代的顺口溜跟完了我的学生年代。

    沉默、胆怯、逃避、甚至自暴自弃的性格渐渐在我身上兹长，影响了我好多年，以至花了好大的力气，才跌跌跘跘的走在正道上。

艰难求生

    1955年9月10日,父亲被捕三天后，湖南大学下达开除父亲公职的通知书，总务处派人结算父亲的工资，发放父亲九月份的工资，其中扣除父亲八月借支20元，将剩余的27元钱和工资清单一并交给了母亲，就此了断了父亲与湖南大学从1949年10月到1055年9月整整六年的工作关系。

    现在，这27钱就是我家六口人生存的全部资产！

    母亲哭过了，急过了，毅然抹去眼泪，拖着一条半残的腿，一瘸一拐奔走在教职员工的宿舍区和家属区，承接他们换洗的衣裤和被褥，来获取些许收入。当时洗涤的工钱价格是：里衣裤一件0.03元；罩衣裤一件0.05元；单人床单0.06元；双人床单0.1元；最贵被褥一床0,15元，因为被褥洗后要浆米汤。收来的脏衣物须记清楚人家，送错了和遗失都得由自己承担责任。

    湖大的教职员工中有父亲一起教书、工作的老师和同事，所以常有好心人多找些衣物交给母亲，多给几分钱的工钱。湖大校区里从事这一职业的人不少，多为家庭主妇，当时男人的工资普遍偏低，有三个孩子的家厅，经济常捉襟见肘，健壮点的妇人就从事洗涤，挣钱贴补家用。收洗脏衣物的活不是天天有，母亲却从不走空，有几次母亲脚痛得厉害时，便让姐姐带着我去挨家收集脏衣物和送回干净衣裤。接回的衣物全靠手工搓洗，没有自来水，从前吃水是父亲从一里多外的井里担回来，现在就靠姐姐和我抬水了，洗衣用水更多，每天我和姐姐往返抬水几十趟，到收工时，我俩都累得瘫软了，母亲则更累，一天洗十几件衣裤，手泡得雪白没有了血色，从矮凳上起来还需我和姐姐一左一右搀扶。这样每天能收入七、八角钱，不然那仅有27元钱怎能支撑六口人的生存。

    所以母亲说：“只要勤快，饿不死人的！”

    邻居湖大工人龙伯伯，总是不声不响地挑满我家的水缸，每天洗衣洗被褥，用水量很大，而我家的水缸始终是满的。龙妈妈看见母亲得闲时，就会来家里劝慰、鼓励妈妈，她们的女儿七、八岁的龙淑媛，不像有的少年、儿童一样歧视我们，反而比过去更亲密。两家的友谊一直维系到1979年，我安家在河东，几个弟弟上山下乡了，不知不觉中疏断了往来。

    1955年9月14日，姑母风尘勃勃的从千里之外的合肥赶到长沙，随身带来舅舅的信，舅舅在信中宽慰母亲，郑重承诺会尽其所能帮助我家。舅舅、姑妈（舅妈）一诺千金，他们资助我家整整十年，直到我和姐姐参加工作三年后的1964年才停止寄钱给母亲。当时舅舅家里也不宽裕，他的月工资只有四十余元，因为家里生活困难，大表哥1953年辍学到安徽东关的一家工厂当学徒；家中还有外婆、表姐、小表哥和姑妈，日子同样过得挺艰难的。

    姑母同母亲一见面，俩人抱头痛哭，撕心裂肺的哭声至今仍刺痛我的心！

    姑妈止住泪说：“嫂嫂，莫哭了，我们一起商量以后怎么过吧！”

    要独自抚养从二岁到十二岁的五个没成年子女，对一个身体健全的妇女讲也是极其沉重的担子，更何况是一个半残的中年妇女，那将是一副什么样的担子啊，所有人都清楚其中的利害和艰巨，无论是在什么年代、什么朝代里都是少见而难以承受的重担啊。自父亲被捕后，许多好心人来劝母亲，也不乏幸灾乐祸的人出馊主意，无论是好心人还是幸灾乐祸的人，他们的共识是：无论如何要送走二个小儿子，留下大点的子女；不要读书去找事做。还有人送三个孩子，带二个孩子改嫁。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就是没有一个是自力更生、全家相守的意见。

    母亲拒听一切意见，坚定地说：“儿子送人、改嫁，是万万不可能的，全家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处！而且书一定要读，就是讨米也要让孩子们读书！我会把五个孩子养大成人，还不能让他们成为无知无识的人！”

    母亲的坚持招来些刻薄的讥议，那个在理发店前摆了个大摊位卖南食的女老板张胖子，敢于当着妈妈的面奚落说：“都这个时候还逞什么强，还守你的贞节牌坊，看你怎么守！非全饿死不可！”

    背后的讥议就更多了，什么“不听劝，饿死活该”、“饭都冒得吃，还上学”、“还想考个状元出来，真是做白日梦”、“穷人富贵命，心强命不强”等等，难听的话不断传进母亲耳里，母亲一笑置之，不气也不恼，用那半残的身躯，硬是撑起了摇摇欲坠的家，坚持让五个子女都上学。

    母亲数次给我们讲述父亲年轻时求学的经历：

    “你们的父亲，身揣一块银元，从零陵乡下独行千里到南京求学。乡下读的私塾，中文底子好，可对新学却是一窍不通，在南京举目无亲，同青年学子陈岩松合租个阁楼，奔波在南京各个中学校之间，找毕了业的高中学生，买回高中课本日夜苦读，每天以二个烧饼度日，没有了饭钱就去拉黄包车。他立誓要考进中央国立大学，报考中央国立大学首要条件是持有高中毕业文凭，他没有，巧遇一个叫李其坚的高中毕业生要回家继承家业。你父亲与他商量，用拖了半个多月黄包车的钱买下他的高中毕业证书，以此文凭报考。他如愿以偿，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中央大学，完成了学业。‘李其坚’成他终生的名字。我不需要要你们挣钱，只要求你们安心、刻苦读书，就是再苦再累，也要供你们深造下去的。”

    后来母亲累倒了、瘫痪了，我和姐姐不得不离开学校寻找生计。我和姐姐便把读书的愿望全寄托在三个弟弟身上，他们个个争气，在学校都是品学双优的尖子生，完全能按部就班、轻松地上大学，规划自己的人生之路。

    在那个阶级斗争掌控一切的时代，书读得再好也是枉然啊！

    大弟弟李宗元曾是长沙市的三好学生，成绩全年级第一，却没有资格上高中，1964年8月中考后，他的同学们都说：“李宗元，你要考不起高中，我们全班没有一个人能考起的！”阶级路线的威力显现了，全班就他落榜，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师大附中的一些学生抢出学校保存的学生档案，宗元的档案上霍然盖着个长方形的大印：“此生不予录取。”命运就是这样让一个兰色小印章主宰着，时代和政策就是这样轻率地决定着人的一生。

    1966年9、10月间，母亲在清理阶级队伍、净化城市、城市红色化等等群众运动中，顽强地抗御着居委会主任于荫球带领街道上的红五类民众，数十次上门逼迫下农村的挤压。11月，我随船从武汉回来，陪着刚松了一口气的母亲散步到岳麓山爱晚亭，在山下遇到子弟小学老师杨玉鹤，她详细询问了我家的状况，得知我和姐姐都参加了工作，而且是在“大中型国营企业”——（杨老师的话），很欣慰她教的五个孩子都健康长大了，依旧用温和关切的目光注视着我，感伤地说：“你们总算苦过来了！就是太可惜，你们都是读书的种啊！

    姑母在长沙的日子里，我整天粘着她，晚上同她睡在一个被筒里，从小我同姑妈最亲，在重庆和零陵乡下她带我的时间也最多，她常常取笑我：“你小时候就是个二呆子！别人要你的东西，想也不想全给人。”难怪我的父亲和母亲时不时打趣叫我二呆子。

    劳动惯了的姑母接替了母亲洗衣服的工作，姑母做事又快又好，身心俱疲的母亲得到了短暂片刻的安宁和轻松。两个大人整天商量今后的生存方案，十天后作出了决定，姑妈带一个孩子去合肥生活，母亲在马路边支摊做点小生意。

    听到这个决定我心里高兴极了，姑妈一直最喜欢我，肯定会带我去，到时我就能脱离这个屈辱的地方了，十岁多的我自然比几个弟弟想得要远些、深些，于是，只要在家，我是寸步不离开姑母，不时恳求姑母“带我去”。

    母亲说：“宗亮随姑妈去合肥，他刚六岁，没上学，不要路费。泉生不能去，他正在上学，坐车要买票了，虽然是半票，到合肥也要花十元钱，有十元做本钱，我可以贩点花生、瓜子、糖果支摊了；泉生年龄大些，在家里还能帮帮我。”

    姑母说：“带四毛去，嫂嫂放心，我会让他读书。以后我们按月寄十元钱来，你记住，你的身体垮不得，你一垮这个家就散了。”

    当时的10元钱可以买近160大米（大米价0.06元一斤），能买回米，全家人就饿不死！我失望地接受了母亲和姑母的决定。

    1955年10月18日，舅舅寄来30钱，姑母拿20做路费，留10元给母亲，第二天，在一家人生离悲伤的哭泣中送别了姑母和弟弟宗亮。

    姑妈走后，母亲叫我和姐姐将家中一张长一米的小课桌，抬到岳麓山下上山的马路边，在邮政局前支起摊位，买回几个玻璃瓶装上糖果、花生、葵瓜子等，做起了小生意。本小利薄，每月利润仅仅只有十多元，每晚回家，母亲清点一天的收获，只要赚到了0.5元以上，母亲就会高兴地哼“木兰辞”，每当听到母亲的轻吟声，我会心定神怡、喜不自胜。我家支起的小木桌，与山路旁其他摊位的货架共处一地，显得那么的不合群和简陋难看。

    坐摊时，母亲的双手从未停歇，一针一线替人编织着毛衣。母亲织工好，织出的毛衣均匀紧密、穿洗都不走样，名声很快传遍河西，上门的人日见增多，母亲更忙碌了，也更高兴了，每到深夜，我一觉醒来，睁眼还看见母亲靠着床头织着毛衣，有时为赶工编织通宵。从1955年11月到1960年7月，一年四季酷暑严寒、室内屋外母亲的双手不停的上下翻飞，最终导致十指变形残废。

    织毛衣的手工费按毛线斤两计算，岳麓区一带织毛衣的手工费有个不成文的统一的标准：每两0.2元工钱。母亲织了几件毛衣后，在一位好心学生的启发下，便自己定价每两收0.25元，一斤多毛线织一件毛衣，收入仅三元左右，母亲的工价比别人高出百分之二十，加工的毛线来源还是络绎不绝，日日赶工。母亲每月能织出六、七件毛线衣，收入稳定，每月的20元是我家重要的经济来源。

    姑母刚离开长沙，湖南大学总务处就来收房，来人说：

    “房子已经分配给新来的商店经理。照顾了你们一个月，房租不收了，必须二天内腾出房子。经研究暂时安排你们搬到对面麓山馆7号带杂屋的房间，有个事得和你们说清楚，房间原是陈姓工友的住房，半个月前，他吊死在杂屋里，你们要是不怕，就搬进去住，要怕就另找房子搬家。家具只能搬一张大床和一张小桌子，其他的东西都不能动。”

    第二天，在龙伯伯和金明爸爸等人的帮助下，一家人搬进了这间刚死人不久的凶宅。搬进去时来了很多看热闹的人，他们窃窃私语：“还有真不怕鬼的”、“吊颈鬼最凶了”、“这房子闹鬼，哪里能住人啊”、“她家男人是大特务，不会怕鬼”、“可怜，是没办法呀”……好话歹话说什么的都有。

    顿时我心底涌出一阵恐惧，抬头看母亲，她对一切闲话置若罔闻，有条不紊地整理着我家少得可怜的物品。接触到母亲坚定无畏的眼神，我的心平静了，同妈妈在一起，有什么可害怕的。我大，弟弟们小，我应该做榜样。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十岁少年心中产生的恐惧，为何会在一瞬间消失，想来想去都没找到合理的解释，我就把它归结于天生胆大不信鬼。

    麓山馆7号是个深宅大院，属官僚资产，收归国有后成为湖大职员工友的住宅。宅院坐西朝东，三丈高的围墙圈住宅院，气派宽敞的大门朝东，正对着湖南大学办公楼，后门朝西出门就踏上上岳麓山的大道，南边有个侧门，通向湖大学生宿舍和灯光球场。大宅院里如迷宫一样，九曲十八弯住着数十户人家，它在上世纪末已灰飞烟灭，里面到底有多少间房、住了多少户人家至今我都没搞清楚过。

    家安好了，出于对新环境的好奇，我带着弟弟满大宅院里游走，两次迷路，两次是宅院里的大人送我们回家。母亲两次都说：“不要太好奇，不要麻烦人，总让人送，惹人烦的，你们三兄弟少出去些，就在家里玩吧。”母亲的确怕麻烦人，而更怕是我们在外面遭到歧视和侮辱。

    此后，我就不再带弟弟到走进宅院深处了，龟缩是在自家屋里或者出后门在熟悉的马路边玩耍；我和宗元最喜欢捉弄小弟弟，常跑进那间吊死人的杂屋里，叫小弟宗平来抓我们，总要等到宗平在门外大喊大叫，哇哇大哭才出来，母亲回来以告状，免不了一番责怪，我们呢，第二天依然故我。

    我家四个小孩，一女三男，个个乖巧听话，一身的补丁衣裤，却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放学回来三兄弟翻新着各种各样的游戏，没多久便引起麓山馆7号宅院里大人和小孩的关注，聚拢在我们身边玩耍的儿童渐渐多起来，家长们也放心自己的儿子同我们一起，我成了孩子头，常带着十几个孩子“打游击”。

    三岁的小弟弟宗平，性情温和好客，我们上学后，他带着一般大小的孩童，学着我的样子充起了孩子头，他聚众树立威信的方法简单直接，趁母亲到河东进货的机会，将自家待出售和赖以生存的货物——糖果分发给每个小朋友，母亲回家，近10元的糖果全进了孩童们的嘴里。母亲没说什么，但二天后，这些孩子的家长知道后，这个一元、那个二元，将钱塞到母亲手中，收回的钱是买回这罐糖果的一倍。母亲感激地对我说：“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啊！”正是母亲无数次的念叨“世上好人多”，影响着我，“不设防”相信人追随我一生。

    是啊，我何尝没遇到过好人，记得一个陌生的青年学生把我叫到僻静处，问：“你是李其坚先生的儿子吗：”在得到肯定回答后，他掏出五元钱装进我上衣口袋，说：“回去给你妈妈。”没留姓名转身走了，留下我一生无处答谢的感激。

    老天爷保佑，我们住进凶宅，一直清吉平安，大人小孩从不生病，活泼健康，生龙活虎，而且，过去的凶宅如今成了众多孩子来得最勤的地方。

    我不怕鬼，世上没有鬼的信念，就是在这里养成的。

    鬼是从来没有欺负和恐吓过我们，倒是隔壁的两个大活人，总是不断地骚扰着我们的生活。我家住房的一板之隔的邻居是对无儿无女的老夫妻，五十多岁，她们天生厌恶反感孩子的嬉笑声，白天，我们的笑声稍大点，他们会“砰、砰、砰……”用力拍打木板做的间墙，木墙上的粉灰顿时落得满床都是；天黑，家里不能传出大声话音，更不能有笑声，她们一旦听到，会歇斯底里地锤着木板墙，高声怒骂，一直骂到她们精疲力竭方休；为避免他们的辱骂，我们兄弟白天不再在屋里玩游戏，晚上也不敢笑，说话总是细声细气，尤恐声音传过木墙惹来咒骂。平日，那老太太每次看见我们，总用斜乜奇特的怪异眼神死死盯着我们好久好久，看得我心毛骨悚然，我会牵着弟弟立马落荒而逃。直到成年后，我才知道那种眼神是聚嫉妒和羡慕、刻毒和矛盾于一体的产物。

    一天放学回家，大弟弟宗元神秘地告诉我，邮政局里来了个酷似父亲的人，我立刻随他跑到邮政局，立在大门外观望，那个人几乎与父亲一模一样，我差一点冲口喊出“爸爸”，一段时间里，偷看“他”，是我思念父亲最好的慰藉。

    三个月后，父亲的判决书下来了，判决书上称：犯“历史反革命罪，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尘埃落定，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反革命分子的崽，从此，最怕被人骂“你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崽。”为逃避这句话，我宁可吃亏也不抗争。后来想想，这样反使我交到许多维持几十年友谊的朋友，也算是逆境给我的另种收获吧。

    经不住隔壁那对老夫妻的多次反映，兼之湖大总务处管房子的人换了，我家已不再是湖大家属，没有权利住湖大的房子。这间凶宅经我家住后，没出现任何闹鬼现象，而且孩子们个个健康，收回来完全有理由说服其他职工来居住了。

    于是，湖大总务处再次下达三天搬家腾房的驱逐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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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屋漏更兼连夜雨

    1956年6月，我们离开居住八个多月的麓山馆7号，搬到麓山南路马路边5号一户邓姓农民家的猪圈里。这栋房子建在麓山南路西边的小山岗上，距离公路十几米远，小山是岳麓山支脉，从屋后的小路可以一直爬到云麓宫。

    房子成凹字形，坐西朝东，干打垒的土筑墙，里墙紧靠凿平的山壁，凹型南边的几间住房和堂屋住着当地桔农向佩兰一家，北边是房东邓长哥家住房；屋檐台阶从南到北十几米长，房东在正房的最北端向东搭建了六米长的杂物间，杂屋间里养猪，猪圈里又矮又黑，整天臭气熏天；杂屋中间一条过道，过道顶头开一扇门，出门是上山的小路；过道西是间六平方米堆放农具和猪饲料的杂屋，母亲以每月1.2元的租金，租下西头的这间杂屋做我们的家，没门没窗，房东便在杂屋里墙上打个洞当窗户，后屋檐下的宽度刚能容一个大人走过，从墙洞朝外伸手，可以摸到凿平的长了浅浅青苔的石壁。

    小山上和这栋房屋四周种植了许多南橘树，这是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山上杂草丛生，蛇鼠众多，它们常常成为家里的不速之客。

    我们的全部家当是湖南大学施舍的一张四尺五寸宽的木架子床、一张一米长的长方形木桌（做了摊位上的货架），这两样家什一直陪伴母亲到1984年，单位分房后同母亲搬进一室一厅的南区裕农街26号，两家宝贝才弃之。除此家中再无长物，从没有多过五斤的存粮，所以，房子有门无门对我家来说真无所谓。

    就是房顶千疮百孔，白天，点点日光印得床上斑斑点点，一到下雨，四处滴水无处藏身，我们用尽家里所有的锅碗瓢盆来接雨水，全家五口人只能蜷缩在大床的角落，彻夜难眠。母亲找到房东，哀求他帮忙修修，只要不漏雨就行，房东竟蛮横地说：“愿住就住，不想住就走人。”经过东屋邻居向佩兰的调停，房东才叫上儿子爬上房顶简单地修理了一下。

    我们每天在猪的嚎叫声中和臭气熏天的环境里，提心吊胆地度日。

    新安的家距摆摊的岳麓山下有三里多路远，因家中从来没有超过十元钱的余额，母亲必须去天天进货，她每天凌晨四点起床，步行六里多里到荣湾镇，坐轮渡过湘江，到大西门马家巷集市购买花生、瓜子、糖果和几种点心，再渡江步履匆匆，赶到岳麓山下支摊做生意；日复日，没落下过一天。

    母亲腿痛得实在不能走时，只好辛苦十三岁多的姐姐去进货，也是凌晨四点起床，也是步行六里多路，也是渡江进货后再步行六里多路，还要赶到八点钟之前放下货物好去上学。姐姐说有次在马家巷的商贩摊担上买货，随手将装钱的小布包放在摊担上，眨眼钱包就不见了，旁边多出一堆包装纸；姐姐说当时顿觉头晕目眩，心惊肉跳，问小贩，他矢口否认看见过钱包，突然妈妈会急死的念头袭上心头，不知哪来的勇气，不管小贩的恶劣态度，猛翻摊担，终于在包装纸的最底层找回了自己的钱包。回来告诉母亲，母亲说：老天爷保佑穷人。

    荣湾镇到中南矿冶学院有第5路公交车，全程十余里，票价0.16元，湖大是中途站，0.08元钱到荣湾镇，五点发第一班车，为节省八分钱，数年来母亲全是步行十二三里，从未坐过一次公共汽车。

    母亲去发货，最早起来的是姐姐，生火做早餐，我则照料小弟弟宗平起床，饭后，饭后四姐弟一齐出发，三个去上学，小弟宗平安被安放在岳麓山下新华书店门前的栅栏里，让他一人等母亲回来支摊。从1956年6月到1957年元月近七个月的日子里，每天早7点半到9点，他总是孤零零地站在马路边的栅栏里，三岁多的孩子，长得白净漂亮，要是在人贩猖獗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一千个他都会被抱走卖掉，细细想想，那个时候的社会秩序还真是不错。

    湖南大学总务处戴处长夫妇没有儿女，好多次托人同母亲说想收养宗平，我也亲眼看见戴太太来摊位恳求母亲，母亲坚定地说：“我一定能把儿女养大，我活着，就不会让一个孩子离开家！”

    自1955年10月后，我家的生存，靠舅舅、姑妈按时寄来的10元钱和母亲拖着半残身躯挣来的些微收入。生活仅能勉强维持，哪来的钱交三个孩子的学杂费，每临开学，母亲就放下生意，奔走于居委会、区政府之间，请求出具困难证明，时持有区政府开具的家庭困难证明，学校可以完全免除学生的学杂费。每年开学注册，我总是在同学们全部报完到，最后一个怯生生地走进老师办公室，默默呈上区政府的困难证明。

    因此，母亲从不忘记别人和政府对我家的帮助，她常将所受到的帮助那怕是些微的帮助都挂在嘴边，一再告诫我们：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母亲念叨过无数次“资云”这个名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写法。

    岳麓区区长资云，母亲说起他，都会热泪盈眶感激涕零！他来做家庭调查时，我见过，他是北方人很年轻，的确平易近人，说话极悦耳，关心我们的成长。自家访后，两年里每到开学前，他会预先为我们写好证明，母亲一到就能取回证明书，有时他会派人提前送证明书到家里来。

    1957年春节，资云区长亲自送来10元生活困难补助费，对母亲说：“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你一定要好好培养，有困难就来找政府。”临走摸着我的头说：“你要听妈妈的话，争气，做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

    所以母亲总说新中国好、共产党好，再三叮嘱我们长大后要报效祖国。

    1958年3月，资云区长走了，随着他的离去，政府给的资助没了，再不见政府的工作人员上门了。到了1959年，政府的家庭生活困难证明都取消了。当时小学学费每学期5、6元，初中学杂费每学期10元，高中每学期12元，开学前后就是母亲最烦心焦急的时候，有时不惜借高利贷来筹措学费。幸亏在师院附中上学的姐姐，能申请到学校的助学金，助学金带有奖学性质，家庭困难是条件之一，但根本条件是成绩好、品行好，姐姐期期都拿到助学金。我不同，奉行三分好的理念，考入初中后只拿了一个学期的助学金，后因成绩只在中上间，没有享受助学金的资格，这就更难为了母亲，那时的我还真是不懂事。

    不管多苦多累，母亲坚持让我们上学，母亲常说“莫贫于无学，莫苦于无识”，母亲的引经据典我似懂非懂，却已牢记于心里。1973年，我读到清蒋士铨的名言： “莫贫于无学，莫孤于无友，莫苦于无识，莫贱于无守”（《再示知让》）。方知母亲的学问和见识以及望子成才的苦心，是啊！人最贫穷莫过于没有学问，再孤独莫过于没有朋友，再苦脑莫过于没有见识，再贫贱莫过于没有操守。这警句对我的学习奋进、为人处世起到了灯塔的作用！

    1953年11月全国开始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到1956年初，城市各行各业均实现公私合营。1955年12月中央制定的个体手工业主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别于对资产阶级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全国891万个体劳动者，全纳入社会主义组织的集体所有制工厂、商店、作坊里。

    1956年初，岳麓区政府对个体小商贩进行了全面的统一填表摸底，集中统一学习，母亲满怀着希望停了小摊，投身于这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母亲学习回来，兴奋地重复着政府负责人的动员报告：“个体经济是没有发展前途的，你们应该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道路！学习结束，政府会量才安排，进公私合营商店或分配其他工作，你们不再是自由散漫的个体劳动者了。”

    学习期间，母亲异常兴奋，能正儿八经的在单位上下班是母亲梦寐以求的事！她又是反复念叨：“共产党英明伟大。”憧憬着有了固定工作，有了组织，前景会无限光明。母亲天天风雨无阻，步行十几里，到荣湾镇区政府大楼参加学习班，从不迟到、早退，认真领会文件精神，认真履行学习班分配的各项工作任务。

    母亲有文化，曾经担任过大商店的会计，这在河西众多小商小贩中无人能比，第一次参加学习回来，她兴奋、自豪地告诉我们：“我是记录员，学习的报纸、文件都是我读。”两个多月的学习过去了，一批批人彻底告别了小贩的身份，到公私合营的商店当营业员去了，只有母亲，依旧是学习、记录、读文件，那几个文件母亲已经能倒背如流，重新工作的机会始终如隐如现、梦幻莫测，母亲的心情也日渐沉重，四个多月的个体商贩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结束，学习班里文化最高、能力最强，学习最积极的人被遗弃了，回到岳麓上下，马路边的摊贩全消失了，只剩下孤零零的母亲重新支起小货桌来谋生。

    小摊关张四个多月，母亲以彻夜编织毛线衣来弥补其经济损失。

    母亲根本不懂阶级路线的主宰作用，她一生都没转过这个弯，只是牢记了政府对我家的些许照顾，终身感激涕零。1982年我提干，1986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母亲每次都会得意地说：“我说的嘛！共产党好，就是好！”

    我家租住的杂屋里没有电灯，用一盏小煤油灯来照明。我们的家庭作业都在学校里完成，回家后四姐弟就挤上大床上嬉笑。

    1957年5月下旬，一天傍晚放学后，同母亲一道收摊高高兴兴地回家，天完全黑了，猪栏过道里伸手不见五指，宗元第一个走进猪栏的杂物房，母亲在门口叫：“汉英，拿煤油灯出来。”

    宗元走进屋角，探手去拿放在地上的煤油灯，突然叫了声：“哎哟！”

    母亲忙问：“出什么事呐？”

    “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咬了我手指。”宗元回答，煤油灯还紧紧攥在手中。

    母亲接过灯点亮，仔细察看宗元的手指，右手中指上有只有两个不起眼的小红点，看不出什么毛病，母亲当成蚊虫叮咬，拿出清凉油擦擦宗元手指的红点处。

    几分钟后，宗元手指急速红肿起来，母亲急忙去找邻居向妈妈。

    向妈妈名叫向佩兰，是当地橘农邓富贵的续弦，邓富贵前妻留下三个子女，向妈妈是益阳人，出生中农，读过点书，能识文断字，在当时的农村里确实是凤毛麟角、出类拔萃，1949年嫁到长沙邓家，为人善良厚道，和睦丈夫，疼爱继子女，友爱乡邻，在麓山南路马里便一带甚为人称赞，1950年被政府任命，担任麓山南路马路边居民委员会第一任居委会主任。她是我家房东的嫂嫂，她的的作派与其叔婶大相径庭。我家刚搬来时，她似乎对我们怀有有一种天生的敌意，成分那么高，名声那么大，一的跛脚的中年妇女拖着四个小孩，住进猪呆的、人不愿接近停留的地方，一定是罪有应得。

    我家搬进来后，向妈妈的善良使她有意无意地关注着我们，在多次与疲惫憔悴的母亲交谈后，彻底改变了对我家的看法，尽其所能给我们以帮助。

    住家四周都是橘子树，秋季橘子红了，熟透的橘子会掉落在地，从园里走过，橘子碰头、伸手能摘，走路不小心还会踩扁掉到地上的橘子，我们每天都要去刷把村挑井水，往返于橘子林下数次，别说摘桔子，就是橘子掉在地上，我们会视而不见跨过去，谁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只有君子能为，我们四岁到十四岁的四姐弟就做到了！母亲“人穷志不穷”的教导深入我们姐弟的骨髓。

    橘子红了的季节，就是橘农最伤神的时候，要日夜不断地预防偷橘子的大人，还要驱赶乱摘橘子的顽童，他们常说小偷好防，抓住小偷打一回，他们就不敢再来了；就小孩难缠，小孩都是附近相识人家的子女，骂两声可以，打是绝对不行的，一打会引起两家甚至家族间的大纠纷来。他们常常为折断的橘树枝叹息：“摘几个桔子没多大事，就是乱攀乱摘，把枝干扳断了。”

    届时，橘农们总拿我们的表现来教育其他的孩子。向妈妈也总在居民大会上反复表彰：“李妈妈家的孩子教育得好，品质好、学习好、团结友爱，从不骂痞话、从不撩祸贪小利，就是建新（宗平）那四岁的孩子，橘子掉在脚边也不捡，要是大家的孩子都像他们一样，居委会和橘农会有多省心啊”

    向妈妈尽心尽力地为我们向政府争取生活困难补助、学费证明、医疗补助等。后来的几十年里，母亲从未间断过对向妈妈的思念，从未终止过“记住向妈妈恩情”的絮叨。1962年我参加工作后，向妈妈曾想我娶她的小女儿冰妹子为妻，母亲也殷勤期盼着这桩婚姻，也许是碍于城乡差别的意识，也许是走南闯北眼界开阔了的缘故，我拒绝了向妈妈和母亲的美意。

    片刻工夫，向妈妈随母亲来到宗元身旁，宗元的手红肿到了手掌跟，向妈妈着急地说：“是被蛇咬了。”立刻叫儿子利伢子和堂侄长哥等人，打着火把在猪栏屋四周查寻，说只要找到这条咬人的蛇，捉住它将其头砸碎敷在伤口处，就能排毒治愈，火光下，我和姐姐眼见着一条细小的蛇逃走，隐没在山岗草丛里。

    他们说是刚出土的土篦子蛇（即蝮蛇），毒性特别大；被蛇咬了不能去医院，因为蛇毒不能接触任何金属，接触金属器皿蛇毒会立刻扩散，人就冒得救了。

    宗元被蛇咬后半个小时，马路边四号的张三爹来了，他用毛巾死死缠紧宗元的手臂，采了些草药捣碎敷住宗元红肿的手指上，当晚，伤情似乎有点减轻。第二天伤情却越来越厉害，手臂全肿了，突破毛巾向胳膊扩张，张三爹没有了办法，敷了些草药后要母亲赶快找高人，从头到尾，张三爹都是在尽义务，忙里忙外两天，水都没喝一口，急人救难的精神真令人感动！

    第三天傍晚，经人介绍，请来游走四方精廋精廋的周郎中，他身背雨伞，进门揭开草药包看看，二话没说，要了一杯冷水，双手捧住宗元的手，对着蛇咬伤口用力吮吸起来，吐出一口黑血，漱漱口再吸，如此数次，红得发赤的手臂颜色稍退，他拿出些自采的花花草草，放到口里反复咀嚼，然后吐在一片大的树叶上，敷住宗元的伤口，敷药后的宗元情绪稍稍安静了许多。

    看着昏沉迷乱的宗元，周郎中对母亲说：“要是昨天我能治好他，现在中毒太深，我无能为力了！我的药只能缓解片刻，你赶紧送他去医院吧！”

    母亲奇怪地问：“不是都说不能去医院吗？说蛇毒见到铁器就会扩散吗？”

    周郎中生气地高声说：“瞎说！瞎说！赶快送医院，千万莫耽误了！”说完，他把母亲奉上的纸包打开，取出三元钱退给母亲，江湖郎中的收费标准以三三为宗，最低3.33元，高至33.33，大概难得有333.33元的大户；母亲奉送的是最小的俸银。周郎中说“未治好不敢受禄，取3角3分脚力钱吧。”亲见江湖人的义气，让我更倾慕水浒的好汉们。那时的江湖郎中啊，与如今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的医生相比，谁高尚啊！

    果真如周郎中所言，宗元的意识在短暂的安静后又开始躁动，他浑身滚烫，视力模糊，胡话连连，在床上翻来覆去，母亲、姐姐和我连夜把宗元送到长沙市第四医院，没有挂号，没有交费，直接把宗元送进了抢救室。

    凌晨四时，医生出来了说：“万幸，要是天亮送来，神仙也救不了！放心吧，你们去挂号、交费吧！就送他到病房，你们也可以去看他了。”

    母亲长嘘口气，瘫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姐姐拿着周郎中还回的3元钱，挂号用了0.05元，余下的钱交给住院部。进入病房，宗元已经安安静静地睡着了，看着他均匀的呼吸，母亲对我和姐姐说：“快六点了，你们回去吧，建新一人在家，天亮你们还要上学，千万别缺课。”

    宗元住院治疗中，医生说：孩子中毒太深，严重伤害了身体，給他输点血，恢复起来要快些。又说兄弟姐妹的血最好。母亲本来就为治疗的钱担着心，又要输血，输血的费用一定高不可攀，无奈中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在十四岁的姐姐宗明身上抽血，姐姐的血流进了宗元的身体。医生说宗明抽血后多吃些营养品，身体会恢复如初的；可怜我们过的是饥一餐饱一餐的生活，哪来钱吃营养品，抽血加上极度营养不良，姐姐宗明从此患下头晕目眩的顽症。

    宗元住了半个多月医院，出院前，向妈妈在区政府办理了医疗免费的手续，她告诉母亲，这次住院输血的费用没计算在内，治疗的实际费用20多元。啊！与现在高额医疗费相比，我只有庆幸。母亲在医院里打听到输医院里的血也只要20元，让姐姐输血就成了她后悔终生的事，她多次懊恼地说：“真是鬼蒙了头，听了医生的话，让一个刚满十四岁的女孩子抽血！”

    宗元住院治伤母亲一直守在他身边，我和小弟弟每天的吃穿由姐姐照料，姐姐做好饭还要送到医院，小弟弟宗平的接送则由我负责，清早我把他放到新华书店门前栅栏里，中午带他吃饭，再送到栅栏里，下午放学接他回家。

    1957年六一儿童节前，子弟小学少先队与株洲铁路小学少先队联欢。姐姐去春插劳动，母亲守在住院，少先队的活动有不能请假，当天去了株洲，下午很晚才回长沙，我心急如燎，带着中晚餐省下的两个发饼，匆匆跑到岳麓上下，敲开原来邻居金妈妈的门找宗平，金妈妈说：“你莫急，建新让金明带去看电影了。”

    我狂奔跑湖大大操坪露天电影场，电影已近尾声，我在荧幕下大声叫“建新”，金明应声答应，四岁多的弟弟一见到我就放声大哭，每当回忆起这断肠的情景，想起那凄惨的哭声至今仍泪眼婆娑！

    我拿出发饼递给建新，他边吃边抽噎着说：“我吃了两个包子，不饿，哥哥你吃一个吧。下次再莫丢下我一整天了！”

    宗元出院了，妈妈廋了一大圈，好在精神依旧，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地方搬家，母亲说再穷也要顾及孩子们的人身安全！

    1957年7月初，家搬下山岗，住进麓山南路马路边4号。

    这是一排平房，东临马路，距马路二米远就是房间，汽车从门前面驰过，整个房子都在颤抖。平房六张门住六家，北边第一家是最先給弟弟宗元治蛇伤的房东张三爹，第二家姓盛，第三家是小学同学彭子云家，第四家是我们，第五、六门是一家租赁的，我们叫她廖三娭毑，廖三爹是铁匠，家境数他家最好。

    房间呈长方形，一门一窗，宽约三米，长约六米，没有厨房，后墙没开窗户，厕所在马路对面的田头，一间有门、有窗规整的住房，让我们异常兴奋，好像是住进了宫殿，搬进去的第一晚，我和宗元喜极而通宵不眠。

    麓山南路马路边4号的新邻居对我们很好，廖三娭毑更是特别的关照我家。

    小弟弟宗平1月1日满四岁，平日里总喜欢看我和宗元下象棋，居然能无师自通，不时吵着同我们下棋，不久就学会了，下得还不错，我们不同他下棋，他就拿副象棋，有模有样地找廖三爹将起军来。廖三娭毑夫妇很喜欢他，主动来照顾建新，从此，小弟弟宗平不用再起早床跟着我们了，不用再孤独地站到那画地为牢的栅栏里了。

穷家“兔·狗”

    1955年8月，姐姐李宗明考入湖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1957年春季开学后，她的同班同学吕徽君送了只外国品种的长毛兔，雪白的长毛，绿色的眼睛，漂亮极了，每天放学我们一路上采摘些鲜嫩的草，回家的第一件事是把兔子抱起来放在用土砖支撑旧门板搭成的桌子上，喂它。

    姐姐回家，用梳子轻轻地梳理着兔子的长毛，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梳子上的兔毛取下来，很宝贵地放进她的小布包里，说等梳下了一斤多兔毛时，就把它纺成线，让母亲织一件大人毛衣，她说想看看妈妈穿新衣的样子，是啊，从我记事开始，就没看见过母亲穿过一件新衣服。

    1957年6月初的一天，我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一只流浪小狗，那狗紧紧地跟着我，撵它，它就退到离我不到一米的地方，可怜巴巴的小声哼哼，像哭像诉，我知道家境，也知道狗是要吃肉的，我们生活艰难常半饥半饱的，养一只要吃饭和肉的狗，会增加母亲负担。我狠心几次驱赶那只小狗，它始终尾随着我，回到家我紧闭房门，那小狗却静静地蹲在我家门口，不叫也不吵。

    那条小狗浑身浅黄毛色纯净，嘴短而尖，耳朵上竖，酷似狼犬；小眼睛溜圆溜圆，显得格外机灵。这是条现在人所说的土狗，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家养得起宠物狗的。

    傍晚母亲回家，看见门外的那只狗，进门后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那狗是谁家的，它从学校大门外一直跟着我走，赶也赶不走。母亲沉思了一下，拉开房门，冲狗轻轻叫唤：“进来，进来。”那狗像听懂了母亲的话，欢畅地摇晃着尾巴，蹦跳着进来了，它歪斜着头看着我们，眼神里流露着讨好我神情。

    母亲问我们喜欢狗不？我们三兄弟异口同声地回答：“喜欢！”

    母亲说：“喜欢你们就喂，但不许虐待它。”

    我同二个弟弟帮它洗了个澡，那狗似乎知道我们要收留它了，洗澡时特别温顺配合，它的神态和叫声里充满着欢快。

    我正读完小说《林海雪原》，里面的那条叫“赛虎”的狗，令我神魂梦绕，于是把那条小狗也叫做“赛虎”。

    “赛虎”真聪明，相处十天它就同我形影不离，而它的灵性却在于安贫！俗话说“狗咬烂布筋”，意思说狗喜欢咬穿着破烂的穷人。“赛虎”不同，也许是看惯了我们身上的补丁，也许是习惯了家徒四壁的贫穷，它看到衣裳褴褛身的人，从不叫唤，反倒体现出些许的依恋，它会斜着头友好地看着他，用头轻轻摩挲他的小腿，然后哼哼二声离开，算是给个致意吧。

    我家每顿最好的菜是白菜，用吃剩的菜汤拌饭是它的美食，它每次吃得那么的津津有味，边吃边用满足的眼神看着我们。遇到邻居给它一块肉，它闻闻后会蹲在肉旁，“旺旺”轻叫，似乎是在请求主人批准，我们一声“吃吧”，它才如狼似虎去吞下那美味。晚上听到门外有点风吹草动，它会迅速冲出去“汪汪”地叫。

    “赛虎”善解人意，它常蹭着你小腿轻轻哼哼，抱它时，它如温顺的孩子，静静地享受着爱抚。最难得的是，我们做作业时，它会静静地趴在旁边不吭一声；我把带它到学校，上课时，它居然悄悄钻到课桌下静卧四十五分钟，而且很爱清洁，从不随地大小便，所以老师和同学都容忍我带狗到学校的行为。

    我们有空就带“赛虎”到湖南大学大操场训练它，跳跃障碍、匍匐前进、寻找物品等等科目它一学就会；最有趣的是直立行走，前腿一缩，后腿往上一蹬，像人一样立起来，动作迅速而漂亮，看得你目瞪口呆，不叫它放下前腿，它就始终保持那个姿势，一蹦一蹦地前进后退，脖子使劲向上蹭，头抬得老高老高，嘴张得大大的，口水沿着舌头往下滴。

    “赛虎”在家里，处处以强者的姿态保护那只长毛兔，它教会了长毛兔到马路对面的菜地里大小便；每天清晨，小狗护送着兔自越过马路到菜地里吃草，不让任何猫、狗靠近兔子，那种兔、狗交融的情景，给我们和邻居带来许多欢笑。

    狗、兔，一时成为我们快乐的源泉，贫寒家庭的至尊宝。

    可惜好景不长，11月中寻，长毛兔突然得了病，整天无精打采、不吃不喝，病病殃殃的两天后清晨，兔子独自窜过马路，再没回来了。

    兔子丢了，小狗“赛虎”失魂落魄了，整天乱窜、哀号在对面的菜地里，兔子走失三天后的夜晚，“赛虎”又窜了出去，我在屋里先听到“赛虎”几声急促的叫声，后听到急驰而过的汽车声，“赛虎”的声音戛然而止，接着听到原房东长哥的喊叫：“谁家的狗被压死了？”

    我们兄弟三人龟缩在床上，悲伤地低声抽泣，谁都不敢出门，不敢回答长哥的喊叫，更不敢去看已遭不测的“赛虎”。

    狗、兔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了，亦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无端的凌辱

    1956年9月，小学六年一期，家境的贫寒和母亲的劳累，时常让我想起母亲说“你舅舅十一岁就到中药铺当学徒”的事，我也有十一岁多了，到小学毕业时我过了十二岁，是能去当学徒的，我应付着完成六年级的学业，还是以优秀的成绩拿到小学毕业证书。1957年8月，去当学徒的想法占据我的头脑，在小升初的考试中，我的语文和数学的试卷都只做一半，落了榜，我很是自鸣得意，幻想自己长大了，成为工厂里的学徒了。

    母亲闻讯气得嚎啕大哭，边哭边诉：

    “不争气的东西，自暴自弃的东西！是要把我气死！刚刚十二岁，翅膀就硬了？好，你走，到社会上当二流子去，当我没生过你！”……

    自从那次被母亲打手心，亲眼看见母亲伤心欲绝的哭泣，我特别害怕看到母亲的眼泪，母亲如此地伤心，我后悔了，连连发誓保证明年一定考进中学。

    1957年9月到1958年8月，辍学的一年中，也会尽力帮母亲做些事，或者去挣点小钱回来；有时守摊位，有时守在荣左路八字墙地段，等拖板车的运输工人叫去推车，八字墙的上岭全长约一公里，到长沙有色工业研究所止；那时的物资运输主要靠人力，搬运工人使用三米多长的人力胶轮平板车，一部板车每次承运一千多斤货物，搬运工人的劳动强度巨大，每次看见搬运工人都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青筋突兀，搬运工人拖车到上坡前，会叫上一至二个小孩来推车，以减轻自己的重负。因此八字墙地段坡下总站着一群半大少年，因为我小，开始被喊的次数少，推了好几次车，搬运工人知道我推上岭时特别的卖力，我便成了这群半大小子中最受欢迎的一个，推一次上岭五分钱（0.05），每次出去总能挣回4、5角钱，把钱递到母亲手中，母亲眼眶红润，不说一句话。

    1958年1月，连下了好几场雪，天气特别的冷，这些天因为下雪，我没去推板车，上午帮母亲看摊，让母亲在家休息，中午母亲替我回家吃饭，临走时母亲不忘嘱咐一句：“下午少玩点，读你六年级的书，记得你说过的话。”

    腊月初八那天，连下了几天的雪，路上行人稀少，我九点出摊，十一点母亲来收摊。随母亲刚进家门，父亲原湖大商店的工友谭世宝尾随而来，他对母亲说：

    “李妈妈，找你家老二问点事，一下子就回来。”

    母亲笑呵呵地回答：“是谭师傅啊，进来坐吧。”

    “不坐了，还是快去快回吧。”

    “好，泉生去吧，莫贪玩，早点回来吃中饭。”

    一路上谭世宝一言不发，我默默地跟着走进他家的厨房，灶台边站着他凶神恶煞的老婆，手里拿着个短扫帚，傍边站着她家的独生子“费伢子”，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刚刚挨过教训的。“费伢子”比我小一岁，我好奇地看着他，想不清楚他们找我究竟要问什么事。

    “费伢子，你说，上午你都到过些什么地方？”谭妻瞟了我一眼，大声问。

    “我先去了张婶的摊位，后来在李宗凡摊子旁讲了几句话，再没去过别的地方了。”费伢子低着头一字一句背书一样，没有停顿、没有节奏。

    “李宗凡听到了吗？他只到过你那里，拿出来吧！”谭妻厉声问我。

    “拿什么？”我一头的雾水。

    “装什么蒜，三块钱，今天费伢子从家里拿走三块钱，要不是她张婶告诉我，我还不晓得他拿了钱呢。”

    “我没看见过费伢子的钱呀。”我申辩了一句，转身想朝外走去。

    谭妻用力抓住我手臂，恶狠狠地说：“想走？哪里走，交出三块钱你就走！”

    “哎哟！”谭妻的力气很大，我痛得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委屈地说：“你莫冤枉人，我没拿费伢子的钱。”

    “痛？你晓得怕痛啊！怕痛，就把三块钱交出来！”

    谭世宝在旁帮腔说：“李伢子，拿了就拿出来，我们不告诉你妈妈就是。”

    谭妻始终抓住我的手臂，我忍着痛，眼含泪，坚持否认拿了费伢子的钱。

    谭氏夫妻轮番威逼，什么难听的话都有：

    “你家最穷，只有你会偷。”“饥荒起盗心，肯定是你拿的。”“穷鬼见钱眼开。”“反革命的崽，是什么好东西！”……

    谭妻几次举起手中扫帚，恫吓不交钱就要打人。

    我眼中噙泪，一声不吭地任他们辱骂威逼，十二岁多的少年怎能抗御两个凶神恶煞壮年人的淫威，强忍着不让眼泪滴下来，低头死死盯着地面。

    刚下班回家的龙伯伯看到这僵持的场景，忙问：“老谭，出了什么事？”

    “李伢子偷了费伢子的三块钱。”

    “宗凡，你到底拿没拿？”龙伯伯转头问我

    “龙伯伯，我根本就冒看见过费伢子的钱，她们硬要冤枉我。”我的眼泪终于夹不住了，如断线的珍珠哗哗落下，哽咽着回答。

    “老谭，大家都知道，李家的孩子个个品行好，一起打邻舍二年多，你又不是不了解，真的莫冤枉了人家孩子。”

    谭妻恨恨地冲了龙伯伯一句：“说得轻巧，又没偷你家的钱，莫管闲事，反正他不交出三块钱，就别想回家。”

    “莫以为有人帮你撑腰，就可以蒙混过关。”谭妻转脸，把手中的扫帚连连在灶台上拍打，说：“再不承认，不交出三元钱，这里是湖大的地盘，明天就不让你家在这里摆摊子了！看饿不死你们。”

    龙伯伯见老谭夫妻油盐不进，就退了出去，见他出去，我心空了也怕了，摊位是全家人赖以生存的根本，没有了摊位，会……我不敢往下想了，喃喃说：“我回家找妈妈要钱给你，只要你让我家摆摊子。”

    随着一阵冷风进来，门开了，母亲跟着龙伯伯急匆匆闯了进来，正听到我说的话，母亲正色问我：“你拿没拿钱，拿了就认，就深刻检讨，没拿就不该承认。人要有骨气，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低头。”

    看见母亲，我再也忍不住了，嚎啕大哭起来，断断续续地说：

    “我根本就没看见过费伢子的钱，他们骂我，把我的手臂抓得好痛，还说不准我们到这里摆摊子了，以后怎么办啊？”

    母亲听完我的哭诉，气愤地问老谭夫妻：“你们说宗凡拿了费伢子的钱，你们看见了吗？有证据吗？”

    “没亲眼看见，费伢子说拿钱后，到他那里后钱就不见了，不是他是谁！”谭妻说，语气没有了从的凶狠。

    “没有证据你们就冤枉一个小孩，恐吓威逼，还抓伤了他！”母亲提高了声调：“走！去派出所，让警察来调查，是宗凡偷的，就赔，还要关他几天。”

    谭妻应声说：“去就去。”

    一直沉默的费伢子突然小声地说：“妈妈，莫去派出所吧。”

    母亲看出了费伢子的胆怯，和颜悦色地问他：

    “费伢子，你是诚实的孩子，好好想想，钱到底是在哪里不见的？”

    费伢子迟疑了片刻，终于说出了实情：

    “李妈妈，今天我偷了家里的三块钱，到过张婶和李宗凡那里，离开李宗凡时，我还从口袋里拿钱出来看过。后来，和同学一起完雪，堆了雪人后钱才不见的，我真不晓得丢在哪里了；我妈说是李宗凡偷了的钱。”

    听完费伢子的陈述，母亲更气愤了，逼着谭氏夫妻去派出所，还要龙伯伯作证：“今天的事非去派出所不可，还我儿子清白！不能从小背个小偷的名声。”

    谭世宝听完儿子的话，态度立转，低声道起歉来：

    “李妈妈，真的对不起，错怪了宗凡，派出所就别去了吧。”

    谭妻有些不甘心，丧气地咕哝着：“那我的钱不就白丢了。”

    母亲听到这话，更是坚持要去派出所。母亲正告谭妻：“人穷也不是你能欺负的！本想看在邻居的份上算了的，你这样霸道，总有个说理的地方吧，让警察来评判是非曲直，一还我儿子清白，二要检查我儿子手臂的伤情。”

    老谭连连认错：“李妈妈、李妈妈，错怪了你家老二，我们不对，费伢子说钱在堆雪人后丢的，已经还了你儿子清白；我现在就带他去卫生科看手臂，是你谭嫂抓的，我认。她是文盲、没有知识，你大人大量，莫同她一般见识。”

    龙伯伯也在傍调解，母亲心痛地仔细查看了我的手臂，然后抬头愤愤看看老谭夫妻，长叹一声，谢过龙伯伯，牵着我走出谭家。

    回家后母亲对我说：“‘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从今往后你要挺直腰杆做人！记住，人的名声是一辈子的事，就是被打死也不能接受冤枉。”

    这无端的屈辱，让我痛苦和愤恨了好多年，我恨强者的蛮横，我哭穷人的悲哀，更恨那些无知的成年人把淫威和羞辱强加给未成年的孩子。我拼命看《三国演义》、《水浒》、《三侠五义》等书籍，一心想成为飞檐走壁、身怀绝技的侠客，有一身的本领去抱打天下的不平，去惩治天下的恶人。

    侠客没有做成，但自此事以后，我一生再没有屈服过淫威，一辈子挺直腰杆做人！为人行事敢作敢当，信守忠义，不凌弱小，不畏强暴！

    还有件终身难忘的屈辱：

    1958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怀揣推板车得来的0.8元钱，兴冲冲赶到岳麓山下，想帮妈妈收摊早点回家。刚走到岳麓山邮政局前，看到一大堆人围着母亲的摊位，我从人群中挤到妈妈身边，只见一个身穿中山装衣冠楚楚的青年人，手里拿着件织好的毛衣和一小团毛线，指着母亲问：

    “你贪污了我多少毛线？”

    母亲一脸委屈，申辩道：“我用我的五个儿女发誓，没拿你一钱毛线。”

    “没拿？我复了秤，少了一两多，我的毛线可是一块五一两的货啊。”

    “取毛衣时我们当面过的秤，没有少呀，你在哪复的秤。”

    “你管我在哪复的秤，反正是少了一两多毛线，你赔，赔我三元钱。”

    “凭什么赔你，我没拿你的毛线。”母亲坚持着说。

    “哼，能写会算，你究竟是什么人，不是个简单的家伙。”

    “我是什么人？这里谁都知道，我是要养五个孩子的母亲。”

    “哭穷？哭穷没有用，以为我会不要你赔钱，休想！拿钱来。”

    他的毛衣用线一斤三两，手工钱收了三元二角五分，没日没夜、辛辛苦苦织了四天，要是赔他3元，还剩多少？

    母亲边哭边抗辩，那青年则越来越口无遮拦，语言尖刻恶毒且咄咄逼人，一边是二十多岁气势汹汹的年轻人，一边是哭哭啼啼的中年妇女，人群中终有人看懂了这场争吵的实质，一个中年人上前先问那青年：

    “莫吵了，我问你是在哪杆秤上的复的秤？”

    接着转脸再问母亲：“你收他的毛线又是用的哪杆秤的？”

    母亲如梦方醒，连忙拿出桌子下我家的秤说：

    “收毛线用的它，交毛衣时也是它。”

    中年人接过秤，问青年：“是不是这杆秤？”青年人说“是”。

    中年人从青年手中拿过毛衣和那剩余的一小团毛线，放进秤盘，边称边问：

    “你交给大婶的毛线是多少斤两？”

    “一斤五两。”

    中年人仔细地看看秤杆的标尺，对青年说：

    “没错呀！称起来一斤四两宏，一斤五两绵，都挂得住，除去几钱的损耗，你的毛线没有少呀。你是用哪杠秤复的？”

    “我是在百货商店的小磅秤上称的。”青年说。

    “磅秤上哪里能精确到几钱一两！没搞清楚就冤枉人，是你的不对了！”

