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龙：上山下乡四十年的回忆

blue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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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龙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日，我终于争取到下乡的权利，和第二批去农村的同学一起奔赴黄梅农村广阔天地了。之所以说争取到下乡的权利，是因为我是第一批报名下乡的，但是当时的军宣队将我们四、五个学生头头留下来不让走，要我们交出收藏的枪支，剥夺了我们第一批下乡的权利。

       在被留下“缴枪”的日子里，因为无枪可交，我们天天与军代表、工宣队员抗争，最后一次是四、五个人晚上去教工宿舍军代表临时住所说理，军代表（据说是部队的一名牙医）斜靠在床上听完我们强烈要求后，无可奈何地放走了我们。

    我去农村，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武汉，没有一点悲欢离合的感觉。对于充满政治热情的青年来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农村不过是新的革命的战场，新的“大有作为”的生活在吸引着我。

    我先是和方文彪、潘要先组合在小池区的一个生产队里，后来，陈德胜要去通城长石矿当工人，为了配个头头，我从小池迁移到濯港区白湖公社同心大队四小队，并在那里呆了四年有余（包括中途去修襄渝铁路十一个月），直到返回武汉。我的下乡经历以及记忆的片段都是属于那个小小的村庄的，有的故事原委都模糊了，但有的记忆中的画面却始终清晰并保留至今。

    我去同心大队四小队的第一夜是和陈德胜在一个床上度过的，陈是66届高中生，比我长四岁，名副其实的大哥，且在新一中属于领导核心，是我的上级，我想在他准备离去之时互相交换一下思想，商量一下计划。

    我们俩在床上促膝相坐，我说得多一点，三、四十分钟后，我谈兴正浓，却发现他脑袋下垂，已经打起瞌睡，而理想、工作一点没有交流，我非常失望。

    同心大队四小队的知青是个非常纯的革命集体，十一个人中，一中男生六人，十九中女生五人，后来杨水星的妹妹插队于我们中间，但这时多数人已被招工、病转而离开。

    我们这个集体对革命的虔诚是无可比拟的，实实在在地实践着毛主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在我们共同生活两年多的日子里，从来没有过个人要求，除了劳动就是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其他马列主义著作，还有讨论学习心得及自我批判。我们当时的劳动态度是：能用大筐挑东西的，决不用小筐，能挑着担子跑的，决不会挑着担子走，只要能劳动我们决不会休息。我们以苦为革命，越苦越革命，以苦为乐，以苦为安，有时候达到了自找苦吃，如同苦行僧的地步。因为我们认为改造世界观吃苦是应该的，是对革命意志的磨练。

    我们晚上按队长安排看守割倒的水稻，防止被盗，白天照常出工、不睡觉；上水利，改造田地，年年冬季要挑土，农民照顾我们，往挑土“篼”里装少了，我们要求“装满”；出工在前面，收工在后面；不缺勤、带病、带伤劳动，这些都是我们的行为准则。以至有一次其他知青来串门，竟然不直接向我们打听，他们看外表，把我们当成了当地农民。

    从下乡的第一天起，我们就保持了高度的劳动积极性，并且几年如一日，实际上远远超过了贫下中农的积极性。

    我们是一代人中最听毛主席话、最自觉革命、最有牺牲精神的一个人群，对于我们来说，只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豪情壮志，决没有好逸恶劳、贪生怕死的劣习，所以，“再教育”对于我们是不适用的，但是“再教育”的提法让我们更谦虚，更安心地在农村度过那一段特殊的日子。

    除了积极劳动以外，生活上我们也是用“艰苦”来磨练自己，“自找苦吃”，六九年，黄梅县水灾，同心大队是湖区，一片汪洋，成熟的水稻是用船从水面下打捞上来的，可以想象，生活物质的匮乏会达到怎样的程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吃过糠粑，没有蔬菜，只有辣椒酱和盐下饭，尤其使我们不能忘怀的是，十九中的五位女生几乎是完人，她们一边劳动、一边操持家务，洗衣做饭，无怨无悔，甚至为抢救落水小孩差点牺牲自己的生命。一中男生中的甘子诚、杨勇华默默地承受了很多劳动负担，回到武汉以后依然默默奉献，可惜他们过早地永远离开了我们，留给我们无法弥补的遗憾。

