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淑英 赵柳恩：保健护士谈江青的饮食起居

tuffy05

周淑英，女，1945年生，1967年10月—1971年11月任江青保健护士

　　赵柳恩，女，1948年生，1971年1月—1974年12月任江青保健护士

　　主持人：郑仲兵、李宇锋

　　参加者：阎长贵、杨银禄、张云生

　　时间：2005年3月23日

周淑英、赵柳恩（以下简称周、赵）：文革期间我们都曾任江青的保健护士，除了负责她的医疗保健外，她的衣、食、住、行等等都离不开护士。那段时间我们与她朝夕相处。

　　我们和她怎么个接触法？可谓是“紧密接触”。就是她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这套全部管。包括她服的每一粒药、打的每一支针、吃的每一顿饭、喝的每一杯水、穿的从内到外每件衣服，全部都要经过我们的手。特别是她吃完安眠药进卧室，每次都得扶着她走。我们搂着她的腰，她胳膊搭在我们的肩上以防跌撞。就这种接触，就这么近，紧密。医疗护理和日常生活的事，我们全部负责。

　　时间过去几十年了，那段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日子仍记忆犹新。这么多年来，我们都不愿意接受采访和写回忆文章。一是往事不堪回首，这些回忆会使我们身心不快。在粉碎“四人帮”江青受到正义审判后，我们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过去接受的保密教育使我们不想和外界多接触，也不想谈这些往事，担心掌握不好分寸，所以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此外，个别媒体和作者不尊重事实的演绎和炒作，也是我们将一切采访拒之门外的原因。江青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人物，涉及她的文章和专著已发表不少，但其中有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以致以讹传讹。如今，我们这些曾在江青身边工作过的人都已进入老年。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回忆往事，将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之事客观地记述下来，为今后研究这段历史提供素材，这是件有意义的事情。现在我们感到有必要也愿意敞开心扉来谈那几十年前所经历的事情了。

　　郑仲兵（以下简称郑）：完全理解你们的顾虑，也感谢你们的信任！我们保证最终发表的文章一定经过你们二位受访人确认无误。

　　初识江青

　　李宇锋（以下简称李）：你们为江青做护理工作之前，有思想准备吗？

　　赵、周：我们来楼里时，有关领导及同行前辈就交代说，江青因为一些疾病，曾在国内及苏联进行了一系列检查治疗，之后出现了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内分泌失调，易眩晕、出汗等。因此对她的护理具有特殊性，如说话的声音大小和语速要适中；走路要轻，不能带风；不同季节室内温度都要求严格；还有出汗时如何换衣服等等，讲得非常认真详细，生怕遗漏一个环节。

　　周：前任护士带着我，她工作细致、动作灵巧。这些多是平时没见过的特殊护理要求，教科书中也没讲过，难度很大。我一度提出，自己胜任不了这份工作，还是让我走吧。领导让我服从组织安排，边干边学。我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了这个工作岗位。

　　李：记得您说过，在江青身边工作和在外边是“两个世界”，您能具体讲讲怎么个不一样吗？

　　周：那时期江青的形象经常出现在电影、电视和报刊上，可近距离见到她本人后，感到反差很大。我第一次看到她是在钓鱼台11号楼的二层，那天她在走廊散步。我在拐角处远远地望去：一个身材修长，穿着黑灰色束腰长衣的女人，被人搀扶着，在紫红色的地毯上踱步。走廊每隔十几米就有一把扶手椅，每走到椅子处都要靠坐一会儿，用白色小毛巾擦头发。她肤色白而微黄，没戴眼镜，头发散乱。——这就是我的第一印象（以致我在几十年以来，有时梦中情景常是在铺着红地毯的走廊里，她身着黑睡衣，飘飘地就这么走来了……我往往是在她咬着门齿紧闭双唇的怒容和斥责声中惊醒，情绪难以平复）。

　　进一步再接触，我发现她连起床、更衣等日常生活都不动手。我刚到楼里的时候，是不能直接为她服务的，也不能马上见到她。前任护士做，让我通过门缝往里看（这是见习）：见到连扣子都是护士给她一颗一颗扣，她自己是一点都不动手！再加上经常无事生非地发脾气，又狠又凶！这与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戴着琅镜、身着军装、手举毛主席语录微笑点头的江青真是判若云泥……

　　李：怎么听着有瘆人的感觉，或者叫“鬼气森森”？

　　赵：接触江青后，我就是精神紧张，身上也发紧，是那种根本无法放松的感觉。

　　周：不少接触过江青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有人甚至紧张得发抖，这些放在后面说。当时在全国红海洋形势下，人们手举红宝书口念最高指示，面对毛主席像作早请示晚汇报。而这里工作人员并没被要求这样做，开会时简单说几件事，然后赶紧忙自己的工作了。有次江青在大会堂乘电梯，眯眼靠坐在椅子上。开电梯的服务员念了“下定决心……去争取胜利”。江青被惊着了，气愤地说：“岂有此理！竟然对着我念主席语录！”从此再也没发生过类似的事（不过江青外出穿的衣服口袋里总有一本毛主席语录，换洗外衣时，我们必须要帮她放好）。我当时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外面和楼里情形大不一样。

　　我先后三次经历了江青下令捕人的事件。第一次是刚到钓鱼台11号楼不久，就目睹了阎秘书被江青陷害的经过。江青凶神恶煞般地罗列了强加给老阎的罪名，硬说他偷了保险柜的钥匙，不容申辩就押出11号楼。有一个细节给我触动特别深。事发前阎嫂来京探亲，老阎曾找我借了十元钱。就在他身陷囹圄时还不忘托看守辗转还我钱——这是多么实诚的人啊！我得知阎嫂和几岁大的孩子也被隔离看管了，老阎被投入秦城监狱。想想他老家的老父亲老母亲和孩子有多么凄惨！我躲到值班室看着这张钞票暗暗流泪。

　　此后，我又不断见识江青的厉害。比如，1968年的杨余傅事件。在钓鱼台16号楼，我亲历了傅崇碧和他的秘书遭江青当面诬陷、训斥的经过。江青声色俱厉，硬说因公并被批准进入钓鱼台的傅崇碧是“武装冲击钓鱼台”。傅的秘书由于紧张、惊恐昏倒在地，手提包也掉在地上。江青硬说这位秘书要用皮包打她，皮包中还有手枪。江青一句话就是一纸逮捕令，而蒙冤者无处伸冤、无处讲理，后来傅崇碧和秘书都受到迫害。

　　在杨成武出事前不久，江青还在吴法宪的陪同下去过杨家，那次可是和和气气的。在门厅，她说“见见孩子们”，在家的孩子都见了，她还微笑着摸摸孩子们的头说“娃娃真可爱”。没过几天，在杨成武被抓后，我亲眼看到，同一个江青，坐在住所11号楼楼梯拐角处，咬着牙说：“光抓他不行，他家还有大儿大女呢，都给我抓起来！”那年我才22岁，真是被当时的场面吓得发抖——这变脸可真快啊！杨家这些孩子何罪之有？江青的变脸使我感到她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