    事情清楚了，看热闹的人纷纷指责起那青年来，有人叫“赔礼道歉”。

    此时，母亲如释重负，长舒一口气说：“算了，不同你计较，你走吧。”

    谁知那青年换了个话题，不依不饶地说：

    “斤两的事就算是我说错了。但你的手工价格为什么要比别人贵？别人织毛衣都是二角钱一两，你却要二角五分钱一两，这是哄抬物价，是剥削！”

    那种盛气、冷酷、蛮横和“大义凛然”的神态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母亲在河西的声誉很好，大多织毛衣的人，都是先来问母亲要卖多少毛线，然后买来毛线直接交给母亲，从不过秤，每次都是母亲一定要秤给他们看，他们在取毛衣的时候也从不复秤，拿着就要走，又是母亲秤好非要他们看，他们总是笑笑说：“李妈妈，莫看了，我还不相信你！”

    那青年步步紧逼：“你退我六角五分钱就算了，不然我到政府那里告你。”

    母亲忍无可忍了，她“抻”的站起身来，一把抢过青年夹在腋下的毛线衣，愤怒地吼叫：“我拆了它！退给你钱。”

    青年被母亲的愤怒怔住了，一时不知所措，呆呆地看着母亲。

    旁边的两个大姐上前一左一右扶着母亲，夺走母亲想要拆毁的毛衣说：“同他赌什么气，自己的劳动力莫糟蹋了，你为他打毛衣，他给你钱天经地义！”

    人群中爆发出一边倒指责：“不像话，欺负一个残疾女人。”

    “事先讲好价钱了的，年纪轻轻，太不讲理了吧。”

    “没钱，你把毛线绕在身上吧，到这里来丢人现眼。”

    “没教养的家伙，替你爸爸脸红。”……

    他知道犯了众怒，再也不吭声了，默默地接过大姐递给他的毛衣，低着头挤出人群，匆匆去了。

    母亲替人织毛衣一直织到1964年，瘫痪在床上的几年里也没有停止过。这种无理取闹的事也就遇到这一次。

    青年走了，人群散了，收了摊，母亲脸色铁青，看也不看我，独自走到自卑亭，不转弯走上回家的荣左路，径直走在牌楼口路上朝湘江走去，我心里有种不祥之感，害怕地紧紧跟在后面，抓紧母亲的衣角喊这：“妈妈回去吧！……”

    母亲始终一言不发，走到河边站立在河堤上，望着滚滚的江水嚎啕大哭，我哭着、依旧紧紧抓住母亲的衣服，生怕手一松，母亲就会消失。

    母亲这种歇斯底里的嚎啕大哭，我一生只见过两次，1957年7月24日，我放学回家不见我家小摊，心中窃喜，以为母亲早收摊了，兴冲冲跑回家，母亲呆坐在床头，手扶着床柱默默流泪，见到我，突然恸哭，好久好久，母亲才抽噎着说：“你外婆七月二十号过世了，我不孝啊，让她为我担心了啊！”

    一阵撕心裂肺的嚎啕后，母亲在堤上坐了下来，抱着我说：“老二莫哭，放心，我不会跳河的，我死不得啊，我是个盆箍，我一死家就散了、你们就散了。”我央求着说：“妈妈，吓死我了，以后再莫到河边来好吗？”

    母亲擦干眼泪，勉强地朝我一笑，坚定地答应：“好，再不来河边了！你考进师院附中的承诺，也要兑现啊。”

    母亲说到做到，再没有一个人来到河边，即使是遇到天大的委屈和困难，她会独自徘徊到爱晚亭自叹自解，实在难出胸中闷气，就回家关上房门大哭一场，然后，擦干泪坚定地奔波在生命线上。

    1958年8月,我兑现了对母亲的承诺，考进湖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两年初中

    我的学生时代只有六年小学和两年初中。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全社会进入疯狂时代。

    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毛泽东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文章。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它可以把工、农、兵、学、商合并在一起，便于领导。”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席卷全国城乡，最终定格在农村。

    1958年7月初，麓山南路街道成立人民公社，在棉花厂办起了大食堂。母亲和我们第一次无忧无虑地捧起饭碗，因为大食堂吃饭不要钱。麓山南路公社是居民和桔农参半的组织，办食堂后，家家户户倒灶熄火，每餐拿着锅碗瓢盆到食堂打饭打菜，开始几餐有荤有素，不限量，各取所需；三天后饭菜质量渐减，第七天公社主任召开大会，宣布食堂就餐收费的新规定，同时将几户生活困难的人家“请”出食堂，我们刚刚品出了共产主义的就被连根刨去，刚退出食堂，我的心情跌到了冰点，每次去上学都要绕道走。不到一个月，大食堂和街道人民公社相继夭折了，居民统一由街道办事处管理，桔农全部纳入岳麓人民公社天马大队。我那颗愤愤不平的心才渐趋平静。

    1958年8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里，我信心百倍地到岳麓区参加初中入学考试，河西有两个中学：湖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和长沙市第十九中学，师院附中是众多学子的首选。中旬，收到师院附中的录取通知书。

    九月一日开学，我拿着母亲给我的8元5角钱，高高兴兴随姐姐一起跨进师院附中的大门。报道后被分配在初44班，一年级六个班，40——45班，44班大半是师院和湖大教职员工的子女。在教务处报到注册，拿到分班通知单，我兴奋地找到教学楼一楼初44班的教室，教室前们排着队，十几个同学手中拿通知单，一个一个交给班主任老师，老师对应着花名册，看看每个学生的高矮，分配座位。我赶紧排在队尾，二分钟后谢清明排到我身后，他是我踏进师院附中第一个接触的人，他比我矮大半个头，右眼眶萎缩、失明残疾，左眼虽小却炯炯有神；我听到自己的座位号，后退一步，一脚踩在他的脚背上，他轻轻地哼了声：“哎哟！”

    我只是回头看看他，没说话，侧身走进教室坐到渴别一年多的课桌前，中学的教室宽敞明亮，讲台后一块硕大的黑板安放在墙壁中间，课桌分成六行，每行八张课桌。中学的课桌比小学的课桌好多了，单人课桌，桌面是盖板，书和书包可以放在桌柜里，下面安了个反扣还能上锁，第二天就有同学将书包锁在课桌里，不再背着书包上下学。

    谢清明的座位在第四行，讲台下的第一座，上课正在老师的鼻子底下。他走近看了看自己的座位，便朝门外走去，我追出教室门，问他：“你叫什么？”

    他一愣，迟疑了片刻，用疑惑和戒备的眼神看着我不吭声。

    “我叫李宗凡，对不起，踩你了。”我真诚地为踩他的那一脚道歉。

    “啊——，我叫谢清明。”他健全的左眼坦诚凝视着我，低低地回答，语气中充满为自己刚才的疑惑和戒备而不好意思。

    我俩就这样认识了，纯真的友谊追随了我俩的一生。

    谢清明为人老实忠厚，对所有的人始终谦让温和，从不与人争吵。同他同学两年，我们的座位经常变动，只有他就像生了根一样，固定在四行一座。因为他的好脾气，同学们亲切地叫他“谢眯子”，没人骂他“谢瞎子”，这在一班十三四岁的少年中是绝无仅有的事。

    开学就参加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自1858年8月17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指令，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遍及全国城镇乡村、各行各业。

    学校也不列外，校长号召说：大炼钢铁，所有工作必须为钢铁元帅让路。

    学校停课，建起两个炼钢炉，除班主任外，男老师率领高中部男生开炉炼钢，女教师率领高中部女生运送废铁，初二初三的学生四处捡废铁，初一学生在学校的小山上搓黄泥球，把它晒干，再由学哥学姐们运去高炉。一个学期大部分时间在做黄泥球，我们学校，没看见炼出过一两合格的钢材。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同样是我们学校宣讲教育的主旋律。最革命的主流媒体——人民日报上反复登载“十五年超英赶美” 、“一天等于二十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的”的豪言壮语，激励着全国人民、激励着附中的全体学生。

    人民日报还宣扬“写起文章信手来，如今工人成秀才，肚里文章千万篇，写得李白也发呆。”为紧跟形势，学校号令个个学生写诗歌唱新时代。

    我的第一首歪诗就诞生于此时：“踩泥巴、搓泥巴，搓个泥球当炮弹，炮弹飞上天，炸得美帝完了蛋。”居然还上了年级的黑板报。

    1959年4月中旬，我随班集体下乡到长沙县学士公社，参加春插劳动，把早稻秧按季节插到田里去。第一次下乡，一切都新鲜，在家里，肚子总是闹饥荒，在农村餐餐能吃饱，怎不叫我心生感激而努力劳动。从撒肥料、挑秧等强劳力做的事我都会抢着去做，我的表现让带队老师称赞表扬，班级团支书陈映辉，陈16岁，郊区橘农子女，比起我当然成熟得多，晚上，她俨然像领导一样同我谈心、提出要求，她说共青团的大门永远对要求进步的青年敞开，鼓励我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春插返校后我递交了第一份入团申请书。

    学期期末考试，我各科成绩优秀，大炼钢铁和春插中的吃苦耐劳，成绩和表现让我获得了此生唯一的一次助学金——人民币10元。

    天性使然，我的友善、热情常能获得旁人的好感，初中两年里与廖时杰、谢清明、吴祖黔、吴干如、张昱等学院子弟成为好朋友，也和沈利斌、邓振明、方其新等农民子弟相交甚欢。

    初一二期，同学之间更熟悉、更融洽了，插科打诨、嬉戏打闹便成了我们每天课间课外活动的主旨。根据每个同学的不同特点给他们取外号，以代替其大名，叫起来好玩又顺口；最会取小名的是廖时杰，我是他的“帮凶”；在全班同学都有了外号后，终引起全班的“愤慨”，“廖大鼻子”、“细腰子”的外号就冠在廖时杰和我的头上，我不喜欢“细腰子”的称谓，认为是把我比作了弱不禁风的古代女子，尽管不喜欢，它还是伴我到走出学校。

    初44班是年级中最活跃也是最团结的班集体，学校组织的各项学习比赛、体育竞技、劳动竞赛等活动，初44班始终名列前茅。

    我对学校的各项活动从不积极参与，实在逃不过去就应付了事。一旦离开学校，那就是我的世界了！郊游、爬山、野炊等户外活动是我最喜欢组织的，一到暑假，总要数次和廖时杰、谢清明、吴祖黔、吴干如、张昱几个同学自带炊具和米油盐菜到岳麓山上野炊，山上的野菜、池塘里的鱼虾、泉沟里的螃蟹都是我们的盘中美味，玩够了、吃饱了，踏着夕阳唱着歌打打闹闹地下山。

    我们这伙人是班上的中心，中午课间休息，欢笑声常常吸引来别班的同学共戏，初45班的易启坤便是我班教室里的常客，易启坤结实矮小，特具好奇心，一天中午，大家争论着《聊斋》里的鬼神故事，议论上吊是什么滋味，易启坤站在凳子上，不声不响地把皮带套在二米多高的教室门横杆上，挂住自己的脖子，蹬到椅子，身子悬空两手在空中乱舞，瞬间就无力地下垂，我和谢清明正在下棋，听见椅子打翻的声音，抬头看见悬挂着的易启坤，吓得大叫，几个人冲上前，将他取下来，还好，只刚挂了几十秒钟，他翻翻白眼，长长嘘了口气说：“吊颈难受，寻死是不能用这个办法的。”

    少年顽皮，常常在会随性嬉戏中伤害了他人，同学何其真家境类同我家，他家做卤菜生意，平常带饭，饭菜装在一个布袋里，腰上一挂，每餐饭总有二三块猪蹄和内脏，吃完双手在衣襟上擦擦，一件久穿的旧罩衣就显得油麻水光，平日里的卫生也不注意，我们都叫他“何其马桶”。二年一期选班干部，吴干如提名何其真出任班卫生委员，附议时全班举手通过。何其真哭了，哭得很伤心，他说是同学们在挖苦他，讥笑他。班主任罗浪吟煞有介事地问全班同学：

    “你们是挖苦他吗？”

    “不是！”

    “是真心实意选举他吗？”

    “是！”异口同声，整整齐齐，我们班做什么就是这样的齐心。

    罗老师看着啼哭不止的何其真，心生怜悯，柔声鼓励地说：“当班干部是件光荣的事，你先当当看，实在不行再说。”

    这个学期，我班实际上没有卫生委员，何其真坚不就职。

    1959年春季开学，我班分来几个印度尼西亚归国的华侨子弟，年龄比我们大，身材比我们高，一脸的傲气，仗着国家给他们的邮袋特权，对课堂纪律、尊敬老师、友爱同学他们大都肆意横行，校区里就出现过华侨同学用气枪打伤人的事件；老师对我们的教导是：“他们在资本主义国家了吃够了苦，今天回到了家，你们是主人，应当迁就照顾他们，让他们赶到祖国的温暖。”学校硬性规定凡同华侨同学争吵斗殴者，严肃处理。

    我班有个姓林的华侨同学，他上课想来就来，手捧茶杯，脚穿人字拖鞋，进教室就讲话打趣，只要有他课肯定上不好。老师同学个个厌恶他，一天劳动课后，我们一群同学到湘江边洗澡，他来了，泼这个的水，拖那个下河，正像教训教训他，我们几个扑上前把他按在水里，呛了他好几口水，他狼狈逃走，状告到学校，教导主任亲自来主持班会，大有不处理几个学生决不罢休之势，面对全班男女生齐齐立正，请求受罚的场面，我的一次感到了罚不责众的群众力量；学校只得圆场劝慰并为林同学调班，平息了这场纠纷。

    1959年春季开学典礼上，校长李迪光说：

    “学生当以学为主，没有知识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我要求从这个学期开始，校园大兴读书之风，早晚自习，在校园的任何地方都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

    他的指令顿时把附中拉回到读书育人的学校，这个指令也成了他在文革被批斗的一大罪证。1968年春节间，我和廖时杰组织部分初44班同学聚会，团坐在附中原初一教室里，我请来李校长，尽管他已戴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他依然语重深长地劝导我们莫荒废了书本，他说任何时代都需要知识！遗憾的是他怕连累我们而放弃同我们一起合影的请求。如今他的面貌在我心里已经模糊，但他的话依旧铿锵在耳！他的举措和教导影响着我的一生！

    1959年国庆节后，我放学回家，从来都是天黑了才到家的母亲，已在家里做好了红烧肉，看着母亲自1955年9月以来消失了的喜气洋洋的脸，我知道一定有喜事发生，姐姐进家门后，母亲拿出一张通知书，激动得语不成声：“特赦……，你爸爸减刑十年了！”平静后她语重深长地说：“我说过的，共产党好！”

    1960年初三一期，我请假缺课的时间占了二分之一多，因为母亲病倒瘫痪了，手脚变形不能再织毛衣，全家六口的生活只靠舅舅每月的二十元钱，我不得不利用好天气外出打零工挣点生活费。到了期末考试，我门门功课成绩仍在中等，历史和数学还达到了优等。我读书追求轻松，只求及格、不求高分，每次考试总是匆匆应答，做完试卷不复查，时间还早就四处观看，发现有同学套钢笔，便抢先第一、二个交卷。在家里从不做作业，老师布置作业时边听边做，做完了再回家。也不复习功课，总是在考试前临时抱佛脚，突击看课书进考场。我的经验是课堂里绝对聚精会神，四十五分钟课从不分心，就凭这点小聪明，成绩始终保持在中上等水平，我们五姐弟中我的成绩总是最差的。

    1961年1月，基于生活的无奈，我和姐姐一同到学校教导处申请退学，教导主任刘磊反复劝说姐姐：“你是优等生，凭你的成绩，什么样的大学考不起？就一个学期了，退学实在可惜，你拿一等助学金，学费和食宿费也解决了呀。你一定要好好想想，这可是人生关键的一步啊！”

    他也劝说我无论如何要念完初中，拿到初中毕业证好找工作些。

    我俩心中虽有说不出的万般不舍，为了生存，我们坚持办理了退学手续，刘主任满脸遗憾，摇头叹息着将中学肄业证书交到我们手中。

    此刻的我，如即将奔赴战场的战士，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学校。

    听到我要退学的消息，谢清明跑到我家，送来他好不容易积攒的三元钱，陪着母亲一起流泪，清明的友谊是我这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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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中学三结义

    1958年，进入初中一年一期，便投身于大炼钢铁的的群众运动中，我班全是十三岁左右的少年，学校分配的任务是在教学楼后面小山上挖土和泥，搓成一个个比鸡蛋大点的球，晒干用做炼钢炉铺底；留级生王光中表现出他超强的劳动力，带着我们小组创造了年级最高产量记录，他成了我心中的英雄。不久，又看见他操着扁担与高年级同学对抗，我更认定他是可依靠的大哥。

    王光中同谢清明一样，残疾了一只眼睛，他左眼失明，眼眶里一个微凸的全白晶体，有些吓人。他快十六岁了，站在十三岁的同学群中高出一头，且个性张扬强横，班上同学都不喜欢他，人前人后管他叫“王光瞎子”，开始时，他发脾气要打人，大家都叫，时间一久他只得接受了下来。

    王光中的父亲是湖南大学的教授，住在天马山对面岳麓山南坡湖大建设村教授楼，谢清明家在湖南师范学院南院岳麓区左家垅校区内。

    1958年3月，我家从马路边4号北迁七百米，搬到麓山南路12号邓再福家，门前马路东有口约三亩多大的荫马塘，荫马塘里鱼虾成群。潭水来自岳麓山，潭水四季清澈，顺着南边的一条三米多宽的沟渠绕经天马山头，流向东南方的漕子港，流入湘江。沟渠水长流不息，最浅时也有一尺深，每到春季雨水时分，潭水四溢，湘江里的鱼会逆水而上，沟渠里平常多见小游鱼，水涨时能捕获到二三斤重的鲤鱼。四周农家和居民都在塘里洗衣、洗菜，夏天少年们会脱光身子跳进水里游泳，我也不在家洗澡，就在塘边洗洗了事，还经常在塘边摸鱼虾。

    因为我们三人上下学走的是同一方向，上学，王光中先到我家，等从左家垅来的谢清明，然后结伴而行。经受了太多的歧视和侮辱，现在同能给我平等和友爱的王光中一起，我心里感到特别安全，这种感觉是自1955年9月以来，一直稀缺的。我们的交往中，王光中向我和清明灌输古人侠义和结拜的诸多利益，他的社会知识和强悍性格深深地吸引着我和清明。

    同进同出的三人，让班上同学们戏称我们为“三人四眼”。

    1958年夏，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王光中对我和清明说：“三国的刘关张桃园结拜，成为了千古佳话，我们三人玩得这么好，也学他们结拜好不？我的年龄大，我保证结拜以后有福同享，有难我独自承当，你俩愿意吗？”

    他的话令我和清明感动不已，想都没想异口同声说：“原意。”

    三人步行到桃子湖东的湘江边，垒石为炉、插草为香，煞有介事地对着湘江顶礼膜拜，结义仪式和誓言照搬《三国演义》书中所述，王光中老大，我居中，谢清明是老三。盟誓后，我突然感到身上有了股力量，一时好不快活。

    1959年春季开学后，我们共同制定了创建小图书室和畅游长沙城的计划。

    谢清明家境也贫寒，父亲谢轶，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母亲长年患病，家有一个哥哥、二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一家七口靠谢老师每月工资生活，如果光是吃穿，生活尚能在中上等，但他的母亲月月的医药费都用去一笔不菲的数目，家中经济捉襟见肘，他是没有零花钱的。王光中家境好，父亲是湖大教授，工资高，住房条件好，住建设村单门独户的二层教授楼，全家加上母亲、妹妹共四口人，各有单独的卧室，我曾为他家送煤，应邀参观了王光中二楼的房间。

    从制定计划最初，我和清明根本不指望王光中多出点钱，只想通过自己劳动挣够实现计划的资金。星期一放学后，我提出利用假日都去推板车赚钱，王光中、清明赞成我的意见，都说事不宜迟，就从这个星期天开始。

    推板车对我来说当然是驾轻就熟，星期天，一大早我就带着他俩到八字墙马路下坡点，告诉他俩，在这里推板车上岭，工钱是按人头计算的，一次一人五分（0.05元）钱，有时搬运工人见人矮小，会叫上两个少年，一人只给三分钱。王光中牛高马大，绝对可以一个人推车，我和清明就推一部板车。

    诚如我言，上岭前的搬运工人就是这样的召唤我们，每次王光中都不应招，推说自己从没做过，要三人一起推车，我真以为他是因为不熟悉有点胆怯而已，同意三人一起推车，我们最高的一次收入仅七分钱，辛勤劳累了一天，坐在马路边清点战果，只挣得区区七角钱。不快在我心中滋生，平常我一人推车有时还会超过七角钱，现在是三个人，一天下来才这么多；而且同王光中一道推板车，只推运红砖的车，煤炭和磷肥车一律不推，推上一次岭还要休息好一阵，我皱着眉同他俩算账：“我们应当分开推板车，一人推车一次五分钱，三人一起推最多加二分钱，一趟七分钱，如果分开推，三人一趟就是一角五分钱，每趟多了八分钱。”清明听后马上赞成，王光中迟疑片刻，无奈地点头同意了。

    推车的问题达成共识后，便商议资金的集中管理，王光中自告奋勇说：“我在家里帮妈妈管过钱，有经验，我来统一保管吧。”我和清明从来没有管过钱和用过钱，自然同意王光中的意见，把第一次赚的七角钱交给了他。

    以后的星期天，我们遵议而行，几乎每个星期日我都能在八字墙碰到清明，时而单独时而双人，两人都在憧憬计划实现的美好前景。好多个星期天过去了，我俩就从没有碰到过王光中，第二天问他，他说是在阜埠河码头上干活，是的，阜埠河码头是河西红砖、煤炭、磷肥等物资的集散地，我几次到那里找活，都因为矮小被拒绝，后来才选择在八字墙推上岭。没有了疑问，我俩规规矩矩地把推车所得一分不留交给王光中，没有登记、没有账目，绝对的信赖大哥。

    为尽快实现理想，就是下小雨我和清明都不耽误，连续十几个星期天在推车，快到六一儿童节了，我在心里算了算帐，我和清明交给王光中的钱已经超过十四元了，加上大哥王光中挣的钱，至少也应该在二十一元钱以上，足可以让我们三人美美地玩上一整天。当时的20元钱节省点可以供四个人吃一个月伙食，于是，我向王光中提出到河东烈士公园游玩和买图书的要求。

    自从零陵乡下迁到长沙，我没去过河东城里，小学去株洲是坐汽车穿过闹市的，城市的繁荣对我有太大的吸引力，从报上知道的烈士公园和动物园，是我日思夜想无限向往的人间仙境啊。

    提了几次后，王光中同意了，兴奋折腾了一整夜，好不容易等到天亮，我穿着干干静静的补丁衣裤，和清明沿着河堤一路蹦蹦跳跳、说说笑笑，唯有王光中平静中带有几分无奈，见他兴致不高，我认为他去过河东多次，早习以为常了，哪会像我俩那样欣奇而已，所以我并不在乎他的情绪。

    我们到河西的渡口，乘轮渡中途徒步横穿水陆洲，最终在河东大西门码头上岸，走五一路经黄兴路转中山路、蔡锷路、经武门、东风广场进烈士公园西门。我们游遍了公园的所有地方，最后才进动物园，动物园设在公园北部角落。平生第一次看到公园的美丽景色和那么多的动物，我和清明大饱了眼福，流连忘返，迟迟不肯离去，要不是王光中一再催促，我俩在公园肯定会玩到天黑，来时我已问清楚轮渡的最后一班船是24点，所以不担心回不了家。

    我恋恋不舍地离开烈士公园，出公园，王光中就喊“累死了、累死了”，坚持拖着我和清明，爬上公交车，坐车到五一广场，已是下午三点了。玩起来不觉得饿，一下公交车，肚子就咕咕叫不停，王光中带我俩在大众游艺场旁的一家小面馆，叫了三碗光头面，我是三扒两搅，不到二分钟碗底朝天，面和汤一滴不剩都下了肚，什么味道都没品出来。

    吃完面转上五一路朝西走，在五一路北新华书店门前，我拉住大步朝前走的王光中，和谢清明一左一右把他架进了书店。我和清明在新书架旁尽情挑选喜欢的小说，刚选了几本书，王光中不耐烦地叫我俩住手，他看看书的价钱，拿起《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和《长城烟尘》三本，将《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等书放回书架，说只能买这三本书，没有钱了。

    我疑惑地问王光中：“就没有钱了吗？”

    王光中白了我一眼说：“哪里还有钱？就你们贪玩，还要不要回家？”他付了钱，拿起三本书气冲冲地走出书店。

    高兴而来，扫兴而归，游玩的全过程中，王光中始终郁郁寡欢，让我有些忿忿不平。再算算今天的花费，我疑窦顿生：“怎么就会没有钱了？”我仔细回忆今天的每笔支出，心里涌出股被欺骗的悲凉感觉，快意全消，笑声顿失。

    回家我就拿出纸笔，记下今天用的每一笔账：

    来回轮渡每人0.16元，三人共0.48元；烈士公园门票三人共0.09元；三碗光头面共0.36元；书《烈火金刚》1.06元、《敌后武工队》1.05元、《长城烟尘》0.6元，共2.71元；三杯茶0.03元、三个麻圆团0.09元、六根麻花0.12元；公交车三人0.24元。这一趟的全部旅资只用了4.18元。

    光我和清明交到王光中手中的钱就有14元多，就用了四元多一点，钱呢？剩下的钱哪去了？王光中自己到底挣没挣钱？

    第二天，我把账单递给谢清明，清明仔细看后低声说：

    “我当时也觉得不对劲，真的不晓得他这么坏，算了，以后不理他了！”

    “书还在他那里，要他还书。”

    “他好恶，会打人的，还是算了别惹他。”谢清明担心地劝我。

    我实在舍不得新买的三本书，拉着清明去找王光中交涉，他听完我的话，看看我写的账单，朝地上一扔，嘿嘿一笑，蛮横地说：

    “哪个证明我拿了你们的钱，还敢跟我算账？书我没收了。”

    我和谢清明当即以时下少年里流行的方式同他绝交，其方式是，两人小手指交叉一勾完成绝交手续，如两人要重新和好，则用大拇指勾勾就和好如初了。

    几天来我越想越怄，决心将此事公诸于众以求得帮助，便在午间休息时，向聚集在教室里的同学详述事情的经过，少年的喜恶和正义感从不加掩饰，此事立刻引起全班轰动，出奇的一致，几乎是排着队同王光中勾小手指。

    王光中成了班上的千夫所指、孤家寡人。

    迫于无奈，王光中归还了那三本书，他再也没了入学时的威风，整日灰溜溜的，没等到一年二期结束，就主动要求调到初45班，初二一期末，他因为几科成绩不及格，自己不好意思再读下去了，便办理了退学手续。

第一次绝望

    为了减轻母亲肩上的压力，从小学六年级开始，我便在假期和星期天里去推板车挣钱。1958年暑假，天气异常炎热，我匆匆吃完早饭，举步朝门外走去，被十一岁的大弟弟宗元叫住，他说今天定要一起去推板车，宗元从小多病，自被蛇咬后，身体更是虚弱，家里的重活从不要他做，自然不会让他去做推板车这样重体力活；可我禁不住他的死缠烂打，只好带上了他。

    看着有两个人，我就到阜埠河码头去找活，同一个推上岭推熟了的拉板车工人谈好价钱，我和宗元同推一辆车，从阜埠河码头到中南矿冶学院（现在的中南工大）最南端的建筑工地，每次一车装运一千多斤红砖，单边路程十二里，一趟工钱0.6元。那天太阳特别辣，我和宗元汗流浃背，第一趟完工已是十点多，为赶时间，工人用空板车拖我俩回码头，第二趟完工已到下午二点了，我接过一元二角钱，拉着弟弟高高兴兴回家，宗元早就在叫饿，我也饿得前心贴后背了，便在矿冶学院大门口的大饼摊子上买了一角钱大饼，两人分食，狼吞虎咽几口下肚，什么味道也没吃出来。晚上把剩余的1.1元交给母亲。

    晚上我早早地睡了，半夜里听到母亲焦急的声音，睁眼一瞧，母亲正在问宗元“哪里不舒服”，姐姐站在一旁，递送着冷毛巾。我问妈妈宗元怎么了，妈妈说宗元发高烧，浑身滚烫，右肩与颈交接的地方长出个大疖子，通红通红。天没亮母亲急匆匆地搀扶着宗元去了长沙市四医院。

    整整一星期才治好他的疖子，打针、吃药医药费用了近四元多，我俩推板车交给妈妈的钱才1.1元，治病花去了它的三倍多，真是得不偿失。

    从此，我再也不敢带宗元去做这样的重体力活了。

    自人民公社化后，灭绝了个体小商小贩，我家那个巴掌大的的小摊也关张了，全家生计只剩下母亲替人织毛衣一条路。

    1955年8月，国务院相继公布实施《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使用暂行办法》，实行四证三票制：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市镇饲料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发行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地方料票。

    最初的粮食定量还宽松，母亲口粮按劳动者定量，为31斤，取消小商小贩后减至27斤，再减至24斤；姐姐读中学定量30斤；我和宗元26斤和24斤，宗平18斤，每月定量的粮食尚有结余。

    1959年初苦日子来了，物资匮乏，一切生活物品定量供应，食油定量减至每人每月2两，我家一个月食油仅有1斤。接着各种票证相继出炉，全国国票、地方票多达万种之上。猪肉供应逐年减少，直减到每人每月2两，肉店每天挂出瘦不拉叽的几十斤肉，不到一小时就售完了；禽蛋类和牛羊肉等干脆从人民的视线里消失了。最苦的时候，蔬菜也发证供应，每人每天半斤，蔬菜定量还不见得能全买回来，国营蔬菜店的菜顶多能卖两个小时，店门一开，人群沸腾争先恐后，抢不到菜的人只能望着空空如也的货架兴叹，因为蔬菜的定量隔天就作废了。中央号召“低指标、瓜菜代”， 一切土地归公社，田都种不好，哪来的瓜菜？

    鱼（按节日配给）、肉、豆腐、食盐、火柴、肥皂、布、棉花、糕点、香烟、糖、煤、煤油等一应生活物资全部按人口户头发票供应。百货商店宝笼柜和货架上摆放的只有瓷碗、搪瓷类货物以及日记本、钢笔文具类货物，偶尔看见一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几只手表，那是为体现物资丰富社会繁荣、为点缀国营商店而陈设的，因为购买它们要凭特供票，一般这些物品是在特供商店里购买。

    全国人民生活艰苦已达极限，我家更甚，从1955年10月到1962年10月整整七年里，我们姐弟难得吃一根三分钱的冰棒；即使在外劳作得喉咙眼里冒出火来，也舍不得花一分钱喝一杯大碗茶。

    口粮定量每月母亲减至22斤，最小的弟弟18斤，宗元24斤，我和姐姐27斤。用在物资丰盛的年代，这个定量真的多了，谁也吃不完，要知道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吃，就是用于喂猪的细糠都成了营养品，只有患上水肿病的人才有少量配给。山上、田边和路旁的各种野菜、蒿子、槐花全采光了，那几年走在大街上，满眼全是面色蜡黄、骨瘦如柴的人，看不到一个孕妇。

    经历了那个岁月的中国人，想起三年苦日子都会心惊肉跳。

    我们的口粮本来就不够吃，又缺盐少油,蔬菜时有时无，没菜时最好吃的就是用酱油拌饭吃。每餐吃不饱，母亲还不得不减少我们每天的定量，抽出一点粮票卖掉，用这点钱买回其他的配购物资。我和弟弟们经常坚持把一天的饭一餐吃，但求饱餐一顿过过瘾。

    1960年6月，姑妈突然带着二弟宗亮从合肥来到长沙，姑妈说：“宗亮不听话，学习不认真；总在河边玩，万一出了事，嫂嫂带的儿女个个听话，我怎么交代呀！所以送了回来，一则让嫂嫂教育他，二则你们一家该团聚了。”姑母承诺今后每月寄给我家的生活费从10元增加到20元钱，她会竭尽所能帮助嫂嫂养大五个孩子。要是没有舅舅和姑母，光凭母亲一己之力是不可能支撑下来的，我们弟兄肯定逃不出骨肉分离的厄运！因为舅舅、姑母寄来的钱，可以买回定量的大米，大米时价每斤0.098元，至少可以靠买回来的大米维系生命。

    初见二弟宗亮，他的确比我们好动得多、调皮得多，常喜欢在小弟宗平身上练手掌劲，宗平挨了打从不告状，有次我看见他手掌在宗平身上砰砰地打，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他一点就透，从此学着我们的规矩，兄弟间友爱和睦。

    1959年10月中旬，学校组织的支农活动，到长沙县谷山公社秋收，农民的生活很艰难，公社集中为学生开火做饭，我们按定量上交粮票，为让我们能多吃点，公社在每餐的饭里掺杂些红薯，大锅大灶，还是柴火饭，特别的香。每天下午，公社还派人给在地里干活的学生发一个生红薯。没有菜，几乎顿顿吃从地里挖出来的蕹菜根，无油少盐煮得稀烂，我们个个吃得津津有味。十五天后回校，我把省下来的十几个红薯带回家，全家人饱餐了一顿。

    从1955年9月到1960年10月，母亲拖着条跛脚，克服着心痛病，忍受着外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劳累着，她的心病和腿病就越来越重，特别是腿，经常痛得寸步难移，歇歇停停依旧奔走在荣左路上。每次脚痛得无法忍受时，她就在棉花厂药店花0.06元钱买二包“何济公”粉剂，和着唾液吞服下去，重新上路。母亲能喝点酒，一两“冯了性”药酒能止住她的痛，而且比“何济公”粉剂效果强好多，为了省钱，妈妈总用“何济公”粉剂镇痛。经常看母亲买药的售货员于心不忍，关切地劝妈妈少吃“何济公”，喝点“冯了性”药酒对身体好些。母亲摇摇头笑笑说：“不行啊，五个孩子要吃饭啊！”

    1962年9月，我和姐姐参加了工作，我间常给她买瓶药酒，“何济公”的用量减少了，直到1964年才与“何济公”绝缘。1966年仲夏，我从外地回到长沙，利用船在港口的时间回家探望母亲和弟弟宗平，宗平欢笑着跑到我身边，问：“带回什么好吃的东西？”一见我从书包里拿出瓶“冯了性”，他的欢乐顿时消失了，哭丧着脸说：“哥哥，莫再买药酒了，叫妈妈也莫再喝酒了。”我忙问出了什么事，宗平说：“前几天妈妈喝了药酒，突然大哭大笑，怎么也制止不，我以为妈妈疯了，吓得半死。”看着一脸愧疚的母亲，没等我开口，母亲说：“我保证今后再不喝酒了，宗凡，你在水上工作，风湿重，这些药酒你拿去喝。”我知道是酒精的作用，触动了她心底最脆弱的那根神经，一时不能自已，哭一场将胸中的郁闷吐出来，未必不是好事。我和姐姐每月工资34元，各寄回家20元，40元维系分开的两个家，着实难得很，1962年9月父亲带着二弟宗亮回到零陵乡下，母亲和二个弟弟住长沙。母亲心里的苦和难只有她自己最清楚，想到这，我笑笑说：“没事，还是喝点吧，控制点量就行。”母亲的脸又呈现昔日的坚毅，决绝地说：“不喝了，你买伤湿止痛膏吧，以后只用膏药。”

    1960年6月，我家从麓山南路12号迁居天马山下荫马塘7号，这原是邓姓两兄弟的一个大院，邓家老大在土改定成份时被划成地主，他的大部分房子被政府没收，只留给他们一间半做住房，没收的房子归岳麓区房管局，房管局分配院子西北角的一间正房、一间三角形的小厨房给我家居住。

    院子南墙外长着一棵大樟树，树龄已过百年，树干要四个大人手牵手才能围住，大树笼罩着大半个院子，树冠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如华盖一般，苍劲的躯干爬满岁月的皱纹，镌刻着风尘的痕迹。大树张臂迎风，伸手留云，月上枝梢，满院银光点点，显得格外清幽。树冠浓密处有二个鸟巢，为数不多的鸟，飞翔和鸣唱都恰到好处，不惹人心烦而给人以身处大自然的愉悦。夏天骄阳似火，小院里树影婆娑，十分凉爽，是小院人家钟爱的纳凉地。

    院子西边一条三米宽的小溪流过,四季常流不息，溪水来自岳麓山流向荫马塘，溪水最浅时有一尺深，常见游鱼戏水；每逢春季，溪水满沟渠深约一米多，荫马塘的鱼窜入渠沟，逆水而上，站在溪边，用漏网就可捕到一、二斤重的鲤鱼。

    院里住着六户人家，湖大司机邓炳炎一家，原房东邓照明一家，卖甜酒为生的柳妈妈一家，湖大理发师胡妈妈一家，张建母子一家和新搬来的我们家；六户人家子女加起来有十四个，孩子和孩子是自来熟，按年龄我就成了娃娃头，都管我叫 “大哥哥”，现在最小的孩子也过了五十岁。

    1960年9月，母亲瘫痪了，过度劳累加上长久的营养不良，母亲的风湿病再度复发，手脚关节一夜间全部变形，整日躺在床上，痛得日夜呻吟，到晚上又怕吵醒我们，咬着嘴唇强忍，早上起来，总看见母亲带血的嘴唇。祸不单行，母亲又患上水肿病，全身浮肿；肺也出了问题，干咳不已。经群众评定，居委会送来几样营养品：二斤细糠、半斤黄豆、一瓶橘子罐头。

    街坊四邻都说母亲难逃此劫，这让我忐忑的心更加惊恐，母亲却轻描淡写地安慰我们说：“我是盆箍，盆箍断、盆就散架了，家就像一个木盆，我一死家就散，放心！我肯定不会死，一定会看到你们个个成家成才。你们也不要绝望，要相信‘粪堆也有发热之时’。”母亲凭着这个信念，无畏地直面疾病和死亡，说起来真的难以置信，母亲在没看过一次病、没吃过任何药物的情形下，活了下来，还活到了二十一世纪，是荫马塘他们那代人中唯一活到新世纪的老人。

    母亲累到了、病倒了，为了活下去，我和姐姐不得不辍学四处找事做，努力寻求稳定的工作，没有地方招收十五岁多的孩子，我只得打些短工和零工。

    街道居委会介绍我去了几个单位，都是因为出身的缘故不予录用。我随同学的哥哥到河东的建筑工地，想报名挑土方，那个工头乜斜着眼左瞅瞅、右瞅瞅，轻蔑地说：“不要！太小了，只会喝别人的血。”工地挖土运土按立方计算工钱，工头手下一般有二三十个人，轮流挖土和挑土，工钱是平均发放，人小不能同壮劳力做出一样的劳动量，同等的分钱无疑是侵占了他人的利益。

    四处碰壁，居委会借给我一部破木轮板车，它不同于使用内外胎充气的胶轮车，木做的轮子，一条二寸宽的橡皮带包垫着轮子边，以减少与地面的摩擦力，可以稍微减轻拉车人的劳动强度。这辆木轮车的左轮橡皮带中缺了二寸，轮子每在地上转一圈，就重重的咯噔一下，车子的重量在肩头上颠压一下，去修理又舍不得钱，那时候小呀，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去找一块同样厚薄的橡皮，把它钉在缺口处，就不会遭受板车无休止颠压的折磨了。

    有了这部板车，我每天到湖南大学家属区，家家寻问要不要买煤送煤，谁家需要，就把煤证、钱和盛煤的家什交给我，我到八字墙的煤店买煤装框，再把煤送进他们厨房指定的地方，一百斤煤收0.3元的工钱，一次能运送三至五家的生活用煤。湖大建设村在岳麓山南的坡上，煤最难送，而且也不加钱，板车拖不上去，只能把煤车放在坡下马路边，然后一担担跳上去，坡有一里多远，每挑一担煤上去要歇好几次，车子在路边等候时还要一个人在马路边守着，大部分时间是姐姐协助我卖煤送煤守车，她不能协助时，我将煤车拖到建设村坡下，在马路上大叫弟弟来，建设村坡下距荫马塘7号大约一百多米远。

    就是这样送煤的事也不是天天有做，一天能收到三四家的煤证就大幸特幸了，因为能挣一元多钱，经常为收不到煤证而发愁。没有煤运送的时候，我拖着板车带着撮箕扫帚到阜埠河码头和路面上收集散落的煤，运气好一次能扫个十来斤煤，积少成多，积到几十斤就卖掉，也能挣上几块钱。

    有次运煤，天下大雨，我和姐姐把油布盖在煤箩筐上，自己冒雨，浑身湿透了。姐姐当晚病倒了，姐姐在附中上学时，特别积极，处处争先，在京广复线的劳动竞赛中，长期营养不良加上劳动过度，突然休克，老师和同学把她送回家，饭都吃不饱，哪来钱看病？营养更谈不上，身体怎么能够恢复？她的头痛头晕日益加重，以致只能长时间卧床休养，休养中，她向居委会借了部纺车，接乱麻纺线，纺成麻线滚成团交居委会，麻线是按斤付工钱的，为多挣钱姐姐总是纺麻到深夜，价钱太低，劳累一个月也挣不上10元钱。

    1961年1月下旬，舅舅和姑母知道我在长沙难找工作，就寄来二十元钱，要我到合肥去碰碰运气，正巧小表哥所在的汽车队招砸焦煤的临时工，我可以先做临时工再寻求招工的机会。我归还了木轮板车，在街道办事处开了个探亲的证明，兴冲冲地独自奔赴合肥，十五岁的我，一路上做着许多美丽的梦。

    从武汉到芜湖六百公里水路，沿途停靠，客轮顺水航行要二十四个小时，我买到最低5.8元的统仓票，统仓在船最底层，座位少，人多，船上百分之七十的旅客都是席地而坐。上船后我找了个角落栖身，听着机器的轰鸣声，带着对前途的信心，天刚黑我入睡了，这是大半年来第一个安稳的觉。五点醒来，我的周围东倒西歪靠着许多旅客，旁边坐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单薄清廋，在昏暗的灯光下聚精会神地看书，见我醒来，关切地问：“小弟弟，你一个人吗？”听到同母亲一样口音的南京话，我倍感亲切，点头“嗯”了声，他收起书与我聊起天来，他说自己中专毕业，在马鞍山钢铁厂当技术员，到九江出差，现在是回厂去。我毫不保留地告诉他：家贫，初中肄业，独自到合肥投亲。他叹息了一声，说：“还是要多读点书啊。”随后聊些我能懂的三国水浒的故事，见我用白开水吞咽母亲为我烧烤的两个细糠面饼，他默默地站起身，拿过我的搪瓷杯，回来递给我一杯滚烫的水，说：“糖开水，你喝吧。”几年不知糖滋味，我竟一时手足无措了，一户人家一个月几两糖，这么金贵的东西，谁舍得给人，他还泡了一满杯，尝尝真甜，我感激地看着他，他却同我讲起武松来。到芜湖前，他拿出一张纸，边说边写：“我叫马安植，地址写在纸上了，以后给我写信吧。”又带着遗憾地说：“你记心这么好，三国水浒比我还熟，不读书真的可惜了。”

    下午船到芜湖，我依依不舍地告别马大哥下船去轮渡码头，过河到裕溪口，坐火车到合肥，一路上在庆幸自己运气好、兆头好。

    芜湖过河到裕溪口，二个多小时火车到合肥，第二天，小表哥朱家骝把我接到他工作的长途汽车运输队，在队长的安排下做临时工，一天工作八小时，工资1.2元，把大块的焦炭敲成鸡蛋大小的碳球，简单、劳动强度不大，一起敲焦炭的不是半大小子，就是妇女。七八个人围在焦炭堆前，乒乒乓乓、说说笑笑一天过得真快。可惜只做了三天，汽车队为压缩开支，辞退了所有临时工。

    刚有工作就失业，只好跟着姑母扛着把铁锹当零时汽车装卸工，那个工作就如同今日的散工，站在马路边等着需要装卸的司机叫，每部车只要六个人，而往往是数十人争抢着上汽车。爬上汽车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先要眼观八路耳听四方，关注卡车的停靠和司机的叫声，再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爬汽车，好在大家自觉，遵守不成文的约定，先上六人的随车工作，后上的下车等下一趟。姑母很灵活，每次她都能抢占先手，而且还要把我拉上车。卡车开到煤场是上煤，开到单位是卸煤，上煤坐空车安全，卸煤坐在煤堆上，飞驰着的汽车让人胆颤心惊。司机总像催命鬼一样“快快快”地厉声吆喝着。打煤过程中，不小心伤人很平常，姑母就上煤中就被旁边的小伙子铁锹划破了左鼻侧壁，一寸多长，鲜血直流，幸亏不深，闯祸的小伙子把姑母送进医院，清创包扎好伤口，付清挂号、诊治费，问姑母该怎么赔偿，姑母淡淡地说：“讨生活都不容易，算了，你今后做事千万小心点。”

    除装卸汽车外，姑母带我到国营商店排队购买不要糕点票只用粮票的粗粮饼干，买回再高价卖出，这是政府打击的投机倒把行为，商店规定每人只能买一次，我在第二次排队时被商店工作人员认出抓住了，硬着头皮坚持说来自外地，卖点心为充饥，他们凶神恶煞地搜身，查无所获后，没收了仅有的半斤粮票和0.32元，最可惜的是他们也没收了马安植大哥留给我的纸条和附中的学生证。

    春节前，姑母带着我到邮政局，填写一张十元的汇款单，一再嘱咐我写上“这是宗凡在合肥挣的钱”，填写完姑母要我给她念了一遍。

    为让全家人能过好年，姑母独自爬汽车到合肥外八十余公里的东关乡下，找当地农民买干胡萝卜樱子，农民把收割胡萝卜果实后遗弃的叶茎收集晒干，留着没粮吃时充饥，胡萝卜樱很嫩很嫩时是兔子的最爱，没见过人当菜吃，长老了猪都不吃，现在成了救命的仙草。两天后，风尘仆仆的姑母得意地提着一小包干胡萝卜樱子回来，当晚用开水泡了一把，然后切得糜细糜细，和在大米中煮成饭，不管怎么捣碎、怎么煮，它始终如干草咬不动，怎么下去的还是怎么出来。1961年2月14日年三十，就是这种饭，让我吃饱了肚子。

    春节后，姑母仍带着我打零工，舅舅四处求情托保，始终没能找到工作。2月下旬，我带着舅舅给我的路费，临别前，姑母用了家中的二斤面粉，烤成十六个面饼让我在路上吃，芜湖到武汉的船上水航行要整整两天，加上两边的火车，路上的耽误三天多才能到家，十六个面饼足够路上吃的，可我知道家里已多年没看见过小麦灰面了，一定得多留几个让大家尝尝，每天只吃二个饼，到汉口化0.1元、二两粮票吃了碗热干面，回到离开一个月的家同母亲姐弟共享面饼。

    回长沙后，依然为寻找工作的事奔波发愁。

    1961年4月，街道居委会介绍姐姐宗明到湖南大学桃子湖渔场当会计。介绍我到湖大总务处自行车修理店当学徒，每月工资十八元，报到时，我心里充满感激，立誓一定好好工作。修理店连我共三个人，二个师傅一个学徒。师傅是社会青年，做私活，用公家的零件修配自家的自行车，材料零件登记他俩人互打掩护，我用你证明，你用我证明，我很反感这种损公肥私的行为，认定他们不是正派工人。每天上班我最早到、最晚走，一人打扫店里的卫生，努力学习自行车修理的各种技能，工作的第十天，湖大总务处一位负责人来修理店修车，见我在为车轮正盘，随便询问了我的家庭和失学的原因，我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地说了父亲的历史和我退学后的遭遇，听后他沉着脸一言未发走了。第二天上班，师傅通知我总务处辞退的决定，听此消息，我完全蒙了，一个极简单的、最下层的自行车修理工都要讲出身！与此同时，姐姐也被辞退了。

    十六岁的我第一次感到惶恐绝望，是那么的无奈、那么的无助。

    我拿着修理店里结算的5元工钱，拖着宛如千斤的双脚，一步一挪走到岳麓山下桃源村的山塘前，痴痴地望着静静的水面，呆呆地站着，泪流满面，站了好久好久……十四岁后再没人见过我流泪，实际上我多愁善感，泪泉特别丰富，只因是老大，打脱牙齿和血吞！泪流在人后，决不在人前！这就是父亲遗传给我的性格！

    抬头问青天：一家人生存的希望在哪里？

    我不敢面对风湿病瘫痪在床的母亲，病痛的折磨已使她奄奄一息，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又被无情的阶级路线掐灭了。

    要不是看见几个学生回家，我还会痴痴地站下去，最近拖板车、到合肥打工的所有经历一幕幕重放，绝望最终被肩头的责任击退。我抹干泪水，咬牙从5元钱里花0.64元钱，当然还用了粮票、糕点票，买回一斤桃酥，到家递給母亲，妈妈吃下二个桃酥竟奇迹般地来了精神，复苏了生气。后来的几十年中，母亲总说是几个桃酥把她从鬼门关里拖了回来，所以，我对桃酥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几十年来桃酥始终是我最喜爱的点心。

    姐姐先到家，母亲知道姐姐被辞退，还残存一点希望，当我拿桃酥给母亲时，她什么都明白了。母亲叫宗元和宗平吃桃酥，他俩说：这是妈妈治病的单方，任何人都不能吃！八岁多的弟弟都这么懂事，什么样的难关闯不过去呢？

    母亲异常镇静，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字一顿地说：

    “天无绝人之路！天下之大，总有一条路是我们的！”

    谁也没哭，谁也没说丧气的话，母亲的坚定使我信心倍增，“明天再去找工作！”这是我和姐姐的信念和决心。

    一家人生死与共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啊！

两角钱的馈赠

    说来你不会相信，二角钱的馈赠竟影响了我的一生。真的！我绝无半点夸张之意。

    一九六0年初，我尚未满十五岁，家遭变故，家中唯一的支柱——母亲因长年历尽风霜老疾复发瘫倒在床，一家五口（二弟宗亮在合肥）的生活来源就只有舅舅、姑母每月按时寄来的十元钱了。迫于生存，正读初三的我和正读高三的姐姐，只得在第一学期末办理了退学手续，外出寻找工作挣钱糊口。

    半大不大的少年，正式工作是很难找到的，也就只有去做最原始的、纯出力气的小工，倘若一天能挣上七、八毛钱，一个月下来会有20元以上的钱，家里的生活就可以维持了。那个时代，1元钱能买12斤半大米，大米每斤0.098元，当然是在有粮票的前提下。黑市的米价是其四倍，达0.4元一斤，我家自1959年下半年以来，每月都要从口粮里抠出点粮票，卖掉以购回其他配购物资。

    辍学后的第一天，心情不同以往，过去推板车心存游戏之意，这时的我大有壮士出征的豪迈：责无旁贷心甘情愿去承当起家庭的生活担子！早八点我赶到左家陇街道办事处，出示肄业证书并申请安排工作。然后几乎是一路小跑，跑到湘江西岸的阜埠河货物集散码头，码头上堆满了煤炭、红砖和磷肥，将这些物资运到各个商店和建筑工地，全凭两轮人力胶轮车，中途从八字墙到矿山研究院是个长长的上坡，一个人拖着一千多斤重的板车，就算最壮实的劳力在上坡前，也会喊小工帮忙推车的。以前我只能守在这里等着推上岭，今天不同了，我长大了，不想再单纯地推上岭，而想找能做一整天、甚至连续长期的活干。

    我在码头上挨个寻问搬运工人，要不要包天的小工。人都嫌我小，摇头拒绝；有人愿意雇我，但我看是那种五大三粗、一脸不和善的古铜色壮汉，着实让我难以放心就自动退缩了。

    好不容易遇上一位长得秀气点、面似和善的搬运工人，谈好了价钱，便跟着他的板车开始了一天的劳作。码砖、卸砖、推车，直干到下午七点钟，卸完最后一趟红砖，他从汗津津的衣兜里摸出钱，手一扬，一张五角的钞票飘落到地上，看也不看地我说：“拿去，你的工钱。”

    我怯生生地弯腰拾起钱，小声问：

    “伯伯，不是说好一天七毛钱吗？你少给了两角钱。”

    他这才回过头，冲我诡异地一笑，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你值吗？”

    我委屈地流出了眼泪，喃喃地说：“你怎么能不讲信义、不讲道理？”

    “哈哈哈……”他一阵大笑，说：

    “信义？道理？几个钱一斤？‘胆大包天吃饱饭，阿弥陀佛饿死人’。这就是道理！真是个小傻瓜！”

    “哈哈哈……”他留下一串狂笑拖着空车扬长而去。

    从小接受诚实、信义教育的我，完全被这肆无忌惮的怪话怔住了，我惊恐的看看四周的搬运工人，看到的尽是一张张无动于衷的脸。

    这就是我步入社会的第一课。

    另一课是在我离开合肥返回长沙的途中上的。1961年1月，舅舅把我叫到合肥，然而到合肥仍然四处碰壁，工作比长沙还难找。无奈只得打道回府，舅舅拿给我20元做路费，我算算从长沙到合肥时只用了17元多，到合肥把剩余的二元多全数交给了姑母，所以我只拿了18元做回家的路费以及姑母用面粉烤的十六个面饼。

    合肥到裕溪口的火车票价2.8元，裕溪口渡长江到芜湖轮渡票价0.16元，一天两顿饭化去0.32元，芜湖到汉口的统舱船票5.8元，不曾想因长江风暴，船期延误了，无奈在芜湖住一晚旅社用去1元钱，船航行两天两夜到汉口，芜湖的一天和船上的两天，三天吃饭共用1.2元钱，凌晨到汉口，买到晚上十点的慢车票，票价6.3元；三天来每天两顿，在汉口闲逛，一整天吃了三个包子，傍晚上车前已饿得前心贴后背了，咬咬牙再买三个包子，狼吞虎咽吞下了肚，这天花销共0.3元。到此，身上只剩了0.12元，从长沙河东到河西的轮渡票价为0.08元，到家还能剩四分钱。我真的得意自已会精打细算，尽管在路上多耗费了一天，18元钱还是能送我回家的。

