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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干部工作笔记的搜集与利用
作者：夏林
来源：改革学林
近年来，随着历史的沉淀和“四史”教育的需要，改革开放史研究逐渐升温。不过，开展改革开放史研究依然面临一些挑战，其中之一就是资料问题。尽管党和国家陆续公布了一些重要文献资料，一些档案馆开放了部分档案，但是开放力度仍然是相当有限的，特别是缺乏决策的过程性史料，因而不少研究仍不免从文件到文件、从会议到会议的讥评注。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除了加强易见史料的使用以及采取拓宽视野、增容议题等方式进一步激活史料外注,广泛搜集和利用干部工作笔记也是摆脱资料瓶颈、推动改革开放史研究走深走实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本文根据笔者近年来的搜集状况，从史料学的角度分析干部工作笔记的内涵和价值，梳理其搜集和利用现状，并就如何加强这项工作提出一孔之见。
一、干部工作笔记的概念界定与利用现状
干部工作笔记是“干部”与“工作笔记”的组合概念。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干部”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机关、军队、人民团体中的公职人员(士兵、勤务人员除外);二是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或管理工作的人员。这个定义较为宽泛，本文所说的“干部”主要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务系统、各级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中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干部。按照层级的不同，干部群体大致可以分为中央干部、地方干部和基层干部三种类型。考虑到学界和笔者的搜集状况，本文探讨的主要是地方干部和基层干部。
干部工作笔记有两种形式：一种具有回顾和研究性质，比如张晓冰《对农民让利——一个乡镇党委书记的工作笔记》(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一书就是作者在担任湖北省监利县乡镇党委书记期间利用工作之余撰写的工作笔记，内容包括调查报告、论文以及关于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著作的读后感；另一种是干部在工作过程中对工作内容所作的即时性记录。本文所说的干部工作笔记，主要是指后一种形式。以往有学者将这种工作笔记与日记相混同注,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的史料类型。日记包含着个人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具有浓厚的个人感情色彩。工作日记虽然偏重于对工作的记录，但同样杂糅着大量的个人观点和看法。与之不同，工作笔记具有即时性的特点，是对当下所发生言论的客观记录。从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除少量自己所拟报告和发言提纲稿外，干部工作笔记主要记录的是各种会议和调查资料，鲜少出现作者本人的观察和想法。对于这两种不同的体裁，人们在实际应用中也有所区分。有位军队干部回顾说，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调到新疆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工作，报到时领导给他拿了工作笔记本，并特别叮嘱：“工作笔记的内容只涉及工作，不是日记，不要什么都写，保密室收缴时要检查内容，别让人揪住辫子。”注这虽然是特殊时期的善意提醒，但从中亦可窥见时人对两种体裁的区分。另据记载，湖南省委原副书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郑培民上大学时，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走上领导岗位后，他把这个一日三省其身的习惯细分为备忘录、工作笔记和日记。注可见，在郑培民那里，工作笔记和日记也是不同的。
在党员干部中，记工作笔记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上至中央高层，下至普通干部，许多人都有记工作笔记的习惯。据说，朱德的工作笔记始于1947年，止于1969年，共119本注。任弼时、张闻天、杨尚昆、李鹏等人都有工作笔记传世。关于高层记工作笔记的情况，廖汉生在其回忆录中曾提到一个细节。他说，1976年10月8日凌晨，在参加完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批“打招呼”会议后，“回到京西宾馆，我们顾不上休息，凑在一起，仔细核对每个人所记录的笔记，尽可能地将中央领导同志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补记下来”注。从廖汉生的描述中，不难看出高层人物记笔记现象之普遍。基层同样如此，有位曾在黑龙江省富锦县恒山区任职的基层干部回顾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恒山区“一般干部只有三五年文化程度，但是由于干部们平时坚持自学，基本上都能记笔记。如果在区委或区长布置工作时需要出去大小便，得把笔记本留出空格，回来或等布置完工作时，再找别的同志校对，把落下的在空格处抄补上”注。恒山区的情况绝非个案，而是基层干部工作的一个缩影。
