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造反派长堤枪战为战友抬尸游行

danny · 发表于 2010-7-26 19:44:18

我们批的是同学们一向非常敬重的班主任周行成老师。周老师爱听音乐，家里收集了很多唱片，以前常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听。这也成了他的罪证：资产阶级作风。他家里唱片都被搜走，他还要被拉出来挨批。“文革”后，我们都主动去找了当年的老师们。前些年还凑在一起给周老师过了七十大寿。老师们不再提这些往事，都原谅我们了。

一天，我们这些红卫兵与另一派发生冲突，都要拿下省总工会大楼，结果发生枪战。由于我是高度近视眼，所以，向来给我的分工都是写标语、写文章等。那天晚上，我和几个同学就躲在现在海印缤缤广场那个位置的十楼，拿着几颗手榴弹，看下面真枪实弹地打了一个多小时。

不久，又发生一次保卫西村水厂事件。两派都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执行者，都要占领水厂，结果发生武斗。我有两个同学在此事中丧生。红卫兵们决定抬尸游行，四名同学抬着一具尸体，从省财厅一直游行到海珠广场。在财厅前，还向两位同学的父母举行了授枪仪式。两个同学的父母还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林锡根

讲述背景
1976年，在国家动荡不安的大背景下，林锡根个人的命运却在好转，作为29岁的大龄青年，他先是在年初结了婚，9月又得以顺利回城，年底又当了父亲。对此前十年狂热迷茫、悲喜交集的青春，他总结道：“我们做过很多荒唐事、傻事，也经受了很多挫折，大好的时光被浪费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对我们的成长也有好处。”
四十年前，恋爱时的信件，我至今都还收藏着。而且，其中—封信上还有一张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邮票，据说现在很值钱了。每看到这张邮票，我就想到一个词“血色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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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锡根戴上了当年的红卫兵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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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锡根所在广州六中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一一广州六中东方红革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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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锡根至今收藏着当年的各种红卫兵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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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袖章见证了主人林锡根那段狂热迷茫的青春岁月。

讲述人•林锡根 , D  G) W, _& X! O: i' k2 R: f3 i2 ?
           1947 年生于上海，1958年随父母移居广州。1960年到1966年就读于广州六中。
          “文革”爆发后，作为广州最早的一批红卫兵，林锡根赴京串联，与全国各地红卫兵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受到毛泽东接见。在红卫兵组织的派性斗争中，曾目睹了长堤枪战，参与了同学的抬尸游行。后又作为知青下乡8年。现为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心顾问。
          1976年，整个国家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但我个人总体上过得还不错，结了婚，回了城，又生了孩子。不过，回首此前整整十年，有狂热、有荒唐、有辛酸、有温馨，还是让人感慨万分!

致信主席 “取消高考”
          1966年，我在广州六中读高三，马上面临高考。但是，形势突然就变了。
          6月初，中大开始贴出很多大字报。我们学校离中大很近，我就和同学跑去看。中大校园里的大字报很多，矛头当时还是在批判“三家村”。我们一直看到了半夜，大家都很激动，回到学校，也开始写大字报。
          过了几天，中大大字报的矛头开始指向本校教授，最先被拉出的就是陈寅恪等人。他们批教授，我们就批老师咯。其实，我们以前对吴晗等人都是很敬重的；我们的老师也都非常好。但是，当时年龄小，特别单纯，党叫干啥就干啥，搞文化大革命肯定也要全身心投入。另外，当时正处青春期，都有逆反心理，对上课、考试比较反感。突然之间停课闹革命，都觉得很有激情。
          旁白：1966年6月6日，林锡根所在的高三乙班以全体同学名义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要求取消高考制度。信中称：“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中，我们实在是一刻也坐不下去了!可是，却有一些老师，要我们坐下来静心复习，准备高考。斗争正在剧烈进行，工农兵在奋勇战斗，敌人在张牙舞爪，负隅顽抗……我们能脱离这火热的现实，能脱离这尖锐的阶级斗争吗?”他们称高考制度是封建科举的变相，是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大黑线。

