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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口号确立的曲折
作者：徐庆全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
在《胡乔木、邓力群致胡耀邦信跋》一文中，提到胡、邓二人认为，四次文代会开好的关键，是对于“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个口号，进行重新审视和修改。信只是一个点，点后面往往拖着一条线；而线，就体现在这张图片上。
这张图片所显示的内容，是1980年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在全国文化局长会议上所作报告的封面，因有时任中宣部部长王任重、邓力群和黄镇的亲笔，这就使它不单是一份旧文件，而像是某个时刻留下来的一块硬结，摸上去，能感觉到当时那几个人在斟酌、权衡，也在彼此确认一种新的说法究竟该怎样落到纸面上。
这份“手迹”，像一片被风吹干叶子作成的书签，恰好夹在一段历史转身的页面里。看上去不过是几处改动、几句措辞，实际上，背后牵连的，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口号确立过程中的曲折。
口号有来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文艺政策有一个很大的调整，就是把过去长期被奉为圭臬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命题逐步放下，转而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取代过去常说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
一句口号，最初往往都有它的时代根据。问题从来不在它当初为何出现，而在于它后来是不是还合身。
“文艺为政治服务”，源出于“文艺从属于政治”；再往前追，“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说法，又与上世纪三十年代从苏联传入的文艺理论有关。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援引列宁关于文艺事业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论述，明确提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这话放在战争年代，是有它的方向感与组织力量的。那是一个山河破碎、风雨如晦的年代，民族危亡与阶级冲突相互缠绕，现实逼人，连呼吸都带着火药味。在那样的时候，文艺不可能只做风花雪月的手艺。它要呐喊，要动员，要站到时代风浪里去。
所以，那时，很多话都是带着战地气息说出来的；那种急，那种硬，那种不容迟疑，今天的人若不设身处地，便容易只看到它后来的僵化，看不到它最初的锋芒。
问题是，一种适用于战时的提法，到了和平时期，若仍原封不动地使用，往往就会生出问题来。更何况，口号一旦进入执行层面，常常会越走越窄。原本说的是一种历史关系，后来被理解成一种行政命令；原本是要强调文艺不能脱离时代，后来却变成文艺必须随时服从某种眼前的路线、某种即时的任务、某种具体的运动。
也就是说，问题并不只在于“政治”二字，而在于这二字在长期实践中，被越用越硬，越用越窄，最后几乎成了一把随手可取的尺子：量作品，量作家，也量一切与文艺有关的事情。
1949年后，这种倾向并没有减轻，反而因为政治生活的高度集中而更易被强化。受“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突出政治”等提法影响，“文艺从属于政治”逐渐转成更直接、更便于传播、也更便于操作的口号：“文艺为政治服务。”
表面看，不过是措辞的变化；其实，它把一种本可讨论、可辨析的复杂关系，压成了单向度的要求。文艺于是像被拴得更紧了一些。
质疑之声
然而，历史并不总是一路向窄。即便在旧口号风行的时候，也并非没有人感觉到它正慢慢与现实发生龃龉。
和平来了，枪炮不再日夜轰响，人们开始过日子了。过日子与打仗，是两种很不一样的状态。台湾著名文学界王鼎钧分析1960年代台湾文学转型的话，拿过来很贴切：
读者大众面对文学作品，他有星期六的心理，不是星期一的心理，他是进戏院的心理，不是进课堂的心理，他是放假的心理，不是加班的心理，是穿便服的心理，不是穿礼服的心理，是准备约会情人，不是准备拜访教授。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现实主义也都是大势所趋，潮流比人强，那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埋在线装书里吧！
的确，若在和平年代，文学艺术若总停留在战时的紧张里，久而久之，便会与普通人的精神生活脱节。
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扬在报告中指出：人民群众“对艺术的要求和趣味迅速提高了，他们就不但要求新的文学艺术创作有足够供应他们的数量，而且还要求这些作品有适合于他们要求的水平”。
这话平实，却透着敏感。它至少说明，在文艺界领导层，是清醒的，知道和平时期的人民，对文学艺术已经不只满足于“有得看”，而开始要求“看得好”。他们要的不只是态度鲜明，还要作品本身能打动人，能留下来。换句话说，文艺不能只证明自己“正确”，还得证明自己是文艺。
1956年，周扬在党的八大上作《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的发言，其中有一段，今天重读，仍觉意味深长：
假如说在过去，在紧张斗争环境中，有些作品即使内容比较简单，形式比较粗糙，只要它能够起一定革命的宣传作用，人们也不去苛求它；那末，现在人们就要求文艺作品更加丰富多彩。文艺的任务是通过对于现实生活的形象的描绘来帮助人认识世界，从情绪上感染人，陶冶人的性格。我们的文艺应当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培养人们高尚的美感，树立新时代的美的观念。要求文艺服从政治，不是机械地规定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作家在作品的取材和形式上，应当有广泛的自由。离开内容去追求形式，固然是不对的，但是忽视艺术风格的优美和多样性，也会使作品的内容变得单调贫乏起来。作品的政治性应当力求和艺术性相一致。