干部记工作笔记现象的盛行，从客观上讲是现代会议政治的产物，从主观上讲则与中共自身的特性有关。一方面，现代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会议政治，是围绕各种会议来运转的，这就为干部工作笔记的大量出现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中共历来强调集中统一，因而将干部记笔记包括读书笔记和工作笔记作为统一干部思想和行动的重要一环。早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共就提倡记笔记，甚至对干部写读书笔记作出详细规定。中共中央对干部是否记工作笔记虽然没有统一、严格的要求，但会不会记笔记亦被视为影响党的政策贯彻落实的因素之一。有材料回顾指出：“抗日战争初期，兴县有不少基层干部开会不会记笔记，下乡不会写调查报告，工作收尾不会写总结……干部文化水平低，党的政策就不能很好地贯彻。”注有的党组织还会发放笔记本，并建立收缴制度。一直到现在，有党建专家依然在呼吁“领导干部要重视做记录”,认为对领导交办的任务、会议强调的要点、重要事情的提示和主要工作的安排以及个人读书学习或思考总结的感悟和体会等内容的记录，“既是加强自我学习提升和拓展眼界思路的有效渠道，也是推动相关工作任务贯彻落实的智慧源泉和重要载体”注。
较早将干部工作笔记作为史料加以收集的是党史工作部门和档案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党和国家日益重视党史编研并成立专门的党史资料征集和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将干部工作笔记作为一项重要的史料来源加以征集。如1982年12月，乡宁县委成立党史资料征集领导组及办公室(后改为党史研究室),从1983年开始采取内查外调、召开座谈会、发函约稿等办法征集党史资料，其中也征集到部分工作笔记注;衡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机构于1990年征集到县委原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作明的工作笔记432本注;等等。与此同时，一些领导干部在离任时主动将工作笔记移交档案馆，从而引起了档案工作者的注意。如1986年，江苏省原淮阴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徐志球在调离工作时将自1977年担任市(地)领导以来的90本、近300万字的工作笔记移交市档案处(馆)注;1988年，甘肃省古浪县委原书记詹发聪调动时把他自1978年至1985年工作期间形成的30本、近80万字的工作笔记移交给县档案馆保存注。对此，档案工作人员分别撰文表示赞赏，表示希望更多领导干部移交工作笔记注。迄今为止，已有不少档案馆收藏了数量各异的干部工作笔记。如山西省档案馆藏有省委原书记赵雨亭的工作笔记注;甘肃省档案馆藏有省委原副书记葛士英的工作笔记注;浙江省衢州市档案馆藏有原地委书记燕明的工作笔记注;云南省昭通市档案馆藏有原地委领导工作笔记354本注;山东省胶南市档案馆藏有琅琊镇党委原书记陈济敏的工作笔记注;等等。
不过，党史工作部门虽在编研过程中利用了部分干部的工作笔记，但能看到原件者可谓少之又少；大多数档案馆藏干部工作笔记除个别摘录出版外注,几乎不对外开放，当然更谈不上利用。因此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干部工作笔记这种史料类型没有受到学界的重视。学界较早比较系统、深入地使用干部工作笔记开展研究的应是张乐天等从事乡村研究的学者。这些学者大多具有社会学或政治学背景，他们通过田野调查搜集到个别社队或村干部的工作笔记，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相关研究。如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合著《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一书就使用了浙江省海宁市原联民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周生康的工作笔记。这些笔记始于1954年，止于1982年，时间跨度长达20余年，详细记录了周生康负责联民大队生产、计划生育、机站等工作时的经历。以该干部工作笔记为基础，张乐天对人民公社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写就《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一书。2019年，周生康工作笔记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分上下两册正式出版，题为《革命的书写——一个大队干部的工作笔记》。郑柏琼也根据湖北省恩施市香村一位村干部的工作笔记，探讨了1983年政社分开、恢复乡政府以来农村基层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状况，具体考察村干部的日常工作，在此基础上对村干部的角色进行界定，并试图揭示影响村干部行为的因素注。