　　赵：我去之前是一点都不知道“厉害”。你想啊，我是1969年4月才从边远的桂林（解放军一八一医院）调来北京（解放军三零五医院），不久又下到北京外语学院支左，又跟去了农场，一直在下边，从来就没有近距离接触过江青那样的大领导。虽然调去之前有点紧张，但是，因为以前没听说过任何关于江青的议论，就没有任何畏难心理，而且当时她那个身份、那个地位，能去那里工作，多少也有点高兴。

　　先是张耀祠局长跟我打过招呼，后汪东兴主任正式谈话。汪主任交待，在那里工作，一个是保密纪律，有些看到的、听到的，一辈子都不能说，要烂在肚子里；一个是遇到一些事情要能忍，要顾大局，“要永远做一个不倒翁”（这句是他的原话）。他当然了解她的情况了。

　　江青对我的第一印象还可以。据带我去见她的杨银禄秘书事后告诉我，江青认为我“说话语速还适中，人也比较温柔、文静”。其实那次见面很简单，杨银禄先介绍，“江青同志，咱们来个小护士，你看看。”她从三四个台阶上下来，我说“首长好”，她说：“以后不要叫‘首长’，叫‘江青同志’。”我说，好。“什么地方的人啊？”我说广西人。别的还说了什么，不记得了。总之，算过了老太太的关了，她要是不满意你肯定是开路走人。

　　我去的时候还有个小插曲。汪主任后来告诉我，他向主席汇报江青那里调来个新护士，主席问是“哪里人”，他回答“广西人”，主席说：“广西人好，广西人会打仗。”我当然知道主席不是说我会打仗，估计是白崇禧、韦国清这些人给他的印象太深了。

　　我真正直接为她服务是一年以后了，这之前一直是周淑英带我“见习”，打打下手，帮助叠叠被子，开窗通风，洗衣服什么的。有时候，周淑英为她服务，我就站在一边看。为什么呢？江青有这么个习惯，身边有个熟人以后她永远不愿意用新人，新人使她老觉得紧张。有一天，她不高兴了，训斥我：“你站的不是位置，让我紧张、出汗了知道吗！”从这时起，我才逐步感受到在她身边工作那种动辄得咎的压力。

　　容貌、称谓、起居饮食——“生活江青”

　　李：请您二位具体讲讲，生活中的江青，或者说“生活江青”有什么特点？

　　周：我们为她服务的时候，江青已经五十多岁了，可头发依然乌黑浓密有光泽（据她说得益于母亲的遗传）。她身材修长，皮肤白皙（她的皮肤属油性，弹性比较好）；大眼睛双眼皮，鼻梁比较直，鼻尖右侧有一颗突出粉褐色的痣，左下颌有颗长毛的黑痣。除下巴略显松弛外，没有明显皱纹；门齿稍向外凸，平时抿着嘴唇，发怒时咬紧门齿双唇紧闭。（全楼的人都知道这是个坏的信号，江青要发脾气整人了，不知道楼内外谁又该倒霉了！）她手指细长，让人感到这是一双多年保养很好的手。

　　赵：江青体重保持在一百零几斤，一米六六的个儿，身材相当好。她从来不化妆，没有化妆品，用的牙粉、擦脸油都是中南海门诊部药房配制的，没有任何刺激性。

　　我们为她服务，她要求我们一律称她“江青同志”。新来的人第一次和她见面，如果称她为“首长”，她会纠正：“以后不要叫我首长，叫我‘江青同志’。”我们当面都称她“江青同志”，但后来在背后都称她“老太婆”。

周：有一次，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的一位演员称江青为“江老”，江青很不高兴，脸一下就沉下来了。回到住处她很气愤地说：“齐××竟然叫我‘江老’，难道我真的有这么老吗？真是莫名其妙！”

　　赵：你问“生活江青”，咱们就从她的起居讲起。

　　虽然她的起居不是像普通人那样正常，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很讲究。每天在江青起床之前，我们要到外面大树底下看挂在树上的温度表，观察树梢动向，风向以及风力。呼叫护士的两声铃响后，全楼人各司其事都行动起来了。护士进了她卧室，先把紫色丝绒窗帘掀开一个缝，留一层白色绸纱帘在里边，这样光线柔和，既有点亮，也不能让强光刺激她。“江青同志晚上睡得好吗？”这是江青每天起床，护士例行公事必须说的问候话。她会说，“唉，马马虎虎”，或“没睡好”、“老做梦”。接下来我要报告天气情况，然后双手搂她的肩，她抱着我的脖子，我借这个劲儿把她抱起来……

　　李：抱起来？

　　赵：对，她躺在床上，我得抱她坐起来，赶紧把大睡衣从后面绕过去给她穿上并系好腰带。再往她身后放上个大鸭绒靠垫，她就靠到后面的靠枕上。先喝一杯浓的龙井茶，这是她早上起来第一步。

　　然后吃苹果。她吃的是绿色皮的印度苹果（国产的），一天一个。护士都给她削好切成块儿，放在一个杯子里面，放上叉子，再倒上温水（她从来不吃凉水果），她得慢慢地把这个苹果吃了。我们就给她去拿麦片粥，美国产的那个老头牌的麦片。我记得那个盒子上图案是个戴卷发头套的老头，我问过程师傅，他说是“老头牌”的。麦片再加了鲜奶油、鸡蛋清和水（蛋黄她从来不吃），搅和煮成粥。早上起来就吃这么一碗麦片粥。

　　阎长贵：说到凉水果她不吃，冰镇的西瓜她也不吃，要吃就要用锅蒸一蒸。1967年“七·一”党的生日时，主席在游泳池请工作人员吃饭，江青就这样吃西瓜，当时我感到很奇怪，因为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

　　赵：她起来以后坐在床边，我们就给她把里外睡衣全部都脱掉，再一件件帮她穿上日常衣服。给她穿袜子穿鞋包括系鞋带。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全是护士给穿脱，这一点都不夸张的。有时午睡仅躺一会儿也是这个程序。

　　她为什么要用护士呢？最合算。医疗方面的护理是护士管，生活上也是护士管，她就是不想要那么多人，她见人多了出汗，她紧张。

　　周：她曾说过：“我就用一个秘书、一个警卫、一个护士，我这样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一个人工作，你们那么多人跟我转还转不过来么？你们得跟上我的步伐。我不像总理那样，用那么多人。”听得我挺生气的，总理是多大的工作量啊！而且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超负荷地工作。

　　赵：我们在那儿干一年，就没有一天休息，天天都在忙碌。她希望给她服务的护士必须没有家，全身心地投入到她这儿。24小时两个护士都忙的团团转，一个护士根本忙不过来。因为上班这个护士，要跟着她片刻不能离开。下班那个就得给她洗熨衣服、整理房间、准备药啊，或者是给她去取药……

