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为平：父亲的回忆（一个极普通工人的家史）

tuffy05

父亲的回忆

曹为平

　　 [按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变迁反映着社会的兴衰、各种阶级力量及其关系的变迁。我爱父亲、尊敬父亲，但也不仅仅是纪念父亲。这是在社会的大背景下，一个极普通的工人家庭的家史。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搞历史的必需搞厂史、村史、家史，不然这历史是搞不好的。信哉！斯言！写作基本以时间为线索，但为了避免成为流水账，在不同时间的同一个主题往往也写在某个特定的时段。加上铺垫以社会大背景，所以如果只是以一个对父亲的纪念和回忆文章的角度来看，似乎插入了许多无关的问题，使得文章显得零乱。如果看到这不过是在社会大背景下一个家庭、一个工人经历的沧桑，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一滴水中可以见太阳。我通过父亲的一生，看到的就是几十年的沧桑以及各种人物的各种面貌，某些人的杰出表演。这从解放前蒋该死统治开始，经过十年内战的红军时期，八年抗战，第三次大内战，全国解放，镇反，三反五反，资本主义工商业穷途末路，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反右，劳教风，大跃进，反对刘邓代表的浮夸风和共产风等五风，反右倾，反右倾扩大化，利润挂帅，三自一包，下马风，饥荒，走出饥荒，四清，桃园经验，毛主席对桃园经验的批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的再一次高涨，不正之风，一直到邓贼复辟人民群众再一次地受剥削、受压迫吃二遍苦，以及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再次高涨。
　　父亲勤劳、勇敢、刻苦努力、兢兢业业、爱憎分明、明白大是大非，而又从来不追求出人头地，从来就是默默无闻地工作着。我对父亲当然是很尊敬的，如果以为我要读者和我尊敬父亲一样地尊敬他那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工人，解放前是一个普通的受剥削、受压迫也反抗那个时代的工人，解放后是在毛主席领导下一个普通的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兢兢业业的工人，复辟以后他仍是一个热爱社会主义、痛恨工农重新受剥削、受压迫的普通退休工人。我当然决不允许任何人贬低和诬蔑我的父亲，但是一切有良知的人们如果读了此文对我父亲有相当的尊重的话，那么我希望这种尊重是对整个热爱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工人阶级的尊敬，而不仅仅对我父亲。就是我自己也把他作为工人阶级中的极普通的一员而热爱、而尊敬的。我更希望人们能把这种尊敬转化为热爱社会主义、反对旧社会、反对现在这个疯狂的复辟时期的实际行动。

　　今年是父亲去世二十周年，也是母亲去世二十周年。我早就许愿要写篇《父亲的回忆》了。本来准备在6月25日父亲周年完成的， 但因种种原因却没有能够如愿。今天已经是2007年12月30日，后天就是2008年了。如果再不写就是自食其言了。至于什么时候写好那就只能看实际情况了。
　　原因多样。主要关于我父亲在解放前掩护过地下党的事一直没能了解落实。父亲周年前夕，我给大哥打电话，不料他旅游避暑去了。等他回来打电话问，他说了一些，总的来说知道的也不多，不是我原以为的那样。原来我以为他在上海，又去过宁波，与叔父见过多次面，什么都知道。父亲掩护地下党的事和叔父有相当大的关系，我叔父曹鸿飞就是地下党员，地下党到上海就是叔父引来的。后来我不得不到网上去搜索我叔父和宁波地下党的情况，可是没有能够搜索到。这样我父亲的情况，就连间接地知道一些也不能够了。而地下党问题不落实，我的《父亲的回忆》就大大地失了色。这就是我久久没能写回忆的原因。关键就是我想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件事。现在只好根据知道的来写了。
　　总的来说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我写的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我的《父亲的回忆》主要就是写下列几件事——第一：他掩护地下党就是一个普通工人的优秀品质，就是他作为一个普通工人在解放前的政治态度，反过来也反映了共产党为什么会为广大人民拥护并夺取政权。第二：父亲的工作，也就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工作。他解放后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热爱以及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都反映了一个普通工人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以及毛泽东时代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由一穷二白到建成一个初步繁荣富强的国家。第三：四清时他受到刘少奇、邓小平的桃园经验和形左实右路线的迫害经过，以及后来真相大白的过程。这也是一个普通工人的遭遇，也是刘邓路线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倒台的根源。最后母亲生病后他十几年如一日地照料母亲的情况，也是我不能不回忆的，不过我在这儿只能写得很简单，因为这毕竟已是个人的事情了。

　　父亲1918年出生于一个普通城市职工的家庭。
　　非常遗憾，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家族的家谱也没有能够如愿。网上有个“曹氏家谱查询网”，但是就是没有查到我们的“心德堂”，并列的四个祠堂为“仁心济世”。
　　我们的祖先大概正是曹操的后代，十代以前在安徽。
　　据历史记载，曹姓原本出于山东，但是曹操家族在安徽亳县，也不知什么时候迁去的。我们十代以前的祖先由安徽迁到了浙江宁波，后来父亲到了上海，我大学毕业后到了四川一个小城市里工作，四川成了我第二故乡。由于这个原因，后来我有人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说：“我是山东人、是安徽人、是宁波人、是上海人、又是四川人。”
　　我家祖代世世在城里工作，从不务农，但是喜欢住在乡下，宁波的近郊，鄞县福明乡张隘村。按宁波话，张读作jiang，隘读作yi的入声。土著都姓张，我们从外面迁入算是客藉，按照同姓不通婚的习惯，与张姓结婚的几率自然最大，我祖母就姓张。由于世世在城里做，宁波的文化水平历来也比较高，所以一般总要有些文化，其实也不过读上几年书，和全国绝大多数农民目不识丁还是有一些区别。这和上海的情况也差不多，其实上海倒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宁波的影响。上海原来不过是个小城市，工商业都不行，倒是宁波长期是江苏、浙江的重要工商业基地。后来帝国主义入侵，在中国东部沿海建立吸血基地，上海因有黄埔江适宜于停泊大船，就发展起来了。宁波虽然也有港口，但不宜于停大船，一时落在后面。
　　原来宁波所以发达，一是宁波及其周边有发达的农业，物产丰富。第二靠近舟山群岛，渔民的鱼都是从这儿上岸，加上这儿是河网区，交通发达——我对宁波没有一点印象，据说解放前（虚岁）二岁去过宁波但毫无记忆，实际上我才八个月。后来也从来没去过宁波——父亲说，那儿的河网之密，达到走一里路，要过七座桥，淡水产品也很充足，又宜于种水稻，所以成了典型的鱼米之乡。这就造成了宁波的工商业发达。由于这儿的港口不宜停大船，没为外国帝国主义选中，上海就后来居上了。不过宁波因其有工商业的传统，所以上海许多工商业是宁波人办的，包括老板、职员和工人。一般来说宁波老板选用人首选宁波人，其次上海人，再次其他江南人，其他地方选得不多或至于根本排斥不用。父亲年轻时，正是大批宁波人涌到上海的时代，到上海乘的还是帆船。正由于宁波人在上海工商业中的地位，所以宁波人也很自豪，当有些上海人嘲笑宁波话硬梆梆时，宁波人就会说，无宁不成市。就是说，没有宁波人也就没有上海市。
　　祖父在宁波城里当一个店员。原本祖父很勤奋，家境也还可以，但小家小户抵不了天灾人祸，三十六岁就得了病，丧失工作能力失业在家，从此坐吃山空。父亲上学也就很艰难了。但祖父还是尽力而为之。
　　最初父亲读了一些私塾，就此认识了字。后来读小学，从三年级读起，家里负担很重，听说连写字的钢笔都是自己做的。除读书外，还要负担一些家中的活。还好宁波是鱼米之乡，吃鱼虾不用愁，所以和伯父、叔父经常要出去捕鱼、钓虾、捉蟹、摸些贝壳之类，以供吃饭时做菜用。八十年代我探亲回家看到叔父来信怀旧，和父亲说了小时候一起去钓虾，摸贝类，每次钓的虾都以父亲为多。
　　大家都看过《沙家浜》吧！里面不是有一句唱词：“一日三餐有鱼虾”。沙奶奶是贫困家庭，家中有新四军的伤病员住着，也供得起他们天天吃鱼虾，都是儿子七龙（四龙）从阳澄湖里捕来的，只是多出一些力气罢了。我父亲大致上就是和七龙差不多，区别就在于一个是河，一个是湖罢了。
　　邓修复辟以后，“一日三餐有鱼虾”，也成为攻击样板戏的“根据”。谁赞成样板戏，就是追求富裕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就是阶级异己分子，就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就有罪。在明确提出“先富起来”以前，他们比谁都提倡“艰苦朴素”，这是对别人要求的。现在也还存在这种情况。毛主席吃点鱼就一直受到反共、反毛分子的攻击。其实“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靠近河、湖、海的地方，贫困百姓吃点鱼不是什么奢侈，倒是家常便饭。中南海养了鱼，毛主席吃一点鱼也实在算不了什么，他们的目的原本就是攻击，大概毛主席只有吃草根树皮、观音土，在茅屋里接待外宾才不算生活奢侈。霍查同志逝世，遗孀领了几千美元的抚恤金，资本主义复辟后竟作为贪污罪论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
　　同样我父亲和叔伯们去捕鱼钓虾，从而家中“一日三餐有鱼虾”也不等于家庭富裕了。祖父生病以后我们家就每况日下了。不像现在食无鱼，吃鱼成了奢侈。不是别人，正是攻击样板戏“一日三餐有鱼虾”以及指责毛主席吃鱼是奢侈的人，现在几乎垄断了我国的鱼虾消费。
　　现在吃鱼成了奢侈，一方面由于化肥农药的使用，使得淡水资源受到破坏——化肥厂和农药厂都是毛泽东时代办的，算是那个时代的罪孽吧，但大规模的淡水养殖也是那个时代研究成功开始推广的。另一方面，自从渔民包产到户后（最后结果就是我国渔业和解放前一样，为渔霸所霸占），只顾自己一时发财，把鱼子鱼孙都捞了上来，以至于海鱼大量减少，频于灭绝，大多数百姓只能偶然吃之了，即使靠近河、湖、海的也在诉说食无鱼了。
　　不过我国能够把鱼捕得频于灭绝也不能不怪毛泽东时代。归根结底还在于毛主席时代的大建设，实现了捕鱼机械化，捕鱼能力比解放前大大增强了。交通的大发展，又使鱼的运输能力大大增强，广泛地开辟了市场。如果没有这一些，仅仅包产到户，决不至于鱼子鱼孙都被捞上来了。——解放前不也是渔霸占了统治地位，也是一家一户小渔民打鱼怎么没有毁灭我国的渔业资源呢？
　　如1970年我刚到四川，四川人大多数没吃过海鱼，甚至没见过海鱼，不少人还以为海鱼天生咸的。但1974年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城市第一次有了海鱼——黄鱼、带鱼和墨鱼等运来。当地人第一次吃到海鱼，所以大多数人煮不来，不知道海鱼肉质疏松，都煮得烂糟糟的散了架。许多人来向我请教。那时在我们这个偏僻内地大黄鱼、墨鱼也只有四角五分一斤，现在二十几元一斤的还没有那么好。
　　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总之还是毛主席不好，在一边指手画脚的最好。
　　父亲读到五年级就不得不辍学了。虽然没有经济能力上初中、上高中、上大学，小学总还准备读完的。问题是蒋介石热衷于打内战，到处拉壮丁，宁波也不宁，父亲只好辍学逃到上海来了。那是1934年，他才虚岁17。后来祖父去世，三个儿子没有一个在身边。病危时祖父专门写信到上海，叫伯父和父亲不要回去替他送终，拉壮丁正紧，回去难免被抓。那时已经是抗日了。
　　在小学，父亲开始受到地下党的影响，这我在父亲去世后好久才知道。父亲的小学老师就是地下党员，利用教学的机会对孩子们作革命宣传。他告诉学生，在江西有两个人，一个叫朱德，一个叫毛泽东，专门劫富济贫，给农民分土地，当局多次派大兵围剿，却总是剿杀不了。宁波因为文化水平比较高，小学里贫困家庭的孩子比较多，大多数学生很感兴趣，特别喜欢听杀富济贫的故事。所以这个老师很受学生欢迎。这是我父亲最初的受共产党的影响。父亲逃到上海后，就离开了他。但我叔父年龄还小，大概不至于被拉壮丁吧！就继续受到他的影响，1937年抗日以前，还是红军时代就参加了共产党。至于详细情况，那我就不知道了，叔叔不但从来没对我说过，我哥见到他的时候比较多，也没有告知。
　　父亲到上海，伯父已经在上海扎下了根，就是他给父亲找到了工作。父亲是在上海的一家棉毛衫厂学生意，和解放后的学徒社会地位大不一样。工厂里劳动条件非常差，到处是灰尘和棉毛飞舞，父亲工作二年，就得了肺结核，学徒满师后不得不回乡休养。那是1936年抗战前夕。
　　据我判断，父亲在工厂里吃了不少苦，但从来不谈。他历来很少说话，沉默寡言。到底吃了多少苦、什么苦？从来不说。我是从他从小对我们进行的训练和对六十年代忆苦思甜的评论中得知的。前者将在下面说。
　　邓修复辟以后，对六十年代的忆苦思甜大加攻击，阶级敌人也乘机反攻倒算。毫无疑问，六十年代的忆苦思甜中很有一些人弄虚作假，哗众取宠。他们也真的得逞了一时。
　　就拿我们厂里来说，有一个人，年龄比我小，解放以前什么都不知道。我生于解放前尚且没有亲身体会。她是一个孤儿，是共产党、毛主席养大的，按理应该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不料这竟然也成了政治资本，到处作忆苦思甜报告，后来就得以步步高升。只是她的能力太小，除了会转风使舵、吹牛拍马、当走狗压迫人以外一无所能，所以爬了一阵再也爬不上去了。连总务科长都当不下来，还抱怨不给她派个副科长。邓小平复辟后她当然不必忆苦思甜了。早在复辟以前此人就一直完全站在毛主席的对立面。1975年和1976年谣言满天飞，此人是个积极的传播者。毛主席去世后，发生十月事件。她兴致高极了，我们厂的生产部门支部召开批“四人帮”大会，她拿着一份由两、三页复写纸复写的不知从哪里来的谣言集说是中央文件，在大会上宣读。全篇都是胡说八道。许多是对江青生活上的造谣，诸如庄作栋是江青面首、刘庆棠是江青面首，浩亮是江青的面首，甚至连小靳庄大队的王作山也是江青的面首云云。当时我说庄则栋、刘庆棠、浩亮是运动员、演员，或许还可以说，王作山是贫下中农满脸风霜，大概只有女登徒子才会看上。这些谣言许多矛头是直指毛主席的。比如攻击毛主席喜新厌旧才离弃了贺子珍，并如何被江青迷惑，还有《红都女皇》第一句话是什么等等。现在许多人已经知道所谓《红都女皇》原本就是子虚乌有的，根本没有这本书，维特克写的是《江青同志》，1976年还没有发表，是1977年发表的。倒是我们科的老科长老辣，在她宣读完毕后说，这些目前还没有中央正式文件，等到中央正式文件下达后，以中央正式文件为准，可见她还没经过支部的讨论就擅自上场的。至今三十多年了，还没有也不可能有正式的肯定或者否定的“中央文件”，卑鄙的谣言毕竟见不了大世面。至于说到当走狗压迫人，那么我就是她的压迫对象。如1981年四川嘉陵江发大水，一直漫上了岸，官僚们才觉得不对头。对这次失职群众意见非常大，但他们毫无愧疚之心反而拍电影《特级警报 333》说谎，吹嘘自己如何组织群众抗灾的功绩。不知为什么，竟然会选我去当群众角色，实在找错了对象。我非常反感坚决拒绝去，并在开会时当场揭露这是说假话，演假戏。她就说，我如不去就要跟我们科的领导要人。——我又不是我们科的领导，她向我们科里要人跟我说什么？拆穿讲无非以势压人，以我们科的领导来压迫我。这些人是毫无廉耻的，对于自己的走狗面目不但毫无愧羞之情，居然还说：“你不去就不去，为什么还要说是拍假戏？叫我们怎么做工作？”——她自己做不好走狗居然还要怪我，居然还要我来配合，使得她能够做好一个走狗？？？！！！连我说句真话指出这是拍假戏都不允许。另外一些人说来是最最坚决地反对说假话的，老是指责这也是假的，那也是假的，居然也指责我“那么认真干什么？”其实他们指责的“假话”恰恰是真话。这些人自己正是靠弄虚作假爬上来或企图爬上去的。正像群众说的：“一个孤儿院的经历，一把扫帚撞开了党的大门。”拉她入党的人当然绝不是因为她的出身苦，也不是扫厕所，而是另外的本领为他们所看中，忆苦思甜不过是在毛泽东时代给她涂点金以应付群众罢了。复辟以后，就再也不需要忆苦思甜了，扫帚也丢了，连生产性的体力劳动也不参加了。这个人后来的作为我不大知道，我只知道1989年，她先贴出墙报反对动乱，后来又来撕。我说：“撕它干吗？让它贴着？”她说：“对不起，这次我们没跟上形势”。我说：“我国局势如此反复，如果不久以后又要反对动乱了怎么办？”果然不久以后……。
　　在六十年代的忆苦思甜中，确实有一些这样的作伪者和反复无常的小人。但绝不等于忆苦思甜就错了。工人、农民平时都在忆苦思甜，只是不是专门作报告。遇到什么就说什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随时说出来，自己也觉得很平常。真的让他们做忆苦报告，他们还说不出什么。父亲就是这样。事情很复杂，真正懂得工人农民的人知道，工人、农民吃的苦有许多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就是说出来也不为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们所理解的，相反他们听了后首先想到的是反诘。所以工人和农民也决不会在他们面前随便说出自己的心里话，真的到了要说时口气都是恶狠狠的。
　　那些作伪者，哗众取宠者，受到人们的憎恨是很不奇怪的。但在不同的人口中说出来就是不一样。
　　邓修复辟，许多反共、反毛分子利用忆苦思甜中有人作假大做文章，作为攻击毛泽东时代的炮弹。他们从根本上否定忆苦思甜，把工人、农民在解放前吃的苦都说成假的，说成“共产党煽动仇恨”。许多确确实实吃过苦的人都受到反攻倒算。最最典型的便是四川的冷月英，她坐过刘文彩的水牢本是铁的事实，当时谁都没有否定。但复辟以后，就有一些地主资产阶级的还乡团，到她那儿反攻倒算。他们不是去了解真实情况，而是事先就带了成见，提出带侮辱性的问题，结论已经包含在问题里了，回答不管是“是”还是“否”，都无疑承认他们的结论。比如“你明明没有坐过水牢，为什么要说坐过水牢？”实际是冷月英明明坐过水牢，他们却偏偏要颠倒黑白。还有一些话只有最最丧失人性的人才能说出口来。比如他们不谴责刘文彩在冷月英才生了孩子不久就将她抛入水牢的行为残忍，却问她：“你才生了孩子就入水牢，你怎么没有死呢？”对于这种代表地主阶级反攻倒算的冷血动物，邓小平当局不但不惩罚，反而极力放纵，谁对他们反攻倒算不满，反说谁“极端”。
　　在刘文彩的水牢问题上大做文章的那些人，一个重要的把柄就是后来给大家看的水牢原本是个腊肉仓库，但这不等于没有水牢。水牢当然不会设在刘文彩的大宅附近，不然半夜的惨叫声也会使人毛骨悚然。——原来是一个干部犯了一个看来微不足道的善意的错误。他起的是好心，看到参观的人在看了刘文彩的豪宅后，再去看水牢实在路途遥远。就随便指定这个腊肉仓库作为水牢，在他看来，反正大事实不出偏差就是了。谁知到了复辟时期恰恰成了反共、反毛分子的口实。真正的水牢在文化大革命学大寨修水利中拆了。——即使不拆，也不能防止地主资产阶级的还乡团反攻倒算。全国的忆苦思甜全被否定，这不过是个典型罢了。
　　但出自工人、农民之口就不一样了。我父亲是这样说他们厂里一个人的——六十年代我就听他说过。他说：“他解放前可以算苦了吗？他们苦在那里？我们比他要苦得多。”——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对忆苦思甜的态度。一方面鄙视弄虚作假者，另一方面并不否定忆苦思甜，认为自己就“苦得多”。但父亲究竟吃了那些苦，从来不说，我也无从知道。八十年代初，我听他再次说时，仅仅是：“那个时候我们一天要做多少个小时？一天睡多少觉？”从这一说话中可以得知，他解放前工作的时间很长，但究竟多少个小时？他没说。他睡觉的时间很短，究竟能睡多少个小时也没说。不仅如此，就是他工作场所的劳动环境之恶劣，他也从来不说。倒是我母亲在跟我们说到父亲学徒满师，不得不回乡休养时，跟我们说过——那是因为棉毛衫厂环境恶劣。如何恶劣，母亲也没说。
　　许多工人都不大愿意谈起自己以前受的苦。他们看不起弄虚作假的人，但绝不会否定忆苦思甜。1965年我到上海铁合金厂劳动，领导安排一个人来忆苦思甜。讲到一半，一个老工人说：“反正我没有吃过这种苦”就走了。我感到奇怪，他为什么这样说？从他神情来看，显然不是否定忆苦思甜，而且显然他在解放前吃过不少苦。到八十年代初结合父亲的态度我意识到，他和父亲一样，解放前吃过不少苦，但不满意那个“忆苦思甜”的人，他明白他是在胡编，哗众取宠，他说：“反正我没有吃过这种苦。”和父亲一样，意思是说：“我比他苦得多了。连我都没有吃过的苦，他可能吃吗？”
　　就在八十年代初大规模地否定忆苦思甜的日子里，我父亲说：“当初弄虚作假的正是他们。他们说自己如何苦、如何苦，现在又来说：‘谁说我们以前苦，我们以前老（非常：上海话）开心的。’——以前还不是他们自己说的。”“什么我吃过观音土，我吃过什么，全是瞎讲三四，哪有这种事？他们要比我们吃得好了。”
　　事情就是这样！！！父亲最最讨厌的是这种翻云覆雨的人。我也是这样。我相信在现在大诉毛泽东时代的苦，说得毛骨悚然，什么整死了好多人，杀死了好多人，以及饿死了三千万、四千万等等的人中间，完全会有当初忆苦思甜中弄虚作假的人。
　　父亲又说：“他们苦在那里？他们其实是资本家的走狗。”关于资本家的走狗我下面说“三反五反”还要说。以前我们唱的忆苦思甜歌里有一句“地主闯进我的家，狗腿子一大帮。”后来我才知道，解放后这些“狗腿子一大帮”，大多数划成分时成了工人和贫下中农，而且一说起来比谁都工人、都贫下中农。共产党来了，他们就是采用种种弄虚作假的办法，包括假忆苦思甜骗得了信任，许多人仍然高居于一般工农之上。这也是许多工人农民忆苦思甜中不愿说的原因，因为他们受的不少苦，就是地主资本家通过这些狗腿子加到自己头上的。既然他们还吃得开、受信任，那还说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把这些人称之为“三开人物”——敌伪时候吃得开，国民党时候吃得开，解放后还是吃得开。但在上海这个称呼一出头，就遭到徐老三（徐景贤）等人的攻击和加罪，罪名是“不讲阶级分析”。徐老三等人就是典型的三开人物。八十年代初有些三开人物已经成为五开人物了，经过文化大革命他们还是吃得开，邓小平复辟后还是吃得开。原来忆苦思甜做假就是为了吃得开！复辟后大肆攻击忆苦思甜还不是为了吃得开？
　　父亲当然不会反对忆苦思甜。这儿只举一个例子。凡是看到我写的《背米》的朋友大概还记得，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背米在上海人心中刻骨铭心。我父亲是个穷工人，但是没有下崗，有工作，有口苦饭吃，没背过米，没有落到要靠背米养家活口。但是六十年代有一次和我母亲说到某人因背米被打死了时，我母亲站在妻子立场上说不该去背米，他不但自己死了，死后妻儿老小更苦了。而父亲站在丈夫立场上为丈夫说话。说着说着父母竟争了起来。二十年了！二十年后一对‘不相干’的夫妻竟还为此争论！！！”这次事件的直接起因就是父亲听了忆苦思甜报告回来时，转告给母亲听，后来两人就争了起来。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是旧社会里过来的，都知道“背米”这类事，尽管父亲不至于去背米，母亲也不至于提心吊胆地等着父亲能够安全地背米回来，他们都知道这是真实地发生在中国的悲剧，所以双方才会这么认真，并且为此争了起来。显而易见，他们都认为六十年代的这次忆苦思甜全都是真实的。对于忆苦思甜报告父亲肯定的还有很多次。