近年来，随着学界尤其是历史学界日益重视当代民间资料的搜集工作，以一些高校为代表，逐渐形成了若干资料搜集的重镇，其中部分高校也搜集了一些干部工作笔记，并在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如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华北文书研究室收有“乔钦起工作笔记”。乔钦起是河北省邢台县的一位基层干部，其工作笔记从20世纪40年代一直延续至80年代，总计81本。邓群刚利用该笔记，结合基层档案材料和田野调查所得的口述资料，着重考察集体化时代邢台县西部山区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山区、建设山区的总体历程，探讨集体化时代的山区建设活动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如何影响山区命运的，进而对集体化时代山区建设的历史地位和当前山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了反思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也搜集到不少干部工作笔记。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该单位还将其陆续整理出版，先后出版了《一个村支书的工作笔记》《陈修良工作笔记》《沙文汉工作笔记》《王守家工作笔记》《天津某粮管干部工作笔记摘编》等数种干部工作笔记。其中，《一个村支书的工作笔记》得到学界较多利用。该村支书名叫张明德，他曾担任河北省赤城县茨营子公社苏寺大队党支部书记，其笔记的时间范围是从1967年至1992年，一共35本注。张海荣以这批资料为基础，对集体化时期苏寺大队的财政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注。岳伟也以张明德的工作笔记为核心资料，结合口述资料和地方档案，对一个普通生产大队的分配状况进行梳理与分析，力图深入解读其实践方式和运行逻辑注。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搜集的日记与工作笔记达4000多本注。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亦将干部工作笔记视为一种重要史料类型加以征集。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整理出版或在其研究中利用了少量干部工作笔记。如全胜摘录出版了李尔重的工作笔记注。徐建青等人摘录出版了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的工作笔记注。徐有威、陈东林主编的《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一辑收录了王德敏的部分工作笔记，王德敏当时在上海市委研究室工作注。胡悦晗在研究三线工厂搬迁问题时利用了某工厂厂长的工作笔记注。黄宛峰利用其父(曾任河南省唐河县政府秘书、南阳专署行政秘书)的工作笔记，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唐河县十八里党乡的土地买卖与农民心理注。萧冬连在其著作《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也多次引用周少华工作笔记，周少华当时在国家体改委任职注。
综上所述，学界对干部工作笔记已有一定程度的关注，但问题也是十分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已整理出版的干部工作笔记总体数量偏少，且较多集中在改革开放以前；二是关注较多的仍是集体化时期的相关议题，内容涉及乡村社会文化变迁、人民公社制度、大队财务制度和山区建设等，而较少关注改革开放史研究；三是将干部工作笔记作为补充资料者多，将之作为核心史料进行研究者少。相比于其他史料，干部工作笔记这种史料类型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二、干部工作笔记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价值
鉴于学界对干部工作笔记的独特价值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价值还缺乏足够关注和系统分析，因此仍有必要作出进一步探讨。干部工作笔记的价值从根本上讲是由干部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毛泽东早就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注。邓小平也指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注。这里的“人”主要是指干部。这些论述充分彰显了干部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其工作笔记因而具有超越一般史料的特殊价值。不同干部工作笔记的内容当然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但是同样的制度环境也使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干部工作笔记记录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种重大会议的传达材料，包括领导人讲话、会议决议、报告等，有的干部甚至直接参加了某些中央会议；它们都记录了所在单位的各种工作布置以及分管领域的各种会议和调研材料；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干部基本上是指党员干部，因此在干部工作笔记中，既包含有关的具体工作资料，也包含大量有关党建的资料；等等。这些内容从不同层面丰富了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史料来源。