　　我刚去的时候还挺壮的，有100斤左右，后来就瘦成80斤了。怎么造成护士这么累啊？就说吃饭吧，值班那天，我们没有去食堂吃饭的时间，饭都是别的工作人员帮着打回来的，打回来什么就吃什么。一两饭，路还挺远，打回来以后就凉了，用开水一倒，就成泡饭。就这样。刚吃上一口，铃响了，一声叫秘书、两声叫护士、三声叫警卫。她叫护士都是些什么事呢？“我的笔掉地下了”，捡起来给她；又打铃，“裁纸刀又找不着了”，你给她找；再打铃，“我的铅笔怎么没有啦”、“我出汗了”……反反复复的小事。这一弄，这顿饭吃八次你也吃不完。为什么呢？一倒上水以后她叫你了，回来以后又凉了，又倒上水泡一会儿，又吃两口，就这样一天要吃上一两饭就很不简单。这种经历导致我离开她很长时间后，一听到铃声还会紧张。

　　杨：我最怕这个铃声了。

　　赵：护士不仅吃不好饭，觉也睡不好，甚至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1974年她搞批林批孔那阵，曾连续五天我没怎么睡觉，晕头转向。到了大会堂，她开会我就坐福建厅外面犯困。那些工作人员都知道，江青的护士、警卫，在大会堂都是坐楼梯台阶上守候着不敢离开。我们要按时准备给她吃药，随时伺候她换衣服，熨衣服等等。再疲劳也得准备在她招呼时随时出现在她面前。晚上11点钟以后食堂有夜餐，可是我们都不能去，都是别人帮打回来，坐在那台阶上吃。有时候还没吃两口，“江青出来啦！”我们把碗往旁边一推，就赶紧跑出去了。不是她身边的人全部躲到屏风后面去，包括原来警卫局的那些老局长，统统都躲到屏风后面，谁也不敢出来，只要她出现没人敢在外面露面。

　　周：长期的紧张、失眠使我和小赵经常出现头痛，有时头痛剧烈还伴有恶心呕吐。口袋里总得带着止痛药。这病痛伴随我们也几十年了。让我一生都难忘的一想起来就激动的是周总理！总理最理解和体谅我们：都是年轻人哪，实在太疲劳了！总理怕我们挨尅，往往在散会以前，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早出来几分钟，提醒大家：“马上散会了，清醒清醒啦！”顿时大家起立做好准备，我们赶紧站在会议厅门口迎候江青，今天就算安全过一关。如果她出来没看到我们会发火的。大家都感到总理在百忙之中的一句提醒是何等重要啊！

　　散会以后，江青回来还要看电影。她一边看电影，我们还得给她全身按摩，做指压穴位疗法，让她放松以利入睡。

　　赵：她睡觉那套程序特别复杂。首先是按时服用安眠药。她是从晚上七点开始吃非那根一类作用轻微的药，诱导她慢慢地镇静；小量分次给药，直到她临睡觉前，开始吃巴比妥类的药了。她一般都是夜里两三点钟睡觉。

　　赵、周：我们这里强调一下，她吃的药不是我们护士定的，是由一个医疗专家组研究商定的。每天虽然服用次数很多，但每次的量并不大，胶囊里有赋形剂成分填充。

　　赵：她吃药讲究多，水合氯醛里边还加上果汁（不加果汁很难吃啊），必须在睡觉前吃，而且还得吃温的。可她每天睡觉前蹲马桶的时间长短不一定，就得不断加温，保证随时是温的。

　　她晚上睡觉之前要进卫生间坐在马桶上，看一下《参考资料》、《国际共运》一类材料，这时护士给她洗脚。对洗漱用水的温度也有要求，护士事先给她兑好了。洗漱完毕从卫生间出来，她就要穿上丝棉的大袍，坐在一个特制的沙发上。沙发中间挖了个洞，底下放便盆，坐在上面解手。前面还有一个大沙发，厚厚的大海绵，她往上一趴。如果是她今天不愉快或心中有事，睡不好觉，稍微在那儿趴一会儿就起来了；如果那天她没什么事，她就在沙发上睡着了。这一觉她横竖从三点多钟能睡到早上，有时睡到上午九点。我就一直在那儿这么坐着，一直坐到上午九点，不敢叫她。不能叫她，绝对不能叫！有一次我得了感冒，咽部发痒怎么也憋不住，就咳了一声，她歪过头：“你故意的啊？”我说没有，我感冒了。“感冒为什么不吃药？故意吵我。”我只好尽量地憋着不咳嗽，就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常遇到。

　　李：刷牙洗脸是她自己来吗？

　　赵：刷牙、洗脸是她自己做。但是毛巾是我们给她拧的热毛巾，她自己擦。小周在的时候每天晚上还给她做口腔护理。

　　周：她牙周发炎，请301医院口腔科洪民、曹家信两位主任来医治。治疗一段时间疗效很好，江青就让我跟着他们学习。近两个月的医治，拔除了病牙，牙周炎症已消退，她就让医生回去了。为巩固疗效，江青叫我每晚为她冲洗牙周清洁口腔，防止炎症复发。几年下来每天如此，她再没发生过牙周炎症。

　　赵：最后她上床睡觉的时候，要把外边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脱，再穿上睡衣。她要躺下的时候也是给她抱着下去，把她的睡衣往下抻平（她穿的是过去苏联时期的那种布拉吉里面的那个衬裙，很长的那种睡衣，真丝的），两边被子都得给她掖好。她是根据天气和气候用被子，不用厚被，只用薄薄的丝棉被。比如说天气冷了，加一床毛巾被，如果再冷一点，再加上一条短毛巾被。如果加减被子不合适，她感到热或凉了就会拿护士问罪。根据天气应该穿什么衣服，护士就给她增减。所以她的衣服全部是我们管的。

　　周：她经常说“我是一个高级的脑力劳动者，这些事我是不要动脑筋的”。所以如果吃饭多点了，有些打嗝，她会边用牙签剔牙边说“怎么不提醒我呢？我吃饭是在想着事情呢，脑子根本不是在吃饭上”。这吃饭多少的事别人怎么提醒啊？

　　赵：还包括提醒她上厕所。到人民大会堂去开会，钓鱼台到大会堂有多远？而且一路是绿灯，你说能有多长时间？可走之前要不提醒她上卫生间，这可坏了！在车上一路骂你，一直骂到人民大会堂。后来没办法，车上准备便盆，随时解小便。有时还要在车上换衣服，每当这时候她让升起车厢中间的隔音玻璃，还叮嘱前排人不要回头、不要看反光镜。

　　周：我说说江青的饮食。负责给她做饭的是程汝明师傅。程师傅为毛主席和江青服务了二十多年，其间有十多年专门为江青做饭，对她的秉性和饮食习惯了如指掌。除了江青提出要求，平日食物都是由程师傅安排。每顿一荤、一素、一汤。江青喜欢吃鱼、虾、蟹、童子鸡，蔬菜中菠菜泥经常吃。

　　赵：我们工作人员戏称她“菠菜泥吃不厌，《红菱艳》看不厌”。

　　周：主食上她吃面食比米饭要多些。江青也喜欢西餐，如罗宋汤、奶油起酥、苹果派、烤鲥鱼、煎牛排等。程师傅专业水平相当高，工作又认真负责，做饭注意营养搭配合理，中西餐兼顾。他不用味精，保持食物天然味道，菜肴精致，讲究卫生，很适合江青的口味，而且饭菜量都很合适，基本不浪费。有时她肠道不畅就增加些奶油和粗纤维食物来调节。程师傅做的饭菜江青是满意和适应的，而吃其他师傅做的饭往往会消化不良。因此在大会堂开会要就餐时，经常是程师傅亲自上灶或电话遥控大会堂师傅。