    下乡的几年是我的政治思想从浪漫到现实，逐步走出书本影响的过程。

    刚到农村的时候，除了积极劳动，我们的活动首先是访贫问苦，做阶级调查，因为《毛选》的第一篇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而文革中我们读得最多的文章之一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大背景下，调查了解小队里的阶级情况，联络谁、依靠谁、与谁划清界限，与谁斗争，自然是首先考虑的问题。晚上或者雨雪天，不能出工，我们就去贫下中农家里，特别是贫下中农队干部家里了解阶级情况。所谓阶级情况就是谁家的成分是什么、表现如何等等，有时候，我们甚至要求贫下中农队干部或子弟帮我们找几个贫下中农座谈。在我们正做着这件基本的革命“功课”时，有两点情况使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一是谈来谈去，除了知道社员的阶级成份以外，我们并不能了解到什么阶级特点和动向，贫下中农们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回答我们的提问；二是我们的家访调查惹恼了队里的一位公社副主任，他说：“这哪里是来接受再教育的，这分明是工作队。”他的话引起了我们的警觉，使我们正视了自己的身份。这位副主任是我们敬重的人，他本人无疑是贫下中农出身，我们感觉到来自贫下中农的反感和压力。

    我们刚到农村，阶级路线是极分明的。农民把我们城里来的知青叫“学生”，视为贵宾，皆欲亲近、结交，看到我们初来乍到，没有菜吃，家家送菜给我们。我们呢，贫下中农的收，富裕中农的不收，有位富裕中农只好灰头土脸地把送到门口的菜又端走了。劳动中，我们也有意逼地主多干活，“改造”他。

    我们小队是由两个小自然村组合起来的，一个叫寇家墩，一个叫徐家墩，两个村都很小，分别只有十几户，合在一起也只有二十几户人家。原来村里没有地主，绝大多数都是贫下中农，富裕中农只有一户，中农有两三户。邻村有个冯牛墩，地主多，土改后就迁了一户到寇家墩监督改造，这样，我们队就有了一户地主。这个地主读过书，当时应该是四十出头了，很文静，个子不大，不够强壮，不太会干农活。我们下乡的时候正是农闲季节，队长把妇女、细伢、我们这些不会干农活的“学生”、还有地主安排在一起改田。有几次，我挑着土正好走在地主后面，于是有意加快脚步小跑，田埂只有一人宽，地主知道后面有人撵，只得在前面跑，我心里很得意，觉得惩罚地主是很应该的。

    我们尊重贫下中农是真心诚意的。我们在一两年间一直以“接受再教育”，当好小学生自律，甚至还想出了到贫下中农、五保户家里去住、去侍侯他、真正成为贫下中农家中一员的主意。

    寇家墩有一个五保户，家里很穷，房子又小又破，屋里又脏又臭，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能力，虽然算不上痴呆，但智商低。看到他那么困难，我们觉得应该住到他家去，成为他家庭的一员，改善他的生活，实现自己彻底为贫下中农服务的革命心愿，同时也是培养与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的一个途径，后终因难度太大没有实行。

    除了在农村对农民作阶级调查，六九年春，我和几位同班同学还对知识青年的下放情况做过一次走访，有点模仿革命领袖搞社会调查的意思，印象比较深的是去同班的刘XX所在的小队。他那时在桃河公社，霏霏春雨中，我们利用休工的时间到他们的住所，只见满屋凌乱，空无一人，我拉开一个书桌的抽屉，里面是几张铅笔勾画的裸体女人画，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知青的另一面。在后来的几年里，我走过几个地方，小池、孔垅、大河……，知识青年基本都是各行其道，自流放任的状态，有本本份份劳动的，有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有偷鸡摸狗的，也有和农民和平相处的。就黄梅县来说，坏的不多，但能“大有作为”的没有听说过。我所在的同心大队知青是全县的先进典型，远近闻名。我们四小队由于有水中救女孩的英勇事迹，被评为黄冈地区的先进集体。我们没有作出大的作为，别的知青更加难说了。贫下中农不会对知识青年主动进行“再教育”，因为怎么“再教育”对他们来说是个难题，毛主席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们自己还没有被教育好呢。

    真正对知识青年“再教育”是生活本身。日复一日的农业劳动，月复一月的重复，不超过二年时间，我们的政治抱负慢慢萎缩，只剩下内心的无奈以及对碌碌无为的不甘。

    贫下中农这个整体的概念在我的认识中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有内容、有层次。在我们眼里，贫下中农应该是三十、四十岁以上的一批人，只有这些人才真正被划过成分，当过贫下中农。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只能算是子女。虽然我们生活在很小的一个生产队里，但是贫下中农的成员并不一样，松叔对我们关心、仁慈，生产技术全面，处事公正，威信高；水叔世故圆滑、有点假仁假义；大健叔当着贫协组长，没有头脑，说话不得要领，辞不达意；席松哥喜欢凑热闹，做点“面子工程”，不务实；而当了大队贫协主席的某人整天衣着整齐，装腔作势，象个官僚。