这一段里，有一种相当明确的用意：他在提醒人们，文艺有自己的方式，有自己的肌理，有自己的筋骨血肉。它不是把观念往纸上一摊就算数。它要靠形象去进入人心，要靠情绪感染人，要靠审美来完成它的工作。若只把它当作宣传的延长线，它就会越来越扁，越来越薄，最后只剩立场，不见生命。
如果历史在那之后没有急转，如果没有后来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扩大化，那么，“文艺为政治服务”这句口号，未必一定要等到1980年才告别。它在五十年代，或许就已经会慢慢退场。
但历史从不按“或许”走。
后来的事情，人所共知。反右之后，政治生活日益趋于紧张，文艺也越来越难以保持自己的呼吸节奏。但是，即使如此，周恩来、周扬等人还在为此作出努力。
在60年代初纠正的调整时期，在周恩来指导下，由周扬主持起草、经中央批准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中，仍然试图唤醒人们对文学功能的认识。
《意见》指出：由于“忽视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把文艺为政治简单地看成只是配合当时当地的中心工作和宣传某些个别的具体政策；忽视和抹杀了艺术的特点，把政治和艺术等同起来，这就妨碍了文艺的多样性和独创性的发挥，妨碍了文艺作品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的提高，助长了千篇一律和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
在酝酿起草这个《意见》的前一年，周恩来在文学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两个讲话中，曾试图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加以纠正。他提出了“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方向。1962年5月，《人民日报》据此发表了周扬主持起草的为纪念《讲话》20周年的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社论指出，当前，包括“各民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知产阶级、爱国侨胞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在内的“全体人民都应该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
周恩来的讲话、“文艺八条”和《人民日报》社论，虽然在探索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关系的客观规律方面的认识有了重大进展，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种探索并没有直接指出“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不科学性。何况，这种有益的、可贵的探索，也被随即而来的“左”的思潮所淹没。
到了那十年，事情走到了极端。那时文艺不只是被要求“服务”，简直被要求“俯首听命”。“三突出”病态，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也被推向这病态的极端。
“文艺为政治服务”这句话，成了一顶随时可扣下来的帽子，许多作家遭厄运，许多作品被封杀，许多正常的艺术探索被打为异端，往往都借着所谓“政治标准”来钦定。到了那一步，人们看到的已经不再是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合理关联，而是政治对文艺近乎窒息式的控制。
给文艺“正名”
很多观念，在纸面上争不清，往往要经过切肤之痛，才让人明白其中轻重。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段惨痛经验，运动结束后，中国文艺理论最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给文艺“正名”。
所谓正名，不是替文艺讨一点宽松空间而已，而是要重新回答一个基本问题：文艺究竟是什么？它与政治究竟是什么关系？它首先面对的是谁？它的根究竟扎在哪里？
1978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部理论组”的文章《认真调整党的文艺政策》。一个不算张扬、却意味深长的变化出现其中：文章在阐释“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时，只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却舍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
这不是小小的笔误，也不是偶然省略。它是一个信号。旧口号开始松动了。
一旦旧口号松动，接下来的问题就无可回避：如果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那么文艺与政治又该如何表述？文艺的方向和任务，又该用什么样的话来说？
于是，围绕“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界展开了一场持续数年的讨论。这场讨论不是单向的，也不是整齐划一的。有人主张彻底松绑，有人主张稳步调整，有人担心改得过猛，有人则觉得旧说法早该放下。争论中自然有不同声口，但大势却越来越清楚。
许多人逐渐形成共识：“文艺从属于政治”以及由此衍生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在特定时期有其历史缘由，但经过长期实践，它的片面性已经暴露得很充分。文艺与政治同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二者之间并非谁支配谁、谁从属于谁的关系，而是相互影响、彼此联系的并列关系。有人说，这是“兄弟姐妹关系”，不是“父子关系”。这比喻通俗，却很传神。