批斗恩师 至今内疚
          形势发展得很快。中大的学生把老师们拉出来，戴上高帽子，开批斗会。其实，我们这些中学生批斗老师的理由很简单。我记得有个老师上课讲“千万不要忘记勾股定理！”后来这句话就成了罪证：毛主席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你讲“千万不要忘记勾股定理”，这不是讽刺毛主席吗?
          我们批的是同学们一向非常尊重的班主任周行成老师。周老师爱听音乐，家里收集了很多唱片，以前常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听。这也成了他的罪证：资产阶级作风。他家里的唱片都被搜走，他还要被拉出来挨批。我们知道周老师手很巧，就让他自己用报纸裁一件“衣服”穿在身上，上面写着“我是牛鬼蛇神”。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定的那些罪名都是“莫须有”的，很荒唐，觉得很对不起老师。 “文革”后，我们都主动去找了当年的老师们。前些年还凑在一起给周老师过了七十大寿。老师们不再提这些往事，都原谅我们了。
          林锡根日记摘录：
          1966年6月16日星期四晴
          看完表演……突然丙班找我班去，原来是斗争陈启圣。真好极了。我们立刻去他们教室……陈启圣在民兵押送下走进会场。开始，他就检讨，可是总讲些鸡毛蒜皮的东西，根本不接触实际，不接触他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所以，同学们立刻阻止了他的发言，要他自己坦白反党言论。
          问题开始只是围绕他的资产阶级黄色思想言行。这家伙脸皮厚，这些问题倒谈得很起劲。不一会，我校工作组组长愤怒地说：“你老实坦白你是怎样诬蔑党、诬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你快讲!”
          真没想到，他竟把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诬蔑成同国民党一样，酗酒、上级打下级，拿人民生命开玩笑等，真叫人气愤极了。在场的同学都十分愤怒，高呼“打倒陈启圣”。由于事实俱在，人证俱在，不由得他不承认……他只好对着麦克风说“陈启圣是反革命分子”。他刚说完，同学们就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
          接着，核心小组卢克同学讲话，决定：立刻扣押起来，从明天开始监督劳动。这就是说，他已被列入“五类分子”。这真是大快人心，全场掌声雷动。陈启圣这家伙不知羞，同学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他也呼。同学们气极了，不准他喊，说“毛主席是我们的，不是你们反革命分子的”。
          这样的批斗持续了两个月，后来就去冲击省委了。在越秀山，批判省委领导的大会我也参加了。不久，我们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因为我们当中部分出身不是红五类，所以，名称上不能直接叫红卫兵，叫“广州六中东方红革委会”，隶属于“广州红色造反司令部”，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个战士证。但其实是有组织、无纪律。
          这段时间做的工作主要是破四旧。冲到街上，去砸商店，店里摆设不“革命”的，有什么招贴画的，统统砸掉。或者有敢销售什么柴可夫斯基、三四十年代电影歌曲唱片的，统统毁掉。我们还自己制作了很多传单，写上毛主席语录，或者转载清华红卫兵的文章，到处散发。有时还到公交车上，大声诵读。售票员不敢要钱，乘客们也都不敢说话，只能安静地坐着听我们读。
          林锡根日记摘录：
          1966年8月13日星期五晴
          怎样才能把我激动的心情描写出来呢?我太恨自己的文笔了。今天开始，我们造反了!
          毛主席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昨晚八时许，我班征得学代会同意，全班去中山大学看大字报。中大有些巨幅标语，上书“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这些标语具有极大的鼓动性，真叫人激动极了。我班同学多么渴望我校也能这样干起来啊!大家下了决心，回去闯，去造反!

