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星：我的文革编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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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编年史 ：一封情书引来的牢狱灾

有人说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最大的价值就是“突破了以往作品中‘权贵的文革’和‘知识分子的文革’，为展现平民眼中的‘文革’提供了一种解读”。

1972年，16岁的中学生徐星，给漂亮的女同学颖滔写了生命中第一封情书。这个父母被下放到西北，独自在北京过半流浪儿生活的少年，遭遇过种种世态炎凉。因此，在给颖滔的情书中，他更多的是倾诉这种精神苦闷和对时局的怀疑。单纯的颖滔接到这封未署名的情书，惊慌失措，迫切地需要得到“大人的意见”，她考虑再三将信交给了自己信赖的班主任。岂料这名有着公安经历的中学老师通过笔迹鉴定查找到了情书的作者，徐星旋即被捕入狱。

———这是作者徐星的真实经历，也是他新完成的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的切入点。

上世纪80年代，全聚德烤鸭店职员徐星凭借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轰动中国大陆文坛，被视为“现代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代表作。1989年，他接受西柏林艺术大学邀请离开中国暂居德国，1994年回大陆定居。2004年，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出版，徐星似乎再次回到公众视野。

1994年回国后，徐星主要靠教外国人学中文为生，租住在当年全聚德分给他的地下室里。2001年，这间地下室被窃贼洗劫一空，45岁的徐星突然成为赤贫者，被迫在网上拍卖著作权。这两年他的书陆续在国外和大陆出版，但依然无法在北京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经济现状让他无法自己出资拍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由法国电视五台投资拍摄。值得一提的是，法方比徐星更害怕这部片子过于尖锐，担心如果“碰线”，以后再也不能在中国赚钱了。这也是徐星始料未及的。

徐星的绝大部分作品都绕不开“文革”。“那段历史对我的影响太大，必定是终身的，它改变了我的命运。这也是拍摄《我的文革编年史》的缘由。”历时两年，2007年底，这部纪录片完成剪辑。片中有两条主线，其一是徐星个人的“文革”经历，以一封情书给一个钟情少年所带来的巨大伤害，来折射“文革”浩劫对人性对生命的践踏和漠视；其二是追踪“文革”时期的一些著名的事件和人物故事，在还原历史真实的同时，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徐星以自述者和寻访者的双重身份出现在片中。

寻访中，有不少声音对徐星的触动很大。

重庆沙坪坝有座著名的红卫兵公墓，其中却有一座无辜丧生女人的墓碑。她的两个儿子告诉徐星：1968年，重庆红卫兵发生大规模武斗，在逃难的路上，母亲被山上飞来的流弹击中心脏，顿时倒下，睁大眼睛痛苦地盯着两个孩子。而此前他们为了表明是逃难的老百姓，还特意穿上了白色的粗布衣裳。哥哥见状赶紧脱下衣服向山上挥舞示意身份，未料却引来了更多的子弹，路边民居里跑出来一位好心的农民将哥俩拉入屋后的院落。而今，救人和杀人的都还活着。

在意大利使馆的看片会上，一位老人站起来说，他曾问过现在的青少年什么是“四人帮”，有说是马恩列斯的，还有说是四大天王的，答案千奇百怪。让徐星在大为惊叹的同时，也深感担忧。也许，这更表明了尽早还原历史、反省历史的重要性。

因为情书被捕后，徐星将深深爱慕的初恋对象颖滔从脑海中“删除”了。30多年后，为拍这部纪录片，颖滔特地从美国赶回北京。两人对坐，娓娓道出往事。当年老师的举动也出乎颖滔的意料，她感觉自己被欺骗了，悔恨却无能为力。机场告别时，这位消瘦的女子不住地说：“我永远也不会原谅我自己”。这是片中惟一一个站出来讲述自己当年如何伤害了无辜，并表示歉意的受访者，在拍片过程中，徐星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他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声音。

1966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影片中通过受访者追忆了这件惨案，卞仲耘的丈夫面对镜头的神态与表情十分凝重，长时间的沉默无语让人感到窒息。他在妻子被打死的第二天去买了一台照相机，拍下了妻子伤痕累累的尸体。孩子们将母亲的灵堂装在一个柜子里，没人的时候才敢打开柜门哭泣。而直到如今，参与这件事的红卫兵无一人站出来哪怕道一声歉。