首先，干部工作笔记为研究中央重要会议和重要人物提供了富有价值的补充史料。重要会议和重要人物向来是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重点。近年来，学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研究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依然存在一定的拓展空间，比如在会议资料的挖掘、会议信息的传达及其基层反响等方面。干部工作笔记在这些维度都可以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一方面，干部工作笔记中所记载的各种重大会议精神的传达材料为研究会议本身提供了很多珍贵史料。比如，在笔者的收藏中就有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几次打招呼会议的详细记录，华国锋、叶剑英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华国锋在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几次发言、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总结发言，华国锋、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闭幕会议上的讲话，等等。这些材料大多不易见到，有的则是更为原始的传达稿。另一方面，干部工作笔记可以反映中央对不同会议信息传递范围和内容的把控，以及会议精神下行过程中的基层反应。笔者在山西省高平县某干部的工作笔记中发现一份关于理论务虚会的材料。这份材料的成文时间是1979年3月25日下午，是该干部在高平县委传达宣传部通气会议精神时所作的记录。该材料对第一阶段理论务虚会上讨论的主要内容和主要发言情况作了介绍，其中包括揭发某些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情况的联合发言。应当讲，该材料所述内容在史实上并未超过前人，但是其存在本身说明，相关部门在会议召开期间就迅速将会议信息和精神传达到县一级，估计还是希望进一步打破“两个凡是”对党员干部思想的束缚。此外，一些干部工作笔记还记录了地方党委负责人对中央会议精神的解读和干部们的讨论资料。比如，笔者收藏的山西省原怀仁县委书记的工作笔记，就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山西省和怀仁县学习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包括怀仁县基层干部的讨论发言情况，从中可以看到基层干部对会议精神最为原始的反应。只要细心挖掘，类似记载是不少的。
干部工作笔记对于重要人物研究更是具有特殊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一些老干部撰写回忆录，都将工作笔记作为重要依据。比如，《黎原回忆录》、张明远《我的回忆》等就使用了各自的工作笔记注。除了本人的工作笔记外，其他相关干部的工作笔记对于重要人物研究也有很大价值。赵树凯在谈到《万里文选》的编辑时说：“安徽农村改革初期的资料，由于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正式文本比较少，比较多的是在特殊场合和会议上的谈话。有许多非常重要的谈话，不仅讲话前没有正式准备讲稿，讲话后也没有整理成文，而且当时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方便的录像录音设施，有的主要是现场干部的记录。因此，《文选》中的部分篇章，有一部分是直接根据地方干部听讲话的记录整理出来的。”注值得注意的是，赵树凯所述情况不只存在于安徽，也不只存在于中上层，而是普遍存在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干部在某县委机关工作。他后来回忆到，当时除了大型会议(党代会、人代会、县乡村三级干部会)外，在一般工作性会议上，县委领导很少拿稿讲话(因为讲话提纲都在他们的工作笔记本上)。有时即便有个讲话稿，也不打印分发，全凭与会者认真听、仔细记。注由此可见干部工作笔记的重要性。
其次，干部工作笔记为研究各项重大改革措施在地方的贯彻落实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过程性史料。如果说地方和基层干部的工作笔记对于中央高层会议和人物研究还只能起到补充作用的话，那么它们在研究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层面则可以扮演核心角色。这是因为，地方和基层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如有论者所说，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负责干部的工作笔记是各级党委、政府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具体情况贯彻执行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真实记录，记载着各级党委和政府作出重大决策、决定、决议的情况和过程注。虽然详略各有差异，但是从工作笔记中不仅可以窥见地方政府决策的具体过程，而且能够看到地方在推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以及各种力量的互动和博弈，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许多问题研究缺乏过程性史料尤其是核心决策史料的缺憾，从而可以促使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产生更加真切的了解。以笔者先前研究的山西省怀仁县农村改革为例，笔者之所以能够梳理出该县推进农村改革的具体脉络并作出相应解释，就得益于该县原县委书记的工作笔记注。笔者最近在开展一项关于湖北省国营企业劳动制度改革的研究，尽管湖北省档案馆开放了部分档案，但光靠档案来开展这项研究是不可能的。所幸笔者获得了湖北省原劳动人事厅副厅长的工作笔记，为了解该省推进劳动制度改革的决策过程提供了重要依据。干部工作笔记所载内容是多方面的，举凡这一时期的重大改革举措，都可以找到相应记录。只要广泛发掘，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深化对新时期各个地区、各个领域改革开放实践过程的研究，进一步提升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实证性。