　　说到程师傅，我得多说几句。他为人正直、坦诚、宽厚，处事稳重，是非分明，是大家的主心骨。我们遇到难事、受了委屈都愿意向他倾述，寻求帮助。他总是像老大哥般地劝慰开导人，常出主意帮人摆脱困境，而且能仗义执言。1974年我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程师傅得到消息，就利用上午为江青取菜的机会和内勤小王带着苹果来到我家。他们语重心长地劝导我，可谓患难见真情。当程师傅讲到江青等四个人利用批孔、批儒，锋芒指向周总理时十分愤慨，我们当时都对总理的身体状况感到心痛和担忧。

　　江青的几怕

　　李：我们都知道江青有几怕，这些“怕”，大概很多都涉及护士的工作范围，开始您二位也提到对江青护理的“特殊性”，请具体谈谈。

　　赵：首先是怕风。江青特别容易出汗，她有时棉袄和内衣都湿透，头发也经常湿漉漉的，要经常换衣服和帽子内沿，有时候在大会堂开一次会得换几身内衣，因此她特别怕风（这一点以前我不大理解，现在年纪大了，知道好出汗的老年人真不能吹风）。平时只要一出楼门，就全身穿戴得很严实，还用毛巾捂紧口鼻，而且是背向门口倒退着出去，就是怕风吹。她经常说“针大的孔斗大的风”。在室内，她就让人举着一根点燃的香，看烟路是一直向上，还是拐弯，来证明屋内是否有风。一旦烟散开，她会说“肯定有‘贼风’”，就训斥工作人员“杀人不用刀，给我制造感冒，起了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这是软刀子杀人！”

周：有一次她让找“贼风”哪来的，我举着燃香，把房间都检查了一遍，四层密封窗哪会进风啊！我想烟路向上散开是正常物理现象，可面对她无事生非又不能反驳。只好解释说：“您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感觉到有风？”没想到她勃然大怒，抓起小桌上一把剪信封的剪刀扔向我！

　　赵：但是她的房间还要很新鲜的空气。怎么保持新鲜呢？比如她在某个房间呆够一段时间以后换房间，这间你给她通风，打开窗户，进新鲜空气，通完风后把窗门都关上，还要保持规定的温度。

　　江青再就是怕声音。我们说话要站在她的斜前方，靠近说话你就必须蹲下来说，不能高于她的水平视线。她要求我们说话要慢，声音要适中，走路时不能有衣服摩擦声，脚步要轻，不能带风，否则她就出汗。

　　周：要是一点声音都没有也不行，如果突然发现身边有人，她也会紧张。所以我们进她的房间时，要有一点轻微的声音，让她能意识到你进来了，这样才算恰到好处。

　　有一回，新调来一位替班的警卫员，第一次见江青时穿着布面牛皮底的鞋，走路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江青说，“你这是什么鞋啊？可不得了，让我冒一身的大汗！”警卫员就赶紧换了双胶鞋，可房间里有一段铺的是橡胶地垫，鞋底蹭上还是“吱吱”响，江青要求他再去换鞋。又换了布底鞋后，这位警卫员紧张得都不知道该怎么走路了。他为了不出声，脚高高抬起再轻轻放下，就跟咱们有时候看的电影里那种慢镜头似的，江青又说：“瞧你那是什么姿势，怎么迈的步？”

　　杨银禄：后来到大会堂开会，她说：“小杨你得跟着我去，叫他（警卫员）坐前边，你坐到我旁边。”我说为什么呀？“给我壮壮胆儿，我太害怕他了。”就这样，小周坐左边，我坐右边，江青坐中间，警卫员在前边不知所措。

　　周：几十年后，我们在一次会议上相见，他已经认不出我了。当我问他“牛皮底鞋还出声吗”？他立即喊出“是小周啊”！可见此事给当事人的印象之深是一生难忘的。

　　赵：她心情好的时候，既不怕声音，也不怕风。在海南岛、青岛疗养，她乘坐舰艇高速前进时风很大，她在快艇上还指挥其他舰艇，大喊“全速前进”！并对李作鹏说：“你去告诉你的部队全速前进，我怎么指挥不动啊！”当时我观察江青，她一点都没出汗，也不怕风了。

　　周：在海南岛，有天晚上江青说早些睡，明天早点叫醒她好去赶海，把水桶和小铲子也备好。第二天拂晓全体出动，正赶上退大潮，江青兴致勃勃赶海，贝壳、小海蟹、海螺、海蛎子、海菜等捡了不少。太阳露出海面，海水又涨潮了，大家劝她回去，她自己把裤腿卷过膝盖继续走。海水漫过脚面鞋子湿了、水到了小腿、水过了膝盖、裤子湿了她全然不顾。我们担心她受凉在周围多次提醒，她才意犹未尽边捡海物边往回走。在海水中走了这么长时间，她也没任何不适。

　　江青在钓鱼台中心区10号楼住，窗户有四层玻璃，她说能听到军博路上的汽车声。还经常说外面鸟叫声、蝉鸣声影响睡眠。1970年11月，在海南岛高炮阵地，为了照相，她要求几门高射炮同时开炮，对震耳欲聋的炮声却毫不在乎。

　　郑仲兵（以下简称郑）：这在医学上有根据吗？

　　赵：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受精神因素影响特别大。比如兴奋点在摄影或赶海上，心情好的时候，对一些风、声音的刺激就不敏感也不在意。而在失眠时对声音就格外敏感。

　　周：江青还有个忌讳，就是怕在住处见到生人，因为见到生人会紧张，出汗，有时候还会生疑心。即使是每天送文件的机要通讯员对她也得回避。10号楼大门一进去就是一个厅，送信送文件的人，只要一听她要出来了，赶紧往两边跑。两边一个是开水间，一个是打扫卫生的工具间，能躲就躲。有一次江青没按铃就出来了，一个送文件的同志来不及躲了，就一下子蹲到沙发后面。没想到江青一下子坐在沙发上，我们紧张的心都要跳到喉咙口了，赶紧请她去空气新鲜的客厅散步，这才化险为夷。一位首长的警卫员说：一听江青要来大家都想躲开，可总得有个端茶送水的吧？轮到我值班只能硬着头皮送，真不知道你们这日子是怎么过的！

　　确实，江青常去的地方，人们一听她要来了，除了开电梯、端茶送水的服务人员以外，全都躲起来了，都怕飞来横祸。这是有前车之鉴的。

　　1968年春，江青到大会堂开会，在会议厅门口，周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很有礼貌地招呼她。谁知江青硬说成元功挡在门口不让她进门，怀疑里面开什么会。她气冲冲的往里走，在大厅门口江青大声叫：“总理，外面有条狗！”那天我在场，大家都很诧异，没见到周围有狗啊？江青怒目切齿喊着：“孙维世是一条狼，成元功是条狗，历史上就是个坏人！”（孙维世是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女儿，总理的干女儿，文革时惨死在狱中）无论总理和与会者怎么解释她都不听，骂不绝口，还说“再也不想见到成元功了”。结果成元功进了学习班，而后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了七年，我们两人曾在一个排劳动。他1940年14岁时参加革命，1945年到周副主席身边，陪同参加重庆谈判；解放后随同总理出访各国。跟随总理二十多年，熟知总理的工作和生活习惯，曾共同历经风险。说到总理在这几年的劳累、为难和无奈，老成唏嘘不已。他当时虽远在江西，但对总理的一切仍是牵肠挂肚，对江青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矛头指向总理十分愤慨。