    上火车后，精疲力竭的我，头枕在车窗边，看着窗外漆黑里一闪而过的点点灯光，这一年中的种种往事涌现出来，悲哀和愤慨、彷惶和疑惑，穷困和辛劳、歧视和欺凌，一齐袭上心头，儿时争做新中国少年先锋的信念动摇了，做诚实人的道德底线动摇了，冷漠和怀疑充斥心间，我开始用另类眼光审视过往和外界事物。

    黎明，和熙的阳光把我从昏睡中唤醒，迷梦中的往事像消失了的黑夜，留下几分寒意便无声无息地去了，面对难以预料的前途我忧心忡忡、惶恐不安，大脑里却挤进了刚刚悟到的几分破罐子破摔的轻松。

    火车刚驰过汨罗，车厢里传来一片欢声，是列车员推着面包车来了，凭汉口到长沙的长途车票每人可买两个面包，不要粮票只收0.2元，这在全国性大饥荒的时代，能买到不要粮票的食品，是一件多么让人兴奋的事。我下意识地伸手到口袋里，摸了摸仅剩的一角二分钱，心底长叹了一声，这是我渡河回家的唯一资费，失去了它，我将流落在陌生的长沙城。此刻，肚子也“咕咕咕”地折磨起我来，真是万般无奈、百感交集，我强忍着饥饿，心中一遍遍想象着弟弟们见到那十六个白面饼时欢腾雀跃的样子……于是，我转脸恨恨地望着窗外，不再理会沸腾的车厢。

    “小弟弟！”一声亲切的呼喊打破了我的幽怨。

    我回头冷冷地看看那叫我的人，他四十来岁，衣着朴实，清瘦单薄，瘦削的脸堆着微笑，微凸的眼晴很有神，举止坚定而自信，他根本不理会我的脸色，依旧和颜悦色地问：“你到哪里下车？”

    “多事！”我冷冷地应道。

    “听到了吗？长途票可分配两角钱的面包，大家都买了，你呢？我们是一起在汉口上的车呀。”他丝毫不在意我的抢白，依然是平静的柔声温语。

    我瞟了他一眼，扭过头不再理他。此刻他的话音还是顽强地钻入我的耳底：“小弟弟，你一定吃过不少苦吧！有苦才有甜啊。小弟弟，你还小，未来的路还长得很，要相信自己，相信未来！……”

    他一边说一边悄悄地拉过我的手，在手心里按下了二角钱，继续说：

    “贫穷不是耻辱，丧失了志气而自暴自弃走上邪路，那才是耻辱。在今天，吃苦的人不是只有你一个啊！”

    我执拗地要张开手掌，不肯接受那两角钱，他却有力地把我的手屈成拳头，站起身来，笑着说：

    “我要下车了，以后有缘我们再见吧。”

    说完他松开了我的手，提着一个简陋的旅行袋匆匆走向车厢车门处。然而，我在长沙出站时，又看见了他那单薄而坚定的匆匆背影。

    从这以后，每当我因困苦而怨天尤人时，每当我因打击而愤世嫉俗时，每当我因挫折欲玩世不恭时，他的身影、他的眼光、他的话语就会重新闪现在我的眼前。就是这区区二角钱，居然成了我一生的精神导标，终使我安然度过了那些常人无法想像的苦难，乐观地坚持“存其心，养其性”，昂首去争取自己的目标、去面对世人和社会。在知天命、达世事的路上一直走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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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钱粮湖农校

    1961年7月，荫马塘居委会主任于荫球兴冲冲地跑进我家，眉飞色舞地告诉母亲：“湖南省农业技术学校招生，中专生的学费和生活费全由国家供应，居委会开证明，初中肄业也能报考，叫你家老二去考吧。”

    清早去推板车的我从外面一进家门，母亲就高兴地叫我：

    “宗凡，有读书的机会了，你快复习功课，去报考吧！”

    自辍学后，我一直渴望能重回教室，初中的书我一本都没丢，初三下学期的课本找谢清明借就有，问题是我走了全家的生活怎么办？

    我迟疑地问：“我走了家里怎么办？”

    母亲笑着说：“放心，你们有好的前途，我的病就好得快！你去，第一家里少了一张嘴；第二再苦只苦三年，毕业就有了保障；第三读书是我和你父亲的夙愿，千万莫自暴自弃。家里有你舅舅、姑母每月的20块钱，我们饿不死，再说我的手好点，还能帮人织毛衣，一句话，天无绝人之路！”

    我听从了母亲的话，恶补了一个月，8月初参加省农业厅的入学考试。

    不久，录取通知书就到了，几百个少年在省农业厅大楼前的广场上听从分配。农业技校由湖南省农垦局主办，旨在加强湖南农业大省的地位，设有钱粮湖和茶盘洲两个分校，我被分配在“湖南省钱粮湖农业技术学校”。

    1961年8月20日清晨，我满怀着新的希望、新的憧憬，提着简陋的行李：一床破旧的五斤棉絮、一顶旧单人蚊帐、一件旧卫生衣、一套补丁叠补丁的内衣、一件父亲留下的年龄比我还大的破棉衣、一条毛巾、一支牙刷、补了又补的一个脸盆和一个搪瓷杯，一双穿在脚上的鞋，全部行囊中唯一一件新的东西是母亲缝制的棉背心，还有母亲给的2元钱，我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途。坐装过煤的火车闷罐车厢从长沙到岳阳，满身的黑灰丝毫没影响到我的情绪，激昂、豪迈荡漾在心中！

    在岳阳楼下码头登上风帆船，横渡洞庭湖到六门闸上岸，带队老师指着北面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说：“到了，学校就在这，走进去十里就是。”

    所有学生包括我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与我们想象中的学校大相径庭，没有人家，不见校舍，极其荒凉。许多同学当场失声痛哭起来，异口同声地骂：“骗子，这哪是什么学校呀！我们上当受骗了！”

    二十几个学生在堤看到芦苇地后，立即随船回长沙去了。

    哨子声声，我们集合在六门闸大堤上，校领导动员说：

    “你们是新中国的优秀青年，你们是新中国农业的希望！你们是湖南改变农村生产现状的实践者，要有献身祖国的远大志向，要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决心，希望你们莫被眼前的困难吓到，用自己的双手建造出一流的学校来！”

    最后，他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鼓动我们：“当你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我是没有退路的，而且校领导的这番话确实让我热血沸腾，不是毛泽东主席说的么：一张白纸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已是信心百倍了。

    谢清明初中毕业后也参加了农校的考试，与我一道从长沙来到这荒凉无比的钱粮湖，上岸后，学校领导见他眼有残疾，劝他退学回长沙，校务处当场还给他户口迁移证明，清明在临走前，留下回长沙的路费后，把余下的三元钱给了我，一再嘱咐：试试看看，实在不行就用这钱回长沙。

    三元钱正好够路费，六门闸坐船到岳阳0.5元钱，岳阳到长沙火车票2.4元，坐加班的闷罐货车只要1.8元钱。

    在火车车箱里我认识了住在长沙夏友里的刘利国，一路交谈甚融洽，在六门闸大堤上，刘利国看到眼前的荒凉，转身随船回长沙了。天下真是无巧不成书，1962年9月，我和他居然一同被招进长沙港务局轮驳大队，成了水手，一度我俩还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师院附中初44班的同学陈赫赫，荫马塘邻家十九中初中毕业的郑延智、郑伯良和我一起坚持到钱粮湖农业技校停办才各散五方神。

    动员大会校领导讲话后，行政后勤处的老师郑重地介绍说：

    “血吸虫病是旧社会留下来的顽疾，当地人把它叫做大肚子病，血吸虫进入人体内，吸食人的营养，让人骨廋如柴，最终凄惨地死去，这种病虽无法治愈却能防御，所以同学们不要害怕，况且党和政府正在下大力气研制攻关，要不了多久一定能根治这个顽疾。钱粮湖农场是洞庭湖区血吸虫病的重灾区，同学们一定要按照学校的要求严格执行，保护好自己的健康。”接着他详细说明了生活和劳动中应注意的事项和防护步骤，一再告诫大家走在芦苇地必须穿袜子，手和脸抹上凡士林药膏。在大堤上每人领到两双多层帆布袜子何以和凡士林药膏。

    会后，十几个老师和工作人员带领三百多少男少女朝芦苇深处走去，拖拖拉拉的队伍走了近三个小时。沿途看见零星稀松散落在地头的几栋矮小破旧茅草屋，看到几个依门而立衣衫褴褛、骨瘦如柴、挺着大肚子的孩子，他们瞪大好奇的眼睛，看着我们指指点点。

    从六门闸下堤朝西步行十八里，到达钱粮湖农场五分场属地，五分场在芦苇场里划拨一片地给我们建校，校址北走二十五里到钱粮湖农场总部层山镇，南行三十多里到洞庭湖区里的繁华小镇注礠口。

    学校校址里只有早期搭建的几座简易大工棚，工棚被大片芦苇包围着。

    学校把三百多学生编成三男一女四个连队，一个连队住一个工棚，地上铺一层厚厚的干芦苇，几十个学生像摆咸鱼条一样，睡在干芦苇上。每个连队两名带队老师，老师指定了排长、班长，第二天就开始了艰苦的建校工作。

    我们的工作是砍芦苇，天刚亮哨声响起，从地铺上一骨碌爬起，冲向食堂，劳动时的定量是四两米一餐，三餐之外的下午幺餐是煮南瓜，饥饿了一年多的我终于可以不再那么饥肠辘辘了，感激油然而生，干起活来格外卖力。一个月后我们砍出了几十亩的空地，空地很平整，农场派工人来建房子。

    学校校区和以后教学实践的田地，都是靠我们双手开垦出来的。

    教师和学生的宿舍很简易，支几根还带着树皮的圆木，搭成介字雏形，用芦苇编织成墙，就地取材挖土和泥，两面厚厚的一糊，稀泥干固，俨然成了泥巴墙；屋顶上先盖一层芦苇再铺上稻草，一幢幢房子就建成了，不久，从总场层山运来课桌、讲台、黑板和高低床，安置在教室和宿舍里，初具规模的校园诞生了。

    1961年10月底，学校设畜牧兽医、农机和农作三个专业八个班级，按学生的学历分班，高一以上的学生分在畜牧兽医一、二班，初中毕业生分到农机一、二班和农作一、二、三班，初中肄业生全部集中在农作四班，我分在农作四班。

    分班名单一出，同学们意见纷纷，教导主任解释说：年底，学校将举行一次统一摸底考试，会根据个人成绩做适当调整。

    搬进新宿舍，我与郑延智、赵应明、黄新达、刘水生、刘陆生等八人同住一间寝室，我抢先占了个下铺。同寝室的赵应明是个结巴，而且结巴得很厉害，我们都学着他讲话，一个学期后全寝室的人个个结巴了。1962年1月寒假回家，母亲问我怎么变结巴了，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后来花了十几年的功夫来矫正，还是留下了后遗症，在个别词语上和发急时说话就不利索了。


    到钱粮湖时正值夏末秋初，这里的土地特别肥沃，只要播下种子就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在芦苇深处，常常能遇到小块小块的菜地，这是当地农民悄悄开垦的菜地，种上蔬菜和红薯，将自己的隐私藏匿于此。农民是农场职工，除开在生产队分配的自留地上种瓜菜，不允许从事任何副业，谁敢违背，就会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坏分子，轻则批斗、戴高帽子，重则拘留禁闭甚至劳教劳改，一入另册全家的政治生命就会彻底完蛋。

    农民私种的蔬菜，他自己都搞不清楚到底开垦了多少块菜地，为保证有收获，东挖一块地，西挖一块地，东边被查没还有西边的收成。所以，我们只要钻进芦苇丛里，总能找到菜地，有的菜地辣椒和番茄熟透后掉到地上都烂掉了。长年饥肠辘辘的学生们，三五成群地在芦苇丛中寻找那些有人种无人收的蔬菜瓜果，充实饥腹，惬意极了。最好吃的是菜瓜，可惜饱吃了半个月菜瓜就下季了。

    毕竟这种被遗忘的菜地瓜果有限，经不起众多男生的清剿，我们的眼光就盯上所有田地里的农作物：玉米、高粱、黄豆、芝麻等各类瓜果，甚至稻谷也不放过。我们无序野蛮的“扫荡”，把四周的农家害苦了，三百多学生中，男生百分之九十都不同程度地侵害过农田和菜土；女生亦有少数人参与，一般是同男生一起行动，几个大胆的会在绝对安全的条件下，自行其是去偷摘农作物。不到一个月，五分场的农民就称我们为“长沙打捞队”，并且像防贼一样防着我们，很快，“打捞队”的恶名传遍了整个钱粮湖农场。

    钱粮湖农场的生产按上级下达的指标分配到各分场、大队和生产队，包干分片种植水稻、高粱、玉米、黄豆等农作物，水稻种植是农场的主业。

    除开水稻田，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高粱、玉米地，还有一片一片的黄豆地，高粱、玉米地一眼望不到边，八月底，正是高粱玉米长高时，在《敌后武工队》小说里描写的青纱帐我在钱粮湖看到了，书上的人是打游击，我们则是寻找食物，高粱、玉米未成熟时，新鲜的秸秆是我们的水果，果实成熟后就是我们填肚子的粮食，烧玉米棒、炒高粱米，香喷喷的熟食让人垂涎三尺。

    钱粮湖农场的邢场长和各分场领导为我们乱采乱摘农作物的行为伤透了脑筋，邢场长挂名学校名誉校长，他多次来学校训话，好话、恶话说上大半天，苦口婆心，哀求恫吓无所不用其极，可谁都把他的话当耳边风，依旧我行我素。

    农场只好在黄豆、高粱、玉米成熟的时候，增派荷枪实弹的农场民兵日夜巡逻，还颁布了奖励条例，奖励那些抓住偷窃者送交场部的农民的人，奖励品是最实惠的大米。可是荷枪实弹的民兵敌不过我们的智慧，胆小质朴的农民又害怕我们报复，农场所有的防范措施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大炮打蚊子——劳而无功。

    吃得饱了还讲究吃得好，高粱选择高壮的、折根部上六寸的杆子当甘蔗。玉米成熟到百分之七十，颗粒嫩而不老，烧熟吃软而甜。而且在玉米地里烧烤玉米最方便，钻进玉米地深处，把下面枯萎的叶子扒下来聚成堆，掰上十几个中意的玉米，剥去外衣，放在枯叶堆上，一根火柴，大火一熢，前后燃烧几十秒钟，赶快翻出玉米棒，拿上就跑，因为巡逻的民兵看见烟会赶过来围捕。

    农场规定每个分场集中几十亩地种植黄豆，黄豆即大豆，一年生草本植物，茎粗壮，直立，高90厘米左右，8月底成熟，收割前，黄豆地是民兵巡查的重点，我和同学自有办法，白天地里藏不住人，就在晚上十二点后，拿着布口袋，悄悄来到黄豆地旁，看着巡夜的民兵提着马灯走远了，手脚并用爬进地里，匍匐爬到地中心，把黄豆荚一把一把采下放进口袋，同时要时刻注视着那盏马灯游弋到了哪里，要是近了，就住手停止采摘，避免发出“喳喳喳”的声响，布口袋塞满了，悄无声息地回到寝室，得闲时剥出豆粒收藏。

    农场的农民都在自家的房前屋后种植芝麻，每年的十月中旬是芝麻成熟的季节，农民在芝麻夹未开口时收割，芝麻亦是直立草本植物，一米多高，把芝麻秆砍下扎成小捆，放在屋檐台阶上晾晒，几天后芝麻荚开口，将芝麻秆一捆捆倒过来拍打，让芝麻打落在芦席上，收集成袋保管，这些芝麻是农民一年中的食油。我们喜欢芝麻，总是悄悄走近农家，趁无人之际，脱下罩衣摊在地上，学着农民拿起一捆捆芝麻秆拍打，拍个七八捆马上拢起罩衣就跑，每次能收获几两芝麻，当然拍在地上的芝麻往往比我们收获的要多。

    我不光是得心应手地对付经济作物，就是水稻、高粱也有办法，稻子熟时，把稻粒从稻穗上扐下来，用脸盆在火上炒，炒到颗粒纷纷炸开为止，再用布包起，小木棍反复捶打，倒入脸盆播去糠壳、选去谷粒、留米煮饭；高粱亦如法炮制。

    钱粮湖的确是个好地方，一年四季都能搞到吃的，油菜苔、蚕豆和各种蔬菜，白萝卜、菜瓜又大又甜，就是洋姜也是大而嫩，是我和同学们的水果。就是到了冬季，我们也能从翻过的田地里找出洋姜，运气好还能逮到蛇和刺猬，芦苇丛里的芦根和芦菌从不断货，芦菌雪白雪白，采一个脸盆大的芦菌，下水一煮，就缩小成拳头大，味道极其鲜美，好吃得很。

    实在搞不到东西吃时，就用粮票去换饭吃，当地农民定量配给粮食，从不发粮票，他们只能圈定在农场，因为外出没粮票吃不到饭，所以粮票成了农民最喜欢的有价票证，用三两粮票能在农民家换上一顿带两个小菜的米饭。

    在农场，火柴、布票、肥皂、豆豉、粉丝、香干子等物品，甚至身上穿的旧衣裤，都能在农民家换得饭和米，因为他们什么都缺。

    在钱粮湖的一年，我不知道什么是饿。吃饱了肚子又格外惦记处在饥饿中的亲人，便有意识地多“打捞”、多积攒农作物。

    1962年1月24日，南方小年前，学校放寒假。

    因为六门闸联系不到这么多渡船，学校安排休假的同学经二门闸、北洲、建新农场、君山步行六十华里到岳阳上火车回家，留校的同学是极少数。午夜，学校开了顿不要餐票的饭，吃完饭大队人马在农民向导带领下出发。我是满载而归，收获积攒了二斤多芝麻、十来斤黄豆，用母亲亲手为我缝制的、也是我唯一值钱的棉背心换了十斤蚕豆，背在身上喜在心里，这二十几斤的豆子和芝麻，到长沙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啊，至少值50元。第一次徒步六十多里路，走了十一个小时到岳阳，买张1.8元的货车票，坐在车厢角落里，紧紧抱着比生命还重要的二十多斤豆子，太累了，车未开便昏沉沉睡着了，一觉醒来到了长沙。

    父亲1959年大赦时减刑十年，1960年刑满后，主动要求到常德汉寿农场就业，1961年初生病，久不见愈，1961年10月，农场就把他送回长沙。

    在钱粮湖我已经从信中知道父亲回到了家中，六年多没见过父亲，我一直在幻想着与父亲相见的情景，回到家，大失所望，父亲没有丝毫重逢的高兴，平淡如陌生人，懒得同我讲几句话。父亲从劳改农场回来后性情大变，对母亲没有了过去的相敬如宾，对我们也没有了过去的温文尔雅、循循诱导，变得尖酸刻薄，动辄语言相讥。原来最喜欢的小弟弟宗平（他昵称的小五子）成了眼中钉，唯独对二弟宗亮喜爱有加，除了骂小弟宗平外，还在煮饭时偷偷从他的碗中抓一小撮米放到二弟宗亮的碗中。

    当时在家的户口是五人，我和姐姐的户口迁移到了学校，家中每月定量肉一斤，一半被母亲用来给父亲增加营养，剩下的一半被当成炒菜的油，因为油的定量也只有一月一斤。五口人单靠舅舅姑母寄来的20元难以维系，母亲只得狠心从每个人的定量口粮里扣下几斤粮票卖掉，以其能买回定量配购的蔬菜。宗平粮食定量每月18斤，到肚子里的顶多17斤，每天5两多米，早餐饿肚子上学，中午三两米，晚餐二两多米，父亲还要每餐减少他几钱米，原本骨瘦如柴的他更加饥饿，饿得常常不由自主地啼哭。后来大弟宗元发现了这个秘密，他悄悄地告诉母亲，母亲叫他不要声张，说自己有办法解决的。

    原先称米分配、淘米煮饭的工作归父亲，我家做小生意时有杆刻度到钱的小盘子称，父亲用它称出每人定量的米，倒入各自的钵子，母亲巧妙地利用父亲他事的空隙称好，几次过后父亲主动将称米的工作让了出来，淘米煮饭时母亲一直守在锅灶边，直到蒸锅上了大气才离开，这样既保住了父亲的面子又使宗平不至于太挨饿。家里为节约煤，每次都是两餐一起蒸，很多时候有人两餐饭一餐吃完，下一餐就只能挨饿，别人吃饭时自己远远躲开，免得嘴馋，也免得肚子更饿。那个时候，我们总是将饭钵放满水，或要求将现饭再蒸一次，以为米能多蒸出饭来，其实，无论想什么法子，三两米还是三两，绝不可能增加到四两的。

    知道了这些事情，尤其是听到父亲对小弟宗平的刻薄，我纳闷而愤愤不平，母亲劝我说：

    “你大了，要学会设身处地，体谅人。你父亲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你得肺炎住院时，他不管工作再忙，下班第一件事就是到医院看你，一来就问：好些吗？每次都含着泪看你老半天，住院四十天，天天如此，足见父子情深了。他这些年的遭遇就是金刚也会变，回来后，他还带着宗元兴冲冲地去找湖南大学和商业部门的旧领导和同事，想找工作，客气点的答上两句话，不客气地连门都不让进，真的碰足了钉子、看足了冷脸；过去他就不谙世事，关了几年更落伍了，我说去年宗凡、宗明找工作，都四处碰壁，你就在居委会安排下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吧。居委会安排他去扫马路，他把扫帚一甩说：‘我是干这种活的人吗？’结果被居委会主任训了一顿，说他没改造好，都这个时候还摆什么臭架子。他整天愁眉不展，长吁短叹，骂建新几句来出出气，你应该理解这种变化。”

    我被母亲的豁达感动，便主动亲近他、陪他聊天，刻意询问各方面的常识。

    春节，这个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中意义最深远、最为人重视的节日，自1956年起，我家就没过过年了，老话说“小孩子望过年，大人望插田”，过年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大办筵席，小孩子穿新衣拿压岁钱，全家团聚，真是一年一次的好日子。春插孕育着一年的丰收，怎不叫农人翘首以待。我多年期盼全家团聚过个热闹年，今年父亲回来了，全家团聚，一定要过个好年。

    时隔六年的团圆年啊！却也是我家七口最后的一个团圆年。

    我带回来的黄豆和蚕豆被母亲卖掉了一大半，留下定量配购的各种票证，年前，姐姐和我把肉、香干子、蔬菜、糕点等等配购物资统统买了回来，置办起1955年来最丰盛的年夜佳肴。没有鸡、鸭、鱼，配购猪肉只有2斤，每人每月0.2斤，过年一人增加0.2斤，我和姐姐的户口在学校，家里五人一斤肉，加上春节增加的指标，定额为2斤猪肉，姐姐带回0.6斤肉票。好丰盛呀，一次买了2斤6两肉回家，邻居们见了也羡慕不已。殊不知这点肉我家要维系一个月呀。三十晚餐用了八两，剩下的肉分成五份，留着以后打牙祭。

    1962年2月4日除夕夜，煮一大锅饭，大家敞开肚子吃，高兴得两个小弟弟满屋里蹦跳。十几天的相处，父亲和我的关系融洽了许多，做年夜饭时他争着要炒菜，我和父亲各炒二个菜。我的第一道菜是清炒红、白萝卜丝，第二道菜是白菜豆腐汤，父亲的第一道菜是粉丝炒肉，第二道菜是醋熘包菜。四个菜让小屋里充满了欢笑声，我又听到父亲久违的低沉爽朗的笑声。

    过年以后，全家离散的日子多，团聚的日子少了！后来环境好了，母亲和我们姐弟年年春节团聚，就是再没有了父亲，再没有全家七人的团聚了！

    除夕深夜，父亲高兴之余，讲了许多古今中外的故典，好多新名词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老用茫然的眼光看着他，提些简单幼稚的问题，他伤感而沉重地说：

    “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记住！有机会你得去读书，没有读书的机会，就坚持自学，光想没有益处，只有学习！古话说力气是奴才，用了会再来。知识就像力气，它比力气更有用，一旦拥有了它，你将终身受益无穷。”

    父亲的话我铭记在心，从不敢忘！

    从此，我将读书纳入生活之必需，几十年来无论身处何种环境，始终坚持自学，直到1987年才有机会去完成系统的大学学业，同时还获得自考大专文凭。

钱粮湖记忆

    1961年8月20日下午，三百多学生和老师在岳阳楼下登上六艘人力帆船，看着船员撑开船头，升起风帆，驰向浩瀚的洞庭湖深处，我饶有兴致地欣赏着“风正一帆悬”的壮观景色。顺利得很，十几公里水路，二个小时帆船抵达钱粮湖国营农场六门闸码头（现属岳阳君山区）。集中在大堤上，老师点名清点人数，突然听到叫“姚时杰”，我猛然心动，居然在这里也遇到个“时杰”，觉得自己运气太好了，初中有个最好的朋友廖时杰，这里有个姚时杰，我顺着他“到”的应答声找到他，少年人见面就熟，他十七岁，说自己在长沙市三中高一肄业，我不由自主地依恋着他，很快就和他成为形影不离的朋友，半个多月来，每天建校收工，同学们都三五成群地漫游在芦苇深处，寻找当地农民种植后遗忘的瓜菜。他却总以累、不舒服为理由，躺在工棚的地铺上，看着我朝外走时，总不忘高声嘱咐：“记得，给我带点东西来。”一二次尚可，老是坐享其成，我渐生厌恶，就有意疏远了他，他亦自知无趣退而维系着同学的关系。

    在寻找摘食各种农作物的活动中，我认识了石门县中的石利、吉首县中的张正森，共同的目的、共同的劳动、共同的礼让，我们三人可谓是惺惺相惜，很快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在学校得到“三剑客”的绰号。学校一年中的课外活动，基本是三人结伴进行的，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学校停办，各回各家为止。

    教室和宿舍1961年10月底建成布置好，11月分班上课，按季节安排课程，农忙停课耕耘，农闲整天上课。11月又坐在日思夜想的课桌前，心中无限感慨也充满无限希望，三年，我一定要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分配到一个好工作，彻底改变家庭的生活状况。12月中旬，学校的期末考试是开学来的第一次摸底统考，统一的试卷，班主任要大家认真对待，考出自己的实际水平。数学、语文的考试我都只用了二十几分钟，监考老师用吃惊怀疑的眼光看着我把试卷放在讲台上，我刚离开讲台，她迫不及待地拿起我的试卷，看着看着眉头舒展灿然一笑。

    师大附中初44班是学校五年一贯制的试点班，试卷上的题目大在初二学过，报考前经过恶补，功课还记忆犹新，所以难不住我。

    统考一个星期后，我被叫到教导主任办公室，矮小精悍的刘主任说根据个人成绩，学校决定调我到畜牧兽医一班，这个班，学校最重视，师资力量最强，学生成绩最好，是学校的佼佼者。同寝室的郑延智他们还为此欢呼雀跃，纷纷送上“战利品”（打捞来的农作物）以祝贺。

    因为我最要好的朋友石利和张正森在农机一班，第二天我向刘主任提出转学农机一班的要求。刘主任反复说畜牧兽医一班是重点班，想去的人很多，他拉开办公桌抽屉，拿出一叠信纸，扬了一扬说这些都是请调报告，有二十多个学生呢，校部研究只批准了二个学生转畜牧一班，你应该珍惜这个机会。

    三个多月来，我和农作四班的同学们特别是同寝室的七位同学相处融洽，陡然要走，心里真有些舍不得。看出了我的犹豫，同寝室的同学就轮番劝我别调班。我再次请求教导处刘主任调农机一班，刘主任想想后说：“好吧，只有一个月就放假了，新学期开学要上专业课，你一定得服从分配去畜牧一班。”因为我的坚持，刘主任失去了耐性，他生气地说：“不调班了，等你想明白了再调。”

    钱粮湖农校学生全免学杂费和食宿费，每月还发放5元津贴费，供学生购买笔墨纸张和零用。中专生口粮定量每月36斤，为保障农忙季节劳动课学生能吃饱，学校规定学生每天发三张3两餐票，一张餐票打一份饭菜，一月实发27斤，余下来的餐票用在劳动课时增量，我们称为劳动票，劳动课规定每人一天发四两餐票三张，另增发一张三两餐票，上课结余下来的餐票，掌控在班主任手中，作为奖励品。学校安排的劳动和学习时间基本对等。

    餐票可以在总务处换成粮票，但不退伙食钱。

    农作四班最初只有二十二个人，建校中陆陆续续收录了二十多个农场干部子女，学生增加到五十人，农场子女年龄偏大，最小的也有十八岁。

    我的班主任老师姓王，邵阳人，又高又瘦，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对男生严厉，对女生温和，因他明显重女轻男的作风，我送他个外号“鸦片烟鬼”，外号得到全班男生的赞同，从此背地里我们再没有称他过“王老师”。

    班主任掌握着全班同学的劳动票，我算了算，每人9斤30张餐票，全班五十人， 450斤共1500张餐票，农忙时一周六天劳动课，一个月劳动25天，每个学生发25张餐票，全班共发放餐票是1250，还剩下250张餐票，班主任老师到底奖励出多少？还有学习课时扣下来的餐票呢？我问石利和张正森，他俩说，农机一班由班主任、生活委员、男女同学各一人组成生活委员会，每月张贴全班餐票发放的明细账目。

    我班是王老师大权独揽，根据自己的喜恶来发放奖励餐票，他把名单和餐票交给班上的生活委员，由她发到个人；从不公布账目，账只有他一人清楚。我向寝室的同学们说出心中的怀疑以及计算结果，大家都很气愤，却又无可奈何。

    王老师对长沙的男生格外挑剔，劳动中男生的劳动强度明明比女生大、工作量也多得多，但奖励餐票大多落在女生头上，只有那几个农场领导的儿子能得到点奖励餐票。大家敢怒不敢言，我要争，总被同学阻止：“算了，斗不过老师的。”我只好在背地里骂他几句“吸血鬼”“色鬼”来解气。

    长沙和本地学生泾渭分明，俨然是两大团伙。我素与人无争，又因为功课好，常常被农场子弟软磨硬拽地拉去指导他们的课外作业和书中讲义，所以同他们相处融洽，常能参与他们圈子的一些活动。我和城里同学更亲近，吃住在一起，“打捞”在一起，常用《敌后武工队》小说上的战例为大家出谋划策，所以我们每次“打捞”都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王老师知道教导主任欣赏我，也知道我在同学中的影响，曾在班会上公开表示友好，他说：“李宗凡肩宽，是个当军官的材料。”还给过我几次奖励餐票，我看不惯他打压长沙同学，特别是针对刘水生、刘陆生兄弟。我不冷不热敬而远之的态度，以及给他取不雅绰号的事激怒了他，他两次无端扣罚我正常的餐票，我接受了每日两餐的惩罚，心里发誓要报复他。一次劳动中，男生打锹开渠，女生送水搞后勤，收工讲评中他只表扬女生，最可恼的是劳动餐票发完，他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餐票奖励给他喜欢的女生，我忍不住大声质问，王老师不予理会，随即大声宣布散会。气急败坏的我冲到教导主任那里告状。从此班上的生活委员会成立了，而我却成了他的眼中钉，他数次在全班同学面前指桑骂槐地说：“自以为成绩好，不把老师放在眼里，这种人迟早要吃大亏的。”

    每次劳动，王老师故意把我分在农场子弟的组里做田里的重活，亏我人缘好，反而比和长沙同学一起劳动轻松得多，长沙同学要我照顾，农村同学却照顾我。特别是团支书兼生活委员刘胜仙，常常背着老师多给我几张餐票，所以我每月能节余点餐票，换几斤粮票寄回家。

    钱粮湖磨练了我的生存能力，初到学校，出外下地，涂凡士林，穿布袜子，长衣长裤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生怕传染上血吸虫病。日久天长，变得什么都无所谓了，在沟渠里玩水摸鱼，在芦苇丛里挖芦根、捡菌子，下水田走旱地都是一双赤脚，老天保佑，一年钱粮湖的生活我没染上血吸虫病。

    1962年初，农校已具规模，新建了牛、马、猪舍，养了三匹马自运食物，配备了二台履带拖拉机作耕地和教学用，买回三头荷兰奶牛挤奶供应老师，说为改善学生伙食养了十几头猪。

    每次看到邢场长骑着高头大马来校视察，我们都羡慕不已，于是打起了学校马的主意，几经摔打，我们终于能随心所欲地驾驭它们，可怜三匹马每次都在累死累活后，被我们骑着满世界跑。我和石利、张正森曾骑马跑到二十多里远的注磁口，牵着马在注磁口唯一的街道上走上一圈，吃几个藕粑粑，买几颗太妃糖，藕粑粑0.1元一个，太妃糖0.1元一颗。光背马不好骑，马背上的脊骨咯得尾脊骨疼了好多天。

    我第一次看到站着驾驶履带拖拉机的机手，好倾慕，便拿着摘来的菜瓜，爬上拖拉机问驾驶员操作程序，驾驶员说开拖拉机简单，两根直立的操纵杆为左右转向，半圆形的离合器指挥开机、加油、停车和倒车，一个踏板刹车。一天中午趁他休息，我爬上驾驶台，按下离合器顶端圆形按钮，“轰”的一声拖拉机开动了，我慌了神，根本不知道怎样操作，拖拉机径直朝水渠开去，幸亏拖拉机手没走远，飞奔而来，爬上机头刹住拖拉机，避免了一场机毁人亡的大事故。王老师终于抓住了我的把柄，将此事定性为破坏公物未遂的严重事件，责令我写出深刻检查，再报请学校想给我开除留校的处分。经教导处刘主任和团委书记段老师的斡旋，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给我任何处分。

    于是报复王老师的念头在我心里越来越强烈。

    广袤平原刺骨的北风呼啸，洞庭湖的冬天特别冷，一到晚上，学生们只能躲进寝室，钻进被窝取暖，大胆的男生会在寝室里生火取暖，顺便煮些“打捞”来的食物，为杜绝火灾的发生，班主任老师夜夜都会巡查寝室，王老师足踏一双过膝盖的长统靴，老远老远就听到他“嘎叽嘎叽”的脚步声，正是在最冷的下雨天，我组织寝室的同学，在寝室门口挖了个大陷阱，倒满脏水，半夜听到王老师掉进陷阱的“哎哟”声，自鸣得意的我一时心情大好，拿出些炒黄豆来慰劳大家。

    在钱粮湖农校，我什么都觉得新鲜，什么都想尝试，看见三头奶牛在宿舍后面的土里吃草，我、石利、张正森几乎同时提出“偷奶喝”的主张，于是把牛偷偷牵到教室后面隐蔽的地方挤奶，可一滴也挤不出。我便到牛棚仔细观看挤奶工人的操作，第二次就会用热毛巾搓揉奶头，再由上向下挤压，成功了。以后，我们常将悠闲吃草的奶牛牵到隐蔽处挤奶，挤上一大茶缸三人分食，鲜奶浓，喝后嘴唇一圈都成白色，有次喝完牛奶，没擦干净嘴唇，班上的生活委员刘胜仙好奇地追问吃了什么东西，我告诉了她，并偷偷送过几次牛奶让她喝，以报答她赠送我餐票的恩情。

    我和学校团委书记段木良老师的友谊始于一次煮私菜，那天，我、石利、张正森在灌溉水渠里摸到一斤多鱼，去菜地摘些红辣椒、西红柿、黄瓜，在废弃的工棚里生火用脸盆煮菜，煮熟后加入捣碎的芝麻，香得令人垂涎欲滴，刚要享受这顿美味时，段老师撞了进来，我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学校规定，学生擅自生火煮东西吃，一、没收所有炊具和食物；二、全校大会点名批评；三、扣罚十张劳动餐票。最怕的是扣发十张餐票，十张餐票是三斤粮食十餐的饭菜。

    段老师默默盯着我们，我低头悄悄打量了他一眼，看到他眼里透着怜惜，我的目光随即扫过特别瘦弱的石利，连忙作起检讨来：

    “段老师，是我邀他们搞东西吃的，您处罚我一个人吧。”

    张正森急着说：“不是他，我年纪比他俩大，是我，东西也全我搞来的。”

    石利也喃喃地说：“都怪我、都怪我……”

    段老师扑哧一笑说：“你们还蛮讲义气的嘛，我又没说要处罚你们，紧张什么？我看见这边冒烟，就赶了过来。你们为什么不到野外去生火？算了，下不为例，再让我看见你们违反校规，一定严惩。记住，千万等火熄灭了才能走，千万别留下火星，虽说是废弃的工棚，烧了同样要赔的。”

    从那以后，他就像大哥哥一样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同我谈理想、信仰、行为、品德，说前途和现实。送给我一个他戴过的团徽和一本团章，短短几个月的诱导，让我向班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他的团徽我保存至今。

    存于心底最美好的思念是与畜牧一班陈香君的友谊。公认的、无可挑剔的校花——“黑牡丹”陈香君，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小嘴长得很美，肤色微黑，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在学校校舍落成的庆祝大会上，她的美貌、她那《花儿与少年》的甜美歌声让我情犊初开，一看到她竟会心跳加速。

    1961年12月初，我、石利、张正森跟在拖拉机后面，在旱地里拾到一只犁去半边头的刺猬，拿回来躲在教室里，剥去皮把刺猬肉放在脸盆里炖，肉快熟时再放入罗卜、黄豆、芝麻、生姜、辣椒等物，教室里洋溢着浓浓的香气。

    我抬头看见陈香君从教室那头走来，忙要张正森去请她，她大大方方走进来，同我们“哎”了一声，算是打招呼。

    我红着脸说：“我叫李宗凡，他叫石利。”

    她嫣然一笑，款款说：“我知道，你们是学校有名的三剑客。”随后转脸直视着我，问：“你什么时候来我们班？”从此我俩便常来常往了，我搞到好东西会送点给她，她收到家里寄来的食物也会拿来与我分享。

    1962年6月1日，我左手无名指第二关节处突然红肿，又胀又痛，听当地同学们说“这是骨节瘤，千万莫去打针。”他们自告奋勇地用土法为我治疗。

    我居然像母亲一样相信蛇咬了打不得针的话，听任同学用土法和碘酒，涂抹关节处。很快整个左手都肿了，只有将手高高举起时，疼痛才会减轻点，连续两晚手高举着不能入睡，第三天上午，昏昏沉沉中听到一个熟悉、轻盈的焦急乡音：

    “李宗凡，两天没看见你，到底得了什么病？”

    睁眼看见陈香君，痛感减轻了一半，我逞强说：“没事，就长了个骨节瘤。”

    她的手刚刚放在我的额头上，触电般惊叫起来：“你在发高烧呀！为什么不去医务室？”

    我说：“当地同学说骨节瘤见不得铁针。”

    “你蠢啊！信乡里人的鬼话，不信科学。起来，去医务室看医生。”她不由分说地拉着我就走，还在医务室外就冲着里面大叫：“医生、医生，看病！”

    校医给我检查后生气地说：“早干什么去了？你手还要不要！”

    他立刻给我打了一针，包了两种药丸递给我说：“两种药，每天三次，一定要按时吃。中专生还这么无知，信巫医不信科学，再不消炎手指的毒就侵入骨头了，到那时，最好的结果是切去无名指，要是坏了血，神仙都治不好。记住，接着来打针，一个星期就差不多了，再莫信撮啊。”

    全班的男生不及一个女孩的见识，惭愧！

    打了三天针，关节处的肿瘤开始退红变白，形成一个大脓包，灌穿流脓的那晚最痛，陈香君一直守在我身边，轻轻地哼唱《花儿与少年》，听着她的歌声我睡着了，睡得特别的香。在陈香君的照料下，校医用五天时间治好了我的骨节瘤，左手无名指第二关节处留下一米粒大的疤痕，至今只要看到这疤痕，陈香君就会清晰地出现我眼前，永远是那么年轻美丽温柔！1962年7月底，钱粮湖农校停办，学生两种选择：肄业回家或转学茶盘洲农校，因寝室大火烧光了我所有的行囊，去茶盘洲起码的生活用品——被褥、蚊帐和洗漱品都没有，加上段老师的死和经历的伤病，我拒绝了一起转学的邀请，与她天涯永隔了。1972年我在三线工作，曾梦见她，她依旧是十年前模样，稚嫩漂亮，眼神忧伤，从我身边飘过，我久久凝视着她的背影叹息，梦中吟出一首诗来：“梦中逢故人，故人飘然去。矫健身影尽，留下空相忆！”梦里的诗，虽不好却是感情的真实记载。几十年来我无数次祈求还能梦见她，然而只留下了这个不尽人意的梦。

    1962年2月开春后不久，一天半夜从农机二班男生寝室传出痛苦的“哎哟”声，一声高过一声，接着寝室里传出大家的吆喝声，吵醒了全校同学。

    第二天，白老鼠精压人的故事传遍学校，而且这种现象越演越烈，先是一个宿舍，后来发展到女生、老师宿舍，发展到几个宿舍同时出现这种现象。弄得全校宿舍都开灯到天亮，半夜上厕所，至少要叫醒一栋寝室的同学。

    睡在我上铺的郑延智也遭遇了白老鼠精，我邀他同床睡，半夜他突然倚靠着床头栏杆，身子一撑一撑地坐了起来，双眼紧闭，大口出气，恐怖地叫：“来了、来了……”宿舍里的同学被吵醒后立刻大喊，接着一栋宿舍的同学喊开了，喊打的、呵斥的、摇人的，忙乱了好一会，郑延智才缓缓睁开眼，如释重负般长吁了口气，极其疲惫地瘫软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我看见一只有狐狸大的白老鼠，从门口进来，跳上床坐在我胸口上，压得让我出不了气，我心里清白，拼命要赶它走，就是赶不走，太可怕了。”连续二天的怪事让郑延智格外疲乏，像生过一场大病，毫无一点精神。这种怪现象持续了二十天，竟然不治而愈了。

    我问过几个被白老鼠精压过的老师和男女同学，她们描述的遭遇基本相同。几十年来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把它看成是世界上的未解奥秘。

    自白老鼠精事件后，学校接二连三地发生意外事故，最终导致了学校停办。

    第一件事发生在1962年5月底，学生会主席张诚同学，偷吃食堂的米和肉被捉，在全校大会上宣布开除他的学籍遣送回长沙。

    第二件事源于报复，1962年6月上旬的一天晚饭后，刘陆生跑来悄悄告诉我：“我看见王老师叫涂美丽出学校了，我哥水生在吊尾线。”十九岁的涂美丽是长沙县平塘镇的学生，成熟丰满，妖艳轻佻，他是王老师最喜欢的学生，是享受餐票奖励最多的女生，也是我最反感的女生。我想这次一定要让王老师出洋相，我叫上赵应明等七、八个同学，急匆匆跑去，要郑延智去报告教导主任，在离学校两里的玉米地旁我们看见了刘水生。水生小声说：“他们刚进去了。”看见教导主任和保卫科长到了，我们马上高声吆喝，向玉米地里扔泥块。王老师脸色惨白、低垂着头从玉米地里走出来，身后跟着惊慌失措的女生涂美丽。钱粮湖的玉米三月下种，六月玉米疯长到二米多高，是隐秘的地方。三天后，王老师被开除了公职，遣送回原籍；我不知道事情的后果会如此严重，更不知道少年的“恶作剧”能轻易毁掉一个人，当时只想出出气而已，当看到王老师被两个穿制服的人押送走时，我后悔极了，懊恼了好多天，发誓今生就是受了天大委屈也决不再报复任何人。

    第三件事发生在1962年6月17日星期天，团委书记段木良老师，不幸在灌溉渠里溺水，结束了二十六岁的生命。灌溉渠宽四米，最深处不到两米，不幸的是常在灌溉渠里摸鱼的学生一个也没有在场，听到同学们的呼救声，我拼命跑向灌溉渠，渠里已经有七八个同学和老师在搜索，很快就把段老师抬上了岸，我蹲在他身旁，他一身红紫、经脉隆起，肚子塌平，身体软绵绵的，校医压胸控水没见效果，于是一针强心针下去，慢慢经脉收缩，生命随之消失了，第一次看见好朋友的死亡，我伤心欲绝，坚持同校工一起到层山为他挖墓送其入土。

    第四件事瞬间烧焦了我读书的希望，1962年6月27日中餐时，同栋农三班同学躲在寝室里炒蚕豆，火苗飘到芦苇墙上，芦苇的墙、茅草的顶，在夏天烈焰的烘烤下全干透了，一遇火星顷刻燎燃，看见冒烟到火熄灭，只有短短二十几分钟。从食堂到宿舍二百米，我拼命跑进房间抢出同学冯正昆寄放在我处的木箱，箱子里装着我冬天的衣裤，箱子之外的所有物品全化为了灰烬。一栋宿舍十间房，分住农作三、四班八十几个男生，绝大部分同学除了身上穿的夏天衣裤，其他物品全烧没了，望着废墟，几十个人哭声一片。

    最可怜的是我喂的三只兔子，三月份发津贴时买的兔崽子，段老师给了张破课桌，我把它钉成悬空的兔窝，精心喂养，已经有一斤多重了，放暑假时每只会超过二斤重，带回家是全家人最好的营养品，这点小小的愿望也被大火吞噬了。我从房门冲出来时，火舌轻轻在左臂肘上舔了一下，起了个大水泡，烧伤治疗了十多天，总不见好，还是回长沙母亲用消治龙药膏治好的。

    学校给受灾的同学每人补贴三尺农场布票，拿着布票没钱在当地买布，我就用这布票换了三斤重的一条鲤鱼，在教室里，用脸盆煮熟，底子还烧糊了一大块，狼吞虎咽除了刺连烧焦的鱼皮都吃了个干干净净。

    第五件是我闯的祸事，火灾后，学校安排我们住在教室里，天热蚊子多，虽然发了蚊烟和清凉油，起不了什么作用，我每晚睡觉前用稻草的浓烟熏教室，上半夜能睡，下半夜就只听到啪啪的拍肉声。晚上睡不好，烧伤也未愈，白天还要上课和劳动，我的心情跌到谷底，烦闷死了。一天下课回到临时宿舍，一只四十多斤重的猪在我床下拱地，我气不打一处来，抄起门后的扁担，朝小猪的屁股狠狠打去，小猪哼哼了几声，后脚一软就站不起来了，我提心吊胆地提着猪尾巴把它送回猪圈交给管理员，第二天猪死了，便宜了老师吃了顿计划外的猪肉。

    学校保卫科长让我准备接受处分，懊恼、害怕、担心交织着，我惶惶不可终日，处分我不怕，就怕要赔钱，那就真的要我的命了。几天如坐针毯、度日如年，过了一个星期，我没接到处分通知，就麻着胆子找教导主任请假回长沙治烧伤，刘主任对打死猪的事只字未提，爽快地批了假，笑着对我说：“早去早回，回来就上畜牧一班吧！”

悲喜返校路

    1962年6月下旬的大火烧伤了我的左手臂，在学校医务室治疗了十多天不见好，7月上旬我请假回长沙治疗，伤刚养好就计划着返校。先收到陈香君的信，说学校停办，她准备转学茶盘州，希望我也去。几天后，同学郑延智就来了，他高兴地说：“学校停办，我回长沙了。”接着说要去农作三班郑伯良家送信，说郑在学校里病了。

    母亲自我去了钱粮湖农校，姐姐又上了湖南省交通技工学校，父亲也回了家，她的身体居然在没看过病、没吃过药的情况下，自我恢复，逐渐好起来，离开躺卧二年多的床，下地杵着根拐杖，能一跛一跛地行走了。

    听到学校停办的消息，母亲坚定地说：“回来吧，天无绝人之路！”

    郑伯良父母得知农校停办儿子生病的消息，派大女儿郑美良随我一起去钱粮湖，一路有伴还是个大姐姐我求之不得。平时到郑家玩叫她郑姐，郑姐二十多岁，新婚不久，五官端正，苗条清秀，虽不是美人，却很是赏心悦目。

    1962年7月30日清晨，我和郑姐过河到长沙火车站乘九点的车，在火车站遇到农机二班的李炳炎等三位返校的同学，大家都很高兴。火车晚点到下午二点多才到岳阳，下车后直奔岳阳楼码头，搭乘过湖的风帆船，乘客除我们五人外，还有钱粮湖农场的两对夫妻，船舱中部整齐码放着麻袋装的货物。船舱里没座位，乘客就席地倚靠在货物两边的船身板上。

    帆船长三十余米，宽三米多，主桅杆立于船正中央，前部耸立着小桅杆，船左右两侧相绑着密封的十五米长的船形浮筒，两根碗口粗的原木把将其与帆船连成一体，使之御浪能力增倍。帆船分前后两个舱，半圆形的雨蓬高一米，弯腰下到船舱，里面的高度有二米。

    船老板想多上几个客，迟迟不开船，架不住大家催促，四点多钟，船员升起风帆向洞庭湖北驰去，湖面的风越刮越紧，半个小时后，船停靠在君山避风码头，船老板告诉我们：“湖面上的风太大了，为保证大家的安全，今晚停泊君山不走了，现在还早，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上岸去玩玩，天黑前回船就是。”我提不起一点兴趣，路上少言寡语，始终在担忧着学上不成，回去能干什么？

    郑美良强拉着我上岸，进洞庭庙，看湘妃祠，游杨幺寨、柳毅井，她时而牵着我的手，时而挽着我的胳膊，满面春风地讲着故事和调侃，真是“春情做伴好还家”，异性相吸的本能让我暂忘却了忧虑，随着她游走，心激奋而冲动，时不时小心翼翼地摸摸她的手，小心翼翼地撒撒娇。

    阴暗的天空笼罩大地的时候，我俩才回船，同行的三位同学早已在前舱酣然入睡。郑姐在后舱乘客的对面角落铺床席子，货物成了天然的屏障，将我俩隔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船舱中部雨棚上挂着盏小马灯，风浪中船颠簸得越来越厉害，为减轻颠簸带来人身体的不适，大家都是平躺在船舱板上。

    摇晃中我很快就睡着了，朦胧中觉得右手心发热，脸上有股细细的热气在游动，我醒了，马灯熄灭，舱里伸手不见五指，郑姐侧卧着将脸紧贴在我右脸颊上，左手紧紧围抱着我，右手握着我的左手放在她的左乳房上，左脚压着我的大腿。我的手掌第一次捂着那陌生而神奇、充满无限诱惑、圆圆滚滚、无比柔软的乳房，这种只在书本里读过，读来让人面红耳赤、想入非非的情景和白天游玩时的阵阵莫名冲动，真真实实地发生了！我心狂跳，极度兴奋，郑姐没说话，脸移了移，用嘴唇吻住我的嘴唇。我却急切地把脸埋入她的乳沟，含着那细小的乳头用力吮吸。同时抽出被压住的右手，掀起她的上衣，双手用力搓揉起她丰满的奶子来。初历幻境，真想看看那神秘而柔软的乳房，可惜船舱里太黑，隐约见山峰而不知真容，我用脸摩挲着她光滑的乳房，时吮、时摸、时揉，跌宕起伏，终不知怎么才能尽兴，无知和胆怯让我不敢越雷池半步，还没品尝到禁果天就亮了！人生第一次与异性的接触是那么快乐、清晰和深刻，让我一生永怀感激。

    第二天依旧是大风，起来后我不敢望郑姐，她若无其事谈笑风生，让我的羞涩消退，整个脑海里都是昨夜那幸福的感觉。

    一直等到下午二点，风势减弱，船家才启航。我坐到了前舱船头，看着船在大浪里起伏，浩瀚的湖面一眼望不到边，浪尖浪谷，壮观和惊险让我兴奋异常。让我对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的描写，有了直观真实的认识。

    下午五点，船停六门闸。

    我们急匆匆上岸，因为要走十八里路到学校赶晚餐，太迟了食堂不会特别照顾，就会要饿到第二天，一上堤我和郑姐就大步流星地向学校方向走去。

    同行的李炳炎在船上颠簸了二十四小时，身体不适，反复呕吐，从第一天晚上到第二天中午，什么东西都没吃，人显得很虚弱，他提着个热水瓶高一脚低一脚跟在后面，走着走着就落后了十几米远。好几次，我和同学停下来等他，他勉强快走几步，再走几步又落后了，而且是越拉越远，我问他同班同学：“你们等他一起走吗？”他的同学回头高声催促他，他挥挥手，隐隐听到他有气无力地回答声：“别等我了，你们先走吧，我慢慢走。”

    我问他的同学：“昨晚你们睡在一起，李炳炎是不是病了？”

    同学说：“昨晚他是有点发烧，今天早上好了点，没事的。”

    听到李炳炎的回答，他的同学头也不回地随我们快步走向学校，留下了一句话：“李炳炎，我们在学校等你。”

    看他的同班同学都没有等他一道走的意思，我就没再多想，同郑姐相依相伴，赶到学校，食堂早已关门，我敲开食堂炊事员的房门，两张三两的餐票换回两份饭，炊事员认识打死了猪的我，大方友善地给了八两米饭，两钵子满满的菜，我把郑姐请到宿舍里，这是我此生唯一一次同郑姐面对面共餐。