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清楚：社会生活本就丰富多彩，文学艺术不可能只反映政治斗争那一面；而文艺对社会生活的作用，也不是单向地只对政治起作用，它还要满足人民群众广泛的精神需求和审美需求。若把文艺一味压在“为政治服务”上，就会把它关进某个时期政治任务的狭窄框子里，作品题材会越来越单调，表达方式会越来越僵硬，行政干预也会越来越顺理成章。
1979年3月，胡耀邦在中宣部例会上明确提出，不再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到了这里，旧口号事实上已经走到尽头，只差一个新的说法来把这一变化固定下来。
稍后，周扬为第四次文代会报告稿起草提纲时，如何吸收这场讨论成果，如何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说得既准确又开阔，成了最费心力的一件事。胡乔木和邓力群在致胡耀邦和周扬的信中甚至认为，能否把这个关系讲清楚，是开好文代会的“关键”。
所谓“关键”，正在于此：一旦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说歪了，整个文艺政策就会跟着发紧；一旦把它说活了，文艺才可能真正恢复它应有的生机。
第四次文代会，某种意义上，正是旧说法退场、新说法待生的关口。
邓小平在大会《祝词》中，已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而说：
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
旧口号被搁下了，新重点放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身上。这里面其实已经埋下了后来“二为”口号的种子。
周扬在报告中认为，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性质，“从根本上说，也就是文艺和人民的关系”。这是很见眼光的一种转法。它没有简单把政治撇开，而是把文艺最终安放在“人民”那里。因为政治若脱离人民，便容易空转；文艺若脱离人民，则无论多么高调，也终究会枯竭。
而对“政治”的理解，周扬也不愿把它僵死化。他认为，政治不是少数政治家的政治，而是“阶级的政治，人民的政治”。这句话，在当时也有一种拨开迷雾的意味：不要把政治理解成某种高悬于生活之上的神秘存在，它最终仍要落到人民的现实利益与社会发展的整体方向上来。
然而，旧话虽然已经不大说了，新话究竟怎么说，仍在酝酿之中。
转弯子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其中有一段，后来成为新时期文艺政策调整的关键依据：
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
这番话讲究分寸。它一方面明确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理由也不空泛，而是直截了当地说，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而且实践证明，“利少害多”。
另一方面，它又没有把文艺与政治切断，而是提醒人们，文艺不可能脱离社会影响，也不可能不涉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党的利益。这里并不是把旧口号绕回来，而是在说：文艺当然有社会责任，但这种责任不能再通过“从属”关系来表达，也不能再以“横加干涉”为代价。
说得再直白一点，文艺不能无政治，但更不能只有政治；不能无方向，但也不能只“从属”方向。
邓小平这番话之后，中宣部在胡耀邦主持下连续开会，传达讲话，讨论文艺与政治关系，并试图为新时期文艺概括出一个新的总口号。
与会者对“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大体并无异议，但一说到“新口号到底怎么提”，意见便不那么整齐了。有人主张继续沿用旧提法，只是赋予新的解释；有人认为应另立新说；也有人担心，如果提法变化过大，下面会不会不适应。争论恰恰说明，要转弯子，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扬作出了那句很重要的概括。1980年2月21日，在剧本座谈会上，周扬说：
我们提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不比单提为政治服务更适合、更广阔吗？社会主义的涵义不只包括政治，还包括经济和文化。第四次文代会提出，我们的文艺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这不就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主要内容吗？
这一番话，已经把新口号的精神说透了。
“为人民服务”，把文艺重新放回人的生活、人的情感、人的精神需要之中；“为社会主义服务”，则把文艺的根本方向，放在一个比“单提政治”更开阔的整体上。社会主义不只是政治，还包括经济、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建设与生长。这样一来，文艺就不必再被压缩成某种单线任务，而可以在更广阔的现实中理解自己。
至此，弯子已经转过来，新口号已经有了雏形。
除旧布新
但是，一项新提法，从雏形到定型，中间往往还隔着不少纸面上的周折。
这也正是我手中这本黄镇报告封面最有意思的地方。它让人看到，一种新说法不是怎样被“宣布”的，而是怎样在文件往来、批示修改之间，一点点被扶正的。
1980年3月，文化部召开全国省、市、自治区文化局长会议。黄镇作报告，刘复之作总结报告。按理说，这时有关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新认识已经相当清楚了，但在黄镇的报告和刘复之的总结中，仍然提出文艺工作者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黄镇的报告中说：
党中央一再指出，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党在现阶段的总路线、总任务，是关系祖国前途命运的千秋大业，是最大的政治。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说文化艺术工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要为这个最大的政治服务、为这个最大的政治目标服务。
