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我读过两个版本的《少女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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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2008.09.07 南方都市报



  

●口述者：李公明

我的初、高中都是在广州37中学读的，那是1970年到1974年之间。当时可以读的书不多，出版物很少。有些“文革”前出版的文学作品虽然被批为“黑书”、“毒草”，但在私下还是会偷偷流传，像《三家巷》、《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都是在那时读的。另外，有些手抄本小说也在暗地里传阅，如《塔里的女人》、《一只绣花鞋》、《第二次握手》等等，但我并没有读到这些文本，而是由读过的同学讲述故事内容。我记得在农村分校的时候，晚上常在宿舍里围在一起听这些故事。

当时实在没有什么娱乐，更不像现在有些中学生已经谈恋爱了，我们同学之间男女的界限区分得非常清楚。只有在放学后，男女班干部因为工作需要才会有所交流。那时候男女同学在校外也很少玩在一起，那些三五成群混在一起的男女学生会被认为是坏学生和流氓，时称“串仔”、“串女”。

坏孩子是很容易和《少女之心》联系在一起的，《少女之心》是当时地下流传比较广的“黄色”小说。学校对学生控制得很严，当时我们读书的时候常常要批判“无政府主义”、“读书无用论”和“黄色思想”。在追查《少女之心》那段时间，听说有些学校的老师会突击搜查书包，并且是在所有学生离开教室做操练的间隔，悄悄地进行搜查活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搜查不可以公然进行。许多学校都在追查谁读过《少女之心》，并组织批判会。有些人听说凡是读过这本手抄本的都要判刑，因此死活不肯承认读过。

1974年下半年，我高中毕业后在家等待分配。在惠福西路温良里———一条典型的老广州街道，一位大我几岁的周姓伙伴，是我在街道上玩得很好的朋友，他读过很多书，是当时我认为比较有思想的一个人。一些手抄本就是通过他传递到了我手中，其中就包括《少女之心》。当他透露说有这本书，我赶紧借了过来。《少女之心》抄在一个有着塑料外壳的日记本上，我下午拿到，晚上就看完了，整个过程像是完成了一件很秘密、很阴谋的事情。色情文学会引起性和欲望，但是我读完后的感觉反而被压抑状态下因紧张而产生的密谋式兴奋所取代。当我归还这本书的时候，我那位朋友也是满脸紧张的表情，千叮咛万嘱咐：“够朋友才给你看，千万千万不要讲！”这是我第一次看《少女之心》。后来，我与这位三十多年前的朋友再也没有联系。

像很多人一样，我也有读《少女之心》的第二次机会。那是1975年，作为知青下放到从化县神岗公社格塘大队蜈蚣生产队。知青之间经常串门，我去其他生产队玩，另外一个《少女之心》的抄写版本传到了我手上。除了字体不同，笔记本新旧程度不同，错别字不一样外，两个版本在情节上并没有太大差异，我记得字数都在一万字上下，封面上都写着“少女之心”四个字，当时我还并不知道它还有其他的名字。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下放的知青，感到前途迷茫无望，在颓废的环境下，手抄本在这伙人中地下流传得比较广，甚至半公开了，看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学生时代的紧张。

《少女之心》在当时是最有知名度的性文本，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性表述的渠道。历史学的微观研究将会发现，在“文革”期间的大字报和张贴在街头被广泛阅读的法院审判公告中，都可能会有对于“走资派”、“阶级敌人”的腐朽生活和犯罪事实的描述，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全国各地流行的法制文学，实际上就有大量性犯罪的描写。

人对性的了解是无法被专制文化所压抑的，很容易发生自我的觉醒，所以生育才在进行，人口在继续繁殖。在那个性禁锢的时代，有时对性理解的不清晰，很容易在无意识地将其夸大为愚昧，但是这并不一定就是事实。我在学农期间，大家都是去河里面冲凉的，女生就说一定要到上游去，不能到下游去，上游如果有男生洗了，女生就容易生仔。我妻子说在她学校的一个女学生干部因为与男生握过手而担心会怀孕。

1978年春，我考入了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在大学期间，即使我们在卧谈会上无所不谈，但是没有人跟我谈起过《少女之心》，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它已经不是那么神秘和重要。相反的是，在这时我读到了一位来自英德硫铁矿的同学的手抄本———艾特玛托夫的小说《查密丽雅》，中国人对性的看法和表达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就是在1978年，我就曾经听说每到晚上，上海黄浦江边的一张石凳上会坐上三对情侣。

李公明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