    1962年8月1日一早，我去找陈香君，她已于我到来前三天转校去了茶盘州，还是回长沙临别时见的面，我突然萌生去茶盘州的念头。犹疑之际，郑姐对我说弟弟郑伯良又蠢有犟，坚持要去茶盘州，劝我回长沙，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强。一语点醒梦中人，我不再犹豫，立刻到学校教导处办理肄业手续和迁移粮食、户口。接着到农机一班询问李炳炎，得知他还没回校的信息，转身去报告教导处刘主任。第二天传来李炳炎淹死的消息，学校才派人去通知家长。

    下午，独自步行十几里到层山段木良老师墓前告别，傍晚坐在他殉难的灌溉渠堤边，到天完全黑下来，才带着伤心和遗憾离开。

    8月2日游弋在校区，苦笑着在废墟里踱步良久算是告别。

    8月3日清早，我和郑姐、同学黄新达一同离校，途经离六门闸三里远堤下二十米外的灌溉渠边，一铺芦席下盖着个人，一个熟悉的热水瓶、一双熟悉的球鞋，他是李炳炎啊！我们分开没走多远，他就魂消在洞庭水渠里。李炳炎家长还没来，学校忙于停办的善后事务，无人来过问他，就让他孤独、凄惨地躺在野外！人呀，命太不值钱了！

    那时太年轻，认识不到人的生命有时很脆弱，从我记事起自己很少生病，即使有点头痛脑热，母亲在我太阳穴上抹点清凉油，睡一觉就好了，哪里知道小病小痛也能随时摧毁一个人的生命！我伫立在堤上远远看着，不敢走近，心里后悔那天没等他一道走，几十年来只要一想起这件事，总会心生内疚而潸然泪下。

意外就业

    回到长沙，我一直在为1960年就业中的种种遭遇而忧心忡忡，从不敢奢望有好运气会降临到自己头上。1962年8月5日，我在左家垅办事处待业登记表上工整地写到：“坚决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原来填写的学历是初中肄业，现在填写的是中专肄业，心里的希望和底气增加了不少。

    几天后，居委会主任于荫球送来一封介绍信，分配我到岳麓区政府管辖的集体单位“岳麓渔场”。有了工作，我的欣喜难用语言来描叙，高度的兴奋紧张，一夜都合不拢双眼，焦急地瞪着眼直到东方发白。

    8月8日清早，我怀揣介绍信和户口、粮食迁移证明，匆匆赶到阜埠河南的岳麓渔场，渔场在湘江西岸，距湘江一堤之隔，一个天然湖和几个人工湖。

    在一排平房的南端找到办公室，负责人是一位女会计，她看了我一眼，接过介绍信和迁移证明，随手放进抽屉，不满地咕喃着：

    “派个这么小、这么单薄的人来，又不是不知道这里都是重体力劳动。”

    我是被拒绝怕了的，生怕她又要退我，一脸堆笑地连连说：

    “我满十七岁了，有一米六五高了……。”

    她笑笑没回答我的话，朝着外面大叫：“曹队长，到办公室来，给你个人。”

    从外面风风火火闯进来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淫笑着问：

    “怎么，一会不见就想我了？我来了就要那个的喔！”

    女会计也带着几分淫荡地笑着回答：“你想要什么？”

    玩笑的粗俗和直接是我从未遇到过的，和郑姐的交往，带给我的是温柔和清雅、神秘和向往，这是我踏入社会的另一课。

    曹队长把我带到渔场西头的砖厂，窑洞外停着两部正在装红砖的解放牌卡车，他递给我一双帆布手套，安排我和大家一起挑砖装车。

    一个队十二个人，三人上红砖，二人在汽车上堆码红砖，七人挑担上车，每付担子挑四十块砖，重二百余斤。一块一尺宽的长跳板，一头在地上，一头搭在汽车尾部，平生第一次挑这么重的担子，我咬着牙战战兢兢一步一步挪过起伏颤巍的跳板，不亚于过了一次鬼门关。挑了一天的红砖，下午收工时身子要散架了，拖着灌了铅似的脚回到家，不想吃饭，倒头就睡。第二天坚持了下来，第三天上午仍旧是挑红砖的工作，我揉揉红肿的左肩，躬身挑起重担，走过十几米平地，右脚踏上跳板，用力向上蹬，左脚还没提起，觉得腰像遭到了电击，一股酸麻锥心的痛感从左后腰直射到小腿跟，双脚一软，跪了下去。

    曹队长眼疾手快，一个箭步接住了我，拿走我肩上的挑担，将我扶到办公室，嘴里不停地抱怨：“上面也是，是个人就派来，出了问题我可负不起责。”

    女会计看看坐在凳子上、出着粗气的我说：“回去休息吧，我们是计时工资制，休息就没有工资。当然，身体最要紧，这工作你吃不消，还是别来了。”

    离开渔场，花了比平时多四倍的时间，手撑着腰走走歇歇回到了家，进门勾腰蜷缩着爬上床，痛得卧仰难安，我咬着牙一声不吭。

    父亲见我回家就躺到了床上，皱着眉不快地问：“怎么？下班这么早？”

    我说：“扭了腰，渔场让我回来休息几天。”

    父亲说：“才做二天半事，吃不消了？真是娇生惯养的大少爷……。”

    我没理会父亲的言语，母亲放下手里的毛线衣，走到床头，解开我的上衣，用清凉油在我腰上涂抹起来，她小声问：“痛吗？你是做什么工作呀？”

    我说：“挑红砖上汽车，因为担子太重，才闪的腰。”

    父亲在一旁默默无语。

    母亲眼圈含泪，不住地推揉，再用热毛巾敷在腰部，痛感顿时消失大半，二天来的辛苦和疲惫在母亲的抚慰下释然了，我渐渐入睡，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起床后觉得腰轻松了许多，便对母亲说：“我上班去，计时工资制，不上班就没有钱。”

    母亲阻止我说：“不去了，这工作不要了，我去拿回你的迁移证明，重新找工作！”停顿了一下，仍旧是那句坚定的话：“天无绝人之路！”

    母亲柱着拐杖一瘸一拐步行二十余里，取回我的迁移证明送回派出所和粮店。

    1962年7月，湖南交通技术学校停办，8月初，就读该校的姐姐李宗明被分配到国营企业长沙港务局客轮当乘务员，成了我家有正式工作的第一人。姐姐忠厚老实，满腔热情忘我地工作，很短的时间里就得到船上师傅们的交口称赞。

    因为我再次失业，姐姐黯然神伤，工作之余一人独自偷偷流泪，被同船驾驶部的王顺君师傅看见，询问后知道姐姐是为弟弟的工作发愁，正逢长沙港务局轮驳大队在招收企业内部员工子弟，如有本企业干部职工推荐，可参加面试，符合条件也能入职，于是他向轮驳大队大队长曾明钦推荐了我。

    这次港务局驳船的招工，是企业组建以来的首次，一则为解决部分企业职工干部子弟的就业问题，二则为老化了的驳船劳动力构成注入活力。企业所属驳帆船都是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实行公私合营，收缴了五、六十吨位以上的私人驳帆船，收缴的船舶按值计算，船主每月领取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的利息。这些小船主，是实实在在自食其力的个体劳动者。

    湖南内河最大的水运业主叫彭六安，他拥有数百匹马力的轮船和数千吨位的货驳船，公私合营后他被任命为湖南省航运局副局长。

    姐姐的客轮往返于长沙至湘阴，下午二点从长沙开出，晚上停靠湘阴，第二天早八点从湘阴开，十一点多到长沙，周而复始循环航行。

    1962年9月14日中午，姐姐利用在长沙待航的二个多小时，匆匆赶回家来，郑重地递给我一张便条，一再叮嘱我明天早点过河，准时在八点前到长沙港务局二楼找曾明钦大队长。又说港务局容易找，上五一路轮渡码头就可以看见招牌，进大门就是。

    9月15日清晨，我心里压着块大石头，忐忑不安，真的能有工作吗？我始终不敢相信。早八点准时到港务局二楼找曾大队长，有人将我带到三楼他的办公室，他简单地问了我几句，便带我到二楼的船员调度室，交待给科员刘登初，刘登初递给我个人履历表和职工登记表，说：“认真填写，填好交给我审查。”刘登初接过我填好的表，随便瞄了一眼，又拿出一份体检表说：“马上去坡子街商业职工医院体检，体检完马上回来，性急一点！下午我要出差，上午给你办好手续。”

    我横穿五一路，一路问到坡子街的商业职工医院，走过场一样做完体检，十一点回到船员调度室，刘登初接过体检表倒是仔细地审阅，点点头就将体检表连同我填写的两份表格一起装进一个档案袋，对我说：“行了，你被录用啦。”扭头对调度员说：“给小李开录取通知单和调令，让他把户口粮食迁移过来。”

    刘登初拿过填好的招工录取通知书和参加学习班的调令，交给我说：

    “单位的基本规章制度在学习班上都讲了，你才来，学习班马上结束了，我就简单给你说说，你的工作是上货驳船当水手，学徒期一年，学徒期工资每月15.5元，上船工作时间每月发生活补贴7元，伙食高低船员自己定，船上一般伙食费每月十元。没有星期天，一年集中休假四十八天，公休假要求一次休完，有特殊情况可以做两次休，因为牵涉到路费报销问题，每人每年只能报销一次往返路费。各项规章制度你上船后师傅会告诉你的。你拿到调令去水陆洲海员宿舍学习班报到，今天是学习班的最后一天，今天报到可以领到一个月工资15.5元，明天是礼拜天报不了到，后天来报到就只能领半个月的工资了，你自己看着办吧，记得后天把户口和粮食关系转过来。”

    工作来得这样简单，还在云里雾里的我鬼使神差就成了长沙港务局轮驳大队船员，一张薄薄的纸让我与江湖结下了终身的不解之缘，四十三年工作职业变换直到退休，从来没离开过长沙港务局，总在湘、资、沅、澧四水和洞庭湖、长江之间转悠。

    机缘巧合当上了水手，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使我摆脱了生存的困境，我心里充满了由衷的感激，这种感激促使我对党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深信不疑。

    为领到唾手可得的一个月工资——15.5元，我在大西门包子铺买了一个包子，边吃边走上轮渡赶到水陆州新学徒学习班，等到下午二点，看着工作人员在花名册写上我的名字，心中的大石头落地了！

    学习班设在水陆州海员宿舍里，这栋不大不小的两层楼建筑，是当年水陆洲租界里欧洲人建造的欧式建筑，新中国成立后，赶走了外国人，房子收归国有，分配给了长沙港务局。学习班中遇见附中的同学曾省勋，接着又看见熟人王镜明，这个世界真的不大，到哪里都能遇到熟面孔。下午发工资，小礼堂里热闹异常，人事调度员和财会人员，坐在讲台后照着名册一个个点名发完工资，便大声宣布：“明天星期天放假，后天上午全体学员到轮驳大队接受工作分配。”

    想想运气真的不错，清早出门还前途未卜，几个小时后居然成了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而且没做一天事就领到一个月的工资15.5元，再说铁饭碗是那个时代最好的保障，太意外了，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母亲常说的“天无绝人之路”“粪堆也有发热之时”吧！

    我领到工资，兴冲冲一路小跑回家，因为家里正面临着二件大事。

    一件是二弟李宗亮考入师院附中，九月三日报到，报到没钱交学费，学校不书发，看着全班同学都领到新书，唯独他一人没有，因而情绪低落，上了一星期的课就死活不肯去学校了，他不肯读书还有一个原因，是坚决要求同父亲一起回乡吃饱饭。我想有了钱给宗亮交学费，也许他会改变主意。后来在兄弟的交谈中，他说当年坚持回乡的主要原因，是离家五年与兄弟们总有格格不入之感。

    第二件是父亲筹划回乡的事，他决定十七日走，我回家就是要告诉他，我有了正式工作，能不能不走，免得完整的家一分为二。那还是我在钱粮湖农业技校的时候，1962年5月，从零陵老家来了个与父亲同岁同宗的满爷爷，他看了父亲的状况后大为感叹，不断地渲染说零陵乡下虽然没有城市繁荣，但一日三餐有饱饭吃。他还告诉父亲，我家寄伯伯的二个儿子都在公社当干部，老房子还完好无损，许多老人健在，都惦记着父亲的恩情，回乡去，肯定亏待不了父亲的。

    父亲1961年下半年回长沙，想重回社会，重新工作，为新中国和家庭尽一个男人的职责，他寻求原来的上级、同事，遭到处处白眼、次次碰壁，弄得身心交瘁、心灰意冷了，他清楚知道自己在长沙已经没有重新工作的机会，与其浑浑噩噩苟且于城市，不如回老家还能为乡梓贡献一点力量，他说：“回乡教教乡村孩童，也比在城市里做个废人强一百倍！”他把一切都想得太美好了。

    我回家第一个把有工作的喜讯告诉了父亲，他神态异常平静，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今后家里的一切靠你了，好好照顾你妈妈和弟弟。”

    母亲哭诉着说：“两个儿女有了工作，家也出青天了，你就不该下乡去！”

    我反复劝说父亲，现在我和姐姐参加了工作，而且是国有全民企业，有了铁饭碗，今年学徒，明年两人一出师，家里生活就会大为改观。父亲应该留在城里，一家人团团圆圆不再分离。

    父亲摇摇头笑着说：“莫劝了，我只有五十三岁，不能在城里无所事事地等死，回到乡下，政府能用我，我就竭尽全力干好工作，不能用我，就做个与世无争的闲散化外人，守着青山了此残生，也许是人生之大幸。至于宗亮，乡下没中学，上中学要到零陵县城，回乡就不能继续读书了。再紧紧宗亮的嘴，想读书就留在长沙，坚持下乡就遂他的意，他能去也好，同我做个伴。”他已经从自身的遭遇认识到了社会的巨大变化，这是他坚决要回乡避世的真正原因。

    我转而来劝十二岁多的宗亮，他比牛还犟，任你怎么说，他就一句话“一定要同爸爸回乡。”还说出孝顺之类让我难以反驳的理由：回乡照顾父亲。

    见终不能说服父亲和宗亮，母亲无奈地说：“也好，去吧，你身边有个人我也放心点。”母亲给我留下五元钱，其余的全给了父亲，说回到家什么都要添置，多一分钱是一分钱。

    父亲迁徙回乡所带全部的钱是姑妈、舅舅寄来的30元和我的10.5元。

    1962年9月17日清早，我提着父亲一个用了三十年容量约0.2立方尺的小藤箱，箱子里装着父亲和弟弟的全部家当，重量不超过十五斤，送父亲和弟弟上了南下的火车，和父亲火车站的一别就是永绝，心痛的感觉伴随我终身。

快意江河

    湖南省航运局主管全省内河水运国营企业，是湖南省的特大型企业。辖八大港口，囊括各地的水运主要码头、仓库和船舶，各港船舶序号为：1字衡阳港、2字湘潭港、3字长沙港、4字岳阳港、5字汉口港、6字益阳港、7字常德港、8字津市港，省里还有个水运局,管理全省水上运输的集体单位所属船舶。

    各港业务隶属省局，全省一湖四水区域内的货物运输，由省局按各港承运能力进行计划分配，运输收入也由省局掌控，各港所需的各项成本支出亦由省局按额定计划下拨。长沙港是八大港口中最大的单位，是长沙市大中型企业之一。

    长沙港务局轮驳大队船员全是1956年自行木帆船公私合营过渡的驾船人，到1962年这批船员最小的都超过了25岁，几年来退休了一批，港务局新打造了一批驳船，船员人数早已不够分配，前两年因为大跃进运动和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扩招工人的事拖延至1962年8、9月，两个月两次招收驳船水手和客轮乘务员近二百人。将技术熟练的水手充实到客轮和拖轮，新招的160余名男青年安排到木驳船上当学徒，我们被分散到穿梭在四水一湖的几十个木驳船队上。

    1962年9月18日清早，我拿着户口和粮食迁移证明到长沙港务局轮驳大队办公室，交给行政管理员，完成了将一生交给单位的最后程序。然后随几十个新工人拥进二楼船员调度室接受分配，人群中我又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也看见了我，我们四目相对，同时喊出了对方的名字，他就是邂逅在钱粮湖荒堤上的刘利国。各自拿到调令后，我俩亲密地相互询问，都为共同的缘分欣喜万分，交换了家庭地址和工作所在船舶，依依不舍地分别。

    表哥朱家骝参军后，舅舅将留在家里的六斤重棉絮邮寄到长沙，看着棉絮一头补好的那个大洞，在合肥与表哥睡觉抢被子被火炉烧着的情景又浮现眼前，亲切和温暖更增添了我独自踏入江河的勇气。1962年9月20日中午，我背着简陋的行装，乘湘阴班客轮到铁角嘴上岸，直奔乔口船厂，登上陌生的3—57队3号木驳货船。一年的学徒期，每月工资22.5元（工资15.5元、水上生活津贴7元），我寄回家10元，交伙食费10元，余2.5元作零用。

    当初接过上船的调令，我倍感神秘而潇洒，乘船周游天下领略各地风情还不花一分钱路费，多好的事啊！我看过那部《乘风破浪》的电影和小说，水手的浪漫、船长的威严深深吸引着我，好多次梦里自己在驭万里浪，谁知一夕间竟成了事实，如果唯心地说这也许是前世的夙缘。

    当踏在驳船二尺宽的木甲板上，看到偎在船尾矮小的艄楼，大不同于电影中出现的大轮船，现实与梦境竟这样大相径庭！但迟疑的脚步和失望的情绪在瞬间就消失了，因为使命和责任容不得我再去选择工作和工种条件。

    长沙港的驳船编成组和队，一百吨以下的船舶四艘为一个队，一百吨以上的船舶二艘为一个组。队长、组长由上级任命，领导这个生产集体的人员，管理所有生产、安全等事务。每船设一名驾长负责单船的航行和货物装卸安全以及货物的交接，领导主持船体的维护保养等工作，驾长必须通过港航监督科的等级考试，获得驾长证才能当任，这是长沙港最基层的生产组织结构。1964年全国开展四清运动，基层船队增设党员政工员，为充实政治领导，后来相继招了大批复员退伍军队干部来充实基层船队，政工员虽然不懂水上操作技术，但他们上船就是最高领导，抓政治、抓运动、抓阶级斗争，唯独不抓生产。

    3—57队由四艘木驳船组成，每船三人，全队十二人；4号驳船上有8月分配上船的青工郭焕均，我分在3号驳，上船见师傅们在空货舱盖板上整理油布，放下背包立刻上去协助，这个举动赢得全队师傅的好感，都说我活泛、会见事做事。

    3——57队队长叫周永兴，澧县人，他从小在澧水替人帮工驾船，算是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随船过渡到长沙港务局，工作积极入了党当了队长，没上过学，扫盲时勉强认得几个字，能写自己的名字。他询问我时，我一如既往和盘说出家庭和父亲，没有文化的他听完后，居然说出一句富有哲理、令我铭记终身的话：“他是他，你是你，他当时也是在争取自己的前途，你现在要好好争取你的前途。”他头脑里没有强烈的阶级斗争观，他认人的标准就是老实、肯干、能吃苦、好学习。周师傅又说：“船上能者都是你师傅，现在是动力船拖引，不用升风帆看水势行船，技术含量大减了，相绳、钢缆、洗把的插接、捆扎学几次就会，好多活是熟能生巧，勤快自会，你慢慢悟吧。”

    从小的磨难和获得工作机会的感激之情，促使我工作主动积极，对船舶的好奇也促使我问这问那，我的行为正合周队长的标准，他毫不隐瞒自己的喜恶，总拿我和郭焕俊作比较，真有抬一个压一个的态势，好在船队全是三十岁以上的工人，只有我和郭焕均是十几岁的青年，自然十分融洽，在船上促膝聊天、上岸相伴而行，船上工人简单单纯，高兴我俩的融洽并嘱咐我好好帮助小郭。

    在船厂维修二十天，10月11日船队拖进长沙大西门码头装大米，船舶停靠好后，周永兴队长说：“小李，回家去看看妈妈吧，明早九点前回来。”

    多年来，我们兄弟们的穿戴遵循“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节俭传统。好久没穿过不打补丁的整套衣裤了，今天穿上刚领的第一套工作服，崭新的衣裤穿在身，抑制不住的神气和自豪从心底溢出，感激充满心间。我在荣湾镇商店买了一斤小花片，兴冲冲闯进家门，迎来了弟弟们的欢叫声和母亲轻松舒畅的笑语。第二天临别，母亲叮嘱了两句话：“好好工作，注意安全。记得写信回家，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第一个航班到常德，与师傅们相处的一个多月中，从他们的闲谈中，我知道常德的面、益阳的粉都是美味，拉着郭焕军上岸在下南门常德饭店花2两粮票、0.16元吃了碗牛肉面，味道之鲜美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获感到的。

    11月周队长把船队的记录员、统计员、工资员、群师等项工作从小郭手中转移给我。记录员负责船队的装卸货、航行和班组学习的记录书写；统计员是计算船队月运输吨公里的总量并填写统计报表，每年都要参加局计统科主办的学习班，船队的月度生产奖金是根据货物交接单和统计报表核算发放，故而经仓库签收后的货物交接单甚为重要，是丢失不得的；工资员负责人员考勤记录和工资的领取和发放；群师全名为群众教师，是在宣传科指导下开展船员的扫盲学习。

    船上的生产月度奖金按计统科下达的吨公里任务核定发放，船员奖金分甲乙丙三等，学徒奖金分甲乙两等，奖金数为师傅对应等级奖金数的一半，船队不是月月能拿奖金。一年的学徒期内，只要有奖金，我都被评为甲等。船员的最高奖金一般在5元以内，所以我拿到的最高奖金仅2.5元，平常只有一元多钱。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船员的的调动也频繁，有的同船二个月就调走了，我老实随和肯干的名声随船员的调动渐渐传遍整个轮驳大队，有时多艘船停泊在锚地，总有不相识的青工问：你就是李宗凡？

    新调来湖南汨罗人余建勋，四十多岁，单廋，沉默少言，落落寡合，因过去的从业经历让他倍受冷落，养成不先惹人，被人惹则必回击的强势个性。船上的师傅对他都有几分惧怕，他们告诫我：“余建勋驾船是半吊子，过去他是湘阴汨罗一带有名的算命先生，人称余半仙，他有洋意子（手段），能害人于无形，你千万莫去惹他。”他工作很勤奋，驳船一般工作技术含量的确不高，1953年社会禁止个人从事封建迷信活动，他才被迫下河驾船，船上的工作并没有难倒他。我没理会别人的话，始终尊称他为“余师傅”，不到半年，他特别信任我，凡是他与人发生争执时，周队长就会叫：“小李，快去劝老余，叫他千万别动手。”

    一次船员郭汉庭为工作中的小事，不断数落他，他忍不住向前抓住郭汉庭右手大拇指轻轻捏了一下，扭头一声不吭地回舱睡觉去了，顷刻，郭汉庭面色大变，叫起痛来，痛苦得哼了一整夜，清早看见郭汉庭极其疲惫地坐在舵舱里，面色惨白，还在有气无力地呻吟，我拿过他的手，仔细观察没发现任何异常状态。郭汉庭哀求说：“小李，我痛得一晚没合眼，你帮忙叫老余放过我吧。”余建勋依旧是轻轻捏一下，郭汉庭的手马上不痛了，此时我才真信他真有些“洋意子”。

    他读过一年私塾，在船员中算是文化人，喜欢翻我的书看，当时我只有几本初二课本和《烈火金钢》等三本小说。他常同我聊天，从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共产党的热爱，我时常不理解，就因为他不是纯正的工人出身，就被组织利用改造？他见我穿着件不合体、破旧不堪的棉衣，不容我推辞送给我八尺布票：“小李，去做件棉衣。”那个年代买什么都凭票证，布票发放的标准每人每年：国营职工6.4市尺，补助5.5市尺；非农业人口6.4市尺；农民3市尺；儿童2市尺；喜丧及特殊情况国家适当发放少得可怜的一点补助布票。1959年以来布票是我家的一项重要经济源，布票能卖到1元钱一尺，我的一丈一尺布票够母亲和小弟弟一个月的生活费。我拿他给我的布票，买了八尺蓝布和不用票证的鸵绒，买了半斤不要票的等外品棉花。在岳阳城陵矶缝制成自食其力平生第一件新棉衣，这件棉衣我整整穿了二十年，1982年调入机关前才将它赠与陪伴我二十余年的江水。

    我驾的船是平头驳，前宽四米三、腰宽六米、后宽五米，全长三十六米，深二米二，满载八十五吨吃水1.8米。前甲板（船上行语称铺头）约二十平米大，安置着二个将军柱，系缆绳和钢丝绳用；绞关一座、活动的鸡公头一个，起锚、绞船专用；泊船的锚大小各一口，四齿大锚重二百多斤。船尾部建了一个高二米、宽三点五米、长五米的平顶木屋，是三个船员吃饭睡觉的地方，我们叫它做艄楼子，没有厕所，大小便直接下河。船体共分四个仓，铺头仓里堆放钢缆和各种粗细的绳索，梢楼仓是船员卧室和堆放其他生活和工作物品，中间部分前后两个货舱，中部腰路处设潮舱，用来观察船体渗漏情况。

    驳船无动力，功能是装载货物，装好后由拖轮拖带到目的地，当时内河百分之九十五的动力船使用蒸汽机锅炉，最大马力一百六十匹，拖轮按马力大小拖带驳船，每次拖七、八条到十几条不等的货驳。货驳一条接一条用钢缆头尾相连，头驳挂在拖轮尾部百米的钢缆上，行船时如一字长蛇阵，蔚为壮观。

    驳船船员的工作是负责货物运输中的保管、装卸货物交接的数目、航行前的编队挂拖和航行中的安全值班、船体的维护和检修。日常的工作是一早一晚用洗把擦拭船体，闲时学插钢丝、相绳、扎洗把等船用工具，每次航行前开航前会，途中要政治学习，学习上级指定的各级文件和报刊杂志。驳船挂拖后很轻松，就早晚抹一次船和轮流值班，无事可做的船员门靠打牌聊天来度日子，除我和小郭，他们都是中壮年人，一船的“和尚”聊起天来无所顾忌，经历过沈从文先生笔下水手的种种生活，沈从文先生写得隐晦幽默，船员们聊起他们的过去，尽是赤裸、淫荡我闻所未闻的逍遥快活，我反感听到这些，总会离开舵仓（艄楼）去找些零星的事做，又换得了勤快的美名。

    木驳船最累的工作是每年一次的油修，木驳船由柆、身板、底板、龙骨、肋骨构成，用大小铁钉连接，木柆、木板之间的缝隙，用桐油石灰麻绒捻合封密，使水不能渗入船体内。为使木质经久耐用，每年对船体进行一次维修，维修工作在三伏中的三十天里完成，人工刮去船体上的旧油层，再打上新的桐油和防绣油。船体打晒油必须顶着正午的烈日，蹲在船甲板上，双手用块布把桐油一下下均匀地擦遍船身，只有在温度极高的条件下，木头才能充分吸收桐油。

    船舱内上油辛苦而且具有相当的危险性，木质船体上厚厚的一层油垢，要下很大的力气才能刮下来，刮了一天船舱壁，会浑身酸痛。危险是给船舱壁上油，穿着长衣长裤，把烧得滚开的桐油，用铁瓢小心翼翼地把油泼上船壁，再将整个船舱密封，让木头慢慢吸收油，以后每天打开一小块舱盖板，钻进去下到舱底，把流下来的油抹上船壁，由上至下仔细擦拭一遍，半个多月后船舱油干，于是每天打开舱盖晒太阳，直到船舱壁的油干透为止。整个油修阶段，单位发放3元钱高温津贴，我们用以买凉茶和十滴水来保护身体。

    1962年，农村的市场政策放宽了许多，到下半年，各地乡镇的蔬菜较丰富了，住在城里的船员常常买些红、白萝卜和大白菜回家。12月底船队停泊在益阳黄茅洲，码头上正在杀猪，从1958年以来从未看到这样肥的猪肉，我羡慕地看着船上师傅们欢天喜地买肉，我的心酸酸的，2.6元一斤的猪肉，我一个月的零用钱只有2.5元，就是不花一分钱也买不到一斤肉。

    正在伤心惋惜之际，船上的老师傅银有生，看出了我的心思，主动拿出5元钱递给我说：“小李，你也去买两斤过年肉带回家吧。”

    从小到大我只看到母亲四处借钱的尴尬和被上门要债的窘迫，从没有人主动借钱给我家，我心酸含泪接过钱说：“谢谢银嗲，下月发工资就还你。”

    买回二斤肉用盐腌好晒干，带回长沙，真让全家过了个好年。

    我上船时银嗲已过五十岁了，人很显苍老，他是邵阳人，无家无室、无儿无女，工资绝大部分寄回老家资助了侄儿。他为人胆小怕事、与世无争，工作吃苦耐劳、勤勤恳恳，是长沙港务局连续几年的劳动模范。1970年文革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有人举报说他是逃亡地主，专案组立即将他隔离在学习班里审查，学习班办在火车南站长沙港一作业区的工场里，名为学习，实则审讯，白天几个人轮流讯问，令其交代问题，晚上基干民兵荷枪实弹站岗看守，这叫从未见个这种阵势的老人如何承受？一天晚上，他躲过值班的民兵翻窗走出，卧轨结束了五十九岁的生命，当时定性为畏罪自杀。1987年，我在长沙港货运公司任党总支书记时，特意清查了他的案件，卷宗中看到清查办1971年的一纸说明：

    “银有生同志过去一直替人打工驾船，确属无产阶级，学习班调查他是逃亡地主一事，原因是他与那个逃亡地主同名同姓，举报人一时误会所致。银有生同志思想觉悟不高，对党‘决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政策缺乏信心，采取了极端方法，人死不能复生，现推翻原先对银有生同志的一切说词，予以彻底平反，特此说明。”轻描淡写，还不忘把责任推给无辜的老人，那真是一个草菅人命的时代啊！

    1963年9月出师，经过简单的考核，我成为了三级水手，工资增加到31元。每月寄回家20元，连同水上津贴一起剩下18元，交了伙食费后口袋里还睡着8块钱，简直就是个小富翁，满足意形于色。

    1963年1月的春节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节日。1961年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整体经济渐在回升。配给职工的食物有所增加，除月定量外，国家给每个职工增加7两猪肉定量，单位杀猪又分配了几两猪肉，这个年我们船员每人有1斤7两猪肉，全船人欢天喜地，大师傅按肥瘦搭配分在钵子里。1963年1月23日除夕夜，我一餐把1.7斤肉全吃光了，这是我一生中吃得最多、最饱的一次肉，算是解了馋，只是大年初一只有萝卜白菜吃了。

    自十岁以后，特别是经历了1959年到1962年的三年饥荒，心里总是空空的、慌慌的，好像总要填进点什么东西才好，参加工作，有了稳定收入，这种感觉消失了，我利用少许的零用钱充分享受生活，经历了许多生活中的第一次：

    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吃完一斤面条：上船后每月的口粮定量36斤，吃30斤，余下粮票送回家，肚子总是半饥半饱，1962年底船在沅江，队长从长沙带回每人一斤筒子面的单位福利，我一餐吃了个精光。饱餐一顿后，我徒生强烈的劫后余生之感慨，而且，越来越好的信念倍增！

    第一次下馆子：1963年10月出师了，月工资增到31元，零用钱从2.5元猛增到8元，船泊津市港码头，我独自漫步在大街上，口袋里的钱隐隐作怪，我找了家小餐馆，点一份乌龟肉0.3元钱、四两米饭0.2元，痛痛快快地享受了一回。

    第一次喝下二两酒：由于木驳船流动分散的工作性质，以及木驳船组成的船队中青年特少的缘故，让我们这些新学徒特别珍惜在外地相逢的机会。1963年12月，船在津市港口与胡正生的船同泊一地，胡正生大我四岁，高中毕业，因为家庭出生被拒之于大学门外，我特别羡慕他的知识和学问，也倾慕他为人豪爽的性格，每次相聚总有说不完的话，学习古体诗就缘于他的启迪。我们逛街聊天，不知不觉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胡正生强拉着我走进一家餐馆，鱼丸、炒肉和青菜各点了一份，打了六两酒，他满斟上二杯，没等我开口拒绝就说：“水上风湿重，该喝点酒，再说‘李白斗酒诗百篇’，武松醉酒打老虎，知道你不喝酒，是男子汉就学学古人的豪迈吧。”说得有理！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唬得他连连劝说：“慢点喝、慢点喝，喝急酒容易醉。”丰盛的菜肴，神奇的饮料，喝得我云里雾里，他却啧啧称奇，说：“第一次喝酒喝了二两不醉，厉害，大有潜力。”三个菜：鱼丸0.5元、青椒炒肉0.16元、炒白菜0.08元，六两酒0.3元，四两米饭0.2元，一共1.24元，我想掏钱，胡正生豪爽地推开我：“哪有请老弟喝酒让老弟出钱的道理？”在驳船工作的日子里，胡正生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嗜酒成性，1982年殁在了酒上。

    第一次打赌吃下十二根油条：1964年，通过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全国城乡物资渐渐丰富起来，农贸市场已遍地开花，人民不再在饥荒中度日了。我也不例外，告别了半饥半饱的日子，生活惬意起来。船到益阳遇到好朋友罗中光，异地相逢是驳船青年最高兴的事，两人看完电影，走进小吃店，买了二碗甜酒冲蛋和四根油条，那时的物价低，0.05元一碗的甜酒蛋，0.03元一根的油条，而且油条比现在大多了，至少有一尺五寸长。我无意中说：“我可以吃下十根油条。”罗中光立马搭腔：“打赌，再买十根来，你吃不完怎么办？”我也来了劲，说：“吃不完赔你20根。”罗中光说：“不要你赔，把《静静的顿河》借给我就行。”他在我床头看见了我正在读的这本书，提出借书的赌注。看到我吃完第十二根油条，他失望地“唉”了一声，正如俗话所言“吃人的嘴短”，我主动把书借给了他。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水上生活，逐渐了解了老船员们的过去。

    过去的驳帆船，没有机动船牵引，船行全凭人力。上水行舟借助风力，张开风帆驶向上流，没有风就靠船工拉纤、撑篙上行；下水行舟驰进河道主流，顺流而下，也可升帆借风力催船快走，船工中除去舵手在掌控航向，其他人全无可事事，“扯白”、打牌、睡觉任由之，正是享清福的时刻，所以有了“有风的相公无风的猴”一说。我航行在湘资沅澧四水，见多了集体水运公司的船员，拉纤、撑篙像猴子一样四肢趴地用尽全力，顺风顺水悠闲享受大自然恩赐的情景。

    船游弋在江河湖泊中，搏斗在大风大浪里，人说行船跑马三分命，危险无处不在。自古流传下一句话：“人世间有三件苦：驾船、打铁、磨豆腐”。驾船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它的漂泊和危险，驾船人的社会地位忒低，被人称作“船拐子”，从前的年代里，不是家境特贫寒的人家是不会送自己的儿子学驾船的。

    每当听到师傅们讲述驾船的辛苦和艰难时，我从心底感激共产党带来了今天的好时光，感激师傅们忆苦思甜给我的教育。

    1964年，湖南省航运局对全省八大港口进行调整，撤并了湘潭港和汉口港，全省驳船统一序号，我和青工叶其康对调上了158队。

    1965年1月14日，中央发布四清运动的指出：“我国农村和城市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城市里各单位开展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内容的四清运动。为加强基层政治工作，港务局派出干部担任驳船船队的政治指导员，一个政治指导员管理二至四个基层船队，主要任务是掌管几十个船员的思想和工作态度，同时配合四清工作组在基层船队开展四清工作，港务局的大多数干部是从骨干船员和工人中提拔的。我所在驳船的指导员李炳茂，原是码头搬运工人，读过私塾，能说能写，是工人群里的佼佼者，大跃进运动中入党，不久脱产当了干部。他担任指导员后，没用有色眼镜看我，反把我当作他工作上的助手，船上的学习文件由我诵读，会议记录由我做，当他去另一个船队时，布置政工员和我一道主持船队的政治学习和四清运动。船上的运动是务求清除老船员1949年前的封资修思想，树立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世界观，其主要方式是每周雷打不动的二次政治时事学习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

    我主持参加的第一次忆苦思甜会，是请队长张攸跃主讲，他是生产骨干，世代贫雇农，是公认的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谁知他在一通感激党的套话后，讲溜了嘴，竟从旧社会当长工转到1960年的苦日子上：“我一生里最苦是在1960年，一年到头冒吃过一餐饱饭，天天饿肚子，每个月二两肉定量，不够塞牙缝的，在旧社会帮老板驾船，初一、十五打牙祭，敞开了吃肉，每次开航、进港落蓬要打牙祭，那个时候干活是比现在累，可从来冒饿着肚子做事……”接着又发起牢骚：“大家知道我是大肚汉，六零年下半年下武汉那次，全队人和我打赌，一餐吃四斤米的饭，吃完算大家的，吃不完赔八斤米。煮了四斤米，炒一盆子腌菜，我硬是全吃光了，从五九年到六三年就吃了那么一餐饱饭。后来被全局通报批评，入党也推迟了一年，嘿嘿，我还是觉得划算。”

    他的话引起全队船员争先恐后讲起了自己在旧社会的遭遇，什么哪里的姑娘最风骚，哪里的婊子最便宜，哪里的赌场最规矩……就是没有一个讲自己在旧社会受到的压迫和剥削。

    因为李炳茂指导员不在，政工员也是船员，忆苦思甜会就在大家的戏谑和调侃中草草收场。以后的几场忆苦思甜会都大同小异，我将情况汇报给李指导员，他听后不置可否，笑笑说：“那以后就少召开忆苦思甜会了吧。”我却偏执地认为船员的政治觉悟低，旧社会的余毒太顽强，应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改造他们的思想，一度还深感自己任重而道远。

    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使我的家庭摆脱了生存的担忧，我没有离家漂泊的思念，没有无事可做的忧愁，只有满腹的憧憬和希望、感激和报恩。这种情感让我怀着十二万分的虔诚拼命工作，重事、脏事、危险事处处抢先。对“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更加深信不疑。

    因工作的努力和性格的随和，凡局里颁发的奖项：先进生产者、优秀青工、优秀统记员、优秀群师等等，我都得到了。基层的队长和政工员不断在上级领导面前称赞我，周永兴队长还到港团委说：这样的人不入团，还要什么样的团员！

    局团委从1963年4月到1966年文革前组织的共青团积极分子培训班，期期我都参加了，每次都是激动兴奋而来，伤心失望而归。尽管遭遇如此，我还是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头脑中逐渐形成共产主义信念，我勾画出那种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歧视和欺诈，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人人平等的社会。再没有了找工作的艰难，再没有了贫穷和饥饿，再没有了歧视……在歧视和贫穷中长大的我，怎不向往呢？我找来许多政治书籍和马克思等人的传记，在船上认真刻苦地读，为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还借来初三和高中的课本自学，坚持写日记，自觉地按团组织的要求坚持写思想汇报。我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保尔·柯察金的话当做座右铭，工整地写在日记本扉页上：“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我努力、自觉地崇敬英雄、效仿英雄。我的数十份思想汇报和入团申请书，换来“不错，好好干，继续努力”“要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等等不痛不痒的鼓励，却始终被拒之于共青团大门之外。通过学习，我首先把船员过去的放荡无稽和现在的安分守纪，归功于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定决心脱胎换骨、彻底背叛父亲的阶级，做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年休假期中我也自觉地学雷锋、做好事：春节放弃年休假，在长沙港客运站、银苑茶楼当义务服务员；把自己少得可怜的零用钱送给我认为需要帮助的人。

    1963年6月的一天，湘江涨洪水，船停泊在橘子洲尾锚地，外舷相梆着一条津市港的木驳船，早上我拿着脸盆去伙食船洗漱，一只脚刚跨进舱房，津市港木驳船上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从右甲板上滚入河中，我本能地甩了脸盆跟着跳了下去，也是这孩子命大，一下去，他的双腿倒冲出水面，顺势抓住他的腿把他调转过来，将其头举出水面，攀住根漂在河面上的相绳尾，在其他船员的帮助下，爬上了船帮。事后孩子的父亲买了个新脸盆和茶杯赔给我，便立刻解缆移船他去。我知道他怕事情被领导知道，因为单位严禁带家属上船航行，如果违反，轻则降职降薪，重则除名。同船的余建勋师傅很不服气，说他做得太不地道，就是重谢也不为过，我坚持要做无名英雄，要余师傅莫声张。下半年转正定级后，队长周永兴知道了这件事，懊恼不已，责怪我和余师傅为什么不早讲，他说汇报上去，肯定能多加一级工资的。当年做这些事，是那么坦然、乐意，没有丝毫勉强，总认为自己做得不够，距离共青团员的标准还很远。

    看到表现一般甚至较差的青工，光凭出身好、一批又一批入了团，我心里很酸很痛，觉得讲的和现实大有距离！迷惑眼前的现实，会使我一时找不到方向，记起生存线上曾经的挣扎，我又觉得出路就在前面而且还特别的辉煌。我就是在这种痛苦振奋、振奋痛苦的矛盾中挣扎着前行。

    姐姐李宗明的表现更胜于我，她不光是闻名长沙港的青年先进生产者，还被评为长沙市的优秀青工。为表现自己对组织的绝对忠诚坦白，姐姐一反自小养成的胆怯个性，居然一个人，在没有介绍信和单位证明的情形下，找遍父亲原来有关的单位和劳改农场，一直找到湖南省公安厅，这才在敌伪人员档案室里抄写下父亲的简历，回来原封不动地复制在个人履历表上。姐姐的入团申请从团支部到团总支再到长沙港团委，一致同意。为慎重起见，团委汇报到长沙港党委。依据当时阶级路线的大原则，正团级的党委书记都不敢拍板一个优秀青年的入团申请，党委研究后指示团委专题上报长沙市共青团委员会，报上去审查到超龄，姐姐的入团梦永远石沉大海。她一直在基层单位担任会计工作，凭着几十年的不变信念和兢兢业业的工作，1989年如她所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批准加入团组织的程序是：基层团支部通过入团申请，报请团总支批准，再报请团委批复同意就完成入团的手续了，我和姐姐的入团特例绝无仅有啊。

江河内外

    在水陆洲学习班上，最初见到的人是家住中南矿业学院的钟省勋和住在荣湾镇四医院旁边的王境明，曾在中学里照过面，接着遇到在湖大子弟小学的一级的同学左宗成，唯独与左宗成的友谊维系到老，尽管我们的性格和经历、学识和追求大不相同，他始终我把当作可以交心的朋友。

    而我与曾经踏上钱粮湖土地又立即折返的同学刘利国，友谊开始得热烈而真挚，结束却让人啼笑皆非。第一次在船员人事调度室见到刘利国，两人面面相觑，对视一笑，都记起了我俩在去荒凉的钱粮湖农校途中的一面之缘。我俩同时发出“你也来了这里”的问候，然后便是自我介绍各自的经历。

    刘利国长得五大三粗，他祖父是湖南赫赫有名的资本家，在津市开办炼油厂、粮食加工厂，在长沙开办了贸易公司，在湖南长沙、上海、香港都设有办事处，并于长沙小西门孝友里建三层楼的公馆，这在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是震惊地方的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过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家族企业没有了，公馆也没有了，只留下楼上一间房给他的祖父母居住，楼下一间正房和楼梯间四平米的杂屋则分给刘利国全家五口人居住。

    我和刘利国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密友。平时两人的船各走东西，很少有机会相逢在一个港口里，偶尔两人的船停靠在一个城市里，哪怕是从汉口谌家矶到汉阳杨泗庙相距五十余里，我俩心有灵犀，必定会相见于湖南省航运局汉口港的调度室里，然后兴致勃勃地游玩到傍晚才依依不舍地分别。船员的年假是由各船队十几个人商定轮休时间，六二年上船的一百多位青工很难碰在同一个时间休假。几年中我俩想方设法约在一起休年假，先回长沙的就以对方的口吻，打电报到船员调度室，称家有重大事情请其速归，这个办法百试不爽，调度室会立即通知在外地的船让其离船回家；我俩一起学雷锋，一起写入团申请书，四十八天的相聚总嫌日短，意犹未尽中再约明年。

    1964年8月，大弟宗元初中毕业，他的成绩一直是全年级的第一名，收到的却是落榜通知书。他的同学在中考后都说：“李宗元，要是你考不上高中，我们班没有一个人考得上。”结果连三门功课不及格，拿到初中肄业证书的同学，只因出身工人家庭，都堂而皇之进了高中。唯独他，这个长沙市的三好学生，门门功课优秀的学生，被拒之校门之外！这种打击对十六岁的少年来说，太残酷了。正是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方兴未艾，母亲、姐姐和我都劝宗元留在家里明年再考，他说：“不考了，再考也不会被录取的。我下乡去，留在城里会闷死的。”拗不过他，1964年10月，他随大批青少年下放到郴县插队落户。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在学校造反的同学抢出学校里保存的学生档案，我和宗元看到同学送来的档案，宗元的学习成绩门门在九十分以上，中考成绩全校第一，可是档案里宗元政审表上清晰地盖着宽约三厘米、长约七厘米的兰色印章，图章里醒目的“此生不予录取”六个字，无情地斩断了他的求学之路。

    1967年，初44班二十几个同学在师大附中聚会时，我独自询问请来参加聚会的校长李迪光档案里盖章的事，他告诉我说：“招生工作开始前，各学校将所有学生档案统一送交长沙市招生办公室，由招生办进行分类，分重点录取、普通录取和不予录取三种，凡盖上不予录取图章的，就永远失去了升学机会，任何学校都不会、也不敢录取他，这是贯彻无产阶级阶级路线的必要措施。”

    1965年3月中旬，我休年假到宗元的知青点探望他，在郴县塘溪公社珠堆大队北边生产队六男四女组成的集体户里住了一个月，他们都是响应毛泽东主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立志做革命的新农民，自觉自愿奔赴农村插队落户的。第一年国家发放知青每人每月5元钱生活补助，这点钱刚够他们买回粮油和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十几岁的城市青少年不会农活，自留地种着枯廋的几颗青菜，生活极其艰苦，几乎餐餐是清汤寡水，最好的菜是我们一起在山上挖回的竹笋，煮上一大盆，十一个男女青年一抢而光。

    我住在乡下三十天没吃过鱼肉，农村生活虽然艰苦，但苦中有乐，我学会了不少农业知识，学会了犁田、扒田，打秧格，至于捆秧苗、插秧就更不在话下。好在一点，大家年龄相当，同来自长沙，谈资自然不少，没有谁会去想今后的生活，每天总是快快乐乐的，真应了“少年不识愁滋味”词句的意境。

    在知青点中我最佩服的青年人是胡天沛，他家住长沙南区杏花园，本是湖南财贸学院三年级的学生，只因爱好文学想入非非，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满以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怀着献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立志当第一代新农民的决心，到最艰苦的坏境里去寻找灵感来实现自己当文学家的理想。他提着满满一箱子书，随身衣裤则用个简陋的布袋装着，大学没毕业就下了放。第一次与这么有学问的人倾谈，第一次接触《古文观止》，第一次看到《战国策》……以及听胡天沛谈古论今，我钦佩之余深感自己知识贫乏，暗下决心一定要迎头赶上。

    在郴县乡下我还遇见钱粮湖农校的同学张诚，他61年被农校除名回长沙，不知什么原因几年后竟下放在郴县当了知青，他热情地邀请我去他落户的山村，我跟着他在大山里转，走了二十几里，在四处通风的他单独居住的石头房里与他抵足而眠。他仍忘不了吹嘘，正像在钱粮湖吹嘘自己中学期间一直当任班干部，这才被校领导指定为校学生会主席一样。他踌躅满志地诉说着自己如何进步，如何受到重视，还拿出把小号来炫耀。可我看出他的生活环境比弟弟的知青点差远了。

    我在知青点只生活了三十天，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可想而知，那些下乡几年、十几年、甚至一辈子的知青，何曾不是都有刻骨铭心的心酸记忆。

    最幼稚的事是从郴县宗元知青点回长沙后，年轻男女热热闹闹的集体生活，让长年生活、工作在老男人堆里的我格外留恋，这与青年船员一支独秀的漂泊生活形成极大反差，这种反差时时困扰着我，几经思考我决定辞职到郴县去，我找到刘利国，绘声绘色地描述起乡下的有趣生活，并告诉他我要辞职下乡，谁知他竟热血沸腾了，毫不犹豫地提出同我一起下农村去。我俩将辞职报告递交轮驳大队，被拒绝后直奔长沙港四楼党委副书记郭岐峰办公室，提出辞职的请求，郭书记先鼓励了一番，后说驾船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婉拒了我俩的申请，要是他真批准了我俩的请求，我成了知识青年，我和我家的历史就得改写了。后来想到这狂热而轻率的行为，真的感激阻止我的郭岐峰书记，这段插曲常被我的朋友们取笑。

    回船后，周而复始地重复着单调枯燥的航行、寂寞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知青、工人这个社会现实的落差，下乡的狂热消退了，而且一想到母亲会因为我的轻率而失去主要稳定的经济来源，最终也只能随我下放农村，生活在农村艰苦环境中，我便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想清楚了这些，我发誓，此生一定抛弃个人的任何私欲，让母亲有一个平静安宁、衣食无忧的晚年。

    1964年10月，在我们的要求下，舅舅、舅妈（姑母）中止了按月的汇款。

    每次远航回长沙，利用待装待卸和待航的时间回家探望母亲，奉上从外地买回的些许特产，我深知母亲的刻苦和持家的精明，故从不询问家里的经济状况。

    1965年9月的一个晚上，我陪母亲坐在大樟树下纳凉，无意间问及家庭开支情况。家中经济来源是我和姐姐每月寄回家的40元，母亲一生不会说谎，她原原本本地细算给我听：“你和宗明每月的40元，寄8元给你乡下的父亲，抽出点钱还从前借的债，我和宗平的生活费够用，你不用担心。”1964年后船上的伙食费提高到每月12元，母亲节省，她和弟弟两人每月生活费肯定不会超过24元，扣去寄给父亲的8元和其它的零星开支，每月至少能抽出5元钱来还债，舅舅虽然没再按月给我家寄钱，但在年节前和家里有事时（如宗元下乡）还是寄来10——20元不等的钱，一年算下来也有四五十元。出师两年家里每月都有40元的固定收入，还了两年的债还没有还清，我疑惑而关切地问母亲：“到底欠了多少债，怎么两年都没还清啊？”母亲说：“债不多，只有50元。”1962年我刚参加工作时母亲高兴地对我说：“这下借的钱归还有望了。”她清楚地告诉我只借了扬娭毑30元钱。还了二年债，不减反增到50元债务，我强迫母亲说明真相，母亲拗不过我，便一笔笔算给我听：“1961年你爸爸从农场回来，身体特差，我找杨娭毑借了15元，月息百分之十。没钱付息到62年你参加工作时，累计到了30元，你爸爸下乡又借了10元，还是没按时付息，月息就往本金上加，越累越多。1963年10月你们出了师，每月按时交付5元月息，也还了点本金，只欠50元了。”我算算，实际借了25元，还了两年的利息，是25元的五倍，这是高利贷呀！太黑了，我站起身想去找杨娭毑。

    母亲明白我的想法，厉声叫住我：“你想干什么？要逼死我吗？”她顿了顿，语气和缓了，但透着无比的固执：“当年我们那样穷，谁肯借钱给我们？只有扬娭毑伸出了援手，现在我们宽裕了点，就不记她的好，我做不出！”

    我怔住了，从小到大母亲哪怕是在惩罚我时也和颜悦色，从没见母亲如此发怒，竟以死相逼，我回到屋里，对母亲说高利贷是违法的，如果举报到派出所，杨娭毑一定会受到法律制裁，我们的债也会重新清算，不能这样无止无休地让她剥削。母亲听完我的陈述，更加坚定地说：“杨娭毑是个孤老，就靠丈夫留下的钱放债维持生活，既没骗我又没逼我，是我找上门去借的钱，而且事前都讲明白了的。你若要砸烂她的饭碗让她坐班房，我就死给你看！”

    我知道母亲讲得出就做得出，只好保证不再过问此事，让母亲自己处理。母亲也知道我说了就会遵循，她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缓缓地说：“人啊，最难得的是雪中送炭，杨娭毑肯借钱就是雪中送炭，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别操心家里的事，把心事放在工作上，我会处理好这件事的。”

    我离家的第二天，母亲找到杨娭毑，细说了与儿子发生争执的事，杨娭毑自觉理亏，其实是更怕我找她的麻烦，主动提出从10月起不再要月息钱，以后归还的钱都算是本金，还满50元就清帐。五个月后，母亲见到我，兴奋异常，长长地吁了口气，无比轻松地说：“无债一身轻！真好！”

    我的青少年时代最为活跃，对工作满腔热情，对生活热情满腔。一道上船工作的一百多青年工人，按各自的家庭、性格分成好多个小群体。热情和真诚，让我与所有群体的人都保持着友善、良好的关系。我笃信社会倡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新时代精神，以自己单纯直率的个性与人交往，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不看人脸色，不听人话音，将自己对他的看法以及赞扬和批评，和盘托出，往往自顾自地滔滔不绝严肃认真地抒发己见，因此常得罪人而不自知。那个年代，人的思想就是那么单一和幼稚，人人以上级的话为奋斗目标，更别说党和毛主席的指示了，那可是至高无上的真理，我同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一样，无限虔诚、无限信仰，没有一丝一豪的虚假。

    这种幼稚被我的“酒师傅”胡正生治愈了一大半，那天，我俩相遇在湘阴临资口，胡正生说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一直谈到深夜，临别前他说：“送你两句增广贤文上的话，你慢慢去体会吧。”他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下：“宁忍千句语，不争一时锋。”“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话人非。”第二天，我把这两句话工工整整地用毛笔写下来，贴在床头，胡正生的一番话和增广贤文的警句，对我的成熟起了重要的作用。胡正生好酒，这个坏习惯终究害了他，三十几岁酒精中毒，照顾他在长沙客运站趸船上工作；1982年7月的一天，他喝酒后跳入湘江游泳，他的水性本就一般，便将生命定格在了四十岁。几十年过去了，他的音容相貌依旧能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