赴京串联 见到主席
          我们那时成天热血沸腾。8月18日，传来消息，毛主席在北京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那时，社会上还没有开始大串联。但是，我们几个同学商量后决定自己买车票去北京。结果成了可能是广东最早被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
          8月24日，我与几个同学一起乘车北上。我们买的是慢车票。车到武汉时，我们下车，找到湖北省委闹，要求给我们换上快车票，果真奏效了。到达北京后，第一天我们住在火车站。第二天，就被接待组织安排到了东大桥附近一个新建的空房子里。窝头咸菜，管吃饱。我们晚上回来住，白天就出去逛。
          那时，开始陆续有外地红卫兵进京了。北京街头到处都是大标语：革命串联的欢迎，游山逛水的滚蛋。所以，我们也不敢去玩。就到处看大字报。清华、北大、中国文联、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有团中央等。有一次，在团中央，我还看到了揪斗胡耀邦。在大院里，他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牌子，被大批红卫兵批斗。在中国文联，还看到了批斗周扬。我也跟着喊口号。那时，根本没有去认真思考过是非，想当然地站在红卫兵这一边，认为当权的都是坏人。
          8月31日，接待站告诉我们，下午有首长接见。当时无论如何也不敢想是毛主席接见。我们就从住宿地步行到天安门。广场上人很多，估计有50万左右，挤得要命。我的位置就在靠近纪念碑的地方，离天安门城楼还很远。但是，一队解放军过来在我们中间拦了一条路出来，我刚好就成了第一排了。而首长们上天安门就一定要经过这里的。
          林锡根日记摘录：
          1966年8月31日
          幸福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下午5点45分，一辆汽车从通道穿过。接着，一辆敞篷小汽车开来了。多么叫人激动啊!毛主席穿着整齐的军装，同他亲密的战友林彪副主席就坐在这辆车上!车慢慢驶来，我终于清楚地看见了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伟大的统帅、英明的舵手——毛主席!他老人家多健康呀!满面红光，真叫我们感到说不出的幸福和欢乐!林副主席也是那样健康，这是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幸福呀!
          大会在六时多开始了。毛主席夫人江青同志主持大会。江青同志说：“同志们，同学们，你们好!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全体同志向你们问好，我们热烈的欢迎你们，向你们致敬!”江青同志的讲话引起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接着由林彪副主席讲话。他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们向你们致敬!”
           接着由周总理讲话。他代表中央宣布：全国的大学生和一些中学生代表将组织分期分批来文化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真是好消息。事实越发证明，来北京是革命的行动!
          我们当时都是血气方刚，真是太激动了，只能不停喊“毛主席万岁!”嗓子都喊哑了。散会后，广场上的人都拥到西单电报大楼，纷纷打电报回老家。开始还收钱，但红卫兵就闹，最后只好全部免费。但是人太多，我们一直排到次日凌晨才发完。
          旁白：这份电报原稿至今被林锡根保存着，上面写着：三十一日晚，我们非常清楚地看见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首长们非常健康。毛主席万岁!时间为9月1日3时50分。

长堤武斗 抬尸游行
          又在北京逗留十来天后，我们回到广州。此时，广州已经出现派性斗争，并开始揪斗省委领导。不过，那些高干子弟红卫兵才有资格斗省里高级干部。只有大型批斗会，我们才去参加。
          1967年，全国开始武斗。广州也出现这种情况。我那时已经不在家住，改住中大图书馆。大家都有任务，经常会批斗或轮流监视“反革命分子”。那时，社会秩序已经非常混乱。有造反派直接冲击广州警备司令部，抢夺枪支弹药。我们也有同学参与。
          8月的一天，我们这些红卫兵与另一派发生冲突，都要拿下省总工会大楼，结果发生枪战。由于我是高度近视眼，所以，向来给我的分工都是写标语、写文章等，不直接参加武斗。但是，那天晚上，我和几个同学就躲在现在海印缤缤广场那个位置的十楼，披着毛毯，拿着几颗手榴弹，看下面打成一片，子弹嗖嗖的，就这样真枪实弹地打了一个多小时。
          旁白：林锡根回忆的此次武斗，《广州大事记)有记载：1967年8月18日深夜，两派群众组织在省总工会大楼枪战达4小时；双方死亡3人，伤33人。19日零时，周恩来总理来电指示：立即停止武斗，撤出攻打省总工会的队伍。
           不久，又发生一次保卫西村水厂事件。两派都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执行者，都要占领水厂，结果发生武斗。我有两个同学在此事中丧生。红卫兵都感到非常悲愤，认为这两名同学是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决定抬尸游行，四名同学抬着一具尸体，从省财厅一直游行到海珠广场。整个队伍浩浩荡荡。在财厅前，还向两位同学的父母举行了授枪仪式，意思是要将两位死难者的遗志进行到底。两个同学的父母也都真的将他们的孩子看成了烈土，还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很多人在现场热泪盈眶，气氛非常悲壮。现在看来，这些行为很荒唐，有些可笑，但当时大家从内心深处，都觉得很崇高。
           我们从1967年下半年开始办一份刊物，叫《六中东方红》。当年9月1日，我们还组织撰写了稿件，叫《献给你，不屈的战友》。9月12日，又出了一期《纪念8.3l死难烈士特刊》。我们后来拿这些小报出去卖，每份两分钱，没想到销量还很好。