　　据父亲说，从农村休养回来，到了上海，又到了“好几个”单位工作，而且不是学生意。好像父亲原本在棉毛衫厂当过学徒出师，后来就取得了“毕业文凭”，可以不必再当学徒了。我搞不懂这是为什么，父亲也从来不说。至于究竟到过那些单位，我也不知道，父亲也从来不讲。我知道一度他曾经在瓜子厂工作过。那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吃西瓜，把瓜子收集起来准备炒了吃。我们以为买来的酱油瓜子也是吃西瓜时收集来的，并对买来的瓜子那么大感到奇怪。这时父亲说：“不是，专门有一种西瓜，切开来尽是瓜子，而且大，酱油瓜子就是用它们做的。”自此我知道他在瓜子厂做过。除此以外还在那些单位干过，父亲就没有跟我们说了。最近从我保存的父亲填的表格知道（见图），父亲在瓜子厂只干了不到三个月，1937年5月进厂，到8月淞沪抗战被资本家解雇。听哥说，原本没有正式工资，解雇时给了十块钱。这次又失业半年，1938年2月到一家手帕厂干了两年收发，后来和资本家发生矛盾辞职。原因是那个资本家和父亲有点亲戚关系，父亲在他那儿做好像沾了他的光，两口子老是吵架，指桑骂槐，父亲确实呆不下去了。最后，1940年2月父亲在上海的“鸣一机械工具厂”落脚。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
　　老板王鸣一，就是以他的名字起的厂名。那时工厂大多是弄堂小厂，王鸣一开了五家厂两家店，解放初许多资本家都发了大财，他自然不例外，仅仅“祥丰”五金店的资产就由解放前的三、四千膨胀到了二万多，即使如此社会主义改造时资产总额也不过30万，但是在中国他就算是中等偏大的资本家了，可见当时工厂规模之小，这在现在只能算作小手工作坊。作为资本家当然是剥削工人的。
　　父亲的收入很低，工作时间也很长。但和我国现在的豪富比，那个王鸣一还有所不同，本身能吃苦，技术很高。——这也不奇怪，马克思也谈到过资本家一度是“工业革命的旗手”。正是这个原因，资产阶级在刚诞生时还有着“非常革命的作用”（见《共产党宣言》）。也正如此，解放时毛主席的政策还是节制资本并在最后采用改造的办法，而不是苏联那样不能不打倒。不像现在，许多豪富，甚至不过是企图向上爬还没有爬上去的人，说起话来口气极大，极其自鸣得意看不起人，却又极其幼稚。复辟以来的影视中也把解放以前的资本家起家和发展说得十分容易。拆穿讲，他们不过靠挖社会主义墙脚发家的，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自古以来，一个帝国兴起时可以发财，一个帝国崩溃时也可以发财，而且帝国崩溃时发国难财最容易、最快，这是常识，但相比之下，挖社会主义墙脚发财才是最最容易、最最快，也最最疯狂的。正是这个原因，邓小平一复辟，亿万富翁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爆发出来了，而且不要什么本钱。而解放前，大多数小业主，往往祖孙几代还是那个门面。是他们不勤快吗？是他们没有技术和本领吗？现在的豪富们如果在解放前不但根本竞争不过他们，就是有足够的老底也还只有做垮台的。
　　不过王鸣一的吃苦也有其两面性。有的苦现在的资本家就绝不愿意吃了。比如有一次他到某厂去，工人反映饭是馊的，他当场就吃了一碗，然而说：“这是锅里的气味，不是馊了。”老板带头吃了，工人们能够不吃吗？在祥丰，如果早上他看到还没有开门，就会自己去背门板，工人们看到老板在背门板了，就觉得这是无言的责备，赶快去背门板开店门。现在的豪富肯这样做吗？
　　王鸣一用人都是肯吃苦耐劳，认真学习的，当然也要老实本分的。一般来说，虽然资本家算得很精、收入很低，只要老老实实地干活，也不会轻易辞退。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王鸣一手下人，技术一般也相当高，他不会轻易辞退另用新手。社会主义改造后，几十个小厂合并，原来在他手下干的许多人得到了重用，成了社会主义工厂里的技术骨干。父亲也学到了很多技术。加上读过书，会记账，所以在五金分店“祥丰”里干，既记账，又干粗活。也正如此，父亲在给自己填的表里自己的成分是店员，特长是从事“会计及钢品、五金等业务，共担任十五年。”
　　大概也是1937年抗战前夕——这时间我是根据各种情况推测的，父亲从来没有说过，我知道也不到十年。父亲的小学老师，那个地下党员受到国民党的抓捕。国民党只知道他思想左倾，还没有抓到真凭实据。后来又到他家里抄了家，什么都没有抄出来。原来他的东西已经转移了，就是转移到了我们家，一直保存在我父亲那儿。
　　我是怎么判断时间的呢？这是根据下列情况。我父亲保存的材料里有一份《西行漫记》，该书出版应该是1937年，所以不会在这个时间以前。另一方面，也不会再以后。抗战开始国共合作，蒋介石一度对于共产党尚且不好捉拿，何况一个证据不足的左倾分子呢！所以又应该在抗战开始以前，也就是七七以前。就算七七以后吧，那不但说明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证据不足的左倾分子尚且要继续镇压，而且八·一三抗战，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很快丢了上海，日本鬼子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所以这事情除了1937年以外不会在其他时间里，一般也不会在七七以后。
　　父亲从来不对我说地下党的事。我第一次听说地下党曾经住到我们家里是在1955年，母亲说的，也不是说话的主题，而是在说房子时不能不提到的。
　　解放前我家居住非常差。一般来说上海以石库门房子的亭子间为典型，我们比亭子间还要差。我们住的是上海市康定路（解放以前是以一个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名字为路名，解放后改的名）39弄三德坊22号三楼。那是亭子间上面的晒台盖个屋顶搭的房间，不但小，而且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天花板上的泥土石灰还一块块往下掉。但这不是我家住得最差的时候。父母刚结婚时，房子还要小许多。总的来说，解放前在上海我家也就是个一般的工人家庭。住得很差，在工人中也不算最差。大家看过七十二家房客吧！在总共100多平方的石库门房子里拥挤着七十二家。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更没有钻滚地龙。
　　刚解放我们当然还是住在那儿。但因为解放父亲收入一下子就提高了，生活也就好了起来。既然如此，对于原来的居住自然感到不足了。经过几年积蓄，1955年我们搬了家，到了徐汇区复兴西路三十弄十二号四十六室，后来的澳大利亚领事馆对面。搬家时，一些参加搬家的工人说：“这家人家发了”。其实我父亲仍是个工人，不是豪富。如果说我家发了，那么全国大多数的工农解放后都发了，程度和情况各有不同罢了，苏州河边的滚地龙是在1956年最后消灭的。两处的房子天差地别——尽管现在看起来也不过如此，26平方加一个洗澡间，但这房子解放前哪是工人居住的？也正如此，解放十七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这座房子的居民仍然劳动阶级的不多，资本家和反革命倒不少，解放前只有一个医生可以算劳动者，医生是劳动者的上层。
　　搬家后，母亲在把两处房子作比较时说，三德坊的房子不但差，而且又小又拥挤，除了我们家曾有五个人外，以前还有一些亲戚来住过，祖母、两个姑妈、姑姑、叔叔，另外还有叔父带来的地下党员也来住过。
　　母亲不过说房子拥挤，不是专门讲地下党。我听了就听了，地下党就是地下党，没留下很大的印象，没有思考更没有追根溯底。母亲也就只说过这么一次。至于叔叔是地下党员，我后来听到过好几次，也很简单，无非是说他的党籍还没有恢复，这下面要说。
　　一直到八十年代父亲才在不经意之中说过一次。大概1981年吧，不然就是1983年回上海，我正在看《红星照耀着中国》。父亲也拿去看了起来说：“这不就是《西行漫记》吗？”我知道这是解放前的名字，立即大感兴趣，问父亲：“你看过《西行漫记》？”父亲回答是。我又追问父亲是在什么时候看的。父亲回答说：“那是你阿叔的地下党。”半句话，再也没有下文了！我还以为是地下党住在我家时给我父亲看的。父亲去世很久后才知道，不是。
　　我才知道——那是叔父的老师，也就是父亲的老师，发现蒋介石要抓他，就把材料转移到我们家中来了。他在宁波，材料究竟是怎么转移到上海的？是叔父拿到上海的？或者1937年正好父亲在宁波养病，把它们转移到上海来了？我至今不能确定，只知道后来长期由父亲保管。最近看了表格，得知父亲1936年5月因肺病失业在家，于1937年5月又到上海一个瓜子厂工作，从时间上看正好相合。
　　九十年代，据叔叔对我大哥说，那个地下党在材料转移以后，蒋介石没有抄出什么来，没有证据也不好治罪，只好把他撵出宁波，不许他在宁波，也不许他再教书。他失去了生活来源，据了解后来他是活活饿死的。父亲和叔父的帮忙使得他多活了一些时间，但也仅如此，最后他还是被老蒋害死了。毛主席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还给一条生活出路，蒋介石可没有那么宽容。本文贴到网上后，有个反共分子针对1961年大规模弃农经商使得田地大批荒芜或种应付地，说什么“自由选择职业是基本人权，他人不得干涉”，可他为什么不谴责蒋介石不许一个教师教书，致使他饿死，难道这就是“基本人权”吗？
　　叔父1937年已经参加了共产党，不然那位革命的引路人被赶走后叔父将失去组织上的联系，但叔父的组织关系显然还保留着，他属鸡大概也只是虚岁十七。抗战时，叔叔带了一批人去参加新四军。连他自己一共七个，所带的人个个满怀豪情，自信不是孬种，敢于为国效劳，愿意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牺牲自己。但是到了新四军，当天就要打仗。大家都没有受过任何训练，连枪都从未摸过。据说新兵上阵往往要害怕的，何况他们刚才还不是兵呢？当天就牺牲了两个。他们害怕极了，有的人还想逃走。从这儿也可以看到战斗之激烈。可是现在一些反共分子、蒋匪残余居然造谣说，共产党根本不抗日，只是扩大自己实力。而邓小平当局居然放纵这些谎言到处流窜，谁要反驳反说谁“极端”。他们还是共产党吗？“极端”是最最廉价、在最最没有证据和罪名时、最最方便使用的罪名了。
　　——要说扩大实力不假，抗日的力量怎么能够不扩大呢？我叔叔连他自己就帮新四军扩大了七个人，当初都是出于爱国的热情自愿参加的。为什么这些自愿为抗日而献身的民众不愿参加蒋介石的军队而参加共产党的新四军呢？我祖父就是在1940年去世的，也是在那时留下遗言三个儿子一个都不要来看他，我哥看到过这封信，如果叔父确实像我哥说的那样在1938年带人去当新四军，那么祖父去世时他已经当兵了，下面还要说父亲和大伯父冒着风险去找地下党。但这次蒋介石拉壮丁已经不是打内战了，仍然没有谁心甘情愿地去的，反而要竭力逃避。在江浙一带就有个说法：“当兵要当新四军”，宁波附近的新四军是四明山上的三五支队，我不知道叔父是不是上四明山。为什么蒋介石扩军要靠拉壮丁呢？为什么拉来的壮丁绳捆索绑如同囚犯呢？不就是新四军一直在真心抗日，战斗激烈。蒋介石拉的壮丁，在押送到抗日战场时，路上就死了一大堆，现在有人统计说总共死了1700万人，那真是人间惨剧，那些死难者和我叔叔带去当天就牺牲的两个人比，那个值得？蒋介石军队真正死于抗日战场的也“不过”300万人，还不包括受伤。由于腐败、指挥不当和不依靠群众抗日，大多是不应该死的，每消灭一个日本兵就要死掉五、六人。据统计，国民党军队包括毙伤俘总共不过消灭日军五十万。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怪不得“一寸山河和一寸血，血流成河山河失”。
　　有人说共产党扩大自己的实力也是强迫征兵的。我不知道我叔父带的人如何强迫他们去当兵的？总不是我叔父把另外六个也绳捆索绑，他一个人拿着枪逼着去的。我叔父也没有拿过枪。如果另外六个人不是自愿的，谁也没法逼他们去，就是逼着去也不是叔父一个人控制得住的，早就逃走完了。
　　我不知道叔父自己第一次上战场有没有害怕，就是害怕也很正常，但他已经是老党员了，出生入死不是第一次。反正他在新四军里连续干了两年。后来身体不好得了肺结核，不能胜任战场，部队让他离队到上海接头继续当个地下党员。
　　叔父来上海一路上吃了不少苦。他失去生活来源靠讨饭才到了祥丰。父亲看到外面一个瘪三（叫花子）进来，全身衣服褴褛，饿得极瘦，满身虱子，直到喊出一声“阿哥”才认出是自己的亲弟弟。于是拿出自己的旧衣服让他到洗澡堂里去洗澡，至于他身上穿的衣服——尽管解放前一块指甲大的碎布也不会随便扔掉——实在不能再利用了。“衣裳嘸做（宁波话，指极度褴褛、肮脏）勒（了）。全是虱子，淬火间烧脱勒”1987年父亲去世前，在我问到叔父时跟我说的。所谓淬火间，不过店堂后面几个平方大的房间，年轻人不要误以为是现在的热处理车间，很大的厂房。淬火工作技术性很强，历来王鸣一亲自动手，父亲和其他工人也参加。
　　尽管1987年去世前夕，叔父到上海来看他，我问了父亲这事，父亲回答得也极简单，连明确年份也没说。我一直认为是父亲成家并于1943年搬到康定路三德坊以后的事。但大哥说叔父参加新四军是1938年。如果他没有搞错，那么离开新四军回上海应该是1940年，父母还没有结婚。但我母亲既然说叔父曾经把地下党带到三德坊来，又应该在1943年以后，我家就是1943年搬到三德坊的。——或者那以后他和地下党还曾经有过联系？
　　大哥说的也不一定能够作数，从父亲的表格看，他1940年2月才进祥丰，如果叔父1940年离开新四军回上海，那么2月以前他决不可能到祥丰，父亲还不在那儿工作。就是2月以后也不大可能，父亲进祥丰才几个月。叔父在新四军两年，怎么知道父亲在那儿工作？又怎么会去找他？他能到祥丰找他，父亲应该在祥丰有了一定的工龄，不像一个才进来的新手。很可能叔父去新四军以前已经知道父亲在祥丰干了。也就是最早在1940年以后才去的新四军，到过祥丰，回上海最早1942年。很可能父亲已经结婚，多半还要晚些，是1943年或更晚的事。因为叔父回上海当然先要找落脚点，到父亲那儿就是找个落脚点，我家已经搬到了康定路，总是想在康定路住下，不然就去新疆路大伯父那儿了。
　　如果父亲还没有结婚，那么不知道叔父住在那儿？反正当时他身体极度虚弱，满身的病，奄奄一息，几乎什么都不能干了，只好暂时住下养病，不能和组织联系。他对父亲和大伯父说，他到上海是来找朋友联系的。父亲和大伯父明明知他是什么朋友，也明明知道风险，明明知道“到了梵航渡路即使活着出来也只剩半条命了”，也愿意先代他去找。——梵航渡路是日伪的武装警察、盖世太保，老上海人人知道。六十年代我去参观过，亲眼看到各种刑具以及晒人干的天棚。——那一天，父亲和大伯父兴冲冲地到了那儿，对地下党员说了叔父的情况，说明他生病不能来，希望地下党能够来看他等等。那个地下党员对父亲和大伯父非常客气，满口答应，但没有来。叔父身体稍好再去时，他已经不在了。据猜测也许是看到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心生疑虑逃走的。叔父后来再去找新四军，新四军也已经开走了。从此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其实如果那个地下党员了解真情，也许共产党会增加两个新党员。大伯父还是个小业主，但当初对于新四军抗日都是有好感的。我们宁波人尤其对于在四明山抗日的新四军三五支队印象特别好。1945年抗战胜利，三五支队占领了宁波，国共谈判撤出了浙江，宁波的老百姓说：“唔没用场呃，还会进来呃。”大伯父就给自己的新生儿子起名“为进”（在上海和宁波，“为”与“会”同音）。1949年上海解放，他又给新生的孩子起名“为放”。拙作《背米》里说到，九十年代上海有个流言，有人造谣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共产党宣传，牌子是共产党伪造的。”“我第一次庆幸父亲中寿，没有听到这话。我大伯伯不幸高寿被污了耳朵，气得不得了。他说他亲眼看到这牌子。我大伯伯不是共产党，是小业主。”——这是真实的。
　　从地下工作的原则看，叔父犯了个错误，按理这种事情是不能让别人代替的，即使自己的亲人。但也许是我父亲和大伯父太热心吧，他们对于地下工作原则可谓一窍不通。也许是他们看到叔父身体不好，奄奄一息，阻止他自告奋勇去的。但这种热心实在过了头，就是要去也只去一个人就行了，他们又不是不知道这是杀头的事，一旦不测全家三弟兄被一网打尽。如果只去一个人，那么显然非我父亲莫属。大伯父不但结婚还有几个孩子，祖母要他供养，他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其中两个是我的姑妈均守寡有孩子。如果他死了，这一大家不是全完了吗？我父亲就算已经结婚最多留下我的妈，或者还有姐姐。对祖母他没有能力供养，更没法照顾三个姐妹。可是他们居然两个都去了！！！
　　即使如此，地下党以后确实还到我家来过。详细情况我更不知道了。大哥解释说：叔父脱党后还是遇到过地下党员，并为地下党做过事情。但我知道，1945年抗战胜利，地下党最后一次到我家来，这次绝对肯定是他们自己来的，不是叔父带来的。这说明他们熟悉我家，知道在康定路三德坊有那么一家掩护过共产党，1943年以后他们应该至少有一人曾经在我们家住过。他们是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送几个美国飞行员到上海来的（一说两个，据哥说六个，但在上海话里“两”有时是“几”的意思）。这些美国飞行员，飞机被日本鬼子击落空降后，被共产党救起，抗战胜利就派人送他们到上海。可蒋介石已经攫取了胜利果实，劫收大员已经劫收了上海，汪精卫伪军摇身一变已经成了国军，反共还是老样子。所以这两个地下党员，把美国飞行员送到上海后，自己立即逃掉，住到了我家来。
　　父亲保管的共产党老师的材料还在，他也不知该怎么处置，就问这两个共产党员，他们看了后说“烧脱”。这样，这些材料也进了淬火间。——这不奇怪，据我猜测大概都是宣传资料，不会是机密档案。机密档案是宁可烧掉也不会保存在父亲那样一个非党员手里的——尽管是个可靠的非党员，在他手里好好度过了八年抗战。
　　“烧脱”是父亲1987年去世前的原话，当时只指《西行漫记》。我想通过《西行漫记》的下落，询问父亲地下党的情况。父亲只是很简单地回答说：“烧脱了，地下党讲的。”连时间地点也没有说，如不是后来大哥对我说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时烧的，我还以为早就烧了。也是大哥说在淬火间烧的，但他不知道《西行漫记》也是地下党给的，只知道《西行漫记》和其他材料一起烧掉。父亲从来没有正面对我们讲过这些事，所以我只好处处考证。1945年那次地下党住到我家中来，只是数次中的一次，但我母亲明确地说地下党是叔父带来的，哪是什么时候？哪一次或者不止一次？我就不知道了。小时候母亲还说到过叔父住在我们家里时的一些趣事。比如有一次他坐在马桶上看报纸，突然把报纸撕了当手纸。她是当作趣事说给我们听的，并且说：“又不是没有草纸，草纸就在旁边。”那时我们也只是感到好笑。后来我明白了，一定是叔父对于蒋介石或汪精卫的谎言报纸不满意。母亲大概至死没有想到这一层。
　　我并不认为父亲掩护过地下党就好了不起，他不过是千千万万对共产党稍微了解一些的普通而又普通的工农群众中的一个。父亲是田慧莲，不是李玉和，也不是李铁梅；是沙奶奶不是郭建光，也不是阿庆嫂。父亲自己就从来不想说。在毛泽东时代我从来没有想到要说这一些，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要去了解这一些。但现在中国既然已经资本主义复辟，反共分子、右派分子、邓修分子猖獗，我就要说。如果他们一定要给我加个罪名，说我在吹嘘，我也只能嗤之以鼻。他们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是实在没有罪名好加了。我现在要说的目的，第一：是为了说明解放以前共产党是如何受到千千万万工农群众拥护的，第二：是为了说明解放前普通工农群众在对共产党有一些了解后又是如何拥护共产党的。第三：下面再说。
　　父亲是在1942年和母亲结的婚。
　　外公姓王，是个资本家，开的棉毛衫厂，全家只有他一个人属狗，所以生产的棉毛衫为单狗牌，资金不多，社会主义改造时才四万元，解放前也算是个中等资本家了。人员最多时达到六桌——这是解放前上海计算一个企业规模的单位，一桌八个人，六桌就是四十几人。
　　外公也是宁波人，宁波人互相通婚是常事。他原来出身也很苦，虚岁十三到上海学生意，跟一个饭师傅当徒弟，很肯学习，所以外公烧的一手好菜。满师后给一个外国人当厨师，那个外国人很喜欢他煮的饭菜。后来外国人回国，要带外公走，外公不愿去异乡客地。外国人就给了他一些解散费。那年他也才十九岁。他就以此起家开始了他的生意。——如果他跟外国人走的话，不但不会有我们，连我们的母亲也不会有。
　　外公其实并不擅长办厂。但他是一个能干的推销员，解放以前称之为跑街先生。通过推销赚了一些钱，就办起工厂来了。但外公的企业很不顺利——解放前办厂的都不是一帆风顺，比邓小平复辟以后不知要困难到什么地步。几次失败，企业曾经倒闭，外婆把自己的嫁妆都拿了出来让外公去做本，后来又找了姓张的两弟兄做经理，工厂才有了起色。抗战爆发后工厂被日本鬼子炸了，不过外公已经把财产大多转移到了租界，并在租界另行开张。原来外国货充斥上海的市场，中国的民族资本受到了很大的压抑。由于日本鬼子的侵略和占领，上海的租界隔绝了外国货，成了孤岛，民族资本反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就是在这个时候，外公的厂也兴旺起来发展到了六桌。——解放以前的上海，也就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此时，民族资本才得到过很大发展。所谓三十年代的黄金时代完全是谎言。
　　后来珍珠港事件爆发，租界也被日本鬼子占领，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大批工人失业，不过外公已经发展起来了。
　　外婆生了十个子女，成活六个，就只有大舅舅是儿子，是老大，其他都是女儿。我母亲排第二，是大姐。下面是四个阿姨，但外婆在我母亲虚岁12时因为生孩子而去世了。解放前，即使资本家的儿女也大批地夭折，产妇也大批死亡，做了老板娘也不例外。母亲小学毕业就辍学了，她成绩很好，在学校是第一名，学校曾经奖给她一个银盾。她说，她非常想再读书能够上初中，但外公说：“女孩子读到小学毕业够了”就没有让她再读下去。她说，如果外婆不是死了的话，大概是可以升学读初中的。
　　外公思想很封建，对子女要求很严。但母亲从小就有一点造反精神。外公从来不允许女儿做扫地、洗手帕那样的粗活。甚至连母亲到楼下的车间里去学缝纫机，被他看到了都要被他训——照例来说这是女红应该允许女儿做的。但母亲不但经常偷着去学，并就此学会了缝纫机，而且许多事情都要试一试手。有一次一个木匠在推刨子，母亲居然也去推，结果推不动。此事如果被外公知道了，真不知又将受到什么样的训斥了。
　　文革中保守派以我母亲的家庭出身来做文章，质问我，父亲既然是劳动人民为什么会和资本家的女儿结婚。——这事情如果被现在为谎言受蒙蔽的年轻人知道了，一定会以为又是造反派干的。可是恰恰相反，走资派、保守派正因为无罪好加，才到处拿着放大镜找茬。查几代就是他们干的。自古皇帝也有几个穷亲戚，人活在世上哪会没有一点社会关系，要查几代总找得到岔子的。他们从来就是光找别人的岔子，反正不会查自己。不知道他们自己经不经得起查？——其实不光我母亲，外公的女儿没有一个是跟资本家或者其他有钱有势的人结的婚。由于外公自己出身也很苦，所以从来不讲这些。他的女儿有一个送给农民，后来就和农民结的婚，有一个送到乡下让农民来养，虽然回过上海，从各方面看都是标准的农村女孩子模样，结婚后几经周折还是成了农民。外公选女婿的标准是人品要好，而孝道又是第一。祖父在宁波是个出了名的大孝子，又是出了名的好兄长，于是外公认为他的儿子也不会错。经过相亲认为父亲老实，就答应了这桩婚事。
　　母亲和父亲结婚后，什么都要做了。据母亲说，她第一次剖鱼时，还割破了手，鲜血直流。但母亲很要强，经过一段时间，她就什么都会做了，也从一个连手帕也不会洗的资本家的女儿，变成一个工人的妻子了。文化革命中造反派翻身后，我对她说我校走资派、保守派拿她的出身对我攻击，她笑着说，如果外婆还在或许会反对外公的主张，那现在或许真的要成为资本家的家属了。当然也不会有我们这些人了。
　　1962年困难时期，我们楼下有个资本家的小老婆，对母亲和其他人绘声绘色地讲：“最恨做”，足足讲了二个多小时。母亲感到很好笑，回到家里对父亲说，不过她只能复述出二十多分钟，也已经够生动的了。至于我，当时虽然听到，现在却连两句都复述不出了，也不知道那个资本家的小老婆，怎么会有那么多话来描绘“做”的罪行，也亏她有这么敏感的观察力和描述能力，如果让她写成文章相必可以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其实她说的“做”既不是到田头去种地，也不是到车间里去生产，仅仅是煮饭烧菜等等。解放前和解放初她一直有佣人服侍，大概没了佣人，没法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了，经过几年就会有如此深刻的体会。她还大言不惭地说：“如果谁煮好了，请我吃，我倒很喜欢吃。”母亲也是当作为一个笑话转述给父亲听的。像这样的人在这个疯狂的复辟时期确实可以大大地诉一下苦了。我在网上发表了《王立群不老实》后，有人指出他曾经大诉毛泽东时代的苦，其实不过偶尔参加过一些体力劳动，曾经用小车推过一些砖头。这种人我确实看得不少了。刚复辟时有的人说起毛泽东时代就咬牙切齿，好像曾经蹲过监狱、陪过法场似的，或者至少蹲过牛棚。但实际上由于会钻营，在毛泽东时代中他们得的好处仍比哪一个都多。他们长期不参加生产性劳动，有的人不过在提倡干部或知识分子参加生产劳动时在车间干过二个月，更有人甚至不过在车间劳动过两天，自此就留下了一辈子的话柄。网上有个年轻人说：“我以前不知道什么是‘五七’干校。我还以为是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后来才知道原来不过参加一段时间农业劳动，让你们体验一下生活，几百元的工资照拿。如果这叫做苦，农民天天都在田里劳动又该如何说？如果要说苦，我比你们苦得多。我年纪轻轻就让我‘买断工龄’，从此工资就没了。如果现在有‘五七’干校，我也能保留工资，我第一个报名去。”这个青年明白他们为什么叫苦，因为他们历来认为自己是上等人，只能享受不能劳动，最好还有人来服侍他们，所以仅仅让他们动一下手，就是不可容忍的迫害了。就以那个资本家的小老婆来说，如果让她到车间里去，即使仅仅做一些轻体力劳动，那就更要诉苦了。大跃进时解放妇女劳动力，办生产组和街道工厂，我们这儿有不少剥削阶级家庭的就没有参加，人们一般也不会去动员她们参加。
　　复辟以后，邓小平之流大肆攻击社会主义是什么“大锅饭养懒人”，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有什么懒人，那就是他们。复辟后我们很快就看到做事的是做事的，捞好处得享受的则是另一些人。才复辟，各单位包括工厂里就出了不少什么事情都不做的闲人，让工人们来养活他们。农村也差不多。八十年代已经出现了所谓的有闲阶级。到现在甚至还出现了不少这样的人，自己不会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别人会做反被他们看不起，连在家里安一个电源插座，钉一个钉子也不做，让别人做。“某某人居然自己在做”好像会做的都是下等人，他们上等人是天然享受受人服侍的。也无怪乎他们对于批林批孔为什么恨之入骨，百般加罪了。孔老二就是一个“最恨做”的人，樊迟问他种粮和种菜，他当面说自己不如农民，樊迟一走就骂樊迟小人，说什么：“上等的贵族只要能够统治下等的人民，下等的人民自然就会把生活资料贡献给自己享受了。”他自己就是一个最最会享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唯酒无量”的“大圣人”。也就是说“如果谁煮好了，请我吃，我倒很喜欢吃。”真不知道下一次革命推翻了目前这个疯狂的复辟时期，这些人将怎么办？——他们也许还是有办法的。可是偏偏就是他们在复辟时却硬说什么社会主义是“大锅饭养懒人”。现在才养了大批的懒人，压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头上。
　　我母亲在外公家时，虽然外公不允许她扫地、洗手帕、学缝纫机，还不能什么事都不做。针线等女工还是要做的，又如我二舅舅出生后就是她抱的，一直抱到三岁（虚岁）自己结婚以后。相亲时外公跟大伯父和媒人说，我家的女儿连手帕也不洗的，但他又说结婚后可以慢慢学。我不明白，既然如此外公为什么不让母亲结婚前就学起来呢？为什么偏要让她婚后才去锻炼呢？一般来说，外公的几个女儿都很勤劳，也比较能干。他有两个女儿最最苦，从小在农村连农活也要做。
　　据母亲说，和我父亲结婚时什么都没有，家具是借来的，房子只借了一个月。我在八十年代问到父亲，父亲说，这房子也住不起，工资（不包括吃饭，那时在资本家那里做事，一般是吃饭加工资）不过六十元（伪币，等于多少下面算），只够勉强再供养一个人，房租倒要一百一十元。结婚不久，热闹过后家具就运走了，满了一个月又必须从借的房子里搬出来。所以母亲说刚结婚时父亲连铺板也没有一块。
　　不过九十年代我哥到宁波去后，叔父对他说，我父亲结婚时房子、家具都还是有的，都在宁波，是祖父留下的房子以及用祖父留下的木料打造的家具，解放前木料很便宜，不算什么。七十年代堂弟（叔父的儿子）的结婚家具也还是祖上留下来的木料做的。父母的婚事都是家长一手包办的，那边是外公，这边是大伯父。大伯父认为父亲结婚后，母亲应该到宁波去照顾我的祖母。跟外公说，外公几乎没有思考就脱口而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还用说？”我父亲和母亲都蒙在鼓里就这样被撮合在一起。但母亲结婚后，听说要她去宁波，她的造反精神又来了，坚决不去。一个月后在快一无所有时，到了外公家，我的父亲不好说什么，但外公要她去宁波，不管怎么说她也不肯去。到最后外公没有办法了，只好给了母亲三样家具，一张铁床、一张桌子、一只面汤台（洗脸用，下面是柜子）。父亲就在上海的天潼路安了家。据叔父说，因为母亲没有去宁波，给父亲准备的家具后来他结婚时用了。但父亲还是拿到了三样东西从小就伴着我们。搬到三德坊后除了自己买了一个旧木床外，在宁波拿了一张桌子、一只被柜，还有一只木盘。上面都有“心德堂曹”四个字。父亲去世我们三弟兄一个人得到一个。我拿到那个木盘，现在成了家庭文物，女儿结婚，木盘代表祖先放在花烛前，小夫妻面对着行礼。（见照片）弟得了被柜。哥得了桌子，已经坏了， 2004年我回上海探亲，和他一起把桌子拆了，留下有“心德堂曹”字样的横木作为纪念，其余扔了。
　　天潼路房子只有四、五个平方。比后来的三德坊还要小得多。听说那个地方住的都是劳动人民家庭，处于弄堂深处，那个时候上海所有的弄堂都只允许有一个出口，所以从正门出去要走很长的路。居民在后门上弄了一个洞钻进钻出。刚开始，不但我母亲拿不下架子，父亲也拿不下这个架子，第一次出去打酱油走正门，走了很长时间。到后来也和大家一样钻进钻出了——走这条路到底要方便得多。我的阿姨们到我家来，也钻进钻出还感到很好玩。后来太娘（外曾祖母，母亲的祖母）来，三阿姨带的路也走这儿，并把太娘硬往这个洞里塞。
　　父亲的婚事是大伯父一手操办的，大伯父也花了一些钱。据四姨父1955年到图书馆找资料帮父亲算，大约相当于当时的新人民币100多元，1942年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不算很多也不算很少了。依此比例推算，父亲的工资伪币60元大概是1955年的人民币5元多，或旧人民币5万多。父亲跟我们说过，那时他的工资（不包括吃饭）是三斗米（45市斤），正好相吻合。解放前大多数工人就是这样的收入。
　　应该承认，大伯父为家里做了很大的贡献。祖父得病后，他很早就工作，并且给家里负了一定的经济担子。后来对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都出过力、帮过忙，不但操办了我父亲的婚事，工作也是他帮忙找的。
　　不过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能要求人们帮忙没有一点私心，那时没有雷锋。大伯父帮忙也确实想要一点代价的。他在撮合了父母的婚事后，就要求父亲跟外公开口借钱，他好把生意做大。父亲感到很为难，不能开口，但也不能不开口。最后还是跟外公说了，受到了外公的拒绝，借口是父亲和伯父还没有分家。——自然一个资本家有钱为什么不自己做生意呢？为什么要给别人做呢？父亲也就没有再提起。
　　父亲的收入很少，除了自己在资本家店里吃饭外，所发的工资只能勉强供养一个人，即使如此也很紧张。所以有相当一段时间，母亲一天只吃两顿。现在有的下岗工人家庭每天接近中午才起床，吃上一顿饭，然后考虑如何再弄一顿晚饭吃吃，弄不到这天就只吃一顿。母亲那个时候大致就是这个样子，不过由于父亲没有下岗，所以晚饭还是有的，比现在有的下岗工人要好一些，不过当时也有大量的失业工人，他们和现在的下岗工人比如何我就不知道了。解放后父亲在填表时说，自己在解放前受人剥削，生活无保障，处于半饥饿状态（见表），这是真的！解放前上海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面还要讲。母亲就从来反对任何浪费粮食的行为。到了七十年代，我家存有几百斤余粮，即使如此，母亲还是决不允许有任何剩饭不吃尽。文化革命时期父母把一个表妹养在我们家，偶然剩饭，是母亲把它吃完的。她有一句口头禅：“为来为去为了吃”，尽管那个时候我家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吃这样的剩饭了，她还是这样做，这样说。这决不是说她在粮票上非常吝惜，她可以大方地把粮票送给别人。1975年我结婚回上海，她就硬要把200斤粮票给我们，理由就是我原来在铸工车间定量45斤，现在到了化验室减到了27斤会不够吃，我们结婚后可能会有孩子需要粮票。我再三告诉她，我在铸工车间时45斤根本吃不完，现在还存了不少，目前在化验室胃口也减小了，她还是坚持给我，我只好收下。

　　母亲很快有了孩子，生下我的姐姐。父亲手头更拮据了。尽管他一贯本分，从来没有贪污过资本家一分钱，不得已时挪用还是有的。每次急需钱时，从掌管的帐上拿一些，发了工资，再填补上去。有一次资本家说要查账，正好父亲又挪用了，迫不得已只好跟母亲说，请她到外公那儿去借一些，说定发了工资马上还。鉴于上次借钱的经验，母亲就不直接跟外公说，而是请太娘帮忙，太娘同意跟外公说。但跟外公一提起，就被外公当场顶了回来，还对着自己的亲生母亲说：“你女人，不要管这种事。”太娘也就只好不提。正因为如此，父亲对外公非常生气，一度不去外公家，连过年过节也不去。对母亲来说毕竟是自己的父亲，还是不能不去。外公也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
　　大伯父听说父亲问外公借钱后把父亲训了一顿，说：“没志气，坍我台，要借钱为什么不到我这儿来借。”
　　尽管如此，在那个资本家的家族里，却总有人认为我们曹家揩了他们好多的油。总好像拿了外公好多的钱和东西。那三件家具就成了唯一的证据。尽管那三件家具并不是我父母造成的，外公既然不和女儿作任何商量一手包办了婚事，当违背女儿意志制造的既成事实受到抵制时，怎么能够不负责任呢？父亲什么都没有问他要过，除此以外，也什么都没有拿过。但解放以前，我父亲还是这样在一个资本家家族的流言和阴影之下生活。这不算奇怪，解放以前工人和农民都是在地主、资本家的阴影之下生活的。邓小平复辟，工人农民又在豪富、权贵、资本家、地主的阴影底下生活了。我家就是如此，下面我就要说到。
　　有人可能会说：不管你外公出于什么动机，给了三样家具总是对你们好的。——是的！父亲本来也是感激的，但既然有人要认为我家受了他们的多大好处就不能不说清根源了。另一方面外公确实有些做法很不合适，也使我不能不说一下。尽管外公在个人为人上几乎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但作为资本家，他的灵魂就不能不是资本家的。按照解放前的规矩，婚礼男方管男方办，照例不请女方，女方如要办酒，叫做“开脸酒”，女方自己办，也是不管男方的。据大伯父和叔父说：父母婚礼破了例，男女双方亲戚都参加，到场二百余人。结帐时外公抢先去付钱，大伯父看到了就赶紧上去，两人当着这二百号人的面争了起来，店家收了外公的钱。大伯父倒感到外公大方很欠女方的。但事后外公派人到大伯父那儿说：这次婚礼，女方到了一百多人，男方六十二人，两个人就算了，要大伯父支付六十个人的酒钱。大伯父听了，二话不说，立即给了六十二个人的酒钱，一个也不愿少。叔父还说：外公的嫁妆是丰厚的，要价也是高的。三姨夫听到此说立即表示同意，他的经历也是如此。
　　两次借钱的事父亲从来没有说过，都是母亲说的。五十年代她说过，六十年代她说过，七十年代她也说过。
　　大概1943年父母搬到了三德坊。房子比原来要大得多了。最大的好处离家近，和父亲工作的祥丰五金店就在一个弄堂。祥丰是55号，三德坊39弄。父亲如从后门出来到家只要三分钟。房租虽然贵多了（1955年人民币二元多），上班的车钱可以省下了。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大哥出世了，父亲的负担又加重了。不知道是怎么过的。就好像现在我自己曾经内退，妻子下岗收入更低，人家不知道我们是如何过的日子，我们也不知道下岗工人家庭是如何过的那样。八十年代我问父亲，父亲说他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如果仅仅依靠工资是绝对不够的，尽管好早就上班，好晚才下班外，父亲还得挣一些外快补贴家用。
　　抗战结束，蒋介石挑起内战，第三次大内战又开始。父亲和十几个相邻的商店、工厂的工人、店员和小业主在一起谈论这场战争谁会赢，只有一个人说蒋介石会赢，——此人此时已经参加蒋军当了一个小头目，其他人都说蒋介石要输。争论双方的理由是一样的，就是共产党得民心，蒋介石只为豪富谋利益。那个人认为，下层百姓的拥护是无足轻重的，豪富权贵们的拥护才是关键，当然蒋介石还有美国支持，武器好，又拥有几乎全国的资源等。而其他人都说，现在政府腐败，失民心者失天下。在现在这两种意见也还是存在。总有人认为当局只要把豪富权贵讨好了，就不怕小百姓翻天。
　　事实证明大多数人都是对的，尽管他们之中了解共产党的并不多，但蒋家皇朝腐败必然要失败，这是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就好像现在比解放前还腐败，大多数人都明白——看你还能横行到何时？
　　大内战开始不久，我出世了。现在父亲要负担一家五口人了。他实在挑不动这副担子了。我还在吃奶，母亲就到王鸣一的店里去煮饭，没有工资，只是让母亲和姐姐吃口饭。那时父亲的工资只能供大哥一个人买廉价的美国奶粉吃。解放前饭师傅的地位最低，上海称之为饭乌龟，总之任何人都可以训，受到训斥时只好像乌龟那样把头一缩。而母亲还不是正式的饭师傅，我姐姐年龄很小吃得了多少饭可以抵工资？所以我母亲也是受过直接剥削的。还好店里的职工对父亲和我家都很好，没有受到刁难。
　　在娘家时，外公原本不许母亲动一下扫帚，甚至不许学缝纫机，认为扫了他的面子。但现在母亲的地位如此低下，他却无动于衷。因为那不是他做父亲的不能干，而是女婿做丈夫的不能干。其实即使他不让母亲在自己的厂里工作，也至少可以让母亲到其他资本家的企业里干。母亲有一点文化，让她做点账之类总还是可以的，当时（现在也是，或许更是）这算比较体面的工作。如果让母亲读初中、升高中，或许还可以做更加体面的工作。但现在女儿嫁出去了，他就一概不干涉了。