    1966年12月到1967年3月，是甜美的三个多月。

    我船承担了湖南洞庭湖东湖佬到岳阳造纸厂运送芦苇的任务，担任这个任务的有本港和其他港口的二十多条木驳船。洞庭湖沿岸浅水处天生长着许多芦苇，秋季湖水退去，露出大片芦苇地，广袤纵深几十里没有人烟，全是二米多高的芦苇。深秋时，当地农民把芦苇砍下来，打成捆，卖到各地的造纸产，芦苇是造纸的上好的材料。芦苇的收割和售卖必须通过国营西洞庭湖农场，社会主义制度，天生的芦苇是国家的财产，不允许个体经济存在，更不允许私人砍伐芦苇，其实不要制止也没有人去私自砍伐芦苇，因为你根本就无法卖出它。每年秋天，在国家计划指派下，国营农场在湖边建立起芦苇场，砍芦苇、打捆，集中卖给造纸厂。东湖佬芦苇场方圆不足一平方公里，靠近临时、简易的船码头处堆码着几座三层楼高的芦材山，中间空地里修建了几间简陋的办公室和工棚，分别住着七八个农场派来的临时工作人员和二十几个农民搬运工。

    我驾的384——乙船参加东湖佬芦苇的运输任务，从东湖佬到岳阳纸厂，航程约五十公里，船停泊在东湖佬待装和装载的时间长，航行三小时到岳阳，卸完芦苇返航到东湖佬最多三天时间，而在东湖佬待航的时间短则五天，长则十几天，芦苇场远离乡镇，没有商店、没有电灯、没有马路、没有任何供人集聚的地点，只有望不到边的芦苇和大片水域。

    二十几条船七八十个船员中有十来个青年，他们都喜欢围绕在芦苇场计数发筹的六个姑娘身边，这几个姑娘是国营农场请来的临时工，姑娘们的工资按天计算，每天1.5元，清场后扣除每月10元伙食费，核定劳动天数再行发放。每天在船舶装载中，她们拿着竹签站在上船的跳板前，查清搬运工背负的芦苇捆数发给对应的竹签并登记好数字，收工后与船员对筹码总数收回竹签，回工棚清算搬运工人当天的工作数量，双方签字予以确认。搬运芦苇计件发放工钱，每捆0.5分钱，力气大的一次能背五捆，每天三十个来回，背运150捆芦苇，得工钱7.5元，一般的劳动力每天能挣到5元钱。

    晚上，芦苇场里万籁俱寂，悄无声息，只有船上和工棚里闪烁着马灯和煤油灯的微弱光亮。这些逗留在荒凉湖畔的青年男女自然而然地聚集在一起，青年船员殷勤邀请姑娘们上船玩，船上虽然没有电灯，大号的马灯足以将十几平米的船舱照得通明透亮。兼之船上有少许的棋牌等娱乐物品和报刊杂志，热情的青年船员从不吝惜自带的茶点，十几个姑娘和男孩，欢笑声调节着长夜的孤寂。几年的漂泊和孤独，使我一见到陌生姑娘就面红耳赤、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遇到这种情景，我只好礼貌地点点头，独自走回船头的睡舱。

    我的船头睡舱是置放锚链、钢缆等船用工具的地方，船员习惯叫它铺头舱。为能有个清静的读书环境，我单独在铺头舱的右后方铺设了一个长二米、宽一米的床，床头直立个一米高的空桐油桶当书桌，“书桌”上放着自制的竹笔筒，笔筒里插着一支毛笔、一支铅笔、一支钢笔，还插满手工做成的刀枪剑戟十八般竹兵器；前隔梁上用长钉平铺镶放一块短木板当书架，上面放着几本书和几个笔记本；床头贴着张穆桂英的骑马像。因我的落落寡合，反倒引起几位姑娘的兴趣，她们跳下船舱，惊喜地发现原来简陋单调的驳船上竟有如此别致的房间，于是挤坐在小床上嬉笑、聊天。临走要走了我精心雕制的青龙偃月刀和开山板斧。

    经过多次接触，渐渐熟悉后我的话匣打开了，说话流利了许多，几个姑娘中数张筱萍最漂亮，她又是六个姑娘的中心。再一次停泊东湖佬时，到我睡仓来的人只有张筱萍一人了，其他姑娘默契地给我俩腾出空间和时间。我和张筱萍谈书本、谈理想、谈经历，直谈就晚上九、十点钟，再将她送回岸上的宿舍，转身会听到姑娘们友善的打趣声。同船的师傅们都说我交了桃花运，青工们不无嫉妒地说：“你是美男子，找最漂亮的姑娘当然是你的特权。”我却矢口否认自己在与张筱萍谈恋爱。

    历经三个多月的转运，东湖佬附近的芦苇基本砍光，三座高耸的芦材山几近搬空，芦苇运输将近尾声，最后一次停泊在东湖佬，夜空朦朦，漏出几点疏星，月光淡淡，笼罩着荒凉平坦的湖畔，冷寂的江水轻轻地拍打着船帮。我和张筱萍静静地坐在船头将军柱前，仲春的凉风伴随着即将到来的离别忧伤，我俩沉默着。三个多月来，给我频添了许多欢乐和期盼，每次美好的憧憬总被责任打破，我清楚自己的家境，牢记自己对母亲的承诺。我的忧伤、无奈和惆怅，在这凄清的月色下膨胀，我断然拒绝了张筱萍保持联系的要求。张筱萍站起身，轻轻说了声“祝你幸福”，缓缓下船而去。她如一道彩虹，给我年轻孤独的心以短暂而真实的欢愉，她宛如一道彩虹，无声无息地从我身边永远消失了。

    工作和生活虽然清苦孤单，但母亲日益康复的身体让我倍感欣慰。母亲1960年瘫痪在床，又患了水肿病，靠着自身的顽强，在没有任何治疗和药物的情况下，一年多后居然能拄着拐杖慢慢走上一里路，速度虽慢，总算能亲自上街买菜了。我和姐姐有了工作，不吝于给母亲打了一针强心剂，身体日见好转，那些在1960年断然说母亲活不过三个月的老邻居们，全改变了语气：“你是前世修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有天，远航回家，母亲见到我就眉飞色舞地说：

    “我做了个梦，梦到一个白胡子老人，他亲切地叫我丢掉拐杖，我真的丢了拐杖走路，结果笑醒了。唉！真能丢了拐杖就好了！”

    果真，不久母亲的梦灵验了，一天上午十点，母亲在整理姐姐回家睡过的床铺时，发现了姐姐的工作证，她认为这是极其重要的证件，情急之下，拄着拐杖一步一颤地走向长沙河东小西门客运码头。五里多路，足足走了三个多小时，终于在二点湘阴班启航前将工作证交到姐姐手中。离船匆忙竟忘记拿放在船舱门前的拐杖，再想去取时，船已离开了码头，她只好硬着头皮一步步挪回了家。

    从那天起，母亲真的丢掉了拐杖，以后的三十几年里，她走路再没用过拐杖，直到半瘫在家时仍坚持不用拐杖，借助一张骨牌凳在家里来回挪动，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顽强地活到九十岁。

    母亲应了麓山南路荫马塘老邻居们的话，晚年不再为生计发愁，不再为儿孙们的工作生活担心，不再为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担惊受怕。她虽因长年严重的内风湿病，手关节和十个手指全部变形僵硬，双腿也变形弯曲，而其他的疾病却全部远离了她。她晚年是在平静而安详，知足而长乐的心境里度过的，她是麓山南路荫马塘那一辈人中唯一一个活到了二十一世纪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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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文革热血

    1966年3月，批判“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三家村”的政治运动在全国开展，《五·一六通知》全面展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年6月，北京大学聂元梓《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贴出，6月2日《人民日报》刊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6月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诞生。

    自1965年下半年在船上开展的四清运动中，政治指导员李炳茂说：“小李长在红旗下，没经历过腐朽的旧社会，没有沾染旧社会的恶习，是可以依靠的。”于是我就成了船上的政治宣讲员，在政治指导员和船上政工员的领导下，我主持十四个船员的政治学习和宣讲党的政策和方针。我积极地执行指导员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利用船舶待装待卸和航行中的间隙时间，强行组织船员坐下来学习，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不管他们听不听得懂，照本宣科地读报刊文章，宣读单位上级下发的各个文件，建立黑板报刊登国家和单位的政治时事大事。

    1966年8月，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文化大革命推向极致，挑起十亿人造反与保皇的残酷内斗。不理解毛泽东行为的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试图将运动限制在文教卫范围里。大学学生如决了大坝的洪水，势不可挡，高喊“造反有理”的口号攻击所有的领导机关。

    1966年8月17日我的船回到长沙，我马上到港务局政治指导员办公室向李炳茂汇报这个航班船员的学习和思想情况，李指导员交给我一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示立刻上船组织船员学习，一定要学深学透。我感到无尚的光荣，因为这是党对我的信任，船队政治指导员是党派下来的，我不听他的还能听谁的呢？

    对待政治学习，船员都打不起精神，学习会上都是撬口不开，用船员通俗的话说：我们只听鼓声下摇（听鼓点声下浆的意思），这些太远了不懂也不想懂。船员们闲谈时总会热火朝天，而大多都是些荤段子。我不同，浑身充满了力量，总感觉自己是新中国的新一代。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新发下来的《毛主席语录》，阅读报纸上的所有文章，力图体会党和毛主席的精神。这次船回长沙，我又增加了一项新的任务，遵照政治指导员的指示，在黑板报上每天更新一条毛主席语录，同时在船上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1966年8月，长沙文革之火越烧越旺，学生和政府机关的对持逐渐公开化、白热化。8月19日，我站在五一路口，目送湖南大学土木系二百多名学生游向五一中路市政府，大路两旁站满了成千上万疑惑不解的市民。8·19大学生游行后，市委立即组织批判，说是“右派学生要翻天”，“匈牙利事件会重演”。动用公安人员暗中监视学生动向，立即组织工厂企业的工人成立“工人赤卫队”和“红色政权保卫军”，开赴市委大院来保卫市委，大学生们遭到几千人的围攻和殴打，打得头破血流并被赶出了市委大院。

    1966年8月20日，长沙市委下达指令，号令全市所属企事业单位组织干部工人到湖南大学申讨一小撮右派学生疯狂向党进攻的反革命行为。

    遵照市委指令，全市所有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都组织人马参加游行，游行队伍浩浩荡荡，一眼望不到头，绵延十几里，游行队伍前锋到达湖大，后部还停留在五一广场，排队等候轮渡。市轮渡公司停开了银盆岭、三沙矶的航线，集中全公司的二十几条渡船，穿梭如织还是渡不尽游行者。从早上七点折腾到午夜十二点，渡船才把最后一批声讨学生的游行人员接回河东。

    那时的湘江上没有一座桥，来往靠大西门的铁轮渡和灵官渡的木渡船。从大西门码头过河经水陆洲到湖大有八里路。清晨六点，我带领五名船员参加长沙港务局组织的游行队伍，机关干部和在港船员近五百人，集合在长沙港门前沿江大道上，局宣传科科长柳光明作了简单的动员：“根据市委指示，我们立即过河去声讨湖大少数右派学生，他们不好好读书，谩骂攻击校党委和院领导，攻击现在这得之不易的社会主义大好形势，他们的行为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行为。作为工人阶级必须站稳立场，与之作坚决的斗争。”说完四人一排整队出发。我们是第二批过河的，到达湖大办公大楼时还不到八点。

    一到湖大，我和刘利国离开了长沙港的游行队伍，自行观看大楼内外的大字报，办公大楼里办公室间间紧闭，没有一个干部，走廊两边贴满了大字报，大楼前几个学生慷慨激扬地在演说着，他们劝说工人阶级千万莫上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当，把矛头对准革命学生，他们说这是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谋。

    新名词、新动向让我和刘利国深感惶惑，惶惑之余青春的热血也蠢蠢欲动。看了两个小时的大字报，我和刘利国便到荫马塘家里看望母亲。吃完中饭，我俩又回到湖大听辩论、看大字报，学生声嘶力竭的声音往往淹没在义愤填膺的工人群众的口号声里。我俩面面相觑更是惶惑，为什么天之骄子们会有这么多不满呢？

    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农兵应当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的社论，政治风向突然大转，社论成了长沙港青年船员的斗争号令，1962年一同上船的二十几个青年，以廖庆云、赵家林为首，齐聚吉福街海员俱乐部的舞台上，23日彻夜不眠，讨论着社论精神，讨论者湖大学生的演讲和大字报，一致认为应该听党中央的号令，决定成立革命造反战斗队投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学生。大家一致推举廖庆云、赵家林为战斗队正副队长，向志明提议的“海燕战斗队”在一片掌声获得通过。第二天，由胡正生起草的“海燕战斗队”成立宣言贴上了港务局大门前的宣传栏里。同时派出所有队员，奔赴大专院校和工厂矿山，抄录大字报和联系观点一致的造反组织，请来湖大学生传经送宝，指导运动。8月25日，长沙港大宣传栏完全被“海燕”占领了。

    真是忽然一夜社论来，万户千家心魔开！

    各级政府瘫痪了，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工厂停产，学校停课、机关关门、市场歇业，全民涌上街头，人人像中邪一样，高喊着“造反有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高举着形状各异、名称各异的红旗劲舞。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二三个人一个战斗队，三五个人一个兵团，有兵团就有司令，一个笑话应运而生：“一根电灯杆倒下来，砸死五个人，其中三个是司令。”

    此时的湖南大学俨然成了革命圣地，全市的造反组织都去那里取经。

    我怀着誓死效忠毛主席的信念投身这场造反运动，怀着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参加“海燕战斗队”，我深信只有经历了大风大浪才能真正脱胎换骨，才能成为名符其实的工人阶级。到8月底，短短几天里“破四旧立四新”的抄家风潮风靡全市，“海燕战斗队”也不例外，相继查抄了几个资本家的家，包括省航运局副局长彭六安的家，彭六安的家早被省局造反组织查抄得很彻底，我们去只找回几本认为不健康的国内杂志。刘利国的革命行动更坚决，他带着我们查抄了他祖父的家，他祖父的家已被街道造反组织洗劫了两次，我们去就是走走过场而己。当然我们更多的活动是四处声援支持各单位的造反战斗队。

    我日以继夜不知疲倦地投身运动，张贴大字报、奔走在长沙各个工矿企业大院里抄录大字报、寻找拜访其他造反组织。并受“海燕战斗队”队长委派，进驻三叉矶湘江航道段发动指导他们成立造反组织，又同几个队员到长沙港务局第二作业区声援李铁凡、李慈顺成立的造反组织。我浑身是劲，自以为在经历电影《大浪淘沙》的大革命时期，一定要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成为毛主席的战士。

    9月初，我和罗田径在长沙港大门外宣传栏张贴大字报的时候，遭到到长沙港众多干部的围攻，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我们，一下就懵了，正在我们张口结舌狼狈不堪时，胡正生、张资明等几个能说会道的队员赶来，才平息了这场论战。

    1966年9月上旬，长沙港领导们烦透了来串联鼓动的北京红卫兵，在党委副书记郭岐峰授意下，宣传科长柳光明写出一副对联，矛头直指北京红卫兵。

    “今串明串、串再串，越串越少，完蛋了呀！远闹近闹、闹再闹，越闹越臭，过路瘟啊！ 横批：万众唾弃。”

    七米长幅悬挂在港务局大门两边，对联一出，顿时引起红卫兵组织和所有造反组织的愤慨，长沙港成了众矢之的，外地来长沙的红卫兵联合长沙的红卫兵组成“揪黑线战斗团”，杀气腾腾地进驻局机关，用一幅更大的对联覆盖住原联，条幅上书写：“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十个巨幅大字。局机关的正常工作停止了，主要干部和最高领导全都隐身了。红卫兵找不到批判对象，几天后收兵回营撤出港务局大楼，外地红卫兵又转战他方继续去传播他们红色的种子。  

    1966年9月中旬，长沙港大批判栏里出现了青年船员沈应陶的大字报，题目是“看‘海燕战斗队’的阶级成分”，大字报上写着：“大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儿子李宗凡，国民党大特务的儿子胡正生，大资本家的孙子刘利国……”我赫然名列榜首。大字报一夜间轰动了半个长沙城，各地红卫兵争相传抄，长沙港的“红色政权保卫军”不失时机地大举反攻，申讨的大字报覆盖了“海燕战斗队”的所有文字。这沉重的打击让年轻幼稚的“海燕战斗队”难以承受，在队部大多数成员的磋商下，大字报点名的三人和另外几个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立即退出战斗队，回到生产第一线。9月18日，我离开了战斗队，带着痛苦和惶惑、期盼和等待的复杂心情上了船，我认为这是反革命的阴谋伎俩，总有一天我会堂堂正正地再次参加革命的。

    1966年9月20日，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从北京回到长沙。9月24日，张平化指示省委和各级党委“枪打出头鸟”。一夜之间，全省被关押反省、抓捕的造反者数万人，被围攻批斗的“右派”、“黑鬼”、“政治扒手”数十万人。

    长沙港务局的第一个造反组织“海燕战斗队”解散了，廖庆云、赵家林被批判，责令检查交代问题。廖庆云从此退出运动，安分守己地驾船直到退休。

    我暗自庆幸逃过了一劫，幸亏早早离开了战斗队，不然的话，就因为出身，难逃被加重处理。不过我内心总难以平静，日思夜想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

    张平化支持的“工人总部”、“大专红卫兵指挥部”等团体，成了长沙市文化革命的主要社会力量。被打成“右派”、“黑鬼”、“政治扒手”的人不甘失败，他们奋起抗争，上访串连要求平反。1966年10月，各高校造反学生成立“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高司）。10月14日，在“首都三司”帮助下，长沙市一中老师叶卫东、长沙港干部李铁凡、李敬林等人，成立了湖南最大的造反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 湘江风雷）；赵家林带着几个海燕队员加入长沙港二作业区搬运工人李慈顺、唐绍其成立的“湘江风雷卷巨浪战团”，并成为该战团的核心成员。至此长沙市出现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以“长沙红色政权保卫军”“八一兵团”为主体的和以“高司”“湘江风雷”为主体的两个势不两立的敌对阵营。

    1966年7月底，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高干子弟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血统论”顷刻间风靡全国。1966年9月，毛泽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的语录，引导着一场规模巨大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运动波及到文化教育、出版发行、文物古迹、宗教寺庙、民主党派、学术专家、戏剧音乐、民风民俗、街道名称、商铺名称、日常穿戴、化妆修饰、语言谈吐等方方面面，囊括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在这土地上生存的每一个国民无一不遭到过迫害、打击、甚至毁灭。

    1967年1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文。被打成“右派”、“黑鬼”、“政治扒手”的人再振雄风，“海燕战斗队”的成员趁势重新聚集，推举赵家林为队长，长港大楼再次飘舞起“海燕战斗队”的大旗。正当工人造反派们弹冠相庆时，“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1967年元月与张平化达成“望江楼协议”，与号称百万之众的“湘江风雷”分道扬镳。于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两派阵营的观点，影响到千家万户，一时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兄弟相残的事比比皆是。真是个全民发疯的时代！

    1967年2月，中央文革 “二·四批示”宣布“湘江风雷”“红旗军”等组织为反革命组织。是日凌晨湖南省军区派出部队配合各单位民兵抓捕“湘江风雷”和“红旗军”支队长以上头目，警笛声打破了长沙夜的宁静，到次日十时，全省被捕人数超过10万。从那以后之“高司”成了主导长沙文化革命的力量和智囊，“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漏网之鱼，纷纷逃离长沙聚集北京，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央伸冤告状。

    1967年2月8日，“高司”和“公检法”等12个群众组织成立“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省红联）。3月29日，“省红联”上报中央“三结合”（军队代表、领导代表、革命群众代表结合的省革筹）名单，拟定《夺权公告》，军方龙书金、刘子云等7人，省府领导干部万达、华国锋、孙国治、李照民、郭森等人，工人代表刘秀英、刘正良、唐兴国，农民代表毛泽容、罗迭开、欧国轩，“高司”学生领袖詹先礼、黄绍贤、谌善山，民兵、政法、新闻、省委机关干部代表5人，共24人组成新的湖南省最高领导临时筹备机构。

    1967年4月15日，长沙汽车电器厂“造反有理总队”、曙光电子管厂“联总”、长沙机床厂“3·31造反团”、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红总”、建湘瓷厂“红色造反团”、长沙船舶厂“文革筹委会”、市搬运公司“六号门”、湖南橡胶厂“总队”、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等造反组织，联合成立“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简称工联），对抗“省红联”。“工联”领导核心小组由五人组成：组长胡勇（汽电工人）、副组长唐忠富（曙光），成员有：许新宝（汽电）、雷志忠（汽运）、孙源泉（红旗厂）。1967年4月22日，章伯森（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梁春阳（省经委副主任）等干部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工联”，带动了各级大批领导干部支持“工联”。“工联”遂成了长沙造反派的核心。

    1966年底，我船运大米到武汉，因武汉的文化革命同样呈现白热化，长江航运局码头搬运工人因两派斗争而停工，船停泊在武汉待卸三个多月，1967年3月，武汉的造反组织“钢工总”被镇压解散，码头生产才稍事恢复，4月初，我船运盐返回长沙，离家乡近半年，长沙造反形势纠结万分，“高司”和“工联”相互攻讦，群殴事件频频出现。“2·4”的恐怖、4月的反攻我都在外地，长沙港“海燕战斗队”虽受到冲击，好在不是“湘江风雷”，战斗队仍在，赵家林仍为队长。

    社会经历了许多的动荡，我的家同样在劫难中挣扎。

    “革命造反风暴”瞬间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友善与和谐。岳麓山天马山下往日和睦相处的几十户人家，也随文革大势分成两派，以荫马塘居委会副主任余荫球为首，夺了居委会主任张二娭毑的权，成了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居委会的红色当家人，牢牢掌控着几十户家庭的命运。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被剃阴阳头、批斗、游街，抄家的事频频发生，翻箱倒柜反复寻找莫须有的变天账。当时父亲不在长沙，母亲只能算五类分子家属，得以免去被批斗，抄家风盛行时，因为我家贫，余荫球轻蔑地说：“她家穷得打板凳，没东西可抄”，于是免去了一次重新整理的辛劳。

    抄家、破四旧的风头刚过，净化城市阶级队伍的运动又兴起，一天清晨，五类分子家的大门上都张贴着余阴球等人的革命布告：

    “勒令：XXX，限你家三天之内搬出我们的红色区。”

    母亲见状，一时急得六神无主，身边只有个十四岁的小儿子宗平，能找谁去诉说啊！关上门母子相对哭了两天。第三天，母亲跛着脚走到岳麓山左家垅街道办事处，向正在礼堂里扫地的原党委书记哭诉，原党委书记忙将母亲拉到僻静处，悄悄地说：“我靠边站了，说不上话，这样吧，她再逼你搬家时，你问她哪里是黑色区，要她划个黑色区让你搬进去。”

    母亲回家照着原党委书记的话对余阴球说了，果然让余等人一时哑口无言。

    此计不成再生一计，余荫球又以支援农村建设为由，天天带三、五个人登门，个个冷面横眉，义正辞严。动员母亲下乡去，她威逼恫吓着说：

    “你在郴县有三儿子李宗元，零陵县有老公，那里都能去。你不去，会影响到你的女儿、儿子的工作，要不然我们上他们单位去，让你们全家一起下放。”

    母亲苦苦撑了几天，极度无奈中向原来的居委会主任张二娭毑哭诉，张二娭毑叹了口气，悄悄说：“上级没有这项政策，你问她们要文件看，坚持说有文件就马上走，一定要坚持。”

    母亲似乎又找到了依靠，坚持要看文件，余荫球每天带几个人坐在我家中轮番恫吓，还让他的继子动员荫马塘一带的少年儿童不准同小弟宗平接触。

    经不起近百次凶神恶煞的软硬兼施，受不了被彻底孤立的打击，母亲和小弟宗平整日以泪洗面，精神几近崩溃，最后母亲松口同意到三儿宗元插队的公社去，提出的唯一条件是等大儿子宗凡回来见上一面再走，余荫球以为大功告成，答应了母亲的要求。真是鬼使神差，我的船滞留武汉几个月，等回到长沙，这阵清理城市阶级队伍的风已经刮过去了。不然在那种高压态势下，面对压迫和凌辱，即便我在长沙，又有什么能力与办法去抗争呢？也许还会认为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是上策也说不定。

    1969年1月，刚满十六岁的小弟宗平，瞒着母亲和我，到办事处报名下放到华容县潘家公社潘家大队插队落户，临走前他对我说：

    “哥哥，我下乡后，她们就再没有理由逼迫妈妈下乡了。66年运动中的那几个月，我天天做噩梦，夜夜哭醒来。白天，余荫球带着一帮人逼妈妈，妈妈整夜整夜偷偷地哭，哭声还不敢让人听到，生怕人家说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余荫球读高二的儿子，勒令邻居所有的孩子不理我，开口闭口骂‘你这个反革命狗崽子，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还叫人轮流监视我家，我们家的来信都要经过他检查。我苦恼极了，真觉得死也要比现在好。”

    可怕的时代、可怕的运动，让十四岁的少年产生出生不如死的恐惧。


文革武斗

    文化大革命运动如翻烧饼一样，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反复数次：

    1966年“8•19”湖大学生造反，“8•22”抓右派学生，“8•23”工农兵支持造反的学生“9•24”抓黑鬼全面镇压造反派，1966年10月“湘江风雷”成立对持长沙红色政权保卫军；1967年“2•4”大规模镇压“湘江风雷”，1967年“8•10”中央称“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工联”是“革命左派”，否定省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高司”派溃败、湘江风雷平反。到这个时候，长沙文革运动中的群众基本形成两派：一派是以革命左派自居的“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工联）及其相同观点的组织，一派是新保皇派“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及其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工联”派的矛头直指支持“高司”派的省政府和省军区，两派间的对立越来越激烈，渐渐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1967年4月，我随船从武汉回到长沙，长沙正处于武汉同样的状况，码头上静悄悄，工人们都造反去了。自离开战斗队后，我的心一直躁动不安、愤愤不平，渴望再次投入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中去。船锚泊后，我游荡在市区里的大街小巷，看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遮天蔽日的红旗、火爆激烈的辩论场面，热血再次沸腾起来，走到五一路省航运局大门前，遇见局机关“主沉浮造反兵团”正在扩招队员，我没有犹豫就去报名领了个红袖标。走进熟悉的长沙港务局大楼，来到熟悉的造反队办公室，见到熟悉的战友，不由自主地又融合在一起了。

    4月下旬，长沙“红卫兵长沙市中等学校革命委员会”（红中会）在省军区大门外发起静坐绝食运动，长沙市各造反组织大举声援，绝食现场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高音喇叭昼夜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的歌声响彻绝食现场，气氛热烈而悲壮。我和刘利国等十几个“海燕战斗队”成员也前去声援，在军区门口静坐了三天。

    1967年“6·6”恶性事件发生，位于长沙五一中路中苏友好馆（现长沙市口腔医院）的“高司”联络部遭市民围攻，“六号门”的造反派和“青年近卫军”的成员进攻大楼，大楼燃起大火，大学生四处逃散，遭到追打与围殴，导致多名学生死亡，我在中山路三角塘亲眼看见一名从中苏友好馆逃出的大学生遭到十几人的殴打。这次事件共打死10人，“高司”7人，造反派2人，无辜学生1人；伤215人，其中造反派19人，重伤17人，“高司”受伤77人，重伤43人，赤手空拳前来平息武斗的解放军受伤119人。砸毁省军区卡车2辆，吉普车1辆，摩托车1辆，市公安局吉普车1辆。中苏友好馆围墙、房屋损失约10万余元。

    届时长沙市内的武斗逐渐升级，“高司”在河东的据点和湘雅医学院的学生组织相继遭长沙造反派组织的围殴，被迫全部撤回河西，并成立“高司武工队”相对抗。支持“高司”观点的工人组织以基干民兵为主成立“红色怒火”武装队伍，集中在河西高校园区，两支武装对厂矿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伺机实施武装报复行动。河东的各造反组织迅速也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抵御“高司武工队”和“红色怒火”的袭扰，长沙市武斗全面升级。

    “长沙工联”组建“直属兵团”（政委周国强、团长朱香桂），这是一支长沙市最正规、组织纪律性最好的以产业工人为主的造反派武装。

    长沙港务局党委、行政和工会工作完全停止了，依赖着少数行政业务部门人员自觉维系着全港码头和船舶的生产。四层楼的局本部，一大半被局里的造反组织瓜分，“云水怒”和其他组织占据三楼，“海燕战斗队”扎营二楼，每人发一杆自制的梭镖，“海燕”成员以驳船队团支部成员和积极分子为主体，扩大到三十多人，全是1962年一道参加工作的青年。

    1967年6月11日，“海燕”的第一次行动是支援被“高司”、“红色怒火”袭击的长沙船舶厂，我们乘船赶到船厂时，“红色怒火”的人员早已撤退了。我爬上船厂三层楼高的瞭望台，看见靠瞭望窗口下方的地上，依墙半躺着一名护厂的“工联”队员，他身穿汗衫，面色惨白早已气绝身亡，心脏部位清晰可见一个被长矛刺穿、有乒乓球大小的洞，地上没有多少血迹。

    6月12日，我领了工资便请假回家，河西是“高司”的根据地，刘利国怕我有危险，陪我同行。我们坐轮渡从荣湾镇上岸，河西的气氛异常紧张，处处可见持梭镖和扛枪在路上巡逻的小股队伍，师大和湖大的办公大楼前用麻包垒筑起工事，壁垒森严严阵以待。我俩一进家门，母亲斜靠在床头，面容憔悴，小弟宗平哭着说：“妈妈咳嗽了好多天，昨天还咳出了血，我是六神无主了。”

    我和刘利国急匆匆到湖大卫生科借了一副担架，二人抬着母亲一路小跑送进长沙市第四医院，幸亏医院没有因为派性争斗影响治病救人，医生细心地诊治后，责怪我为什么不早送来治疗，马上安排了住院。我回到河东告知了姐姐，姐姐闻讯立刻请了一天假去医院照看母亲，姐姐的客轮航班在正常营运，照顾母亲只能由我奔走在河东河西之间。6月16日，武斗升级，轮渡停摆，两岸的交通隔断了，我被困在了河西，心急如焚地守在四医院，母亲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6月19日病愈出院，我陪着母亲一路走回家，叮嘱母亲和小弟宗平：“不要对任何人说我是造反派，只说我在抓革命促生产。”我掏光口袋里的钱，安顿好母亲和弟弟，出门沿岳麓山山路走到荣弯镇，因没有了渡船，我想只有到长沙船舶厂就有办法回到河东，从荣湾镇走龙王港的小路，一口气十几里路到银盆岭长沙船舶厂大门，大门前同样壁垒森严、工事林立，我向守厂的工人讲明身份，他说：“太巧了，你局里有船过来了。”就这样我顺利地回到了“海燕战斗队”本部。

    武斗升级，为了装备，盛行抢枪风，先是地方各单位人武部、后到各级地方部队机关，全国只是正规的野战部队没有受到抢枪的冲击。

    长沙港的各造反组织联合成立“护港指挥部”，但是谁也指挥不了谁，依旧各行其是、各自为政。1967年6月19日，“海燕”和“云水怒”瓜分了长沙港务局人武部的二十余条老枪，全是三八大盖，没有子弹。

    1967年6月20日下午，我们二十余人开一艘拖船奔赴湘阴县，午夜洗劫了湘阴县人武部，收获颇丰，三十几支三八式步枪，一挺日式歪把子轻机枪，二百余发子弹，十几个手榴弹，全是射得出、拉得响的真家伙。回到长沙，“海燕”已是一支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了。

    1967年7月上旬，赵家林把我叫到长沙港务局大楼二楼走廊东头，低沉地问：“零陵来了电报，说你父亲去世了。你要回去么？”我一时无言以对。

    赵家林关切地说：“现在零陵一带很乱，要问清楚情况才能下乡去。”

    1967年初夏，道县出现“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到处张贴着“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血腥恐怖的屠杀事例时不时传到长沙，零陵县与道县毗邻，赵家林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回家与母亲商议，母亲哭着决然地说：“好久没收到你父亲的信了，一来就是噩耗，还不知究竟怎么回事。你不能回去，我马上把所有的钱寄回去，要你弟弟宗亮安葬你父亲后马上来长沙。”

    我遵从了母亲的意见，写信寄钱，刚办好这两件事，合肥的姑母（舅妈）风尘仆仆地闯进家门，见面和母亲抱头痛哭，哭罢坚毅地说：“我知道现在乡下很乱，宗凡肯定不能回乡去，我马上回乡下，安葬小哥哥，再把十八岁的宗亮带来。”我看着满头白发的姑母，悲生心底，忍不住大哭起来。

    姑妈走后，妈妈一连哭了几天，她担心造反派听见说她同情反革命，只好蒙在被子中哭。姑妈回乡处理好一切，带着弟弟回到长沙，十八岁的宗亮又瘦又矮，我真担心他会是个矮子，两年后再见到他，已经长成一米七的汉子了。

    从二弟宗亮的口中我知道了父亲最后几年的生活情况。

    父亲1962年回乡，同辈的一些人还健在，囿于他多年对老家乡亲的扶持和帮助，公社安排他教小学，十二岁的弟弟放牛，两人一年的工分能分到五六百斤谷，加上母亲每月寄去的八元钱，生活较之于土生土长的农民要过得好些，村里所有的喜事乡亲们都会请父亲坐上席，能吃饱饭和暂离歧视，心情随之开朗，父亲的身体逐渐胖了、健康了。1964年，农村四清运动开始，父亲被辞退回家，没有了工分，好在宗亮的工分加了，十五岁的少年，学会了一应农活。父亲日子过得还算清闲，他酒、烟不尝，常常走十几里山路去会友喝茶聊天。

    1966年9月，公社、大队的青年农民组织起贫下中农文革造反军，开始全面对地富反坏右分子进行批斗，老土改干部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被纳入批判对象。父亲的厄运也随之开始。最初几个月，父亲只受到小范围内的学习检查批判，到1967年6月，斗红了眼的后生给父亲挂上“国民党反动派大官”的木牌，在禾场批斗后游走村落，父亲在第二次批斗后，身体和意志崩溃了，7月初病倒，因为无医无药，一日重过一日，终于卧床不起。

    弥留之际，他把宗亮叫到床前，断断续续地说：“我经历了两个社会，国民党派系林立，各自为政且贪腐成风，失败了；共产党组织严谨，作风正派，能领导好国家的。这些年我没能支撑家庭，也是政府的宽宏大度，安排你的姐姐哥哥在国营单位工作，才使我们家衣食无忧，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党的政策好，现在的情形是一些不懂政策的无知青年干的，原来的领导都被打倒了，这种状况肯定会得到更正的。我看不到了，大限将至，告诉对你哥姐，相信共产党，跟共产党走！”讲完这番话后的第三天，父亲便离开了这个他永远没弄懂的世界。

    父亲的全部书籍和文字被农民造反派抄走了，劫后余生的一点点文字，在父亲第一次被批斗游村时，宗亮彻底将其付之一炬，堂弟李兴隆比二弟宗亮大三岁，在他的回忆下，还原了父亲的两首七绝：

    山居旷野乐陶然，独愧悠悠待岁遷。

    多病少闻人世事，余生只合枕头眠 。

    怕将往事忆从前，检点平生总不然，

    解放自知觉悟晚，只期莫负再生天。

    在父亲的后一首诗中，字里行间充满着自我反省，他的自我反省是完全自觉的，是对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的一无所知和对共产党的盲目信任，无奈政治不容他。悲哉！

    1967年7月中，先是湖南省军区被抢，我们认为其中一定有阴谋，就按兵不动没去参与，我和几个队员跑到军区门口打听消息，见冲击军区的组织和人员全都安然无恙，回队部向大家介绍情况，人人面呈后悔之色。当一听到163军医院的武器库被打开了，我们立即登上解放牌卡车开赴浏阳河，到达东沌渡桥头，浏阳河十里长堤上停满了汽车，我们下车后直奔163医院，在渡口处是人山人海，三条能载20人的木划子在河中艰难划行，我和队友二十余人干脆游过浏阳河，跑进163医院后面的丘陵地带，五六座军火库，没有一个军人看守，我和刘利国敲开第一座仓库的大锁，里面堆满了几米高的长木匣，我俩从中各挑选了三支有撞针的苏式骑步枪。回到“海燕”总部，清点战果，枪支增加了几十支，一大半虽有撞针，却没找到一颗子弹，拿回的全是烧火棍。

    7月22日，毛泽东夫人江青说：“‘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社会同时广泛传诵着林彪的话：“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武装和武斗合法了，“海燕”扩大、优化武装的信心更坚定了，开始了理直气壮、肆无忌惮的新扩张。7月23日，“海燕”全体成员乘坐一艘拖轮、一艘客轮，沿资水、澧水航行，沿途抢劫了沅江县人武部、茅草街镇人武部、南县人武部、津市镇人武部、澧县人武部，返回长沙时人手有两支货真价实的枪和数量可观的子弹，同时拥有捷克式、加拿大式、苏式转盘轻机枪各一挺，马克辛重机枪一挺。

    我拥有一支苏式43式冲锋枪和一把中号左轮手枪。

    1967年8月10日，中央支持“长沙工联”，批评“湖南省军区”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中央定性“工联”是革命左派，“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军区支持的“高司”顿时土崩瓦解，两岸的交通恢复了，我立即赶回荫马塘家看望信息隔断五十余天的母亲和弟弟，看到她们都安然无恙，放下两个月的工资又离家返回长沙港“海燕战斗队”。

    “工联”趾高气扬，“湘江风雷”不服气了，又一轮群众相残开始了。“工联”排斥形形色色的社会群众组成的造反组织，这些造反组织是“湘江风雷”的主要力量，于是昔日同生共死的造反派便分裂成泾渭分明的“工派”和“湘派”。

    1967年8月初，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以四十七军军长黎原为首，省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为副，结合“工联”胡勇、唐忠富，“湘江风雷”叶卫东，“长沙工人”张楚梗，“井冈山红卫兵”谢若冰，“大专院校红总司”朱顺祥六人。其他社会造反组织“东方红总部”、“高校风雷”、“红中会”、“青年近卫军”等全被排除在省革筹外。名单一经公布，被排除在的群众组织立刻张贴大字报，称省革筹名单是“中国赫鲁晓夫搞的”，说省革筹是“中间派与投机分子联合夺权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新形式”等等。他们要求重新成立大联合的革委会。

    “海燕战斗队”赞同“工联”观点，1967年5月初正式加入“工联”。与局机关干部肖毅昌、白松、赖宇明等人的“劲松战斗队”联合成立“长沙港造反联合体”，坚持维持全局的正常生产工作。结果被“湘江风雷卷巨浪”等组织视为新的保皇派，而且“海燕”的影响在航运系统内部逐渐压倒“卷巨浪战团”，这是战团司令李慈顺不能容忍的事。1967年8月11日，“卷巨浪”趁“海燕”武装人员悉数外出之时，洗劫了“长沙港造反联合体”，五花大绑捆走留守文员肖毅昌，抢走了留在家里的全部有用和无用的枪支，以及宣传文具用品。黄昏大家回到港务局，听到白松的控诉，个个气愤地高喊“踏平‘卷巨浪‘’”，“活捉李慈顺、唐绍其”。

    面对文革造反以来桀骜不驯如野马般的这群年轻人，稳健的赵家林最终说服了大家：“你们看见李慈顺和那些一起造过反的老工人能开枪吗？打得下手吗？还是想办法先救出肖毅昌，再考虑下一步的对策。”我素来反对内讧，自然站在赵家林一边，极力说服和我交情最好、脾气性格最暴躁、踏平“卷巨浪”最坚决的易双贵和罗国华，他俩一转弯，海燕的队员全都平静下来。冷静地派人去交涉，肖毅昌回来，他也为我们分析了两派力量，剖析了交战的结局：“‘卷巨浪’里的所有成员都很紧张、害怕，大多数人后悔抄了‘海燕’，主张讲和。就是司令李慈顺霸道，他说原本‘海燕’原来隶属于湘江风雷，现在叛变投靠了‘工联’，他说一山难容二虎，‘海燕’要么回‘卷巨浪’，要么解散。我主张尽量避免再起冲突，发生流血事件，因为造反派自相残杀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权衡再三，赵家林为避免与湘派的任何武装组织发生枪斗，率领‘海燕’全体武装人员和全部武器装备加入了“工联直属兵团”。留下“长沙港造反联合体”里的肖毅昌、白松等原机关干部主持全局的文革和生产工作。

    1967年8月13日，我们一行三十多人全副武装开进长沙市一中“工联直属兵团”所在地，装备精良的队伍，让近二百人的兵团司令梁甘宁喜出望外，将我们编为第一连第一排（一连仅设长沙港和省建六公司武装一、二排）,成为“工联直属兵团”的主力。我们在一中教学楼学生教室里打地铺睡了两天，“工联直属兵团”整体移师三四一工程兵学院（现为国防科大），学院自1966年文革开始，彻底停了课，学员都回了自己部队，唯教师留在冷清的学院里，经“工联”总部与学院领导商议同意，空空如也的校园成了“工联直属兵团”的驻地。

    “海燕”离开长沙港局后，长沙“湘派”武装人员与湘潭“高司派”武装人员从8月10日至9月20日，在长沙南郊暮云市、白马垄和湘潭易家湾发生剧烈枪战，湘潭方面动用了湘麓机械厂制造的轻型装甲车。40天大战后双方死亡92人，受伤百余人。武斗中双方都有虐杀战俘的恶行，湘潭“红色怒火”枪杀了7名“工联”人员来祭坟，“长沙青年”和“青年近卫军”则将抓来的战俘活活垫棺殉葬。

    和我1962年一道参加工作的彭金榜，从岳阳回来加入“青年近卫军”，参加了长沙南郊保卫战，在战斗中被机枪打死，他的灵堂设在黄兴路司门口市公安局里，市公安局1967年7月被“长沙青年近卫军”占领为其大本营。

    接着发生的是“湘派”与“红色怒火”在长沙县丁字湾的枪战。枪战中，长沙港“云水怒兵团”成员沈应陶和郭纳初在夜幕里中弹身亡，两人均是1962年和我一道分配上船工作的青年，沈应陶从未参加过运动，唯一一次就是贴出攻击“海燕战斗队”阶级成分的大字报，贴完大字报他就回船航行去了。郭纳初更是本分，连大字报都不去看。真是生死有命啊！这次他俩恰巧船到长沙，一起走进港务局大楼，见“云水怒兵团”1962年入职的同事在发枪，经他们鼓动，一时心动各自领了一支枪，鬼使神差地跟着队伍到了丁字湾，伏在小山岗简易工事里，对着一里外的黑夜盲目地放着冷枪，半夜时分不知从哪里飞来的子弹击中胸部，双双气绝身亡。挨在他俩身边的丰达明事后说：“只听见他俩叫了声‘哎哟’，然后是一阵轮胎放气的哧哧声，我把郭纳初背下阵地时，他的身子已经僵硬了。”

    赵家林，1946年生人，初中毕业，为人厚道、老成持重，处事中庸。要不是他的掌控，几十个血气方刚的“海燕”青年绝不可能在疯狂的文革中毫发无损、全身而退。是他力主加入“工联直属兵团”，从而避免了与本局造反组织的决裂武斗，也避免轰动长沙的那几次血腥的武斗，今天细细想来，此决定的确是上上之策。

    1967年8月16日，我们刚吃过早饭，“长沙工联”总负责人胡勇在工联直属兵团司令梁甘宁的陪同下，来到我们排的住处，传达省革筹的指示，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湖南省以四十七军军长黎原为首，结合革命干部和造反派代表组成的湖南省革命筹备委员会，于今日中午抵达长沙，经省革筹全体人员研究，决定由“工联直属兵团”派出武装人员负责省革筹的安全警卫工作。经“兵团”研究报请省革筹领导小组批准，决定由“长沙工联直属兵团”担任这一任务，兵团司令梁甘宁指派一连来执行，具体分工是一连一排直接负省革筹的贴身保卫，二排（省建六公司）负责省革筹驻地湖南宾馆外围的安全。

    8月16日上午八点，我们一排荷枪实弹乘二部四十七军的嘎斯六九，随一长溜小轿车驰到长沙黑石铺飞机场，十一点左右飞机徐徐降落，接到大腹便便的一行人，上车直接开进湖南宾馆。我平生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这么多、这么大的官：黎原、郑波、华国锋、章伯森、梁春阳等人。看着身穿便装、高挑白面、文质彬彬的黎原，我怎么也不敢把他与金戈铁马的将军相提幷论。

    进入湖南宾馆，赵家林、梁甘林等人陪着黎原、华国锋走进宾馆大门，从电梯直上了八楼。我们则集合在大楼前门草坪上，五分钟后，四十七军钱参谋长在队列前布置警戒和哨岗：“围墙收发室为第一道门岗，一米外画道警戒线，四人一班，一小时一换；军队派一名徒手军人和一名省直干部随同站岗，他们负责接待来访的群众和各地干部。围墙里到宾馆楼厅前五米处设第二道警戒线，两边建立工事各架一挺机枪。后门岗哨二人，流动哨四人；八楼电梯门岗哨二人，徒手军人二名。武装人员安排你们自己负责，我会随时查岗的。对持有枪械武装者，不听劝阻强行冲击到第二道警戒线的人，第一次朝天开枪警告，不止步者，你们有权开枪击毙，绝不能让任何人冲进宾馆大楼。”

    接着郑波副军长讲话，看着那五短身材的军人，圆圆的脸上崁着一双圆圆的透出军人杀气的眼晴，真是不怒而威，这才是我想象中的军人！他讲话极其简洁扼要，他说一是要高度警惕，服从命令，坚守岗位。二是要严格执行政策，决不允准擅自开枪。三是所有安保人员除开餐时间外，任何人不得在八楼逗留。

    我和刘利国分配在宾馆一楼东头的107房间居住，第一次走进长沙市最高档的（时湖南宾馆是长沙市最好的宾馆）住房，真如刘姥姥进大观园，格外的新奇、兴奋，第一次睡席梦思的滋味更是让人终身难忘。

    湖南宾馆的内部餐厅设在八楼，我们一日三餐非得三次往返于八楼，餐食非常精细可口，早餐稀饭、雪白的馒头和卷子，几碟咸菜，不限量。中晚餐四人一桌，四菜一汤、荤素各半。这是我有记忆以来平生第一次享受到的优厚待遇，至今回味起来，乱世中能得到如此享受，真是不枉此生。早餐时一般难见到军人，军人黎原、郑波从不到餐厅，餐饮全由生活秘书安排在自己房间里享用。华国锋、章伯森等其他省委干部则按时在餐厅用餐，我们如果准时上八楼吃饭，每次都能见到他们，有时还能同桌吃饭。第一天吃早餐，我与华国锋、章伯森就同过桌。廋小的章伯森匆匆吃了一个馒头、喝了一小碗稀饭离席而去；高高大大的华国锋一连吃了三个馒头，喝了三碗稀饭，才心满意足地走了。回到一楼，我向“海燕”的弟兄们炫耀看到的情景，谁也不相信，约定第二天如时在八楼就餐，结果十几双眼睛见证了我说的话。

    在湖南宾馆惬意地享受了四天好生活，1967年8月20日九时许，长沙“工联”胡勇气急败坏地闯进宾馆大楼，怒气冲冲地乘电梯直上八楼。见此，我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几分钟后伺机上到八楼，出电梯门就听见省革筹办公室里传出激烈的争吵声，我悄悄朝门里一瞧，只见“工联”的胡勇和“湘江风雷”的叶卫东面红耳赤地在互相指责。胡勇说：“今天凌晨你们‘湘派’骨干‘东方红造反兵团’袭击抢劫了‘工联’总部，损失虽然不大，这口气实在难咽。”叶卫东说：“我一直在省革筹，他们抄你总部关我什么事？”气得胡勇捶胸顿足，大骂：“什么鸡巴大联合，尽在背后搞鬼！不搞了，‘工联’退出省革筹！”叶卫东也毫不相让地说：“你不搞大联合关我鸟事，哪个想和你联合！”黎原和华国锋几乎是在哀求双方“莫破坏大联合的大好形势”，胡勇不管三七二十一，噌地一下站起来大叫：“散伙，不联合了！我走，我的人全走！”他不顾黎原华国锋等省革筹成员的劝阻，边走边对梁甘宁、朱香桂说：“叫上直属兵团一连的人走，还警卫个屁！”

    就这样我们奉令撤出湖南宾馆回到三四一工程兵学院。1967年8月21日清晨，“工联直属兵团”一连兵发五一广场，“工联”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排（“海燕”）进攻位于解放路的“东方红造反兵团”总部，二排（省建六公司）拱卫五一广场银苑茶楼和湘绣大楼，以保证一排的后防和退路。

    我们三十多人在五一广场南端列队，一辆汽车改装的装甲车开路，钱竹生等四人上车，其他人分成两队沿黄兴路左右两侧尾随装甲车向南挺进。装甲车开得太快，开出不到二十米，车子已经没有了踪影。我和罗国华沿黄兴路西侧冲在最前面，跑到司门口中行储蓄所门前时，只听见后面焦急的呼喊声：“回来，快回来！”我俩止住脚步，将身子贴在储蓄所外墙上，刚回头张望，“哒哒哒”一梭子子弹打在头顶上一米多高处，墙灰和打扁了的子弹头落在我头上，我顺手拾起两颗弹头，弹头还烫手。我俩转身跑进“姊妹花服装店”，我们的人已在二楼做好了掩体。赖宇明说：“现在工湘两派的组织几乎全部参加了武斗，形势太乱了，省革筹和四十七军在努力调解，我们刚接到命令，停在进攻，固守在现有阵地等候通知。你俩不知道，再冲过去二十米就没命了，那是市公安局大门，‘青年近卫军’在市公安局大门口架着两挺重机枪，幸好你俩退了回来，真的命大！”我这才知道“工联直属兵团”一连七十多人面对的不光是“东方红造反兵团”刘定安的人马，还在面对“湘江风雷金猴战团”、“长沙青年”、“长沙青年近卫军”等社会武装力量，整个黄兴路上没有工联的驻点，全是湘派武装。

    上午十点，“工联直属兵团”一连遵照上级命令，退守司门口东北角的长沙手工业联社和西北角的姊妹花服装店，由此保障到五一广场东南的银苑茶楼和西南的湘绣大楼的退路畅通。司门口东南角的长沙妇女用品商店是“湘江风雷金猴战团”的阵地，西南角二十米市公安局是“青年近卫军”的据点。两边人影清晰可见，双方的枪却是毫无目标地射击着。几个小时过去了，省革筹和四十七军的调解毫无成效，责令双方停火的命令迟迟不见下达。刚吃完后面送来的干粮，下午二点，市里的枪声渐渐稀少，黄兴路上从南面大步走过来一群人，有徒手的、也有持枪械的，佩戴的红袖标有“湘江风雷”、“红中会”、“青年近卫军”、“井冈山”等各个组织的。走在最前面的是十几个“井冈山红卫兵”的女中学生，她们边走边齐声高喊：“缴枪不杀！”她们身后时不时有人向我们开上几枪，子弹打在服装店二楼木天花板上，冒出缕缕轻烟。

    直面楼下活生生的人，我们谁也不敢向人群开枪，见此状况，赵家林果断下令全体队员后撤，此时，湘派武装已经占领了姊妹花服装店到五一广场途中的多处建筑，退路被切断了，我们只能翻墙越顶，向五一广场的湘绣大楼和银苑茶楼撤退。守卫姊妹花服装店的“海燕”人员由我和谭可成断后，前面的人刚攀越过太平洋小百货商店，商店的后门就被踢开了，几个全副武装的人冲了进来，情急之中，我和谭可成赶快翻墙进入太平洋商店售货大厅。大厅里只有一名姓朱的守店青年职工，他将我们藏匿起来，自己出去应付，半个小时后他回来说：“‘工联’负责守卫五一广场到韭菜园的‘六号门’撤走了，你们的人都没能走出去，被包围在湘绣大楼和银苑茶楼里。现在到处是‘湘江风雷’和‘青近’的人，见到‘工联’的人就抓，你们这身打扮是回不去的。”执行任务时，我们统一着工作服，带上“长沙工联”的红袖标。为能安全避险，小朱拿来他的衣裤，我和谭可成换好，将枪和工作服全部留在太平洋商店，等到下午五点，听见街上的吵闹声渐渐平息，我俩出后门经岳王街回到长沙港务局。

    几个小时过去了，听着五一广场传来的零星枪声，被包围在五一广场的同事们一直杳无音信，这让我十分担心。谭可成晚饭前回家去了，我草草在长港食堂吃了饭，走出大楼，站在五一路西头惴惴不安地朝东观望，晚上八点半，五一广场西南角湘绣大楼顶部冒出滚滚浓烟，十几分钟后形成熊熊烈焰，火光印红了半边天，市民纷纷朝五一广场涌去，整个广场沸腾了。我的心揪得更紧了，死盯着广场方向的几个路口，约半个小时后，见罗志荣、罗田径等几个人走来，我高兴地迎着他们，从他们七嘴八舌的讲述中，我知道了这场战斗的许多精彩故事。

