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第一枪亲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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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第一枪亲历

这是1967年1月26日，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部队对所属的群众组织“石造联总”群众在石河子地区发生的开枪杀人事件。坊间称作”文革第一枪”。

我当时并不在现场。二十六号那天，我在离市区几公里外的农场。
下午，晴空万里，遍地白雪，远处锅炉房的大烟囱，吐出一股股灰白色的烟柱，慢慢地飘向天际。我和几个汽车连的老驾驶员站在礼堂门口的场子里,正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上午从城里传来的消息，忽然听到石河子方向响起了枪声。我大惊失色。旁边的一位驾驶员用手按住我的肩膀，凝神听了一阵，忙安慰说：
“不要紧，我当过兵，这枪是朝天打的，没事儿。”
话音刚落，枪声一阵紧似一阵，他的脸色突然也变了：
“不好，要打死人了，朝人打了。”
我看了一下手表，指针指向3时20分。抬头向石河子方向望去，只能看见高高的林带，什么也看不见。远方刮来一阵阵寒风，我忽然感到浑身发冷。
随后就不断有人从石河子跑回来，有骑车的，有小跑的，个个神色慌张。传来的消息证实老驾驶员说的没错，石河子打枪了，死人了，在八师大院。
这时有人告诉我，说我们科的方科长上午曾别着双枪，带部队到机炮连，要调机炮连到石河子去执行任务，被连长宋发生以"决不把枪口对准红卫兵"给拒绝了。方气得没法，带部队到石河子去了。宋连长没有走，安排自己的战士全副武装，都上了房。
进机关前，我在机炮连干过，只是我所在的炮排驻扎在别处。我当过司号员、三炮手，宋发生是我的老连长。我对大家说：
“不行，到这节骨眼上，我得去看看宋连长。”
一路小跑到连部，院子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进了办公室的大门，才发现走廊里挤满了人。空气异常沉闷，大家都小声议论着，但还是听得出来，都是在拿宋连长和方科长作比较，说宋连长是好样的，不管谁来威逼，誓死也不肯把枪口对着老百姓。
我摘下帽子，扇着满头的热气，大家都以为我从外面带来了新的消息，让开了一条路。
进到连长办公室，满屋子烟熏雾罩，眼睛刺得直想流泪。只见挤满了一房子的人，有的靠墙站着，有的坐在办公桌上，没地方站也没地方坐的，干脆就蹲在当地上。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宋连长和黄指导员默默地坐在桌边，眼睛望着地面，眉头紧锁，一言不发，进来了人，连头也不抬，打招呼也不应。
我想可能是刚刚有人讲了石河子发生的事情，两位连领导此时心情一定十分复杂。我知道，他们很清楚自己这是在违抗军令。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什么都别说为好。这时有人从门外挤进来，挤到我身边，轻轻拉了拉我的袖子，示意我出去。
来到门外，来人才告诉我，说汽车连门口也有两个人被打死了。是南下和北上的两个车队对打时打死的，打死的是路边等着搭汽车的人。车上坐的都是穿制服的值班部队，互相用步枪、机枪、冲锋枪对打，直到听到有人连声高喊：
“不要打了，是自己人。”
枪声才停下来。
据说车上也有死伤，具体的情况就不清楚了。后来双方弄清是误会，两个车队就一起向北开走了。
我们听了就一起跑向汽车连去看。两个连部距离很近，中间只隔了一个汽车连的家属院，没跑两步就到了。
看到两具尸体横卧在汽车连门口，我的鼻子不禁一酸，那是咱农场老实巴交种地的呀。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议论也就多了起来。有人说：
“人已经都死了，还说他干啥。八师院子里没死的还躺了一地，这零下二三十度的温度，能扛多久？还不想办法去救？”
人群中只有我是机关的，我所在的的科室又刚好管汽车连，大家都转过头来望着我。我就和几位驾驶员商量开车去石河子救伤员，大家异口同声说：
“救人要紧，我的车热，我去。”
没有热车的也跟着喊：
“有空位子没有？我也去。”
一共四辆车，每辆车副驾驶座上也坐上了人。说罢，纷纷发动车子，我坐在第一辆车里，车队朝正南师部进发。