    按照经典理论，所谓阶级应该来源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在我们下乡的日子里，农村经过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否存在也不明显。贫下中农并不比其他社员更热爱集体。

    我曾经去最要好的贫下中农朋友、队干部家串门，看到地主与他们相谈很融洽。

    曾经被我另眼相看的富裕中农寇其生，后来成了我的朋友。他思维敏捷、干活利索，属于农村的能人，说话做事爽快，不图小利，干活不留死角，任务完成漂亮，是个荣誉感很强的人。

    我在农村和农民朋友一起劳动，去襄渝铁路筑路，在一个工棚、一张统铺上朝夕相处，在我的印象里，从来没有人谈过去的“阶级关系”，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贫下中农和其他阶级成分人员间发生属于“阶级关系”的记忆。在我的感觉里，贫下中农、中农、富裕中农，他们在生产队的经济活动中（只有经济活动）没有太大区别，大家关心的只是在当时体制下可能做到的一切。这一切具体地说就是：出工挣工分，分口粮、种好自留地，在生产队允许的房前屋后种几棵树，养好猪、鸡，让猪多长膘，鸡多下蛋，攒钱盖瓦房、娶媳妇、嫁女儿……，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级抹平了，社员们的行为方式大致相同，喜怒哀乐也基本一致，我在农村呆得越长，越忘了“贫下中农”的概念。

    一九七0年夏季，一场大规模的招工开始了。这一场招工，把“上山下乡”所有的神秘政治光环都扫荡殆尽，几乎所有的知识青年都期盼着被“招工”招走。刚开始，我在同学中还批判不安心的思想，但不久，知青一批一批离开农村，原来的知青小组支离破碎，没有被招走的不是出生不好就是文革中当了造反派的。我也是不够格被招工的人员之一。由于表现好，大队干部曾一次一次把我的名字报到招工办，却一次一次被淘汰。眼看招工无望，一九七一年，经过强烈要求，我和陈文汉、晏世海参加了黄梅民兵团，远赴鄂西修筑襄渝铁路，去体验另一种生活。

    一九七一年底，民兵团完成了任务，返回黄梅，七二年开始，我和余德亨一起办病转，并于七三年办理成功，转回武汉。

    从主动要求下乡到弄虚作假病转回汉，这是多么巨大的转变。我们为否定“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而来，又否定继续“接受再教育”而去，完成了一次“否定之否定”。

    我认为“上山下乡”不过是安排大批待业学生的权宜之计。刚开始媒体的宣传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后来政府很快就开始布署学生上山下乡了。文化革命造成大批中学生毕不了业、升不了学，形成了社会问题，“上山下乡”一刀下去，城市里这个肿瘤暂时切掉了。但是“上山下乡”的负面影响很大，招工、招生、病转直到全部回城，一系列的办法最后消解了知识青年这个失业群体。

    上山下乡给了我一些新的生活体验、社会阅历，但是意义不大，不管我们一开始有多少幻想，最后剩下的除了劳动还是劳动，而劳动中的工人、农民在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如果不是为了安排待业学生，根本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去农村接受再教育，工人阶级比贫下中农更先进，到工厂接受再教育更符合马列主义。

    “上山下乡”曾经被我们理解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一个新的征程，尤其是伟大领袖“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让我们与自己斗争了好几年。现在，我们已“知天命”，虽然不想妄评历史，但也不得不说伟大领袖的“好心”，确实浪费了我们好多心血，而他在60—70 年代极富特点的只言片语充满玄机，几近于佛祖的禅语，不知道引起多少误解和麻烦。

    上山下乡，令我又多了一种称谓，即“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虽然仔细分析这个特殊的概念并没有定性某“子女”没有教育好，但听起来总感觉话外之音是“暂时不太好”。虽然我当时自比保尔.柯察金的革命热情、干劲并不差到哪里去，但政治上的不被信任无时不在，这种人为的政治歧视造成的心理伤害伴随我终生。

    整整四十年过去了，我对曾经生活和奋斗过的黄梅之所以仍有一点牵挂，那是因为我曾经把最热烈的追求、最纯洁的真诚留在那里，并用我真诚的、辛勤的劳动换来了朴实真诚的友情，这种友情来自同学，来自农民，这种发自内心的人类最美好的东西，比任何政治领袖宣示的“真理”都天长地久。


                                                                   2008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