　　1948年姐姐死于贫病交加。她才虚岁六岁呢！（见照片）姐姐年龄虽然小，却很想读书。她经常对人们说：“阿拉爹爹就是没有钞票呀，如果有老早就读书去了。”那个时候学费很贵，父亲连起码的生活都难以为继，要让子女上学自然是困难的。很难想象，如果不是解放，我们究竟能不能上学，有没有学文化的条件？即使能够上学也充其量和父亲一样读上几年。姐姐非常想认字，父亲就买了一些书来，自己教她认字和数学。姐姐去世前，这些书她都已经学了。认了不少的字也学了数字。后来在我们上小学前，父亲又教了我们这些书。至今我还背得到一些。语文第一课是：“小明去上学，小明每天去上学。”第二课：“看到老师说，老师早，看到小朋友说，小朋友早。”数学书第一课是：“一、一、一，一只老狐狸，啣着一只鸡。”第二课是：“二、二、二、两只小鸟儿，树上做窝儿。”父亲做梦也想不到，三年以后，1951年，我也虚岁六岁，和哥哥两人同时进了小学，尽管学费还很贵，但是解放了……
　　姐姐生病后，有一次母亲买了一点牛肉给她吃。不料被一个资本家看到了，竟然说我们家如何、如何地好，如何溺爱孩子买牛肉吃。这无非是说我们穷工人家庭理所当然不该吃肉。后来姐姐去世了，竟然说：“人长得奸，所以会死。”母亲气极了，就质问他：“我女儿才六岁，又如何地奸法？她那么小哪儿又得罪你了？你家的人就保证不会死了？”——实在是人性伤尽。
　　声明一下，这是另一个资本家，是一个邻居。外公决不至如此，也不是王鸣一。其实解放前的资本家生活也不怎么样。那个邻居只不过住一个石库门房子的客厅，大概二十平方吧！复辟以来，看到香港的影视和邓小平的影视觉得很好笑，他们都把解放前上海资本家的住宅，描写成一进去就是一个很大的客厅，中间一长桌，周围沙发围着。客厅又有梯子通向楼上的卧室。——解放前上海究竟有多少个资本家住得起这样的房子？大多数资本家连石库门房子也住不到一套。外公是石库门房子的二楼，下面要做工厂的车间。王鸣一也才一套石库门房子。大家看过《永不消逝的电波》吧！那个女地下党要去买菜，李侠说：“住这种房间的人，没有那么早就起来的。”那时他的身份是个白领吧，住的不过一间房间加上一个小阁楼。
　　父母都经常说，姐姐特别懂事。她生病时，带她去看病，她就说又要花爹爹的钞票了。我走过去，她就说她的病会传染人的，叫我不要走过来。我毫无记忆了。
　　姐姐的去世给父母带来了永久的伤痛，我们自小就经常听他们说到她，母亲生了我们四胎，只有姐姐是女儿。所以后来他们特别喜欢女孩，经常想有个女儿，也经常把别人家的女儿带到家里来，甚至当作女儿养着，上面说的表妹最长三年半。还认过过房女儿。不过这都是解放以后的事了，解放前是没有这个经济条件的，说难听点不就是花钱听一声喊“爹妈”么。我结婚后，妻子怀孕，父亲来信说，最好能生个女孩，并起了个名字叫冠男，意思就是女孩超过男孩。后来果然生了个女孩，也确实叫冠男。
　　父亲和外公结怨当然不会很久，一两年后又和好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劫收了上海，许多人本以为国家应该进入建设时期了，上海的企业，从而资本家的收入和工人的生活都可以改善了。但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统治下，生意越来越难做，外公也不例外。后来外公曾托父亲帮忙推销一些东西，大概是棉毛衫吧！但那时生意萧条，棉毛衫父亲只卖出过一包，卖出后把钱都交给了外公，没卖出的也把货退给了外公。另外那时物价日涨夜大，下午和上午就不一样，钞票放在家里就要吃亏，所以大家都尽量不在家里存放钱，而改为存放物资。外公虽然不作五金生意，也请父亲帮他购买一些五金、量刃具之类，当作硬通货存放。——这原本是父亲帮外公的忙，不料后来居然被资本家家族说成父亲揩了外公的油，说外公把一包包东西送了父亲。拿出去时都看到了，拿回来就看不到了。那时钱不值钱，所以也是一包包地用的。现在邓小平复辟，人们都说解放前有的现在都有了，解放前没有的现在也有了。在这个问题上当前还算例外，公平地说，尽管通货膨胀严重，还没到要普通百姓拿一包包的钱来买东西，不过也会来的。1979年我们厂有个劳改犯释放后成了复辟时代的“能人”，赚了不少的钱。有一次上厕所，没带手纸，就用几张“大团结”擦屁股。此事出来后，厂里舆论哗然。我却说：将来人人都可以拿十元钱当手纸，缺点就是有点硬不太舒服。许多人不以为然，好像我存心诬蔑人家。但现在就会有很多人赞成了，将来大家都会看到的，到那时也会体验一下十元钱擦屁股的滋味。
　　解放前的情况我没有记忆。我的记忆是从上海解放开始的。我只知道那一天母亲非常地着急，父亲不见了。后来知道他和一些人相约去看打仗了。还走了不少路，到好远去看。父亲回来后母亲大大地数落了他一顿，他什么都不说。我们一直以为他去看打仗去了。八十年代父亲说到解放时说：“那时候我们去看解放军，人人都说解放军好，连一个在场的资本家也说解放军好。”我才知道他们是去看解放军。父亲还说，那个时候看到的解放军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衣服。三年前，父亲和他的伙伴们预言蒋家皇朝腐败、失了人心，必然要失败。才不到三年，解放军就打到了上海，父亲和他的伙伴们又冒着生命危险去迎解放了。
　　接着就是庆祝上海解放。非常热闹，到处是人，看扭秧歌，唱解放歌曲。文化大革命中许多红卫兵说，我们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唱的第一支歌就是《东方红》，对我来说这话有些夸大。但在我记忆中的第一句口号确实就是“毛主席万岁！”唱的第一支歌也确实就是《东方红》，还有就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大家来欢迎，欢迎人民解放军……”，“你是灯塔！……”等。
　　接下去就是听父母亲说开会情况，请大家控诉旧社会。父母说有些人确实非常苦，我母亲历来很少落泪，说她听了后也流了眼泪。他们还说，有的人真坏，受惩罚“该死的”。现在许多反共分子都说共产党和毛主席来了后如何如何残暴，甚至连解放初土改、除霸、镇反的帐也要算。但我小时候听到的却是大人们都在议论：“共产党太宽大，一些人太坏了，许多该杀的没有杀，还有的人一枪毙了太便宜了他。”到处都有人这样说，父母历来很善良也这样说。甚至有些资本家也这样说。——说这中间有资本家，也是我在后来听父亲说的，当时当然不知道。
　　解放初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第一是那时蒋匪经常来轰炸，我们就躲轰炸。那时也没有防空洞之类。因为我们家的房子不好，怕在爆炸的震动中垮下来，所以我们不过到楼下去，如果炸弹直接命中那也跑不脱。最最使我母亲气愤的是，差不多每天中午吃饭时，刚端上碗警报就响了。父亲历来很少说话。但母亲就每次要说，我亲耳听她说：“真正作孽，自己亡国了就亡国了，弄得我们饭也吃不成。”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亡国。 二·六轰炸后，我们点了一个多月的煤油灯。蒋匪自己亡国了，就要老百姓给他当陪葬品。
　　第二件事是，解放后共产党救济贫困人民。
　　我们楼下有个老太婆，姓杨，我们叫她杨妈妈。依靠给别人洗衣服过日子，生活很苦，连房子也住不起，就在楼梯转弯处搭个灶煮饭，检点垃圾当燃料。晚上和她的孙女睡在楼梯下面木头搭出来的宽不到一米，长不到两米的地方。母亲和她吵过好几次架，但总是吵不开。原因是她嘴巴臭经常骂人，但心特别好。最大的好心便是她的孙女是她收养的弃婴，和我正好同龄。弃婴的父母也是解放前生活极端困苦才迫不得已把她遗弃的。却被苦得自己都没饭吃的杨妈妈收养了。就是母亲和她吵架也往往从好心开始的，所以每次吵架后，母亲总要说：“唉！这个老太婆就是嘴巴臭了点，心倒是很好的。”我亲眼看到，好几次母亲有一点吃的送给她，或叫她的孙女来吃。解放后共产党发救济米，她们俩人每月八元（折算成1955年人民币，下同），那时米一元钱八斤，可买48斤，人平24斤。1994年我们四川南充，下岗工人每月下岗费不过50元，只能买40斤米。有一对夫妇都下岗，只有100元，却要供养上面的母亲和下面的儿子，平均每人才20斤。所以我说：“现在的下岗工人还不如解放初吃救济米的贫民。”大概1952年春节吧！政府发给她们一刀肉，十斤年糕。我们听说了马上下楼去看。另外有一家原是个资本家的小老婆，生了两个孩子，后来资本家把她们母子都遗弃了。从此她们也成了极端贫困的家庭。那个母亲也是靠洗衣服勉强过日子。每顿饭不过一把米加上一把盐煮煮，两个孩子天天都是这样吃的。解放后，共产党发给了她们每月11元的救济。第一次领到救济金时，那个母亲买了一块豆腐，打了一斤酱油，把豆腐用酱油拌一下给两个孩子下饭。她去放酱油瓶，回来两个孩子就已经把豆腐抢得精光，他们从来没吃过如此好吃的东西。这些事情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所以几乎人人都说共产党好。当然蒋匪余孽不会说好。
　　现在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分子都动不动就说大跃进饿死了多少多少人。但在1958年我倒确实听到这样一个事情。有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在解放时是怎么活出来的？解放，那儿发救济米，但不是他们自己来领取，而要干部背到他们家中。不仅如此，他们已经躺在床上不会动了，干部必须帮他们生火，把粥煮好，然后一口一口地喂到他们的嘴里。如再稍微晚一点解放，他们就饿死了。解放前饿死个人真的人见人惯，连狗都不如。上海的资本家就有人说，在上海滩找一百条狗不容易，找一百个工人就不难。现在复辟也又成了现实了。尽管现在到处有人养宠物狗，但如果要一下子找到一百条狗真的还不容易，如果说某企业需要工人，只要发个广告，就会大批地来了。
　　最近我把本文部分内容在网上发表后，有个蒋匪余孽、反共右派看到我读大学时伙食费15.50元，中午晚上顿顿吃荤，竟然说：“那时候，工人的工资就二、三十块。还要养家糊口，一个人的平均消费也就只能是三、四块左右”说我是：“一个人就吃掉了四、五人的生活费，真的很有钱”——如何对待这些发了狂的反共疯狗呢？伙食标准是国家规定的，又不是我自己决定的，六十年代大学生伙食费都必须15.50元不能例外，不是我一个人才如此。一般职工工资也绝不仅仅二、三十块。家庭困难的国家给助学金，最高每月18元。我班上六、七个农村同学都是全额助学金。这些本来都是事实。可他竟然说我是特权身份，并引来一群反共疯狗的狂吠。还说什么：“就现在顿顿吃荤的学生也不多吧，呵呵，何况那个年代”——是的！现在就是这样，我们就是比现在大多数大学生好得多，正是邓贼复辟人民群众才穷下来吃了二遍苦，也正如此肉鸡鱼等才能敞开供应。（其实即使供应最紧张的1976年自由市场也是敞开供应的，我老婆生孩子吃了二十几只鸡，五百多个蛋，当时生孩子普遍如此。1976年3月赵紫阳统治时期，据一个河南省的采购员说，他跑遍了全国我们四川还是最差的。）如果说我是什么特权的话，那么在那个时候大多数人民群众都是特权阶级。可他居然还“呵呵，何况那个年代”呢？！什么毛泽东时代人平消费只有三、四块完全是扯淡，好像全国人民都是吃救济金的。吃救济金的也不止三、四块，就以那两个洗衣妇来说，还通过洗衣服赚钱，按现在标准她们不算下岗工人。我看到五十年代我国财政收入，1950年才62.17亿元，1951年才124.96亿元，1952年也才173.94亿元。又要剿灭蒋匪残余，又要恢复经济，又要抗灾救灾治理淮河，又要抗美援朝，真不知道国家是怎么做到的，还能够救济如此之多的贫苦人民？
　　1955年我们搬家后，就很少听到那个老太婆的音讯了。但是文化大革命时听说她已经什么也干不动了，但她的孙女工作了，由孙女供养，经济状况远远不是解放初所能比的了，更不是解放前能够比的了。我们都说她：“好心人得了好报了。现在她享福了！希望她长寿！”不过如果有人要问我1994年那对下岗夫妇如何了？那我要告诉大家，现在不是到处说什么优胜劣汰吗？他们早已经被淘汰了。就是1994年，由于极端贫困夫妇双双自杀，留下了老母亲和儿子，不知怎么结局？
　　解放前夕和刚解放时外公和父亲的关系更改善了。外公遇到了两场官司，详细情况我不知道，第一场在解放前夕我更毫无所知。第二场官司是另一个资本家企图吞掉外公的房子，那房子是外公花了十条大黄鱼（100两黄金，相当于1955年9000多元，现在好几十万元了）买下的（不知是不是就是从他那儿买的）。但他居然说是他的房子，要办什么学校。最后依靠“法治”来解决。上海刚解放，法官、法庭等都还是国民党全套留用的，共产党还没有来得及接管。他们企图在解放后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自以为是讨好共产党，就把房子判给了那一个资本家。原因仅仅是那个资本家在法庭上说，他要房子是为了办学校，现在是毛泽东的天下，就是为了培养毛泽东那样的人。——这话不但极度狂妄，还非常可笑。他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和外公一样是资本家，正是毛主席早晚要革命的人，居然还要“培养毛泽东那样的人”，相比之下外公还不像他们那样敲诈别人。但法官一听到他搬出了毛主席，就赶紧把房子判给了他。两件官司里父亲都替外公出过一些力，后一场大概是跑跑腿吧，并没有直接上法庭。所以外公很感谢。这事是八十年代父亲跟我说到外公去世前的情况时说的。
　　解放以后工人阶级翻了身，再也没有什么人敢说父亲是靠了资本家家族活过来的，也不敢说揩了外公的油了。尤其越到后来资本家的地位越是低下。文化大革命时走资派为了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批。1966年 8月扫四旧时，因为我的大舅舅是资本家，就唆使保守派到我家来抄家，受到父亲不硬不软的抵制，仍不死心把我家柜子等封了，一月革命时在造反派押送下，敲锣打鼓到我家来平反。——详细情况请见我的《冤有头，债有主，从一封道歉书看真实的文革》并见照片。——一时间我们也不便到外婆和大舅舅家里去。我毕业后去四川，于1972年回来探亲，过年我们到大舅舅家里去，大舅舅和大舅妈非常高兴。大舅舅说：总是我们牵连到你们家的。
　　不料风云突变，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复辟，工人阶级又成了奴隶。我们家又一次地受到了资本家家族的奚落。
　　1981年我回家探亲，六年不见，才见面不久，父亲就对我说：“我从来是靠自力更生起家的，从来不是靠别人的。”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资本家现在翻身了，又有人来欺负我们了。
　　应该说大舅舅对我们还是很好。在这儿我只想提我的二舅舅。
　　外婆去世三年外公娶了后外婆。后外婆一共生了三男一女。所以就会有个二舅舅。
　　这个二舅舅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个最最坚决地宣称要和资本家划清界线的人。他结婚的时候，家具就是外公留下来的。几年后他突然又去买了一套，声称旧家具是剥削来的，将来要全部交给国家。依我看，国家也不会要这些旧家具，就是二舅舅自己究竟看不看得起也是个问题。我很怀疑他是因为旧家具不时髦了，要换个新的，他自己尚且看不起了国家还会要吗？还沽名钓誉说是和资本家剥削划清界线。
　　说到这件事又不能不拉扯到姚文元。打倒“四人帮”时，大肆宣扬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姚文元和父亲划不清界线，是阶级异己分子。其实姚蓬子固然“转向”，比那些参加共产党后写《反共宣言》甚至出卖同志的还是要好一点，他毕竟没有参加过共产党，只是参加过左翼联盟并且脱离了左翼。说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的根据除了他的出身，就是说他在父亲去世后，只交出了姚蓬子的银行存款，而继承了旧家具等。当时我就说，姚文元政治上有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这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就是乱加罪名了。可是不久这些攻击姚文元的人自己就纷纷掀起了争夺遗产的丑剧。邓小平也非常大方，大笔大笔地发“落实政策”的款子。他们争夺的岂是旧家具，首先就是房子、存款和“落实政策”的巨额“赔偿”。不要他们交出旧家具，能够把存款交公就不错了，但谁也不肯这么做，对于“落实政策”“赔款”还要求多多益善。最最可笑的是那些资本家并没有拿到“落实政策”款项就感谢邓小平，他们说：“如果不是共产党，这些钱那么多年来早就翻出多少利息来了。”邓小平实在是自作自受，而资本家的贪欲又实在是无限的，解放这么多年，居然还认为在这段时间里必须让他们继续剥削，让他们的利润继续增长。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时，不少出身剥削阶级的人都信誓旦旦地说要和家庭划清界线，我相信大概并不都是假的，但是复辟以后有的人就原形毕露了。其实以前要求划清界线也只是要求在政治上划清，以及经济上不能继承剥削，并没有要谁在自己就业以前不依靠剥削老子供养。剥削老子死后，也没有说连一点旧家具都不能继承。拆穿了讲，当初宣称和家庭划清界线不但为了捞政治资本，有的人还是为了逃脱当子女的对父母照顾的责任。邓小平一复辟，他们就纷纷来争遗产和“落实政策”款来了。
　　我1970年毕业后自愿到了四川一个小城市。分配工作时，毕业生分配办公室的军代表要我到当地最最好的中学去教书，我选择了农机厂翻砂车间。对于我的选择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理由。就是在1973年，当我满脸乌黑地在翻砂车间上班时，当地的大学（西南石油学院）来了两个人请我去当大学教师。对别人也许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却把他们引到别人那儿去了。复辟初期出了一个口号叫做“青春无悔”经常被我嘲笑，至今还在被我嘲笑。我说：“什么‘青春无悔’？自欺欺人，嘴上说无悔实际上早就后悔得不得了了。” 1972年我回上海探亲，才知道这个二舅舅居然因为我在翻砂车间而非常地看不起我，说什么：“大学生一点噱头势也没有”。他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他呢！我在高中学习成绩全校第一，进入复旦大学是物理课代表，他连大学的校门都没能够进，还是在最最容易进大学的1958年大跃进时没能考进大学。
　　我在《王立群不老实》里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排斥出身不好的人进大学。大家只要去统计一下，各单位凡是文化大革命前进入大学的人出身工农的占百分之多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又占多少？工人农民在人口中占了绝大多数，他们的子女在文革前的大学生中是不是绝大多数。而占人口绝少数的剥削阶级，他们的子女是不是绝少数？许多纨绔子弟，又笨、又懒、又不好好学习、又坏，自己水平低，大学考不进就考不进，却怪排斥他出身不好的。”还指出“1958年全国大办学校，初高中生、大学生包括大专招生都大幅度增长。许多成绩极差，40几分、30几分的也‘考进’了大专。那一年的大专生大多如此。因为大跃进中国家急需人才，凡成绩及格能够进入大学本科的都进入了，大专就只好吸收这些大跃进前根本就没有资格进入大专门槛的劣等生。”在我们厂里就有几个1958年的大专生，实际是大跃进的既得利益者，却说大跃进如何如何，对待出身不好的又如何如何。
　　王立群这类人平时我看得多了，不管他是谁，我一个都看不起。我的亲戚里就有一个，就是那位二舅舅。我们厂里那些人好歹还进入了大专。可1958年他连大专也没能进入，事后却归罪于出身，吹嘘自己学习如何地用功，成绩如何地好。我当时听了既没有关心也没有细想，后来就觉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了。二舅舅平时如何我们根本看不到，不清楚，但那次去外婆家倒看到他确实在苦读，为了鼓励自己，家里到处贴了标语，“苦战三天，争取考进大学。”那话正是从大跃进的“苦战三年”套来的。但正是这样的标语使我后来感到好笑，学习是老老实实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长期地努力，循序前进，坚持不懈，不断积累才能得到真知，岂是临时抱佛脚能够积累知识的？我学习时，历来今日事今日毕，中学学习负担很重非常紧张，但不管弄到多么晚，总是当天就完成作业和复习。每次考试前复习当然更紧张，但考试那天原则上我是不摸书的，让自己的大脑好好休息，而不像有的人那样要进考场了，才加紧地“苦战”。可这些人偏偏要来烦我，拉着要我帮他们复习。所以我往往在进考场前到操场去，在双杠、单杠那儿锻炼，但还是有人不知趣地赶来烦我。我很怀疑，我那位二舅舅正是平时不烧香，到了考试前几天才临时抱佛脚“苦战”的。
　　不过在毛泽东时代他充其量也只能如此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我也不知道他们自己究竟高在哪里？到了邓小平复辟，他就经常制造舆论，说我父亲解放前是靠了外公才活下来的，总好像我们欠了他们多少。——真是活见鬼！！！这时他再也不和外公划清界限了。
　　其实要说究竟谁欠了谁，严格地说是外公欠了我父亲。——本来这是不应该提的，既然现在资本家家族要欺侮我们，那就不能不提了。父亲从来就没有借到过外公一分钱，外公却确确实实地问我父亲借过钱没有还。我在这儿说决不是要讨还旧债，因为这个债在人情上说是不能讨的，如果不是资本家家族欺侮我们，连提也是不应该提的。
　　解放初外公因经营失败而寻短见。
　　资本家们都没有料到自己会因为共产党来了而发财，甚至上海还出了一个并不新鲜的名字“解放老板”。就是说，有的人本来不是老板，不是资本家，解放后得了发财的机会反而成了小业主或资本家。外公也没有料到解放后他会发财。既然发了财，他就要扩建工厂了。
　　为了培养大舅舅，解放前外公让大舅舅读到了初中，后来就经常带他出去做生意。在男女问题上外公一贯严肃，从不胡来。在现在这个疯狂的复辟时期，据说男人有钱就变坏——指乱搞男女关系，进妓院、包二奶等，在解放前倒还不都是如此，至少外公就从来没有变坏。他谈生意有时不能不陪人出入舞场，但自己从来不跳舞，买了舞票请别人跳，自己坐在一边。他带大舅舅做生意别的地方都可以带他去，唯有舞厅从来不带他去，理由就是：“后生要学坏的”。这不但从外公的一贯行为中可以看出。在他经营失败自杀前，对父亲有个长谈，在总结自己一生时，对自己为什么会失败，一直落到这个地步百思不解。他认为自己在人品上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包括在女人问题上一贯严肃，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受了这样的报应。——这有点唯心主义，实际上当然不是为人正派就不会失败了。
　　外公失败的真正原因用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判的话说，就是“贪大求洋”。
　　事情的根源似乎还得归罪于大舅舅，但外公自己得负主要责任。为了培养大舅舅，解放前外公让他到外国的大厂里去当见习生，使他开开眼界。大舅舅果然眼界大开。后来外公扩厂时，他对外公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现在看起来也算不了啥，比许多土办法还要土，刘邓等人的“贪大求洋”才是真洋。但土洋是相对而讲，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的，它们确实把外公置于了死地。不像现在一台机器至少一个马达，甚至一台机器好多个马达，解放以前和解放初，工厂往往只有一台或很少几台电动机。一般是通过一个天轴和皮带轮将动力传到每一台机器。大舅舅建议把天轴安置在地底下，地上都铺上石板来保证安全——就是这样使得工厂停工半年，流动资金全部用完。如果不采纳大舅舅的建议，工程量要小得多。至于安全，只要在皮带轮上罩上一个木箱就可以了。另外，外公最初只有一些缝纫机做棉毛衫，针织布都是买来的。到了这个时候外公既要自己搞针织，又要自己纺纱。仅仅针织就由于缺乏经验、质量不好而失败，用黄金买来的纱，织出来的针织布只能作抹布。
　　这似乎都是大舅舅的建议造成的，但大主意归根结底还是外公自己拿的，他历来有自己的决断，五十五岁了怎么会随便听从一个毛头小子的主张呢？
　　我已经说过，外公其实并不会办厂，他以前主要靠张家两弟兄经营的。这两弟兄也并不是老实人，他们帮外公办厂，除了工资以外还要得其它好处。比如把外公的碎布偷去，自己办了一个小企业作为原料。也亏他们想得到，一般人不会想到这些碎布有什么用，但解放前这些碎布也是宝，连指甲大的碎布也不舍得丢掉。他们居然想到可以和中药店联系，为他们制作药口袋。——对此，外公历来装聋作哑，既然要用人还能不给人家一点好处？但后来发生了一件外公最最不能容忍的事。张家两弟兄中，有一人在外面轧姘头，是个女佣人，生了个小孩。那女佣人也厉害，把孩子抱到办公室里往张家弟兄的办公桌上一放说：“拿去，这是你的儿子。”外公认为这大大伤了他的面子，他自己在女人上一贯正派，怎么能够容忍下属轧姘头？又怎么容忍把私生子放到工厂的办公室里来。于是毫不留情地把那一个辞退了，两弟兄中的另一个来说情也不行，最后两弟兄就一起辞职。如果他们在，大概不会赞同外公那样扩厂。从这个意义上说，外公倒不是在女人问题上不检点受到了报应，倒是太严肃了，如果眼开眼闭，结果或许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由于流动资金用尽，工厂扩建没有到位就搞不下去了。税务局来要税，银行来讨债，工人们好久没有拿到工资了要养家活口当然来讨工资。税务局来人是个国民党留用人员，军阀作风，不好好说话用鸡毛掸子柄把桌子敲得啪啪响。外公弄得焦头烂额。以前他有很多朋友，到了这个时候，朋友们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连看也不来看他一下。在四出无助的时候，外公曾经向父亲借过钱，父亲虽然拿不出很多，借五十万也好（旧币，相当于1955年五十元）。这自然杯水车薪，但确实使外公觉得自己以前有愧于女婿。我不知道外公是怎么想的，也许他在想，父亲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帮过父亲。在最最无望的时候，他曾经和父亲做了长谈。“自己在女人问题上一贯严肃，不知为什么受了这样的报应。”就是那时说的，这个长谈下面还要提到。父亲说当时没有想到会这样，后来回忆起来那次说的都是断头话，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人之将死，其言也哀，父亲觉得这个时候外公实在把自己作为最最可以信任的人来对待，以至从自己十三岁到上海开始的经历，什么话都说。外公说：“来者不如去者好”自己年轻时生意做败后，前妻把所有的嫁妆和首饰都拿出来让自己去翻本。而且办厂时历来和自己同甘共苦，家里家外一把抓，粗活细活都能做。来者却是在自己最发达的时候嫁过来的，说到底就是来享福的。不但什么事情都不做，还唯恐自己死后失去依靠，尽量地藏私房钱。他认为如肯把私房钱拿出来自己是能够渡过难关的，但看到自己经营失败了，反而怕再也拿不到而加紧勒索。
　　——那以后在内外交困下外公就上吊寻了短见。据父亲说，刚解放时那一场官司打输了对他也是一个打击。
　　我虽然为外公而伤心，觉得不该死——后来到底度过了难关，归根结底还是共产党帮的忙，税务局可以缓税了，银行也可以暂时不来要债了——但总的来说死得还是很磊落，是一条汉子。
　　相比之下，邓小平复辟以来某些人实在不能和外公比。首先邓小平就不是个东西。正像文化大革命批判的那样，他们历来就贪大求洋、崇洋媚外。外公的贪大求洋实在小得不可计，却置他于死地而他们就毫发未损。外公是用自己的资本来赌博，而他们是拿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作为自己政治赌博的资本。1978年为了表明自己才是“四个现代化”的化身，邓小平集团搞了个大规划，预算6000亿人民币（物价上涨前，换算为黄金六十多亿两，二亿公斤，二十万吨。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向财政借白银二万多吨，财政部长挖苦说：“白银的计量单位是盎司”）。他们凭着灵机一动就随便定项目，甚至1978年底已经出现问题后，生怕受到人们反对搞不成，在最后的几天里，匆匆忙忙地一下子就签订引进了九个大型石油化工项目。外公停产半年就走上了不归路，他们借外国高利贷买来的洋设备在长江滩上风吹雨打六年却无动于衷。大规划破产后，他们不是像外公那样去上吊，而是没事人那样，一方面归罪于华国锋，另一方面又归罪于“极左流毒没有肃清”，还归罪于二十年前的大跃进，称之为“洋跃进”。甚至还把1978年才买的洋设备风吹雨打六年归罪于“四人帮”，把大项目不得不下马归罪于“十年内乱国家经济困难”。真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东西？？？我们南充内燃机厂的厂长翁神经也不知天高地厚，八十年代大言不惭地要求让他来承包我们几千工人几十年努力建设起来的厂。成功了好处自然归他，那么失败了怎么办呢？他作出了惊人的保证说：“如果失败了，我就罚扣三个月的工资，不当厂长当副厂长，摄厂长事。”真是不知道人间尚有羞耻事！！！据他下台后新来的书记严砸光说，厂里的流动资金已经用尽企业面临垮台的危险。但翁神经后来还在外面另外办了一个私人企业。在毛泽东时代，工厂搞败了是要撤职查办的，甚至要刑事处分，尽管这已经被称作为极左和迫害了。但他们如果有点羞耻感的话，就应该像我外公一样为自己准备一条绳子，失败了就吊起来。1960年红旗渠开工不久就传来消息，有个县的书记先修了条渠，已经完工水却没有来，那个书记就上吊自杀了，还被当作罪人。这给林县的书记杨贵很大的压力，也为自己准备了一根绳子，准备失败后就当作被人唾骂的罪人。现在许多人拿大跃进时失败了的事业大做文章，许多成功的事业也硬说成失败或极力贬低。但我却觉得那个自杀的书记是个失败了的英雄，他比外公更伟大，外公如能成功是自己的，他成功了还是人民的财产，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何况大跃进还有更多成功的，中国整个工业基础就是大跃进打下的，红旗渠到底成功了。也有一些原本应该成功，是在六十年代初被刘邓路线破坏了的，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邓路线重新上马，到底还是成功了。
　　外公去世后留下遗言，他最不放心的是三个未婚的女儿，他把二阿姨托给父亲，四阿姨托给大舅舅，另一个女儿在乡下，就托给乡下。在那时外公确实把父亲当作最可信任的人了。二阿姨原本送给乡下亲戚，解放前夕到上海一度住在我家，所以外公把她托给了父亲，后来继续住在我家。
　　外公去世后父亲自然不会再提那五十万，也不应该提。本来我也不应该提的，但现在资本家家族中有人总是说我父亲靠外公才活下来的，好像吞了他们好多，我就不能再当哑巴了。
　　我母亲在1972年因高血压而中风，但她坚持锻炼，中风不久就给我打了一件毛衣，因此恢复很快，手要灵便得许多了。后来生活基本自理。但1983年母亲不幸又一次中风，接着又是第三次。在十几年里，二舅舅是上海一家大药店的经理，从来就没有给我母亲介绍过什么药物。我在四川，拙荆的朋友不但给我们介绍过药物还亲自送上门。我母亲和她毫无关系，从未见过面，隔了一层又一层。我们曾经和二舅舅谈过，问他母亲用什么药好，他态度惊人地冷漠。1985年我回家探亲，曾经去找过他，表妹在家连起码的应酬也没有，家里找不到就找到了店里。到了药店问店员：“你们的王经理呢？”店员说：“经理在经理办公室，你到这儿来找什么？”我回家后就对母亲说，看来药店职工对二舅舅意见很大。我还背着母亲说：“资本家的儿子弄到后来还是资本家。当初最最坚决地要和家庭划清界线，现在也当起老板来了。”这个资本家可能比外公要厉害得多。1987年母亲和父亲都不幸病故，大舅舅是很难受的，二舅舅不过应个景而已，以后四年跟曹家再没有来往。
　　1991年二舅舅突然对我家又热情起来了，甚至一星期来三次，在上海这是十分罕见的。原因是我的弟弟出国到了日本，他想通过弟弟的关系也出国。本来他在国内当了大药店的经理地位不错了，没有必要再出国，年过半百出什么国？出国难道就一定好？一定有好的结局？——不好再说了——但他们就是热衷于这种事。按照王家历来规矩很重视辈分，春节时候小辈不到长辈家里来拜年，长辈绝对不会来，不然就认为失了身份。可是这年春节二舅舅还到我哥那儿来拜年。且不说帮人出国容不容易，关键是他说的话实在太荒唐、太可笑、也太气人。为了证明我弟弟理应帮他，他就一再表明我们曹家欠了他们王家的应该还。可毕竟也说不出究竟欠了他什么，于是提出1950我弟弟出世，母亲难产，住院的医疗费是外公出的。——这是事实！
　　不是说外公解放后没有给我们过好处。除此以外，1950年刮台风我们到外公家避难，台风过后父亲先回家看，发现屋顶被吹掉了，是外公出钱帮我们重新盖好的。按照外公说法：这和母亲生弟弟给医疗费是属于“两脱皮”的事（指债务两讫，互相抵消）。所谓“两脱皮”就是二阿姨一度住我家，外公以此抵她的伙食费。父亲倒从来不认为“两脱皮”也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以致我到近来才听说。因为二阿姨完全是个乡下女孩的模样，很能干也很勤快，在我们家里简直就像个保姆，又心直口快。所以父亲说：“其实不是我们养活了她，倒是我们付不出她的工钱。”不过当资本家家族有人这样说时，父亲就不高兴了，八十年代他跟我说过：“你二阿姨当然很勤快，但我又不是用得起佣人的家庭。”
　　且不说那以前父亲也帮过外公许多忙，外公跟父亲关系已经大大改善了。——就算父亲没有帮过什么忙又如何呢？这本是人之常情，正常的礼尚往来。女儿生孩子，当父亲的为女儿出了医疗费，到几十年以后这个孩子就欠了他舅舅的债，理所当然地应该以帮他舅舅出国来抵债？世界上哪来的这种理？？？我和我哥在1951年上学，外公曾经送了我们一人一只书包、一只铅笔盒、两支铅笔、一把卷铅笔刀、一块橡皮、一把尺子。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欠了这位舅舅的情，必须归还？还有我姐姐出世时，外公送来一只小铁床，我们姐弟四人都是在小铁床里度过婴儿期的，幸亏三阿姨结婚生表妹时，母亲把这只小铁床给了三阿姨，不然也是欠了他二舅舅的债。三阿姨后来把小床卖了，不知是不是也是欠了他的债？
　　在三十多年里，父亲从来没有一个字提起外公借过他的钱，倒好几次听他说起盖屋顶是外公出的钱。我是这样知道的——八十年代父亲跟我说起外公经营失败，去世前的困境和无奈时，不经意地带出来的，也就是提到外公和他长谈时带出来的。他说外公“到了这种地步，我能有多少钱，借五十万也好。”父亲原本一笔带过了，却立即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我问父亲：“你借给外公钱了？”父亲回答“是”，然后立即又说：“这个钱是不能要还的，人都死了，连提都不能提的。”我就是这样知道的！后来我也就没再提起，人死了确实不应该再提。可是我父母去世已经四年了，二舅舅还不依不饶找上门来，说我们欠了他家的债必须归还。且不说所谓父亲揩了王家的油，本来就是莫须有的。就算真的欠了他家的，我父母都已经死了，难道也不该勾销？——我不知道解放前父亲提出的两次借钱额究竟多少？可以肯定，托太娘那次肯定很少。那时父亲的工资只相当于旧人民币五万多元，既然说定发了工资一定还，那么自然在五万多元以下。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那次提出的借钱额最多不过是外公向父亲所借五十万的十分之一——充其量如此！！！也还没有借到。就算借了未还吧，二舅舅他就不该说“这个钱是不能要还的，人都死了，连提都不能提的”？他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还要父债子还。到我家来，要我弟弟以帮他出国来抵这子虚乌有的债。我本来准备一辈子不提的，对弟弟就从来没有说过，很可能他至今还不知道。本来我以为我哥也不知道，最近为了写本文给他打电话问情况时，才知道他早就听到一位阿姨提到过此事了。他不是从父亲那儿听到的，父亲认为不应该说也没跟他说。但我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能不说了。既然那个二舅舅这么作为，我们就不能不做个对比，究竟谁无理？谁刻薄？谁毫无人情？——这不是什么个人恩怨，而是阶级压迫！出于阶级本性的压迫！！新沙皇比老沙皇更厉害！！！上海大药房的经理比外公更无情！！！邓小平复辟比解放前更残暴！！！
　　如果像他那样算账，那么他还欠了我母亲的账没还。母亲小学毕业后就没再上学，1940年他出生后，一直抱着他到1942年结婚，抱了两年多，是不是也要他来还？如果他不是说出如此不近人情的话，我是绝不会这样说的，姐姐抱弟弟也是人之常情。可是他说话有什么人之常情没有？母亲生病上海南京路大药房的经理一点忙都不帮，母亲倒还想着他，他想到过自己是母亲抱大的没有？
　　1997年外公一百岁，王家亲属准备举行一个纪念活动。我哥哥打了电话来说：“孝顺儿子竟然没有找到外公的一张照片。”问母亲保存的外公照片是不是在我这儿？——当然在我这儿。于是我把外公照片翻拍寄到了上海。后来我哥也参加了纪念，而按规矩外甥是外人，不会邀请的。
　　这件事不能怪五个阿姨，她们从来就没有拿到过外公照片。其中三个在乡下很少到上海来。另一个虽在上海，外公去世时才结婚不久。后外婆生的那位1966年去了新疆，一直在外地。大舅舅就不说了，他自己是资本家，文化大革命中处境不好。但二舅舅一直和外婆住在一起，外公的照片不止一张，本来全部保存在他那里，居然没有一张保存下来！！！临到外公做百年生日，资本家的照片居然要由我这个死不改悔的铁杆红卫兵提供。1987年父母去世时，我把母亲保存的外公、后外婆和一个我不认识但怀疑是亲外婆的照片都带到了四川。在寄外公照片时，我把这张照片复印后作为样子寄给大舅舅，问是不是亲外婆，大舅舅说：“我当然希望得到亲生母亲的照片”于是我又翻拍了给大舅舅和四个阿姨寄去。大舅舅相当感动，我也感谢大舅舅，因为是他帮我认定了亲外婆的照片。但我就不知道二舅舅是怎么搞的，为什么外公的照片竟会一张都没有留下？大概是为了“划清界线”吧？看来倒是我这个铁杆红卫兵“划不清界线”了，我也从不认为“界线”必须划到这个地步。
　　我在研究唐周历史时，经常嘲笑一个人，他叫高真行。父亲高士廉是长孙无忌的死党，死得早逃脱了惩罚。其兄高履行也是长孙党的一员，长孙党覆没，贬官。高真行从此成了惊弓之鸟。后来太子李贤被废，他的亲生儿子高政辅佐太子受到牵连，唐高宗天皇大帝并不认为是什么大罪让他自己教育，他一听到就惊恐万状，唯恐牵连到自己。考虑结果就是“赶快划清界线”，于是和兄弟高审行、侄子高璿一起，高政回来时在门口埋伏着，一进门三个人就跳了出来，高真行亲自刺喉咙，高审行刺肚子，高璿砍头，把高政杀了抛尸街头——高政可是他的亲生儿子！！！唐高宗不高兴了，这三个人都作了贬官处理。每次想到在毛泽东时代“坚决划清界线”后来又痛哭流涕控诉毛泽东时代的人，我往往想到了这个高真行。我不知道后来大周皇帝被推翻，高真行是什么态度？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看看现实就可以明白。如果他们还没死的话，一定声泪俱下，控诉唐高宗听老婆的话，迫害他们，逼他杀了自己儿子又借机贬他的官。如果问他：“又不是唐高宗叫你杀的，你当时怎么会如此残忍地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他一定会说：“这能怪我吗？……”
　　母亲对外公、外婆和兄弟姐妹一方面都是有情感的，大概也没有彻底划清界线，1985年我对她说药店职工对二舅舅意见很大时，她还有点难受。就是对后外婆也决不是没有感情，我每次回家探亲都让我去探望，我寄东西到上海，她分给她一份。我历来认为，划清界线不等于亲情就不能有了。后外婆的亲生女儿在外地，把她接到了自己的家，我就说：“小阿姨真是好！把一个包袱背走了。”根本不认为小阿姨是“没有划清界线”。
　　另一方面，我母亲也很硬气。1965年刘少奇、邓小平在四清中打击一大批，父亲受到迫害——这在下面将专门讲，在那最最晦暗的日子里母亲跟我们弟兄几个议论时提出，现在全家全靠父亲生活，如果事情搞大，比如父亲被捕、劳改、劳教的话将怎么办？我们都不知怎么回答？最后她说：我和弟弟可以申请助学金（当时家庭出身不好的上学，如果生活确实困难也可以申请助学金，我们邻居就有），大哥可以去新疆，至于她自己，她坚定地说：“我宁可去给别人当娘姨（女佣人），也绝不会去向王家要一分钱。”所以母亲是看得很穿的，在这个问题上她是彻底划清界线的，解放前她亲身经历请太娘帮忙借钱，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对外公提出过什么要求。亲生父亲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解放前她到王鸣一的店里煮饭，就是当了一次娘姨，受到刘邓路线的迫害， 再当一次也无妨。（按照毛主席路线，即使确实阶级敌人也得给以生活出路）
　　二舅舅宣称要“划清界线”，弄到后来既谈不上跟外公划清界线，又没有任何亲情。而我作为死不改悔的铁杆红卫兵，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当然都是彻底划清界线的，可是不但从未叫嚷过“划清界线”，而且可以当仁不让地说，在外公的孙辈和外孙辈中，以我最有亲情。说来外孙还是外人，外公却在我这里保存下了最后的唯一的一张照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对后外婆我也是有感情的，除了回家探亲去看她外，也礼尚往来，相互送过东西。亲外婆我见都没见过，连照片还不能肯定尚且带到了四川。不久以前听说乡下的阿姨没有拿到她的照片，我又翻印了寄去，所以目前还有了电子版。而在外公的众多儿女中就以这个二舅舅最最没有亲情，又最最没有阶级立场，如果今天有了真正的共产党，他也最最不该为共产党所接受。
　　父亲说他都是自力更生起的家，但主要是在解放后。除了前面说到的以外，其他家具直至解放后才买的，五十年代初我已经懂事亲眼看到父母买了一只大立柜、一只五斗橱、一只床头柜。尤其1955年搬家添了其他家具外又买了沙发。解放前工人家庭是没有条件坐沙发的。外公家桌椅板凳很多，也没有沙发。解放后经济条件大为改善了。
　　全国解放时总的来说工人农民都翻了身，情况有改善，但各人不一样。上海的资本家还在办工厂，国家也允许他们合法地发财，允许适当地剥削。但有一些规定，比如资本家原本是不讲工资的，这时规定资本家也得定个工资。于是各种资本家就各显神通，按照自认为最高明的办法来给自己定工资。
　　有的资本家想，反正工厂是我的，就把自己的工资定得很低。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压低职工的收入，因为按例职工的工资不能超过资本家。这些厂里的工人工资就很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以前，许多工人的工资还很低。我就看到有的工人年龄三十几、四十几比我父亲大，工资只有三、四十元，一些四十几岁的老工人吃晚饭不过泡饭和酱油黄豆。话也要说过来，这收入比父亲解放前的吃饭加三斗米还是要好。
　　也有一些资本家显然看得比较远，他们觉得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总有一天要共产，就得个实惠的，把自己的工资定得很高，工人的工资也就水涨船高了。后来社会主义改造，这些资本家除了定息以外，工资也仍然很高。王鸣一就是这样。不仅如此，王鸣一还把他家里的亲朋好友们全都安插到了自己的企业里，光在祥丰五金店里他就安插了他的两个小姨子。都来领一份工资。社会主义改造后，她们都照例成了国家企业里的职工，事情做得轻松，工资倒不低。
　　由于以上原因，解放后上海工人工资参差不齐。但是五十年代资本家企业的职工收入高低和经营好坏、盈利多少也有很大关系。有的企业因为经营得比较差，职工的收入就很低。王鸣一的企业经营得很赚钱，职工工资也就能够比较高，所以父亲的收入在工人中也就比较高。
　　解放前祥丰究竟有过多少人我不知道，只知道好多人做过，父亲提到过他们的名字。但解放后亲眼看到的只有四个人。至少后来长期只有这四个人。两个就是王鸣一的小姨子，还有就是父亲和一位年龄和资历都比父亲低的工人 S。我们叫他 S爷叔（叔叔）。所有的事情都是父亲和 S爷叔做的。那两个资本家的小姨子什么都不做，一般也不在店堂，而在店堂的楼上。她们整天不是吃就是玩，不然就是照镜子打扮。手里总要拿一些东西，不是扇子就是热水袋。放下了扇子就换热水袋，放下了热水袋就换扇子。吃棒冰要用开水泡一下，吃馄饨要吐肉，光吃外面那层皮。经常吃零食、吃点心，正式吃饭又只吃得下一小口。谁吃饭吃得多，她们还要嘲笑。但别人也看不惯她们，连我妈都很看不惯，并经常嘲笑她们。我妈好歹也是资本家的女儿，但她说她从来就不是这样。一般不吃零食，吃饭也从来吃尽了的，如果剩饭外公要训斥的，说是“罪过”。我到外公家去，看到伙食也不过如此，早上买一块豆腐用酱油拌一下就是下泡饭的菜。解放前四阿姨得了腰子病，不能吃咸食，每顿饭就炒一份不加盐的蔬菜，使她每次吃饭都哭，二舅舅幼儿期吃的不过萝卜卤拌饭。
　　祥丰是个五金店，以卖钢材为主，也卖一些铣刀之类。
　　说到卖钢材，人们也许会以为就像现在那样。坐在办公室里，喝喝茶，聊聊天。顾客来了爱理不理的，一开口就是“多少吨？”然后开个单子扔给对方。——那个时候可没有那么轻松。钢材也不是论吨卖的。最低单位是公两（100克）。八十年代父亲说：“现在扔掉的料头，在那个时候也是好钢材。连现在最短的料头也必须好好利用起来。”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前，我经常到父亲所在的店里去。亲眼看到父亲和 S工作。
　　祥丰的门面很小，大概不到三米宽。从外面看只是一个一米多宽的橱窗和一扇玻璃门。推门进去看到一个柜台紧接着橱窗和它垂直，柜台和墙夹出一条和门一样宽的过道也是谈生意时顾客所站的地方。进去是一台锯床。再里面是两张办公桌，两边各一把椅子分别是父亲和S的座位。S的座位边上有一扇门，通向后门或后面的淬火间，去时 S必须让位。柜台后面的地上堆放着钢材，还有一台很简陋的砂轮。