　　李：说她怕见生人，在青岛栈桥那儿她也不怕见生人了？

　　赵：那是她有思想准备，要见群众啊！

　　周、赵：江青生性多疑、神经过敏，常怀疑有人害她。怀疑是多方位的，包括见到的人（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吃的药、听到的声音、在楼之外吃的食物等，这种例子太多了。

　　周：有次在16号楼开文革小组碰头会，会上她吃了不少樱桃，转天牙龈有些不适，就怀疑樱桃有毒，她追查樱桃来源、怎么清洗的。查的结果是来源清楚，同桌的人吃后都没什么不舒服，这才不了了之。

　　她在一些会议上见谁不顺眼或哪句话不顺耳，就说：“我一看你就是个坏人，××给我查查他是个什么东西？”

　　赵：1971年她去青岛，游栈桥时有几个群众认出她，有的鼓掌、有的呼口号，围观的人很多，当时她很受用，兴高采烈。之后反过来说成是有组织的围攻事件，趁人多的时候谋害她。

　　周：了解江青的人都尽量回避她，周总理和其他领导到江青住处，他们的警卫员和医护人员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不管多长时间都在车里等候，连喝水都是内勤给他们送到楼外。谁都怕惹上是非，还不如躲远些安全。

　　随着职务的升迁，尤其是她当上政治局委员后，权力在手，脾气更见长。大家最难办也最怕的，是一些生活上的事，往往会被她上纲上线扣上顶政治帽子。

　　赵：还有就是怕冷怕热，对温度要求苛刻。江青对室温的要求是，冬天摄氏21度正负0.5度，夏天26度正负0.5度，钓鱼台她住的所有房间和常去开会活动的几座楼以及大会堂、中南海、京西宾馆等开会的地方都要求统一温度。当时钓鱼台各楼房都用中央空调，后来配了单机空调。由于地方大，温度统一难度也大。我们把室温看成工作重点，小心谨慎地对待。而江青往往因为自己情绪不佳，硬说温度不准，无中生有，指责工作人员。

　　周：江青既要求空气新鲜又要室温只能有正负0.5度的波动范围，这副重担落在几位内勤兼楼内警卫同志的肩上。他们几位来自警卫毛主席的一中队，朴实、机敏、责任心强，素质都非常好。虽然有的来自农村，但尽快掌握了当时罕见的中央和单机空调通风技术。他们负责楼内警卫、卫生、烧水包括随车水箱的准备，有时还帮我们洗江青的衣服。多年来我们值班时，饭都是他们从食堂帮着打回的。为了让我们能安心睡一会儿，他们在门口值班时帮我们听打铃。遇到难事时都互相关心鼓励，这些战友给予我们最默契的配合和支持。

　　赵：江青对洗漱水、饮用水及饭菜也都有温度要求。有次她感冒，对温度格外挑剔，她喝水时，一会说：“你怎么给这种温吐吐的水？我的胃要坏了。你这是害人哪！”稍加一点热的，她又说：“你想烫死我？”我们只好找来一把水温计，校对好后，将入口的东西都经过测温。

　　她从不直接用卫生间热水龙头的水，嫌温度不恒定；脸盆的水不流动又不卫生。我们要在大搪瓷缸兑好水，她边洗手时要以一定速度给她倒水。后来我们也有经验了，水兑好了，放到自己手腕内侧这个位置试，这里的皮肤是最敏感的。经常试温，感觉也准了。

　　赵、周：除此之外，说到她的“怕”，我们听到江青多次说过“我不怕被杀头，就怕不死不活地给养起来”。说此话时表情凝重。要我们看，与其他几怕相比，这可能是她的最怕了。

　　郑：这或许多少反映了她的性格和人生观。从后来法庭宣判时她高呼口号以及最终选择自杀为结局的举动看，在这一点上，她是说话算话的。至于如何评价她的价值取向，那是另一回事。