    上装甲车的钱竹生和史胖子受伤送进了医院，其他的人员撤进广场东南角的银苑茶楼，晚上八点钟，对面一连二排（省六建）驻守的湘绣大楼四楼起火，广场东北角长沙五金采购站楼上的“长沙青年”，用高射机枪燃烧弹扫射湘绣大楼，击中四楼成品仓库，成堆的绣织品燃烧起来，一连二排人员去救火，却发现整个大楼都停了水，只能任凭火势漫延，直到烈焰冲天，围观的市民冲开了包围大楼的湘派武装人员，进入火场，双方武斗人员和广大市民搅合在一起。“工联直属兵团”的人员趁机弃掉长枪，混入人群走出五一广场。在五一路广场北的五一路至韭菜园一线停着许多辆军车，一些军人在车边询问来往行人，凡见到从湘绣大楼和银苑茶楼逃出来的“工联直属兵团”战士，不问人数，见一个送一个，军车立即启动护送其回三四一工程兵学院。谢天谢地，“海燕”的所有成员钧安然无恙。

    这场武斗使湘绣大楼变成了一片瓦砾，里面上千万元绣品和原材料被彻底焚毁，成为长沙市武斗中损失最大的一次。湘绣大楼遭枪击燃烧的原因，1970年一打三反中，社会组织“长沙青年”司令夏菊初枪毙前作了如实的供述。

    后来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庆幸和炫耀自己命大，子弹离头二尺与死神擦身而过，我还轻蔑地嘲笑对方枪法太差，不到三十米的距离居然打不中。直到1970年11月，离开闹了几年的“革命”被发配到三线，经过痛苦的反省，我才深深明白：他们也和我一样，是不敢更不愿意枪杀站在自己面前活生生的生命，让自己的双手沾上鲜血呀！这时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把人教育成杀人的工具，非得有泯灭人性丧尽天良的霹雳手段啊！

    1967年8月22日，一早我匆匆赶回三四一工程兵学院，只见“工联直属兵团”驻地里一片狼藉，精良的武器装备几乎丧失殆尽，从战场上带回的短枪也寥寥无几，此刻，若有任何一支“湘派”武装前来挑衅，我兵团一百多赤手空拳的人必将遭全歼。

    随黄兴路的枪声停息，长沙市内所有“湘派”组织联合抄砸了“工联”的基层单位，人员纷纷被抓、物资被洗劫，分散在各工矿企业和机关的“工联”基层组织相继撤进长沙汽车电器厂。长沙汽车电器厂位于东风路9号，是市内知名的大中型企业之一，文革中成为“长沙工联”的大本营。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夺取市党政大权，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国刮起“1月革命”的夺权风暴。1968年4月8日湖南革委会成立，气电造反派的主要负责人胡勇出任省革委副主任，许新宝出任长沙市革委常委。

    形势严峻，司令梁甘宁和政委朱香桂当心“工联直属兵团”遭“湘派”的武装剿灭，率领残败不堪的队伍溃退到气电厂，我随着人群散漫地走着，沿途景象像极电影里大溃退的场景，一个个散兵游勇垂头丧气、狼狈不堪。气电厂大门两边各垒了一个较大的掩体工事，摆放着几挺轻重机枪，严陈以待。进入大门，场景异常混乱，人群川流不息，很多人如无头的苍蝇四处乱窜。气电接待处的人个个手忙脚乱，全乱了章法。最有组织的还是“工联直属兵团”，我们进入气电厂集合在操坪上，听“工联”铁嘴周国强慷慨激扬的演说，一百多年轻的心重又振作了起来，个个激起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随即按建制雄赳赳地返回三四一工程兵学院。

    1967年8月24日，经过省革筹的调解，长沙市反“工联”的风潮逐渐平息，随后省革筹统一组织了“文攻武卫指挥部”，将工湘两派的武装力量重新纳入省革筹领导之下。四十七军也对“工联直属兵团”重新配备了清一色的五六式步枪、冲锋枪和轻机枪。并派军人进行军事培训，“海燕”排来了个易排长，上级介绍说他是战斗英雄，参加过南越的丛林战，是军中有名的拼刺高手，怕他牺牲在越南，经历了几次战斗后调他回国。尽管社会上仍出现许多大大小小的武斗，我们住在三四一工程兵学院里，每天无所事事，要么带着机枪、步枪到学院打靶场练习射击，五六式的机枪和步枪，五四式手枪，我无一不会；要么三五成群私藏几个手榴弹，溜出工程兵学院，到烈士公园湖里去炸鱼。

    这段时间我如置身桃花源，安全而宁静。一有时间，我就在工程兵学院的教室和办公室里寻找书籍，学院的图书馆、教研室、办公室早已封存保管，谁也不能随便冲击，我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只找到一本《林彪轮军事》，什么一点两面、三三制等战术全部囊括书中。

    就在我们最清闲的时候，1967年9月4日中午至5日下午，长沙“湘”派武装与“高司”派在长沙县莲花桥、九江庙、坪塘镇的长沙市第二十四中学一带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294个单位的3954人投入了混战。

    自1967年中央“8·10”决定后，长沙“高司”总部和同观点的组织一起撤退到湘潭，“高司”和观点相同的组织联合组建“长沙地区自卫抗暴指挥部”，制定以坪塘为跳板，“解放河西”（长沙湘江西面）的战略方案。“火烧湘绣大楼”事件发生后，“高司”更是高喊“打回长沙去，解放长沙市”的口号。8月10日“高司”在易家湾的进攻被长沙“湘派”武装遏制。8月22日，“高司”和湘潭“革造联”开辟第二战场，挺进坪塘，控制长宁公路。8月26日，“高司”派200多武装人员进驻坪塘二十四中学、九江庙、含浦一带。9月4日上午，“湘派”武装在莲花桥遭遇“红色怒火”，将其击退围追堵截在坪塘二十四中校区里，5日凌晨总攻，上午校区枪战结束，双方伤亡惨重，“高司”死亡30人，“湘派”死26人。双方被俘遭枪杀者21人。其中“湘派” 2人，“高司”19人（含负伤后补枪至死的8人）。1962年和我一道参加工作的长沙港青年船员周国伟（长港云水怒兵团），因在坪塘拖轮船上枪杀了一名俘虏后来被判处了七年徒刑。

    省航运局、长沙港的“湘江风雷”和其他造反派组织组成“坪塘抗暴联合指挥部”，请出原四十七军参加过湘西剿匪的军官，现任省航运局局长的刘春发担任总指挥，分乘多艘客、拖轮开赴坪塘码头参战。9月4日，“工联直属兵团”“海燕”武装人员奉令固守长沙县莲花桥，我们在莲花桥小山上喂了一晚的蚊子，没见到一个人来进攻，9月5日上午接到通知，警报解除可以返回三四一工程兵学院了，因为知道航运系统的大批人员在坪塘，我们便驱车下午到达坪塘。战场上一片狼藉，我走近二十四中，校大门外左侧躺着个死人，天顶盖被掀去一大半，右手五指弯曲扣在脑袋里，脑髓散在身旁，真惨不忍睹！到第一间教室又见两具尸体，我不想再看下去了，随人群登上中学教室后面的小山，山沟里横七竖八躺着六、七具尸体，我赶紧离开人群到轮渡码头客轮上找寻熟悉的同事，正遇刘春发局长，他苦笑着说：“船一靠岸，我就成了光杆司令，正好，我也落得个清闲。”

    一生中唯一见到的惨烈场面，让我从心底里痛恨战争！祈祷世界永远和平。



出差北京

    1967年9月9日，解放路武斗中受伤的几名伤员，向“工联直属兵团”团部强烈要求去北京治疗枪伤，经“工联”总部研究，同意由伤员所在单位派人护送，经费亦由其担负。“海燕”一排负伤的人员有两个，是最先钻进汽车改装的装甲车中的钱竹生和史胖子，装甲车开到南门口被子弹射入车厢而负伤。史胖子后背一道弹痕，不深，十天痊愈了；钱竹生被子弹打在右小腿肚子上，挖走了一大块肉，经湘雅医院二十天的治疗，伤口愈合，小腿肚子永远凹平，走路一瘸一拐，他请求到北京协和医院做康复治疗。赵家林说我是去北京的最佳人选，就将护送钱竹生到北京治疗的任务交给了我。同行还有长沙西区房屋维修队和省建六公司伤员两名及陪同人员两名，其实伤员的伤早已痊愈了，只有钱竹生的康复情况差点，他们无非是借口到北京游玩罢了。“兵团”指定我负责六人到北京的一应事宜。

    北京，是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圣地，谁都会把在天安门前照的像片拿到人前炫耀。那时工人和机关普通干部工资低，又没有假期；乡村的农民靠工分度日，一年到头难得看见几块钱，从没有旅游一说。当时城镇职工工资低，如我，1962年当学徒，工资15.5元。1963年出师，工资加到31元，1964年提一级，工资为34元。34元工资一直拿到1974年，整整十年工资都在原地踏步。因为是计划经济，地方所属工矿企业画地为牢，没有几个单位与北京有业务上的往来，单位出差轮不到工人，就连干部出差到北京的机会也很少，谁也没有余钱和时间去朝拜心中的圣地——北京（当然大串联时的红卫兵例外）。

    听到能去北京了，我受宠若惊，喜出望外，就连母亲也高兴得彻夜难眠。1967年9月11日下午，我穿上干干净净的工作服，中午到“工联直属兵团”总部拿到六张卧铺票和介绍信，约钱竹生和西区房管局小黄等六人，乘“工联”总部的卡车到车站，长沙铁路工务段的“工联”战友送我们上火车，他说：“北京直达列车已经停开，短途火车没有卧铺，你们只能乘车到武昌，我与武昌站联系，给你们搞卧铺。要么别走了，等恢复了长沙开北京的直达快车再走。”

    我问：“到武昌能拿有卧铺吗？”他说：“武昌开北京的车多，我先联系，你们到武昌转票，应该没问题的。”我将情况告知另外五个人，大家一致同意从武昌转车。他送我们到一站台，上了硬座车厢，留下武昌联系人的方式便匆匆而去。

    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三人座位上挤着五六个人，座位下人挨着人睡在报纸上，行李架上也一个挨一个佝偻着头半坐半躺，一双双臭脚在座位人头上晃动。我们在又脏又臭的车厢里坐了十四个小时，次日七点到达武昌。长沙车站的人没有食言，我们在车站顺利换好当天下午五点的卧铺票，几个人便走出武昌站直奔长江大桥。钱竹生右因小腿的伤，行走缓慢，我扶着他走进大桥桥头堡，乘电梯到桥面，叫他看看大桥和长江就回车站去，他依着桥栏一瘸一拐地前行。我带小黄等人在汉口六渡桥吃了豆皮，看了江汉关。

    9月12日下午三点我们登上火车卧铺车厢，昨晚一夜没睡，四点就昏昏入睡了。半夜突然被人挤醒，抬头一看，卧铺车厢里又是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我的卧铺挂边坐着三个人，见我醒来，挤在身边的一个年轻姑娘歉意地笑笑说：“几天没睡了，能让我在脚头睡一下吗？”我侧身向里挪挪，蜷缩起双腿，她侧身卧下，两条腿放在了我的身上，呼呼大睡起来。13日上午到河南信阳，不知又会停留多久，我离开卧铺挤出人群下车到月台，早就嘴馋信阳的烧鸡，我在月台提篮的小贩手中，花0.6元钱买了一只烧鸡，又花0.1元钱买了5个熟鸡蛋，还是昨天中午在汉口吃了东西，我迫不及待地就着辣椒酱狼吞虎咽起来，除了辣什么味道真说不出来。

    火车9月13日晚上十点抵北京，从武昌一路走走停停爬行了十七个小时。下车我们一行人找到北京协和医院，已经近晚上十二点钟了，医院挂号大厅没有长凳，几个人挤成一堆就地而眠。第二天，我拿着湖南省革筹开具的介绍信，直接找到医院办公室，医院马上安排了会诊，得出的结论是：“三个伤员的伤口基本愈合，根本无需住院，康复治疗在湖南同样可以。”没开一点药，就打发了我们，前后用了不到半小时。我很高兴，伤员却个个垂头丧气。

    六个人来到湖南省驻京接待站，站长给我们安排到小旅社，三人一间房，旅社开在四合院里，清雅整洁。在这举国混乱的环境里，能找到这么一处净地，真是人生一大幸事！

    1967年9月15日，穿着工作服，斜背黄书包，赶赴梦寐已久的圣地——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参观游玩、照相留念，身临其境心中充满骄傲和自豪。在专门设置的照相点，填写好统一印制的信封，1元钱于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两处，照二张相片，底片和十张冲洗的相片，包邮到家。

    离开人民英雄纪念碑，我们六人来到前门大街32号赫赫有名的北京烤鸭店（全聚德），1966年文革初，北京的造反学生破四旧砸了全聚德的招牌，迫令其改名为北京烤鸭店。我们上二楼点了一只烤鸭，烤鸭重五斤左右，鸭架做成冬瓜汤，分盛二个海碗端上来，另点了二荤一素，六个年轻人风卷残云三下五除二吃个精光，几乎连骨头都吃掉了。烤鸭2元钱一斤，素菜0.1元一份，荤菜0.20元一份，米饭0.03元一两，结账共12元，他们每人把二元钱交到我手中时，我一直叹息烤鸭没吃够。

    回到旅社，越想越觉得没吃得过瘾，第二天约上钱竹生再到烤鸭店，买了半只烤鸭，点了一荤一素，两人又痛痛快快大吃了一顿，每人花费了3.5元钱。

    北京的菜不合我们南方人的口味，餐馆里无论什么菜，都放上浓浓的芡粉汁，勾对成糊糊的汤，为了口味，我们总是买2元一斤的熟酱鸭来下饭。

    钱竹生似乎沾染了北京的圣气，走路明显比来时好了许多，基本能跟上我们的步伐，在北京的日子里，我们游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长城、故宫、天坛、北海公园、卢沟桥等名胜古迹，那个时候所有的公园和名胜古迹都不要门票。

    1967年9月22日，我们到颐和园划船，凭介绍信租船不需要押金，每小时0.1元象征性的收费，登记后给了我们两条船，我们兴致勃勃地在昆明湖里划船竞技，玩得不亦乐乎。小艇划到十七孔桥时，我看着清澈的湖水，吟诵起毛泽东的诗句：“莫道昆明湖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吟完诗一时豪兴大发，首先跳入湖水，长江的激流我都不怕，这区区如死水的昆明湖又岂在话下？我接连用蛙泳、侧泳、自由泳等各种姿势翻滚在湖面。接着也有两人跳下来和我一同戏水追逐，游兴正浓时，岸边跑来几个带袖标的人，厉声高叫：“上来，上来！这里不准游泳！”昆明湖里戏水，这又是我一桩骄傲的记忆。

    湖南省革筹驻京接待站软硬兼施地劝我们早日回长沙，我带的差旅费不多，好在住旅社不用自己出钱，看看口袋里的钱一天天减少，我找到站长说借点钱，他说借钱可以，但你得带大家在国庆节前回长沙去。我没答应，已经无忧无虑地玩了十多天，再过几天就是国庆节了，在北京过新中国的第一个圣大节日，是我梦寐以求的夙愿，岂能轻易放弃？所以对站长隔三差五的劝说置若罔闻。

    9月27日，站长请我们吃饭，一脸苦相地说：“上面有规定，外地进京的人必须在国庆节前离京，你们玩了半个多月，该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了，滞留在京的湖南人不少，请你们帮忙带个头，你们是省革筹介绍来的，只要你们一走，其他的人我就好处理了。”吃完饭，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拿出一本登记薄说：“在上面签个名字吧，你领一百元做差旅费吧。”苦苦哀求加上金钱收买，我松口了，同意带头回长沙，站长很高兴，立刻为我们买到六张卧铺票，票价24元一张。

    9月28日下午离开北京，二十八个小时后回到长沙。

    一下火车，我便见到长沙“工联”陷入与“省无联”的争斗中。



悲哉省无联

    1967年7月以后，工、湘两派产生意见分歧，进而日益加深。“工联”派认为“文革”取得了初步胜利，必须紧跟党中央实现大联合，建立省、市革委会，革命造反派在权力机构中理应占有一席之地。“湘江风雷”派思想激进，认为“文革”任务远未完成，搞大联合、成立革委会是穿新鞋、走老路。

    1967年8月3日，湘派“高校风雷”、“红旗军”、“红中会”等23个组织在红色剧院开会，反对“工联”派的观点和策略，商议成立以“湘江风雷”为核心的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筹备委员会。8月16日，不满中央文革小组确定的省革筹小组名单，从“湘江风雷”阵营中分裂出来的“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首领张家政，串联成立独立于省市革筹之外的群众性“文攻武卫指挥部”，将矛头指向“工联”和省革筹的华国锋（原省委书记）、章伯森（原省委书记处书记）等人。

    湘派中的“高校风雷”、“红中会”等组织还公开宣传“新思潮”，“新思潮”认为：“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着现实的严重挑战。解放十七年来，中国自下而上形成了与人民群众严重对立的特权阶层，造成中国的不民主和不平等，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社会向前发展的桎梏。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推翻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红色资本家、实现巴黎公社的民主选举。”

    1967年8月12日，受北京反周恩来思潮的影响，“红中会”长沙一中“齐卫东战斗队”与“夺军权”战斗队，分别在大街上张贴《打倒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周恩来》与《誓死揪出周恩来的严重声明》等大字报。他们的反周行动，遭到“工联”派的坚决反对。反周活动在省革筹与“工派”组织、“湘派”内的许多造反组织指责下，很快偃旗息鼓了。

    1967年8月30日，“高校风雷”等组织起草《八·三○声明》，串联了25个“湘派”组织签名公开发表。声明不仅批评省革筹，而且提出“誓死揪出‘二月镇反’的黑主帅”的口号，公开指责“工联”领导人是“修正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

    我的观点和所有“海燕”成员的观点同属于“工联”派。1967年9月5日，我亲眼目睹了坪塘二十四中的武斗劫后的惨状，心中产生出一种莫名的惶恐和疑惑，常常自问这究竟是为什么？这些战死的年青人真就该死吗？第一次用自己的简单幼稚的思维来度量我参加的这场革命。

    1967年9月29日，“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青年近卫军”、“红中会”、“高校风雷”等组织在“东方红总部”开会商议组织“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一事。当晚，发表由23个组织署名的《九·三○》声明。

    1967年10月7日《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成立公告》贴满长沙市的大街小巷。公告上署名的20个组织是：“湘江风雷、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的东方红战团、湖南红旗军、长沙农联、东方红总部、青年近卫军、湖南省红工会、省直联络站、长沙财联、长沙虎山行、体委红旗、北区工联、红导弹、高校风雷、矿冶井冈山公社、师院永卫东兵团、红中会、红专会、九中重上井冈山。”署名中的“湘江风雷”，实际是分裂出来的“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

    “省无联”横空出世，不遗余力地地宣传他们的“新思潮”和主张。“省无联”是群众造反组织联席会议式的松散联盟，对加入者没有任何约束力。“省无联”没有总部，没有专属办公地，没有职能部门和专职人员，活动无规律、无计划，由加盟组织的人员随时势变化而举行活动。

    长沙街头出现的署名杨曦光、张玉纲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等文章，并非“省无联”的纲领文件。文章初现时，“省无联”大多数骨干都不知道，直到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他们才对文章进行仔细研读，然后匆匆表态支持。

    1967年10月9日，周恩来总理在武汉对湖南发出“长沙《九·三○》声明是错误的”指示，给“省无联”定了性，因此长沙极左派组织议定的1967年10月11日举行盛大的“省无联”成立大会胎死腹中。1968年1月2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也关注到《我们的纲领》、《关于组织和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中国向何处去》等文章，立刻将“省无联”与北京出现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地下组织等同起来。党中央认为，“省无联”的幕后“黑手”是：蔡爱卿、吴自立（退休解放军少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杨第甫（省农垦局局长）、刘凤祥（《湖南农民报》社的右派分子）、湖南大学教师陈光第等人。

    1968年1月24日、26日和2月1日，中央、中央文革宣布“省无联”是“反革命的大杂烩”，宣判了“省无联”的死刑。省革筹领导小组副组长华国锋，批判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一文：“思想反动，就是反革命！”将该文与“省无联”挂钩，“是‘省无联’的黑纲领。”接着湖南省革筹立即取缔了“省无联”，抓捕并判处其主要骨干成员：

    张家政（湘江风雷）判刑20年，宋绍文（省文艺界红造团）判刑15年，毕健（湖南红旗军）判刑10年，杨曦光（红中会、时年18岁）判刑10年，周国辉（高校风雷、中南矿冶学院学生）判刑7年，张玉纲（中南矿冶学院学生、井冈山公社）判刑3年，陈本望（金猴战团司令、出身黑七类）直接被判处了死刑，幕后黑手右派刘凤祥初判15年、后于1970年严打时被枪毙。其它人员如李仲昆（湘江风雷）等，则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被长期监管。

    写到“省无联”，就不能不说说我的同学易启昆，一个特别健谈的“文革”受害者。我俩同岁，1958年同进师大附中读初中，我在初44班，他在初45班，两班教室相邻，又同住在棉花厂、杜家塘一带，上下学相伴同行，不久我、何其真、易绍嗣等几个人便玩在了一起。

    易启昆父亲是大学老师，母亲是小学老师，舅舅是湖南知名的教育家，易启坤家学渊源，从小就打下厚实的古文功底，初中上文言文课我从他那里获益匪浅。他母亲常埋怨因从小溺爱，养成他暴躁执拗的脾气。但我和他的交往中，从没见过他暴躁的一面，留给我的印象始终是坦荡直率、侠义热情。他个子虽小，却豪气冲天，机警灵活，天不怕地不怕，特别健谈，同他一起玩，从不会感到寂寞，心里还很有安全感。

    他年少的执拗我记忆犹新，少年的校外游戏，多是打游击战、打掸子之类，一分钱二粒的花色玻璃球是我的最爱，因为家境我没有玻璃球，每次看着他们玩，易启昆便递给我二粒，一上场就被同学击中赢走了，他对我说：“我要成为一流射手，赢光他们的弹子。”果真，几天后，他就练就了百发百中的射技，半个小时就把几个同学的几十粒弹子全赢到手。他抓了七八粒给我，剩余的全部（连同自己的弹子）返还给了同学，并说“今后不再打弹子了”。于是我们送他一个外号“弹子脑壳”，初时喊他，他不高兴，叮嘱我们在他家里千万莫喊外号。

    1959年春季开学，一场大雪后，教室外的绿地上铺了一层晶莹剔透的白雪，我们站在教室窗前，欣赏着南方少有的雪景，讨论着雪地里会有多冷，同学刘瑜说：“谁敢在雪地里睡五分钟，我奖励他五块钱。”易启昆应声答道：“这有何难？我就敢！”又说：“你把钱放在李宗凡手里，没睡到五分钟，我赔你十块钱。”见钱真的放在了我手里，易启昆麻利地脱去衣裤，只留一条内短裤，回头说：“你们记时喔。”说完赤着脚跑进教室对面雪地里躺下，五分钟到了，我们齐声叫他，他却一动不动，说了声：“再睡五分钟，我要他输得口服心服。”十分钟后，他回到教室从我手中拿过钱，豪爽地对大家说：“放学后都去吃面，我请客。”还有件事在“初中二年”章节里说到的，是为体验吊颈的滋味，不惜真的上吊，解救下来他第一句话是“寻死不能上吊，太难受了。”

    1960年初，我从师大附中退学后就再没见过他，直到1967年4月，长沙造反派炮轰“二·四”抓捕“湘江风雷”骨干的指挥者省军区，长沙中学生“红中会”发起静坐绝食运动，我在省军区绝食现场碰到了他，久别重逢，且有相同观点，自然更显得亲密，我随他到他曾就读的长沙城南湘江中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易启昆热血沸腾，天真地把文革当作自己终生的事业。他自豪地告诉我：1967年的“二月逆流”，镇压革命造反派，是军队里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杰作，只有彻底打倒了他们，才能保证文革的顺利进行，才能保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最后胜利。他得意地说：“你知道吗？我写的‘寻人启事’引导了这场绝食运动。”这时我才知道，影响巨大直指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的大字报是出自我这位同学之手，心中的钦佩和羡慕油然而生，恭敬地听着他的叙述：“附中初中毕业后，休学了一年，1962年进‘湘江中学’读高中，没上大学的原因你是知道的。没上学我就找事做，干了最辛苦挑土的活，这一年的经历对我教育巨大，‘土夫子’地位之低下、劳动强度之大、文化之浅薄、思想之落后我闻所未闻，等级、贫穷、愚昧真的与新中国的宏伟目标格格不入，每念及此，我坚信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消除这些格格不入的弊端，文革就是要消除社会上一切不平等的制度和现象，我衷心拥护文化大革命，自觉自愿地投身革命，一定做个最坚决、最无私的毛主席的战士。”

    通过他我认识了叱咤长沙的张家政（湘江风雷）和他们的几个笔杆子，易启昆是这班笔杆字里最犀利最具文采的人，故而在这个群体中极具影响力。由于他为人低调不愿抛头露面，即使在“湘江风雷”最风光的时候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大名。渐渐地，因为我不赞同他“彻底打破十七年来的旧社会，才能建设红彤彤的无产阶级新社会”的观点，以后俩人见面少了，见到了也有意避开文革观点的话题。

    1967年“八1三0”声明出炉，长沙的观点偏左的组织成立了“省无联”，接着“九·三0”、“十·三0”声明使长沙造反派内部的矛盾白热化，长沙以产业工人造反组织为主成立“长沙工联”，与“省无联”针锋相对。“省无联”极力宣传他们的“新思潮”：他们认为解放十七年来，中国自下而上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与人民群众严重对立，造成中国的不民主和不平等，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推翻一切走资派、实现巴黎公社的民主选举。现在大联合为时尚早，成立革委会只会是穿新鞋、走老路、培养一批新官僚。“长沙工联”则主张落实中央为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以及针对广西、陕西的“七·三”、“七·二四”布告精神，坚决维护三结合的“省革筹”权威。

    1968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宣布“省无联”是反革命大杂烩，湖南省动用国家机器抓捕“省无联”头目、“黑手”和骨干分子。因为“省无联”所有声明易启昆均参与并执笔，他被列入第一批抓捕人员名单，好在机警，逃过了这次大抓捕，一年多时间里四处逃窜，逃窜期间他挑过土方、拖过板车、甚至背过尸体、掘过坟墓，为了躲避警方追捕，他常常藏身于古墓中栖身。虽然观点不同，我仍时时忧心着他的安危。

    不过他终未能躲过1970年的“一打三反”，1月30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明文规定：“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文件下到了地方，运动的重心侧重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一点上，而且是专以文革中的造反派为主要对象。接着中央连发3、5、6号文件，提出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并将死刑权限下到省革委会。

    我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进了学习班，自顾不暇，无力也无心去关注易启昆了。

    1973年春节后，我在荫马塘家里遇见前往何其真家的病态怏怏的易启昆，两人相见分外高兴，互诉经历，我才知道他在1970年“一打三反”中被捕，一直关在株洲的监狱里，因为只写了点文章，没参加过任何社会活动，单独禁闭不审也不判，心情抑郁加上营养极度不良，他在狱中生病了，肠子出了问题，一日重似一日，终至卧床不起奄奄一息，1972年监狱方怕他死在牢里，急切报上级，得以批准保外就医。出狱时，原来一百多斤的汉子只剩下六十斤了。出狱时得一纸文件说“不再追究”，他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提起监狱生活，他竟眉飞色舞、绘声绘色，把我迷住了，我甚至懊悔自己没有这样的经历。说到自己的病，他似乎有几分得意，说肠子烂了个洞，监狱和医院都说活不成了，真的是天老爷保佑，肠子上的洞一直溃烂到肚皮，形成一个新的管道，将污秽物排出体外，这才保住了命，就是在右肚皮下始终要挂一个袋子，接住体内流出来的腥臭的液体。

    易启昆在家医治修养一段时间后，身体渐渐康复，他便自学中医，他自嘲说“上医医国，下医医人”，我是无能之人，就学医人吧。1974年，易启昆参加长沙市主办的中医资格考试，获西区考区的第一名，区政府立刻安排他到银盆岭卫生院当了一名中医师。于是我们又多了中医的话题，什么伤寒论、汤头歌、寸关尺、望闻问切等等常识都是他传授的。他行医不久，医术却在长沙河西一带名声鹊起，以致常有人远道而来登门求医，他总是来者不拒，不收脉金，耐心剖析病源，彻夜研究医治之法。

    1982年11月，我侄女李晓晶出生，离家前我对弟弟宗亮说，家里人有什么病痛，就去学堂坡找易启昆。弟媳在月子里高烧不退，宗亮记起我的叮嘱，晚十一点匆匆找到易启昆，他二话不说，步行六里立刻到我家，诊脉开方，二个单子就痊愈了，一点不影响奶水。他的医术可见，为人亦可见。

    我们同学何其真的弟弟何其美，精于数学，参加了1977年高考，分数极高却因出身问题落榜，易启昆努力为其奔忙，动用其父亲和舅舅的关系，联系到长沙铁道学院侯振挺教授，易启昆嘱何其美写论文送侯教授审阅，该论文名“论从零到无限小”为易启昆所定，其文亦经易启昆润色，优美的文字加缜密的论述，让侯教授赞叹不已，何其美得偿所愿，从侯教授学习数学，直至留美读博。我俩都帮过何家兄弟，我曾为他们的薄情而感慨，易启昆却说：施恩不望报乃大丈夫也。

    自从1973年见面后，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和易启昆交往不断，大弟宗元也成了易启昆最喜欢的知心谈友。很多时候，我们谈天说地，怀古论今，谈诗谈文，就是不再说文革。他读到宗元写的小说《平凡的一天》，大加赞赏说：“刘心武的《班主任》顶多只有十年的生命力，《平凡的一天》至少有五十年生命力，只可惜是无处发表。”《平凡的一天》是以小人物的一天为引线，为生计小心谨慎繁忙的素描。看到我的诗句有“自古成灾因仕宦，国贫民贱两千秋”，他笑着说：“君非吴下旧阿蒙，我自负古诗写的好，你将来一定写得比我的好。”

    易启昆嫉恶如仇，从不给人留情面，当年行医时，有朋友劝他“上门求方子，应该收费，哪能那么雷锋？”又说“别太直白了，稍稍夸大病情以显你的能耐，那样才能多赚钱。”易启昆听后大骂“小人一个”，从此与之断交。宗元的知青朋友谢几何家搬到学堂坡与易启昆成了邻居，谢几何家购房是易启昆提供的信息，开始两家相安无事，二个月后，他看不惯谢家多有九流三教的人员来往，心生厌恶便老死不相往来，他毫不掩饰地对我说：“我就想不通，一个志大才疏、好高骛远、自私专横的人怎么会成为你们李氏昆仲的朋友？按理说，忠厚务实的你们不可能喜欢这种人啊。”

    1982年5月，我上岸后一直忙于单位上的工作，还要花大力气学习管理，便少有机会到河西去见他，倒是宗元，只要回到长沙，必定去学堂坡与他聚谈、讨论。后来他弃医从工，自己开办了个小型印染厂，四十岁时和自己曾经治愈的有些残疾的病人万迎春结婚，育一女名展眉。经济条件好了，他的情绪却十分低落，他自号“易叶秋”，常写诗自遣。最后一次见他是在1991年，我去俄罗斯之前，昏暗的房间里，他坐在床上，床头柜上放着大半碗饭和菜，看着他忧郁的神情和虚弱的身体，我着实感到了心痛。1993年我从东北回长沙，便听到易启昆病逝的噩耗。

    易启昆身体素质特好，思想敏锐、聪明好学，记忆力和接受力均是一流，他的古文基础秉承家传，中学时自号“小放翁”，我喜欢格律诗很大程度是受他的影响。也许是看透了世事、看透了人生，自结婚以后，他不再珍惜身体，有时甚至有意作践自己的身体，我想若不是那场文革和文革留下的阴影，他也许不会自暴自弃，以致英年早逝。那样的话他一定能学有所成，大放异彩的，也会留下更多精美的诗篇。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下面这两首诗：

    咏石

    抱朴肝肠形磊落，撑天骨象气峥嵘。

    胸中块垒难抒写，风风雨雨过一生。

    斑竹诗

    贾生当日哭长沙，泪洒湘山化此些。

    无术穷通因有节，有心傲世故无花。

    恐伤斤斧留精瘦，怕堕尘嚣任石崖。

    自有一番高格在，护持梅菊作篱笆。

    1981年，湖南省高院重新审理了“省无联”案件，撤消原来“反革命罪”的指控，除个别人因武斗获罪外，大部分人得到“宣告无罪”的改判。同时，湖南省委作出决定：文革中对“省无联”这样的群众造反组织定性为“反革命大杂烩”是错误的，予以平反，撤消原定性结论。1983年，湖南省高院复审结论：“原判认定的事实是在‘文革’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据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最后说说杨曦光。其父杨第甫1952年任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母亲陈素1952年任湖南省总工会副主席，受1959年彭黄张周庐山反右倾案的牵连，屡受打击、降职降薪，1966年文革初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968年2月，受杨曦光案件的牵连，母亲陈素不堪批斗悬梁自尽。

    杨曦光，1948年出生，长沙市第一中学高一学生，文革中参加一中红卫兵组织。因“省无联”事件被判刑十年，出狱后进省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工。1980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1982年获计量经济学硕士学位。1982年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讲师。1983年，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判决：“杨曦光所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椐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1983杨曦光年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改名杨小凯，出版经济学方面的中英文专著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此外还撰写了《牛鬼蛇神启示录》，详细记载了狱中的所见所闻。2004年在澳大利亚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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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逍遥

    1967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九·五命令”发布几天后，“工联直属兵团”率先上交了全部武器，解散该组织，所属人员回归本单位，“海燕”的三十几个年青人于9月下旬回到长沙港务局。

    我们这些经历了四年多驳帆船漂泊、孤独生活的青年，都不想再回船工作了，期盼文革结束，港务局大联合指挥部能重新分配一个在陆地的稳定工作。新的长沙港务局大联合指挥部，遵照中央三结合的原则，由军代表为指挥长，原局党委副书记王荣学、局长宋毅，以及“海燕”赵家林为副指挥长。

    1967年9月30日，我从北京回来，这时“海燕”队员已离开三四一工程兵学院，十几个人住进港务局大楼二楼东头的第一间办公室，我们将单人木床叠钉成三层，一间二十六平米的办公室里搁置了18张床。

    在等待分配的日子里，我们过着游手好闲的集体生活，自由、随意、任性，每天想睡多久就睡多久，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完全不顾忌这里是机关，丝毫不顾及一直坚持工作的业务干部对工作环境的需求，更不顾及“海燕”中正常上班成员的感受。上午九、十点叫食堂大师傅蒸馒头吃，半夜敲开炊事员房门让他给我们做夜宵，大白天的上班时间里，十几个人在办公大楼二楼扯开喉咙唱歌，还乐滋滋地取名为：“海燕霸蛮合唱团”。

    整天无所事事，寻找着新的刺激。

    1967年11月底，我和刘利国、易双桂、陆军勃、龙有根、王伯纯以及“红中会”的李四川七人，一人带一个“红中会”袖标，乘客轮到常德游玩。常德的局势是一边倒，“湘派”力量占据绝对优势，常德港务局的造反组织“海总造反兵团”在当地颇具实力，社会影响面较广，有他们作为后盾，加上“红中会”又是闻名全省乃至全国的中学生左派组织，我们自以为在常德可以横行无阻。

    客轮航行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停靠码头，我们上岸后在常德海员招待所定了两间住房，放下简单的行装，首先去拜访常德“海总”，他们很客气地请我们吃饭，问了许多长沙文革的情况。吃完中饭，七个人带着“红中会”袖标趾高气扬地走上大街，行走在建设路上，看见一栋大楼的二楼窗口，飘扬着一面“湘江风雷”战旗，刘利国一时兴起笑着说：“上去看看，去指导指导他们的革命。”我和刘利国、李四川三人上楼直奔挂着兵团招牌的办公室，一位中年男人很客气地招呼我们坐下，在友好的气氛里，他自我介绍姓李，是这个兵团的司令，然后相互介绍些长沙、常德的运动情况，告辞后，他热情地把我们一直送出楼下的大门。

    正是这次无意间的访问，拯救了我们晚上的一场大灾难。

    游荡在大街小巷，到处传说晚上常德工人俱乐部有文艺节目演出，还是远道而来的新疆中学生文艺宣传队。晚饭后，我们早早进入剧场，不料别人来得更早，剧场里挤满了人，四处无空位，只有正中前四排的位子无人坐，我们毫不客气地坐上第一排。不一会儿功夫，后面三排座位拥上来没带袖标的三十几个青年，他们中有两个人走到前面，看看我们、再看看袖标，没说话退回到第二排坐下了。我侧耳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他们看中了新疆文艺宣传队的乐器，策划着演出结束后怎样将全部乐器抢下了的方案。私语中，我听出他们是常德“青年近卫军”。“青年近卫军”是恶名满常德的一霸。看到在台前台后忙碌的新疆学生，我和刘利国、李四川、易双桂耳语交换意见，一致认为必须尽早通知新疆学生，让他们迅速逃离虎口，我和刘利国登上舞台，掀开厚厚的幕布，在后台悄悄将此隐患告诉文艺宣传队的队长，他立刻与接待文艺队的常德中学生“红造会”商议，在常德中学生们的掩护下，这班新疆学生分批带着乐器迅速从后门撤走了，我和刘利国回到座位上，招呼大家立刻离开剧场，我们还未起身，常德“红造会”的学生在舞台上宣布晚会因故取消，我预感到大事不好，忙叫大家迅速离开工人俱乐部，转脸却不见了王伯纯和李四川，我们五人分头去找，就在这迟疑的五分钟里，听到嘈杂的高喊声：“封锁前后门，别让那几个管闲事的人跑了。”

    剧场里的观众纷纷朝外涌去，我随着人群挤到大门口，大门已经紧闭，只开着一扇八十厘米宽的侧门，门口里外站着十几个常德青年近卫军的小伙子，个个凶神恶煞，口口声声说：就是那几个长沙“红中会”伢子坏的事。人群在他们的过滤下渐渐减少，我和易双桂、刘利国硬着头皮朝外挤，在门框下被外面的七八个人堵住，那两个曾在我们座位前晃悠的家伙指着我们吼道：“就是他们！”我和易双桂、刘利国立即被十几个人包围起来。我正极力试图辩解，那边易双桂出手了，他一拳砸向正面围他的人的鼻梁，再飞起一脚踢翻他，冲出了包围圈，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又涌出二三十个人，十几个人去追易双桂。我和刘利国被人群完全隔开了，我的颧骨挨了不轻不重的一拳，打得两眼冒金花，情急之中，我全力朝正面冲去，突出了人群的包围，飞奔上大街朝下南门的常德港务局跑去。我清楚知道只有到了“海总”才会安全，后面七、八个人穷追不舍，奔跑中突然发现马路上迎面走来下午刚见面的“湘江风雷”李司令，我急忙向他求救。李司令和他们相互认识，我焦急地告诉李司令，我的同伴还在工人俱乐部一带，遭到大批“青年近卫军”围殴。

    我领着李司令急忙跑到工人俱乐部，这时大门已打开，老远看见有两堆人在吵闹，李司令立刻喊散了人群。刘利国是毫发无损，龙有根的右眼角留着二寸长的血迹，棉大衣的后背撕开了一尺多长口子，棉花全坦露了出来。李司令向“青年近卫军”解释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完全是一场误会。于是“青年近卫军”的人向我们赔礼道歉，送我们到常德中医院看伤。折腾到回招待所已是次日二点半了，我主张趁他们还不知道我们“工联”身份的时候，立刻离开常德这个是非之地，龙有根坚持说要留下找他们赔棉大衣，经不住六张嘴的分析劝说，我们登上四点开往长沙的客轮。

    1967年12月，为尽早安排我们这些无所事事还常常搅乱机关工作秩序的“文革功臣”们，经长沙港大联合指挥部研究，第一批九名人员分流到港装卸机械厂，我名列其中，能当个技术工人，心中的满足和高兴不可名状。可是没高兴上半天，由于我们内部没有分配的汤继高等人上门责问装卸机械厂厂部（厂部负责人同属“工联”派）：“为什么李宗凡那种出身的人能进工厂，我们就不行呢？”被他们吵烦了，厂部只得以出身为理由，将我和龙友根等四人退回长沙港大联合指挥部。我终于尝到了被“战友”出卖的苦头，“海燕”的同事们平常好像亲密无间，开口闭口称“内河子”，真到了关系自身利益的时候，一切友情都化为泡影。我第一次感到人性的自私，没人愿意别人比自己好啊，哪管是内部还是外部。后又经历了二次分流，一批人上了客轮，一批人上了拖轮，我始终因父亲的历史问题太显赫，没被分配出去，同一些出身红五类的“海燕”战友暂时留在了局本部。

    经1967年7、8、9三个月的“天下大乱”，大治难见踪影，小偷、流氓、劳改劳教释放人员趁火打劫，过去的流氓居然公然结团危害社会，长沙最有名的团伙是“五虎十三太保”。小偷和流氓盛行，被偷去财务和被侮辱的人个个敢怒不敢言。港务局小西门客运站是重灾区，原来的客运派出所，仅留民警一男一女守办公室，既无执法权又无警服、徽章和警具，更导致了小偷和流氓的横行霸道，半偷半抢旅客财物的事几乎天天发生，候轮厅外沿江花坛里出现了二起妇女被强奸的恶性案件，发生的案件直接影响到航班晚点。客运站负责人天天告急，为保证水运交通的正常营运，保障客运站的安全秩序和旅客的财产不受侵犯，长沙港革筹决定派遣谭可成、易双桂、安湘洲和我等八名原“海燕”队员，进驻客运派出所维护客运站的社会治安，确保客轮的正常营运。

    我们八个人加上留守的二位民警分成两班，日夜保护着客运站，首先端掉了长期盘踞在小西门客运站的扒窃团伙，他们的首领是我同学的弟弟，这次行动对震慑经常出没客运站侯轮室的小偷起到决定性作用，客运站的发案率立减百分之八十。在维护旅客上下船的秩序中，因为年轻气盛，也常因误会而引起斗殴，一次长沙热水瓶厂组织青年去铜官参观，下午2点上船，几个青年不遵守排队秩序，强行插队，引起我们的误会，双方一言不合动起手来，我们占据地利和人和，他们四个青工在群架中被打伤，解释清楚后，我和民警黎得明大姐代表客运站提着水果去慰问道歉，平息了这次纠纷。我们自认为是正义所在，也有人认为我们就是法律，因此捉住小偷暴打成家常便饭，仔细回忆在客运派出所值班的二个多月里，抓的小偷、流氓不下百人，没有挨打的恐怕只有一、二个。

    小偷真可恶，我在值班时发现一位老婆婆，空着双手，眼睛木讷，面无表情地验票上船，她趔趔趄趄下台阶，我觉得有问题，马上跟了下去，她走过跳板，不进客轮舱门，径直朝趸船的空档走去，我一把抓住了她，差一步她就跳下湘江河里了。一个女服务员也过来好劝歹劝，将她带回客运派出所，她哭诉着说：“自己在广州当保姆十几年，快六十岁了，主家送了好些衣裤和自己积攒的四百元钱，回常德老家养老，现在两个大包裹和钱被偷了，以后没法活了。”我指天指地地向她保证一定帮她追回财物，我们立刻去找那些曾经抓过的小偷，恫吓说：不提供线索，让我们抓住这个小偷找回失物，就抓你们。狠话真见效，人没抓到，第二天有人托客运站服务员将包裹和钱原封不动地送来了，老婆婆千谢万谢地留下常德大河街的地址回去了。1971年我到常德看望她，她煮了十个红糖荷包蛋，直吃得反胃。

    我们的进驻，确保了1968年的内河春运安全。

    1968年春节前，我和初中同学廖时杰组成“初44班筹委会”，组织邀聚了二十多个同学，相聚在师院附中我们初一的教室里，我特意邀请被打倒在家的李迪光校长参加聚会，想听听他的鼓励，他语重深长地告诫说：“莫荒废了书本，任何时代都需要知识！”临别合影留念，相片上题词：“我们珍惜少年时代。”遗憾的是李校长怕连累我们婉拒一起合影的请求。在这个活动中，我曾卖弄地对同学戴松娥说：“我不耻下请，来邀你集会。”感谢她，没有嘲笑我，以她的热情对待我的热情，那相片上的题词就是她的杰作。后来在清楚了这个成语的正确用法，我为自己的无知深感羞愧，便抓紧了自学的进度。

    1968年1月18日，分配在客轮工作的谭懋森和客轮船员谭德和以及“云水怒兵团”到益阳游玩的周运泉、汪保光四人，被益阳“青年近卫军”抓走生死不明，“云水怒兵团”在益阳的逃脱者急切打电话到长港大联合指挥部求救。赵家林接到电话后,立即组织在机关工作的十余人，抽调已上客轮和拖轮的原“海燕”成员十余人，临近大寒，天气特别冷，每人在港务局仓库借一件黑色棉大衣，二十几个青年连夜驱车赶到益阳。第二天上午，在“云水怒”成员的带领下找到“青年近卫军”总部，这里已是人去楼空，谁也不认识“青年近卫军”的人员，没有了目标，也问不到谭懋森四人的任何消息，临过小年只有四天了，能不能救出他们回家过年，心中实在没底，茫无头绪的我们焦急地游荡在大街上。

    益阳“青年近卫军”由社会闲散青年组成，在益阳市横行霸道，早已丧失民心，不时有人偷偷地给我们提供信息。第二天下午在市民的暗示下，我们抓获了“青年近卫军”的一个小头目，得知“青年近卫军”因为害怕，将所有人马撤离市区，栖身郊外一个隐秘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谭懋森四人是他们的人质，只要不进攻就不会危及他们的生命。有了准确的消息，我们想通过当地造反组织从中斡旋，找了几家谁也不愿意同“青年近卫军”打交道。第三天上午在一家百货商店门口，又是一个市民悄悄告诉我们，站在里面柜台前的人是“青年近卫军”副司令，我们如获至宝，刘利国率先冲进商店，我紧随其后，那个副司令拿出一颗手榴弹，打开后盖，右手指扣住了拿环，幸亏刘利国眼疾手快，紧握他的两个手腕，刘利国力大，副司令双手无法挣脱，我冲上去，小心地夺下手榴弹，然后几个人拳打脚踢一顿暴揍，半拖半架弄上船来，他的随从逃了回去，下午四点，两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上船代表“青年近卫军”求和，后天就过小年，大家急于回家，立刻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约定第二天上午在码头前交换俘虏，清早，封锁大街两边，腾出一块空地，我们二十几个人分散在码头四周，九点钟，“青年近卫军”的卡车驶入空坪，二对四来了个走马换将，腊月24日前我们回到了长沙。  

    经历了一年多群众组织的反复倾轧更替，特别是经过1967年的武斗，政府公器“公、检、法”在1967年6月后基本瘫痪，无政府状态笼罩着全社会，沉渣泛起，社会秩序越来越恶劣，偷扒抢劫的现象大量发生。鉴于这种情况，1968年3月中旬，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指示各地方成立治安指挥部来维护一方的社会秩序，长沙市革筹会和军管会立即指示以原直属兵团人员为基础，成立长沙市治安指挥部，分别设东南西北四区治安指挥部和水上治安指挥部，代行公安局维护市内社会治安的职责，长沙市治安指挥部总指挥是原“工联直属兵团”司令朱香桂。

    以原“海燕”队员为基础，抽调少数港务局青年工人组成水上治安指挥部，设外勤、内保、后勤三个组。赵家林调我到水上治安指挥部，指定我负责指挥部的后勤和内务，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障港口各码头仓库和客运侯轮室的治安。

    治安指挥部只管现行发生的治安问题，抓的是现场偷盗抢劫流氓作案者。没有条列，没有法律，没有章程，抓进来一顿打，让其招供、退还赃物，问题小的关在水上治安指挥部拘留室里一、二天，严重的立刻送交市治安指挥部。水上治安指挥部设在中山路福胜街2号，这是栋二层的旧公馆，一楼七八间房做水上治安指挥部的各部门办公室。

    我一人一间办公室，保管指挥部的手铐和警棍，配备了个大保险箱，用来存放收缴来的贵重物品和金钱，最多时保险箱里存放几千现金（那时一千元是我二年半的工资）和几十件金银器和古董字画，都是队员们出勤收缴查没的赃物，回指挥部上交给我，东西的出进，没有严格的登记制度，没有任何经手人的签字，没有任何监管，全由我一人查收、统计、保管、上交到市治安指挥部。

    我的大弟宗元和小弟宗平从河西进城常到指挥部来玩，我会给他们看我们的战利品，多年以后宗元常说起这事，他不无骄傲地对人说：“我哥哥正直，没有一丝一毫贪念，能自觉抗御任何诱惑，非常人能及。”

    为使治安指挥部的工作正规化，我拟定了一系列审讯、外勤条例以及内勤纪律，拟定了严格的赃物进出的三人共同监管制度，并立即公布执行。从此以后，我们的出勤和审讯逐渐走上正规和文明，被捉小偷流氓挨打的现象大幅度减少。我建立的物品保管明细账本和上交人签字、管理人登记、保管人查收三人监管的制度，为市治安指挥部采纳和推广，我部查收的赃物和现金来龙去脉一清二楚。

    长沙治安指挥部成立后，成效立见，社会秩序明显好转。

    在治安指挥部工作了十个月，看多了权力下的暴力，看多了惩罚、哀嚎、求饶，也看多了颂扬和感激，我对这种使用群众来执法的结构，产生了强烈的疑惑和反感，茫然不知社会及个人的路究竟该如何走？同时又深深依恋这种安定的工作。

    1969年1月1日，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传达毛泽东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几天后，赵家林将我撤出治安指挥部，安排到港务局基建办工作，办公地点在西湖桥供应科仓库内。

    回头再说长沙市里的文革情况，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省革筹的统一领导下向稳定过渡，摧毁“省无联”后，按照中央部署，取消了各种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实行产业工人大联合。1968年1月17日长沙工代会召开，“工联”、“湘江风雷”等所有群众组织即刻自行解散。2月28日，长沙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长沙港务局革命委员会成立，赵家林结合进领导班子，当上革委会副主任。几个红五类出身的“海燕战斗队”骨干进入革委会下属各部门。

    港务局的各项生产和工作在革委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正轨，机关办公室不能再住人，我家住河西，不可能每天隔河渡水上下班，赖宇明邀我住进他家，我搬进了小西门赖宇明的外公家，外公极慈祥随和，不光接纳了我，后来左宗成当兵复员回长沙也住进他家。一住数年，到我上船为止。很庆幸，这场运动，我结交了赖宇明、易双贵、罗国华、罗中光、赵家林等终生的朋友。

    1968年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省革委会主任黎原（47军），龙书金（省军区）、华国锋、章伯森等为副主任，形成军队、干部和群众代表（主要是“工联”）联合掌权的局面。革委会中的原省政府老干部梁春阳、尚春仁借中央“3·30指示”（反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右倾翻案风），掀起批判省革委右倾运动，在省革委的反击下，梁、尚很快倒台，主要骨干被关押、批斗、反省，一般骨干分子下到各地市以及“五·七干校”。

    “海燕”的同事们大部分配上了客轮和拖轮，除进入长沙港革委会和各基层革委会的人外，只剩下少数几个没有分配，出身好的易双桂、邓永忠、赵炳炎、安湘洲不愿上船，强行滞留在机关。我和龙有根由于出身差，没单位愿意接受，只有回原来的驳船一条路，我们心有不甘，也留滞在机关。不久革委会责令龙有根回船去了，好在我工作勤奋、性格随和、与世无争，一时相安无事。

    1968年2月，港务局革委会将我和邓永忠、赵炳炎、安湘洲分配到长沙港基建办公室。我很快与港建工程师潘广孝、大陈等高级知识分子建立起良好的关系，陈工教会我描图，潘工带我在长沙南站码头监督河岸挡土墙的施工。2007年前，我负责描图晒制、施工监建的挡土墙一直屹立在南湖路油铺街一带的湘江东岸，长沙沿江风光带建成，挡土墙掩埋在新的雄伟如霞的护城赤壁中了。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25日，《人民日报》社论强调：“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 长沙城里再次掀起上山下乡运动高潮，根据政策，我家已经有两个弟弟在农村，母亲身残多病，完全可以留下小儿子在身边照顾。1969年1月13日中午，刚满十六岁的小弟弟李宗平在港务局食堂里找到我说：“哥哥，我要到农村去，已经在左家垅办事处报了名，到华容县插队落户。”

    我吃惊地看着他问：“为什么不同我商量？你可以留城的哇。”他说：“1966年进初中就停课闹革命，没读过一天书。留在城里，没书读又没工作，无所事事难以度日，而最要紧的是怕再来运动，又会逼妈妈下乡，我走了妈妈名声会更好，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支持三个儿子上山下乡。居委会就再没有理由逼妈妈下乡，妈妈能安稳地同你一起生活在长沙。”

    1969年1月19日，我和姐姐宗明在长沙港客运站辛酸地送小弟登上开往岳阳的客轮，当轮船汽笛拉响时，哭声震天，码头上数千送子女的父母和亲属，轮船上四百多少男少女，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起来，那种情景就是再铁石心肠的人也不得不动容，姐姐哭成泪人，我强压着泪转身跑着离去。从此，我的家七零八落了，母亲孤身一人居住在岳麓区麓山南路荫马塘7号，日夜忍受着对儿女们的刻骨思念和牵挂；我和姐姐虽同在一个单位，却如隔天涯海角，难得见上一面，只有在48天年假中见面和与母亲相聚。大弟在郴县板桥公社，二弟在零陵县珠山公社，小弟在华容县潘家公社，六人六处，离愁别恨永远缠绕着苦难的一家人。

