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斐德教授是他那一代中国研究学者中“三杰”之首(另两位是史景迁教授和孔飞力教授)。早在八十年代我在美国读博时,就已耳闻其盛名。后来,又读了他的几本专着,对其渊博学识和卓越见识有了更多的了解。《历史与意志》这本书,我最初是在将博士论文改写为《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对抗形成之研究》(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时读的英文原著。我研究的虽然是外交史,却对意识形态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对外政策及安全战略中所起的作用颇为重视。我认为,毛泽东及中共领导层在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时就做出入朝参战的决定,并不仅仅是为了应对美军和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对中国安全利益的严重威胁,而更是为了应对新中国立国之初便面临的“合法性挑战”,通过高举革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将朝鲜危机转变为实现广泛国内政治动员的源泉,从根本上加强中国人对新政权以及他本人和中共宏大的政治和社会改造计划的内在认同和支持。几年后,我又写了《毛泽东的中国与冷战》(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书的序论中有一节题为“Ideology Matters”(意识形态极为重要)。我提出,意识形态对毛时代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影响,其根源在于毛的“继续革命”理念在其中占据的中心地位。毛泽东从来不把中共夺取政权视为革命的终点;他想象中的“革命”不仅要将中国人改变为“新人”,将中国改造为拥有普遍正义与平等的新型社会和国家,也要通过树立中国革命(包括继续革命)的经验作为世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榜样,从而开创出一个由中国占据中心地位的“新世界”。《历史和意志》的论述重点,恰恰是对居于毛泽东观念世界中心地位的“继续革命”的意志和理念及其知识来源的深入探讨,并对曾自命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毛泽东在推进“继续革命”、尤其是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思想领先、意识形态挂帅”的唯意志论倾向做了入木三分的分析,这对我的研究极具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