《炎黄春秋》2014年第2期

tuffy05

保健护士谈江青（续）


周淑英 赵柳恩


　　江青的医疗保健

　　李宇锋（以下简称李）：江青对日常生活要求如此苛刻，据你们观察，她的身体状况究竟怎样？比如她经常需要吃药么？
　　周淑英、赵柳恩（以下简称周、赵）：从江青病历及观察她身体状况，我们认为她确实有病。五十年代一些疾病和特殊的治疗造成她从中年就进入内分泌严重失调。一般中老年妇女内分泌紊乱是渐进的，还会有出汗、心慌、失眠、情绪波动等症状，而江青突然进入这个状态，对精神和身体打击很大。她曾说过当时眩晕使她感到天旋地转，自己不能起床；经常出大汗使她十分怕风；而失眠使她多年来必须借助安眠药入睡，对声音也格外敏感。这些我们都能理解。经过十多年来多位医护、服务人员的有效的治疗和精心照顾，到我们为她服务时，她身体状况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周：我接手保健工作时江青53岁，那时她没有出现过眩晕等症状，饮食、日常活动都很好。她对感兴趣的事如骑马、摄影、玩桥牌、逛公园等，几小时都能坚持。可是她并没有动手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如穿衣服系扣子等。延续下来的护理方法仍旧照做，一些苛刻要求也丝毫不变，对她的这些作为我是想不通的——这哪像共产党员啊！
　　赵、周：江青曾诬陷我们给她吃的药是毒药，为此大闹政治局。所以我们在这里必须强调，她吃的药不是我们护士定的，是由一个医疗专家组研究商定的。我们接触过参与江青医疗保健的专家有吴阶平、卞志强、吴洁、曾诚富、黄宛、洪民、曹家信、孙震寰、高辉远等。305医院院长，曾经做过毛主席保健医生的徐涛，后来也在江青这儿工作过。
　　江青用药的种类和剂量，是由吴阶平召集国内著名医学专家反复商讨制定的。根据江青的身体状况、睡觉情况，制定的处方既科学，又安全，能诱导她安然入睡。对药物疗效和副作用都充分考虑到了，以达到较好的效果。会诊后制定了用药处方，之后吴阶平将专家组讨论的方案报告江青，她看后表示同意。每日镇静和安眠药总剂量是严格控制在安全范围内，绝不会超剂量。
　　赵：江青的药大致分三类，一是保健类，包括西洋参、复合维生素等；二是助消化的多酶片等；三是镇静、安眠药。取药是到政治局委员专供药房，不到这个级别的领导，必须要中央特批才能到这个药房取药。工作人员不允许用这个药房的药。每次取药必须要两人同去；药量严格按大夫的协定处方。药瓶火漆封口，火漆上还盖着专用章。而且取回的药量大致限制在什么时间段内用完。这些都是保证用药安全的一套措施。虽然江青镇静、安眠药吃的次数多，但每次的量并不大。有些是将药片研成粉末按不同剂量装在胶囊里。这是医生们和药房针对江青的身体状况制定的用药方式，确保安全万无一失。
　　周：吴阶平是我在江青处接触最多并给我们指导关爱最多的医生。吴大夫医德高尚、知识渊博、待人谦和，善于与不同的人沟通相处，组织协调能力强。毛主席、周总理晚年医疗抢救组都是由吴大夫负责牵头组织的，直到两位老人离世。从1968年开始，江青医疗方面的事就找吴大夫。吴大夫讲话深入浅出，语气平缓，江青见他不紧张，外出到海南岛、上海都请他同去。有吴大夫在，我们就有了主心骨，当江青在医疗上刁难人时，他的承担和解释往往起到化险为夷的作用。
　　大家与吴老的关系非常融洽，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一件趣事。那次去上海，吴老想买一块上海牌手表。交了饭费后没剩多少钱，吴老只好借钱，我们把口袋里的钱包括硬币都凑给了他。回到北京，吴老拿出他的记账单，逐个还给大家，连硬币都分文不差。那时候，大家不管在京还是出差都按制度办事，按规定交纳伙食费，连著名的医学专家吴阶平也不例外。
　　1999年3月我们到吴老家看望他。提起过去那段工作经历，吴老用了八个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还提到在毛主席生病期间，医疗组日夜守候尽职尽责。江青不但不感谢医务人员，反而威胁说“苏联有个‘白衣党’（指为苏联领导人医疗保健的医护人员）专门害人，我看主席身边就有白衣党，有特务集团”。医护人员人人自危，毛主席得知这件事后当着总理和其他人的面对江青说：“如果说我身边有白衣党、有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这才使江青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些。
　　为高级领导人治病的医生，本来都是精中选精、优中选优的权威。而为江青请来会诊和专科治疗的专家，不知原来是否了解江青的脾气秉性，见面后江青多疑审视的目光、尖刻的言语和苛刻的要求却常常使他们望而生畏。
　　举几个例子：
　　有次会诊，北京医院内科吴主任由于紧张，双腿抖得不停，直往人后挪。
　　还有一次，301医院曾诚富主任要为江青听诊，江青怕掀被子受凉，又怕听诊器凉，使曾主任无法听诊心肺，只好回医院取来一个有扩音装置的听诊器，小心翼翼地隔着被子听诊。
　　有一个时期，301医院口腔科洪民、曹家信两位专家为江青治疗牙周炎，搬来口腔科专用椅和器械，治疗效果很好。江青有一颗牙已松动，她本来同意拔牙，但又说大夫“太紧张了”她不放心，就请周总理和康生与大夫面谈以了解情况。总理听了汇报治疗方案后安慰大夫说：“不要紧张嘛。”后来江青的病牙被顺利拔出。两位专家为了给江青治牙病，在钓鱼台住了近两个月，江青非但不感谢，反而讥讽说：“你们牙科大夫只能看那二三十颗牙，连咽喉病都不会看，算什么本事？我看要革你们的命！”后来还诬陷两位口腔科专家给她吃了毒药。
　　睡眠是江青生活中的老大难问题，请来中医老专家孙震寰为江青调理。孙老诊脉后开出药方，药煮好后，她只尝了一口便连呼“太苦，不能喝！”孙大夫想用针灸改善她睡眠，江青干脆拒绝了。孙老只好提出用按摩和指压穴位法治疗，江青同意了，还让护士跟着学。江青的几番折腾使孙老越加紧张，头上脸上都滴汗，呼吸都不均匀了。治疗了一段，江青提出护士也学得差不多了，大夫可以不来了，孙老如获大赦赶紧走了。
　　这些国内、军内著名的医学专家多年为首长看病、治疗，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为江青看病却艰难棘手，正如曹家信主任说的：为江青治牙，其艰巨性、危险性是从未想象过的。
　赵：有一位化验员曾多次为江青采血，每次来她都会紧张得手抖。有次采血前她手抖得厉害，我怕江青发现，连忙在她前边挡住江青的视线，让她顺利完成采血。因为江青如果发现她紧张会起疑心：为什么见我这么紧张？心中一定有鬼！
　　周：从这几位的经历，你就可以想象我们每天都在她身边工作，会是一种什么心境。随便举个令我们工作中为难的例子：在开会时为她送药。因为担心沾上涉密嫌疑，我们尽量不进入会场。但是江青对吃药特别警觉，她的药必须是我们亲自送，别人送她是不吃的。所以怎么既避嫌，又保证她按时吃药，是很伤脑筋的。相比之下，周总理在这方面就坦然得多。有次，总理的医生让我给江青送药时把总理的药也带进去。我把小药瓶儿递给总理，告诉他大夫说您该吃药了，总理接过药瓶，把药倒在手里，一口水就将药送下去了。周总理对工作人员的信任，使我心里感到温暖。
　　赵：有一次江青在福建厅开会，那天可能她在政治局里面闹得不愉快了，一下子生气了。服务员跑出来对我说：“你赶快进去，江青同志在里面发火了，她说你没给她吃药！”我赶紧进去。当时纪登奎坐在她旁边，我说“江青同志你有什么事？”她怒视着我：“我的药到时候你为什么没给我吃？”我说“刚吃完啊”。“什么时候给我吃完的？”我就说“你跟这位首长（指纪登奎）谈话的时候我给你吃的”。那时候总理和政治局其他人都在，都瞪着眼睛看着这边。江青自己觉得没趣，就说“那你为什么不主动进来给我换衣服？我出了一身汗了！”我赶紧说，“那现在给你换吧？”我们那时候谁敢跟她顶啊？实事求是地说谁也不敢跟她顶嘴。我们就去卫生间换衣服，换衣服的时候她说“这些事情你应该主动地进来”。我心里想你开政治局会议我敢主动进来吗？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