　　大致上客户来了先和客户谈。客户提出需要什么钢，多大的规格，不但包括钢号、型号与直径等，而且必须按照客户的需要，锯到一定的长度，有的时候简直还不是长度，而是厚度。比如有一次我看到客户提出把某口径的钢材锯成很薄的一片片。父亲问他们干什么用？他们回答是用来打锄头的。客户一走，父亲或者 S，或者两个一起，就把钢材抬起架到锯床上，锯床很高横在店堂里，过路还必须抬腿跨过，我们就在底下钻过。在锯床上量好长度，然后开动锯床，把钢材按照客户的需要锯成尺寸合乎客户需要的一段段或一片片。这一工作已经不仅仅是商业活动，而是直接生产活动了，这就是现在工厂里的落料工作。全部锯好以后，父亲或者 S就去送货。好多次我到店里，父亲不在，问 S说送货去了。有时 S不在，也是送货去了。我小时也不知道什么叫送货？反正送货就是送货。一直到稍懂事才知道这是一种很重的体力劳动，而不像现在卖钢材往往由客户自己用汽车运走。就是卖方送上门，也是专门运输队的事，是汽车司机和装卸工干的，坐办公室的只开票其他什么都不管。而那个时候都是送货上门，从开票、加工（落料）、运输到最后的收款、做帐都是父亲和S两双手包干的。原来我还想象，店里一定有个手推车推了去的。直到1985年回上海探亲问到父亲，才知道根本就没有任何车子，全都是父亲和 S背出去的。这大出我的所料。路远的话可以乘电车或公共汽车，许多情况下是走路。这些事，那两位资本家的小姨子一概不粘手，也不懂，她们纯是吃闲饭的，是父亲和 S养活了她们。——所以父亲和S受到资本家王鸣一各种不同形式的剥削，不但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店员，也是直接生产者，是下料工，也是搬运工。他们从事直接的生产劳动，由于采用机器生产，和先进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应该还是产业工人。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说，下层店员属于无产阶级。父亲解放前收入很低，无论从经济地位还是政治态度看都属于现代产业工人。
　　有的人可能要嘲笑，一台锯床就是现代化生产？就是产业工人？
　　——就是如此！说这话的人实在对于我国解放以前的工业一无所知。早在七十年代面粉厂就大多是社队在经营。可解放前面粉厂在我国的现代工业中是极重要的部门。上海许多资本家开的机械厂，不过一台老爷车床，一两个老师傅，一两个徒弟，加上帐房先生，跑街和经理，这就是我国的机械工业。我们四川南充解放前只有在英国的银行那儿有一台退役的汽车发动机，白天磨面粉，晚上发电供英国银行照明用。那就是解放前南充唯一的发电厂以及重要的轻工业（面粉厂）。南充是个丝绸城，缫丝和织绸全是铁木结构的手工业作坊。
　　我看到的还是解放后的情况，不知道那两位小姨子是否负担监视的责任，如果没有的话，那么父亲和 S解放后比解放前似乎地位高多了。资本家不大来，好像全权托给了父亲和 S。解放前资本家经常来，父亲在店堂里也没有办公桌。他在阁楼上做帐，阁楼又小又矮，光线极暗，到祥丰不久就熬成了近视眼，和母亲结婚时不过两年，父亲已经长戴眼镜而且越来越深。解放前店里的工人也不总限于父亲和 S，如下面说的 X也是父亲在祥丰的同事。王鸣一开的工厂和商店本来就没有什么区别。工人们不管在商店还是工厂也没有多大区别。那时父亲和 S与现在工厂里的下料工比，就是工作杂了一些，不但要下料还要运输，要管帐，要收钱。大致上父亲管帐，S出纳。店里不但卖钢材也卖刃具等。所以对于工具也必须熟悉，这方面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钢的品牌也是他们鉴定的。我小时看到店的砂轮机不懂得是干什么用的，1985年才知道这是父亲店里的“化验室”，钢号都靠它来鉴定，所以父亲还是技术人员。我曾经亲眼看到父亲蹲在地上用砂轮砂钢材冒出了火花，当时不知道他在干啥，只知道他叫我走开点。
　　——我从进入化验室开始就想学习用砂轮看火花来鉴定钢号，一直没有找到老师，我们厂里没有人真正会。十一年后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就是一把好手。父亲告诉我，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化验室，都是靠砂轮来判断钢的品种，现在已经被认为不科学了，没有化验单不能作数。我说如果十年前知道就好了，我可以向父亲学习。父亲说： 1975年自己的眼睛已经不行了，加上社会主义改造后，钢的品种多了起来，自己也不再搞钢材，许多新品种就没有学过。如要学这个最好请教 X，他对钢材最专长，全厂的钢材都是经过他的手发到各部门的。现在（1985年） X也已经退休了，你是学不成了，这一技术看来要失传了。
　　——由于王鸣一手下的人技术高，社会主义改造后都得到重用，但分工细了各管一段，当初技术差不多的人，就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展，各有所长了。前面已经说过X管钢材库，六十年代建立化验室以前完全靠他一双眼睛和一台砂轮机发料。他的火花判断钢材技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后钢品种的迅速增加水平大为提高， X因此成了厂里的钢材大王。同样父亲到了工具仓库，对各种工具的认识水平大为提高。尤其砂轮，尽管父亲从来不对我说，我知道父亲成了厂里的砂轮大王。全国各地的砂轮他都清楚。他视力不好，但任何砂轮拿来，他用手摸一下，敲一下声音，就知道是哪儿出的，质量如何，是新的还是旧的。我还无意中知道父亲对金刚石也很了解，金刚石拿来他很快可以判断出是真是假？质量如何？大概值多少钱？全国那儿出金刚石？1974年我进化验室后，厂里曾经有人购买金刚石，到我们化验室里来称，在我们看来就和普通石子一样，甚至像受了潮的硅胶，也看不出怎样分别。由于四清时父亲为了金刚石吃了冤枉官司，所以我知道父亲熟知金刚石。回家探亲时我问父亲如何判断金刚石真假。父亲回答说：“这很简单，朝它哈一口气，普通石子表面就会出现水雾，金刚石不会。”后来又有人到我们化验室里来称金刚石，我问他们如何判断——他们只有使用时才知道真假，幸亏当时没有假冒伪劣，也没有无根底的皮包公司，如现在那样倒很可能遇到骗子买到假金刚石了。我试了一下，尽管四川很潮湿，金刚石真的哈气后没有水雾。但我至今还不知道父亲是如何最终确定金刚石价值的，难道也要用天平称才作数？但在有天平以前如何呢？那我就不能猜测了。
　　如何进行火花判断七十年代还专门有书出版，我就买了一本。但是复辟以后迷信洋办法，摒弃土办法，八十年代都不合法被鄙视了。其实这个办法很灵，父亲厂里办了化验室后，大多数情况下发料还得靠 X的一双眼睛。化验没有火花判断方便快捷，如果钢材搞混也不可能每一根钢材都钻样化验，看火花倒可以把它们区分开来。
　　解放以后，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在父亲和 S的努力下，祥丰的资产也就迅速地膨胀起来了。资本家为了让父亲和 S为他卖命，许愿说祥丰赚了钱，按一定的比例分成。由于父亲和 S的努力，祥丰的资产由三、四千元迅速地膨胀到了二万多元（折为1955年的新币，下同）。这是社会主义改造核资时确定的，开始王鸣一还不相信，亲自去看后高兴得嘴也合不拢了——短短几年资产增加好多倍。现在有的人可能会不以为然，会说：现在不少大款增加得还要迅速。——这可以和现在比的吗？复辟以后靠挖社会主义墙脚发财自然比任何时代都要快，现在社会简直是疯狂，五年里股票居然会增加一百多倍。凡是解放前过来的人都知道，从来就未曾有过这样的时期。近来社会主义墙脚已经挖得差不多了，发财也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祥丰的资产最主要是在刚解放三年和1953年膨胀起来的，父亲早就知道了。正因为父亲和 S的努力，使资本家赚到了大量的钱，所以王鸣一还能够在祥丰白白养起他的两个小姨子，不过另一方面父亲和 S的工资也就水涨船高。不单祥丰如此，王鸣一的工厂和商店都是如此。由此可见，王鸣一能够把自己的工资抬高，把亲朋好友都安插进来，归根结底靠广大工人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提供了经济基础，不仅仅是他的政策。全国解放也是决定性的因素，解放前就从来未曾有过这样的大发展。得利最多的当然是他，社会主义改造后，他不但工资高，亲戚都成了社会主义企业的职工，事情没做多少，工资倒不少。剥削实际上还局部地存在着，决不仅仅定息。
　　1954年和1955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走到了尽头，许多资本家和小业主的企业不大景气。父亲单位还可以，但生意显然清淡了，这也是我亲眼看到的。
　　但父亲说，1952年企业也曾遇到过一次危机。“三反五反”开始后，广大工人当然拥护共产党和不法资本家作斗争。
　　但“三反五反”后期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现象。有一个干部到了一个资本家的企业里乱搞，不依靠大多数工人却依靠一个“积极分子”。“他是什么东西？他本来是资本家的走狗”父亲气愤地告诉我们。这个“积极分子”以前帮着资本家压迫工人，“三反五反”刚开始，他在旁边观望，看资本家和共产党究竟谁赢。当共产党的胜利显而易见时，本来“三反五反”可以结束了，该查的违法问题已经查清了，那个人突然出卖自己的旧主子，到共产党这边来投机了。他大规模地揭发他的老主子违法，而这些原本是子虚乌有的。虽然父亲不在这个单位，但和大多数工人一起对这个人都很反感，并向那位“三反五反”干部反映过此人的情况。但这个干部不相信父亲和大多数工人，却偏偏“扎根串连”把这个人当作了“积极分子”。最后那一家企业被搞垮，资本家不得不宣布倒闭，职工除他以外全部失业，有的人流落到了乡下。而这个“积极分子”却成了区工会的干部，后来又钻入了党内。
　　在毛主席路线领导下，或者说：“运动太多”，这种投机分子也红火了没多久。回到乡下的几个人在文化大革命时到了上海。他们知道父亲是同情他们的，找到父亲，问这个人现在哪里？他们要乘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去揍他一顿。父亲告诉他们，你们也不要打他了，他早就得到报应了。1957年此人划为右派，早就从干部队伍里清除出去了。——不知道反对1957年反右的人是不是要为此人平反？复辟时想必邓小平早就为此人平反了。
　　那个“三反五反”干部报应更早，罪孽也更大。就是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也平反了？
　　他把那一家企业搞垮后又要搞垮其他企业，包括祥丰。他要父亲和 S揭发王鸣一的问题。父亲和 S明确地告诉他，王鸣一是守法户，祥丰所有的帐都是我们做的，我们知道。但此人不满意，非要搞一点五毒出来。他不依靠父亲和 S，但祥丰总共四个人，除了资本家的小姨子外，真正做事的就这两个人，没有任何人和他配合，所以那个干部就什么都没捞到。可他还不死心，看到祥丰的橱窗里陈列着一些展品，就在上面作起了文章。说这些东西都要交税，按他算来应该交七千元。那时资本家还不知道祥丰的资产已经到了二万，说我的总资产也不到七千，如果交了税就只有把祥丰关闭。那个“三反五反”干部要父亲和 S配合，父亲和 S都不理他。父亲说，照他这样做，祥丰倒闭了我们岂不是失业了？橱窗里的这些展品其实都是废物。资本家要摆橱窗，就用加工废了的，或者在其他地方弄来的废品，比如废齿轮、废铣刀之类把橱窗装饰起来。看起来还好看别的用处一点也没有。由于没有得到工人配合，那个“三反五反”干部就诬蔑父亲和 S没有站稳立场。父亲说：“我们工人怎么会为资本家说话？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我们就揭发，工人总是拥护共产党的，怎么会替资本家说话？但没问题也就是没问题，把企业搞垮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记得小时候父亲说过某某某是不法资本家，并和其他工人一起去反映过问题。由于当时不懂，详细情况不关心也没有记忆了，所以现在也写不出。但我们可以从父亲自己填的表里看到，他自称：“参加五反工作队，使我认识了阶级的界线，提高了政治觉悟。” 原来父亲是真正的三反五反积极分子，参加了五反的工作队。凭什么说父亲没有站稳阶级立场？
　　由于没有工人配合，那个人也就搞不下去了，最后折中一下，这些废品到底还是被他估了一些价，收了一千多元的税去了。幸亏父亲和 S的辛勤工作使得企业底子大大地丰厚了起来，祥丰还付得起这点额外的税。为了面子他定王鸣一为“基本守法户”，父亲说：“什么基本守法户？守法户就是守法户。”
　　但最后得利的还是资本家。后来社会主义改造，王鸣一就拿着当时缴税的单子要把那些废品算作资产。这个“三反五反”干部敲诈了资本家，却让资本家大大地敲诈了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拿更高的价钱买下了这些展品，最后都扔进了废铁堆。父亲说到此事时总是非常气愤，既气愤那个“三反五反”干部，又气愤资本家王鸣一敲诈国家——父亲是没有站稳立场吗？那个“三反五反”干部才是给了资本家敲诈国家的机会。如果不是父亲和 S的斗争，使得额外税从七千元下降到了一千多元，那么社会主义改造时，资本家敲诈国家的金额就又要大出好几倍。谁真正保卫了国家财产？
　　自古以来，人类历史上许多事件往往要演出两场。第一场是威武雄壮的史诗或者悲剧，第二场就是纯粹的闹剧。如：毛主席提出计划生育，正式成为国策后就有马寅初来闹事；七十年代上半期计划生育得到普遍推广，末期邓小平复辟又搞起了独生子女暴政。1956年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发动整风，资产阶级右派就借机向党进攻。开展反右，事后出现劳教风、1966年走资派还把造反派打成右派，说文革是第二次“引蛇出洞”。人民群众鼓足干劲，农民创造人民公社，刘邓就煽动浮夸风和“共产”风。毛主席力纠五风，待到庐山会议快要结束时，彭德怀又跳了出来。中央批判彭德怀，全国又到处反右倾扩大化。1960年毛主席斥五风为人祸，并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最后的清算，就刮起了“三自一包”，反动派趁机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说成“人祸”。给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同志平反，就出现了翻案风。批评翻案风，真正被打成右倾的同志平反工作又停了下来。搞四清，出现了桃园经验。文革中批评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排挤、压迫工农子女，就出现了“血统论”。中央包括中央文革1966年8月就批评“自来红”，并在10月大规模地清算“血统论”，到了一月革命时突然冒出了遇罗克的《出身论》。肯定扫四旧，到处就是保守派在走资派指使下乱抄、乱打、乱砸。批判极左，又有人搞得到处都是“五·一六”……总之只要我们想做什么，总会有人把事情搞到极端或转移目标扩大化。三反五反后期，出现一些坏人捣乱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资本家毕竟是资本家，毕竟是千方百计地剥削工人唯利是图的。不但社会主义改造时敲诈了国家，甚至当时也并不因为父亲和 S说了老实话，使他免交七千多元的额外税，从而企业能够办下去而感谢工人。父亲和 S作为工人当然也不是为他说话，而是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说话，顺便也保卫了这个“蒋委员长”。按理说，王鸣一应该好好感谢父亲和 S，可是“抗战”才胜利，“蒋委员长”就反目。他原来许愿，只要父亲和 S好好干，赚了钱就分成。1952年底结算下来该分一千多元。当父亲和 S找到王鸣一要求兑现时，他居然赖掉了。“理由”正是三反五反多抽了他的税——这个帐父亲也是清清楚楚的，知道由于自己和 S的辛苦劳动，祥丰的底子还厚实得很，资本家不过是个借口，言而无信、欺骗工人、剥削工人罢了。父亲和 S在店堂里越说越气，于是也就不客气了。店堂里有一块钢没有帐，本来父亲和 S把它作为资本家的财产，现在既然他无情，工人也就无义。于是两人商量把这块钢买了，除去交税和中间人得的钱，共有一千七百元，父亲和 S各分得了八百多元。——这是工人对资本家的反抗。
　　前面说过，解放前父亲从来就没有拿过资本家一分钱，他历来老老实实，这是第一次。——严格来说不应该算什么贪污，没有任何理由说这块钢就一定是资本家的。为什么会有这块没有帐的钢？说明了，那是父亲和 S长年累月从锯缝里省下来的。仅从这一来源就可以下结论，这块钢本来就是父亲和 S的。资本家的一切财产原本都是工人创造的，但这块钢更应该合法地属于工人。这是父亲的第一次大反抗，但由于他一贯本分自己还认为自己并不光明正大，这钱就存入银行，一直没有动用，也不跟任何人说，母亲也不知道。1965年加上利息达到了一千一百多元。而 S早就毫不客气地把钱用了。不料该年“大四清”，在刘邓的桃园经验和打击一大批中，居然成了父亲的罪状——“共产党”帮资本家“四清”？？？！！！据我知道一直到现在为止，在我的档案里还压着“父亲贪污一千多元”——就是它。
　　那个“三反五反”干部也并没有多抽了税而立功受奖，他回去后立即被揪出了。原来他自己才是贪污犯，真正的“三反五反”对象。父亲还说，他们得知，这个人原来是国民党留用人员。正是这些人歪曲共产党的政策！听到这个消息后，父亲和附近的一些工人、店员们大为高兴，都说罪有应得。这才是真正的三反五反，工人哪会不拥护？
　　但毕竟有个企业还是被他整垮了，有些工人倒了霉。
　　——任何朝代都会有这种情况：一些人习惯于当走狗。他们既不忠于旧主子，也不真心归顺新朝代。他们只求自己升官发财，为此不择手段。每次改朝换代他们都出卖旧主子到新朝里来寻找升官发财的路了。许多事情本来出发点很好，但总要被他们搞到歪路上去。由此历史剧要演出两次。相比之下许多普通的工人农民却最最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什么是别有用心。非常不幸，共产党、毛主席来了后，也遇到了这种人来投机。所以最好经常地发动运动把投机分子清洗出去。那个钻进区工会的资本家走狗不是被反右清洗出来了？那个国民党留用分子更是现世现报，在三反五反中捣乱，就在三反五反中被清洗。
　　运动始终应该站在广大工人农民的立场上，坚决相信大多数工人、贫下中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一首歌唱得好：“毛泽东时代的工农兵，阶级立场最坚定，眼最亮，心最明，香花毒草分得清，向着牛鬼蛇神猛开火，保卫红色江山万年红。”正是这样！！！——如果说这首歌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不仅毛泽东时代，任何时代工人贫下中农都是阶级立场最坚定，眼最亮，心最明的。红色江山就是工人贫下中农打出来的。如果丢失了，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那么工人贫下中农早晚还是会再打一个出来的，任何力量都压不住。
　　社会主义改造也一样。父亲说：1954年刚开始准备搞社会主义改造时，传下了刘少奇的“政策”，说所有职工在社会主义企业里都要成为合同工，广大工人听了都很害怕，对这种“社会主义”发生了反感和抵触情绪。父亲和他的同事们都说：“在王鸣一那儿做，一般只要好好干还不会失业，到了社会主义怎么都成了合同工？工作怎么反而没保障了？要每隔几年签订一次合同。”——其实正是在1954年通过的宪法里就规定，人民群众有劳动（即就业）的权利，也就是人民群众的生活要有保障。刘少奇当时就违反宪法。后来传来消息，毛主席批评了这一主张，说：社会主义改造后工人的工作要有保障。广大工人立即转为最最坚决地拥护社会主义改造。
　　工人们确实眼最亮，心最明。不管你叫什么，他们最讲实际。在文化大革命中，合同工制度被称为刘邓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1954年刘少奇等人叫做社会主义。邓小平复辟叫做“改革开放”。但是不管叫什么，工人拥护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合同工制度也配叫社会主义，那么工人们就反对你这种“社会主义”。新沙皇比老沙皇更厉害，党内的走资派比资本家更厉害。邓小平复辟，工人们都成了合同工，“合同”的签订根本不尊重工人的意见，官僚垄断资本家说如何就如何，所以工人们都叫做“卖身契”。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这样，没有想到父辈没有吃过的苦，反而要我们这一代来品尝。我厂的“合同”上留有空格名义上工人可以题自己的意见，实际上官僚垄断资本家根本不会同意，我周围十几个工人提出自己的要求没有一个得到同意。我提出我在用看谱镜时严重伤了眼睛，曾经十次眼底出血一次视网膜脱落，要求以后眼睛发病能够得到医治，如果不幸失明生活上必须得到供养。这完全合理的要求他们不但拒绝，而且为了应付，他们要我交出病历去鉴定——我没有想到，他们竟会篡改我的病历。我把病历交出约两个星期后，他们突然在上午十一点还给我，让我自己送去，当天下午就要送到。我想不到，也没有时间验证在这两个星期里，我的病历会多出一句关键性的话，而在《鉴定》里这句话居然重复引用了四次。就这样我的要求被否定了。以前是地主、反革命记变天账，现在是工人、农民记变天账，这笔帐早晚要和他们清算的。不仅如此，按理订了合同双方都应该遵守，实际光要工人遵守，对官僚垄断资本家却没有任何约束力。如：我们这次签订的合同是五年，那么官僚垄断资本家就必须让我们干足五年，可不到三年大批工人就下岗了，或者“内退”。我就是二等下岗——“内退”。
　　社会主义改造所以会在1956年成为高潮，还因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经过解放初的大发展后，已经走到了尽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了。1954年和1955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滑坡，生意很不好做，不少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我的亲属中就有两人失业，大伯伯作为小业主在1955年也到了极其困难的境地。那两年是解放以来物价最最低的时期，现在许多人都把这当作好事，其实物价太低使得企业赚钱少或不赚钱、甚至亏本，是一种危机。这两年是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生危机的年代，连累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也受到了影响。在职职工生活固然没有受到影响，失业工人就惨了。所以五十年代工业增长速度以这两年最慢。社会主义改造后，1956年工业立即得到了极大的飞跃。可现在有的人出于某种需要居然大肆抬高这两年而贬低1956年。（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除外）
　　那个时候，共产党的政策是：企业只要能够勉强维持就决不能倒闭。资本家的原则是赚钱，如果企业不赚钱那不是白干了？他就要将企业关闭。但这将使更多的工人失业，引起链锁反应。失业的工人越多，购买力越低，物价越低，企业就越不赚钱，就会有更多的企业亏本倒闭，于是又有更多的工人失业，购买力就更低……。当时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让企业尽量坚持，使这个链锁反应缓和得多。不象邓小平复辟，把企业破产说成好事，工人失业，还写出了“下岗工人的动人故事”。这只有最最无耻的人才会想得出。以后我们也得写一篇《走资派文革中被打倒的动人故事》、《走资派被批斗的动人故事》或者《进牛棚的动人故事》。
　　广大工人包括我的父亲非常拥护共产党的这个政策。有的资本家就不愿意坚持，他们办企业不愿不赚钱，更不愿亏本，有的人千方百计要把企业倒闭了。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父亲突然气呼呼地回到家里说，有一个老板不知走了什么门路，居然让政府同意他把企业倒闭了。父亲说已经和其他一些工人约好，要到政府里去说，说这个企业完全可以坚持下去，不应该倒闭。后来父亲去了，结果如何我就不清楚了。父亲的气好像消了，大概那个企业不再倒闭了吧！父亲不是这个企业职工，同去的工人至少大多数不是这个企业的，但他们就是要管这个“闲事”。看来工人阶级确实是有团结力的。然而有一个小业主把商店倒闭了父亲和工人们却都很同情他。那个小业主雇了一个学徒，完全是个无赖，什么工作都不肯做，什么坏事都做。那个商店完全是活活地被他搞垮的。小业主只好把商店倒闭了。开始政府也还叫他维持，但附近的工人们都为这个小业主说话，于是得到批准倒闭。倒闭的唯一结果是那个学徒被撵走了。小业主摆了一个摊头度日子，成了小贩。我亲眼看到他守在一辆手推车旁边，车上放着货。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遇到严重困境时，光让资本家坚持也确实不能长久，社会主义改造就应运而生了。资本家所以会敲锣打鼓地拥护社会主义改造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七十年代有文章说工人和农民一夹攻，资本家不能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一说法不完全正确，很不完全。苏联的工人农民何尚没有夹攻？但尽管列宁说过，布尔什维克只要国家政权，资本家还可以继续办企业发财，列宁也设想过赎买，资本家就是不接受，发动了大规模叛乱，大肆屠杀工人、农民和布尔什维克，以致造成了大规模的阶级仇杀。中国资本家所以会接受改造那是他们的企业本来就办不下去了，与其在那儿硬撑，甚至赔本坚持，倒不如交给共产党，坐收定息。他们有不得已的一面，有受共产党教育的一面，也有不甘心反抗的一面。王鸣一把废品作为资产就是资本家反抗的一面，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改去他唯利是图的本性。在这次斗争中，由于一个国民党留用人员钻在政府内部捣蛋，资本家胜利了，共产党输了。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锣鼓声中，几十个资本家的小厂合并，上海刃具厂诞生了，到了1958年大跃进，完全靠工人们的干劲和聪明才智，工厂开始生产游标卡尺，上海刃具厂成了上海量具刃具厂。
　　社会主义改造时，父亲和 S还有其他许多工人，多次打报告要求下车间，但不管他们怎样报告，厂里还是让他们搞物资管理。父亲进了工具仓库， X进了钢材库， S干什么我倒不知道，八十年代他在总师室。资本家的两个小姨子自然不会那么傻，不会打报告要求进车间，她们进了办公室。1987年父亲病危，其中一人是工会干部，我们真正的工人要受她们管。父亲的病和死成了她的例行公事。
　　从工资收入看，社会主义改造似乎并没有给父亲直接带来一分钱的好处。经过计算，各种名目的收入（包括伙食）加起来父亲工资121元。比国家给他定的级别高，按照政策保留。后来一次加工资，按理父亲应该加的，但领导希望父亲让出来，父亲二话不说就让了。1962年国家困难，要减保留工资。如果父亲那次加到的话，就可以不减，因为没有加到，工资减少了五元，成了116元。但父亲从来就没有发过一句牢骚，让工资还是父亲过世以后到近几年我才知道。——补充一下，父亲的工资虽然减了，但后来有了奖金，再后来是附加工资五元，所以依此说父亲的工资没有减。不过1962年物价有些上涨所以实际收入还是有所减小。在1956年父亲的工资大概可以买960斤米，1964年连同附加工资840多斤。不过也有一些东西降了价。
　　父亲收入没有得到直接的好处并不等于工人阶级没有得到好处。社会主义改造以前，工人工资参差不齐，1956年许多工资较低的工人加了工资，不少人连跳两级，又为绝大多数失业者安排了工作，全国有500多万人就业。大量的工资发出去，物资供应一下子紧张起来。物价没有大的波动，肉、鱼等都开始定量供应。布票1954年定的量，大多数人都没有用完，父亲虽然工资比较高，因为父亲的负担很重，又准备搬家，所以我家也没有用完。但由于人民的购买力提高，1956年布票就要打对折使用了。解放前的剥削者叫苦连天。
　　1955年我们搬家以后，新邻居中就有一家历史反革命，虽然解放了，而且没有工作，不知为什么他家的生活还很富裕。我们刚搬来时就听说他们家的三个儿女，一个没有鱼就不吃饭，一个没有肉就不吃饭，还有一个没有鱼肉不吃饭。我就听父亲嘲笑了他们。父亲很少说话我只听到过一、二次。说得最多的是母亲，说他们把孩子惯得不像个样子。我母亲说来还是资本家的女儿，但她也很看不惯，她自己从来就不是这样。父亲从小在宁波鱼米之乡长大，吃鱼虾贝蟹不要钱，只要自己肯动手就可以一日三餐有鱼虾，也从来不至于没有鱼虾不吃饭。第二年鱼肉定量以后，那家人就叫苦连天，我父母却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话。
　　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就以此叫嚷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降低了，说解放前什么都可以买到，现在许多东西要凭票证了。他们在解放前剥削工农有的是钱，当然认为解放前好，但是这和大多数工农又有什么关系呢？马寅初则宣布是人口增加太快的结果，又不顾就业大幅度增加，硬说人口增加太快造成了就业困难。可是邓小平复辟以后，又把大跃进前宣布为没有矛盾的“黄金时代”。据说发行票证都在1958年大跃进以后，宣称凭票证是物资匮乏。其实除了六十年代初，其他时候都是购销两旺的。这些人历来如此，什么事情只要他们认为是好的就一定要避开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最好还得避开共产党、毛主席和社会主义。比如1958年动员家庭妇女出来工作，甚至里弄干部到家里来坐着不走，他们认为是好事，硬说是1957年，我跟他们说那是1958年大跃进，他们还硬说大跃进时就业困难。什么事情他们认为是不好的，一定要把它和毛主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挂钩，要归罪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他们不要事实只有政治需要，跟他们永远也说不清。
　　解放以后，人民生活是大大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工人农民最清楚，反共的右派在工农中没有市场。现在邓贼把他们都一风吹了，工农对他们仍然不感兴趣，他们也只有顾影自怜。
　　应该承认，在后来职工中像父亲那样工资达到100多元的就没有了。但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社会主义改造前工资特别低的也没有了，所以平均工资，全国都比社会主义改造以前高。另一方面就业人数大为增加，不但消灭了解放前大批地存在，到1955年仍有相当数量的失业职工，最最重要的是大批妇女参加了工作。在上海1957年青年女子依靠丈夫还被认为天经地义，经过大跃进，大多数得到了就业。我在上海，一度以为全国都是如此，但1970年到四川才惊奇地发现存在那么多的年轻的家庭妇女。依靠丈夫还是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但也不过仅仅三年，大批女青年就安排了工作。1970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时还以女方是个合同工而自豪，称之为“自带饭票”；到1973年给我介绍对象时，合同工的调子就降低了下去。1949年全国不过八百万职工。根据邓小平的数据，1955年各种职工合计人数为2162万人，1956年就达到了2977万人，到1976年时，就达到了8673万人。最后这个数字是邓小平篡改缩小了的，在他们刚刚上台时说1976年全国职工9000多万人，仅全民职工就超过7000万，后来被篡改为6860万人。父亲一个人供养我们全家五口，还得对祖母承担义务，负担并不轻。对于后来的小夫妻来说，虽然没有我父亲那样的工资，但两个人来承担自然比一个人要好得多。据统计1964年全国职工赡养人口包括自己为3.4人，1976年只有2.06人。1952年尽管经过解放初三年的大增长，工资总额还只有68.3亿元，平均月工资不过35元，许多人同样需要养活五六口人。但是1953年就增加到90.0亿元，平均月工资超过了35元。1954年和1955年还有增长，达到108.8亿元，平均月工资超过41元。1956年几乎增长了一半，猛增到了158.6亿元，尽管500万人才就业，按常规，工资比工龄长的低，平均月工资还是提高到44元多。1976年据邓小平数字是489.2亿元，平均月工资47元，绝大多数家庭已经两夫妻工作。所以工资没有大的增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是有很显著的增长。邓小平集团把1958年和1976年平均工资比1957年和1965年低，作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搞糟了，人民生活下降了的根据。这如果不是存心捣乱，就是连新职工的工资总是比老职工低这一常识也不知道。大跃进全民职工总数翻了一番，从1957年2400多万猛增到5000万以上。文化大革命使得职工总数翻了一番以上，正是因为增加了大量工资比较低的新职工，才使得职工的平均工资被冲淡了。平均工资降低正说明国家经济发展飞速，大批城乡人民就业。
　　即使按照邓小平复辟当局的数字，1976年我国在物价稳定、略有下降的情况下，工资总额也从1965年的282.3亿元猛增到1976年的489.2亿元，即猛增了73.3%，世界上哪个国家有那么高的增长率？1986年据说工资总额增长到了1659.7亿元，好像增长率高得多，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折算下来究竟又是多少？更何况这个工资总额分配极端不公正，少数官僚、恶吏和“精英”占据了相当大一部分，一般职工实际收入不但没有增长，许多人还下降。那能够和社会主义时期比？九十年代就更变本加厉了。
　　尽管没有加到工资，但父亲一贯拥护共产党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工作一贯很积极认真负责。父亲知道，解放后自己工资所以能够提到那么高，绝不是资本家突然发善心了，完全是解放的结果。
　　解放以前自己的收入根本供不起一家五口，对祖母也未能尽过义务。解放后虽然负担很重，但生活大为改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加工资也并不等于完全没有得到经济上的好处。
　　一个就是房租。我们在1955年搬家，前面说过房子比原来的大为改善。解放前这房子原本不是我们住的，房客大多是资本家和反革命。正因为解放了父亲收入提高，我们才能够搬到这儿来。但虽然搬了进来，房租却极贵，每个月 19.34元。同样的房子，比我们早搬进的邻居只有一半。原因正在于他们是解放前搬来的，解放后工人收入提高，要求改善住房的决不是我们一家，所以房东就乘机提高房租。1953年到1955年正是上海房租最高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后确定我们的房租应该是 9元多。不过这只是名义上的，父亲的高工资保留，高房租也长期保留，而在1957年搬进来的邻居，房租就7元了。当时说减房租以后再说，这个以后就是二十年。1976年我家的房租才真正减到了 9元多。不幸的是，不久邓小平复辟，房租又大幅度地暴涨起来了。
　　不过虽然二十年里没有减房租，毕竟我们还是住了二十年，大跃进时国家还派人来修缮、粉刷、地板打蜡，后来则每个月发地板蜡。而且国家承认我们房租是高了的，没有得到实惠还是得到了一个名。不想邓小平复辟，老百姓差不多要住不起房子了，却还说房改给人民群众带来了莫大的恩惠。更谈不上修缮、粉刷，地板蜡也不发了。
　　另一个是劳保和公费医疗。自从社会主义改造后，城市的职工生老病死都有了依靠。老了有退休金，不至于丧失劳动力后生活无着。生病后有了公费医疗。母亲和我们弟兄也跟着沾光，医疗费报销一半。1964年我进了大学，看病也不要钱了。