    1969年3月初，因工作需要，局革委调我到长沙港清产核资办公室，二个月后，再调我到局供应组担任采购员。因为文化革命运动，几个老采购员被查出或多或少、这样那样的问题被挂了起来，人手不够。供应组（从前叫科）在局机关南五里路外的西湖桥码头上，办公室和仓库合为一体，进仓库大门左侧用木板隔出四间办公室。组长是文革前的老科长彭顺璜，他不看出身，重在能力和表现，就是他向局革委会点名要我的，要不是后来发生的政治运动，我肯定会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的。配合上级布置的各项政治任务，彭顺璜将组（科）里的政治学习、大批判专栏交由我主持。我在供应组外的沿江大道西侧，树立几个大红油漆书写的毛主席语录牌，建立一个二米宽五米长的大批判宣传栏，每天更新毛主席语录和中央、省、市的文件精神，更新科员们写的大批判文章。

    全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越演越烈，渐渐走向极端形式化：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流利背诵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这三篇文章；人人必须手擎《毛主席语录》，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身背自制的“忠”字牌。推广到全社会日常生活里，形成讲话发言先朗诵一段“毛主席语录”，这个格式，商店购物也得如此。各地党报上经常登载把像章别在自己胸肌上的年青造反派的威武形象，登载一字不识的农民流利背诵全本《毛主席语录》的热烈场景，登载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跳忠字舞的劲爆场面。

    我们供应组（科）也不例外，每天上班前，全组人员毕恭毕敬地站在毛泽东画像前，右手挥舞着《毛主席语录》，齐声三呼：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然后由组长彭顺璜向毛主席汇报，总结昨天的工作，讲述今天的任务，早请示仪式结束，他再将任务分配给每个组（科）员。下班后的晚汇报，无论多忙都必须参加，开始的仪式与早上相同，不同的是各自汇报一天的工作和思想活动，没有自我肯定、只有自我批评。

    我年轻记忆力好，能流畅背诵老三篇，能背诵所有发表了的毛泽东诗词，能背诵常用的大量语录，能流利地讲述党中央新发文件和两报一刊重要文章的大意。我是自觉自愿地真心投入，还把这些引以为骄傲的资本。采购员工作不好搞，特别是我，多年的压抑养成我性格上的懦弱，对这种频频求人的工作很不适应，虽然当年一切物资都是计划分配，因为文革两年来生产的停顿，各种物资相当紧缺，有计划分配单也难按量买回货物。

    1969年5月，奉彭顺璜的派遣，我拿着湖南省电焊条调拨令和单位付款委托书，独自一人到指定的邯郸电焊条厂提货，厂供应处的话是：“没有电焊条，你来干什么？”我好话讲尽、磕头作揖终不见效，于是打听到厂革委会副主任的家，晚上赖在他家软磨硬泡，最后还是因为文革观点相同，他爽快地批了张条子，电焊条有了却只是分配计划的四分之一，我垂头丧气地回到长沙向彭组长汇报，他却高兴地说：“不错，任务完成得很好，派人去了两次，一根电焊条都没捞着，你一去就搞回了十二箱，立了大功。”河南邯郸城市很小，我从车站出来，就一条大点的马路，其他的路都是沙土盖面，说它是个市，就像湖南的小镇，比不上我去过的洞庭湖小镇注滋口。我想远在战国时，它是华夏文明的楷模，如今怎么就没有一点点长进？邯郸人的返古精神真令人啧舌。

    1969年8月，彭顺璜组长说：“三季度船舶和码头机械修理任务很重，急需电焊条和漆包线，小李去市物资局，无论如何多买点漆包线回来。”接到任务，我拿上配购证和付款委托书，一清早赶到长沙市物资局办公楼。在业务大厅电线电缆专柜台前，一个衣着时尚的男青年，对我递进去的物资分配证看也不看，头不抬地说：“没货，下次来。”要是在平常我会立刻离开下次再来，历史的经验证明，多跑几次在同一个人手中办理是能买到一些货的。今天不同往日，一则彭科长一再嘱托，二则太气愤他那傲慢的态度。我暗下决心今天不买到漆包线誓不罢休！我默默地站到柜台一米外，静静地等候着机会，心里盘算着用什么办法。真是天意，几分钟后，来了个他们相互熟悉的采购员，那人笑呵呵地递上一根烟，两人嬉笑打趣着办好了业务，我靠进偷眼看他的配购单，他是西区五金厂的采购员，批购了我需要的同等规格的漆包线。我长吁了口气：没货？总算让我抓住了把柄！我重新把物资分配证递进柜台，他依旧头不抬、眼不看、声不吭，顺手将分配证仍出窗口，抛在柜台面上。

    我抓起配购证再次塞进窗口，大叫：“我要货！”他吓了一跳，抻地站起了身，打量我一眼说：“说了没货，你吵什么！”

    “啪！”我一巴掌拍在一米五高的柜台上，大声吼道：“吵？今天就吵给你看！我只是没开烟给你噻，人家区办的五金厂有漆包线，我们国营大企业就没有，你想害我们停产啊！谁是负责的，我要找负责人！”

    我一声高过一声，口口声声叫嚣说要几千个工人来买，业务大厅里回旋着我的喊叫声，那业务员完全被我的气势压倒了，眼神胆怯、手足无措地坐在凳子上一声不吭。大厅里围拢来几个男女办事员，一位中年女业务员做了和事佬，给我批购了平时要十次才能购回的货。回到局供应组，彭顺璜高兴得手舞足蹈，连连夸我有办法，说以后凡紧俏物资就让我去买。

    我常对人炫耀我的胃是特殊材料构成的，这是缘自到常德裴家码头购买水泥电杆的经历。我带着省物资分配单和付款委托书，乘自家的客轮到常德，没搞清去裴家码头的走法，想当然地第二天早七点，从下南门过河到汽车站，谁知开裴家码头的班车每天只有早六点一趟，看看车站里悬挂的里程表，十八公里。决定步行去水泥电杆厂，下午一点半走到，早餐吃了二两馒头，肚子早打鼓了，进厂先找食堂，食堂里冷火秋烟，没有一丁点食物，只好饿到下午二点，到厂部办好手续，再问回常德的路，厂长说到我们这里主要交通是你们的客班轮船，下午三点有趟船回市里。告别出来，河堤荒凉，临时码头旁开了个小商棚，商棚里饼干屑都见不到，买了半斤花生，狼吞虎咽填进了肚子。回到常德港务局，晚餐时，买四辆米饭，刚吃了一口，肚子里翻江倒海起来，痛得满头大汗，忍着痛再吃一口，肚子更疼，那种痛令我终生难忘。我推开碗，乘当晚十点航船赶回长沙，想到职工医院去就诊，谁知船停靠码头，一上岸肚子就不痛了，试着在小西门面店买了碗粉，吃下肚也不痛了，还舒服得很，好像昨晚的一切没有发生过。

    后来，我的胃挺争气的，一直恪守着它的职责，无论是在俄罗斯过海关整天不喝水只吃一片干面包，还是在打捞事故客轮的六天六顿饭的特殊情况下，始终同体内各部件一样保持着正常运转。

    在供应组（科）平静而无歧视的日子里，我更相信毛泽东“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政策，无数次兴奋地憧憬着自己的美好前途。



发配沅水（一）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一场声势浩大波及全国的以杀、关、管为主要内容的“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运动依靠原来的领导干部和持“保皇”观点的群众，专门针对1966年8月以来造反的干部和工人群众，在广大市民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与清算。湖南省革委向省属各单位派驻军宣队、工宣队，各单位相应成立“三号办”，抽调专人设立办公室开展清查工作，第一步是抽调有问题的人员举办各种形式的学习班。

    1970年中，中央陆续发出3、5、6号文件，提出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同时将判处死刑的权力，交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执行。为落实中央指示精神，《长沙晚报》发表了杀气腾腾的社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国法，杀、杀、杀、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界！”长沙市在短短二个月里杀了两批，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运动前原判“死缓”的政治犯全部改判死刑，立即执行。其中有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大学生张九龙。两批中枪毙了“省无联”黑手刘凤祥、“青年近卫军”廖为政、罗刚人等人。

    长沙市凡造过反的人，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正当长沙市拟定杀第三批人时，中央发布了17号文件，杀风遂止。北京遇罗克（1970年3月5日枪毙）、辽宁张志新（1975年4月4日枪毙）都是这场运动的牺牲品。

    上级派来的工作组进驻了长沙港务局，经过摸底排查，将造反派成员分类举办不同形式的学习班，赵家林、李铁凡、李敬林等文革中的头面人物集中在港务局一作业区南站货场，全封闭学习和交代问题，派有军人和民兵看守。赖宇明等人在第二种学习班，集中学习只有星期天才能回家。我被分在大学习班里，大学习班由文革中造反组织的普通成员和历次运动里被定性为坏分子、右派分子的人组成。我的家庭出身再加上是造反派，自然成了学习班的重点，被指定的学习班班干部和工作组队员死死地盯着我，虽然没有限制人身自由，但一举一动都在其控制之下，每天都有工作组员找我谈话，规定每天必须上交检讨或检举材料。

    运动中种种城头屡换大王旗的演绎，人与人之间的“义正词严”、冷酷无情的反复相煎，使我的热血渐渐退温，我开始思索，想搞明白世事。

    在学习班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我终日惶惶不安，食不甘味、寝不安枕，三个弟弟上山下乡了，在农村只能勉强维持个人的生存，要是我被处理，丢掉了工作，身残多病的母亲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办？绝望又一次涌上心头，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绝望！是政治前途的绝望、生存的绝望一齐袭来！

    1970年过完春节，不想让母亲看到我可怕的结局，借口让母亲换换生活环境，叫大弟宗元把母亲接到郴州山沟里去住一段时间。换环境、离开天天听着高音喇叭鼓噪阶级斗争，避开令人伤心欲绝的净化红色城市运动，母亲很是高兴。大弟宗元担忧乡下生活艰苦，不知道母亲能否承受。我没有向任何人说明坚持让母亲下乡的原因，只说让她下乡去住住看，受不了就立刻回长沙。我对宗元说每月我寄点生活费到乡下，你也可以一道改善伙食。宗元说乡下宰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村不赶集了，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什么食物，寄不寄钱无所谓。

    1970年3月初，母亲高高兴兴随宗元去了郴县塘溪公社珠堆大队。母亲在乡下生活虽然清苦，精神却很愉快，生产队农民朱姓人多，都将母亲当成本家人，尊敬有加，没有一丝一毫的歧视。1970年11月，母亲终因乡下生活太艰苦，关节炎、胃病、痔疮等病反复发作，只得独自一人乘火车返回长沙。正巧，我随三线的船从沅水回到长沙，抽空去看姐姐宗明，刚走进姐姐上班的客运站物资供应站，抬眼看见骨瘦如柴的母亲从门外走来，我立刻扶着母亲回到荫马塘家中，途中买一只公鸡，让母亲饱餐了一顿。谁知第二天她的痔疮复发流血不止，我赶忙送她到河东中山亭老照壁痔疮诊所治疗，三天后，留下母亲在乡下积攒的四十元钱，黯然离开还在病中的母亲，让母亲独自奔走在岳麓山荫马塘至老照壁之间。半个多月后，我在常德收到母亲的信，她愉快地告诉我，现在病全好了，能吃能睡能跑，身体也胖多了，让我放心，好好工作。压在我心中的石头这才落了地。

    我虽然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却并非骨干，许多事件不知内幕，检举揭发无从下笔，迟迟交不出有分量的材料，每次上交的材料全是千篇一律的自我贬损，什么世界观没改造好、私心杂念太重、离无产阶级先进思想还有十万八千里等等。经工作组调查，给我作的结论是“参加造反属思想认识问题。不凶不恶，文革中有制止过殴打干部的行为，在群众中无公愤。”二十天后我提前出了学习班，暂回供应组（科），不再担任采购员，听候组织的处理。原来是文革中靠边站的长沙港政工干部雷才兴和程甲东，被造反派殴打时，我曾极力进行了劝阻，使他俩少受皮肉之苦，工作组调查时有人说出了这两件事。这是不是好心有好报呢？

    接着安湘洲、赵炳炎、邓永忠等人也相继从学习班出来了，同样等候处理。我们几个人无所事事，天天聚在一起，上天心阁喝茶，有时凑点钱在饭铺里吃一餐。我常把供应组的旧报纸拿出来卖掉，作为我们的茶钱，彭顺璜科长总是视而不见。我们解嘲的话是：“大河里洗澡庙里歇，饭铺里吃饭图潦撇（简单省事）。”虽然不上班了，却比挨批斗更难受，因为说不清楚将来的命运会走向何方。

    “一打三反”运动还在尾声时，清查“5·16”运动接踵而来，清算文革中的极左派，根据中央新的精神，赵家林等一批文革造反骨干也相继“解放”。经历了三个多月的学习班审查，我们都有劫后余生的感慨，那天相聚时，在局机关后操坪里，我笑着对同伴们朗诵戏作的词：

    懵里懵懂三年，

    静坐思过百天，

    他年再任性，

    摸摸屁股厚茧。

    厚茧、厚茧，

    皆存故事万千。

    大家听后哈哈大笑，只有肖毅昌连声说好。我回家后又临摹了首词：

    初生牛犊不怕虎，欲寻虎路。

    足迹虎路，却道是英雄气候。

    而今方知虎可畏，急夺归路，

    忍顾归路，秋风秋雨尽朝暮。

    到这时我才真正开始思考，开始运用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进行思考，我迫切地想读书，想明白世事，想对三年的运动作个总结，思考后我最大收获是知道自己无知无识，我第一次体会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含义，于是立誓读书，真正地自觉读书。我终于明白自己应该走了，应该离开曾经梦寐以求的机关、离开自己懵懵懂懂参加的“革命”， 去找一个安静而有利于读书的地方，完成父亲和李迪光校长的教诲。

    1970年9月底，港务局革委和运动工作组恢复了我的工作，我和安湘洲、赵炳炎被发配到湘西三线，上了甲板驳——225队甲号驳（一队二条船），参加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担任三线物资的沅水运输，时间二到三年。接到调令，赵炳炎他们愁眉苦脸，我却喜笑颜开。一则我所一直担心被开除的警报解除了，还可以参加外人眼中神圣的大三线建设，母亲晚年生活的担忧终于可以彻底消除了！二则远离纷争的长沙，到沈从文笔下土匪盛行的湘西去，去体会《湘西剿匪记》中彪悍的民风。我顿时感到陌生与神秘、期待与向往交织于一身，大有被彻底放归大自然的快感。

    我收拾好行装，到谢清明家借了几本哲学书、文学书、马克思恩格斯两卷集，又找谢伯伯借了本《沈从文散文集》，书的重量是被褥衣物的四倍，我挑着它们和同伴一起乐呵呵地赶到常德上了船。225号甲乙两条甲板驳船上一共八人，有 1966年“9·24”张平化抓黑鬼离开“海燕战斗队”的张资明，他年长我三岁，写得一手好文章，他是和我一道进单位的一百多青年中唯一挑着三十几本书上船的人，我对他倾慕已久，今日同船工作，想必对我的读书会有极大帮助，所以心境更是轻松喜悦。

    湖南湘西位于绵延渝、鄂、湘、黔四省的巍巍武陵山里。从大山里流出来一条河，就是沅水。沅水又称沅江，是湖南第二大河流。沅水发源分南北两处，南源马尾河，又称龙头江，起于贵州省都匀的云雾山鸡冠岭，北源重安江，又称诸梁江，源出贵州省麻江县平月间的大山中,以南源为主干。两股水源在三汊河口汇合后，称清水江，至銮山入湖南省芷江县，东流至黔城与舞水汇合处称沅水(《湖南省志·地理卷》称“东流至黔阳县黔城镇与湃水汇合，始称沅水”，与民间习惯说法不同)。沅水流经湖南会同、洪江、中方、溆浦、辰溪、泸溪、沅陵、桃源、常德等县市，至常德牛鼻滩流入洞庭湖（是古时八百里洞庭时的入口）。沅水全长1033公里，湖南境内为568公里，是千百年来湘西数十万民众与外界物资交流的主要交通要道。沅陵县城上有酉水、辰水、溆水、舞水和渠水五条支流。沅水汇五溪流经沅陵城，沅陵自古以来为沅水流域上下船运的必经之地，素有“湘黔渝鄂交通枢纽”、“湘西门户”之称誉。

    湘西是湖南省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特别是近百年匪患猖獗，清朝、中华民国两朝政府剿之不绝，便一直采取招抚政策。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进行清剿，不久，匪患平，湘西安定。

    我第一次进入沅水上游，驰过兴隆街，满眼都是山连着山、山衔着山，千山万岭、重峦叠嶂，山环水绕、风光奇艳，头次见到如此秀丽异常的景色，我兴奋得忘却了一切烦忧，全身心地投入三线水上运输工作。

    沅水礁多滩陡浪险，航道中有千百年船家谈之色变的“三垴九洞十八滩”，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依然烦扰着拥有动力工具的现代船员。沅水百吨级以上的船舶通航期只有七个月，几吨的小船可全年行驶。就是在深冬季节，湘西依旧遍地葱茏青翠，那条逶迤弯曲的沅水，四处裸露着礁石，河水清澈见底，流量骤减也丝毫不减它的狂野和急骤。

    参加三线运输的船舶主要来自长沙港和常德港，一条拖轮牵引数条铁质甲板驳组成一个航班，最小马力的拖轮240匹，最新打造的内河马力最大的600匹拖轮，悉数投入沅水航线参运。240马力拖轮一次牵引四条120吨铁驳，拖重480吨，600马力拖轮拖驳吨位增加一倍。

    因为航道狭窄，上下游落差大，水流湍急，兼之河道多弯曲，河底暗礁密布，航道自上瓮子洞滩后，水流湍急，处处凶险，船舶只能白天航行，晚上锚泊。一个船队上水航行，每过滩口，像蚂蚁搬家一样，将驳船一条条分批拖带上滩，同时还须借助设在河滩上头岸边的绞车，一个船队四条货驳船，上一个滩，快则一天时间，慢则二天。沅水中的瓮子洞、青浪滩、横石、九溪等“三垴九洞十八滩”，关关如此过，一百多公里的水路至少要航行十天半个月，如果滩头的绞车或滩道上发生变故，航行一个月的事也时有发生。由于沅水的自然条件限制，我们两个港口的参运驳船在十一月初必须返归常德，否则，没及时下来的船，就被关在湘西过年，须等到来年第一期桃花汛水时才能往返于常德了。

    我工作的船是当时湖南最新式的铁质甲板驳，载重120吨，实际能载重160吨，它较之同吨位的木质货驳，最大优势是吃水浅、结实，载重120吨吃水一米，干舷在水面上还有八十公分；航行中一般轻的碰撞和搁浅、触礁，船身的钢板凹凸，不至于穿洞漏水，不似木船那样容易破损沉没。

    我们参运的主要任务是运送大三线建厂、修桥、修铁路的机械设备、建筑材料、铁路钢轨、桥梁的各种钢架等物资，承运湘西农村青黄不接之际，国家计划分配的玉米、大米、灰萝卜等救灾物资。

    我读到过沈从文先生的描叙：“山后较远处群峰罗列。如屏如障，烟云变幻，颜色积翠堆蓝，早晚相对，令人想像其中必有帝子天神，驾螭乘霓，驰骤其间。”“生平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好看的地方，气派大方而秀丽，真是个怪地方。我为了看山看水，也忘了手冷身冷了，什么唐人宋人画都赶不上。看一年也不会讨厌。”沅水两岸的景色，让人目不暇接，我忘形地想象自己已在世外桃源里，无比宁静和憧憬，看了三年没看厌湘西的山水，而且完全忘记了生活的艰苦和工作的繁重。

    当年我们的生活物资是计划配购：每月食油半斤、猪肉半斤、粮食36斤，三线指挥部另给增加半斤肉和二两油。在桃源县城以下还能在自由市场里买到些鱼肉油之类的物资，桃源县城以上的所有县镇和农村，都买不到任何生活物资和蔬菜。所以我们每次在常德开航前，要买好三个月的柴米油盐和猪肉、瓜菜（蔬菜一般腌制保存）。工作在长沙或内河其他港口航线，生活比1963年前好多了，除定量配给的物资外，最重要的是在自由市场上能买到鸡鸭鱼肉和食油，1964年以后，船上的伙食不再是一人一钵的定量饭、单一的一个菜了。如今走进沅水，又回到了1960年，湘西各地虽有自由市场，市场上只有少许竹笋、板栗、柑柚等山里特产，鸡鸭鱼肉绝迹，食物菜蔬微乎其微，湘西人还在延续着昔日的苦日子。

    1971年夏天，我和安湘洲、谭可成等人在沅陵县城下三十里叫潭口的地方待航，航行于沅水一个多月，没吃过肉，肚子里的存油早被刮得干干净净，心里老是慌慌的，嘴也馋得要命。几个人上岸，满山里转游，想寻找点东西来解馋，深入二十里，终于花5元钱买到一只骨瘦如柴的山羊回来，迫不及待地宰杀烹饪，可船上没有食油，我和安湘洲再次上岸去买油，走遍了潭口码头附近方圆十里几十户农家，也没能买到一滴油。山民说：油？我们一年到头就靠房前屋后那少得可怜的油菜籽榨点油，一年中大半年靠酱油炒菜。

    我俩垂头丧气地回船，只好用酱油煮熟了那只瘦骨嶙嶙的半大山羊。

    我在一次次、一处处沿途上岸的观赏中，却被另一种景象惊呆了：百孔千疮的农舍、衣裳褴褛难掩其体的农人、赤身露体骨瘦如柴的孩童、六七十岁的女搬运工等等……映进眼帘、沉入心底，令人扼腕、令人窒息。



发配沅水（二）

    1971年9月，船运送国家从山东调拨来的救灾物资——灰萝卜到泸溪，灰萝卜水分少，吃起来有点像土豆粉粉的。船停靠码头后，一名副县长带队在码头上敲锣打鼓，近百名男女老少手中挥动着《毛主席语录》，在干部带领下引颈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他们中很多人热泪盈眶，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县里为感谢“工人老大哥”，特地每个船队（8个人）分配了五斤猪肉、二斤猪油。副县长略带歉意地说：“我们要借船为仓库，分别向各公社发放萝卜，在港期间，我会派民兵来协同你们值班，要辛苦你们了。”停在泸溪码头整整十天，240顿灰萝卜才分发完，十天中始终有四个荷枪实弹的民兵警卫着，防备哄抢。我问公社干部，萝卜怎样分配，她告诉我：大人十二斤，小孩减半，充一时之饥，还得指望国家尽快地接济。十天里，看着那些兴高采烈搬运萝卜的山民们，我心情惶惑而沉重。接着遇到的事更让我心酸、难以置信，却大增我学习的自觉性。

    一天中饭后，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颤巍巍地走到船舱房门口，伸着看不见肉色的手，低沉的声音软弱无力，气若游丝地哀求道：“赏口饭吃吧。”

    我把他搀扶进船舱房，他抖抖索索地从衣兜里拿出一张证明说：“这是大队的证明，公社盖了章的，我家世代贫农，因为年老才允许我出来讨饭。”还说：“我不是懒，真的是做不动了。”他吃完我递给他的四两米饭后，中气明显提高了，诉说着：“今年遭灾，生产队分给我五斤粮食一个月。队上的年轻人要上山砍柴烧炭救灾，粮食要保证他们，他们每月也只有十二斤，根本吃不饱。大队就允许我们这种人到城里来讨饭，我省下的粮食还可以接济儿孙。昨天，遇到大队干部，叫我回去，说队上发救济大萝卜，就是你们运来的啊，我想你们肯定是好人，就过来想讨口饭吃。”还说：“早几年生活还好点，粮食红薯加些山里的野菜，基本能吃个半饱，这几年光闹革命，生产没人管，哪来的粮食？就像六零年一样了。”

    我无言以对，拿出五斤粮票和2元钱，在厨房里找出一钵蒸熟的米饭，一并递给他，他愣住了，呆呆地看着我，嘴嗫嚅着，久久无语，我说：“你老早点回去吧，还有山路要赶。”也许我的赠与大大超出他的意料，他“扑通”双膝跪在我面前，泪流满面，我赶紧扶起他，连连说：“折杀我了，折杀我了！”他一直自顾自地喃喃自语：“好人啦、好人啦……”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身影，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一句话：这个国家怎么了？

    船舶停靠在沅陵、芦溪和辰溪等地，我们还应邀参加当地公社、大队的政治学习和阶级斗争运动。在沅陵潭口公社的一次大会上，一位大队党支部书记介绍广东博罗县黄山洞大队的先进经验：党支部狠抓阶级斗争，他们大队有个地主叫刘少奇，“文革”前他的名字就是一条罪状：“你胆大包天！敢和我们的国家主席叫一个名字。”逼这个地主改了名字。“文化大革命”中，党支部又逼其还归原名，有的放矢地进行批斗：“你叫刘少奇！你和北京的刘少奇穿一条裤子！”经此批斗，社员们都认识到刘少奇就在他们身边，从而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

    在大江口公社参加农民的学习班，见识了山区青年农民的联想力和想象力，大大颠覆了我头脑里从前农民的愚钝形象，这些山区青年文化程度虽然不高，却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讲话很具时代特色。

    年仅二十几岁的大队妇女主任说：“私字像苦菜，挖掉还会长出来；私字不倒，江山不保；私字扫出门，公字来落户。”还有位学“毛著”的青年积极分子，现身说法，联系自身宣讲学习经验：他说早先认为学“毛著”当积极分子吃亏，“学得通，荷包空；学得透，人要瘦”，如今学“毛著”成每天的必须，“一餐不吃饭肚子饿，一天不学毛著脑壳空”、“以前老子说了算，儿子跟着干；现在不看爹和妈，全靠毛泽东思想来当家”。两位青年的讲话，时代流行的“套话”运用得极为熟练，加上丰富的表情，极富感染力。

    沅水三年，可称得上是一路辛苦，一路悲闻，不管怎样，我总能苦中作乐。航行前在常德开始自制酸菜，将买回三个月的配购肉腌制。在湘西时间呆长了，缺菜时就发动大家上山采野菜、毛竹笋。1971年底贵州省航运局派来四个实习生，我跟着他们白天在田里捉泥鳅，晚上捉青蛙……想方设法改善生活。

    凡到一个新地方，我会独自爬山游垄，串门聊天。湘西沅水清苦的三年，留在我的记忆里的全是快乐和满足、激愤和清醒。

    沅流中的辛女岩、仙人洞、狮子岩、白龙岩、马嘴岩、鹰嘴岩、响水洞等地名或物名，都是沅水历史的胎记，都有神秘而迷人的传说，等待人去搜集和整理。

    记得第一次沅水航行，从常德开沅陵，出常德过桃源，东去几十里便是沅水凌津滩，凌津滩北上方不远处有三座品字型光秃秃圆形的小山，如倒长的萝卜，下粗上尖，目测不过百米高，传说是八仙之一的张果老沅水放木排，经此休息时架锅煮饭的垫石，山上那一条条白色的石缝是流出的米汤烫出来的。甚至传说沅水是张果老犁出来的，远古时这里只有沼泽地与乱石窝和一条吃人的孽龙，张果老犁出了一条河，将孽龙赶下大海。

    过兴隆街夷望溪一公里，是沅水第一道险滩瓮子洞，滩道长约二公里，上游的水汇集在滩的上头，左岸是柳林汊，右岸是平岩，两边的地势高，拢住上游流下来的水，到此聚集成一个宽三百余米的积水潭，它高于滩下数米，一河的水挤向十余米宽的下水道口，水势汹涌澎拜如万马奔腾，声响震天如海潮裂岸，六百匹马力的拖轮独自开足马力，也上不了滩去。湖南省航道局在沅水各激流滩头建立起多个机器绞滩站，滩上头建一座机房，里面置一座大功力内燃机带动大型滑轮，滩下立一大桩，也安放滑轮，一根十二分粗的钢缆经由两头滑轮回旋，机器一开钢缆缓缓向上攀升，船上滩前，在滩下缓流处抛出船用钢缆，用绞战的专用挂钩一头挂在绞车钢缆上，一头系在船体前部系缆桩上牵引着爬滩。

    瓮子洞滩头机器绞车设在右岸，钢缆挂上绞车后，我坐在船头，悠然自得地观看着两岸田地如画、山水如诗的风光，我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刀削似的岩壁，沧桑得天荒地老，看了让人激动震惊。

    滩头右有座山，山腰处有个大大的、圆圆的穿山大洞，沅水的老船工告诉我，那叫穿石山，大洞是神仙张果老驾排时，一竹篙戳了个对穿眼。

    河水沿穿石山脚而下，水面上是数十米高的悬崖，悬崖上人工开凿出一条羊肠小道，是为纤道。过去，没有机械，上瓮子洞全靠纤夫，几十个纤夫拉一条船。上行的船停泊在滩下，等到了七八条上水船时，船工们就会一起商议合作换工，集中七八条船的壮劳力，将船一条条拉上滩头。因为瓮子洞滩水特别湍急，所以穿石山下常常集聚许多专职打短工的纤夫，船家觉得人力不够会花钱请纤夫。过去这里是船工的最险恶的一道鬼门关，拉纤时，舵掌得不当的话，船朝外张头，就会横着船身接受下泻的激流，一旦出现那种情况，就是有一千个人出力也无济于事，船毁人亡的恶性事故是无法避免的。

    穿石山纤道流传着辛酸的故事，说是一百多年前，有位死于险滩的船员的遗孀，省吃俭用，集自己几十年的积蓄，请人在山间纤道的崖壁上钉上铁链，供船员和纤夫攀手着力，此一功德，挽救了无数苦难船工的性命。我特意步行到纤道，抚摸着环扣在山腰石壁上，直径四厘米粗、约六寸长二寸宽椭圆形的一个个相连的铁环。这就是百年间沅水船工、纤夫代代相传、交口称赞的“寡妇链”。后来偏偏有无聊的文人编了无聊的故事，说是有个做官的孝子为寡母过江与小和尚偷情的行路安全，特意打造安置了此条铁链。

    2005年8月，刚退休的我重走沅水路，第一站到凌津滩，拦河筑起了大坝，穿石、寡妇链被水淹没了，这些传说也随之永远淹没了。

    上了瓮子洞，驰过五强溪（入沅陵县地段），就要途经十八里青浪滩，青浪滩河道狭窄弯曲，窄的地方宽不过八米，从船舷两边能一跃跳上岸。河水浅时深一米五，清澈见底，河卵石和游鱼清晰可见，深处则深不可测。我问过在沅水驾船一辈子的老船工，谁也不敢下深潭一探，所以无人知其深浅。后来常德港有条船在青浪滩深潭处翻覆，装载的桥梁钢架落入深渊，请省打捞船队打捞，他们的芮队长说，潜水打捞时放尽了打捞队的牵引线，再深的话就要新增设备，省打捞队能打捞一百米处的沉物。

    青浪滩河床怪石巉岩雄峙江底江面，那些露出水面的嶙峋岩石上，密布着鸡蛋大小的洞，状如蜂窝，当地人称“蜂窝岩”，岩石上的小洞是船夫用撑船的竹篙硬撑出来的篙眼。急流中，船夫所依赖的是手中顶端镶生铁尖头的竹篙，当舟楫接近暗礁山岩时，将手中竹篙在礁石上倾力一撑，铁石相击的火星还未散尽，船已顺水下去数里。“水滴石穿”，经年累月，就成了青浪滩中的奇观。

    青浪滩中段有一小镇，叫洞庭溪，就因为它的名字，我独自从上游的潭口步行六里，去看建立在山腰中的小镇，梯田式排列的几行吊脚木屋，错落有序，整齐貌似。走进人家，正厅当中一炉柴火，火上架着口大铁锅，无论是严寒还是酷夏，他们都吃火锅。当地传说，东汉马援西征，逆沅水至青浪滩，强渡不能过，终与数百部众困死滩边的壶头山上，当地有座伏波庙，传唱着“走遍天下路，难过沅水渡”的悲壮。五强溪水电站建成后，青浪滩的奇观，洞庭溪的吊脚楼，流传千年的古庙都沉入水底。

    驰出青浪滩，是一片宽阔平静的水面，河道的右侧是下水船集中的港湾，叫鸦雀迴，木帆船越过青浪滩前都停靠在这里，一则是换工，集中几个经验丰富的船工分批将船送下滩去。二则是卜卦问凶吉，其方式特别，头天晚上煮一大锅米饭，捏成一个个小饭团，第二天清晨启航调转船头时，如有大批乌鸦在船顶盘旋，便将饭团抛向天空，乌鸦来抢食，船就可以驰入青浪滩，没有乌鸦盘旋抢食，则必须终止航行，回头等待再次卜卦。当然，这个习俗对我们机器航行的船无用。

    逆水行舟，越过九矶滩，水面稍宽、水势较平稳，前行十余里就到达湘西门户的沅陵县城。清《沅陵县志》称沅陵：“怪石峋崖，绵亘江面，水石相激，如走风雷，壶头悬于岸南，庙阁峙于岸北，重滩迭岭，百数十里。”

    我是从《湘西剿匪记》一书中知道沅陵的，书中剿匪的情节曾经深深震撼过我，一到沅陵，我就迫不及待地寻到古城南路胜利公园。1949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奉命进湘西剿匪，为纪念剿匪中牺牲的将士，1951年1月，湘西行政公署将沅陵中山公园改为胜利公园，在公园上首正中央建筑一座正方锥形塔，塔总高16.96米，塔身高12.73米，塔座高3.23；正面刻“湘西剿匪胜利纪念塔”九个大字，塔座正面嵌铜碑，刻序文记载事由，另三面刻党政军要员的题词。塔台下方一尊2.5米高、持冲锋枪战士的雕像。纪念塔前两侧对称修建了四座纪念亭，四亭内共竖石碑六块，碑上刻着1005名烈士的姓名。

    看过烈士陵园，再游黔中郡第一胜景沅陵凤凰山。

    凤凰山位于沅陵县城东南，海拔约二百米，面积约0．6平方公里，西北临沅水，陡峭山壁，沿峭壁砌有石阶路，宛如彩带飘落江边；东南群山连绵，悠远广博。因其貌似凤凰展翅，故名“凤凰山”。凤凰山林壑幽静，村落暖暖，炊烟袅袅，山顶古树参天，修篁遍地，风光旖旎。隋朝（公元589）列为黔中郡第一胜景，明代诗人张志遥诗赞：“晴峰缥缈出云端，野经迂回挠曲栏；人向绿杨荫处去，隔江指点画中看。”凤凰山上有凤凰寺、凤凰井、送子观音樟、钓鱼池、石龟、雪仇洞、屈将室、望江楼、凤鸣塔、叙丞墓等景观。凤凰寺，明万历年间（1573～1620）建，1938年少帅张学良被软禁在寺内，凤凰山因此而蜚声中外。



发配沅水（三）

    然而在沅陵码头见到了更为震撼的一幕,令我终生唏嘘！

    1971年6月，船运救灾大米到沅陵，停靠在文昌码头，我抬头仰望高而陡峭的石阶，石阶的尽头坐落着几棟矮小的工棚和房间，房间的东面是一条简易公路（现称滨江大道），码头延绵数百米，稀稀落落停靠着装卸货物的大小船舶。我好奇地登上石阶一步步向上攀沿，阶梯每级宽尺余，走一步数一个数，数到二百一十二，我已是气喘吁吁，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再也迈不动脚步了。侧眼看去，一群老年妇女，躬着腰，手拄着拐杖，身背背篓，步履蹒跚艰难地一步一步在攀登阶梯，她们的背篓上横放着一捆捆三米多长的桎木条，她们右手拄着根短木棍，行动十分缓慢。时不时咳嗽几声，走上几步便停在路边歇一歇。看她们的脸比我的母亲苍老很多，天生的悲悯使我不由自主地扶住最近的老人，见她满面纵横交错、极不规则的皱纹，我断定她至少在六十岁以上，是个饱经风霜的老人，我托着她背篓上的四捆桎木条，缓缓让她坐下。她长吁了口气，脱下肩头上的两根背带，取下斜背着的老式军用水壶，军绿色早已退尽，扁凹得装不了半斤水，她毕恭毕敬地抿了一口水，抬头对我咬着京腔说了声“谢谢”。哈！是个有见识有教养的老人，这在湘西实在难得一见的呀！

    交谈中，我知道她叫粟春娥，沅陵县太常公社人氏，大队妇女主任，今年五十一岁，比我母亲还小七岁，仅有的一个儿子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虽是烈属，能享受一点点国家的优抚，为了巩固建国初剿匪的成果和广大农民的胜利果实，为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党的事业，她不愿在家坐享其成，于是带领大队中老年妇女出来生产自救，到码头上搬运货物，虽然辛苦一点，可每天有钱进。背桎木条一捆0.1元，一趟四捆就有0.4元，一天十躺就有4元钱了，要是有活干，扎扎实实做上一个月，会得一百多元钱，发大财了。她的力气小，每个月能挣100元，那些力气大的妇女，一个月能挣150元。农村山多田少，每年种一季稻，全家累死累活在生产队出工一年分不到20元现金，幸亏有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让她们贫困山村的农民有了这个挣钱的门路。

    我心酸地听她满怀感激地诉说着自身的经历，由衷地钦佩她在如此繁重的工作条件下表现出来的豁达和乐观！我自惭形秽，托起她的四捆桎木条，看着她小心翼翼的用一只手不时捶打着腰，时而咳嗽几声，步履蹒跚，慢慢移动着，左脚向前迈一小步，右脚慢慢跟进，好像承载着千斤重担，阳光无情地舔舐她黝黑的皮肤，和煦的夏风难抚慰她疲惫的身躯。我区区的赠予能让她摆脱这繁重的体力劳动吗？这样二百多级的石梯我空手上来都累得半死，她们中老年妇女每天驼着近二百斤的货物，攀沿十数次、几千级台阶，谁能承受？我是想都不敢想的。

    另一个让我感慨不已获益匪浅的是山民的质朴和敦厚。

    深秋停泊在潭口，潭口在五强溪水库（现在）上游横石李家坪，山坡上密密麻麻错落无序建成近百栋大小不一的吊脚楼式木头房，潭口大队部设在此，我参加过他们的政治学习，还拿走了他们供在神龛上的《毛泽东四卷集》合订本。我和张资明穿过村落朝深山纵深走去，想买点山里的特产。翻越了几个山头，遇见单门独户的人家，全木质结构的板房里面被熏得漆黑，跨进厅房，一老者煨火而坐，连比代划交流了好久。接着他取下一个麻袋说这是新摘的板栗，又拿出杆秤叫我们自己称，25斤板栗按照沅陵的市价，我拿了张5元的纸币递给他，他接过钱左看右看递还给我，好半天我才明白他说没见过这种钱，不是大清的龙票，收回了板栗。我和张资明一上午的忙碌，眼见一事无成，着实有点窝火，可是面对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又能怎样呢？

    我们只好悻悻地出门下阶梯，迎面遇见一个扛着猎枪和一头麂子的壮汉，他笑吟吟把我俩重新请回客厅，不容推辞地说：不管买不买东西，这餐饭非吃不可。他说自己叫麻运福，以打猎为生，这座山方圆十里只有他们一家。昨天老婆带着孩子回娘家了，不然不会让我们吃这么大的亏。他麻利地炒了新鲜的麂子肉和二碗腊野味，倒上满满的四大菜碗米酒，端起酒碗说：“爷爷80岁了，从没离开过山里，外面的世道一概不知，难得见到外面来的人，今天你们陪着他扯白扯这么久，他高兴得也要喝酒。”都1971年了，还有这么闭塞的地方，这大大出我的意料，我恭敬地捧起碗同这爷孙俩畅饮起来，资明滴酒不沾，他的酒我也当仁不让全喝了，还在是自家酿的米酒，同喝啤酒一样醉不了我。酒足饭吧后，他把板栗和四腿麂子肉分两包捆好，说你们带回尝尝鲜。我说：板栗先称了是25斤，麂子肉也称称，都按沅陵的市场价格付账。他说什么也不肯要钱，最后在我们的坚持下，麂子肉按沅陵价格的九成计算，每斤0.45元，四腿麂子肉18斤，8.1元加上5元的板栗钱，我俩放下15元钱匆匆离去，为了找我们的零头，他追了几百米硬塞给我俩一只腊野鸡。

    还有一次是在辰溪街上买板栗和柚子。市场上几乎是清一色带小孩的村妇，团座在地上，身边一个背篓，身前放着几个或十几个柚子，一个小篮子了盛几斤板栗，怀里抱着个一二岁左右的孩子，问价她总会说：“你问问隔壁多少钱能卖。”谈好价格，她们都会把称递给你，让你自己称重，而且你说多少就是多少，柚子0.05元一个，板栗一般价格在0.2元一斤，价格低时在0.16元一斤。市场上绝少看到为价格争得面红耳赤的情形，更没有因短斤少两而生死相搏的场面。

    农产品太贱，农民怎能不穷！

    1971年11月，我船停泊在溆浦县大江口铁路桥下卸载钢架桥梁配件。一天晚上，我们接到大江口人民公社的通知,全体船员参加他们的三级干部会，会上，公社党委书记用发颤的声音传达中央关于“林副统帅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事件的文件，宣读完中央文件，会场里呈现出死一般的寂静，谁也不敢大气呼吸，谁也不敢发出一丝丝声响，十几分钟后，全场骚动，竟有人放声大哭，急得公社书记大声呵斥：“谁在哭？谁在为林秃子哭丧？”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几年文革中见识了一反一复群众组织间的倾扎，见惯了一批又一批高级干部的倒台，虽然渐渐知道政治斗争的残酷，绝料想不到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好学生”，举国公认“对毛主席最忠”“跟毛主席最紧”“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的林彪，国家宪法和党章上铁定的毛泽东接班人林彪，会企图谋害毛泽东，他就这样急不可耐去抢班夺权吗？我苦苦思索这其中的奥秘，回忆起文革初期种种城头屡换大王旗的演绎，推测着毛泽东发动群众开展文革的真实意图，林彪事件的发生，我意识到，林彪事件实际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宣告了毛泽东神话的破产。

    由此，我获得了一个新的认识：1968年的红海洋运动中出现的“早请示、晚汇报，人人佩戴领袖像章，挂忠字牌、跳忠字舞，事事先颂最高指示”等等现象，是二千年前秦帝制的回光返照！我想无论后人怎样去评价这场文化大革命，它最大的贡献是将二千年前家天下独裁王朝在短短几年里演绎给全国人民，至圣至明、民主平等的无产阶级领袖居然活祭到如此程度，就是秦皇在世也享受不到全国子民如此虔诚的顶礼膜拜！个人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人民愚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物极必反，常人都知道的道理，难道毛泽东会不知道？是绝对权力让人利令智昏啊！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这场层面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的荒诞的群众运动出乎意外地打破了长期禁锢人们的思想枷锁，客观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奇妙效果，这一点完全出乎运动发动者和领导者的初衷与意料，也许这就是史无前例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带给后人的唯一可圈可点之处了。

    这场运动中的种种演绎，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义正词严、冷酷无情的反复相煎，使我彻底摒弃了对政治时事的兴趣，转向了哲学、文学和史学的学习，希望通过文学提高文化知识，通过史学明了社会的变迁，通过哲学弄清扑朔迷离的政治，1966年破四旧时我意外得到的一批书终于派上了用场。

    我认真读英国康斯福的《辩证唯物主义》，读中国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还读大学原先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如饥似渴地读，详详细细地做笔记。读书有所悟，我认为哲学应当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属于全人类，它同文学、艺术一样，没有阶级性和党性，是政治家和政党领袖们利用哲学为自己集团的利益服务，才强说哲学具有强烈的党性、是阶级的产物。

    我认为哲学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正同如原子，有人用来造武器杀人，有人用来造福人类。我萌生出写一篇通俗易懂、适应普通工人农民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小册子，拟定了写作提纲，全文八章，第一章就是哲学的从属，在这章节里我把上述悟到的想法写了进去。可是由于兴趣、性格所致，读哲学书总觉得越来越枯燥，哲学写作计划很快就放弃了！

    为读到更多的书籍，我跑几十里到常德蔡家岗找熟悉的知识青年借书，厚着脸皮游说刚认识的人借书，半借半抢同事的书本……只要见到想读的书，不辞辛苦、不顾颜面、不惜恭维，短短的半年里，我读了巴尔扎克、莫泊桑、托尔斯泰、雨果等世界大师的不少著作；读了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上下）》、郭沫若的《中国史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1至3册等等史学书；重读了《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红楼梦》等等著作；还因借书的时间短，将《魏汉六朝诗选》全文抄下。

    我开始学习写作、学习写诗，以致日思夜想，梦里也在作诗。最清晰的是一首梦母诗，半夜醒来，睡眼朦胧下点亮煤油灯，立刻把它记录下来，这是最真实的感情，我一字未动地把它留存在我的诗集里：

    梦里儿依母，梦醒独自悲。

    思亲长叹息，往事不可追。

    湘西三年中停靠在沅陵、辰溪等县城的机会不多，大多运载建在山沟里的维尼龙厂、过江大桥和铁路铺轨的物质，岸上的娱乐活动几乎没有，船员晚饭后，聊聊天就早早各自休息了。这最大的好处就是时间多了，晚上的时间基本属于自己，滩头滩尾待航的时间也长，即使在码头上装卸作业，山区缺机械，全凭人力，一到太阳落山就收工，余下的时间全由我支配了。三年穷山恶水里的翻滚，三年煤油灯下的苦读，三年苦苦的思索，收获巨大，我将以全新的精神状态面对社会、面对同事、面对亲人，心中充满着坚定、自信的力量！

    1973年大年初一，我在日记本扉页上写下两段话来激励自己：

    “忘记自己，才有坚强的意志；忘记自己，才有无穷的力量；忘记自己，才有真正的快乐！”

    “始终保持自己精神上的绝对优势！”

    这不是阿Q的自我麻痹、自我陶醉，而是破茧新生，因为知识、信念、意志都在同步成长，我已经不再是那个人云亦云、热血沸腾的初中生了，不再是不学无术、幼稚热情的“吴下旧阿蒙”了！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啊！



彰显自我

    一

    后来的改变是经历了无数的打击和屈辱，以及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本能欲望，逼得我去改变性格来适应社会，岁月的磨炼终于让我走出了彷惶，懂得了人生的权利和义务，我当昂首去争取实现自己的企求，坦然面对世人和社会。

    1972年10月，湘黔铁路怀化至贵州全线通车，1973年9月，湖北枝江至广西柳州枝柳铁路湘西段工程完工，三线内地的各个战备工厂基本建成，支援湘西三线的大宗运输任务基本完成了，三线指挥部奖赏一本盖有“湘黔枝柳铁路大会战纪念”红色方印和三线指挥部公章的《毛主席语录》本。

    经过湘西三年的磨练，我从1955年后压抑养成的胆怯懦弱性格，逐渐变成“无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只要自认为符合道义的事都敢去抗争甚至不惜拼命。

    港务局水上船舶分为机动船和非机动船，机动船按马力分等级，湖南内河只有二等船舶和三等船舶，故驾驶员和轮机员的证书分二等和三等。机动船上分驾驶部和轮机部，驾驶部工种有船长、大副、二副和三副，舵工，水手一、二、三级；轮机部工种分轮机长、大车、二车、三车和加油，舵工和加油不分级别；非机动船有别于其他民营集体的社会自航船舶，一是顿位大、二是设备工具先进、三是航行由动力船牵引；驳船工种分驾长和水手（分一、二、三级）。工种级别的晋升需通过港航监督科的理论和实践考试。

    我是在非机动船的铁甲板驳上工作，船上只有驾长和水手两个工种，驾长通常是船上技术最好的人，他要记住河道上的各种标志、地名、弯道、浅滩、暗礁和避风的地点，要懂得看水势配合机动船的牵引操作，要会钢缆插接、船体维护等各项工作，驳船老船工过去是利用风势水势，日久天长积累起娴熟的自航经验，虽经过几年动力牵引航行，还是不太适应，也许是航行中的事故多由机动船当责，就懒得去观察和领悟，使得他们比年轻一代的船工迟钝了许多。

    年轻兼之有心，我很快从一大批航行在沅水的驳船船员中脱颖而出，长沙港和常德港的拖轮船长都愿意拖带我所在的225队（二条）甲板驳，而且每次航行225队总编在头艕，因为每次上水拖带四到八条驳船，首尾相连双列排序，头艕的舵左一度，尾艕的船会偏左十度，头艕船不能正确顺势拖轮的牵引力，尾艕的船就会扫到暗礁或搁浅。航运局著名的向顺桥、杨祥福、曾绍德等船长对225队赞不绝口。组成航行编队起锚前，必召开拖轮船长主持、各驳船驾长参加的航前会议，我则是拖轮老船长点名参加的水手，我提出的上滩过险的具体意见常被他们采纳，后来，225队的二个驾长干脆将参加航前会的任务推给了我。

    1971年11月中旬，长沙港225、226等四个队八条船滞留在沅陵，在上游的浅水拖轮只有一条3303号了。秋天的沅水，早已收拾起春夏桀骜不顺的性格，每当春季桃花汛期，河水猛涨，泥沙俱下，急湍似箭，呼啸而下。到此时则流水潺潺、清澈见底，河床清澈得一眼可以看到河底五颜六色、圆润光滑的鹅卵石。

    沿途的九矶滩、横石滩、青浪滩、瓮子洞滩是我们回归常德的必经之处，枯水季节，滩上水深一般在1.2米，浅处仅1米。空铁甲板驳吃水0.8米，浅水拖轮吃水0.8米，发动机器艉部吃水达1.3米，下滩不能使用动力。沅陵办事处工作人员召开了八条驳船和一条拖轮的全体船员大会，商量留在沅陵还是返回常德的问题。3303拖轮船长说自己放单能下滩，不会陪驳船留到明年开春的，驳船24个人的意见莫衷一是，绝大数人、特别是八个驾长赞成队长兼政工员赵牛生的意见留守沅陵，因为我们一是缺少放舟过滩的工具；二是没有沅水放滩的经验，万一搁浅在滩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要捱到次年的第一次桃花汛才能被解救，船员的生活就成了大问题，弃船的责任谁来承担；三是船舶放滩出了破损事故责任谁来承担不起。只有我和张资明坚持放滩过险，理由是船回常德，为国家企业争取到960吨运载力，四个多月能为国家创造不少财富。其实谁也不愿意停留在沅陵四个多月，经我俩的力劝，我还为此独自出具了责任担保书，后来终于统一了大家的意见，同意放滩的一切事宜由我一人指挥。我将意见告知拖轮船长并获得支持，深水河道由拖轮牵引，浅滩处驳船自行放流，保证在四天内通过瓮子洞。

    我们集中八条船上的可用物品，做成四把长棹用来板正船头，挑选修整好十几杆撑篙。工具备好后，从沅陵出发，拖轮将驳船送到九矶滩头，解缆后自行息火顺流下滩，我将八条驳船分成两轮下滩，每条船四个头人掌控船头：二人掌控船棹、二人横篙守卫左右，一人掌舵。九矶滩全长一公里，河底没有嶙峋的怪石，我在头条放滩的船上掌舵，让三条驳船依次随行，顺流而下时常常听见钢板摩擦河床砂石发出的咯咯声。顺利下了九矶滩，大家信心倍增，横石滩凶险一点，也有惊无险地下来了。放滩加拖带一天行驶了三十公里，傍晚抵青浪滩头，青浪滩长达十里，航道是十米一拐、百米一弯，如今深秋季节水落石出，原隐藏在水底的狰狞石头全部露出，耸立于主河道两侧，操作不当，拦头不及，船会一头直接撞上刀锋般锐利的礁石上，发生船损事故。我集中十个力气大、技术好的船员上一条船，每次下滩两条船，十里水路，半个多小时到了五强溪口，扛着放滩的工具，上岸步行十几里山路用了两个多小时，有了第一次下滩的经验，第二天下午四点八条船安全抵达瓮子洞上的柳林岔，一鼓作气放流下瓮子洞滩，汇集在兴隆街时，全体船员欢呼雀跃，高呼着“解放了！解放了！”重新编队连夜直奔常德。

    多年的逆来顺受，多年的谨小慎微，在沅水中不知不觉地起了变化，让自己回忆起来还真不敢相信是同一个人。

    在计划经济时代，湖南内河国营航运的八个港口的吞吐量和运载吨公里、人公里，由省航运局统计科根据各个港口的承受能力，综合省里的运输任务分解到各个港口，其月度、年度生产奖金就在完成任务指标上结算。船员的生产奖金这样计发：例如225队，240吨位，月运输任务为220000吨公里，完成任务的奖金按船队月工资总额的百分比对应计算核发（当然还有货损货差安全的几项指标），最高不能超过月工资总额的20%；我们船员中最高工资56元，年轻船员月工资为34元，全队12个人月工资总额不足550元，月度奖金高不超过110元，船员按实际在船工作天数评甲乙丙三等分配，想超额任务20%以上，必须满载航行长沙至常德四趟，长—常260公里，四趟1040公里、2496000吨公里，能领到最高奖金一年中只是打牙祭而已。我们船队月度奖金通常在10%左右，每月5、60元，十几个人分，虽只有4、5元却都高兴，毕竟拿到的奖金是月工资的百分之十几。