知青岁月 鸿雁传情
          到了1968年，开始复课闹革命，社会秩序好了很多。我们已经高三毕业，无课可上，无聊了很长一段时间。1968年下半年，广州首批知青下乡。其实，很多人不想去，但是身不由己，尤其是那些出身不好的。我是红五类，所以，第一批就没去。
          我记得在送同学们走时，上船前大家还在有说有笑，但是，汽笛一响，岸上船上就哭成一片了。工人纠察队在现场维持秩序，用水火棍拦着，不准再上船下船。现场气氛非常凄惨。
           到了1968年底，我也必须得去了，否则，就要给家长办学习班。我被分到了博罗，这一去就是八年。
          这八年中，我身体上倒没有受太多苦。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和《红旗》杂志)经常发表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并要求贯彻最高指示不过夜。各个大队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记下来，公布给社员。因为我是高中生，而且能写会画，就被调来专门做这项工作。
          收听广播时，为了避免干扰，房间里只能有我和一个公社领导。当时，为了方便全国各地记录，播音员会按照记录速度播音。我边听边刻蜡板，刻好马上印传单，广为张贴。
          后来，我又被调去帮公社编小报、放电影。其实，那时的电影放来放去就是几个样板戏，最多加上毛主席接见外宾的纪录片。不过，因为文化生活实在太单调，农民们看电影的热情还是很高。对我也很热情，每到一个村子，不是杀鸡宰鹅就是到塘里捞鱼给我们吃。我那段时间，真是吃百家饭，睡百家床。后来，我又被调到公社供销社。
          “文革”进行了好几年，大家的激情渐渐消退。尤其是在1971年以后，对“文革”，对毛主席大家都有了动摇和怀疑：是不是过火了?
          记得我们几个在博罗的知青，傍晚没事时常常在东江边散步，聊时局，聊未来。大家都开始有了沉思。也经常偷听香港、日本、英国的广播，然后偷偷交流。但大部分时候，交流的结果都是悲哀、失望。
           那时我们和外地的同学也都还保持着通信联系，经常在信里倾诉心情，谈理想和抱负。我就是这时和我太太恋爱上的。她当时在番禺插队，我们俩在信中很谈得来，信就越来越多。不约而同地，我们都在对方的信件上做了编号，一封一封都保存了起来。
          越聊越投机，信越来越多。我在供销社工作，没事就往邮局跑，看有没有她的来信，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买了很多颜色鲜艳的信封给她寄去，这样，以后她再来信时，在邮局大堆的信件中，我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那时大家的感情都很压抑，虽说通信多，但谈论的都是工作和理想，绝对不敢说什么悄悄话的。“恋爱”两个字统统用“x x”代替。虽然压抑、艰苦，那种甜蜜恐怕不是现在的年轻人能感受得到的。

结婚生子 命运转折
          我们的恋爱持续了六七年时间，一直没法结婚，因为我回不了城。
          从1973年开始，眼看着身边的知青一个又一个陆续回到广州，我很失落。就在此时，上级又通知我调到党的基本路线宣传工作队。这一调，更不知何时能回城了。我虽不愿意也只好去县城报到。谁知，在县里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县委书记点名批评了我．说我资产阶级作风。我的压力空前巨大，情绪非常低落。
          好在生活上总算出现转机。1976年1月，我终于结婚了。酒席是在我岳母家办的，因为她家是华侨，条件比较好。我买了一件蓝色的确良上衣，四个口袋的，当做新郎服，花了18块钱。这在当时已经很奢侈了，我那时一个月的工资是26块。
          周总理去世时，我还在农村，不像城市里限制得那么严，我还编了一份小报，油印了一期专刊。
          1976年9月，我终于回到了广州。但是，还没有找到接收单位，只能赋闲在家。毛主席去世时，我是一个人在家里对着画像默哀。心里的感觉很复杂。
          不久，“四人帮”被打倒，我也有了工作。到了年底，我们的孩子出生了。这一年，对我个人来说，过得还算不错。一切都成了过去，新的生活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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