　　父亲自认为身体很好，尽管有公费医疗却在相当长时期里极少看病，我也想不起在我毕业以前他什么时候请过病假。平时有点小病他就扛着，既不请假也不去看病。母亲倒要责备他：“现在医生就在面前，又不收钱？为什么有了病不去看病？小病不医，大病吃苦。”父亲什么解释也没有。偶然生病找医生还是有的，但是医生给他开了病假条，他往自己的衣袋里一塞就又去上班了。这在毛泽东时代也是普遍现象，许多工人都是如此，是出于对毛泽东时代的热爱以及和旧社会的对比。也正是如此，所有的工人对于无病装病，小病装大病，泡病号的非常看不惯，我父亲也一样，他说到此类事时说：“看得眼睛要出血”。这我到四川后也遇到过。1973年我在翻砂车间上班时，有一次不小心把一块废铁扔到了组长的身上，当场打出血来。我又害怕，又内疚，我和在场的人都请这位组长去医务室，可他照样劳动没有去。其实我自己也是如此，这也是老一辈耳濡目染的结果。文化大革命到海港劳动，有一次吊车开来，把铁链子打到了我的嘴唇上，当场打肿打出血来。医生叫我休息，给我开了一张病假条，我还不是又去上班了。无论在学校还是毕业后到厂，我也是有点小病不找医生开药的。那个时候，到医院看病还往往不付现款，厂里有记账单，拿了就可以到医院看病。但我一张也没有用过，以至于连怎么用都不知道。复辟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状况比年轻时差了，医疗费反而越来越高了，公费医疗也取消了，现在已经看不起病了。大概1980年吧，我看到报纸上大肆鼓吹什么医疗也要遵从价值规律，邓小平们从来就不懂价值规律却不懂装懂，他们说的价值规律不过是黑心规律罢了。当时我就说我们南充地区中心医院要改称南充地区中心医店了，我们厂的医务室就改称“医疗小卖部”。不料这一完全为历史证实的预言竟把一些人说得发火了。他们忠于邓小平却连邓小平的报纸都不看也看不懂。电视里总是说，有病要去医院找医生，不要自己买点药吃吃算了。——他们说得轻松，看得起病谁还会这样做？这不是真正对人民群众的关心，现在的电视最会做广告，这不过是当局给医店做广告罢了。
　　第三是学费。我说过，如果解放前，父亲能不能让我们上学很成问题，那时生活都很困难。由于解放后父亲收入提高，1951年我和我哥就进了校门。尽管如此对父亲还是不小的压力。小学学费视学校好坏每学期高达三十元左右，还有书本和杂费。不过解放了，学校对于经济拮据的学生可以减免费，我家减了一部分，还可以分期付款。我们也分期付款的。1955年我们搬家，父母为了我们上学奔走了好多天。新家附近的学校都不能减免学费，学费最高的要36元。后来到了一个比较差的学校学习，一个教师同时教两个年级，学费只要24元。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后，学校比以前好了，学费却一下子就减了下来，每学期只有六元。所以不能说父亲，还有我们，没有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好处，我们都是既得利益者。连资本家、地主、富农、反革命也是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子女一样可以以低学费进校，生活困难的还一样可以领助学金。就是社会主义改造以前也一样，我们有个邻居是个反革命，他的儿女在1956年以前上学就免交学费。社会主义改造前，我进的几个小学没有一个有操场，都是弄堂小学，课间都到弄堂里玩，上体育课也是在弄堂里。1956年下半年到了安福路第二小学，第一次进了有操场的学校。当我进操场后，看到有双杠、单杠、沙坑、爬杆等运动器械，觉得社会主义改造后就是大不一样了。我首先对爬杆感兴趣，后来竟然在爬杆上成了一把好手。
　　1958年我进了初中，后来又进了高中，最后考进了大学。以前父亲从来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进大学，做梦都不会想到他的儿子会上大学。解放前在他眼里如果我们能够像他一样，读几年书然后找个工作就不错了，很可能还不一定读得起书。如果凭他只能买一些美国廉价奶粉的工资，怎么付学费？如果解放前的小学校学费也和社会主义改造前一样高的36元，那么父亲一年的工资还不够供一个人上小学。读初中、升高中、上大学就更不要想了。
　　在父亲眼里我们的前途大概就是学生意。那时候上海和宁波不少父母，对男孩子从小就要进行一些特殊的训练。父亲也是一样。如果吃饭时去一家人家，往往可以听到父母，尤其是父亲对男孩子一连串的训斥声。一是要孩子菜吃少些——那是因为伙食差，女孩子也要受这种训斥。另一个就是要孩子饭吃快点，女孩子照例不受这种训斥，她们饭吃得慢是天经地义。在家中我因为饭吃得慢，受训斥最多。但我到单位从来没有人说我吃得慢。结婚后拙荆一直说我吃得太快，常常看到我被噎住，一直要我不要吃得太快，经过二十多年我才改过来。可小时候仍然几乎没有一顿饭不受训斥，不管我吃得多快，总是说你吃得慢。一边吃，父亲在一边说：“你吃快呀！吃快呀！将来你去学生意，饭吃得不快要吃亏，不会吃饱的。现在跟你说你不听，到那时候再想到我们是有道理的也来不及了。”——原来那时候上海和宁波训练男孩子吃饭快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将来学生意，为了不至于因吃得慢而吃不饱。父亲经常告诉我，他就是吃得快，学生意时在吃饭问题上没有吃过多少亏。但这个亏到他晚年就反映出来了——父亲死于胃癌。
　　父亲告诉我们，解放前上海资本家的企业如果自己用了饭师傅，一般来说工人们还能吃饱。这时资本家最怕的是工人们叫喊没吃饱。因为人们会说：“在他那儿做事，连饭也不让吃饱。”但饭师傅就最倒霉了，吃后饭还有余，老板就会训斥，为什么饭多了？费了他的钱。如果饭不够，工人们反映没吃饱，为了避免传出去不好听，老板又要训斥。表明不是他不让工人吃饱，责任在于饭师傅煮少了。所以饭师傅就成了饭乌龟，只好把头一缩由着训斥。另外，不少资本家是不用饭师傅的，而把工人伙食包给饭馆，那工人吃不饱就经常了。由于已经包给饭馆了，资本家也不怕工人喊没吃饱了，因为那是饭馆的责任。解放前一桌八个人，名义上每人两碗饭，相当于现在三两多，本来也远不如毛泽东时代的粮食定量，大概只是和现在的盒饭差不多。实际饭馆总还要少一些，最少时只给十二碗，这样就总有人只能吃一碗。吃不饱就成了常事。父亲还告诉我们，解放前人与人之间等级观念特别强，一般来说最后来的学生意必须给大家盛第一碗饭，吃了第一碗后学生意各人盛各人的饭，各个师傅由他们的徒弟盛饭，而经理等也由最后来的学生意盛饭。所以学生意如果吃饭慢，饿肚子是必定的了。父亲还说解放前，儿子去学生意前父母都要教——刚到企业该你给大家盛饭，你自己第一碗要盛得少，给别人要盛得多。由于自己少，所以容易先吃完，就有机会先去添饭，饭到了自己碗里就不怕了。别人饭多吃得慢，最后添不到饭的就是他们中间吃得最慢的。
　　父亲还告诉我们，根据那个时候的等级观念，名义上四菜一汤，有荤有素，但照例饭盛好后，大家走拢，由经理或其他管理人员，总之一桌中地位最高的人先动筷子大家才能动，肉照例首先是他们吃的，其他工人伺机或许可以吃上一块。当学生意的就要自己留神，肉是绝对不能去碰的，不然以后日子就难过了，多半还得当“回汤豆腐干”（被开除回家）。当了“回汤豆腐干”被人看不起，从此工作不好找，父母也要埋怨自己不会做人。
　　母亲也告诉我，外公的厂里就是这样。外公自己从来不和职工一起吃。当外公的厂还只有一桌（八个人）时，一般由张家两弟兄点菜，他们最喜欢点的菜叫做“西施肉”，一碗只有四块底下是菜，每次吃饭多半他们一人两块，其他人吃不成。偶然剩下一块，照例由工人中地位高一些的伺机吃了去。
　　父亲这些话并不是为了做忆苦思甜报告而说给我们听的，但比忆苦思甜报告对我的教育更深刻。社会主义改造后，我们就是去做学徒也不必为每顿饭煞费苦心了，照理不该再做这种训练了，可习惯上父亲还一直对我们进行这种训练，让我们在骂声下吃饭。一直到我进大学才终止，只是再也不说学生意的话了。——这也是一种社会的化石吧。
　　父亲学生意也作过，工人师兄也作过。我不能确切知道父亲是不是也曾煞费苦心每顿饭都在盘算，如何使自己不致少吃一碗，如何指望也能吃到一块肉。父亲从来不讲。这也不好讲，说出来被人嘲笑。所以尽管这种情况极普遍，老上海都知道，在忆苦思甜时却没有人出来说的。即使吃得快没吃过多少亏，没有必要想那么多，也得益于从小的训练。那么多上海人和宁波人训练男孩子，还不就是为了一口饭？在他们还很小时就开始为他们盘算并煞费苦心。财大气粗的人自然会嘲笑，说工人们每天都处心积虑，盘算的不过是一口饭，一块肉，自己这么做还不算，还从小就对孩子进行这种训练。但这完全是社会逼的，心中所想的又不能说出去。
　　难道我们能够要求工人们在忆苦思甜报告中说：解放前我每天是如何想着能够添上一碗饭？能不能让他们说：解放前我每天是如何考虑着能够伺机吃到一块肉，并挖空心思？何况自己添上饭后其他工人就得饿肚子。
　　现在的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把解放前倒说成了天堂。记得我曾经跟人说，解放前全国人民包括地主资本家和反动官僚在内每人平均每年最多只吃五、六斤肉。有人一口咬定我：“搞错了，是每个月。”我跟他们说：“如说每个月，现在也没有做到。我没搞错，就是每年。”他们就说：“照你这样说，肚子里有什么油水。”——最最讨厌的就是他们从来不照事实和根据说话，动不动就是“照你这样说”，最好一切都照他们说。我完全是照事实说的。最最起码的事实是解放前我国总共不过养5700万头猪，一头猪要养一年多，每年能够出栏也不过4000多万头，全国人口倒有5.45亿，平均每十几个人一年吃一头猪，一般一头猪杀了只有六十斤肉，所以我说的每人平均五、六斤肉虽有出处也只可能夸大不可能缩小。“肚子里有什么油水”，荒唐！！！解放前大多数工人农民吃饱饭都成问题，还讲什么“油水”？全国半数农民糠菜半年粮。大多数农民终年不见肉味，北方许多农村过年过节吃顿饺子还是素的。如果说吃饺子是过年的话，那是因为这是“白面”，许多人平时连大米和白面也是难得吃的。在江南和成都平原，所以公认为富裕，那是因为有稻米吃，江南还有鱼虾吃，有的普通农民还能吃饱。也正如此成都平原被说成是“天府之国”，比它好的江南是“鱼米之乡”，而我国从来就没有“鱼肉之乡”。我妈说上海是天堂，我们家还没到一点肉都吃不起，我的姐姐生了病吃点牛肉尚且还有人发话。那些说“肚子里有什么油水”的人在解放前一定是肚子里大有油水了，这些人中间凡我知道家庭出身的就是地主子女。解放前地主、富农的肚子中也不是人人有油水。文革时我们在上海下乡，许多农民明确地跟我们说，他们现在吃的，解放以前许多富农和小地主还吃不到——上海郊区尚且如此。
　　现在邓贼之流和反共分子、右派分子们又硬说复辟以前我们都“穷极了、饿极了”，复辟才解决了吃饭问题，中央电视台说面包史也不忘造谣说，毛泽东时代谁吃面包，回头率比现在的靓妹还高。这实在是极端无耻、穷极无聊。无论在四川还是上海，至少到1975年我们结婚后从上海回来，城乡都没有看到任何饥荒，正是这次回来路上，我在火车上才第一次听说：“现在家家户户有几百斤存粮。”第二次是1976年夏季妻子生孩子，我们化验室有人借机打听我的家底，问我准备了多少存款、有多少存粮。我回答说：“去年结婚把存款都用完了，至于粮票我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究竟存有多少。”我说的完全是实话，可她很不满意，以为我不愿意告诉她家底，就说：“你会没有存粮吗？现在家家户户有几百斤存粮。”这是我第二次听到这一说法。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两个人都不是毛泽东时代的拥护者，更不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拥护者，而是最最坚决的反对者。就拿我们化验室那位说吧，就多次抱怨文化大革命让她到车间去劳动了两个月，说到某人态度蛮横也动不动就拉上文化大革命，说如果在文化革命他肯定要打人了。平时一听到有人骂毛主席、斯大林就眉开眼笑，我和另一个同事偶然说到某地主如何如何，顿时就颜色不悦并借机挑衅。现在网上许多人指出毛泽东时代粮食定量并不是农业不好，七十年代粮票大多数人吃不完，大多数家庭有几百斤存粮。我也这样说，但并不是从网上看来的，正是首先从这两位听来的，在此以前我只知道我家粮食吃不完，从来不打听别人的家底。和他们比我还只是说“大多数”有几百斤存粮，没说“家家户户”。我可以断定，现在这两位正是竭力倾诉毛泽东时代没饭吃的人。网上右派们的说法更是离奇，有一个反共分子说，文化革命时有个老工人丢了十斤粮票，蹲在车间里哭，因为这是他全家四口半个月的定量。我问他：照你这么说每人月定量不是只有五斤吗？他无法回答。另一个攻击毛泽东时代的贴子，反毛右派跟贴很多，甚至说：要建立一个“特区”，把毛泽东时代的拥护者全部流放到那儿去，每月定量和1971年相同25斤（还没有说5斤）。我说：欢迎建立特区，但1971年我定量45斤，凭什么只给我25斤？我又历数了化纤厂、化肥厂、水利设施等，说我国的工农业基础都是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应该赶到不毛之地去的不是我们，而正是你们，凡这些工厂和农业设施所在地都属于我们。这个贴子上了以后，那个主题再也没了跟贴。
　　话也说回来，1976年春天四川倒确实有饥民们剥树皮。我们南充的饥民专门到地委里去剥，地委宣布为“反革命事件”，是“向党示威”。那时赵紫阳当四川省委书记，群众意见大得不得了，到处都是他的大字报。南充地委书记苗前明正是他派的，近来我才知道这个苗前明文革前紧跟李井泉，无端打击了一大批未成年的中学生。1975年冬和1976年春，南充也没有蔬菜吃，我们厂里吃一些很苦的菌子。那个打听我家底的人问我好不好吃，我挖苦地说：“有吃的”，可见我没有掩盖当时的困难。倒是邓贼复辟，硬把1975年说成由于赵紫阳和邓小平农业丰收，把1974年说成批林批孔农业减产。1976年四川从全国调了12亿斤粮食，连1975年遇到特大洪灾的河南省也调了粮食给我们。1970年我到四川以来其他年份没有饥荒，就只是那一年。至少我知道1973年就大丰收。1974年早稻、小麦大丰收，到处都是农民在卖干面（面做好后晒干，用纸卷起来），价格特别便宜。我买的一角钱一斤，工人们说贵了，最多只要八分——我们外地来的买东西总比当地人贵些。那年质量差的面只收粮票不要钱。1975年秋收以前也没有任何饥荒。正是1975年粮食减产才造成了1976年春天的饥民。赵紫阳之流当时是这样对大家解释的——大旱，后来又遇到霜冻把菜冻坏了。应该承认1975年确实十分干旱，我结婚回家，10月20回到南充还是盛夏天气，第二天才下雨，气温突然降了下来。如果是天灾自然怪不得任何人，但如是人祸省委书记赵紫阳不负主要责任谁负责？那年全国到处干旱，我们乘火车回南充从陇海线过，到处是盛夏天气。但为什么全国能够大旱年大丰收四川要减产呢？他们怪天气正是为了替赵紫阳和自己开脱。批邓开始后就归罪于批邓了。76年的春荒源于75年的减产，和才开始的批邓有什么关系？1976年毛主席建设的四川化工厂和泸州天然气化工厂投产，许多小化肥厂也纷纷投产或达到了设计水平，化肥施用量大幅度增长，加上1976年开始许多优良品种开始推广，杂交水稻就是一例，1977年推广面积大为增加，农民日子确实比1976年春好多了。邓小平们就把1977年的农业大丰收归功于赵紫阳，其实和他有什么关系？那以后根据他们的数字好几年没有增产，甚至略有减产，照例化肥产量在猛增，优良品种种植面积越来越大理应继续大增产。邓贼还拍了许多电影，把四川说得一塌糊涂，好像1966年以来一贯都是1976年春天那样，并且归罪于“学大寨”。其实1974年陈永贵到四川，就是批评没有好好学大寨，许多该搞的事情没有搞。到现在为止许多四川人还在抱怨邓小平那些电影使得其它地方的人看不起四川。在文化大革命中四川农业真的一塌糊涂吗？不是！我们再根据邓贼当局公布的显然篡改过的数字说话。根据他们的《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四川（不包括重庆）1970粮食产量1756.1万吨，和1965年1489.4万吨比，年递增3.36%是连年丰收。邓贼公布的数字很偏，尤其四川，他们只选择性地公布了很少年份。那是因为两个原因，1961年由于李井泉搞包产到户和安徽省一样粮食产量减产，跌破了解放前，另外浮夸风和共产风四川也很厉害。赵紫阳上台又把农业搞坏了，所以他们就不公布历年的粮食产量，好掩盖李井泉和赵紫阳的“业绩”。1977年粮食增产也不公布，但我知道1978年减产。1979年他们公布的产量为2483.2万吨，经过二十年1999年为3559.03万吨。年平均递增1.8%，且不管他们有没有造假，哪个快那个慢大家评说。1975年据说1976.8万吨，实际只可能贬低1974年（未公布）移栽到1975年上去，但是到1979年四年中平均年递增5.87%，几乎全是1977年增产的，当然不是赵紫阳的功劳，也不是包产到户的功劳，“大包干”还没有开始，完全是毛主席的化肥厂和优良品种等等，使得粮食猛增了25.6%。
　　解放前除了吃不饱以外，学生意挨打，那是人见人惯的。那个说打学生意是不允许的，会被人看成怪物。就是熬出了师，也不是绝对不会挨打了，当了师傅算是有了面子，特殊情况下挨打也是有的。大家都看过《桃李劫》吧！一个大学生出于安全，反对轮船超载，被打了一个耳光。他赌气辞职了，从此就陷入了极端的贫困之中。大学生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挨了打还算不体面，那也是工人忆苦思甜时不愿说的原因。据母亲说，外公自己从来不打人，但张家两弟兄就经常要打学生意，外公也不管。解放以后，就绝对不允许打人了。邓小平复辟后，打工人又屡见不鲜了，如果说现在没有解放以前多，那也是长期以来工人们经过毛泽东时代的训练，有了反抗性，使他们不能过分放肆。至于童工等挨打，现在不是很普遍了？甚至南朝鲜的女老板还强迫大批中国工人跪在她的面前。我想，如果以后再来忆苦思甜，这些被迫跪下的工人大多数也是不会说的，因为毕竟也是很不体面的事。就是现在许多大学生出国，也知道，如果在国外老板打了你一个耳光，你能不能赌气辞职？只有毛泽东时代的工人才真正做了主人。
　　我敢肯定，那个时候工人们上班时处处受压迫，时时刻刻得提防，也是处心积虑地盘算的。到工厂以后我就懂得了这个道理。尤其复辟以来许多工人们每天来上班时，心中就在想，不知道今天又得受那些压迫？目前中国工人受的压迫比人所共见的“贫富差别”（阶级分化）严重得多。大多数压迫不是语言能够表达的。工人和资本家，和资本家走狗的较劲，许多是在双方心知肚明下暗中较劲的，就是说出来也会为那些与工人为敌的人所嘲笑攻击。所以我后来明白为什么许多工人忆苦思甜不愿说。其实真正挖空心思暗中算计别人，口上却不说的正是那些道貌岸然的人。以吃了一块肉就当“回汤豆腐干”为例，尽管所有的职工都知道，被开除的真正原因就是吃了一块肉，却绝对不会说这就是学生意被开除的罪名，而总是要另找岔子另加罪名。你如果跟他们这样说，他们立即会说：“哪是这么回事？你是犯了某某错误被开除的，却说我们连肉也不允许你吃一块。”
　　母亲历来说“上海是天堂”。解放前“天堂”里不少人吃不饱饭也是常事。我到了四川以后，一位老工人，就是被我打出血的组长说，他从小每天就是两个红薯。后来他被抓过壮丁，每顿饭必须在五十秒里吃完，饭里还尽掺了沙子，说到底是不让你吃。他说如果不是后来逃出来说不定早就死了。他说这话在七十年代初，那时他定量45斤，主要吃大米，搭配一些粗粮。我说外公家生活“也不过如此”，不是说他们不比劳动人民好得多，但“也不过”不至于饿肚子吧！——旧社会本来就是这样，父亲说“处于半饥饿状态”本来就是事实。许多农村吃糠咽菜是常事，宁波鱼米之乡要好得多，父亲也实事求是地跟我说：“解放前宁波饭没吃的人家不多”。不过说到长工时，父亲就说某节日（大概端午节吧，记不清了）长工们吃饭时必须有一碗米苋，因为这个时节的米苋最好吃——这就是当时鱼米之乡的长工一年中的追求。但宁波也不是完全没有饥荒的时候。自古以来，全国农村以江南最为富裕，江南又以宁波最为富裕。江南是鱼米之乡，宁波靠近舟山群岛，海鱼就从那儿上岸，所以宁波海鱼历来最为便宜。除此以外宁波又是稻田水网区，船运方便，土地平坦肥沃，易于灌溉适宜水稻，河流比江南任何地方都多。出淡水产品，也出一种水草，宁波人叫做“割门草（音）”我一直不知道这“割门草”是什么，1987年问过父亲，父亲只是说不能让“割门草”到水田里去，不然就在水田里长了起来，影响水稻生长。到底也没有使我明白，我怀疑就是水葫芦或水花生之类。解放以前遇到灾荒年宁波农民也要靠吃“割门草”度过荒年。解放后也发生过，我是1955年前听到一个乡下亲戚到上海来，说1954年宁波遇到灾荒歉收，有的农民在吃“割门草”。——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后来祖母住在我们家里说过好几次解放前她亲历的宁波吃“割门草”的事，以及如何吃法？我年龄小，祖母又不懂公元，哪些年份没有搞明白。在宁波吃“割门草”成了灾荒的同义词。下面将说1962年宁波农村苦得不得了，我一个亲戚是靠上海亲属救济度过的，据我的哥说那时也发生过其他农民吃“割门草”事件。但可以肯定，自此以后再也没人吃过“割门草”。不知道现在宁波的年轻人知不知道。
　　现在对于六十年代初的饥荒，危言耸听的议论层出不穷，越来越离奇，时间上也越来越往前挪，尽量归罪于大跃进。不能说未曾有过饥荒，我就挨过饿。饥荒的原因另论，但如果和解放前比，也不过是很一般的年景。邓小平刚复辟时，根据他们文章中的人口数字和粮食总产2800亿斤（后来知道他们数字是2870亿斤，把尾数去掉了）我作过计算，算得1960年我国人平粮食产量407斤。这确实是半饥饿的数字，但比1949年的402斤还是要好。可见解放前实在比解放以后最少的年份还要少，何况那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艾奇逊说蒋介石被推翻是因为解决不了人民的吃饭问题，客观上承认了解放前饥荒遍地。解放初我国无论如何谈不上已经摆脱了饥荒，充其量在已经土改的地方分配比较平均了而已。1950年的人民生活水平就决定于1949年的粮食产量。毛主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里说：“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就是当时的情况。小时候给我们讲罗盛教的事迹，1950年他去朝鲜以前部队吃饭常不够，就不添饭说已经吃饱了。一个国家总不会不照顾自己的军队吧！可这比战争年代还是好得多——红米饭、南瓜汤，甚至只有伤员才能吃到野生植物的淀粉作的窝窝头。国民党的军队也有很多人吃不饱。抗战时，华北伪军往往只能吃点土豆。上海附近的伪军要好一点。四清时我看到一个伪军交待他由黄包车夫到当伪军，正是为了有口饭吃，更谈不上养家活口。由此可以看到解放前的人民生活水平了。邓小平一伙为了贬低毛泽东时代，实在堕落到了极点，甚至不惜变着法子抬高解放前。他们明知解放前人口统计不全，计算人平粮食产量仍说那时中国只有四亿五千万人，所以据说比大跃进高得多，到后来又是比整个毛泽东时代高得多。为了捏造出饿死几千万人的谎言，邓小平公布的六十年代初人口数字后来也减少了，许多人已经指出这些数字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绝对有捏造。2004年我据此计算1960年人平粮食产量就是425斤了。按1960年粮食总产2870亿斤计算，更是430斤，这就不是饥荒数字了。印度人平粮食430斤时还说丰收可以出口了。——对邓小平集团来说，公布人口数字是个难事，多了就不能夸大饿死人，少了把人平粮食产量抬了上去，又不能使人们感到是饥荒了。作伪者无不破也！
　　1949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靠了解放。不少老解放区，比如东北已经全部解放又经过了土地改革，农业已有相当大的增长。
　　解放以前没有一个上海人可以说没看到过饿死人。那时每天一大早就有汽车开出去收尸，尤其冬天，一场大雪下来，早上收的尸体一卡车、一卡车地拉，车上堆积如山。上海把叫花子叫做瘪三，那是因为他们饿得皮包骨头，处于垂死状态。父亲曾经告诉我们，解放前祥丰一度生意很清淡，有一次他和 S没事情，就约好算一下今天推开玻璃门进来讨饭的叫花子究竟有多少人，结果统计到七十几个时，便再也数不清了。母亲说（说来她还是资本家的小姐时），有一次乘三轮车出去，路上起了个好心，给了一个瘪三一分钱（指最低货币单位），引起了大批瘪三围困要钱，人数达到好几十个，差一点走不脱，连三轮车夫都有意见了，说不要起这样的好心。还有一次母亲出去买生煎馒头，回来路上遇到一个叫花子，端的锅被他一把打翻在地，然后立即用极脏的手把馒头一个个地捏一把。母亲气得大骂，也只好自认晦气，但心中还是非常同情他，因为他们实在饿极了。这种境遇在上海不是母亲一个人遇到，人人不能不担忧提防。我还听到有人说，解放前他亲眼看到过，有个人在马路上呕吐了，瘪三们立即围上来抢着吃干净。我在学校毕业后到四川，听说在李井泉统治下，困难时期脑力劳动者定量只有19斤，大为吃惊，四川的百姓也对李井泉极其反感。但如果瘪三们能够有19斤定量，一定认为是进入天堂里了。所以即使解放后最困难的时候，最差的地方也比解放前好得多。那个时候施舍给瘪三的是馊了的饭，倒不是人们的心眼坏或小气，一般居民吃馊了的食物也是常事，吃的东西是不讲倒掉的。我记得解放初有一次父亲从店里的淬火间拿了一些剩面来，怀疑有氰化钾污染，但母亲和他争了半天没有哪个说是要倒了的，而是母亲说她来吃，父亲说他来吃。结果早上父亲和哥抢着吃了。从经济上来看我们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再吃这面了，但解放前的历史活化石还在，吃的东西还是不讲倒了。饭馊了不能吃还是共产党宣传的结果。解放初有一次母亲开会带我去，由一个妇女干部主持，跟妇女们讲话。我记得讲了两件事，第一是“这血和那血是一样的”，我也不懂什么意思，也没有想到要去问。大了后回忆起来知道是指妇女的例假。另外就是跟大家说饭馊了不能吃，有细菌，吃了要生病。尽管如此，我们家饭馊了一度还是吃的，用开水淘一下，算是比解放前讲究了。当然没几年后我家经济条件提高，饭馊了再也不说吃了。
　　社会主义改造后是整风，我亲眼看到父亲写大字报。接着是反右。现在社会占统治的观点，尤其在知识分子中，把反右看成不得了的暴政。工人从来就没有这样看待过，几乎不感兴趣。我就从来没听到父亲对于1957年反右有过什么二话。社会主义好不好，共产党毛主席好不好他们自有定论。大家知道1989年尽管广大人民群众都加入了那场五月风暴，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邓小平复辟当局。甚至面对坦克和机枪不退缩。但对大多数群众来说，有几个人对于什么“民主”、“自由”以及“多党制”等感过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反对官倒、反对腐败、反对邓小平当局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压迫。何况1957年呢！右派分子的口号迷惑不了工人。在工人中根本就没有市场。1957年的右派也不堪一击，报上不过发表了一篇文章顿时屁滚尿流。根本用不着出动武力，也没有那个右派敢于直面刺刀。这倒和方励之把学生挑动起来以后，看到军队开来，立即弃广大学生于不顾，自己往美国大使馆一钻差不多。方励志原本就是1957年的右派。
　　广大工人真正不满的不是反右，倒是1958年初的劳教风。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1957年整风是有很大成绩的。虽然解放以后有一些干部作风不好了，更有如留用人员等投机分子钻入了执政的共产党，但是1957年大多数干部还是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那种作风、那种精神，能够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也虚心改正缺点错误。所以经过整风，总的来说干部作风大为改善，群众也有了大跃进时代那种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以前都是整风反右连在一起说的。现在一切反共分子、右派分子、邓小平复辟当局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把整风说成仅仅为了“引蛇出洞”，成绩被抹煞了。当然不能说干部个个都虚心接受群众批评，打击报复是有的。我在文化革命中就看到档案，有人对领导提了意见，领导就在反右时企图把批评者打成右派，但没有成功。中央明文规定工人中不划右派，保护了一大批人（这一文件我在邓贼当局的《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文件选编》里没有找到）。但这些人还是会变戏法，1958年初出了个劳教风，许多群众被送去劳教。工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一样，他们最最痛恨的不是反右，而是劳教风，但邓修当局据说最会平反了，对劳教风却至今没有提过。好像根本就不存在。对反右切齿痛恨的人也是闭口不谈劳教风。有时他们也提到劳教风中被诬陷打击的人，那是作为反右的陪衬，目的是为了说明反右中工农也有受整的，为自己树立“群众性”，把反右加个反人民的头衔。至于劳教风中被整者的最后命运照例是不关心的，目的达到了就不提了。他们从来就没有提出要为“劳教风”中挨整的无辜者平反，连存在“劳教风”都闭口不提。
　　父亲就好几次提到过劳教风。不能说劳教的人都是冤案，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搞些劳动教养原本是必需的、应该的。按照宪法，社会主义国家不劳动者不得食，从旧社会来的人中，总有一些剥削者、懒汉不愿意劳动而习惯于坐食，他们过寄生虫的生活惯了，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不改，国家就有必要训练他们养成劳动的习惯。但劳动教养制度出来以后，竟然被某些干部作为镇压人民群众的手段，确实有相当多的人是被诬陷或罚不当罪的。我亲眼看到父亲对于一个劳教分子关怀备至，从来就不和他“划清界线”。父亲说他不过是个失业工人发几句牢骚又有什么罪？父亲还多次提起过一个例子，有一个女的不要脸，经常勾引干部，许多工人称她为“脱裤子党员”，即以色相引诱卖身投靠混入党内。有个人看不惯，就对别人说“这个女的不要脸，如果你在她的大腿上拧一把，她保证闷声不响。”——这本来是一句气话，可是却被送去劳教了，罪名教唆犯。真正的原因是打击报复。女流氓和被她勾引的干部最该去劳教没有去，倒由他们把不满他们的工人作为流氓送去劳教了。是非曲直颠倒到了极点。
　　我们复旦大学也有这样的例子，有个女的叫季宝卿，就是先勾引团委书记徐震，后成了党委书记杨西光的情妇。于是毕业后留校，接着入党、提干，文化大革命时已经成了复旦的党委常委，党委代理书记也得听她的。因为柯老去世，杨西光提拔为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后，不再兼复旦党委书记，就通过季宝卿遥控复旦大学，她说的话就是杨西光的旨意。杨西光有一部直通电话，接到她的家里。有事照例通过这部电话先跟她说，再由她传达给复旦党委。这个季宝卿就是典型的“脱裤子党员”。
　　邓小平复辟，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里找一个“烈士”。可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都和他一样只会写认罪书，保证“永不翻案”，哪儿来的烈士？他只好把一个找死的女流氓封为了烈士。最最荒唐的是，判她死刑和判江青死缓的是同一个人，毛远新却被当成了罪魁祸首。现在许多人已经知道这个“烈士”是专门勾引干部和文艺界人士入狱的——总之不是姐儿爱俏就是腐蚀拉拢干部。她自己承认了两个，一个文艺界、一个干部，人们知道至少还有一个干部，她还把他照片缝在衣服里。不知道是不是“脱裤子党员”？这个女流氓原来判刑两年，正因为让丈夫戴上了绿帽子，丈夫和她离婚才找死的。开始自杀，监狱里被发现当然要制止，于是以写反动文章和狂呼反动口号找死。
　　好好的共产党就是被这种人搞坏的。
　　应该承认以前由于种种原因暂时不能解决“劳教风”问题，这也是阶级斗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一个例子。总有一些人，要代表大官们的利益压迫人民，任何人无法彻底解决。他们要把反右扩大化，把一些群众当作右派来打击，中央可以发指示阻止，可阻止不了他们变着法子搞个“劳教风”出来。如果中央再发指示纠正“劳教风”，他们还会变出另外的法子整群众。
　　七十年代初国家经济和1958年同样欣欣向荣时期，也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批极左”、“揪五·一六”的歪风。我们四川还就什么“三老会”，一时间到处是“三老会”大多数是年轻人，我说：“如果说他们是三青团还差不多。”1972年中央何尚没发指示纠正？毛主席为在这股歪风里被整的群众落实政策，提出不要动不动就是三反分子、五·一六。但落实政策阻力重重长期被拖着，许多人还是受压。这就和1957年中央明确提出不在工人中划右派，结果还是出了个“劳教风”一样。邓小平一复辟，1972年的落实政策就被否定。要求落实政策的群众大批受到打击，不少人被称为帮派，或被戴上帽子，或被开除公职，有的被投入监狱。邓小平集团在吹捧赵紫阳时说打倒“四人帮”四川只抓了两个人，那是瞎说。我们这个小地方就有不少人被抓，我厂就有一个，另一人曾和我同寝室已经退休被戴上帽子开除出厂。1984年在贫困中悲惨地死去。
　　历史上许多事情不是哪个人发个号令就能取消的，一定要发生的事情谁也没法阻止，在一定的历史条件没有来到时，毛主席、党中央也就只能等待。就好像抗战时期蒋管区的统治如此腐败，毛主席可以谴责，可是能不能号召推翻蒋介石呢？当然不能！对于蒋管区人民的痛苦确实无能为力，当时最主要的历史任务还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不是推翻蒋介石，相应地也不是解放蒋管区的人民。全国解放后，西藏和平解放了，万恶的农奴制度依然存在，在九年时间内要解放农奴还是不妥当。
　　列宁就提出过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国家的本质就是镇压，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压迫人民群众。在1976年毛主席更进一步地明确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所以，如果毛主席还活着，很可能几年后劳教风和“揪五·一六”都解决了。七十年代毛主席已经把许多监狱撤销了，劳改犯放了，在狱的也给予人道的待遇。我国成了按人口比例监狱最少、犯人最少、警察最少的国家。犯人释放后也没有重犯的。如果加以时日，“劳教风”的问题兴许早就解决了。可邓小平刚复辟时，许多知识分子竟然不知道警察国家的名声丑陋，大吹特吹帝国主义国家的警察如何有权威，指责我国警察太少。所以说如果这些人在1989年吃武警的子弹或拳脚，那是他们自己招来的。不过那年大屠杀中，被害的主要还是工人群众。方励之往美国大使馆里一钻不就没事了？
　　还是一句话，工人农民眼最亮，心最红，香花毒草分得清，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他们最明白。不要看有些知识分子那副自命不凡的样子，他们看不起工农，自以为了不起，实际知识水平却远远在我父亲那样的普通工人之下。
　　不过尽管有那么一些不正常的事情，总的来说大多数共产党的干部还是好的，工人对共产党是热烈拥护的。社会主义改造后，他们感到自己真正成了社会的主人。于是这个热情爆发出来，于是有连续三年的大跃进并为我们这个农业国奠定了工业基础。
　　1958年大跃进，父亲和大多数工人一样，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进去。厂里掀起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高潮。许多工厂试制新产品，研究新工艺，新技术。上海刃具厂开始研制生产以前和他们风牛马不相及的精密度很高的量具。尽管只有一些老爷机床，经过广大工人的努力，终于研制生产成功游标卡尺，并改名为上海量具刃具厂。
　　邓小平刚复辟时，该厂一些大学生联名写信给上海的《解放日报》，告领导不重视、不依靠知识分子，罪证是发奖金时，他们和一些老工人没有差别。《解放日报》记者上门问罪，上海量具刃具厂的领导跟他们说，我们原本是资本家的小厂合并起来的，现在生产的产品是那些老工人1958年研制出来的。这些大学生还没进厂，他们六十年代才进厂。二十年过去了，我们厂生产的还是1958年的产品，他们的贡献在哪儿？有贡献的老工人奖金如果和他们不一致，我们怎么摆得平？《解放日报》记者哑口无言，悻悻离去。我也不是说所有的大学生都自以为高人一等，我也是大学生。但确实有许多人不自量力，说出话来非常可笑。他们口称要重视知识、依靠知识分子，原来就是没给他们以特殊优厚的待遇，可见纯粹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如果确有与众不同的成绩，待遇比别人高点人们是可以接受的。可他们不做事情却光想比别人多得好处，实在是被邓小平的歪风吹得热昏了头，不知道高低轻重。我们厂1980年来了两个大学生，未进门就开了天价。先要给他们二万元钱，多少平方的房子，还要每月二百元以上的工资——那时物价才开始上涨。厂里领导说：“我们厂小养不起大菩萨，要这样的条件另请高就。”他们还是不得不正视现实报了到。但厂里仍然特殊照顾了他们。1984年分房子，我没有分到新的，他们比我少十年工龄倒分到了。厂里又送去培训，他们学到本领后就孔雀东南飞了。1995年我们厂里又来的一批大学生就没有这样狂妄了，工资才130元，只能买104斤米，连吃饭都不够，而我在1970年工资是300斤。1970年的学徒进厂都比他们强。工人们都很同情他们，而对1980年那批，工人们只有嘲笑。
　　游标卡尺看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大跃进以前我国就是生产不出来。我在拙作《急需批判的两大疯论——兼谈我国经济建设之亲历》里说过，