若单看这段话，也不是没有新意。它试图把“政治”重新解释为“四个现代化”这一时代总任务，也就是说，不再像过去那样，把政治仅仅理解为频繁的政治运动和斗争要求。可问题在于：你虽然换了内容，口号本身却还是旧口号。旧瓶装新酒，未必不可以，但也最容易让人重新按旧习惯去理解它。尤其在彼时，文艺界已经对旧提法产生普遍疑虑，再这样说，事实上等于又把人带回旧路。
与此同时，周扬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文艺界内部已引起积极反响。两种说法同时存在，口径便难免不齐。
到了1980年5月，全国文艺期刊编辑会议在北京召开。新任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到会讲话。在酝酿讲话稿时，胡耀邦、胡乔木、周扬、黄镇、贺敬之及王任重等人，曾围绕文艺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的提法，也即新口号问题，几次商量。最后取得一致：以周扬所提的新口号为准。
于是，王任重在报告中说：
我们认为，总的还是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祝词中的讲法。如果说得扼要点，是否提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个“是否提”，口气很轻，却恰好是那个时刻最真实的语感。新口号不是从天而降的一记重锤，它更像一扇门被慢慢推开，门缝越来越大，终于可以看清里面的光。
而一旦这一提法在会议上得到广泛拥护，先前黄镇在文化局长会议上的讲话，就需要修改，否则文件彼此就会打架，下面便无所适从。于是，中宣部决定对黄镇报告重新修改，再行下发。
从我收藏的这份资料看，这项修改工作由邓力群负责。
1980年5月6日，邓力群改定后致信王任重，说：
此件遵示做了修改，特别是11页和17页做了原则性的修改，使之同小平同志的祝辞和中央的通知的提法一致起来，以免下面无所适从，是否妥当，请审定。
所谓“原则性的修改”，已经说明，改动的不是枝叶，而是方向；所谓“以免下面无所适从”，则点出了口径统一的现实必要。一句新口号若要真正确立，不仅要理论上站得住，还必须在各种会议、文件、通知之间彼此对得上。语言若不统一，观念便难以落地。
5月22日，王任重看完邓力群修改稿后，将报告题目《繁荣文艺创作，调整文化事业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中的“四”字改作“现代”，并致信黄镇：
一）我认为力群同志的修改是好的，下了功夫的，你有什么不同意的地方望告。二）耀邦同志告我，文化部的文件由中宣部批转，中央不转发。三）只转发你的报告，不转发复之同志的总结了。请文化部根据你的报告自己修改一下发下即可。
5月24日，黄镇阅后，同意按此下发。
若从文书流程看，这无非是修改、批转、发文；若从历史眼光看，这里却清清楚楚地留下了一种新语言取代旧语言的轨迹。它不是喧哗着发生的，而是在一来一往、一改再改中，悄悄完成的。
中宣部转发这个报告的通知中，还专门解释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涵义：文艺为人民服务，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根本需要服务”。
这解释很有讲究。它并没有与既往传统一刀两断，而是在承续中作调整：仍保留“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表述，同时把“社会主义”的涵义从单一政治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更广阔的整体。这样，新的表述既有来路，也有去路。
到了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新口号才算真正以公开、正式、定名的方式走上前台。
社论明确说：“党中央提出，我们的文艺工作总的口号应当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又说：“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口号概括了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它包括了为政治服务,但比孤立地提为政治服务更全面,更科学。”
后一句尤其重要。它不是简单否定“政治”，而是把“政治”放回更大的整体中去理解。也就是说，新口号并非要文艺摆脱现实责任、摆脱社会方向，而是要纠正过去那种把文艺单一地、粗暴地压缩到“为政治服务”上的做法。它告诉人们：文艺可以并且应当有社会责任，但这责任首先要通过“为人民服务”来落实，并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广阔框架中展开，而不是被一句孤零零的“为政治服务”挟持。
从此，“二为”口号正式确立，成为此后文艺方针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过头看，这件事之所以值得说，并不只因为“二为”后来影响深远，更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一个时代的思想变化，常常先体现在语言的变化上。
过去，最靠前的是“政治”，而且往往是狭义、即时、可操作的“政治”；现在，最靠前的变成了“人民”。这不是修辞上的偶然，而是一种根本性的重心移动。它意味着文艺首先要面对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悲欢、人民的精神需要；社会主义则是它展开自身时所依循的方向和大地。政治当然仍在其中，但不再作为唯一入口，也不再具有那种可以随意压倒文艺一切规律的独断位置。
历史很多时候并不是轰然一响，就此换了天地，而是在批示、函件、删改、批转这些极细小的动作里，慢慢完成自己的回身。
从胡乔木、邓力群致胡耀邦信到这份史料，留下了可以触摸的证据。
https://mp.weixin.qq.com/s/RoxqUyteiMTKg8vVAs_G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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