　　护士的行头

　　李：她这些衣服你们还都随身带着？
　　赵：是啊。开一下午会，她得换好几次，换下来的来不及洗，我们就马上给熨干（到哪儿人家都得给我们准备电熨斗），不然再换就没有干的了，回去以后才能洗，也是我们的事。我们每次出门都得拿什么？衣服包、水箱、氧气箱。装衣服的是一个大包，除了几身内衣还有薄的丝绵的棉衣、小毛巾、她吃的药、酒精棉球等。
　　随车还得给提着水箱，里面放两个小保温壶，一壶是凉白开水，一壶是开水，还有两个杯子，一个杯子里面搁有茶叶，准备随时她要水喝都可以给她。到哪儿去，不管在车上，电梯里，走廊，她说喝水马上就要喝。
　　一次去大会堂开会，刚进了大会堂，江青突然说“我要喝水！”小周说“那我赶紧回车里给您拿吧。”江青说“不行，来不及啦！”小周说“要不您到厅里喝？”“我渴啦，不行！”小周忙跑到楼下拿来水，双手递给她，江青嫌晚了，火冒三丈，啪，连杯带水扔到小周身上！
　　周：在场的大会堂服务员和警卫人员都很惊愕。江青进入会议厅后，他们过来安慰我，我强忍泪水一句话都没说。就差几分钟她就等不得了！她经常为一件小事大发雷霆。
　　江青做过心电图，心脏没有问题。而那时期周总理由于过度劳累，有时心脏供血不好，医护人员就带氧气箱备用。她一看总理有氧气箱，就说“我也得准备”。于是叶群帮她从西郊机场弄了小氧气箱随身带，定期到机场换气。从此行头中又增加了氧气箱。
　　赵：后来还在卧室外放置了大氧气瓶，连接一条长管子，定时向卧室送氧。
　　除了小周说的那几样，还有一个鞋箱子呐。提篮式的，放个五六双鞋吧，到什么时候情况之下她该穿什么鞋，立刻可以拿。这些东西护士都得给准备好了，要不然到时候她要，没有，就得发火。那年去广州会见维特克时天很热，她一定要随身带着乔其纱的连衣裙。可是随身带就会叠得全是褶，所以就挂在车上。江青不满意：“我身上随时都出汗，还不给我换连衣裙？”骂了一通。结果那次另一位护士治了她——好吧，你不是要我随时拿着、随时给你换么？她手里就举着那挂在衣架上的连衣裙。你走哪儿，我就这么举着，最后江青自己回头看见了说“是不好看啊，怪不得你们不愿意。算了，还是放回车里吧，我换时随时拿来就行。”那是啊，你说那样雅观吗？其实那个护士是故意的，举得特别高，就是让大家都看着。

　　服饰与发型——“女人江青”