　　　　我从小在上海生、上海长，上海大多是弄堂工厂。文革前夕，听说我国的机械厂，大多数零部件还得一个个地凑大小才能装配，而资本主义国家却随便拿一个零部件就能装，感到很惊奇，没想到我国还那么落后。但仔细想想就觉得不足为奇了。我开始参加生产劳动时还在读小学。那是五八年初，毛主席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就是刚开始大跃进时。那时我们干的就是把药厂生产的，装药的胶囊一个个地凑大小——那时我们连胶囊都做不成一样大。现在想起来，每个得经过我们的小手，也不卫生。可是原来我们连胶囊还生产不出来，能够生产已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了。——不知道这叫不叫我国与西方国家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据父亲说，解放前我国生产的机械零件，被称为野鸡零件，也就是不标准，主要是靠能工巧匠手工做的。那就是解放前我国的机械工业水平。可是在七十年代，即使我们这样的三流地方小工厂，生产的柴油机已经可以随便地拿一个零配件就安装了。也就是已经实行了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离文革前夕不到十年。

　　邓贼复辟后为了贬低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和许多反共分子、右派分子一起造谣说，在苏联帮助下1957年我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完全是瞎说。苏联的帮助既不能缩小也不能夸大，要实事求是。赫鲁晓夫可以帮我们建设飞机厂、汽车厂、常规武器厂，156的核心就是军工，使得苏联在美日威胁面前能够有中国这个屏障，免得两线作战，但就是不要我国建立自己的工业，要搞国际分工。
　　没有计量就没有现代工业，1957年我国连最最简单的游标卡尺都不会制造，甚至胶囊也不能做得一样大小，哪儿谈得上有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呢？据说造游标卡尺必须有比游标卡尺更精密的量具以及相应的精密设备，因此我国没有制造游标卡尺的条件——不知道世界上第一个最最精密的量具是从哪里来的。可父亲厂里就是在大跃进，也是靠大跃进，依靠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干劲，自己造出了需要的设备也造出了游标卡尺。我不知道工人们是如何克服困难制造出来的，父亲也从来没对我们讲，他是管仓库的也许确实不知道，但也是大跃进时，父亲对我们说过在他们造游标卡尺时，另外一个厂造出了千分尺（厂名已忘）——工业也需要千分尺乃至更精密的量具。我不知道造出游标卡尺有没有上报纸，但可以肯定，即使上了报也是大跃进无数成就中极不起眼的一个。类似于造游标卡尺那样，大跃进时我国解决了无数个造某某必须先有某某这样的问题。比如造万吨水压机必须先有万吨水压机，因为水压机的横梁就得靠万吨水压机来锻压；大工件金加工必须先有大型金加工机床，而大型机床本身就有大工件；精密加工必须有精密机床，而精密机床本身就很精密……这些问题都是大跃进中依靠工人们解决的。相比之下，游标卡尺确实算是很小的成就了。
　　飞机厂、汽车厂、常规武器厂等也需要量具，大概由于这个原因，苏联在哈尔滨还是帮我们建了一个量具刃具厂（不知道制造什么量具），但制造万吨水压机赫鲁晓夫就决不愿意了。甚至连氧气瓶也不愿教我们造，每个氧气瓶要我们用十头猪来换，但没有难倒我们，也是上海工人在大跃进中搞出来的。没有大跃进、不依靠工人阶级解决了那么多的问题，中国根本就不能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更谈不上工业化。
　　现代的历史学家觉得古代有许多不解之谜，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比如埃及的金字塔是怎么造出来的，狮身人面像是怎么造出来的，复活节岛的石像也是怎么造的，美洲的金字塔又是怎么造的等等。他们费尽了心机总很难解释，到最后只好归之于外星人。我早就说过了，这些事情光靠历史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等知识分子是难以解决的，为什么不到工人中去问问工人呢？据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下海港听码头工人们说，解放前我国并没有什么机械，但船舱里几十吨甚至几百吨的东西他们依然有办法提上来并且运走。或许某些老码头工人倒可以解决这些外星人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我国长期否定大跃进，等到经过大跃进的老年人都去世了，资料也都被仇恨大跃进的人毁掉了，那么总有一天，当人们要认真研究中国工业化的历史时，就会发现历史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们无法解决、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了，何止成千上万？最后的结论只能一个：中国的工业化完全依靠外星人帮忙才建设起来的。以万吨水压机为例，那是大跃进的一个典型工程。可除了它的横梁必须依靠另一台万吨水压机锻打以外，金加工也没有大型机床，要金加工必须先把它吊起来，我国又根本没有大型吊车，吊起来后又如何按照我们的需要把它翻身呢？何况还有更大的立柱，还有其他的部件，它们是如何制造出来的，立柱需要铸造，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大的炼钢炉可以一次提供那么多的钢水，各种部件都有金加工问题，要求相当高的加工精度，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就是已经制造出来了又如何把它们装配起来？……所有这些，都是比复活节岛的石像复杂千万倍的问题。金字塔的石块只有几吨重，复活节岛的石像只有几十吨，万吨水压机的横梁几百吨，……西方国家不肯帮我们，赫鲁晓夫不肯帮我们，南斯拉夫倒有一台愿意卖给我们，却无法解决拆卸、装配和运输问题，要我们自己来解决。结论只有一个，万吨水压机是外星人帮我们造的。
　　父亲厂里生产的游标卡尺是大跃进中小而又小的成绩。自命不凡、无所不知的大知识分子和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如果认为没有什么稀奇的话，就请他们搞搞看，给他们一堆老爷机床，让他们办一个游标卡尺厂试试看。——谅他们搞不出来，他们只会说外国早就如何如何。可以断定父亲厂里那些被邓贼复辟吹得热昏了头的大学生，联名《解放日报》状告领导不重视知识分子的大学生，就绝对做不出来。不然为什么进厂快二十年了，条件比原来好多了也没搞什么名堂来，为什么生产的还是1958年的产品？没有大跃进，不发动广大工人农民，没有工人农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不发掘他们的智慧，就决不会有我国的工业化。
　　大跃进时社会活动特别多，除四害、讲卫生，拥护炮轰金门马祖，反对蒋介石卖国集团，反对美国干涉我国内政。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黎巴嫩，游行示威，声援伊拉克和古巴革命。声援日本人民反对艾森豪威尔访日，游行示威反对美国武装日本。欢呼李承晚、岸信介、曼得列斯下台。扫盲、绿化、大炼钢铁、支援农村成立人民公社、劳卫制、群众性诗歌运动……
　　广大工人除了搞好本职工作以外对这些活动也尽自己的能力投入进去。如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父亲也是一样，除了上班还有许多社会活动。还要下车间参加直接生产劳动。父亲的本职工作是管好工具仓库。由于所在的上海量具刃具厂，原来是由几十个资本家的小厂小店合并起来的，留下的是一堆烂账。我父亲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任务——理清这些帐目。现在有关人员只要对上级说一声，这些都是烂账，我不能负责就算交待了——这还是好的。不好的就趁机做手脚，贪污盗窃。而父亲却用了一年多的星期天和晚上加班，把这几十本烂账理得清清楚楚。那时候我很少见到父亲。几乎每天我们还没醒，父亲就去上班了。临走前他还要为家里买菜，煮好早饭。每天他起得最早，天不亮就起身，开始还要生煤球炉子。晚上他又很晚才回来。查账结果没少一分钱的东西。——只是多出了九颗金刚石，不知来路，我父亲继续查了好几年未得结果。是多出来！不是少了！据父亲说最贵的一颗价值当时的2200元，其他没有这么多。父亲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把它们据为己有，一直放在仓库的办公桌抽屉里。第一次“四清”时向领导汇报入了帐。不料在第二次“四清”时竟然为此吃了冤枉官司。这在下面再讲。
　　父亲在1955年填表时自评曰：“能接受意见，工作尚负责，少发言，少提意见。”——这能仅仅说是什么“工作尚负责”吗？应该说是极端负责。如果这不算极端负责世界上就没有极端负责了。少发言，少提意见——这是事实，父亲历来很少说话，我问他一些事他也回答得很简单，说得很少，甚至只有半句话，许多事以至于今天要我去考证。下面我们事事会遇到。
　　我在《【转载】毛主席《党内通信》1959.4.29.》的“按语”里说：

　　　　许多人医生开了病假，把假条往衣袋里一塞就又去了车间。以至于党书记要带着医生到车间里来“捉拿”病号。医生“揭发”，这个人体温三十九度，那个人一天拉稀七、八次。然后书记训话：“你这身体，怎么能够上班，更不能加班，还不快去休息。”而工人照例是能“赖”就“赖”。书记只好派人将他们“递解”出境，还得送上公共汽车。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乘了一站路就下车，又溜回了车间。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前面已经说过，父亲就很少看病，有时医生开了病假条，往衣袋里一塞就上班去了。当时就是这样，父亲厂里就有书记来“捉拿”病号。我不知道父亲是否被“捉”过，他表面上身体一直很好，也许没有被“捉”住过吧！一直到1971年疾病总爆发，父亲身体垮了下去后才真正享受了病假。可是我在网上发表后，居然遭到了反共分子的谩骂。什么“白痴”啊，“恶心”啊，“幼稚”啊，“没有人本观念”啊，“全他妈的虚妄至上”啊，“强制给人洗脑”啊，等等。
　　既然他们不敢正视现实，我干脆再举几个例子。本来和我父亲倒是从来没有关系的。不但父亲几乎每天每星期都加班加点，大多数工人都是这样，完全是自觉的，谁也没有任何人强迫。只是各人给自己定的任务不一样，一般来说工人以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主，主动地改进工艺，提高机器的转速，把手工操作改为机器操作，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制造土机器，改进洋机器，研制制造生产国家从来没有生产过的东西，填补国家的空白等等。许多人甚至一度把铺盖搬到厂里来，白天黑夜地干，饿了就吃些东西，实在困了就找个地方打开铺盖倦着睡一会，就这样连轴转。到最后以至于中央要下达文件，要求大家劳逸结合。自古以来由“朝廷”下达圣旨请老百姓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的还没有先例。这个文件在上海人人都传达了的，我们也听了传达。但是我下载了邓贼当局的《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文件选编》这个文件居然不在内。邓贼发表文件实在太偏了。他们完全是为了他们的政治需要服务的。像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还是大大篡改了的。
　　那时的干群关系也很融洽，我们不能只看某些地方某些干部，要看大多数。比如，大跃进时工人干劲十足地干，领导也力所能及地到车间里和工人一起劳动，技术性工作领导不懂时就做力气性的，夏天领导到车间来，看到工人满头大汗，一个个地给工人打扇，上海有个工厂（其实是普遍性的）一批工人晚上加班加点才离厂，另一批工人又来搞技术革新了。上夜班要解决吃饭问题，炊事员本来准备回家了，看到他们来了就立即表示继续留下为他们煮饭。可是党书记说：“不行！你已经上了十几个小时的班了，赶快回家吧！”工人们听说了，看到食堂里还有冷馒头，就说我们吃冷馒头吧！书记说：“不行！那对身体不好，我不懂技术，不能搞革新，还是我来给你们煮吧！”这样当工人们革新到了一半，书记已经把热气腾腾的咸菜肉丝面端到了工人们的面前。工人们搞了技术革新后准备回家了，经过食堂，才发现书记拿了一杯开水在啃冷馒头。工人们说：“书记你怎么啃冷馒头？”书记说：“冷馒头不吃要坏，是浪费。”——这样工人们怎么不为国家拼死拼活地干呢？
　　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分子不相信这是真的，那是他们本来就是不释手段谋取私利的卑鄙小人，自己心地龌龊不可能理解大多数工人群众的高尚品质。知道“第十二次特快”吗？知道“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吗？不知道就去好好了解一下吧！这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我们在当时一样，也会这样干的。我那时才十二岁就搞过技术革新，到1960年也搞过，不过一次也没有成功。
　　为了响应党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号召，上海许多工厂都瞄准了英美的某种同类产品，增加品种规格，提高质量。最著名的就是英雄赶派克，大中华赶邓洛普。但绝不仅仅他们，其他工厂也在质量上有自己的赶超目标。这超出了当时党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目标。按照党提出的目标，所谓“十五年赶上英国”并不是一切方面赶上英国，也不是指人平产量赶上英国，是指：“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可见毛主席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因此是指总产量，而且是指主要工业产品总产量，1972年这是基本达到的。但尽管不是中央提出的目标，许多企业的职工却给自己提出了自己的目标。其中包括许多产品质量上赶上英国。有一些工人们当时就要争取赶上，也确实只用一两年就达到了。不料这居然成为邓小平复辟集团和一切反共分子、右派分子攻击大跃进的“根据”。他们硬说毛主席要在一两年内就赶上英国，而且似乎是在一切方面赶上英国，甚至按人口平均超过英国，由于这达不到，他们至今还硬说赶英超美是假的。他们根本不顾国际上普遍的规则，如非特别说明，所谓“赶上”只是指总产量，不是指按人口平均。
　　如果要追问究竟是谁提出只需一两年就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么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等人，可复辟后薄一波居然还在一两年赶超英国上大说风凉话，好像与他无关都是毛主席的主张。1958年薄一波就提出除电力以外1959年可以赶上英国，钢产量达到2500万吨，背后是刘邓的指使。一开始刘邓甚至提出1959年钢产量达到3000万吨、4000万吨，1968年四亿吨赶上美国。为了“压缩空气”毛主席对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先把他们的计划压缩到2500万吨，后来压缩到2200万吨，再压到1800万吨。到了1800万吨后，毛主席又搬出老右倾陈云，想借他的力量压低指标。可这个陈云决不是自己标榜的“不唯书，不唯上”的正人君子。毛主席征求他意见后说1800万吨的目标就拉倒。并让他到政治局会议上说，可到会后陈云却变了卦，做起“自我批评”来。对他的出尔反尔毛主席很生气。最后经过毛主席的努力终于把1959年的钢产量压缩到比较可靠基础上的1300万吨并且得以实现。薄一波把1959年赶上英国的计划上报毛主席后，毛主席当然不能不批给大家讨论，并在1958年6月22日的批语里介绍了计划的大致内容，可是邓贼和反共右派竟然故意离开这个时代背景把毛主席的批语当作毛主席要在1959年赶上英国的罪证！卑鄙无耻！！！
　　1958年父亲厂里制造出游标卡尺不久，工人们就响亮地提出要在质量上赶上英国。为此他们做了非常扎实的工作，把各个国家的游标卡尺都拿来对比研究，放在专门的设备上作抽拉试验。日本最差，拉七万次就出现误差。上海量具刃具厂十几万次。英美二十几万次。经过工人们的努力，终于也达到了二十几万次，赶上了英美。试验的结果瑞士最好，四十万次还未出现误差。工人们花了很大的力气也没有赶上，也不知道瑞士采取的什么办法。父亲说到前者总是很高兴，说到后者又总是很感叹。
　　按照现在的邓小平集团、反共分子、右派分子的逻辑来说，这些工人都错了，他们的努力都成了毛主席和共产党要在一两年内全面地赶上英国的根据。
　　众所周知，一提起大跃进，邓小平集团和反共分子、右派分子总说大跃进光追求数量，产品质量差，粗制滥造。不能说绝对没有这种现象，盲目追求产量和产值的不是别人，也正是刘少奇、邓小平和他们的代理人。上面例子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许多企业、大多数工人是积极地努力地改进产品质量的，更有精益求精。大中华和英雄不过是最典型的例子，父亲厂并没出名，却一样在努力改进产品质量，那是因为这样的事千千万万。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是多快好省，正是大跃进的反对派才宣扬多快好省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不可兼得”。1959年党还明确提出多快好省必须“好字当头”。确有一些产品质量差了，是有客观原因的。比如，大跃进时许多纸张质量不好，原因是我国缺乏森林资源，木料不足。大跃进以来纸的产量和需要大幅度提高，根据邓贼当局提供的数字，1960年我国机制纸和纸板总产量180万吨，比1957年91万吨几乎翻了一番。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的木材，不能不用草类比如麦杆造纸，质量自然不如木材制造的纸了。但草类造的纸，质量还是努力地提高也不断提高的，后来就不是刚开始时那样了。
　　我在《【转载】毛主席《党内通信》1959.4.29.》的“按语”里说：

　　　我们到工厂去劳动，亲眼看到工人干劲十足。比如上班时，车间里有一个钟，工人总是过一会儿就看一下钟，过一会儿就看一下钟。现在人们大概以为是等着下班吧！其实完全不是。工人们是在看，刚才我做那个用了多少分钟多少秒，现在这个又用了多少分多少秒，加快了没有，加快了多少秒，下一个还可不可以加快？真可谓争分夺秒。工人们还大搞技术革新，……

　　这完全是真的，是我亲眼看到的。
　　大多数人都在努力为国家建设出力。父亲的本职岗位是工具仓库，首先就是搞好仓库管理工作。当时提倡服务到车间。父亲就努力了解工厂中各车间、各生产小组的生产情况和需要，主动把工人们需要的工具送到工人手里。所以尽管大跃进一过，不提倡这样做了，但父亲对那个车间、那个小组、那个人需要什么工具都很清楚。工人们还未来，父亲就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相反，如有人要冒领，父亲也一看就知道。马上打电话问，没人能够冒领。所以大跃进提倡服务到车间很有必要，正是大跃进培养出了父亲那样的仓库管理员，这也是一种才能或者说一种本事。尽管这种本事只有在上海量具刃具厂里有用，换一个单位必须重新学习，但这种才能或本事是大学里培养不出来的。没有千千万万这样的人才也就没有我国的经济建设成就。（照片：父亲在大跃进中）
　　同样仓库管理，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管理就是不同。现在一个芝麻大的管理员也排场很大。一个人进厂，究竟是下车间还是管理不是根据生产的需要和各人的能力和责任心。大致上没有背景的人，不会钻营的人，进厂后注定就是在车间从事直接生产，而且还被人们看不起。就好像南北战争前的美国黑奴一样，下田的地位最低。有背景会钻营的就搞管理。最坏最不肯做事的人管人，做人上人，二等的就管物资。再高档的照例还不进企业，在机关里掌握着千百万工人的命运。由于这些人以自己的地位、待遇为追求目标，也就谈不上什么工作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八十年代我们厂里有一个人也是管理物资的，不到五十平方的仓库却要厂里给他配两个搬运工。这还只是个小角色。
　　可父亲那个时候就不同。我说过，父亲等人在社会主义改造时多次打报告要求下车间，但大多数有特长的人据他们的能力得到了重用。他们跟厂里领导并无任何个人恩怨，而是领导任人唯贤，不是任人唯亲，不因为自己打报告就顺水推舟让他们下车间，也没有在管理部门安插不称职的亲信。各人到了管理部门后又在自己那个范围内尽量地努力提高自己的技术，又经过大跃进的训练，所以管理就是不一样。父亲也并不因为在管理部门就自以为比车间工人高一等，仍然像一个普通的工人那样要求自己。
　　他管的东西要多得多，却只有他一个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搬运工，他自己就是搬运工。各种工具运来，他立即分门别类在架子上摆好。以砂轮为例，每次运来他立即亲自卸货，然后亲自拆去包装，一个个搬到专门放砂轮的架子上。有的砂轮很大很笨重，所以尽管父亲在科室里，身上出的汗一点不比车间的工人少。父亲力气很大，1954年粮食定量领导给他确定49斤，也刚好够他吃。这49斤粮食都用到工作上了。各种工具有的分门别类，有的他知道是那个车间、那个小组甚至那个人用的，谁需要啥，他就事先准备好了放在相应的地方。等到需要的人来时，他接过条子就把事先准备好的交给了来人。又方便了生产、又节省了时间。大跃进时则是直接送到车间，一般不会有人来冒领。六十年代曾经有人冒领过，父亲一看就知道并不需要立即打电话询问。冒领者没有拿成，只好扫兴地去了。父亲对于国家的财产一分一厘都是坚决捍卫的。也是六十年代曾经有个小青年到他那儿打电话，说他妈病了，但拿起电话嘻嘻哈哈根本没有任何疾病痛苦的样子。电话结束父亲告诉他，以后不管什么原因都不要到这儿来打电话了。后来也没人敢于为私人的小事来乱打电话。不要说父亲刻薄，那个时候大多数工人对于私事打电话都很反感的，如真有生老病死等大事还可以通融，像这种嘻嘻哈哈就决不能赞成了。父亲守着电话机就从来没为私事给家里打过电话。那个时候我们家楼下就是电话机，接电话还不要钱。我唯一记得的一次电话是大跃进时已经很晚了，父亲来电话说今天晚上要很晚很晚才能回来，也不知道是不是打的厂里的电话。
　　记得1961年下乡劳动，我的衣服被挂破了，为了防止越破越大，我就拿了卫生箱里的一块纱布补上。那纱布是橡皮胶上的，橡皮胶揭去后也没有什么用处了。但回到家里被父亲知道了，父亲就立即教育我，说公家的财产一分一厘也不能沾，那纱布即使没有用处也不能沾。对父亲的教导我一直牢记心中。
　　看《红楼梦》时我们可以看到，王熙凤固然有残忍无情的一面和贪心的一面，但也有精明强干和勤劳的一面。到宁国府管事时，有人来冒领，她看了一眼就说：“这个开销错了，算清了再来。”说完了把对牌扔下，来人只好扫兴地去了——这就是精明强干的例子。而精明强干也来自于她的勤劳。为什么冒领者被她一句话就不敢争辩扫兴地去了呢？就是因为她知道真相，她说中了，来人没法跟她分辩。她是为贾府管理家务，而父亲是为社会主义管好家。
　　现在许多官吏非常欣赏王熙凤，他们只是欣赏她的淫威，而不是她的精明强干和勤劳。在淫威上他们比王熙凤过之，却没有一丝一毫如她那样的勤快与精明强干。所以最后他们也就昏昏然，管不好事情，问题倒出了不少。
　　以我们厂为例。各车间、部门和各科室领取物资，按理该由车间主任、各部门负责人、各科长来批。这不仅仅是给他们权力，首先是要他们负责任，是他们的义务。他们应该对自己领导的各小组、各人从事什么工作需要什么物资了如指掌。当各人需要物资时应该亲自批，并且一看就明白哪些是必须的，那些是不需要的。如果工作上发生变动，如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等他们也必须去了解在物资需要上有什么相应的变动。即使某个时候确实有了特殊的需要也必须问个明白，不然要领导干什么？可这种该管的事他们一概懒得管。他们把本该自己做的事专门设个办事员来做，办事员既没有他们的权力，也不想去了解，于是作为“例行公事”，来者不拒，有求必应。这还谈得上什么物资管理？于是该领的领了，冒领的一般也领了，如果你跟办事员有什么过节，有时办事员还会玩弄一下权术，刁难你一下。
　　后来厂里看到物资消耗严重，就着急起来，于是进行了“改革”。规定领取东西一律到总工程师那儿批，没有总工程师的批准就不能领取。可总工程师又知道啥？于是来人领取东西时照例讨价还价。许多时候生产上急需的也不批准或者打个折扣。来领者理由正当，所以绝不会像冒领者面对着王熙凤那样扫兴而去，而是据理力争，争得总工程师没办法了、只好批准。我们化验室有一次去领瓷舟，他一看要一千个，就大惊小怪起来，说：“你们要那么多干吗？”我们只好跟他解释：磁舟每天少则要用十几个，多则二十几个。解释不通又变成据理力争，最后打个折扣给我们领了半包五百个。争论已经花费了我们的时间，不久以后还得再来领又得花费时间。而有的冒领他也批准了。以其昏昏，岂能使人昭昭？这一“改革”维持了一段时间就坚持不下去了，也未见什么成效，最后又回到了老样子。幸亏是个工厂，不是几百万人的解放军，如果解放军也是万物靠国防部长或总后勤部长批准才能领，还能打仗吗？
　　这完全是个责任心问题，管理人员有没有责任心又决定于政治。搞管理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滥施淫威、高人一等，或者仅仅混个好饭碗，还是踏踏实实地为社会主义国家管好家？各个领导如果光知道自己当官升官、有职有权好滥施淫威，却不办事，这怎么能管好呢？而领导的领导，在用人时原本应该为了办好事，首先考察各个下属的为人、能力和业绩，知人善任。身居其位却只知道滥施淫威不管事的，原不该让他们担任，钻营上来的该罢免的就得罢免。如果不是为了办好事，而是任人唯亲，或者出于什么原因（比如迎合上级需要）安置不负责任的人，那就什么都不必说了。我父亲就说过：“只要是认真做事，没有一个工作岗位可以说是轻松的，追求轻松岗位的人不是做事的，也做不好事的。”事情就是这样！
　　邓小平复辟前后，对我国的管理大加指责，其实他上台后才使得我国的管理工作一塌糊涂的。这跟社会政治状况有很大的关系。即使同是毛泽东时代，不同时期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刮了各种风，情况也就不一样了。
　　1971年父亲突然生了大病，长期积累下来的疾病发生了总爆发。他本来视力就不好，那时白内障、视网膜剥离、黄斑裂洞、晶状体浑浊一起爆发，眼睛到了失明的边缘。医生主动提出父亲必须作全面检查——不要钱！说明医生发现父亲身体确实有问题。那时国家对工人的健康就是相当主动关心。现在医生主动提出全面检查就是在医疗费上宰病人了。以前父亲就有高血压，经常头痛也没当回事，此时经过检查发现父亲有好多种病，脑血管就有问题，内分泌也有问题，胃也有问题，冠心病心绞痛也出来了，最最严重的是大脑里有个肿瘤，头痛主要就是它引起的。必须经过放射疗法杀死肿瘤。放射疗法后反应强烈，父亲一贯胃口很好，此时饭量也大大下降了。就这样父亲有七个月没上班。1972年父亲去上班时，领导告诉他，工具仓库现在资金比以前多占了40万元，车间里还经常吵没有东西用。领导认为是能力问题，希望父亲对于接班的人好好教一下。父亲上班后才发现不是能力问题，也不是他能解决的。众所周知1971年我国走后门开始成风，首先就是领导。有的东西厂里需要的被领导转让给熟人了，有的东西并不需要，人家来推销也收下了。领导带头，下面也来学样。于是父亲知道这不是他能解决的。——不过那时候走后门还并不都是为了个人利益，全国到处都在办工厂，都需要东西，所以不过从一个社会主义企业转到了另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当然在这种风气下，必然有人会趁机替自己沾点好处，只是还不像现在那样动不动就狮子大开口。
　　父亲回到仓库后也不是绝对没起作用。
　　1972年中央曾经下达一个文件，批评河南省一些社队企业搞资本主义经营作风，把废砂轮收去装潢一下，冒充好砂轮骗钱，要求全国各地警惕，并要对这些社队企业严肃处理。我们厂的厂长在大会上宣布我厂也受了骗，不知道厂里那些自命不凡，无所不知的先生怎么搞的？上海量具刃具厂却没有上当，就是父亲挡了驾。河南也有人到父亲厂里来推销砂轮，有人就准备购买。河南来的骗子还用一些好处来甜和人，对那人说，河南的太阳眼镜很便宜，如果要就可以帮他买两付——注意是代买，不是白送，那人就说那么就帮我买两付。父亲听说要买他们的砂轮马上就出来阻止说：全国的砂轮我都明白，他们的质量能过关吗？不能轻易接受，如果一定要买，叫他们先送货来经过我判断质量好才能接受。骗子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父亲是没有得到好处才出来阻止的，就问父亲要不要太阳眼镜，或者要不要他从河南带其他土特产来。父亲明确地说：“不要，啥都不要。”这次骗局就此失败。父亲保卫了厂的利益，也保卫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
　　准备购买他们砂轮的那个人倒也不是贪图低价要买两付太阳眼镜，那对他也没有什么用处，他是为骗子的“亲切态度”和“热心帮助”所迷惑。所以如果哪个邓修分子、反共分子和右派分子凭此给毛泽东时代加罪名，并为邓小平复辟开脱，说：“谁说那个时代没有腐败”，除了暴露他们自己无耻以外没有任何价值。
　　不料，复辟以后这次事件被邓小平集团作为毛泽东时代反对社队企业，攻击社队企业是资本主义尾巴的“根据”。真是天晓得！！！究竟是谁最先提倡社队企业？是毛主席，是大跃进最先起家。是谁在六十年代初把社队企业一扫而光？是刘少奇、是邓小平！刘少奇还专门到自己家乡湖南宁乡把社队企业不由分说全搞垮了。是谁把社队企业恢复起来的？是毛主席，是文化大革命专门批判了刘邓的破坏才重新大搞起来的，中央还发了专门文件。刚复辟时，邓小平集团也在大批“小生产方式”声中大肆摧毁社队企业。后来由于许多地方的社队企业站住了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们就据为自己的功劳，倒过来诬蔑文化大革命把社队企业作为“资本主义尾巴”来割，根本不提对刘邓破坏社队企业的大批判，不提中央文件提倡社队企业。甚至编出社队企业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生产，自发出现的神话来。同时，大量消耗优质原料生产劣质产品的小棉纺厂、小烟厂、小酒厂、小皮革厂等等都泛滥成灾了。

邓小平复辟后的八十年代，管理才更是乱得一团糟。现在谁都知道假冒伪劣充斥市场，像1972年河南那样的事情也见怪不怪了。1972年出了那么一桩事情还由中央出面发文件通报全国。现在不但邓小平当局不会管假冒伪劣，就是真要管，如果为了区区假冒伪劣出通报，那么每天的通报只怕堆积如山了，邓小平当局也只好把时间都用在通报上了。还有人人知道，现在许多人哪怕担任一个芝麻大的职务也是看对自己有没有利，一切以自己利益为转移，有的人本身就是从管理混乱中渔利的，他们希望的正是管理混乱。我们厂里的管理在复辟以前不能说没缺点，但就是在复辟以后，尤其八十年代才成了我前面说的那种情况。据我们厂里的一些老职工说，大跃进时不少领导如我所在的铸工车间主任，其能力就非常强，管理也非常严格不容钻空子。八十年代父亲单位的详情我不清楚，但工具仓库的管理确实大大不如以前了。父亲在工具仓库工作过好多年原本是有很深感情的，所以曾经去看过，可是看了一次就不想再看了，混乱不堪简直使人伤心。还是以砂轮为例，仓库管理员才不肯出力卸货、拆包、归类了，这些体力劳动只有贱民才配做。砂轮运来，指一下“卸在这里”，自此以后就一直堆放在“这里”。车间来领取，管理员又照例君子动口不动手，只收条子，叫来领者自己到“这里”去拿。工人只好自己翻动寻找所需要的砂轮，翻到后各人自己拆包拿走。翻动中难免有砂轮打碎。这能怪工人吗？当然不能！管理者也不负责任照例报销了事。——这就是所谓的管理？！该管的没有管。至少这个原因，工具仓库占用资金就直线上升，浪费惊人。这就是邓小平集团强调的管理！复辟时好像天下谁都不会管理，唯有他们得了管理的真谛来。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对一般的物资管理人员也就不必过多指责了。他们哪像父亲那样经过大跃进的训练？也不是工人中提拔的，或者虽从工人中提拔，却正是为了高人一等，摆脱体力劳动和生产性劳动，领导也决不会任人唯贤。以后重划成分他们不能定工人，只能定为职员。这大概还不算啥。众所周知，复辟以来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霸占了领导岗位，那些当官的才厉害，全国的企业，广大人民的财产都成了一小撮党官僚的私产，假公谋私层出不穷。他们属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而父亲如果重定成分理应还是工人。毛泽东时代历来提倡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父亲就是一个参加物资管理的工人，论头衔是仓库管理员，好像已是职员，但从来不认为自己比车间里的工人高一等，照样力所能及地做体力劳动。听说 X也是一样。只有这样的人来管理才管得好。工厂里选拔物资管理人员就是应该选拔父亲那样的工人。如果谁把选拔到管理岗位作为脱离生产劳动，高工人一等的梯子，就应该把他再拉下来，赶回车间里去。就是要像大跃进那样，提倡服务到车间，要像父亲那样各个车间小组需要什么物资心中有数。就是车间主任、各部门、各科室领导、厂长等也一样，应该从工人阶级中选拔，并为工人阶级所认可。学校毕业的大学生、大专生，也首先要下车间和工人一样参加生产性体力劳动，在真正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并为工人们欢迎后，才能干管理工作。管理工作必须真正为生产所需要，不能在担任职务后作为谋取自己地位和权势的手段，不能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到处伸手。还是以物资为例，各级领导必须心中有数，一般应该亲自审批，如果该部门确实比较大，工作太多，可以设副职并由副职来办。不能托付给办事员，也不能多设办事员，副职可不设也不该设，机关要大大缩小。各级领导如果脱离了工人，自以为高人一等，管得不好，如物资消耗太大，就应该赶回车间去，情节严重的还应该处理。车间工人也不能仅仅当做一个劳动力，而应该参与工厂的管理工作。
　　父亲的工作是为当时的领导认可的。1961年秋天，国家的粮食到了最最危机的时候，上海开始按工种定量，父亲原来定量49斤被认为太高必须割掉。如果作为脑力劳动，定量只有29斤。父亲向领导反映，29斤实在不够吃。领导告诉他，这牵涉到“员”还是“工”的问题，如果当初编制上定为“仓库管理工”就好说，由于实际定为“仓库管理员”就不好说了。但领导承认他的工作体力消耗很大，29斤确实太低了，最后折中减到35斤。也许父亲算破例了，但领导对别人是说得过去的，谁如果认为父亲粮食高了，那么这仓库的工作他来做做看，只要能像父亲那样一个人干，粗活细活一手抓，资金不积压，车间里又有东西用。父亲就可以下车间并领相应的粮食定量。如果只知道坐在办公室里，那么就是给他29斤也多了。而父亲体力消耗大35斤也是不够的。
　　那时的粮食困难现在归罪于大跃进了。一提起大跃进好像就是浮夸风和共产风，绝对不允许讲成就。其实浮夸风和共产风不但是阶级斗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产生的，在中央也正是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的。如果刘邓能够写《党内通讯》、领着大家学苏联的经济学、召开多次会议力纠五风，那么毛主席早就退了。（五风的出现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就好像有电脑就有黑客和病毒那样。只要我们决心努力在中国典立工业基础，五风一样会出现并且很难纠正的。关键是自己不能去制造病毒当黑客。所以即使刘邓不搞五风而是像毛主席那样力纠五风，五风一样会出现。不过那样一来，刘邓就将像毛主席那样受人攻击了，被人说成是饿死三千万的罪魁了。或许毛主席逝世后，还会有人说如不是被刘邓赶下来的，就不会如此了。）
　　正是刘邓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破坏造成了六十年代初期的困难，自然灾害也是个因素，但大跃进中人民兴修水利、抗灾救灾成绩是巨大的，刘邓的“五风”造成的破坏处于第二位。最大的人祸则是后来的“三自一包”。
　　大跃进时一切都是热火朝天的。母亲也在忙。我们这儿劳动人民家庭不多，许多还是双职工，母亲还得带头。那时提出解放妇女劳动力，到处都在动员家庭妇女参加生产。我妈自然得带头参加里弄生产组，还得去动员不愿参加的人出来。母亲也一样要除四害，搞卫生，还参加扫盲，对于不愿学文化的还得去做工作，动员他们学习，教没文化的邻居识字，在除四害、讲卫生中，我家是公认最最清洁的两个模范家庭之一。父亲由于每天起得很早晚上也回来得很晚，天天一大早生煤球炉实在吃不消，1958年办食堂时我们一度在学校和街道食堂吃饭，当时也是带头的。公社化时有的地方把群众的锅灶砸了强迫参加，上海在柯老领导下就没有这样，参加食堂都是自愿的，凭票吃饭，节约归己。这我在其他文章中说过。1959年我家安装了煤气就退了伙，没有人说不准退伙，或者说不在食堂里吃饭就是什么右倾倒退。父亲也不必一大早起来生煤球炉了。母亲参加里弄生产组说实在也是为了带个头，不在于那几个钱。第一个月才拿到七元钱，还是最多的，有的人只有六元钱。后来最多时十八、九元。原因两个，一是工厂里把最需要劳力也最最不赚钱的活下到了生产组，母亲她们加工围巾每条才两分钱。另一方面原来的家庭妇女散漫惯了，一下子不能适应集体生产，尽管是计件工资，但纪律松散大家也不在乎那点钱，做得就慢。
　　1960年因祖母住在我们家生了病，母亲请了五个月假，假后已是1961年了。到了生产组，母亲才知道已经被除了名，很不高兴地说：“当初要我们带头出来参加生产，现在连通知也不通知一下就除名。为什么不可以告诉我一声，让我带头退出呢？”这是1961年大批企业下马时的作风。不过1958年办的生产组、街道工厂也有一些坚持下来的，1969年文革结束时有的街道工厂除了那块牌子以外，规模已经和全民厂没有什么区别了，又遇到了新的大发展。上海有个街道工厂甚至改产电子计算机。母亲虽然不再在生产组了，街道里弄工作还在做。那是被人称为：“吃自己饭（无收入），做大家事，受人家气”的工作。
　　我1958年 9月才满十二岁，正是秋收时节。报上报道的农村试验田产量越来越高。后来突破了一万斤。十二岁的孩子，又从小在上海市生活，知道什么？当时什么都是热火朝天的，自然信以为真了。后来又是三万斤，我们又是一片惊喜。但不久以后，听到父亲和其他大人们在说，亩产万斤粮是假的，毛主席批评了。说是有人写信攻击他右倾，说你在农业纲要四十条里规定十二年内，粮食南方达到800 斤，北方500 斤，而我们已经多少斤了。毛主席回信要他们核实一下，有没有这么多？如有就算我右倾。但如你们能在十二年里达到我制定的农纲，我就谢天谢地了。这是我亲耳听到父亲他们说的。
　　不仅我父亲，许多人都在说。那是在1959年。浮夸当然是不应该的，在大跃进中越是干劲十足认真做事的人对浮夸风越是痛恨。尤其使父亲和大家气愤的是，那伙人在收到毛主席回信后，只是在群众中读了一下，一不学习，二不讨论，也不改正。
　　当时还听说，“有人”反对传达毛主席的《党内通讯》，说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毛主席就说“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但没人说“有人”是谁？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知道了不是别人，正是刘邓他们。最最荒唐的是， “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竟然成了毛主席搞浮夸风的罪证了？？？！！！
　　过了一段时间，才听说彭德怀“出问题”了，说我们都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大跃进中群众做了那么多事情都错了？这实在使大家无法接受。大人们也感到奇怪，他们都认为“朝廷”里的事情决没有那么简单，不明白彭德怀究竟为什么要出来闹，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让一个国防部长就这么下来。我就亲耳听到父亲和一些人在议论，他们认为大跃进理所当然是好事，不相信彭德怀会反对大跃进。有的人就到处去寻找原因，全是捕风捉影。我亲耳听到一个人说，在炮轰金门马祖时，彭德怀给台湾的信中开口闭口就称蒋介石是：“你们的领导”，于是认为彭德怀在这个问题上错了，认为这是他罢官的原因。现在看来这很可笑，文章是毛主席写的，以彭德怀出面。还有人说，镇压西藏叛乱时彭德怀派出了轰炸机，国外反应强烈，他们认为兴许是这个问题。这也很可笑，我们中国惩办分裂祖国的叛乱，是我们的内政，外国人凭什么干涉？美国到处在轰炸侵略别人，倒有理了？
　　答案很快就来了。我们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在大会上告诉我们，彭德怀的问题是反对刘少奇——刘才当国家主席。上海量具刃具厂也是这样传达的。其他单位也都是这样传达的。传达说，彭德怀在1954年就和高岗一起反对刘少奇，做了检讨又不服气，这次又出来反对刘少奇。但都没有中央文件，口口相传下来的。
　　于是大家知道了，彭德怀是因为反对刘少奇下台的。大跃进自然得继续。
　　但后来出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反右倾开始扩大化。还好，由于柯老的领导，上海没有整得人人自危。破坏多少还是有一些，一些领导不谨慎了，弄虚作假更厉害了。
　　父亲厂里领导搞了一个“生产自动线”，工人们称之为“生产自动死”在上海话里“线”和“死”都读做xi。我父亲就很气愤，对领导有了意见，我在家里听他说过，他就称之为“生产自动死”。
　　这些骂“生产自动死”的工人们都不是反对大跃进，父亲就很积极，许多工人还是技术革新能手。还是那句话，工人农民眼最亮、心最红，香花毒草分得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才是真正的大跃进应该坚决拥护积极参加，什么是弄虚作假应该反对，他们最最清楚。
　　除此以外，1960年还有利润挂帅，当时叫钞票挂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由于大型游标卡尺产值大，利润高，安排厂里生产不是根据国家的需要，不是服从国家的计划，或者不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制定计划，而是盲目追求利润。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只要利润高，为了“先富起来”就“发挥优势”优先生产大型游标卡尺。父亲跟我们说，那年生产的大型游标卡尺可以在全国使用二十年。这些游标卡尺最后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父亲也没说过。但后来上海的《支部生活》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有人不管个人安危“以革命的名义”告了他们一个领导（女）的状。该领导把一大批产品廉价处理了。这大概是文化大革命群众造反的先声。而父亲和工人们对于这种“钞票挂帅”的反对也是文化大革命批判“利润挂帅”的先声。如果能够看到这些现象，对后来为什么会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奇怪了。上海还举办了一个展览会，会上展出大型游标卡尺每把处理价不过六分钱，光盒内衬垫的丝绒就可以做两件旗袍，不知有关领导如此廉价处理是不是为了养育贪官污吏有利可图？如果是的话那么四清运动的必然性也见到了。在上海没有第二家生产游标卡尺的厂，我估计正是父亲厂里盲目生产的。1960年一些当权派决策盲目生产，过一段时间另外一些当权派又盲目地廉价处理。复辟以后，我看到邓小平报上攻击大跃进的文章，把那个时候出现的类似情况都毫无根据地归罪于大跃进。据说人民群众积极性大提高生产大增长的大跃进中，生产的都是这类积压品并在最后报废。在另一方面他们对于真正造成浪费的钞票挂帅，或者说利润挂帅却百般维护，对文化大革命对利润挂帅的批判大肆反攻倒算。其实钞票挂帅根本就不是大跃进造成的，一九五八年还正式批判过钞票挂帅。倒是那个被群众“以革命的名义”搞倒的领导，可以在复辟以后哭诉她是最早的文化大革命的被迫害者。想必邓小平复辟后她一定平反了。
　　还是一句话，工人农民眼最亮、心最红，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对于1960年厂里生产继续跃进父亲从来没有意见，他仍然兢兢业业。但利润挂帅一来，白白耗费了工人的心血，他们就不满意了。他们也许不知道左倾、右倾这些叫法，当时也没有听说过“利润挂帅”，但他们知道不管叫什么，这样做是错的。
　　钞票挂帅，或者说利润挂帅不但工厂有，农村也有。1960年上海蔬菜大丰收，从产量看增长率确实很高，但下半年上海人民的菜篮子就单调了。父亲告诉我们这是“钞票挂帅”的结果。菜市场清一色地都是胡萝卜。原因正是前两年种胡萝卜“来钱多、富得快”，农村就“发挥优势”大家都光种胡萝卜，不种其它蔬菜。结果胡萝卜太多卖不出去价格直线下降，以至于后来一些质量差的还不要钱，菜市场堆在那儿，谁需要就可以去拿。最后还是有许多烂掉。
　　上海遵守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政策，允许农民有一小块自留地，让农民种植自己吃的蔬菜或其它作物，也开放自由市场，农民自留地里的产品有余可以拿到自由市场出售。农民自己吃菜当然不会光种胡萝卜。随着上海人民生活的单调，于是自由市场里多品种蔬菜价格就飞速上升了。“钞票挂帅”种胡萝卜并没有谋到利益，许多农民出售自留地的蔬菜倒发了小财。这就造成了一个后果，有的农民不再安心集体劳动，而是弃农搞起了长途贩运。对于农民中的这种情况原本应该教育，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不但不教育，不是让农民安心于集体生产，反而鼓动“三自一包”大拆集体生产的台脚，弃农经商之风泛滥了起来。大批农民离开土地，土地大批地荒芜。这就造成了农业大减产和大饥荒。——说大饥荒是相对于解放后说的，相比之下，解放前年年都是特大饥荒。
　　现在邓小平集团、反共分子、右派分子都把饥荒归罪于大跃进。在上海1958年和1959年根本就没有任何饥荒的样子，1960年上半年也没有任何饥荒的样子。浙江大致也一样。1960年我乡下的阿姨到上海来，没有听说，也没有看到有任何饥荒的迹象。人心开朗，没有任何愁眉苦脸，也没有听说生活水平下降。但上海在1960年下半年确实出现了供应紧张，最主要就是蔬菜品种单调。1961年上半年也还仅此而已。有人可能会认为上海得到了国家特别照顾，可浙江农村难道也得到了特别的照顾。1961年浙江杭州在饭馆里吃饭还不收粮票，上海却已经收“就餐券”了，后来改为粮票。所以至少把上海农村和浙江的饥荒归罪于大跃进是毫无根据的。直到现在我才知道，1960年浙江省还确实是个大灾年。那年台风十一次登陆，这是历来罕见的，至少解放至今还未有过第二次。全国从黑龙江以下到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一路下来发生了大台风，带来了大暴雨和大洪涝，而以浙江省最为严重。但宁波和我叔父所在的余姚一带没有发生什么大饥荒，甚至没有听他们说台风带来了严重灾害。这不是没有大天灾，而是大跃进发挥集体力量，“人定胜天”和天灾斗争，经过抗灾大大地减轻了台风和洪涝的危害，大跃进减灾抗灾功不可没。倒是“三自一包”风一来，带来了大减产和大饥荒，人祸确实比天灾更厉害。现在的反共疯狗如金辉之流造出了诸如“旱涝相抵，大洪水加大干旱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抗灾减灾有罪，没有成灾就是没有受灾，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遇到灾荒不叫苦，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等等奇谈怪论。只能说明他们出于政治需要不择手段地编造。
　　1961年又有一个亲戚到上海，他是来跑单帮的。那时夏天，我们睡地铺，正在地上坐着打牌。从他所说来看，宁波仍然没有任何饥荒迹象。他说现在农村的人都不想种地了，几乎家家户户跑单帮，只有老弱病残不能走的才在家。现在我们是“黑进黑出”。——通过跑单帮赚钱，然后到黑市去买需要的生活资料。
　　父亲问他那么明年怎么办？他也承认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但是现在大家都在跑单帮，谁不跑谁就吃亏，大家明知这样下去不好，也只有这样办，至于明年，只好到明年再说。
　　不管邓小平集团、反共分子、右派分子怎么说，不管他们如何吹嘘“三自一包”，也不管他们对大规模的弃农经商如何涂脂抹粉。眼最亮、心最明的还是工人农民。他们最最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将造成严重的后果。父亲就知道，就是那位跑单帮的农村亲戚也明白。
　　果然到了第二年，1962年上半年我那亲戚苦不堪言，整个宁波农村苦不堪言，也许整个浙江苦不堪言。正是大规模弃农经商造成了农村土地大批荒芜或者种应付地，自由市场也已没有多少东西可买卖了，跑单帮风自然减缓了下来，已经没法“黑进”了，农民就陷入了极端困苦的境地。别的地方我不敢多说，但可以肯定，宁波就是跑单帮才造成了饥荒。——这是人祸不是天灾！1960年大台风没有带来饥荒那是大跃进抗灾减灾有大功，没听说1961年宁波有天灾，那就是〇分天灾，十分人祸！
　　现在的邓修分子、反共分子和右派分子对于当时存在大规模的弃农经商并且使得田地大批荒芜或种应付地闭口不谈。好像根本不存在。我把本文的本部分贴到一个右派网站上，那些人居然否定有过大规模弃农经商。有个小右说：“所有生产资料全都掌握在政府手里，他们拿什么经商？”还有一个小反共分子说：“那时候难道已经开放了户口政策？人民已经可以自由迁移了？”真是不知道他们是极端地无知呢？还是故意捣乱？弃农经商和户口有什么关系？也没有到买卖生产资料。我那亲戚就是农村户口跑单帮的。当时大批农民跑单帮都不是中央的正式政策。正式政策是努力制止长途贩运、弃农经商的。只是各地的走资派以及他们的主子刘邓煽动弃农经商。在那个时候，上海的火车站一片混乱，船码头也是一片混乱，火车上挤满了人，轮船上也挤满了人，大包小包的。在那时到处可以看到有人在贩卖东西，不光我们家，我们那幢楼就有好多家走进亲属朋友，跑单帮到上海来的。甚至上海居民也有人去农村套购东西到上海来卖，发点小财。那个时候只要柯老在上海，市委就要发文件紧急煞住弃农经商和长途贩运的风，劝农民回乡生产，柯老一走就有人放任自流，前后多次，所以也始终刹不住。1962年由于土地荒芜终于到了没有什么可以买卖的地步了。毛主席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弃农经商的风嘎然而止。但是自由市场仍然允许存在，上海不但以后从来没有制止过，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仍始终存在，就是大跃进也曾经有过（至少后来存在，1958年是否允许不清楚）。可是那些人居然颠倒黑白，硬要否定存在过弃农经商之风。邓贼复辟说文化大革命禁止自由市场，还有批判“三自一包”就是要取缔自由市场，那是瞎说。“三自一包”不是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个定义最早是由周总理三届人大讲话时提出的，是指“多搞自留地（不是不准有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不是不准有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包产到户”。而邓贼故意把“多搞”两字贪污了。所谓“多搞自由市场”就是煽动弃农经商长途贩运。至于农民把自留地的产品，自己吃不完拿到自由市场去是允许的，自己养的鸡鸭和生的鸡蛋也是允许上市的。如果说有谁在这个问题上故意捣乱，那么我看到过。1976年批邓，赵紫阳正统治四川，他们曾经发下一个文件，对自由市场的产品价格都加了限制，规定什么东西价格不能超过多少。这纯是胡闹，故意给批邓抹黑。中央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当时上海也没有这样的规定，不是说上海是“四人帮”统治吗？我当时就说：“这根本就不可能，既然是市场，就会按照市场规律来决定价格，谁能够硬性规定？”赵紫阳这样一规定，不但没有限制价格，反使得自由市场价格飞速上涨。害得我老婆生孩子时鸡蛋要买0.125一只，最贵一次0.15元。
　　不但宁波，1961年江苏、浙江还有上海农村并没有1960年那样的灾害。农业生产却达到了低谷，就是因为他们环绕着上海，弃农经商特别严重，造成了大批的土地荒芜。大规模弃农经商风的经济原因是1960年的钞票挂帅造成了上海等城市人民生活的单调，政治原因则是刘邓路线。
　　下面是上海、浙江、江苏的一些农业统计资料，出自邓小平复辟当局的《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其中不无篡改，但已经可以说明问题了。笔者已经全部下载并且编辑成册，凡需要者可以来信索取。Email：CaoWeiping469@yahoo.com.cn