    船队待拖、待装、待卸和装卸的时间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跑业务的队长，几次在常德港我船总是殿后，每每要等常德港的船舶装卸完成后才轮到我们，队长赵牛生到常德港口调度室报到后回船总是一句话：“刀把子在人家手中，我有什么办法？”多问几句，他就哀叹：“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我气不过，要求去试试，船进常德港，我拿着船舶证书、货物运输单，顺手带着航行日志，走进了调度室，调度员将证书放在十几本证书的后面，将货物运输单提交给理货组。我不动声色地详细记录下所有船舶证书号和它们进港的时间以及它们的航线后离去了，然后每天上午到调度室观看他们的调配，第一天我就发现有同样航线、同样货物的后进港的常德港船舶插了队。第二天仍然如此，我每次都做好记录以为证据。到第三天，我和气地询问调度员，为什么我船还没安排？他不耐烦地说没码头、没仓库等着就是。我瞬间爆发了，锤桌子打板凳吵起来，硬拽着调度室副主任上三楼常德港革委会主任(军代表)办公室讨要公平，吵架的效果极好，从此以后，225队在常德港时间大大压缩，始终是长沙港参运三线船舶完成任务最好的队。

    沅陵的水运码头停靠着所有国营船舶和社会船舶，货物装卸任务由码头统一调配。社会船舶吨位小，我们铁甲板驳在码头上停靠，左右立刻会靠拢七八条一、二十吨级的小木帆船，沅水湍急，码头狭小，总长不过五十米，一条120吨级铁甲板驳顺水停靠，其他的船就不能装卸作业了，为让多条船同时作业，只能半斜着船身、头顶在码头上搭跳板，这就需要用拉力极大的钢缆别住船头，船的大半个身体方能接受水流的巨大压力，这种钢缆和绞关设备只有我们有，因此只要我的船停靠好，社会船只就会靠上相梆，顺势也抢占个舶位。我清楚小船的难处，从不拒绝他们顺势相梆，为保证安全会多用一根钢缆固定船头。

    谁知道有天会碰到个愣头青，那次船在沅陵文昌码头卸大米，我在船仓房突然发现船尾向下横压，靠着我们船相梆的小船急得哇哇大叫，我飞奔到船头，见一个高我半个头的青年在松别住船头的钢缆，我冲上前用力推开他，抢过钢缆，叫跟来的万忠开启绞关，慢慢别正船头。我固定好钢缆，对那青年怒吼：“混蛋，瞎动钢缆！”因为我清楚别住船头的钢缆全部松开，满载的货驳借急流的压力，会把相梆的小船挤碎，沉船的事故就会发生。我情急之中推他时用力过猛，他一个趔趄差点掉下河去，惊魂未定的他见我在怒骂，脸色渐渐变得铁青，脸上青筋暴出,开始反击了，当地的土话，语速极快，听不懂他骂了些什么，我一步步逼近他，吼道：“滚，滚回你的船上去！”有人上前劝说，心平气和地劝慰淹没在旺盛的对骂声中，两人各不相让，我贴近推他离开，他退了几步突然抡起右拳朝我头顶砸来，这时跟船上师傅学的皮毛功夫派上了用场，我本能地左臂向上拦住下落的拳头，左脚进一步，右肘在他胸部轻轻一挤，“扑通”一声，他掉下河了，这一声响吓得我浑身冒冷汗，我立刻清醒过来，急切地叫万忠快拿救生衣。  

    我迅速脱去上衣、蹬掉鞋子，死盯着清澈的激流，一时心烦意乱、心惊肉跳，那短短的几分钟的忧心宛如隔世，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五分钟后，他出现在码头上，朝我扔小石子，我长舒了口气，连连说：“谢天谢地！”后来万忠问我为什么这么冒失，我真的讲不清楚为什么，是年轻气盛不计后果之行为吧。这件事的可怕后果反复在我脑海中出现：如果那青年不识水性、如果那青年掉下水时头被碰晕、如果是洪水季节……无数个如果足以完全毁掉我的一生！“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从此凡事我只求和为贵，再不敢同任何人动手了。

    每次停泊在常德码头，为争取早日装卸货物，免不了与抢档的常德市木帆船运输社的船工发生争执，一次在骆路口码头，运输社十几条帆船的船员仗着人多势众，非逼着正在装载的我船让出码头，他们说：“你们拿固定工资，我们是多劳多得，就该让我们先装卸。”看见他们四五个人拦在上船的跳板前阻止搬运工人，我上岸与他们论理：“凡是有个先来后到，何况我的船已经在装载了。”谁知他们完全不讲理，动手掀跳板，差点让一个搬运工人摔倒，我气急上前推开他，“打人啦、打人啦”木帆船上的男男女女齐声叫了起来，三四个人将我团团围住，同船的复员军人万忠闯进来，怒吼：“看你们谁敢动，打珍宝岛我都不怕，还怕你们！”他们被镇住了，请来运输社革委会的军代表，军代表前呼后拥七八个人赶到码头，声色俱厉地指着我们质问：“谁抢码头？谁胆子这么大？敢破坏生产？”他以为能唬住我们，谁知我的声音比他高，连连斥责：“抢码头的人是你们！破坏生产的人是你们！”与军代表唇枪舌剑了大半天，见占不了上风，他叫来港口派出所的民警，民警倒是很精明，两边不得罪，调和平息了争执。

    从1971年后，我已是225驳船队的实际核心，船上的行政队长和上级指派的政工员，事无巨细都征求我的意见，因为他们知道，我的意见能使船队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和获得月度奖金，能让大家得到上级额外的食物照顾，所以，他们把对各港口和有关部门的业务联系全交给了我。我则满怀激情、满怀希望，毫无私念地工作着，我清楚明白工作的目的：是生存之必须、学习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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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72年底，主持湖南省工作的军队代表卜占亚因故调离，已调中央的华国锋回湘，单独召见了胡勇（汽车电器厂）、唐忠富（曙光电子管厂）等人，“工联”派扬眉吐气了，主要领导人胡勇当任了省革委副主任，唐忠富两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出任省总工会主席，“工联”派的雷志忠（省汽车运输公司）担任了长沙市委副书记。“工联”的基层头头相应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

    “工联”派“海燕”的赵家林，进入长沙港务局三结合领导班子，担任局党委副书记，赖宇明出任局团委书记，还有“海燕”的叶其康、刘延春、谭可成等人都在局下属各级革委会中任职。

    1973年9月，省航运局调整各港运载力，我所在的铁甲板驳移交常德港，交船后我从常德乘长途客车回到长沙，从革委会成立之日起,长沙港实行政治建港、军事建制，全港的客轮、轮驳大队，三个码头作业区以及其他车队、工厂下属基层班组、车间均称之为连、排，我所在的225队甲板驳原归属轮驳大队第四连，回来后，大队人事调度员让我仍回四连报到。

    随即我向轮驳大队领导提出请求，为照顾多病瘫痪的母亲，要求调到回长沙机会多的拖轮工作，大队人事调度室主任王清福同意了，却遭到驳船四连连长陈楚平的反对，他先以连队缺员为借口，王主任同意在新招青工中多分配二个人补我的缺，陈楚平又提出技术骨干被调走会影响整个连队的生产，坚决反对调我去拖轮。我思前想后，始终想不起在什么地方得罪过他，气得易双桂提着根木棍要到水陆洲连部去教训他。1984年，我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他托我的朋友李星罗来说项，也没说出1973年阻止我调动的真正原因。1987年他办理完退休手续后，专程从丁字湾到长沙请我去他家，席间说了许多真诚感激的话。

    长沙港务局的传统习惯于把船舶分成三等：客轮、拖轮和驳船。客轮航班定时定点，工作生活有规律，是船员最理想工作的环境；拖轮机动性强，在长沙待拖船员的机动时间多于驳船船员，况且每月中必定在长沙检修四至五天；驳船进港后要忙于装卸货物，即使是待装待卸时，也不能随便离船，因为谁也不知道何时开始作业，只能在待航时，到船舶调度室问清出航时间才能匆匆回家一趟，驳船一出航就莫问归期，在外港的待航、待装卸、以及货源的流向，下一个航班去哪里，都不是我们能决定的，离长沙三、五个月是常有的事，还要经常停靠在荒无人烟的河汊小点、滩头洲尾。

    鉴于不能调到拖轮，我平生第一次拒绝接受船舶大队回四连报到的调令，僵持了四十五天，不上船也不去领工资，第二个月，终因家中经济拮据，我便想退而求其次，上四连驳船中条件最好、最稳定的航线船“快速班船”，这个要求大队领导同意并直接下了调令。于是，我到人事调度室要求补领工资，调度员拒绝审核，并向副大队长程甲东汇报，程甲东听完汇报，严厉地说：“矿工四十五天，完全可以除名了，工资必须扣发，再不上船就作开除处理。”我又是平生第一次同顶头上司程甲东大吵大闹起来，他觉得有伤颜面，匆忙离开调度室，我追上二楼，在他办公室里拍桌打椅，吵闹声惊动了隔壁办公室的党总支书记（教导员）言金鉴，他把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询问争吵的原因，我气愤地说出要求调动和上快速班的理由，言金鉴听完后，立刻打电话给陈楚平，令他安排我上快速班。又让程甲东交待人事调度室，让我补领了上月工资，第二天我在西湖桥码头（现在的杜甫江阁）上了151队3号木驳船。

    快速班（线）是一条拖轮边顶一条木驳，定期定点运送鲜、活农副产品。长沙港有两条这样的固定航线：一、长沙至常德，四天一个来回，长沙、常德装卸两天；二、长沙至茅草街，六天一个航班，在长沙装卸两天。快速航线是承运湖南省外贸在茅草街和草尾收购的鸡、鸭、柴鱼、鳖、黄鳝、蛋等鲜活物，从长沙转运出口。回程运送政府调配给茅草街、草尾一带的日用百货和烟酒糖等物资，在这条航线工作的船员常能买到极其廉价的农副产品，每个航班还能在鸡笼鸭笼里捡几斤蛋吃，所以全大队的船员都说“是个肥缺”。死鸡鸭0.2元一只，死洋鸭和洋鸡0.4一只，死柴鱼0.2一斤，船员买到的宰杀晕头的鸡鸭。

    我在湘西的那段日子里，调到市总工会当通讯员的易双桂，经常一人到河西，陪我母亲聊天以解她思子之苦，又常邀在装卸机械厂上班的罗国华结伴看望我母亲，还常常放下几元钱和几斤粮票，其实他俩的家境也不好，双桂有多病的母亲要养，国华下面三个弟妹没有工作。母亲在晚年无数次提起他俩，满足地回忆起与他们的交谈，话语中充满了由衷的感激。

    1974年下半年，已经调到长沙水泵厂的易双桂，站在西湖桥码头等我，我的船刚停靠好，他上船就抱怨说：“他们好过，当官了就不管弟兄们。你应该去找他们，要他们调你上岸。”我知道双桂是要我去找赵家林他们，但此时的我，早已决心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变命运，而且我深深地感到自己很肤浅，需要不断提升，水上是最好读书和修身养性的地方，再者，性格也决定我不会开口求人，特别是为自己求人，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当我觉得水上对学习没有帮助之时，就是我离开之日！我让他等着，我俩终有欢聚在陆地上的一天。

    从三线参运回来后，虽然仍航行在湖南内河，因为航班定点定时，我与在长沙港装卸机械厂当钳工的刘利国，见面交谈的时间多了很多，他是我参加航运工作后最好的朋友，一起休假，一起学雷锋，一起参加文革，他家住石门坎夏有里，我没少在他家吃住。自1972年后，他父母的势利和利国的实用主义行为让我渐生反感，在对理想和现实的认识上各持己见，对生存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处置上渐渐大相径庭，我厌恶趋炎附势，而他母亲一见到赵家林、赖宇明升了官便立马攀亲认干儿子……渐渐我和利国常因话不投机而不欢而散，最后一次长谈时他恳切地劝要我面对现实，少点书生气。他现身说法，大谈处世圆通的好处，大谈金钱权力的作用，大谈学以致用的要诀……我越听越烦，因为我脑海里已镌刻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知足常乐”、“不为五斗米折腰”等等古训，哪里还听得进他的话？我的轻蔑态度大大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他终于愤愤不平地站起来说：“我的哲理，是二十多年的生活积累，事实也证明了我过得比你好，要不是朋友，我才不会讲得喉干舌燥。好心没好报，再不同你讲这些了。”此后我和他最早建立起来的友谊归于了平淡，见面只剩“今天天气哈哈哈……”一类的寒暄了。1984年我获升迁后，他又像最初时一样亲密地邀我去他家，伯父伯母也平添了七分殷勤，双双为我夹菜，利国说：“你是我们六二年同事的骄傲。”刘伯父说：“我早知道你不是平凡之人。”刘伯母反复叮嘱“常来噢！”1985年，刘利国在其娘舅帮助下移居美国后，我还是尽心尽力为他办好几件事（购房工龄和上海到长沙货物托运）。

    1974年2月，船上政工员向我们传达毛泽东批发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易双贵、罗国华、刘利国等在岸上工作的朋友，都劝我再找赵家林，调上岸参加运动，因为他们常听我讲述“孔孟”和“四书”以及中国历史，知道我已不同于从前了。

    三十而立，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不再属于我，我再不会盲目投身蒙自己于鼓中的任何政治运动了。我用已获得的知识理智地看待、分析这场政治运动，不想借用时势来改变自己的工作环境。我认真地阅读上级发到船上的所有法家著作，细读报纸上的批判文章，同时也读《论语》《孟子》等儒家书，经过近四年的自学，我信奉孔子的学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就是在长沙港务局大批判组里同那些笔杆子们辩论时，也骄傲地宣称“我是拥孔派”，因为我知道，对待一个最底层的工人，是不会拖出来批判的，否则的话，我是不会充当出头鸟的。

    对于批林批孔运动，我坚持自己的观点：“孔学的被帝王利用，应该归罪于统治者和御用文人，是他们曲解篡改孔子的思想和言论。正如出了马列主义，应运而生修正主义，难道要归罪于马克思和列宁吗？”

    1974年3月，我的船一进港，匆匆过河回家看望母亲和二岁多的外甥刘彦，姐夫在客轮当大副，姐姐在客运站物资供应处，两人工作很忙，母亲承担起照料外孙刘彦的任务，因此我每次回港第一件事就是回家探视。

    这次回家，正逢刘彦的后背脊梁正中长了个疮，红肿疼痛，整日哭闹，邻居张二嗲用草药敷治了几次不见效果，听人说这是背花，相当严重。我忧心忡忡地回船，在客运码头上巧遇罗中光，忧伤地向他诉说了刘彦的病情。罗中光醉心武学，我、王伯纯和他三人曾一同向李世强学习武术，只有罗中光坚持了下来，现在他又开始学习用中草药治疗跌打损伤，他安慰我说：“放心，就一个包，我去看看，没问题的。”罗中光在客轮上任水手，二天回一次长沙。

    本来是六天一个的航班，不料船到茅草街卸载后，临时抽调到常德，半个月后我才回长沙，心急火燎地赶到荫马塘，刘彦欢呼雀跃地跑出来迎接，他已经痊愈了。母亲说，你的朋友罗中光真好，你走后不到一个小时他就来了，看了看红肿的疮，出去采了些草药，在嘴里嚼碎给刘彦敷上，刘彦晚上就睡了个好觉，临走时告诉母亲别动膏药，待他后天来换。第三天刘彦早早站在大樟树下，望着马路不停地问：“罗舅舅什么时候来？”罗中光准时准刻，利用在长沙的时间，从中山路轮船客运码头跑到河西天马山荫马塘为刘彦换药，九天就痊愈了。我揭开刘彦的衣服，他脊背正中只留下一粒绿豆大的疤痕。

    后来，罗中光告诉我，这种疮的确叫背花，只要懂得治，它就是个小疖子，不懂得治会要人命的。他还告诉我，今后凡长了无名包疖，你先用柳树尖、楋树尖，还有一味药我不记得了，把三位药等量采齐，在口中咀嚼成糊状，敷在包疖上，可以遏制包疖的生长，然后从容找能人医治或是送去医院。



四

    从湘西归来后，每逢船停泊长沙，就是我最紧张的时刻，既要完成船上的装卸作业、安全值班、船体保养等各项工作，又要回家探望母亲，更重要的是尽量抽出时间找书籍、请教、拜师、访友。拜访、请教最多的地方是河西湖南师范学院赫石北村，那里是谢清明的家，可以经常遇到中文系的谢轶老师和羊春秋教授。我虚心地拿出在湘西沅水写的诗篇请教，诸如“青坡醉看花舞，深山痴闻鸟唱”、“骚乱镜中年少首，白发青丝暗斗”、“放歌悲慷慨，杯酒破红尘”等诗句请求指正。

    羊老师看后一声不吭，谢老师看后说：

    “宗凡，学写诗，应当先学习诗词格律。”他找出本诗词格律小常识递给我说：“先读读这本书，以后再读王力的书。”他接着说：“写诗的诀窍在多读多写，古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当然，写诗还要有天赋和灵感，要不然满天下都是诗人了。你有灵感，只是基本功太弱。”

    我带着这本书，回船后苦读，又找了本王力的《诗词格律十讲》，下了三个月功夫，带着新写的几首诗再去请教，其中有看电影《毕昇》观感：“毕昇看罢泪难收，惨痛哀伤恨不休；人世欺凌悲切切，官绅压迫苦悠悠。印书活字惠天下，村野布衣逝水流。自古成灾因士宦，国贫民贱两千秋”。

    羊老师看了诗后，笑着说：“大有进步。你呀，就是少年激进，危险呀！”

    谢老师也说：“诗有境界，有思想，有进步。”他告诉我，中国古代的唐诗宋词已至化境，后人无论怎样努力都不可能超越，你要定好位，莫把所有精力耗费在这上面，明志、咏时、抒情、写景都可，文史不分家，千万莫沉迷单一的学科。

    他俩都是祁阳人，几十年在外求学谋生，始终乡音未改，与人交谈时，用的是浓厚的长沙祁阳混合音调，如果他俩用家乡话交谈，我是一句也听不懂的。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在《湖南日报》上读到羊春秋老师的一篇批孔文章，当晚，我在赫石北村8号屋檐下聊天时，笑着问他：“羊老师，‘心不愿而形役’作何解？”他愣了一下，接着笑了，说：“你真的危险，思想太激进了。不是还有句‘奚惆怅而独悲’吗。我是挨过批斗的人、是有家室的人，可不像你那样轻松自由啊。”从他的话中我明白这篇文章是迫不得已的违心之作。

    1974年底，大弟宗元来信说已在郴县石灰厂上班了，我开始以为是生产队派出的临时工，因为我真不敢相信命运之神会向我家施以援手。后来才知道，宗元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过批斗、殴打，逐渐坚强起来，坚持“犯法的不做，孬（毒）人的不吃”，得理就搅得你大队干部头痛，在知青中有一定的影响，正好上面下来个招工指标，单位工种都不好，大队便顺势把他推了出去。他的招工给我家带来了新的希望，好一阵我们都沉浸在喜悦之中。

    1975年我日记上的元旦题词是：“东西识否，毅志坚否，我行我吊，自乐自走！”我把陶渊明的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写在四开纸上，贴在床头。同时还贴上范仲淹的诗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船舱床头前再没有了古人画像和小装饰物了。

    日复一日的进港出港、装卸航行，平静而奋发，心忧社会而与世无争。

    1975年春节后，小弟宗平通过关系，将二弟宗亮从零陵县珠山公社林家大队迁移到华容县潘家公社潘家大队，虽不在一个生产队，两兄弟同在一处让母亲和我放心了许多。

    1975年9月，家中突然接到小弟宗平的电报，说在工作中遭大队会计陈某殴打，吐了血。母亲打电报到轮驳大队，船队通知在茅草街的我，我心急如焚地立刻赶到华容。宗平任大队出纳，陈某是大队会计，因为陈某的报账单据不清不楚，宗平拒绝为其支付现金，陈某仗着是本地人，二话不说出手打了宗平几拳。二弟宗亮闻讯后赶来,大队支书早将两人拉开，制止了事态的扩大，陈某也自知闯了祸，马上离家躲了起来。我到华容潘家大队，看见宗平神态平和自如，悬着的心放下大半，仔细问了他的伤情和事件的经过，随他一起到大队党支部，向大队书记讲明我的态度，然后气势汹汹地来到陈某家，陈某早已不见了踪影，只留下两位老人，我气愤地当着聚集在陈家禾坪上的十几个农民说：“我只要求见见他，让他给我弟弟赔礼道歉。明天再躲着不见面，我一把火烧了他家房子，我说到做到。”大队书记和言细语地规劝我，他担心事情闹大，会造成整个公社知青的动荡，这个罪名他是担不起的，他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让陈某出面，一定要他向宗平道歉并赔偿医药费。他怕我会不计后果，又反复劝我千万别动手，作出傻事来。我知道二个弟弟在他管辖下，今后知青招工首先要过他这一关，我不会自断后路，因此对他谦恭有礼，采纳了他的意见。第二天上午，陈某来到我们住处赔礼道歉，事情就此和平解决了。

    1975年11月底，我再次来到华容。长沙港务局下属大集体单位港口大队招收搬运工人，这次招工是单位照顾有子女在农村插队落户的职工，所有指标全部戴帽下达。我家有三个知青，姐姐所在的客轮船队分配给我家一个指标，招谁？我和姐姐的想法是招宗亮，宗亮从零陵老家迁到华容，没有知青档案，年龄比宗平大三岁多，活动能力比宗平差，估计以后难有单位会录用他，宗平以后的机会多些。我到华容见到他俩，还没有开口说招工的事，宗平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我留下，让四哥招工走！”

    这让前来招工的客运站曾敢赞叹不已，说兄弟间这般友爱谦让实在难得、世间少有。1990年，我调职长沙港客运总公司，曾敢担任客运总公司工会主席，上级工会几次想撤换她，我心里一直感激她挺着个大肚子为宗亮招工在华容劳神费力，坚持继续用她。其实，她工作蛮能吃苦的，只是能力差了点。

    因为宗亮没有知青档案，我费尽口舌说服了华容县知青办，他们说：反正是你们自己单位招工，就由你们单位出个证明，我们给他立个档案就是。我立刻打长途电话给姐姐，姐姐马上在单位开出证明，连夜冒雨赶赴华容，浑身泥巴地走进宗平的住房。第二天我就在县知青办为宗亮办好手续，十二月初，我和宗亮、宗平三人满怀胜利的喜悦回到长沙，将留在农村的小弟宗平带回长沙，其目的是让他回来安抚情绪，调整心态，尽管是宗平礼让宗亮回城，其被遗弃于农村的心情可想而知，终究回城是千百万知青梦寐以求日思夜想的愿望啊。

    宗亮的回城，母亲放下了一大心病，宗亮六岁随姑妈在合肥生活了五年，回长沙呆了二年多，十二岁随父亲下乡颠沛流离，自食其力吃尽了苦头，母亲一念及此，必定泪流满面，今日招工归来，大喜过望，急匆匆到棉花厂买了一斤肉，回家包上一大碗蛋饺，看着母亲的笑容，我心酸但也倍感宽慰，母亲总算是苦尽甘来了！现在只一个弟弟在农村，招工有望，回城当工人只是时间问题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返城，留在农村的宗平几经公社极力推荐，参军、岳阳造纸厂、岳阳化工厂等等单位，都因政治审查被淘汰下来，家庭出身成了招工的最大障碍。在极度的失望中，1976年4月，宗平选择了华容县注兹口镇建筑队这个镇办单位。不久，国家颁布政策，让全部知青返回城市，我曾经后悔他的选择，然而他后来工作和生活证实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大多数知青回长沙后都就职于街道和大集体，经过努力，他最终进了华容县教育系统，退休后工资比当工人的哥哥姐姐高了几乎一倍。

    紧接着批林批孔运动、批邓反右运动接踵而至，刚被毛泽东启用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又被打倒了，原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平步青云，登上国务院总理的宝座。1976年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7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7月28日凌晨，河北唐山地震，二十四万多人死亡，十六万多人受伤，9月9日至高无上的毛泽东彻底放下了手中的权柄，“万寿无疆”了。

    我和同学、同事对时局经常探讨争论，周恩来逝世后，我和谢几何争论谁当总理，他说非张春桥莫属，我说绝不会是他，果不其然，是华国锋继位。毛泽东死后，谢几何说：“中央一定是华国锋当主席，张春桥当总理。”我说中央可能有大的变化，因为我参加经历了文革，后来虽然回船去促生产了，却对长沙市的政治形势、派性斗争有着清醒的认识，同时意识到中央同样存在严重而不可调和的派别争斗，就凭张春桥文革起家的人是不可能攫取最高权力的。我俩争论的话音未落，10月6日“王张江姚四人帮”一夜间被彻底打倒，我知道延续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真的结束了，为此题了一联：

    真理安在？欲向梦里问究竟；

    主义何存？回头历史探根源。

    面对新一轮的个人崇拜，敲锣打鼓迎接华国锋的标准像，高呼英明领袖、高唱“交城的山交城的水”等等革命歌曲，我对这种文革中盛行的现象极为反感厌恶，转而不相信华国锋能稳坐钓鱼台，掌控十亿人的中国。

    1967年10月6日，“四人帮”一夜间灰飞烟灭，长沙市的“工”“湘”派顷刻失势，长沙船舶厂郭松元（原保皇派）带人抄封省、市总工会（因其主要负责人均为造反派）。在省总工会殴打省总工会副主席刘正良（工人、全国劳模）、省总工会写作组负责人王桂生等人，省委常委刘玉娥见状只是笑着喊了句“同志们要掌握斗争大方向啊！”便扬长而去。三结合中的军代表和领导干部，当年被批斗的遭遇记忆犹新，从骨子里憎恨文化革命和造反派，祭起“放手发动群众”的法宝，层层楸小“四人帮”，一直发动到车间、班组、船舶。

    1977年，中共中央发动全面清查林彪、“四人帮”的揭、批、查群众运动，靠“文革”造反起家的，三结合进入各级革委会担任委员、常委、副主任的群众代表，统统划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三种人里，受到审查清洗，1976年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视为“突击入党”，全部不予承认其党籍。

    湖南的“清查”运动起于1976年10月下旬，1977年春进入高潮。各级革委会三结合中的所有造反派和亮相支持造反派的干部，统统被赶进强制封闭的学习班或看守所。长沙港务局文革运动中造反的头面人物李铁凡、李敬林、赵家林等人遭此厄运。清查运动中，李铁凡、邓庆生郁郁而终，年龄都在四十五岁以内。文革造反派和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1982年5月由市中院和省高院宣判：胡勇（省革委副主任）判刑15年、叶卫东（省革委副主任）判刑13年、唐忠富10年（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张厚（原领导干部）判刑8年；定为“三种人”的有李敬林（湘江风雷）、雷志忠（工联）等一大批人，下层造反的骨干定性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不准提拔、重用、不能入党，不准进入党政机关，不能作为第三递队人选……湖南最早支持“工联”的章伯森（原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84年3月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1977年9月，长沙港赵家林被囚禁在学习班里，他的姑母从港务局家属楼三楼不慎摔下身亡，事情发生后，易双桂、罗国华第一时间赶到赵家林家，晚八点罗国华在湖大操坪露天电影场找到我，我立刻随他赶到五一路口长沙港务局家属楼。赵家林虽然从学习班被特批回家料理丧事，几名随从负责全程监督，没有行动自由，他爱人杨萍秀怀抱幼子一直在哭泣。我和易双桂、罗国华忙前忙后协同赵家林姑母的亲戚一起料理丧事，我寻找着原来“海燕”的战友和1962年一起参加工作的同事，找遍了现场只有易、罗、胡正生和我四个人，也难怪，赖宇明在学习班出不来，大多数“海燕”的战友上了船，留在机关和岸上各单位的“海燕”战友，可能是被这声势浩大的清查运动吓怕了，避之唯恐不及，哪里敢来机关大院里赵家林家啊！

    家属楼连着长沙港局本部大楼，白天晚上看热闹的人不少，冷眼旁观、喜形于色、交头接耳、指指点点，各种各样的神态表现得淋漓酣畅。当年，赵家林任党委副书记时，人们趋之若鹜，用门庭若市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我看着众人的神态，看着动一动都被人看管着的赵家林，从心底感到阵阵寒气和恐怖。赵家林、赖宇明等人经过大半年的审查甄别，给予不承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遣回原单位当工人的处理，这是不幸中之万幸。

    我从1970年秋上船后，在长沙的时间大多用于学习和拜师、访友，同他们的交往少了许多，往往是在几个航班后，才抽点时间走走看看，和他们的友谊毕竟是长年培养起来的，水上有句话：“人不亲、船板亲”，何况赵家林、赖宇明他俩对我一直很友善，所以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我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苦难之果

    （节选自《行吟集》）

    冬日垂钓

    枯黄草木雪茫茫，风动鳞波湖水凉。

    垂钓冰天心作饵，奋然一竿起夕阳。

    人生吟

    地冻天寒愁绪深，九分感慨一沉吟。

    等闲识得人生路，已是满头白发生。

    年少思奇思弄剑，老来笨念笨抚琴。

    一歌一曲悉心弹，弹出弓弦化外音。

    题长城

    长城万里八千峰，越岭飞山世道中。

    屹立巍峨阻虎豹，蜿蜒曲折舞蛟龙。

    松涛音助秋声壮，霜露频添黛色浓。

    万古丹青托燕赵，悲欢慷慨总相从！

    《六•四》祭

    千里祭英魂，声悲哀旧痕。

    匹夫担道义，豪气贯乾坤。

    题毛泽东塑像

    孓立麓山下，夜夜五更风。

    翘首日月变，冷眼子孙空。

    毕生唯争斗，五星国旗红。

    伟业谁承继？形影相吊中。

    黄山游记

    清香幽彻疑仙境，飘逸神奇走陌阡。

    峰拥白云千尺絮，山植绿树万顷鲜。

    光明绝顶凌霄汉，中海晴空净九天。

    杖履悬崖多感慨，立身寥廓羡飞燕。

    登铜官梅花岭

    攀登兴正浓，陟仗竹筇功。

    峭壁蛩声脆，悬崖日映红。

    新巢欢鸟雀，绿嶂耀苍穹。

    傲立绝尘垢，清高几处同。

    秋游麓山寺

    半山郁郁寺门前，晋代苍松百鹤泉。

    名贯江南承魏汉，昌兴衡岳缘香煙。

    枫林摇曳风生动，浩月无尘天外悬。

    经济市场和尚会，也将佛法换铜钱。

    七绝•农家写实

    白头幼小人萧条，漏室空橱柴米凋。

    无奈耄耋闲不得，一锄一喘自栽苗。

    自勉五律

    幸能三省羞，检点再绸缪。

    北去洞庭阔，西凝岳麓幽。

    务书学子集，悟道读春秋。

    无意老来俏，余生酬白头。

    题新建朱张渡

    灵官渡口久徘徊，宋代朱张几度回。

    只手乾坤霸主业，丰盈天下帝王财。

    儒家儒学千般变，民主民权百事哀；

    武治专权千古术，公平公正何时来！

    七绝•观雪中梅

    秋去冬来枝上幽，风霜雨雪韵中求。

    寒庭月色连诗赋，笑与梅君共白头。

    七律•民主

    云低日暗天穹冷，风骤月凝地廓寒。

    黄叶早凋随扫帚，苍生艰苦足悲酸。

    九州政治总依旧，秦汉皇权不简单。

    君见自由民主未？伤心垂泪到更残。

    贾宜旧居叹

    未曾彻悟哀成败，千载尤闻自艾声。

    欲纵春风青草木，愿随秋雨洗沙尘。

    事之八九不如意，策论汉秦空绝伦。

    莫怨君王多昏聩，生逢今日也沉沦。

    自题

    覆去翻来岁月催，忧心已老黑眉垂。

    卅载悟书总恃对，一朝梦醒觉来非。

    千思万虑人尤苦，闲云野鹤身亦肥。

    应怜余力无人用，每问青天我自悲。

    自励

    耳顺方知世事艰，如今懊恼也枉然。

    少年稚气唯忠孝，卌载辛劳到暮年。

    遭际百罹难自弃，余生亢奋再向前。

    心中忧患渐行远，乐道安贫学圣贤。

    七绝•盼家书

    病容憔悴因何故？千里迢迢音讯无。

    最苦强颜作笑脸，替人铿鏘读家书！

    题岳麓书院•五律

    漫步儿时路，沉吟人黯伤。

    新潮无岳麓，复古有残墙。

    楼阁非书院，碑文见旧章。

    赫曦台上静，独自忆朱张。

    京城感赋

    京城古迹又翻新，北海故宫清定陵。

    物是人非惜旧景，标新立异负初心。

    香山红叶君权重，万里长城禁锢深，

    民在底层终不变，千年秦汉到如今。

    七律•无题

    三月京城会议忙，五年国策十天完。

    清明政治谈何易，专制集中转轨难。

    民意几时担大任？群情何日不心酸！

    公平公正空谈在，民享民权幻眼看。

    登北京景山

    景山高处看宫帏，紫禁城中刀剑飞。

    万载皇权天下瘦，千年帝制一家肥。

    同辉日月生灵暖，墨守成规民族危。

    地位金钱成度量，谁人颠倒是和非。

    岁末感赋

    长歌吟罢我心坚，翠竹兰花思少年。

    看剑挑灯千里志，读书感悟古人贤。

    吾身三省谈何易，官宦贪婪因有权；

    尘世迷津自解引，枯枝瘦马望甘泉。

    除夕有感

    长吁短叹亦何伤，日近黄昏喜夕阳。

    赏景能排愁绪未？品茗终觉苦留香。

    情浓密密寻诗句，心锁重重看渺茫！

    高亢激扬鸦雀噪，集中民主正堂皇。

    七律•咏时

    清茶淡酒随心动，傲气情思惬意飞。

    梦似庄周夜化蝶，曾如祖逖朝闻鸡。

    千年停滞阻时进，百载疮痍民众微。

    戒律清规悲切切，乾坤大地草萋萋。

    酒话•七律

    兴来醉酒本无心，豪放怡情一唱吟。

    自诩人生历万苦，也云片刻值千金。

    民权民族民生论，真句真章真意深。

    六十余年看世事，方知境界最难寻。

    咏竹

    刚柔兼济四时非，挺拔岁寒自有威。

    短笛横箫音韵远，豪声壮语漫天飞！

    洁身傲立溶为画，气节从容入世帏！

    花径篱边独踱步，望穷宇宙一人归。

    归乡

    萧瑟秋风送我归，青衣简装此身微。

    布囊硕大穷难掩，旧态焕新面映晖。

    十部经书时与顾；万株松竹常相依。

    天然秀色全心志，月朗星稀辨是非！

    夜雨赋

    四周晦暗一身藏，夜雨洗身我自狂。

    天际云涛始觉壮，人间社会终知凉。

    民心何许安心诀，事世谁思治世方？

    狭道荆棘寻新梦，梦中呓语问沧桑。

    无题•七律

    枯枝败叶侵门阶，冷冽冰风透牖来。

    世味饱尝狂士老，性情无改童心回。

    繁华强盛何堪喜，衰败人伦我独哀。

    清誉频年收拾尽，梦中只忆赫曦台。

    七律•宿江畔

    写尽深思几叠笺，观天抚地总缠绵。

    少年豪迈乐春雷，老骥牢骚数世愆。

    纸醉金迷终日日，换新道德已年年！

    掩书涕泪推敲断，寒夜灯前哭漏船。

    无题

    卌年执着莫言痴，正是位卑慷慨时。

    谔谔浑浑人世事，清清白白一行诗。

    谁明民众胸中味，应责天公心底私。

    放眼浮华莫自艾，激扬淡定写沉思。

    题诗一组

    户外东风瘦，窗前岁月稠。

    映帘怜皓首，静默想华舟。

    字透史书瘦，民穷众怨稠。

    因果缘故事，载覆水中舟。

    山野稻黍瘦，朱门酒肉稠。

    一缕忧思结，蹇足任行舟。

    求索人消瘦，杂陈五味稠。

    文章驱积郁，寡欲驭心舟。

    五律•游

    岁月时移致，无忧也白头。

    独恋清明雨，情系故园秋。

    北国苍穹碧，江南锦簇幽。

    心宽天地阔，华发亦风流。

    腊八登鼓楼

    机缘违我意，世事负初心。

    怨艾怜孤寂，黯然思故人。

    自省忧愁意，沉凝豁达情。

    千里暮年客，登楼一望春。

    无题•五律

    赤县斑斓史，命舛祸延予。

    举贤禅让后，专政始皇初；

    独断千年极，无为万载虚。

    自由平等未？翘首问天书。

    沉思

    沉思久不知，求索近成痴。

    心患风生咽，情忧雨打时。

    纵横鉴典故，内外识华夷。

    民富国强日，沧桑旧俗移。

    读史·五律

    赤县斑斓史，命舛祸延予。

    举贤禅让后，专政始皇初。

    独断千年极，无为万载虚。

    自由平等未？翘首问天书。

    重九醉吟律句

    慷慨头多白，秋深菊自黄。

    怅然接落叶，感喟应重阳。

    冷暖尘寰捩，枯荣日月长。

    诚心析往事，矢志许沧桑。

    趔趄因年迈，趑趄为意彷。

    读书论倚伏，析史叹存亡。

    取巧我无计，遣怀自有方。

    殷勤理鬓白，重九醉为乡。

    游麓山

    潭映老头鬓已斑，难忘少壮旧时颜。

    轻狂不晓天高厚，自省才华实一般。

    沦丧优良悲世事，千年守旧叹江山。

    郊野自古多忧士，寄语后生莫等闲。

    母亲七•二六祭日

    五五运动来，一夜落地狱；

    囹圄囚我父，顷刻暴雨骤；

    友朋恐牵连，单位立驱逐；

    有因阶级故，无情斗争酷。

    漏船航大海，破屋沉溪谷；

    母残五子幼，环拥一怜哭；

    六口生计艰，空气难果腹。

    囊中无半文，四壁无长物；

    补丁叠补丁，空窟对空窟。

    母亲心决绝，毅然承辛苦；

    万幸姑、舅在，生死共荣辱；

    坚韧无反顾，坦荡任嚣簌；

    包容胸似海，刚正气如竹。

    辛苦由此始，屈辱欺凌促；

    含悲冰霜道，茹泪荆棘路；

    中年多病痛，跛足谋虀粥；

    生活独劳累，歧视长相触；

    强撑羸弱体，不惜五尺躯；

    肱骨关节僵，十指全弯曲；

    营生三尺桌，本小何堪数；

    双手度年月，奔命历寒暑；

    辛劳无日昼，艰难独承趋。

    送儿上学堂，学校门前嘱：

    “家贫不足虑，自贱不可恕。

    读书最要紧，志气不能输；

    刻苦勤学习，品学双修足；

    风光如云烟，富贵虚如阒；

    人生当独立，行为脱低俗。”

    风霜年复年，儿大母病笃；

    姐弟为生存，辍学奔波促；

    求职皆碰壁，心屈无处诉；

    社会少公允，何处有晴日？

    母亲胸豁达，怀瑾手握瑜；

    温柔性敦厚，病榻语语嘱：

    “自古天行健，守义穷弥笃；

    自弃不可取，四书莫忘读；

    古今重道义，圣贤多颦蹙。

    眉宇辙不同，满堂珠万斛。

    前途当自重，理明仁益熟。”

    耳闻母教诲，心中有兰馥；

    努力四十年，一日不敢曝；

    位卑和位高，廉正亦清肃；

    不为利所动，不为权所束；

    真善终生求，家国生死与；

    安贫为守道，长乐因知足。

    欣喜母长寿，四世同堂福。

    孙辈皆成器，品行如冰玉；

    学业均有专，气节如篁竹。

    冬去时转暖，苦尽甘来日；

    心宽留典范，老病存风骨。

    八十不释卷，儿时诗书熟；

    八五背《木兰》，儿孙皆叹服；

    天命终难违，九十乘鹤去。

    顶上五雷轰，天翻亦地覆；

    母恩重如天，长使泪汨汨；

    祈求万世随，世世报舐犊。

    秋语

    秋花秋叶秋枝残，秋雨秋风秋月寒。

    秋露秋霜秋不尽，秋收秋实壮秋颜。

    麓山碧翠秋林秀，湘水清纯秋色闲。

    最怕江山繁华下，陆离光怪错斑斓。



就到这里


    有这样一种说教：“苦难是一种财富，没有经历苦难的人生，不是完整的人生；没有经历苦难的人，是一个不幸的人！”说这种话的人无限放大了苦难，将人生成长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饥饿和寒冷、挫折和失败、刻苦和困境，以及情绪上的怨尤和悲观等等统称之为苦难，我以为称为痛苦更为贴切。

    世上没有人从一出生就文武兼备，步入社会始终会安逸顺畅，成长是每个人的必然之经历，而要成熟起来，就得坦然承受成长中的一切遭遇。

    法国文豪巴尔扎克说：“苦难是人生的一块垫脚石，对于强者是笔财富，对于弱者却是万丈深渊。”放眼人类世界，究竟是苦难成就的强者多还是毁灭的弱者多？这是不争的事实。

    曾经的苦难使我痛不欲生，当我不再自怨自艾的时候，当我不再自甘沉沦的时候，当我不再不思进取的时候，苦难使我获得了新生，在苦难中坚强，在苦难中坚守孤寂，在苦难中寻求真善美。

    佛云“吾受天数之坎坷与苦难，道迩成正果也呜呼。”强加于人的不幸，阳光背后的阴冷，才是真的苦难！只有经受住了这种苦难的洗礼，才能完美人生。没有人天生喜欢苦难，只是苦难无端降临到自己头上时，你不得不接受它而已。那么，你面临两种选择：挺过去还是屈服，幸运的是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都没有选择屈服，而是在苦难中奋争，充实自己、完善自己、修正自己，终于完成了到悠然岁月的过渡。

    受苦了，感谢生活，它给了我一份感觉；受难了，同样感谢生活，它给了我一份真实。

    最后以一首《西江月·人生》为本文的结束语：

    昔日追求执着，

    今朝一意孤行。

    冰风雨雪洗人生，

    梦幻现实相竞。

    旧念新潮动魄，

    劫波浊世惊心。

    万千思绪化无声，

    字符标点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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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岁月悠然——自序

    我曾经痛苦过、绝望过，无数次问何为“苦尽甘来”？人间有如此多的痛苦，我家有如此多的苦难，那甘甜又会从何而来呢？

    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孔子指明了学习的重要和学习应有的态度。如是希望在热血中澎湃，思维在脑海里挣扎，我勇气顿生，苦难不再是苦难，而是磨砺自己的坎坷；记忆里不再是灰然黯迹，而是值得珍藏一生的流光溢彩。

    摆脱水上漂泊的工作和生活，是百分之九十九的青年船员梦寐以求的愿望，我也不例外，特别是经历了1966年到1970年陆地工作的一段经历，这个愿望就更加迫切了，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学习班后，我被发配到湘西，参加湘黔、枝柳铁路建设大会战。

    冷静了的我重拾久违的书本，从初三的功课学起，进而深入学习文、史、哲等学科。

    三年后大有所获，从此不再悲天悯人，不再人云亦云，也不想借助政治运动来改变命运，我深信“天助自助者”，深知青松傲立崖壁靠的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顽强，腊梅傲视风雪是“不同桃李混芳尘”的高洁。湘西三年的面壁思过，我终能坦然笑对人生，坦然迎接人生中任何的挑战。我的坦然是平淡中的自强自信、是平静中的中庸信仰、是平凡中的乐观坚忍。
   
    故我将回忆录分成《我的苦难岁月》和《悠然岁月》两个部分。上部中描述的苦难完全是不问缘由的，你非得承受不可。下部记叙的生活中拥有了几分主动，努力识别变幻莫测的现状，硬着头皮接受一切困难和挫折，成功不得意，失败不气馁，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之滋味，均撇帚自珍、自酿自尝，退休那一刻才真有“生于忧患，老于安乐”之感慨，于是心静如水地写下了我几十年平凡的经历。

男大当婚

    不是所有的伤痛都能诉说，不是所有的委屈都能宣泄，忍住了、想通了就完全的释然了！经过从1970年9月到1973年9月湘西三线三年工作和生活的艰苦历练，经过了凝神静气的三年苦读和修身养性，回到长沙重复那单调枯燥的水上漂泊，心中已经没有了过去那种对驾船工作的出自内心深处的孤独感和厌恶感，反之对熟悉的湘资沅澧和洞庭湖凭添了三分乐在其中的亲切感，因为是它们养育和拯救了我和我的全家，此刻心里更多是感恩。有了这种变化，给岳麓区天马山蔭马塘大樟树下七平方陋室我的家，一扫过去贫困潦倒的阴霾，总是洋溢着轻松欢畅的笑声，以致四十年后，我的同学、同事，乃至同事的妻子，相逢时，都不约而同地说起在我家吃财鱼片的往事，流露着怀念的羡慕说：“那个时候，你家小屋的温馨欢笑来自真诚和热清，用现在的话说那是满满的正能量啊！”

    1974年11月，家里突然接到大弟宗元的信：说自己已经在郴县石灰厂上班了。我以为是公社派工，没有什么值得喜悦的。因为阶级路线、因为家庭出身，我的心里哪里敢存一丝丝招工的奢望啊。直到二个多月后的春节，宗元回家过年，绘声绘色地讲述招工的过程，其实是因为公社害怕他在知青中的影响，而且县办石灰厂条件差、工作累，贫下中农子弟都不愿吃这个苦，公社便将这个招工指标分配给了他，因“祸”得福就此脱去农民身份迈入到工人阶级的行列里了。意外的特好消息对有三个知识青年的家庭来讲是无比兴奋的，这个春节是我的家庭自1955年后最快乐的一个节日了。而且，全家人似乎都看到了希望。

    果不其然，1975年8月，长沙港务局申请到二十个大集体招工指标，旨在照顾有知识青年的职工家庭，我家有幸分得一个，我将这个喜讯告诉同在华容农村插队的弟弟宗亮、宗平，最小的弟弟宗平没有一秒钟的犹豫，说：“招三哥吧，我年轻点，而且在华容潘家公社上下的关系好，以后招工的机会多些。”他的大度与母亲和我的想法不约而同，我为有这样谦让而顾全大局的弟弟深感自豪！

    宗亮十二岁随父亲回零陵乡下务农，属回乡少年，并没有取得知识青年的合法身份，1973年，宗平利用关系，将宗亮从零陵珠山公社转到华容，表现上创造了宗亮是知青的条件，符合招工条件。但在招工过程中，华容县知青办没有宗亮知青身份的任何登记文件，这是我最担心的一关，为保证宗亮的顺利招工，我提前休年假，至始至终陪着局里派遣的招工人员固守华容。前后半个月，使尽浑身解数，终于说动县知青办负责人，他说：“反正是你们本单位招工，你局里出个文字材料，我们重建个知青档案，就可以招他走了。”听后我喜出望外，立刻挂长途电话给姐姐宗明请她速办，姐姐当天在长沙港客轮船队开出我俩姐弟的证明材料，冒雨赶到华容，当晚四姐弟在宗平的茅草屋里团聚，第二天清晨，姐姐匆匆赶回长沙去上班，我拿着一张纸的材料七点半就焦急地等在县知青办大门口等候，知青办负责人讲话算数，仔细审查港务局的证明书后，让我重新填写宗亮的个人履历表，宗平拿着履历表宗亮在公社、大队、生产队加盖了三级公章建，宗亮新的知识青年档案就建成了，也就顺利地完成了宗亮的招工手续，拿着宗亮的户口粮食迁移证明，真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感受。翌日，我们兄弟三人怀着“苦尽甘来春满园，姹紫嫣红别样情”的喜悦，亟不可待地挑着两担行装和土特产，兴高采烈地回到了长沙。

    见到风尘仆仆的三个儿子时，母亲如释重负地长叹道：“苦出头了啊！”

    随着二个弟弟的相继招工，母亲没有了生存的忧虑，便担心起我的婚事来，每次看到我，总怯生生细声细气地说：“男大当婚，你三十了，该成家了！”我看看家徒四壁的小屋会不加思索地岔开话题，或者不耐烦地冲她：“成家成家，我拿什么成家！”转眼看到母亲眼神里凄凉的泪花，我的心也在流泪。

    我何尝不想谈恋爱，不想成家！难道四处漂泊的游子就不该有个老婆、有个家吗？但想到自己几近赤贫的环境，那个年代找个女孩恋爱结婚，社会上流传个家喻户晓的顺口溜：“一房木器，二老升天，三间瓦屋，四季衣裳，五官端正，六亲不认，七级工资，八面玲珑，酒烟不尝，十分讨好。”这些条件我无一具备，拿什么条件去恋爱结婚。而且我还有个无可药救的硬伤，那就是压在头上的大山——家庭出身，在唯阶级斗争是举的年代，家庭出身会牵连三代的，所以，青年男女在结婚前不得不为后代考虑对方的家庭出身。我不想遭受轻蔑的冷眼，遭受屈辱的拒绝；更没有勇气去承受身心上双重的失败和打击。倒不如把心思放在学习、工作和家庭中，活得不是照样的快乐吗！家庭出身是望婚姻却步的重要原因。

    中国政府自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1956年中共中央书记处下发《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提出“对城市私人房屋通过采用国家经租、公私合营等方式，对城市房屋占有者用类似赎买的办法，即在一定时期内给以固定的租金，来逐步地改变他们的所有制”的意见。根据1958国务院“过去凡是符合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政策规定，已经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私有出租房屋，一律属于国家所有，由房管部门统一经营管理”的意见，全国私房改造正式实行；各地政府立即将拥有宽敞住房的私房收归政府有关部门统一出租、管理、修缮，各地的起点大同小异略有不同，政策规定对拥有私房面积100平米以上的私房业主用来出租的房间，统一收归国家房管部门出租管理，收取的租金远远低于原私人出租租金，国家收取租金后支付原业主百分之二十到四十的租金，这就是当时称之为“经租”的办法。城镇私人业主自留的住房，均视人口而定，最多的留下二三间，这还要是非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身份的人家才能享受。1964年国务院批转国家房管局（国房字21号）《关于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出台(64)法研字第80号《关于国家经租房屋的业主实际上丧失所有权的批复》文件，所有私人房产便无偿地收归国有了。地富反坏右和民族资本家（属于官僚资本家的住房一律没收）在改造后留下的住房基本上是不按人口只按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一间房；如我的朋友刘利国，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中，他祖父的工厂和公司全部收归国有，他祖父自己兴建的长沙孝友里7号三层公馆，改造后留给祖孙三代八口人的住房是：祖父母为一个家庭住三楼的一间房，他父母子女六人为一个家庭，分配了公馆一楼的一间大房间，后考虑到家中是两个男孩、两个女孩，便把楼梯间厕所旁四平米的杂屋施舍给了他家。

    所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城镇住房问题是当代城市里年轻人成家的最大障碍。那时没有商品房，只有省市县区各级政府建有自己的领导干部楼和干部职工宿舍楼，社会上所有房源都由国家掌控，全国城镇居民私房拥有量不到社会拥有量的百分之五，绝大数的人和家庭靠租赁国家的房屋来居住，少数有条件的国营单位自建了一些产权属于国家的职工家属楼，所建数量也极为有限。长沙港务局四零八落有一些家属楼，光分配给机关干部居住都不够，几千工人哪里会有家属住房分配，文革中一些工人造反派挤进了被打倒的走资派或被遣送农村的干部的住房，能得此便宜的工人少之又少。政府房管局基本上靠社会主义改造中收上来的私人房屋，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需要用来租赁给城镇居民房源是杯水车薪，故全国众多城镇中许多家庭都是祖孙三代挤在一间屋里生活。

    我家1955年9月租住在岳麓区郊区橘农的茅草杂屋里，破败阴暗潮湿。1956年底租赁荣左路马路边4号张三爹的一间私房。1958年9月，岳麓区左家垅街道办事处和房管局照顾，分配了一间十平米住房和半间厨房的经租房，1962年，全家七口最后一次团圆春节是在这屋里度过的；一年后厨房西北向墙倒塌，因我家只有母亲和二个弟弟长住，房管局重新分配了一间八平米的房子，就是这样的居住环境，我怎敢带女朋友回家；这是我不敢问津婚姻的另一个原因。

    还有个经济上的重要原因，当年流行于市的结婚彩礼是：三转一响、五十六条腿，三转一响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五十六条腿是家中各种木器腿的总和。一块上海牌手表120元，一部永久牌自行车180多元，一部蝴蝶牌缝纫机180多元，而且购买这三样物件还要有专购票，专购票是由政府根据各单位人数分配发放，几千人的长沙港务局一年里只能分配到二十余张专购票，工人中很难有专购票分配。买这三种物品光是钱至少得480多元，我月工资34元，让不吃不喝也要积攒14个多月，真令我望而生畏。还要置办满屋木器：双人床、三门柜、床头柜、梳妆台、装饰柜、书桌、沙发、餐桌、椅子等等，更是需要一大笔钱。看到我的一些同事结婚，耗尽了自己和父母的一生积蓄，还四处举债，想想这些我就头皮发凉，凉透心底，哪还敢奢望婚姻。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城乡差距相当大，直到1978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才逐年缩小，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差距仍在3倍以上，大多数农村差距甚至达到十倍以上。所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农村姑娘嫁个城镇工人职员是脱农门好最的途径，特别是城市国营企业的工人，端着铁饭碗，找农村或郊区的农业户口的姑娘并非难事，我的几个同事就是这样成的家。我却固执地认为，自己穷困了半生，实在不愿意再找个负担扛在肩上，思想上从来不考虑找农村姑娘结婚。

    岁月进入1976年，对我的婚姻问题，姐姐似乎比母亲更着急。还有我的同学和同事们，似乎在一夜之间都发动了起来，为我四处张罗介绍对象，每次我回到长沙，必然会有相亲活动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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