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禄：江青为我改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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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革”开始以后，到党的九大召开以前，江青很忙，看文件、送材料，到
处参加会议、到处讲话，整整３年时间没有离开过北京一步。

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
上，江青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当上政治局委员，终于如愿地实现了她掌握大权的第
一个目标。那个时候，她高兴得很，在北京尽情地享受生活，悠闲自得地游览北京
的名胜古迹和各个公园，还经常到外地休息消遣。她三进上海，三下海南，四去广
州，还到过青岛、北戴河、天津、保定、大寨等地。除此以外，她还在闲情逸致之
中，给别人更改名字，并成了她一个不大不小的乐趣。她给很多人改过名字，如把
张耀祠改成张耀词，钱浩梁改成浩亮，殷承宗改成诚忠，郭孟文（姚文元秘书）改
成郭文，李子元（江青的司机）改成李元，常惠琴（人民大会堂的护士）改成常青
，等等。其原因，不是说人家的名字有封建味道，就是说人家的名字离不开钱，有
资产阶级的铜臭味，下面说说她给我改名的情况。

一

１９６９年８月的一天下午，江青在办公室看文件时，要给周总理送一份文件
，打铃叫我进去，她说：“小杨呀，这份文件很重要，怕丢失，我命令你亲自给总
理送去，这件事你要办妥当，不许发生任何问题。”

我说：“请江青同志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我看到那份文件用一个大牛皮纸信封装着，用钉书机钉好，还用密封笺封好，
信封上用上海生产的“中华”牌３Ｂ粗铅笔写着：“请杨银禄同志面呈总理。”落
款：“江青托。”

她把文件递给我，我转身要走，她说：“你快一点把这份文件送给总理，越快
越好，我一会儿到１７号楼去休息，你送文件回来以后，到１７号楼报告我。”

我说：“是，我现在就送去。”

我正要迈步走时，她马上说：“你等一下，我总觉得你的名字不好，太封建了
，你的父亲满脑子的封建迷信思想，什么银银的？银，就是银锭呀，银币呀，银就
是钱，他想的就是钱，赚钱、挣钱，他认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这是拜金主义呀
。什么禄禄的？禄就是俸禄，高官厚禄，他不但让你追求钱，还叫你追求官位，这
叫做追名逐利呀。个人主义思想在你父亲脑子里是蛮严重的。你的名字不好，很不
好。我是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你同时还是我们这个党支部的书记，我们共
产党员做工作，应该是讲无私奉献的，既不追名，又不逐利，一点点私心杂念都不
应该有，连个人的后代都不应该要，当了共产党员就不应该要自己的孩子，我生了
一个李讷，就曾后悔过。主席喜欢小孩子，没有办法，也就要了。”

她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你让我想一想，看给你改一个什么名字好。”她
用右手食指点了几下太阳穴，想了不大工夫就说：“这样吧，就用‘银’和‘禄’
的谐音好了，叫‘英路’吧。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叫你走英雄的道路。嗯，这个名
字好，好，你以后就叫杨英路吧。”

江青这个人非常自信和武断，也不问问我同意不同意叫这个名字，于是，就把
文件从我的手中要了回去，用剪刀把信封挑开，把文件抽出来，又拿了一个大信封
，还是用那支粗铅笔写上：“请杨英路同志面呈总理亲启。”落款：“江青托。”
她重新把文件装进信封，封好，递给我，并说：“你看看，为了给你改名字，又浪
费了我这样长的时间和精力，你快送去吧。”

我的“杨银禄”的名字已经叫了３０年了，叫习惯了，从来也没有想过改什么
名字，不想改，但是，又怕江青说我不识抬举，惹得她不高兴，因小失大。况且一
个人的名字并没有那么多讲究，只是一个人的代号或符号，以区别于别人，改就改
吧，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我没有说什么，接过文件就走了。

二

当日下午六时许，我来到周总理居住的西花厅（“文化大革命”期间改名为向
阳厅），见到总理的外事秘书钱嘉栋同志。他很有礼貌地把我引导到总理的办公室
。钱秘书向周总理报告说：“杨秘书给总理送文件来了。”

总理正在聚精会神地办公，看到我立即起身，伸手与我亲切地握手后，问我：
“江青同志休息得还好吧，精神还好吧？”我说：“还好，总理。”

总理接过文件，端详信封上的名字，认真地说：“杨秘书，你的名字不是杨银
禄吗？银行的银，福禄祯祥的禄吗？什么时候改成杨英路了。你以前叫过这个名字
吗？”我认真地回答：“我是叫杨银禄，从来没有叫过别的名字，杨英路，是江青
同志今天刚给我改的。”因为总理没有问为什么改名字，所以我也没有说江青给我
改名字的理由。

总理略加思索后说：“江青同志给你改得好，好嘛。江青同志希望你走英雄的
道路，好好。”

我说：“其实一个人的名字只是一个代号，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江青同志叫
改就改了吧。”

总理解释说：“江青同志今天给你改名字，说明她今天高兴，你还是不要扫她
的兴嘛，杨秘书你说呢？”

我微笑着说：“总理说得对，我没有说不同意。”

总理也微笑着说：“那好，应该是这样，这样就对了。”