不仅如此，干部工作笔记中还有十分丰富的数据资料。这些数据有的来自各部门或下级的汇报，有的数据是通过调研所得，相当一部分数据难以在公开文献中找到，且更为真实可靠。如孔繁森纪念馆收藏着他的工作笔记，其中有一本是孔繁森手抄的阿里地区经济社会基本情况统计表，上面详细记录了各县土地面积、水域结构、河流分布、可利用面积、饲草储量统计等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注。再如，原怀仁县委书记有一本工作笔记专门记录了各种统计数据，内容包括怀仁县基本情况(分公社、大队)、1977年怀仁县作物粮食产量表、1979年怀仁县粮食产购留情况表、1979年怀仁县现金收益分配情况表、1979年分大队粮食产购留情况表、1979年分大队现金收益分配情况表、1979年及1980年牧业生产情况表、1979年及1980年林业生产情况表等。这些数据都是研究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史料，如果将历年的数据汇总起来，还可以从一个较长时段来观察某个地区或某个领域的发展状况。
需要指出的是，对地方干部来说，他们既要面对全国性的共同问题，还要面对许多地方性议题，这些也是干部工作笔记的重要内容。比如，在笔者的资料收藏中，就有关于江苏里下河水利建设、山西雁北地区的盐碱地治理、当时号称湖北最大的土坝工程——霍河电站建设等方面的记录。这些内容虽然对于认识改革开放的总体发展历程帮助不大，但对于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地方史是十分珍贵的，因而也值得关注。
最后，干部工作笔记为进一步研究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共党建史提供了丰富素材。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着力加强党的建设，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在干部工作笔记中都有所反映。比如，原怀仁县委书记的工作笔记中就记录了该县“三位一体”推进干部队伍建设、开展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等方面的内容，湖北省原劳动人事厅副厅长的工作笔记则较为详细地记录了该厅整党的全过程。其他干部的工作笔记中也有相关记载，只是详略不同。这些记载对于了解改革开放初期党建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是很有帮助的。以整党为例，以往关于20世纪80年代整党的研究大多首先分析党员干部思想、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论述整党的过程及其效果。通过阅读湖北省原劳动人事厅副厅长的工作笔记，笔者发现基层整党实际上有其内在的动力机制，该厅整党中遇到的问题与1983年的机构改革密切相关。原来，湖北省劳动人事厅是在机构改革中由劳动局、人事局和知青办合并而成的。三个单位的合并导致该厅在干部配置和职能调整中产生诸多矛盾，这些矛盾在整党中爆发出来，而该厅整党的任务，除了通常所说的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之外，就是处理这些矛盾，由此可见基层整党的复杂性。若不是获得该干部的工作笔记，以现有资料很难发现这一点。
进而言之，干部工作笔记还有助于加深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干部群体和中共组织运作机制等历史问题的认识。作为一种私人性记录，干部工作笔记既是对其工作内容的记录，也是对其日常工作和活动的记录。因之，在以“事”为中心拆解利用史料之余，也可以“人”为中心观察干部在组织体系中的行为和角色。如上所述，有学者已经利用工作笔记对改革开放初期村干部的行为和角色作了研究，如果能够获得更多的村干部工作笔记尤其是不同类型的农村干部工作笔记，就可以进一步把握这个群体行为逻辑的共性与特性。推而广之，对乡镇干部、县级干部乃至省级干部都可以开展类似研究。此外，干部工作笔记记录了大量的会议信息，凭借这些信息，可以进一步研究中共重要会议精神的学习贯彻机制、重大改革政策的贯彻落实机制以及各种不同的会议机制，从而深化对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组织运作机制的认识。
总之，干部工作笔记具有多重价值，研究者可以针对不同议题选取不同角度展开研究，确实值得大力挖掘。
三、干部工作笔记搜集与利用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为了加强干部工作笔记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笔者结合自身经验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党史学界参考。