而徐星本人，也试图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当年那位告发他的班主任，不过并没有结果。“我一点不恨那个老师了，我只想找到他见个面。他当年也是为了自保，他的行为没有让我失去生命。而那么多在‘文革’中无辜死去的人，至今没有任何结果。”（据《凤凰周刊》张婷/文）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 ... 8_2664_48033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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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ifeng.com/history/wenhu ... -126a2a87de23.shtml

徐星《我的文革编年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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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纪念：看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

本文作者是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博士生导师 石川


2008年2月19日周二晚。著名作家徐星带着他刚刚拍完的一部纪录片到我们学院作内部交流放映。这部纪录片题为《我的文革编年史》，是徐星接受法国国家电视五台的资助，花费一年时间制作完成的。

徐星1956年生于北京，文革中蹲过监狱，在陕北当过知青，1977年入伍当兵，1981年复员回北京，在全聚德烤鸭店当了一名勤杂工。他利用业余时间写小说。1986年，他处女作《无主题变奏》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立刻引起轰动，被评论界认为是与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齐名的中国先锋小说的开山作。记得这年秋天我刚进大学，在图书馆看到这篇小说，读来读去也搞不懂它在讲什么。没想到20多年之后，竟然在自己办公室遇到了这位当年让我崇拜得五体投地，却又始终莫明其妙的著名作家。只不过，他今天的身份，不再是一位用笔写作的作家，而成为一个用镜头记录历史的纪录片编导了。

《我的文革编年史》从徐星自己青年时的一段亲身经历开场。文革开始后，徐星父母受到冲击，被下放到西北劳动。母亲坚持把年少的徐星单独留在北京，意在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艰难的生活，培养了徐星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他16岁的时候，便对眼前的现实产生了深刻的质疑。正在这时，同班一位漂亮女孩成为徐星倾慕的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辗转反侧和心理挣扎，徐星鼓起勇气给这位名叫颖滔的女孩发出了一封未署名的情书。可是，这封情书的字里行间却没有什么少男怀春的卿卿我我，它满篇都充斥着这个饱受精神煎熬的少年对现实的怀疑和追诘。

这封信让同样单纯颖滔陷入了迷茫和恐惧，她和伙伴反复商议如何处置这封内容可疑的匿名书信。最后，她们决定把它交给自己最信赖的班主任老师。可这位老师有着特殊的身份，来中学任教前，他是一名公安。这封信让他绷紧了神经，感到情况严重，便运用自己的专业背景，通过笔迹鉴定查找到了它的作者。接下来的结果便是，年仅16岁的徐星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

但在影片中，徐星这段初恋故事还只是一个引子。由此，观众被带入30多年前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惨痛岁月。影片按照从1966年到1976年的编年顺序，用一个个发生在文革中的小故事贯穿了全片。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有知识分子，有青年学生，有在武斗中失去母亲的孤儿，有救助沦落街头当了流浪汉的徐星的好心大哥……，他们的亲身经历，或许也可以作为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每一个中国人的公共记忆。

这一点正是构成徐星这部影片的叙事特色之一，他试图将个人记忆与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融合起来，使得两者能够相互印证，彼此支撑，从而为今天的观众提供一种既富于个别性，又富于公共性的历史陈述方式。我对此种叙事方式深表认同。因为在我看来，纯粹的个人记忆尽管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但它也不免飘忽和孤零。这种个人记忆在历史客观性方面有它无法回避的缺陷，毕竟个人记忆只是历史的“一种”呈现方式，它无法取代历史自身而孤立地获得历史叙述所不可或缺的客观实在性。

然而与传统历史陈述相对比较单一的集体记忆模式相比，徐星所选择的这种带有鲜明个人视点的历史叙事，显然又是极富个性色彩的，这就使得它的历史叙事摆脱了一般历史话语的僵化模式，获得了一种鲜活的、个性化的艺术生命力。毕竟，不论一部纪录片如何标榜自身的客观中立，它终究还是一种艺术形式。是艺术，就必然要求个性的张扬，要求一种与众不同的表现风格。徐星这部影片的风格，正是建立在上述公共记忆与个人记忆的交相辉映当中。