　　农业　总产值　　 粮食　　　　棉花　　 油料　　糖料　　水产品
　　　　 （亿元）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上海
　　1956 ▲　 3.87 ▲　121.9　　　 3.52　　1.25　　　　 ▲　 3.57
　　1957 ▲ ↑4.13　 ↓101.78　　↑4.42　↑2.64　　　　 ▲ ↑4.51
　　1958 ▲ ↑5.71　 ↑116.93　▲↑6.03　↑2.91　　　　 ▲ ↑6.27
　　1959 ▲ ↑6.61　 ↓110.06　　↓4.69▲↑4.29　　　　 ▲ ↑8.15
　　1960 ▲ ↑6.69　 ↑115.65　　↓3.74▲↑5.33　　　　 ▲ ↑9.81
　　1961 ▲ ↑6.73　 ↓114.58　　↓3.54▼↓4.37　　　　 ▼ ↓6.89
　　1962 ▲ ↑7.61 ▲↑127.87　▼↓2.85　↑4.8　　　　　▲↑11.17
　　1963 ▲ ↑7.66 ▲↑140.49　　↑5.21　↓4.37　　　　 ▲↑11.69
　　1964 ▲ ↑9.61 ▲↑171.24　▲↑7.81▲↑6.89　　　　 ▲↑12.68
　　1965 ▲↑10.61 ▲↑174.42　▲↑8.56▲↑9.28　　　　　 ↓11.85
　　1966 ▲↑10.77 ▲↑186.41　▲↑7.82　↑8.06　　　　　　↓9.74
　　江苏
　　1956　　　33.6　　1081.85　　 10.09　 27.94　　 0.01　　25.89
　　1957 ▲↑36.81　↓1063.6　　↑15.01 ↓25.07　 ↑0.02▲↑28.53
　　1958 ▲↑38.74　↑1128.45 ▲↑20.54 ↓22.1　▲↑0.96　↓23.73
　　1959　 ↓37.35　 ↓992.7　　↓17.13 ↓17.44 ▲↑5.42　↑26.85
　　1960　 ↓36.76　 ↓959.8　　↓12.43 ↓13.18　 ↓1.97　↑27.02
　　1961 ▼↓35.73 ▼↓903.85　 ↑13.93▼↓7.95　 ↓0.25　↓20.78
　　1962 ▲↑40.15　 ↑965.35 ▼↓ 8.21 ↑10.27 ▼↓0.04▼↓19.35
　　1963 ▲↑46.77　↑1114.9　　↑18.26 ↑11.33　 ↑0.12　↑21.25
　　1964 ▲↑56.62 ▲↑1350.3 ▲↑33.38 ↑22.32　 ↑0.54　↑23.83
　　1965 ▲↑57.27 ▲↑1442.75　↑26.44 ↓21.68　 ↓0.41　↑25.11
　　1966 ▲↑66.08　 ↑1591.7 ▲↑38.49 ↑24.37　 ↓0.23　↑25.79
　　浙江
　　1956 ▲　25.79　　 751.05　　 1.55　　 8.37　　25.45▲　44.47
　　1957 ▲↑26.48 ▲↑765.25 ▲↑4.14　 ↑9.29　↑27.72▲↑45.23
　　1958　 ↓26.09 ▲↑789　　▲↑4.63　 ↓7.96　↓19.93▲↑49.06
　　1959　 ↓25.68　 ↓779　　▲↑4.9 ▲↑12.53　↑20.71▲↑53.97
　　1960 ▼↓23.03　 ↓665　　▲↑5.25　 ↓7.88　 ↓9.66▲↑55.56
　　1961　 ↑24.14 ▼↓653.7　　↓3.86 ▼↓3.85 ▼↓7.13▼↓38.8
　　1962 ▲↑29.07　 ↑713　　▼↓3.84　 ↑6.42　↑11.69　↑42.96
　　1963 ▲↑32.53 ▲↑836.6　▲↑6.4　　↓5.5　 ↑20.57　↑43.95
　　1964 ▲↑35.04 ▲↑870.55 ▲↑8.56　↑10.69▲↑32.53　↑51.42
　　1965 ▲↑37.46 ▲↑920.9　▲↑10.04 ↑10.72　↓24.16▲↑56.77
　　1966 ▲↑40.26 ▲↑1012.45　↑7.59　 ↓8.8　 ↓22.69▲↑64.

　　注：↑比去年增产，↓比去年减产
　　▲创历史最高水平，▼低谷。
　　缺养猪量，这是邓小平最最忌讳的。因为“十年浩劫”养猪量增长迅猛，复辟以来增长缓慢，甚至徘徊下降。所以最好不公布。

　　可以看到，上海、江苏、浙江的农业问题主要是在1961年和1962年。资料中，农业总产值不知道是怎么算的。如上海市1961年粮棉油水产品均减产，不知为什么总产值反而依然创历史最高水平。江苏省，1962年除粮食比1960年略微高以外其余均相差甚远，农业总产值也反而创历史最高水平。1961年浙江省所有的产品产量均比1960年低，总产值反比1960年高。1958年粮棉水产品均创历史最高水平，仅仅油糖减产，总产值就下降了，和1961比这中间显然有猫腻。这只有邓小平集团才明白。即使如此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上海市在柯老领导下，大跃进三年农业很好，粮食产量1958年和1960年均比1957年有很大增长，1959年（气候不明）有所减产，第二年尽管也有严重的台风洪涝却立即回升，可见不是什么大跃进破坏，而是其他的偶然因素。水产品连续三年均创历史最高纪录，油料连续三年增产，有两年创历史最高纪录，增长幅度均很大。只有棉花1960年因台风多雨产量低于1957年仍高于1956（按照邓小平篡权上台后对复辟时期农业的说法就叫做第四个高产年），但是1958年不但棉花创历史最高纪录，而且比1957年有极大幅度的增产，高达36.4%，实属特大丰收，1959年产量仍然比1957年高。尽管上海大建设中占了大量土地，大跃进三年粮、油、水产品均比社会主义改造的1955到1957年三年要高，棉花接近。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三年比，那就全都更高了。因此总的来说上海农业就是大跃进的三年。
　　浙江省1958年丰收，1959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高，1960年虽然遇到大台风和暴雨，仍然比1961年高。棉花连续三年创历史最高水平，包括1960年尽管台风多雨仍创历史最高水平，而且增长幅度很大。水产品也连续三年创历史最高水平。1959年油料创历史最高水平。总的来说1959年只有粮食略有减产，其他均增产，棉、油、水产品都创历史最高水平。大跃进三年里浙江农业情况总的来说是好的。
　　相比之下，江苏省要差一点，1958年秋刘少奇曾到江苏瞎指挥。1958年江苏也是较大的丰收年，粮食比1957年有很大增产，棉花、糖料创历史最高水平。1959年和1960年粮棉油均减产，但比1961年还是要高得多。1959年糖料创历史最高水平，并且增产幅度大得惊人。不知道是种多了，还是数字错了？如果数字错了，比如实际1.42万吨，那么大跃进三年糖料就可能连年创历史最高水平。水产品也连年增产。
　　最最差的根本不是大跃进，正是搞“三自一包”的1961年和1962年。1961年两省一市粮食普遍减产。上海好得多，但江苏、浙江全是最低谷。江苏倒退十年到1951年以前，浙江倒退九年到1952年以前。和曾希圣“包产到户”的安徽省以及李井泉偷偷搞“三自一包”的四川省比，虽然还不至于跌破解放前的1949年，下降趋势是一样的。1961年上海棉、油、水产品全部减产，而且减产幅度较大。油料、水产品到了低谷。由于1962年上半年是“三自一包”刮得最最严重的时候，上半年决定的棉花产量在1962年仍是减产到了低谷。江苏除了油料略有回升外，棉花、糖料、水产品普遍减产。如果考虑到1960年棉花受到台风暴雨的影响，那么1961年的回升也就不稀罕了。但1962年竟然继续大幅度下降，不到1959年产量的一半，到了极低谷。浙江省棉花、油料、糖料、水产品都减产，而且减产幅度很大，油料、糖料、水产品到了低谷，1962年才回升，夏天决定的1962年棉花也是继续减产到了低谷。1957年浙江省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是459.6万公顷，经过大跃进的大规模建设占地1960年还有452.6万公顷。1961年名义上播种面积440万公顷，已经大幅度下降，实际情况更糟，那是春天早已播下了种，后来种应付田而已。到1962年竟然猛然下降到419万公顷，1963年也仅仅恢复到421万公顷，以后逐年上升到1965年为441.3万公顷，1970年才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到463万公顷。这中间虽然原因很复杂，大规模弃农经商显然是主要因素。江苏省1958年播种面积849.5万公顷，由于该年刘少奇去瞎指挥叫他们少种，1959年播种面积大幅度下降达到低谷仅767.7万公顷，这是1959年江苏粮食减产的一个主要因素。经过毛主席努力纠正，1960年即大幅度回升，超过了1958年达到866.6万公顷，但是1961年也下降，为864.9万公顷，但是1962年又一次大幅下降到了858.9万公顷，显然和浙江省一样大规模弃农经商是个主要的因素。但是江苏省还有刘少奇瞎指挥重开运河的因素，所以尽管1963年粮食拉了上来，播种面积一直到七十年代才超过1958年。总之这两省一市在1961年是严重减产年。即使上海也受到“三自一包”的严重影响。青浦县是陈云亲自插手“包产到户”的地方，结果减产，松江县也是这样。其他县也实行了“物质刺激”的评功记分方法。
　　由于柯老坚决刹住“三自一包”的歪风，总的来说上海农业在1961年受的破坏远比其他地方小，1962年迅速好转，粮食和水产品创历史最高水平，浙江回升不及上海，江苏除粮食外谈不上回升。而且，粮食产量不但1961年比不上1960年，1962年也比不上1959年。1960年有干旱又有大台风及暴雨洪涝，1962年上半年只有三自一包。
　　由于受气候的影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不计较单独一年的增产或减产，而是几年一算的。大跃进三年，我们就按照三年一算吧！
　　在1961到1963三年里，浙江省生产了2203.3万吨粮食，比大跃进三年2233万吨少了1.33%，江苏省生产了2984.1万吨粮食，比大跃进三年3080.95万吨少了3.14%，只有上海才超过大跃进三年。即使如此这两省一市还都是靠了1963年才达到这个水平的，不然情况更不妙。毫无疑问，大跃进三年比六一年和六二年情况好得多，农业最糟糕的是“三自一包”的年头。如果按照国际上年平均应该递增2.5%来计算，三年就应该递增7.7%。浙江省这三年和大跃进比应该多收170万吨粮食，实际却少收了30万吨，江苏应该多收230万吨，实际却少收了96万吨。一进一出，这两个省少收了520多万吨粮食。已经有不少人揭示，1962年如果说比1961年好的话，也仅仅是秋粮好，上半年是最最糟糕的时期，那年夏天由于夏收减产，以及工业在下马风下大幅度下降，刘少奇也沉不住气惊呼中国经济崩溃了。可是现在他们居然把局势好转归功于“三自一包”。说成1961年就摆脱了饥荒，说成1958年就是饥荒。我没有找到夏收作物的资料没法比较，但在夏天定局的棉花和油料显然很糟糕。也许正是为了掩盖真相，所以邓小平复辟当局拒不透露我国历年的夏粮产量。1962年秋天，毛主席已经开始反击，并且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由于该年秋粮增产幅度较大，毛主席高兴地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是这句话的来历。
　　安徽、四川的农业也是以1961年最低，这两个省的粮食产量甚至跌破了解放前。是包产到户最最严重的省，也是我国饥荒最最严重的省。邓贼的数据照样说明了问题，这儿不讨论了。
　　1963年才真正全面回升，1964年到1966年形势一年比一年好，甚至连年创历史最高水平。在这些年“三自一包”早就刹住了。不是别的，正是“三自一包”严重地破坏了这两省一市的农业，而尤以大规模地弃农经商为烈，不像安徽、四川以“包产到户”为烈。这两省一市的饥荒主要就是1961年和1962年的“三自一包”造成的，是人祸不是天灾。饥荒最最严重的是1961年到1962年，以1962年上半年为最烈。1963年上半年还是轻度饥荒。
　　1961年秋，我国粮食到了最最困难的时候，上海开始以工种定粮。父亲身体魁梧力气大劳动强度又大，粮食定量由49斤减少到了35斤后，付出的仍是重体力，所以一直感到肚子饿。我们正在长身体也老是感觉到肚子饿。我就饿过肚子，1961年下半年开始饿肚子到1962年上半年最为饥饿。所以上海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既不是中央的正式说法“困难时期”，也不叫“三年自然灾害”。一般就称之为1962年。1963年还没有完全走出饥饿的阴影。——这不奇怪，看看1962年浙江、江苏粮食产量不如1959年就明白了。
　　上海饥饿还有一个原因。由于农民大批弃农经商，上海农村的菜地大批荒芜或者应付种植。1961年下半年连胡萝卜也没有了。上海蔬菜也开始严格地低水平定量，每人每天只有二两，我们一家五口只有一斤，而且大多数不是好菜。由于进口的粮食是价格低廉的面粉，习惯于吃大米的上海人定量只占30%，其余主要是面粉，另外还有一定量的山芋。煮的刀削面或面疙瘩，蔬菜在上面飘着就好像几根葱。就靠那些面粉怎么吃得饱呢？最最为人们喜欢的是卷心菜外面的老叶子，美其名曰“光荣菜”，因为它像一朵花，正常年份是喂猪的，大家喜欢的原因是含有比较多的淀粉。1962年有一天不知道怎么会让弟弟去买菜，全家一个星期的菜只有半篮子，他一个人就拎回来了。母亲看到他上了当全是有药腥味的劣等菜，气得她骂了他一顿。说来也作孽，他才12岁呢！可这是一家子一个星期的菜，也不能怪母亲。为了防止出现浮肿病，据我父亲回忆，上海那个时候豆制品比较多，当然也是定量的。因为浮肿的主要原因是严重地缺乏蛋白质，除此以外还把豆渣分发给各家，我们家中把它和面粉混在一起做饼吃。所以上海虽然肚子饿，浮肿病倒没有听说过。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听说的。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在柯老领导下严格地禁止了弃农经商，组织农民种好蔬菜，当年“一抓就灵”，1963年蔬菜产量大幅度拉了上来，就不再定量了。尽管粮食定量没有增加，饥饿感却减轻了好多。对于1963年的蔬菜大丰收还有一首歌，至今我还唱得了几句。
　　今年蔬菜大丰收，哟哟，社员个个喜心头，哟哟，一年四季忙田头，样样蔬菜啊才呀才丰收。蔬菜送到城里头，工人吃了有劲头，机器送到伲田里头，社会主义有奔头。
　　吸取那次教训，后来上海就严格规定了每年各种蔬菜的种植面积和各种品种，再也不许钞票挂帅，自由种植了。请主张“自由选择职业是基本人权，他人不得干涉”的先生不要见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蔬菜的种植面积一直稳定在40万亩。所以再也没有缺过蔬菜，品种也一直齐全。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到农村后看到“没有自由和人权”的农民们，蔬菜种植连年丰收，收入稳定增长，不像六十年代初那样在一场疯狂以后落得个一无所有了。邓贼复辟，又一次提倡“发挥优势，先富起来”，上海的蔬菜种植面积一下子栽倒18万亩，从1979年到1983年再也没有恢复，所以上海人民再一次地感到蔬菜少了。后来不知什么措施蔬菜又多了起来，但是价格大幅度上涨了。1981年我回上海时，父亲告诉我，现在上海蔬菜和1962年是一样的。上海蔬菜种植面积由40万亩下降到18万亩就是他告诉我的。1985年我回上海蔬菜倒不缺了，但是人们抱怨的是价格猛涨。父亲告诉我，上海人民抱怨说：“江泽民三把刀，一把切菜刀，一把理发刀，一把修脚刀。”就是指蔬菜、理发和洗澡大幅度地涨价。
　　本文部分内容在网上发表后，感谢反共右派谩骂的启发，使我回忆起一件事。1960年我没有饿过肚子，吃得饱饱的。该年秋天我第一次下乡写信给父母，说在粮食上要：“精打细算”。父母来信把我骂了一顿，说：“下乡劳动要吃饱，谁要你精打细算。如果不够家里粮食可以贴。”但是1961年我真的饿了肚子，那时父母再也说不起1960年秋天的硬话了。后来他们发现我秋天第二次下乡没有吃饱，就问我为什么不说，我回答：“你们不是也没有吃饱吗？”我随口一句话，不料二十年以后1981年回上海探亲，发现他们还记着还提起，我自己倒忘了。到了1962年尤其上半年，那才真正是饿啊！那时每顿饭舀多少米，多少面粉都由母亲一手掌管平均分配的，一度母亲的手就好像一杆秤，她需要多少舀下来称，就是多少。有一个月不知怎么到了二十五日（那时上海二十六日开始卖下个月的粮食）发现少了一顿。母亲只好对我们说：“明天正好是星期天，大家少吃一顿，早上睡晚点，到中午才起来。”到时候我们只好挺着。可是弟弟年龄小，饿得哭了，说腹部痛。母亲也没办法，不知怎么她拿出半碗剩饭给弟弟吃。然后说：“在天潼路，我每天都是这么过的。”该年春节我们每人肉定量只有老秤5两。春节时母亲关照，要招待客人，每人只能吃一块。当然我们到亲属家里去，也吃了一些肉，即使如此春节无论去哪家都是把盘子吃得光光的。至于饿死，那还不至于吧！这就是三自一包的恶果。这次写文章我也没有写进去。现在补上。
　　2007年初我和反共分子、邓修分子、右派分子在一个右派网站大辩论。在我说了浙江宁波发生饥荒的时间和原因后，有人断章取义地作了如下的评论：

　　　至少浙江宁波1960年没有什么饥荒？
　　　　那你知道不知道1960年浙江省温岭市农村饿死多少人吗？当时的闺女是给口饭吃就嫁了。

　　我的文章很长，他就只引了这么一句话，没看过我的文章，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会以为我根本就不承认浙江发生过饥荒，又好像我根本否定存在过浮夸风和共产风一样。其实我不过说明事实真相——宁波的饥荒主要是1961年大规模弃农经商造成的，最最困苦的时候是1962年。我很怀疑这是一个反共分子的“马甲”（辩论不赢别人，另外注册一个化名上贴）但当时我还是给他做如下的回答：

　　　　　　你不要“王顾左右而言他”，我只是说宁波是三自一包造成大规模弃农经商带来了饥荒，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在宁波前有个“至少”你没有看到吗？全国的事情我怎么能够全部知道？我知道河南的信阳事件是刘（少奇）的党羽搞的这还不够吗？我说了那么多四川的李井泉南充的卫广平搞浮夸风和共产风等五风，而且邓贼复辟为他们翻案时我还坚持说他们搞浮夸风和共产风不该翻案，你没有看到吗？现在不是我必须对你说的“至少”以外的事情发表意见，而是你该回答我：1.宁波的弃农经商造成土地荒芜，是不是造成饥荒的原因？三自一包是不是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是不是人祸？2.文化大革命批判搞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李井泉、卫广平等人对不对？应不应该？河南造反派批判刘的党羽应不应该？3.邓贼复辟为搞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李井泉、卫广平等人翻案，是不是证明了正是刘邓（搞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他们是不是有罪？如果他们有罪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打倒刘邓路线又错在那儿？不要回避！