我问道：“总理还有什么事吗？没有事我就回去了，江青同志还在钓鱼台１７
号楼等着我把文件送给总理以后马上报告她呢。”

总理说：“我这里没有事了，你可以回去了，请你转报江青同志，请她保重身
体，也请你们工作人员精心地为江青同志服务好，这是党和人民交给你们的任务。
”

我说：“也请总理保重身体。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努力工作，不辜负主席、
总理和党组织的希望。”

总理把我送出办公室，并大声说：“钱秘书，请你代我送送杨秘书。”

我回到钓鱼台，直接到了１７号楼，看见江青正在礼堂休息室和大周打扑克。
我走过去，蹲下跟她说：“江青同志，您叫我送给总理的文件，我已经亲自送总理
了，请您放心。”

江青一边拿扑克一边说：“你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总理跟你说什么来着？”

“总理请您保重身体，并指示我们工作人员为您服好务。他还说，您给我改的
名字改得好，总理对我新名字的解释和您的解释是一样的，意思是希望我走英雄的
道路。”我这样回答。

江青听了以后，哈哈哈地笑，说：“小杨，怎么样，英雄所见略同吧，以后你
的名字就叫杨英路了，这是我给你改的，并且得到了总理的肯定，你应该感到骄傲
和自豪。”

我说：“对，是这样。”

三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一天下午，江青叫我给毛主席送一封信。她在信封
上写道：“请杨英路同志面呈主席亲启。”信封的左下角写有“江青托”三个字。

我跟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联系，问主席现在在什么地方。当我得知主席在人
民大会堂１１８办公，并同意我“现在可以来”，我放下电话就出发了。到了１１
８，徐业夫同志在门口等着我。我当时真是有点胆怯，怕见到主席不知道说什么好
。以前我曾多次见过主席，但那时周围都有不少人在场，可这次只有我一个人，不
敢进１１８的大门。我就从文件包里取出那封信，对徐秘书说：“徐秘书，请你给
主席送进去吧，我就不进去了，拜托你了。”徐秘书看过信封对我说：“小杨，这
怎么行呢？江青同志清清楚楚地写着请杨英路同志面呈主席亲启，她是托你，不是
托我。江青同志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呀，她叫你面呈主席，你必须亲自交给主席，我
是不能代劳的，否则，以后出了什么事，我说不清楚，还是你送进去。”我看徐秘
书的态度很坚决，说得也有道理，我就没有再说什么。他把我引导到主席的办公室
门口，两次示意叫我进去。这是我到江青那里工作以后，第一次进入主席的办公室
，第一次一个人最近距离地见到主席，真有点发憷，但是，不进去又完不成任务，
就壮着胆子，硬着头皮进去了。

我看到主席坐在一个旧式的大沙发上，专心致志地看文件，我怕惊吓主席，就
脚步轻轻地走到主席的右前侧，低声咳了两声并问道：“主席好。”

主席听到说话声，转过脸来，看着我。我怕主席不认识我，就主动介绍说：“
主席，我是江青同志的秘书杨英路，江青同志叫我给主席送信来了。”

主席说：“你好哇！你是小杨，我去年在钓鱼台江青那里见过你。”他说着话
把信接了过去，指着信封上我的名字，自言自语地说：“你的名字是木易杨，英雄
的英、英俊的英，道路、走路的路。”他抬起头来问我：“你的姓氏后边两个字好
像不是这两个字吧？”

我说：“主席的记忆力真好，我以前叫杨银禄，银行的银，福禄的禄，现在我
的名字是江青同志一个月前给我改的。”

主席又问：“她为什么给你改名字啊？”

我回答：“江青同志说我原来的名字太封建，所以才给我改成现在的名字，意
思是叫我走英雄的道路。”

我原来紧张的心情，经过主席和我的一问一答，不怎么紧张了，轻松多了。

主席听了我的回答，没有说我的名字改得好还是不好，把信又递给我，诙谐地
说：“说句北京话，劳驾，请你给我拆开它。”

我说：“好。”我是左撇子，右手拿着信封，用左手的大拇指甲把书钉抠掉了
，将信又递给了主席。

主席看了看我，问道：“你没有用剪刀，是用什么把信封拆开的呢？”

我说：“是用手指甲抠开的。”

主席高兴地说：“你的指甲蛮厉害的嘛。”

我说：“我经常用指甲抠钉书钉，习惯了。”

主席说：“看来你也是个急性子的人呀。”

我看见主席把信从信封里抽出来开始看信了，就说：“主席如果没有事了，我
就回去了。”

主席微笑着说：“你已经没有事了，我还有事，请你回去吧，再见了。”并一
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叫着我的名字：“杨——英——路同志。”

由于江青非常难伺候，她对于我们工作人员百般刁难，进行种种迫害，我们对
她没有任何好感。所以对于她给改名字的事，一点儿也没有感到什么光荣和有什么
意义。但是，“英路”二字的含义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肯定和敬爱的周总理的
赞成，还是觉得蛮高兴的，也就把杨英路的名字叫开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被江青改了名字的同志，大部分又改叫原来的名字。当
然，我也改叫了原来的名字。

□　《党史博览》２００６年第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