影片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文革爆发后北京市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一位中学老师。这位女老师名叫卞仲耘，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的第一副校长。1966年5月8日，在这所学校红卫兵批斗“黑帮份子”的大会上，卞老师被自己的一群十几岁的学生，用木棍残暴地殴打了两个多小时。体弱多病的卞老师经不住如此惨无人道的折磨，被打的大小便失禁，死在了教学楼的过道里。时隔数小时之后，才有人想到将卞老师送往马路对过的医院。但这时卞老师的遗体已经开始僵硬了。

在影片中，我们听到徐星本人在以话外音的方式讲述着后面发生的事。卞老师的丈夫王晶尧，在妻子过世的第二天，怀着忧愤的心情，专程赶到王府井百货商店，花去家中所有积蓄买了一部120相机。他不为别的，只是为了把妻子惨死的情形忠实地保留下来。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卞老师的遗体僵硬地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只在下身被人放了一块板砖挡住私处，算是为死者保留了仅有的一点尊严。面对镜头，王晶尧老先生目光炯炯。当采访人问他当时为什么想到去买相机给死者拍照时。老人沉默良久，忽然抬头说道：“我就是要让后来的人看看，这是人类历史上多么最黑暗的一页！”。看到这里，我禁不住骨鲠在喉，心如刀割。

另一段故事，发生重庆沙坪坝那座著名的红卫兵公墓里。1968年，重庆红卫兵发生大规模武斗，一位带着两个幼小男孩的母亲，走在路上被山上飞来的流弹击中，登时倒在了逃难的路途上。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已经人到中年的哥俩在讲述自己亲历的惨剧。老大比划着说：子弹从母亲的左肋穿透心脏，从右肋穿出，母亲连眼睛也来不及闭上就倒地死去。不懂事的老大撕掉身上的衣服，试图堵住母亲流血的伤口。此时，无数流弹正在小哥俩头上肆无忌惮地来回穿梭，路边民居里的跑来一位好心的农民，将小哥俩拉入屋后的院落，算是帮他们躲过了一劫。40年过去，镜头跟随哥俩来到当年母亲遇难的山村，经过一番询问，哥俩终于找到了当年那位救命恩人。此时，这位垂垂老者正坐在自家屋檐下，安静地享用着简单的午餐。

有意思的是，正当哥俩在墓园中祭奠母亲亡灵的时候，画外忽然响起隔壁沙坪公园里一支老年合唱队正在高唱的革命歌曲：“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现场看片的观众立刻报以哄堂大笑。事后，我问徐星，这段音乐是你后期录的还是现场原本就有的同期声。徐星满脸委屈地说，怎么你们都觉得是我故意录进去的，它确确实实是现场录到的声音啊！我想，观众大笑的原因，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了存在于音乐与现实之间的某种反讽关系。按照徐星的说法，这种反讽并不来自作者的艺术构思，相反，它是来自荒诞的历史自身。

第三段故事，讲的是一位名叫任毅的作曲家的文革遭遇。当年，面对不得不离乡背井到异地插队落户的前景，年轻的任毅心灰意冷，偷偷写下了一首被知青伙伴广为传唱的歌曲。歌词表达了对上山下乡运动的不满，对自己前途的迷茫和忧惧。不久，任毅在南京郊外被秘密警察逮捕归案，并因现行反革命罪差点被判处死刑。采访时，徐星在凤凰卫视主持人鲁豫的帮助下找到了已经年过半百的任毅。他带着摄制组来到当年他被关押，今天已然变成一片废墟的监狱旧址。在任毅眼前，30年前那惨烈的一幕再次重演。他曾经被刑警拉出去为其他死刑犯陪法场，眼睁睁地看着与他同监的几个刑事犯被行刑人员一个个地处决……。

影片长达80余分钟，从头到尾让人感到一阵阵的窒息。放映结束后，观众与徐星进行了半个小时的交流。一个衣着时髦的80后女孩，用一种天真的口吻追问徐星：“你为什么要回忆这些事，你不能不去想它吗？为什么要给自己增添痛苦？”对这样的问题，徐星大概是感到了惊愕和无措，他竟一时语塞，只是喃喃重复道：“可这是历史，难道历史是想忘就能轻易忘掉的吗？”