不知什么时间开始的，乌云缓缓从蘑菇湖方向爬过来，本来深冬的白天就短，天慢慢暗下来。
车队拐上乌伊公路时，我记起大家在一块儿议论时，有人说过，乌伊公路上有少数民族长征队的红卫兵小姑娘，也被从师部撤出来的值班部队开枪打死了。就拼命向路两边望，想看看是不是真有其事，可惜驾驶员想抄近路，在乌伊公路上没走多久就斜插进老街，径直向师部开去，所以没有望到什么情况。
来到师部北大门，马路上悄无人声，只见大门口横七竖八躺着几具尸体，大门外边的岗亭前，一里一外，躺着两具尸体。那个倒在岗亭里面的，分明是在躲枪子儿时被近距离射杀的。路已经被清开了，但还可以看到斑斑的血迹，想来已经有人在我们来到之前，将大门外的伤员拉走了。
我只觉着心底一股血涌上来，高声说：
“拐进去。”
驾驶员刚倒手打方向盘，忽见一位包着红头巾的大娘站在路中央，两只手臂上下抡圆了，示意我们停下。没等车站稳，她就大声向我们喊：
“不能进去，危险！会打着你们的。”
“里面还有伤员么？”
“有!”
“都在哪儿？”
“总机院里！但太危险，不能进去！”
驾驶员看来和我一样，根本没有把大娘有关危险的话放在心上，轰了一脚油门，打过方向盘就向里面冲，大娘闪在一边，急得直跺脚，隆隆的马达声中，再也听不到她喊的是什么了。
穿过家属院，向东一拐，汽车停在总机房院子边。我头一个跳下车。
这是一个被林带围起来的不大的院子，坐北朝南有一幢平房，院子前后各有一条路连接师部办公大楼和大院的东便门。
院子里的雪地上，左一个右一个躺了十来个人，院子中央仰面躺着一个小孩儿，脖子上的红领巾被风吹得一忽悠一忽悠的，在雪地中十分扎眼。我本能地向他跑去。
来到他身边，弯下腰，刚伸出手想去拉他，我的手在半空中停下了……
孩子大约十一、二岁，仰天躺在雪地上，脚朝着东便门，头朝着办公大楼，头底下斜枕着一根扁担。孩子两眼紧闭着，脸色惨白，脸上没有表情，小嘴微微张着，像是想喊什么。孩子身子底下的白雪，被血染得鲜红。孩子的一只手还紧紧地抓着扁担钩，另一只手被压在身子底下。由于是仰面倒下的，小棉衣的下襟被掀了起来，露出白白的肚皮，帆布裤带上，扣着一枚硕大的，与窄窄的小裤带极不相称的，显然是土法翻铸的铝质八一带扣。
我刚在汽车连门口看过才死了的人的脸，现在看着这个孩子的脸，我知道他已经没有救了。我对自己摇了摇头，放下伸出去的手，随手抚平被风吹起来，搭在孩子嘴角的红领巾，拉直了孩子的衣襟，盖住他的肚子。拉了拉压在身子下那只胳臂的衣袖，拉不动，身子已经僵硬了。
我站了起来，这时我才注意到，孩子的身边，一左一右各有一只白铁皮做的水桶。孩子小，担不动一满挑水，每只桶里只有小半桶水，已经冻得硬硬实实的了。我不由得两眼一酸，眼泪禁不住就流了下来。
他可只是个孩子啊！他可是在挑水回家的路上啊！
在我跑向那个孩子时，一位医护人员模样的妇女，早已先于我们来到院子里了。她蹲在一位伤员身边，托着伤员的头，轻声说着：
“可算是有车来了，你要挺住，要坚持啊！”
看到来的不只一辆车，她站了起来，招呼说：
“都跟我来，先救活着的。5个人一组，两个车上，三个车下。八师医院床位满了，快送二医院。”
看来她早已把所有伤员都检查过了，指挥起来也是干净利落。
我跟大家一起把伤员往车上抬，脑子里还在想着那个孩子。
我的车上一共接了4个伤员，三个安排躺在车槽里，一个安排在副驾驶座上，那伤员自己坐不住，专门派了一个人扶着他。
车子起步了。出了八师大院的南大门，驾驶员加足了油门，车子在空旷的大街上疾驰。我靠着车帮站在车槽中，裹紧了身上的棉衣，眼睛紧盯着车槽中躺着的伤员，脑海里仍然不断浮现着那个孩子的纤小的身影，那飘动着的红领巾，那微微张开像是要喊出什么的小嘴，那紧紧抓住扁担钩的小手……。
我在心里反复不断地念着：
“孩子，对不住，我来晚了，没有能救你，我对不住。”

上面的一段描写，来自一份被反复记录了数十次的供词，当然，已经做过文学处理。
被提审的，是当时只有20岁的一位北京支边青年，他被要求如实交待在1.26的所作所为。从供词可以看出，他在1.26当天根本就不在事发现场，全天就只作了那么两件事：看望了一位不肯把枪口对准无辜群众的转业连长，救了11位手无寸铁被射伤的老百姓的命(另一名伤员在抢运途中不幸身亡)，他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他们也不知道他的姓名。
就是因为他的父亲在北京，更是因为他的父亲抗战期间在周恩来身边当了八年的副官长，有人怕他将事件的真相传到总理那里，便百般诬陷，将他关入大牢，直到73年才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