　　李：说到鞋和衣服，我想咱们谈谈另一个话题，“女人江青”。我想，江青无论怎么政治化，怎么强势，到底应该有女性化的一面，就是所谓的“婆婆妈妈”，比如她的服装、发型、化妆品、首饰等等，请您二位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赵：刚才说过，她从来不化妆，也没有化妆品。她不喜欢首饰。曾说过：不喜欢那些珠光宝气的东西。在她的房间和手里面我们没见过一件首饰。她只有两块瑞士进口手表和一块怀表。
　　外国元首送给主席的或是送给她的东西，都统统上缴礼品库了。服装方面，常穿的有十几套吧。两三套西装，几套中山装和军装。夏天穿的衣服就有几件乔其纱的短袖衣服。有两件棉睡袍和几件棉睡衣，大部分是在苏联治病时做的，都旧了。大衣有三四件。有一套灰派力司中山装是用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时穿过的衣服改制的。江青说“主席总也不穿，给我拿去改吧”。还有几件连衣裙（当时叫布拉吉）。她一般就穿纯棉的，化纤的、尼龙的一概不穿。
　　周：她的西装是灰颜色华达呢的。棉睡衣一套绿的薄一点，黑的厚一点。一件小薄呢子灰大衣，办公的时候经常披一披。因为她怕风，叶群给她做了件军绿色带帽子的毛凡尔丁小大衣。
　　赵：常穿的鞋子也有十几双，许多旧的老式皮鞋都不能穿了，放在中南海库房里。江青穿三十五码的鞋，她穿鞋有个特点，因为她有个脚趾畸形，所以绝对不穿前面露脚趾的鞋。有一年，我穿了一双东北出的带两条杠的凉鞋，胶底白帆布面的。她一看，“哟，你这双凉鞋看着挺舒服，我试试”。她试了一下，就让鞋厂定做两双。前面要封口的白帆布鞋。
　　周：我也遇到同样的事。我买了一双塑料凉鞋，她看了合意就试穿了一下，然后就拿这鞋到鞋厂，照样做了一双黑色的皮凉鞋，夏天一直穿。江青的脚是“解放脚”。她跟我说过，“我就是有反抗精神，给我裹了脚以后我就放开，再裹还放”。但是对走路还是有些影响，不那么平稳有力。
　　有次我穿双塑料拖鞋，她看了：“哎呀，你这鞋好，我这鞋太大了，咱俩换吧”。她就和我把拖鞋换了。
　　由于地位的限制，她出门去商店不方便，因此见到的商品很少。1968年她曾去过一次王府井百货大楼，受到不少群众围观，只好匆忙离开商店。这也使她在选择着装时经常参照周围人的衣着。
　　赵：有一段时间，她说“出门也不能穿得这么死板，也穿点花衣服嘛”。这样就买了一些素色小花和小格子布，要我们陪着她一块儿穿，“你们做两件衬衫吧”。那时候我们穿的都是军装，谁也不穿便衣。她穿花衣服出去，我们只好穿在里面，外面穿军装。后来又要我们陪她穿裙子，我就穿条黑裙子陪她，因为她要穿你就得陪着她穿。
　　李：她那衣服有打补丁的吗？
　　赵：睡衣有补丁，毛裤也很旧。她的外衣有几件破了拿去织补以后，外表看不出来。她几十年前穿过的衣服都盛在那几个旧皮箱里，这些旧衣服每件都有账。常穿的衣服，连两米宽的壁柜都没挂满。丝绵被和几条毛巾被也是旧的用了很多年了。毛巾她喜欢用最旧的，旧的软，吸汗，用着舒服。用的量很大，一摞一摞的。
　　周：她让把主席用过的旧毛巾都拿过来。出汗多时来不及换衣服，就用小毛巾垫在前胸、后背处暂时吸汗。
　　李：她穿的衣服有没有什么美国、法国、意大利生产的？
　　赵：她没有外国名牌服装，她的衣服多在总后服装研究所或红都服装店做。
　　周：我记得秋裤是到北京市针织总厂定做的，有长有短，就是随着天气变化而定。我在那时她穿的都是黑色棉纱袜，袜子有长短两种。我们把袜子和秋裤分别钉上按扣，扣上后袜子就不会滑下去，可防止腿部受凉。
　　李：她比较注意舒适，不讲究什么其他的，是吗？
　　赵：对，她特别讲究舒适。也很注重仪表，口袋里放一把小梳子，经常梳梳头。她说“我出去要大方得体”。
　　李：江青很多照片都戴帽子？
　　周：她出汗多，怕风吹后受凉，外出时都戴帽子。北京饭店的朱师傅给她理发。江青的发型其实也是有讲究的，有人说像男人发型，实际上是为了便于擦汗，后边头发只好推短。而鬓角头发留的较长可梳到耳后，还是保留了女式发型。“破四旧”以后，普通理发店烫头发的东西都没了，人们也不烫发了。江青要烫发，当时北京饭店还有给外宾用的烫发用品。朱师傅把东西都搬来，在17号楼给她做头。给头发烫出几个大波浪，擦汗后就不那么散乱了。朱师傅每次来都是小心翼翼的。有时江青说不行今天有汗，只好改天再来。朱师傅给她做完头以后，很怕她感冒。他说为江青做一次头，一个礼拜都不放心。
　　李：多长时间做这么一次啊？
　　赵：起码有半年左右。
　　看电影——江青每天必做的功课
　　李：我们都知道看电影是江青几乎每天必做的功课，请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情况。
　　赵：江青喜欢看《出水芙蓉》《简爱》《红菱艳》等电影。江青常说：“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坏了，睡不好，吃不香，我要休息，脑子转移一下了。”“转移”是她的口头禅，我们都明白这个词的含义。“转移”的主要方式是看电影、照相、听音乐、骑马，有时打桥牌。看电影是她每天最后一项活动。那时会议常开到深夜，散会后还要再看电影。
　　周：江青说：“我看电影是为了借鉴国外艺术，这是工作。”影片主要是从电影资料馆调来的馆藏国外三四十年代的老片和“过路片”（一些国外片子在国内停留一段时间，不购买再转走）。江青说三四十年代是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片子好看。当时和江青一同看电影的有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有时请了康生他也不一定来。17号楼电影厅旁有个小休息厅，江、张、姚常在那休息。有次我给江青送药时，听到江青夸奖姚文元的文章写得好，说“文元是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赵：有时她自己点片名，工作人员也帮助挑选。有些电影看后觉得可以放松，有利于睡眠，就会经常看。工作人员要熟悉这些片名，她随时会提出看哪部，如听不清或记错了，影响她情绪和休息就“犯大错误”了。两位放映员就更熟练了，江青提出看哪部片子中的哪一段，他们都能立刻找到。
　　周：我记得江青常看的影片有：《乱世佳人》《恨海香魂》《农家女》《孤星血泪》《煤气灯下》《魂断蓝桥》《鸳梦重温》《瑞典女王》《茶花女》《深闺疑云》《红袖倾城》《蝴蝶梦》《巫山云》《翠堤春晓》《鹿苑常春》《风流女窃》《巴黎圣母院》《罗马假日》《百万英镑》《美人计》《鸾凤合鸣》《悲惨世界》《音乐之声》等。过路片有《女人比男人更凶残》《山本五十六》《虎！虎！虎！》《啊！海军》等。有时她指名看某位明星主演的片子，如：英格丽·褒曼、贾里·古柏、琼·方登、嘉宝、泰伦鲍华、费雯丽、派克、秀兰·邓波儿等。影片中人物对话少数已译成中文，多数为中文字幕，有些过路片是原文的还要请人现场翻译。
　　李：外边传说江青常看“黄色电影”，这些电影也算不上什么黄色。
　　赵：由于文化差异、国外片有些搂抱啊、亲吻、穿三点式的镜头，这些在当年是犯忌讳的。不同历史时期看法会不一样，但并不是什么“黄色电影”。
　　阎长贵：记得1967年夏天，工作人员给她选了部名叫《广岛之恋》的法国影片，事先也没看。片子开头就有男女裸体拥抱的镜头，江青火了：“怎么叫我看这样的片子？”她怒气冲冲地离开了，不过这次她并没追究谁。我并不是说《广岛之恋》是黄色电影，到现在我也没看过这部电影，其故事和内容都不知道。
　　李：看来，江青对所谓“黄色的东西”并不感兴趣？
　　赵：她感兴趣的是三十年代的一些片子。她特别喜欢摄影水平高的、演员演技好、风景美、音乐好的影片。
　　周：看电影还惹出一场风波。1968年夏的一个晚上，她看了电影《格雷的画像》。内容梗概是：主人公格雷请一个会魔法的画家给他画了一幅像，画像中有他的灵魂，格雷因此会青春永驻。画家告诉他不能干坏事，否则画像会变丑，坏事做的越多脸就越丑。格雷做了许多坏事，画像渐渐变丑，而格雷面貌毫无改变。当格雷最后一次进入藏画的秘室时，发现画像如魔鬼般丑陋不堪。他在惊恐中拿刀扎向画像，随之本人也死了。深夜，江青看完这部片子，吃了几次安眠药都无法入睡。不断打铃，把护士、秘书、警卫全都叫到她卧室。我们进去后，看到她抱着头在床上痛苦地来回翻滚，疾言厉色地叫喊：“你们让我看了这么坏的电影！弄得我不能入睡，你们起到了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我被这种场面惊呆了，一时不知所措。我们都做了“深刻的检讨”。等她喊叫稍停，大家建议她再看几本《红菱艳》。看了《红菱艳》后，江青才安静下来。经过这次教训，以后再选电影大家越发小心谨慎了。江青对这部电影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是大家始料不及的，也使我大惑不解。
　　李：这个故事可太有意思了！
　　赵：她反复看《冷酷的心》，十分欣赏影片的色彩和技术处理。她看电影有个习惯，比如说今天想睡个好觉，就挑片子中有轻松音乐的那段。
　　周：江青忌讳有蛇、蟒的画面。因此凡是遇到有蛇、蟒的画面，放映员事先要将这个画面遮挡一下，时间掌握得十分准确。看电影是江青一项重要活动，样板戏拍成电影后也在17号楼审样片。放映员技术堪称一流，从未出现过差错。17号楼的通风、温度也要和江青住处一致。放映员和服务员全天守候在岗位上，工作小心翼翼，十分辛苦。
　　李：说到电影，我们知道，江青是电影明星出身，文革中，她对这段历史十分忌讳，甚至不惜动用各种手段销毁历史资料、迫害知情人。您对此有所了解么？
　　周：我经历过这么几件事。1968年春的一天，在11号楼二层，江青按铃叫我给她换衣服。进了她办公室，只见室内一片狼藉。桌面、沙发扶手、睡榻上到处都是照片、报纸等。我工作中信守的原则是对办公室的东西不看。她把睡榻上的东西挪了一下，坐在中间，我给她脱衣服擦汗。忽然她盯着我的眼，我请她抬胳膊擦一下腋窝，她却转身把照片翻过去，忙用衣服遮挡了。我收拾衣服时，看到掉在地上一张照片，能看得出是江青年轻时的照片，忙捡起放在睡榻上。她敏感多疑盯人的眼神，使我忙抱着湿衣服赶紧离开办公室。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江青进了二层一间门朝南窗向西的小房间，不许别人进。一会儿烧东西的烟味飘到楼道，越来越浓。过了很长时间，江青出来了，她头发散乱全身烟味，衣服被汗水湿透。事后打扫卫生的同志说西边窗户大开，大花盆里的纸灰都满了。
　　此后过了一段时间，有天晚上江青发话让11号楼全体人员，在第二天上午她起床前时组织学习。学习材料有两个，一是鲁迅的《论人言可畏》，二是三十年代蓝苹的一封公开信。大家学习后由于不知时代背景，没弄清事情的始末。江青得知我们一头雾水后，就说“我在三十年代的遭遇就像阮玲玉一样，被反动小报攻击，流言蜚语唾沫星子到处飞。人言可畏啊，阮玲玉了却人生。我要抗争，发表公开信回击他们，我是发着高烧和他们斗争的。现在有人还造谣中伤我，你们太无知了，不要上当！”
　　粉碎“四人帮”后，我才知道江青十分在意并不择手段掩盖三十年代她那段历史。文革初期江青伙同叶群派上海驻军战士，化装成红卫兵抄文艺界曾和她共事过的人的家，所抄到的有关江青三十年代的照片和书报，作为绝密材料送给了她本人。不仅如此，还关押了一些知情者。三十年代她房东家的保姆秦桂贞，曾在生活上关心、照顾她，就因为了解江青那一段历史被“请”到北京后关进秦城监狱。


《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

http://linbiao.org/forum/viewtopic.php?f=2&t=1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