事后，徐星愤愤地对我说：“我曾经问过几个年轻人，‘四人帮’是哪四个人，你猜他怎么回答？他竟说是马、恩、列、斯。气得我真想上去撕他的嘴！现在几乎所有年轻人都不懂历史，这真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悲哀”。是啊，也许正像徐星所说，大多数年轻人都对历史表现出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漠然和无知，但我们扪心自问一下，这问题的结症是出在哪里？

我们当代中国文化难道不是正鼓励和加速着人们对于历史的忽视和遗忘吗？正如几乎所有与文革有关的话题，在当下都成了一个文化禁忌。在我们的历史观中，无处不充斥着一种虚伪而强大的功利逻辑，什么应该被人们记住，什么应该被人们忘却，在冥冥中仿佛都有一股力量在为每一个人做出选择。人们的记忆神经早已习惯于被一双无形之手所操纵，从来不会去主动省思一下，作为民族共同体的一员，我们应该如何记忆历史。

然而，在民间，依然存活着一些像徐星一样的良心未泯者，他们挣扎在记忆和遗忘之间，用绵薄的个人努力，勉力维持着一系列我们这个民族原本就不该丢失的精神遗迹。这正是这部影片让我感动和震撼的理由之一。但是，正如我在随后的交流中对徐星说的那样，我认为这部影片并未让我体验到一种丰盈的满足感，原因就在于它仍无法摆脱近30年来几乎所有文革叙事所沿用的一种惯常模式。

从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至今，关于文革历史陈述的主流话语早已形成了一种一成不变的“指控”模式。这是一种简单的“敌/我”二元对立模式，仿佛人人面前都有一道清晰的“边界”，边界这边站立着所谓的“人民”，它的对立面则是与“四人帮”和极左路线为伍的“敌对势力”。这种二元对立历史观的荒谬之处在于，今天几乎所有人都可以以“人民”中的一员自居，都可以毫无顾及地以文革的受害者面目来对狰狞的历史提出种种义正辞严的“指控”，而却用不着对自己曾经身在其中的历史承担任何责任。然而我的追问是，那些从文革走到今天的人，难道真的都是无辜的受害者吗？当年那些施暴者，那些狂热的造反派，难道在这30年间都已从地球上自动消逝了吗？

“指控”的话语模式同样适用于后文革时代出生的年轻人。面对文革的沉重历史，他们可以如释重负地说：“我没经历过那个年代，我可以不对文革承担历史责任。”这好比在时间的纵轴上也划出了一道“边界”，边界这边，就是那些可以置身事外的后来者，而对面，则是他们肩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父辈。这依然是一种表现在时间维度上的二元对立。换言之，只要你站在时间边界此端，便可以肆无忌惮地对历史和前辈提出关于文革罪孽的“指控”。

这两种“指控”模式的存在，使我们今天的历史记忆变成了一场挤满了法官、原告和陪审者，而唯独被告缺席的滑稽的庭审。在这个座无虚席的法庭上，人人都成了无辜的受害者，人人都企图从对历史罪责的“指控”中得到自我精神的救赎。那么，被告都到哪里去了？难道仅仅在拨乱反正中打到了“四人帮”，肃清了社会上的所谓“极左势力”的残余，我们今天的人们就能够从文革的历史阴霾中摆脱出来，开始享受眼前的朗朗乾坤和开明盛世了吗？

在我看来，这种简单化的二元论史观，无疑是横亘在我们这个民族从蒙昧走向理性旅途上的一道无形而巨大精神屏障，不彻底拆毁它，我们便无法达到民主与自由的彼岸，更无法使得文革的残酷教训从人们意识中得到真正的正本清源。因此，面对文革记忆，我们呼唤另一种更具自我灵魂拷问性质的“忏悔”式话语模式。运用这一模式，那些经历过文革的当事人，都应该扪心自问，对于文革罪孽，难道我自己仅仅只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难道我就不应当对它承担什么历史责任？

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后来者，也同样应当去反躬自省：当代中国是否已经彻底肃清了文革意识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在我们的头脑中，是否还存在着与文革意识如出一辙的对权威的盲从与迷信？在对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屈从顺应或是理性认知中，我们是该选择前者还是后者？尽管徐星的影片并未涉及这些抽象而深涩的话题，但是，假如他的影片能够唤起更多观众对历史的思索和反省，那么，说他的影片是一部当代艺术的杰作，就不再是任何夸张与粉饰的不实之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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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星《我的文革编年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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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网上找不到《我的文革编年史》的种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