第一，采取多种方式推进干部工作笔记的搜集，特别需要关注流入旧书市场的相关资料。就目前而言，除少数单位可以通过征集的方式获取资料外，普通学者搜集干部工作笔记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与档案馆、党史工作机构合作，查阅馆藏干部工作笔记；二是直接与干部或其家属联络，获取其手中的资料；三是到旧书市场“淘宝”。要想查阅档案馆、党史工作机构所藏干部工作笔记，一般都需要获得干部本人或其家属的许可，所以前两种方式的关键点都在于与干部本人或其家属接洽并获得同意。这固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亦不乏成功的可能性，比如周生康和张明德的工作笔记就是学者直接从二人手中获取的，再如有学者也征得宝应县干部蔡家驹的同意从县档案馆复制了他的工作笔记注。所以，这两种方式不能轻易放弃。当然，从可操作性和文献保护的层面看，要特别注意加强对流入旧书市场的工作笔记的搜集工作。由于不少干部后人缺乏文献保存意识，很多干部工作笔记陆续流入市场，这为党史研究者获取相关资料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学者的介入既可以充分发挥其学术价值，也可以对其实现更为有效的保护。
第二，明确以系统性和翔实性为最高搜集原则。所谓系统性有两个评判指标：一是持续时间长，二是有足够的体量。只有持续时间足够长，才能看出历史发展的脉络，少量的、零碎的干部工作笔记通常难以支撑起一项课题的研究。此外，在搜集干部工作笔记时，研究者还应观察资料是否足够详细。笔者就有过这样的经历，虽然某位干部的工作笔记时长、数量足够，但是查阅后发现它记录得比较简略，因而也无法使用。有学者可能会提出疑问，除了系统性和翔实性之外，是否还应考虑典型性和代表性问题?笔者认为，这一点似无须过多强调，因为一则改革开放史研究正处于重新起步的阶段，大量课题缺乏实证研究，只要有足够丰富的史料就能够推进某个方面的认识；二则所谓典型性和代表性是相对而言的，如果过分追逐典型性和代表性，往往会遮蔽历史的复杂面相。举个例子，农村改革是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重要话题。人们一提到农村改革，往往会想到安徽，但安徽是否能代表整个中国?答案是否定的。既有研究已经注意到江苏与安徽在农村改革路径和形式上的差异，笔者的研究也发现山西的农村改革与安徽的农村改革同样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应该在研究中提炼典型性，而不是在搜集资料之初就考虑这个问题。
第三，加强对省级职能部门和县乡领导干部工作笔记的搜集与研究。在众多干部中，省级及以上主要领导干部的工作笔记无疑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他们处于决策的中心，其工作笔记的信息含量远超一般干部，但搜集难度较高。据笔者观察，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复出而又在20世纪80年代离退休的一批中下层干部已经陆续谢世，他们的工作笔记不仅相对容易获得，而且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为省级职能部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或获知某项政策的决策过程，县乡领导干部虽然在了解高层决策方面要差一些，但是他们都处于政策执行的第一线。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两类干部的活动直接影响着改革开放的具体进程，其工作笔记往往更加聚焦和详细。经济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主要内容，加强省级职能部门干部工作笔记的搜集，首先要加强计划部门、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商业部门、劳动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经济部门干部工作笔记的搜集。
第四，利用时要注重与多元史料的互证、互济，遵守保密规范。对于史学研究来说，任何单一史料都不足以描绘历史的全貌，干部工作笔记同样如此。在看到干部工作笔记独特价值的同时，研究者也必须注意到这种史料类型同样存在一定的缺陷。有的干部在工作笔记中只记录了发言或讲话要点，未能把领导讲话的内容全部反映出来，且可能存在因说得不明或听得不清而记错原意的情况注。干部工作笔记只能反映单一干部的活动，而单一干部的见闻始终是有限的，即便他是某一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干部工作笔记记录了大量的会议发言材料，但是对于会议所讨论的文件内容往往缺乏记载，因而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困难。解决的办法是尽可能加强档案、报刊、文集、文件汇编、回忆录等相关史料的搜集，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相关当事人进行访谈，以期在资料上实现与干部工作笔记的互证、互济，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的真相。需要强调的是，笔记的征集、研究和利用，都应在严格遵守相关保密规定的前提下展开。
作者简介：夏林，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原文载于《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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