　　结果此人就是回避了，不再在网上出现。这儿我还只是防御，其实我还可以进攻，完全可以问他：

　　　　我大概可以相信在温岭发生过闺女给口饭吃就嫁了，但我怎么知道一定就是你说的1960年，而不是1962年呢？1959年根据邓小平的数字，粮食只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58年略微减产，虽不是最高年产量，也还是“第二个高产年”，怎么可能在1960年造成饥荒呢？1961年浙江的粮食产量是最低谷，1962年也比1959年低得多，怎么可能不在1962年造成最最困难的时期呢？我在地图里找到，温岭属于温州地区，众所周知，温州历来是资本主义倾向最最严重的地区，也从来是弃农经商最严重的地区，我怎么知道温岭的饥荒不是弃农经商造成的呢？就是发生在1960年，我又怎么知道不是比宁波更早就发生了弃农经商的恶浪并在1960年就造成了饥荒了呢？（弃农经商和包产到户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已有苗头。他们利用毛主席纠正五风作借口，并且造成了破坏，这就是应该纠正的右倾。反右倾不能扩大化，但是不是说不存在、无危害、绝对不该反。）
　　由于当时不能明确断定这是一个老反共分子以新的马甲出现上贴，所以对他客气，没有写上这些话。
　　1962年最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那个亲戚不得不向上海的亲友求援，父亲也帮了一些忙。
　　不是说浮夸风和共产风没有破坏，但不是最最主要的破坏，至少上海和浙江是如此。江苏有刘少奇的直接插手或需另当别论，也不及“三自一包”的破坏力大，不然1961到1963三年不会比大跃进三年少生产那么多粮食。自然灾害也是存在的，如谁一定要称之为“风调雨顺的三年”那对他也没办法。但1961年灾害要小得多，1962年倒真正风调雨顺，问题主要就出在这一时期，至少这两省一市是如此。前面说过，父亲也是最最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对于农民大规模弃农经商，他当然不赞成。但他倒不怪农民。面临着当时的饥荒，父亲说：“毛主席是对的，党的政策是对的，都是下面的小干部搞坏的。”父亲这话对了前面一半，后半部分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决不仅仅下面的小干部，当时父亲不知道，在上层就有人代表地主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就是刘邓路线。现在邓小平集团、反共分子和右派分子都把饥荒归罪于大跃进，把浮夸风与共产风和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等同起来，又把浮夸风和共产风归罪于毛主席。可是父亲在1959年初亲耳听到传达也亲口说到过毛主席的《党内通讯》，事实胜于雄辩，无论谁怎么巧言令色，怎么可能说得动他？他又不是那种出于政治需要故意歪曲和捏造谎言、否定事实的人。在跟我们说《党内通讯》时，父亲还告诉我们，有的地方把农民家庭拆开，男的归男的住，女的归女的住，把人家的灶拆了、锅砸了。还有积肥时挖地脚泥一尺厚。父亲告诉我们这些都是错误的，毛主席批评了。不知道是1960年还是1961年父亲还跟我们说，毛主席到农村去视察，发现有些社队干部把农民吊起来打。父亲说这些都是小干部在底下乱搞。但是他大概还不知道，1958年拆散家庭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刘邓带的头。毛主席在九月专门找到吴冷西对他进行了批评，并要他去调查，当听到拆散人家的家庭时毛主席非常气愤，说这不是给蒋介石提供宣传资料吗？（见吴冷西的回忆录）我们听了十分惊奇，解放后居然有吊打农民的。但上海传说这种事的也不是父亲一个。这种情况上海不存在，所以许多上海人非常骄傲，其实倒不能完全归之于上海人素质高低，上海工人阶级人数多不好欺是一个原因，柯老执行毛主席的正确政策也是一个原因。
　　1980年邓小平复辟当局强制解散人民公社推行“包产到户”，鼓励弃农经商。在江浙一带农民中受到了强烈的抵制。我和上海郊区的农民谈过，他们都说包产到户后苦了。当时宁波的亲戚到上海来都说在农村农民们（其实已经是农业工人和社队企业的工人）说：“这样搞，三年自然灾害（饥荒）会来的。”父亲也这样认为。倒是我认为没有那么快。因为我知道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办了大量的化肥厂、农药厂、农机厂，学大寨办了大量的水利，国家粮库和社队仓库也存了大量的粮食，我也听说了我国已经培育出杂交水稻等一系列优良品种，这些当然都是毛泽东时代和文化大革命的成就。我还知道我国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济状况远不是文革以前可以比的，有足够的外汇已经可以大量进口粮食了，因此我明白，毛主席留下的丰厚家底可以供邓小平复辟当局这些败家子败一段时间了。现在三农危机连邓小平当局也已经不能不承认了。2008年1月下雪并不算很大，我们四川南充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都积过几寸的雪，这次雪根本就没有积起来，贵州在我们南面，即使地势比较高雪比我们南充大，也应该比那些年头小，可是有的地方居然中断了几天交通就断了粮。这不是个别地方，其他还有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安徽有断粮或几乎断粮。这是一月份，不是青黄不接的三、四月。可见这些地方的粮食仓库里早已空了，长期以来一直依靠外面运粮食来吃。许多断粮的地方还是农村。本来农村至少应该有当年的粮食储存吃到夏收，三四月份断粮就叫做青黄不接，就是农业严重歉收的标志，却早在一月或更早就没有了。全靠外运粮食过日子，来一车吃一车，停几天交通就是断粮，说明这些地方秋收以后没有好久就已经把收的粮食吃完了。不但谈不上什么储备粮，连周转粮都没有，而且雪花飘到处都是如此，所以如果那一天全国性的大饥荒突然来临，那是一点不奇怪的。我早在八十年代就说过，目前没有饥荒，但大饥荒将会突然来临的，就是不知道在哪一年。总之要到毛主席的老本吃完，没有能力进口粮食后，大饥荒就会在哪一天早上突然来临。
　　对于农民大规模弃农经商，父亲当然也不赞成。但他倒不怪农民。相反他对于贬低攻击农民的论调很反感。
　　1960年我第一次正式下乡。到了上海郊区的农村只看到到处是风车，都是大跃进的成就。我们就在农村食堂搭的伙。不能说食堂很好，但上海农村的食堂实行定量吃饭、节约归己是我们亲眼目睹的。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也很不错。
　　1961年下乡就不一样了。食堂已经散了，风车也没有看到，农民也和1960年下乡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看到的一是农民们天天吵架，每天都在为争工分而吵架，二是每个农民以及他们的儿女们身上都背着一个棉花袋，走到那儿就拿到那儿，见稻子就拿稻子，见棉花就拿棉花。出工时每到休息时间，大家一面吵工分一面拿，比如收黄豆，手中不停地剥黄豆，剥下后就往自己的棉花口袋里装。同学们都很不理解，下乡前不是叫我们学习农民阶级的优秀品质的吗？难道这就是农民的优秀品质？许多人得出结论——农民自私、落后。我虽然没有说也不能解释，至少在后来同意了他们的说法。这一说法是在学校上语文课和政治课时从刘少奇那儿批发来的。
　　刘少奇在《人的阶级性》里说：“在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就是人的本性，本质。……由于农民长期附着在土地上进行散漫的、独立的、简单的、自给的、彼此不大互相协作的生产，和他们简单的独立的生活样式，以及他们对于地租劳役的负担等，就养成农民的散漫性、保守性、狭隘性、落后性，对于财产的私有观念，对于封建主的反抗性及政治上的平等要求等等。这就是农民阶级的特性。”邓小平复辟，居然没有把这篇大作收进《刘少奇选集》。
　　我们实际上完全接受了刘少奇的这些说法。
　　父亲就不一样。1962年，有一次我在家里和我哥一起说到农民时，我们说：“那是因为农民自私”。父亲听后大为光火，把我们狠狠地训了一顿，并说：“如果说那是农民自私，那么工人也自私。”当时我们也不理解。
　　1963年我们又一次下乡，这次农民再也不像1961年那样每人背个棉花袋，见到什么拿什么了，也不再为工分整天吵架了，劳动积极性也显然比1961年高。同样的农民，为什么1960年和1963年都不为工分吵架，也不再“大家拿”了，而1961年就如此呢？如果说这是因为农民自私落后，那么众所周知，邓小平复辟，中国出了一句话人人都知道，并且传播到国外，那就是“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那可是同样发生在工厂里的，这正应了父亲的那句话：“如果说那是农民自私，那么工人也自私。”
　　我在学校里根本就不能认识到这一些，一直到1970年进了工厂后经过几年，才渐渐地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可以断定，1961年那次下乡，看到的农民争工分，根源在于推行工分挂帅。至于“大家拿”那是当时那个公社的干部里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多吃多占和贪污盗窃。
　　这是农民群众和官僚主义者作斗争的低级形式，它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革命。邓小平复辟，全国所以会出现一个“大家拿”也正是如此，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官僚主义者阶级、垄断资产阶级和社会风气不正，贪污腐败成灾，总之是对于重新压在自己头上的剥削阶级反抗的低级形式。自作清高，指责工人农民落后、自私的人，至少是不懂得工人农民，受到刘少奇一类骗子“群众落后论”的影响，1962年我就不懂得这一些。而有的人本身就是一些贪污盗窃、腐败反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这些人会谴责和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并指出工人农民这些做法是对他们剥削压迫的反抗吗？他们的特点就在于实行剥削阶级专政，他们不是首先检查自己而是把矛头指向人民群众。邓小平集团不是提出什么“精神文明”、“从我做起”吗？他们不允许人民群众反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准人民群众革命，不准革命从他们这一小撮剥削者的头上开始革起，却要人民群众“从我做起”，好为他们一小撮剥削者、寄生虫的利益去卖命。他们自己肯廉洁奉公和群众同甘共苦吗？他们要的是先富起来。
　　1962年毛主席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3年四清也开始了，即使还没有清到的地方，贪官污吏和走资派已经感到冬天的威胁了。虽然工分挂帅、官僚主义、多吃多占和贪污盗窃的根子还没有挖掉，可已经处于下风了，至少不得不收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人民群众中的革命情绪的大爆发。在文化大革命批判刘少奇的“群众落后论”时，有一次我对父亲说刘少奇的《人的阶级性》指责农民群众“保守的、狭隘的、落后的、自私的”时，父亲说：“以前还有一个说法，甚至说农民是反动的。”就这么一句，没有多的了，但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那时我已经知道，说农民“反动的”是在解放初，可见父亲把这一说法一直记到文化大革命，记了十几年。我不明白的是，父亲历来没有种过田，从来不是农民，不仅如此，我们曹家虽然从来住在农村，几代人都是在城市里工作。父亲怎么会那么理解农民？
　　后来我知道所谓农民“反动的”，那是对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歪曲。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对于农民还不能够明确地分析为富农、中农和贫农，实际意思是很分明的。《共产党宣言》中所谓“反动的”是指那些要保留农村分散落后面貌的农民，而行将转到工人阶级一边来的农民则是革命的。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马克思已经明确地把农民分为农民的塞文与农民的万第。前者力求摆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力求联合城市并且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后者想巩固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愚蠢地巩固旧制度。这在后来被列宁明确地分为贫农、中农和富农，毛主席更进一步地发展了这一阶级划分。而刘少奇之流则是歪曲利用马克思主义把农民阶级整个地打成反动的。其实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针对拉萨尔所说的“反动的一帮”，马克思就明确地说：“这也是荒谬的”，并且反问，难道能够说手工业者、小工业家等等以及农民是反动的一帮吗？
　　农民确实是分散的，但剥削阶级的压迫使得他们的阶级利益越来越一致，以至于团结起来一致推翻反动封建皇朝的统治。这个时候农民就既不是分散的也不是狭隘的了。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几十万农民分成大小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几千人，就好像几十万颗定时炸弹在同一天爆炸，并最终埋葬了东汉皇朝。这样的革命伟业即使西欧无产阶级也从来没有做出来过。在研究历史时，针对有人说“农民阶级不是领导阶级，农民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法”——这也是沿袭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我回答道：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中，农民阶级确实不是领导阶级，也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哪一次不是农民阶级领导的？哪一次革命的领袖不是农民或公认的农民代表？农民阶级确实不代表以大机器生产为标志的生产力，但历史上中国的农民革命没有一次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大革命。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新生产方式尽管还不是机器生产，在当时却是先进的生产方式。这些又有哪一次不是农民阶级创造的？以唐朝为例，均田制就是隋末农民起义后所实行的，这是后世公认的先进的生产方式，也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先进生产方式。杨广最先制定出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但没有一次农民起义就不能推广。有人说：“毛泽东不过是农民起义领袖。”我回答道：“对农民起义领袖要尊敬。”历史上农民领袖的水平是相当高的。许多人原来没有机会读书，革命几年就读起书来了。甚至在自然科学上也有造诣。比如张献忠会做当时的最高数学几何、代数，会外语，还知道哥白尼。至于毛主席其水平之高，世界上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不佩服？他们可以反对他、不赞成他，就是不能不佩服他。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农民阶级也起了极大的作用，中国的革命军队首先就是穿上军装的农民，朝鲜战场上主要就是中国的农民打败了美国兵。农民阶级也是极乐意从事机器生产的，他们虽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却是先进生产方式的积极拥护者。解放后不但大多数农民拥护农业机械化，许多农民还成了新的农业机械的研究者和发明者，以及农业新品种的积极研制者。在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特别突出。正因为如此，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当然首先也主要是贫下中农。
　　农民中，对小农经济最最拥护、最最反对农业机械化的不是别的，正是富农阶级。一切反动阶级都是如此。邓小平复辟，我国不但农业集体化被破坏了，农业机械化也被严重地破坏了，农业机械生产量大幅度下降，已经装备农民的农业机械也被大批摧毁。我们四川南充附近的农村1976年已经拖拉机在耕地了，还用了喷灌，社队企业也已经起步。许多大山里的农村也建立了农机站。我们农业机械厂的产品供不应求，并且正准备大批量生产拖拉机。可是邓小平一复辟，拖拉机锈蚀在路边，喷灌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社队企业被称为“小生产方式”而摧毁。甚至连牛也没有了，厂里许多农村职工要在农忙时节请探亲假回去用人力拉犁，我们厂生产的农业机械在1977年还脱销，1978年就大批积压起来，工厂进入了困境，本来要建成拖拉机厂的，这时就难以为继了。
　　六十年代初我们看到农村的“大家拿”正是由于农村中出现了新的地主阶级和旧地主企图复辟的结果，是农民阶级保卫自己劳动成果的阶级斗争的低级形态。这一阶段的斗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阶级的状况，也有一定的消极性。但却是农民阶级对于压迫他们的新生的地主阶级和企图复辟的旧地主阶级，作斗争的不可避免的阶段。新旧地主阶级的背后正是新生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正是走资派，正是刘邓代表的路线。对农民要教育，教育他们和新老地主、和走资派的斗争必须走上高级阶段，但不能自作高明在一旁对农民指手画脚。
　　农民阶级其实是很能懂得这个道理的。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刘少奇时，宁波的农民们说：“这下好了，烂污都拆到刘少奇头上了。”正是这一认识的反应。毛主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个人，而是批判他代表的这条走资路线，也就是为了打倒一个新的已经腐朽的剥削阶级，他不过是这一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甚至当为文化大革命做出杰出贡献的副统帅要克己复礼时，毛主席也不惜和他反目。
　　我父亲和一些工人、农民们原来所以会说出：“毛主席是对的，党的政策是对的，都是下面的小干部搞坏的。” 那是不了解上层的斗争，文化大革命使得大家知道了上层的斗争，知道事情绝不仅仅是下面的小干部搞坏的，知道上层有最大的走资派，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但工人、农民们很清楚，这绝不等于中下层干部个个都是好东西了。大家都明白，有的中下层干部决不仅仅是刘邓路线的执行者，甚至不仅仅是积极的推行者，还是刘邓路线的发明者和创造者，许多坏事不但是他们干的，还是他们首先想出来的，是他们出于阶级利益的需要。刘少奇不过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刘邓等上层人物所以要代表中下层的新生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新老地主阶级，各人有各人的原因。有的是因为 “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自己也想当个剥削阶级分子，有的出于某种个人野心，既然要篡权就要拉拢各种势力壮大自己的力量，这样他们恰恰拉拢了这些人。因为正是中下层的新的剥削阶级分子，以及企图翻天的旧的剥削者，具有改变社会主义国家上层领导和政治路线的需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了改造那些人，尽可能地孤立这一剥削阶级中死不改悔的一小撮，必须团结大多数，对走资派能挽救的尽量挽救，结果就是把所有的账都算在刘少奇的身上了。以至于出现“这下好了，烂污都拆到刘少奇头上了。”从情理上来说对刘少奇也确实很不公正。刘少奇确实有些冤枉。大家知道走资派是处理最最轻的罪行，如果不是叛徒、内奸、工贼，他本来也不会彻底打倒的，政治局常委不能当了，教育后另外安排工作的机会还是有的。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做得一点不比他少，不是到江西去体验一下生活后，做个“永不翻案”的保证就出来了？当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被揭露出来从而彻底打倒后，当时许多中下层走资派不是认真改悔，而是把自己犯下的一切罪孽全都往垮台的刘少奇身上一推，自己就没事，骨子里也没有改变，照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照样要剥削压迫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对造反群众的仇恨始终不变，人民群众对他们不满意是完全有道理的。就是对刘少奇，他们也毫无信义和道德可言。俗话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怎么能够把自己的罪孽都算在积极代表自己的主子头上呢？刘少奇代表他们辛辛苦苦地为他们谋利益，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确实有点冤枉。何况四清运动中刘少奇还辛辛苦苦地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出来保他们，到头来他们不感谢，反把他当成了替罪羊。所以毛主席一再强调，文化大革命不是仅仅为了打倒刘少奇，而是要打倒他们这条路线。只要改悔了，可以出来工作，坚持执行这条路线的就不能出来。邓小平“永不翻案”出来后，一旦权在手就自食其言大刮右倾翻案风时，毛主席就理所当然地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文化革命时期（九大以前）有人提出如果刘少奇不好，罢他的官就是了，为什么要采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方式，毛主席的回答也是这样。仅仅打倒刘少奇太容易了，也是最最不解决问题的，甚至火候不到还会造成破坏作用。比如1958年毛主席力纠五风时，1959年庐山会议上，拿出刘少奇、邓小平大刮五风的罪证后，只要措施严厉点就可以打倒他们了，但无疑将对当时的工农业生产和大规模建设带来冲击，野心勃勃的彭德怀将篡权。七千人大会上抓住刘邓的罪行也可以打到他们，但是毛主席为了团结大多数追随过他们的干部度过困难，甚至还主动替他们承担责任。1964年毛主席只要拿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刘少奇的“白区正确路线代表”的桂冠就打得粉碎了，就是因为解决不了路线问题，所以毛主席不过吓唬他一下终于没有拿出来。
　　毛主席早就看得很明白，上层的斗争有下面的社会基础存在，解放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大建设大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和已经打倒的旧的剥削阶级——地、富、反、右中的不甘心失败者联手，企图把社会主义社会蜕变成新的剥削阶级的社会，对工农的压迫出现了，最极端的就是打骂农民和克扣农民的伙食，对工农的剥削也出现了，除了“合法”的特权以外还有不合法的贪污盗窃。这样毛主席就发动了四清运动，这一运动最初就是适合农民群众的要求，从清查社队的账目开始的。
　　1963年父亲厂里开始了四清运动，这次运动依靠的是工人阶级和干部的大多数，没有搞人海战术，没有打击一大批，没有搞人人过关。父亲对于清查账目是非常欢迎的。他把自己的账目如实上缴接受清查。也就是在这次四清中，父亲把大跃进时自己整理的几十份资本家的烂账的清查结果报告了领导，并且告诉领导，一切都查清了，就是多出了九颗金刚石不知道出处。清查结果账目确实清清楚楚，领导表扬了父亲，认为他工作负责，四清中表现好。
　　父亲回到家里很高兴，他说就是要这样来一下，社会主义搞了好多年了，就是应该清查一下账目，以前资本家尚且要查帐呢，现在社会主义了怎么能够不查帐呢？而且他认为这一查帐的政治意义很大。他说：“这样一来，就可以用人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就清楚了。”显而易见，他把自己归于好人之列，并且认为毛主席的四清运动认识到了他是个好人。尽管父亲并不是想升高官，准备在上海量具刃具厂的工具仓库里度过一辈子，但领导相信他，知道他的责任心，他当然是高兴的。除此以外，他当然也不希望社会主义的家底掌握在坏人手里。

　　1963年是父亲一生中的顶峰，这一年他被评为五好工人，还到杭州屏风山疗养园去休养，那是党给的很大的荣誉。注意：那是1963年12月的事，因此是四清以后。一进去就称体重，休养后人人都增加了几斤。那个年代五好工人是受大多数人尊敬的，不像现在最会剥削压迫工人的人最容易被评上劳动模范。像我们厂的厂长翁神经把工厂败得一塌糊涂，几乎垮台，却还利用工人创造的财富出钱在报上大肆吹嘘自己的功绩。现在新闻机构也沾满了铜臭味和服从于权势。在他无奈退下不当厂长时，居然还对自己没有当上劳动模范而愤愤不平。这种骑在工人头上的老爷有什么功绩？根据他的罪行，在毛泽东时代早就要对他清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也肯定要对他造反了。所以现在的劳模也好、先进也好在工人中毫无威望，至于疗养则毫不犹豫地被工人们看成是一种特权。
　　（杭州休养照片：第二排高个子戴眼镜是父亲）

　　一直到父亲去世前夕我才知道父亲在厂里不但历来是个先进工作者，厂里颁发的奖状有一抽屉。他从来不对我们说。五好奖章除了去杭州休养必须戴以外，他也从来没有戴过。不过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先进工作者。奖状他固然从来不拿回家，也不跟我们说，实用的奖品他还是拿回来用了。他发到过搪口杯，还发到过汗衫，上面写着奖给先进的生产者或工作者。这些实用的东西父亲虽然拿了回家却很有意见，尤其那件汗衫。他说：“奖就奖了，何必要印上一个很大的奖字？叫我怎么穿出去？”这样，这件汗衫夏天从来不穿，从来都只穿在外衣里面，也不拿出去晾，每次洗了以后都是晾在家里的洗澡间里，一直到穿烂为止。搪口杯也从不拿出去。后来我们还知道厂里曾经安排他对青年工人讲话，他从来很少说话，也没讲多少句，大致上是要青年们珍惜现在这个社会主义时代，好好工作。
　　父亲历来很少说话，但都是真话，也足以说明问题了。1964年我考进了复旦大学，父亲没有一个字赞扬我成绩优异，也从来没有说我是靠自己的本领考进名牌大学。在我要去上学时，他只说了一句话：“如果在解放前最多读上几年书，早就去学生意了。”——就这么一句，没有多的，但已经够了。我也从来牢记铭刻在心。也正如此，我从来不吹嘘自己成绩如何优异，就是认为是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是解放了，搞了社会主义才有我的今天。我也始终记着，没有工人和农民创造财富，我也不能上大学，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要用二十四个农民上交的税才能供一个大学生念书。我尤其反对某些人，在普通的工人和农民面前摆出一付多大的知识分子的架子来，喜欢吹嘘自己。这些人有的在解放前依靠剥削广大工农才有学文化的机会，就看不起工农了。有的还是解放后社会主义的大学培养的，是工人农民创造了物质财富，给自己提供了上学的机会。不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同样在社会主义大学里不要学费，文革前在人数上往往还占优势，有的人还一样领取助学金，却忘恩负义，倒过来嘲笑工农，攻击共产党、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把上大学的机会都说成自己凭本领得来的。
　　在网上和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论战时，我说现在许多工农子女已经读不起书了，可是在毛泽东时代“我父亲一个人承担着我们弟兄三人，负担不小，但也没有说读不起书的，相反他做梦也想不到，他一个工人的儿子可以读名牌大学，1964年我考进复旦大学后，他对我说：‘如果在解放前，早就去当学生意了’就这么一句话，没有多的，我牢记一辈子。”那些人居然说：“学徒（指解放前学生意）也未必不好”。这算什么话？谁都知道解放前学生意就是当奴隶，就是受压迫、受剥削，和解放后社会主义工厂里的学徒根本两码事。学生意未必不好？！他们自己愿不愿意学生意？他们连社会主义工厂里的工人也不愿意当，他们只想当精神贵族。何况父亲这话也不是说在解放后当学徒就不好，而是说没有解放我就根本读不起大学，尤其不可能进名牌大学。
　　更有一些反共右派和邓修分子竟然毫无根据地说我是什么：“毛专制下的唯成份论的既得利益者”、“比别人占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源”、“要是论能力上大学估计你也没戏。”、“惰性使然，扶不上墙的烂泥而已”、“最好还是滚一边溜达去”、“就算当流氓也要争取当一个有知识有水平的流氓”……还有的人竟然连什么时候才开始有工农兵学员也不知道，竟然称我是什么：“知道你没念过什么书，工农兵大学生”——如此惊人地无知，却还要贬低别人。
　　对此我先回答道：

　　　　你们的意思是我的学习成绩很差，就是当时唯成份论，靠成份进校的。我和你们素不相识，凭什么给我做这样的结论？我的学习成绩当然可以告诉你，但你们不先说自己，凭什么看我的学习成绩呢？我倒要先看看你们学习情况怎样？你们既向我提出，自己就应立即回答，现在补上还来得及。如果长期不答复，那么就说明你们的学习成绩一定很差，那又有什么资格来对我妄加猜测呢？

　　结果他们根本就不回答，自然水平太差拿不出手。我还告诉网友们不要上那些反共右派分子的当，文化大革命以前从来就不存在排斥剥削阶级子女进学校的事。不信可以在各自的单位查查看，文化大革命以前入大学的出身比例究竟如何？工农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子女占绝大多数吗？剥削阶级占绝少数，他们的子女也是绝少数甚至没有能够上大学吗？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无法驳斥。倒是有一些网友证实事实完全相反。文化大革命以前不少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进了大学，而工农子女进大学的比例反是少得多。如果说还有剥削阶级子弟没有进大学的话，那也是他们自己笨，学习不努力，考不进大学就说出身问题。我希望有一天把这些人的学习成绩拿出来让大家看一看，他们究竟是什么货色。他们才真正是“惰性使然，扶不上墙的烂泥而已”。我相信我的成绩是拿得出来的，也从来没有看不起进不了大学的。倒是进入大学的剥削阶级子女，在文革以前只怕更看不起那些进不了大学的剥削阶级子女。在复旦大学我就看到某些教师对于1958年的大专生嗤之以鼻，其中就包括出身剥削阶级的。1958年大专生又多又滥不但是中学老师说的，进大学后大学教师也有人说过，而且对他们嗤之以鼻。我还看到过，有的剥削阶级子女没有考进大学，父母把他关起门来打，到了外面却说是出身问题。
　　文化大革命前我国的学校还是资产阶级统治着。看重的是剥削阶级子女，工农子女备受排斥打击。看看现在，大多数工农子女读不起书了，学习成绩再好也有失学的。而大官和大款的子女不管多么坏、多么笨，多么懒惰，都有机会读书。说来是考进大学的，却有明文的特殊照顾，分数可以比别人低，直至公开地买卖分数。即使蹩脚到仍然考不进，也还有许多特殊的学校和公费学校让他们上学。1977年恢复高考就完全是个骗局，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科场舞弊案。那一年“高考”成绩最高不过三、四十分，大多数人交白卷，最后全部“录取”。不少人结了婚、有了子女甚至年龄32岁。可他们还大肆声讨张铁生呢？张铁生的水平比他们高得多，原来成绩很好，只是下乡勤勤恳恳劳动，好久没摸书了。而他们一心进大学，老在复习，还“考”成这个样子。
　　文化大革命以前，尽管早就解放了，建立了社会主义，学校还是控制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了。工农尽管经济上翻了身，小学、初中、高中象征性地交一些费用，大学不要钱，经济困难的费用可免，还可申请助学金，在学校里还是要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气，被他们打击排斥。不能说那个时候的校长教师都是坏的，不少校长教师对工农子女还是一视同仁的。但排斥打击工农子女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地存在。1957年大学里就有一些剥削阶级子女指着工农子女的鼻子说：“这儿是高等学府，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后来这些人被划为右派——他们本来就是右派么！现在这些人对于自己被划为右派大肆鸣冤叫屈，可是现在正是他们对于工农表现出了最最强烈的仇视和鄙视态度。如果他们还算是个有正气的政治派别的话，本来就不用别人给他们划右派，而应该像我们红卫兵一样自己弄个标志，如袖章之类带起来，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标志里不写“右派”也可以，写什么都行。他们现在不是明确表明自己是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吗？不是对毛主席大肆诬蔑攻击吗？为什么那时不在自己的标志里写上“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反毛分子”等字眼呢？1957年毛主席就已经指出这样的人实际上是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反动派，仅仅称他们为“右派”是照顾他们的面子。可他们不肯自己做个袖章带上，对别人温和地称他们右派居然还愤愤不平！！！足见得他们是一些毫无意志、毫无原则立场连自己的旗帜也不敢高举的胆小鬼。他们高喊民主，却从来不敢和对立面公开地、面对面地辩论，他们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极端的专制独裁者，只会依仗权势剥夺对立面的发言权，也只有在那以后或者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时，才会喋喋不休地造谣说谎。我平时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说话就很难把话说完，常常半句不合口味就被打断，不允许说下去；在网上经常贴不上贴子，贴了也经常被删除，甚至被封掉户口剥夺发言权，在刚才说的那个网站就不得不先后注册了四个用户名。除此以外我还得冒坐牢杀头的危险，盖世太保就上过门，网上捣乱就更是花样百出、十分离奇了。
　　文化大革命以前工农子女受排斥比现在好些，但也是普遍存在的。至于如何受排斥，那也是忆苦思甜中很难讲清的。现在大家看得到，许多工农子女老师校长就当你不存在，比如上课时提问题从来就不让你回答，你能说吗？大官和大款的子女学习成绩不好，老师可以热心辅导，你去问老师什么问题就很不耐烦，这你能说吗？大官和大款的子女丢了东西就指桑骂槐，老师不管不问甚至也来盘问你，你能够说这是排斥打击工农子女吗？有了纠纷不问青红皂白总说你不对，你能说是排斥工农子女吗？有了同样的过错，大官和大款的子女就没事，你就小过大罚那就更没法说了。文化大革命以前虽然还没有现在严重，性质也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文化革命刚开始时，不少工农出身的学生因为受到过排斥而造反。这在后来被歪曲到了反动的血统论，拿着放大镜到处去找造反学生三代的“问题”，我外公和舅舅是资本家就是他们大做文章的。保守派到我家来抄家，尽管被父亲不软不硬地顶了，只好以封家具来挽回面子，我校的保守派却还要说我：“不在家里造反，却在学校里反党。”我父亲是拥护和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热爱并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老工人，干嘛要对他造反？
　　文革以前根本就没有什么对工农子女的特殊照顾，更谈不上“比别人占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源”。退一万步，文化大革命以前即使真的唯成份论，对我个人也决不会是什么“既得利益者”，因为中学老师给我填错了出身。我的家庭出身本来应该填店员，也可以填工人和产业工人。但大跃进时我第一次填表，上面有家庭出身一栏，我不懂去问老师，本来应是父母解放前三年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可老师居然说：“就是你父亲做什么工作”——这完全不符合毛主席的阶级分析和解放后划成分的标准。当时我们不知道，回答是仓库管理员，老师就说：“那么是职员”并给我填上了职员。从此以后我的出身就成了“职员”。其实父亲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才当仓库管理员的，何况他管了仓库也是粗活细活一把抓。后来我们知道不对，向领导反映过，一直没有改过来。也许正是填错了家庭出身，加上我的成绩一贯相当好，老师们都很喜欢我，所以我从来就没有体会到在六一、六二年工农子女受排斥的遭遇。资反路线打击我时就说我出身不好。其实即使职员也不过是小资产。可他们说：“有的职员是资产阶级”，就要把我当作资产阶级子女处理，害得我最初的复旦大学造反派红卫兵的八·一八袖章也没有拿到，至今还使我愤愤不平。
　　没有料到，一个工人的儿子在当时没有受到打击排斥，到了现在这个疯狂的复辟时期，还得来补课。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听到我是毛主席来了后，经济上得到解放才能上大学时，就无端地说我是“毛专制下唯成份论的既得利益者”、“惰性使然，扶不上墙的烂泥而已”，不正是在受他们的压迫吗？谁说工农子女受压迫是假的？看看目前网上的帖子，我就是一例。
　　不是说文革前工农子女没有得到毛主席的好处，主要就是经济上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后学费大幅度下降，没有这一条我确实不能读大学，初中也困难。家境困难的可以领取助学金，没有这一条不少工农子女仍然会读不起书。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一样不须缴纳高学费，剥削阶级的破落户家庭一样可以享受助学金，我这个真正工人的儿子倒没有享受，尽管父亲供养我们兄弟三个负担仍很沉重，因为解放后收入增加还供得起，就没有申请。他们沾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光，可竟然不感谢社会主义还大肆攻击。
　　真正的唯成分论正是他们，他们是唯反动成分论者。在学校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给他们的特殊照顾就不用提了。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上海在六十年代初还出了一个“光华补习班”，只接受剥削阶级子女。他们自己又坏又笨又懒水平又低，考不进大学，又不肯做个普通劳动者，于是到那儿去“补习”，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给他们开小灶。“补习”后又来考我们不收学费的社会主义大学，一年考不进，再补习一年，如此再三再四，结果80%以上“考进”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学，享受着劳动人民提供的免费学习机会，尽管如此还有20%实在太差，真正的“惰性使然，扶不上墙的烂泥”未能进入大学却还要怪家庭出身排斥他们。
　　我历来最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自封的“精英”在工农面前摆出一副大知识分子的架子，他们最最没有知识，又最最喜欢吹嘘自己。正因为如此，我历来不喜欢谈自己的水平和成绩。不过既然现在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要攻击我是什么“唯成份论的既得利益者”，我就不能不出来说说自己的水平了，为绝大多数工农子女争一口气。他们自己没有水平好久还说不出来，我在网上等了半个多月等不得他们就出来说了。本文只复述三点。在中学我不但年级成绩第一，还是全校第一，得到过好多次第一名的奖状。王立群吹嘘自己五门课都是100，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个谎言。我倒有把握地说数理化（留个余地）至少在95以上，很可能三个100。在复旦大学我是物理课代表，到了工厂1990年厂庆四十周年我的论文全厂第一，这儿拿出两个奖状作证（见照片）。我没有想到我厂平时夸夸其谈、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的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的水平那么差，如果不是现在这个疯狂的时代，有的所谓论文如果展示出来，只怕他们得恨地上没有个洞可以钻。我敢于说，把文革前进校的人的高考成绩全都展示出来，在我们厂我绝对第一。至于那些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只有天明白！！！也正如此，把这些不可一世的家伙都得罪了，始终给我穿小鞋。我也不是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没有水平，我们厂里还是有一些人水平不低，但凡是这种人往往吹得最少，待遇也最差。我厂修了一幢楼，说是给贡献大的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的，结果最先搬进去并且占据好楼层的都是最没贡献的官吏。个别水平高、贡献大的知识分子好后来才搬进去，住八楼。我科技论文全厂第一、并且唯一有两篇论文为国外转摘，只能住某些恶吏住剩下的房子，还被迫为他们留下的垃圾装饰付出高额的代价，甚至用他们用旧了的天然气设施，他们用新的还得由我们付钱。
　　我在另一个网上说到：“至于我的水平，尽管从来不吹，尤其不喜欢在工农兵面前吹”，这时就有右派、反共分子出来说，不喜欢吹就别吹了。——这算什么话？我说不喜欢吹，那是见不得自封的“精英”在工农面前吹嘘自己，不愿意掺合到他们中间去。至于现在“吹”，那是为了在这些自命不凡，实际上又没有真本事的“白骨精”面前大长工农子女的威风。我倒希望一切出身工农至今还没忘本的知识分子在“白骨精”面前“吹”一“吹”，剥夺他们的资本。
　　在谈了我自己的水平后，那些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仍然不谈自己的水平，他们水平实在太低没法说。于是我出了一个数学题考考他们，比较一下双方的水平。
　　这个题目是：
　　根据邓贼提供的数字，1965年我国粮食产量是3890亿斤，1975年是5690亿斤，我计算的结果是平均每年递增3.8763%，有资料表明，在世界各大国中第一。——这是开十次方。2003年我国粮食产量据邓贼当局公布是43067万吨，或8613.4亿斤。而他们经常挂在嘴上唱的1984年产量是40712万吨。据此我算得，19年仅增长5.78453%，不到骂得狗血淋头的以前两年的增长量，十九年里几乎没有增长。平均下来——注意！这是开十九次方，每年递增只有0.296%。大致上十三年才等于“十年浩劫”的一年，远远低于人口在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增长。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会说1984年前几年农业要好得多，——这早已有人指出了，所谓包产到户后丰收、大丰收完全是瞎吹。1984年粮食产量是邓贼大大夸大的，何况还依靠了毛主席留下的大量化肥厂、优良品种、水利设施等等老本。且不说这些了，我让他们算一下，并说用高级的计算器也可以：1979年据邓贼公布我国的粮食产量6642.4亿斤，就算他们公布的2004年没有夸大，那么24年平均年递增是多少，与所谓的“十年浩劫”比究竟那个时代农业发展速度快？那个时代处于严重的危机？
　　我还给他们提示，开二十四次方可以先开三次平方，再开一次立方。结果这些自吹自擂的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没有一个做出来。转贴到其他网上，也没有一个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分子做出来。甚至连3.8763%与0.296%那个大，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像这种开平方、开三次方的问题，他们怎么回答得出来呢？
　　倒有个中学生作了正确的回答，二十四年里平均年递增1.0886%。并且排了开立方的计算式，作出结论：刚刚开始大包干时农业也决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增长。完全正确！！！本来这就是中学水平的数学题。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2006年底离1975年31年了，就算1976年没有增加吧（实际虽然经过邓贼大肆贬低，仍是历史最高水平），那么三十年里如能按照1966年到1975年的速度增长，我国粮食产量就应该是5690乘以（5690÷3890）的三次方17807亿斤，而决不至于2003年才8613.4亿斤。
　　我说过1978年考全面质量管理，我们厂里只有我一个人开了平方，不可一世的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全都没有开出来。其实开平方不过是初中水平，没啥了不起。到了高中我能够开任何次方，至今还开得来。还可以解任何次方程的数字解。
　　他们才是真正的文盲加流氓，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知识也没有的学阀加流氓。不过利用邓贼复辟拥有的几乎全部资源，霸占着舆论。他们正是那些又笨又懒什么本事都没有，只会使坏水的剥削阶级的纨绔子弟。如果说他们居然上了大学，一定还是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尤其是邓复辟以来重新又霸占了学校，可能还利用种种特权才得以进了高校，在那儿混了一些日子。“惰性使然，扶不上墙的烂泥而已”。
　　我上大学不久，父亲又跟我说：“现在你有这样好的条件读书，那就得好好读。不像我当初没条件，没读过多少书。现在我想学也困难。比如我在自学几何时就遇到了困难。”——父亲仍然话不多，也说明问题了。就是说要好好珍惜毛主席和社会主义给我的学习机会。
　　他自己也在用功。我早就知道他在用功了，但历来不知道他在学什么？这次总算听到他在自学几何。当时我也没问他究竟遇到了什么困难。1985年才知道他遇到的困难就是——不会开平方。我感到简直太惋惜了，也恨自己当时心太粗怎么不问一下。我说：“哎呀！当时我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我可以来教。开平方本来并不难，很容易学的。”可父亲的身体已经接近末路，我惋惜也来不及了。父亲的几何究竟学得怎么样，我不清楚，但从他这样好学看，除了不会开平方外大概都还不错。他所以要学几何，我想大概他在机械厂好学机械制图吧。这下好了！我们厂里那些在工人们面前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不是也不会开平方吗？我父亲是一个解放前失去学习机会的普通工人！而他们是大学出来，至少是大专出来的。这下好了，即使在数学上他们充其量也不过和我父亲脚碰脚。由于父亲学习努力，完全靠自学，或许还在父亲之下。至少他们中有的人正是大跃进的既得利益者，如果不是国家急需人才，凭他们极低的成绩是进不了大专的——“惰性使然，扶不上墙的烂泥而已”。我知道早在解放初，父亲就经常上夜校。实际水平如何一直不知道，直到1987年，父亲去世前夕，我们才在抽斗里发现父亲有一张高等技术学校的文凭（见照片）。而且知道按照学校规定，一般只吸收高中生入学，最最起码初中生成绩好的才破格录取。但父亲连小学都不能毕业，却读了下来，并且得到了文凭。最可贵的是他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说，也从来不在其他人面前说。我们在他垂危时才知道。

　　这张文凭如果到了另外一些人手里，肯定首先至少要说成大专文凭（实际相差也不多），然后吹为本科，以后又要吹成研究生、博士生了。接着就伸手要当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然后在待遇上没有一样肯落后。尤其是从此以后在一般的工人农民面前就要摆出一副不可一世、高人一等的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来，吹嘘自己如何、如何的水平。我们厂里就有好几个这样的“博士”。有的人吹起牛来不着边际，好像什么都搞过，甚至跑到我这个原子核物理专业的学生面前吹嘘搞过原子能，但不久牛皮就吹破了。那次他吹嘘搞过炸药，开始说得有点像我还信以为真，最后画蛇添足，说100斤棉花可以生产400斤炸药露了底。——这我计算过，忍不住就说不可能，100斤棉花只能生产170多斤炸药。他急忙掩盖，结果越涂越黑。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相信他了。可是尽管没有搞出什么来，还给厂里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厂里领导偏偏相信他，一直重用他。又如：一个地主出身的高中毕业生，考不进大学，大跃进送去培训了二个月，后来就吹成了大专生，再后来就又是工程师，实际什么水平也没有。当我请教小化肥是多少个大气压时，没想到答案竟是：“一万个大气压。”——真是天晓得！（小化肥有的刚开始才150个大气压，后来有的250个大气压，多的350个大气压，现在到了多少不清楚，最先进的化肥厂大概也不过1000个大气压。）甚至有人在这个疯狂的改革开放时期“学习”了两个星期，也算是大学毕业生，混了个什么“师”。在我厂的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中有的人可能会说，他在机械上如何如何。就算他有一技之长吧！我的父亲何尚没有一技之长？在机械上也许不及他，但他能不能像我父亲那样对于工具十分内行呢？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全才，即使确有一技之长也不能随便藐视别人。
　　至于在文科方面我们厂里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和网上那些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更不能和父亲比了。
　　最近报上有一篇报道，有人帮别人写了一封信，错别字连篇起了误解，使得对方的女朋友也吹了以至于要打官司。我们不说这件事的是非，作为小学毕业生这水平也太差了。可报纸却认为，他文化程度不高，错别字连篇就是应该的。——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水平！！！小学生写信应该不成问题。初小毕业就应该看得懂《西游记》和《水浒传》。我就是1956年夏天小学四年级放暑假时看的《西游记》，初中生应该看得懂《三国演义》，红楼梦比较难以懂得，但关键不在于读不读得通，而在于社会知识，在于理解，大学生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但小学水平就应该基本读得通了。可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居然出现了这样的舆论，似乎小学生、初中生读不懂四大名著是应该的。现在许多大学毕业生中国的四大名著一本都没读过。你问他们，竟然会说：“我不是这个专业的。”父亲尽管小学都没能毕业却不但看得懂《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而且可以看许多文言文的书。父亲的地理知识、历史知识也都很丰富，对社会对世界许多事情都有自己的见解。我在网上发表过文章《从国民党地图看二战》，以解放前国民党的地图为证据谈了一些历史真相，那是解放前我父亲在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买的，当然不是摆设。他去世后我拿了两本地图到四川，其中还夹着他从报上剪来的许多地图和地理知识（见照片）。他认真读书看报，不像许多自以为是的“大知识分子”不过是一些不读书、不看报，或者带着偏见读书看报，不符合自己的偏见一概不接受，以至于什么知识也没有的学阀。父亲也鼓励我们读书看报。1959年有一次我家进馆子吃饭，我看到一张报纸就随手抓过来看了起来，父亲还为此发表了一番议论。父亲能够背出许多唐诗宋词。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我妈背了一首唐诗，这是从父亲那儿学来的，然后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以前你们的爹爹天天在我面前‘放毒’”就是指父亲经常在她面前背诵唐诗和其他诗词。父亲读的《三国演义》是线装本，能够读毛批和金批，并有自己的见解，对照《三国演义》看过《三国志》。他好早就肯定曹操，对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不以为然，认为蜀国就是这样搞垮的。他读《红楼梦》也有自己的见解。网上那些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和他论说只怕还说不赢他。这从他们的帖子水平那么低，没有任何文化可以说就足以看出来了。一千个人看《红楼梦》就有一千部《红楼梦》。据父亲认为：薛宝釵伪善，林黛玉坚强，薛姨妈势利，王熙凤和贾宝玉存在着两性关系，他还认为贾宝玉的那块玉是被王熙凤偷去的等等。不过我没有认真问过他的理由，他也照例很少说话。他历来不愿意出头露面，从来认为自己解放前没有读书的机会，水平很低，也许从来不知道许多自吹自擂的“大知识分子”水平会这么差。在“百家讲坛”上看到那个靠复辟写些伤痕文学，邓贼就赏了一个著名文学家称号的造谣分子，以教训人的口气，摇头晃尾地讲说什么“秦学”时，我就想如果让父亲去讲《红楼梦》，可能要比他好得多，听众的印象肯定也要好得多。我们厂里有个“博士”就曾对《红楼梦》夸夸其谈，并说《红楼梦》是在一千多年前写的。还有人宣称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穷慌了才搞出的，已经几百年了所以过时了，还到我面前卖弄地问：“马克思是靠恩格斯养活的你晓不晓得？”父亲大概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对自己不知道的事他从来不乱说。但全国解放不久《毛泽东选集》出第一版，他就订了一套，是竖排本，当然认真读了的。
　　我当然不是说父亲是全才，也不是高级人才，他不过是普通工人中极普通的一员，中国千千万万个老工人中的一个。他兢兢业业终生，工作负责，从来不吹嘘自己。但他的知识水平确实比许多自吹自擂、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看不起工农的“大知识分子”要高。这第一来源于他的勤奋，第二由于毛主席的解放。没有毛主席、没有毛主席领导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他再勤奋也达不到那个水平。以前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会这样，现在所以要说这一切，就是要剥夺那些“大知识分子”的资本。
　　1964年我们家所在街道也搞起了四清运动。母亲照例也是个积极分子。但是我听到父亲对母亲说，叫她不要参加进去，说那是得罪人的事情。母亲却不以为然，对党领导的事情还是很积极。我听到后感到奇怪，为什么父亲现在会是这个态度？他对于党领导的一切历来积极参加并且拥护的。不久以前对于他们厂里的四清运动还说过：“就是要这样来一下”并且很高兴地把自己的帐目拿出去接受审查。现在我们还可以问，他参加三反五反，抵制那个资本家狗腿子和国民党留用人员的破坏，还有1955年和工人们去阻止一个资本家关闭企业等难道不是得罪人的？当时为什么那么积极。后来我才明白，四清运动已经转了向。还是那一句话：工人农民眼最亮，心最明，香花毒草分得清。父亲大概还不知道什么叫形左实右路线，也不知道在上层毛主席和刘邓的斗争，但他已经本能地意识到现在的四清运动已经不是原来他所拥护的那样了。以前他不怕得罪的属于反动的剥削阶级，而现在四清运动已经变了样，开始打击大多数工人农民和一大批干部了。这是阶级斗争中一个工人的态度，对于打击不同的阶级必须有不同的态度。
　　母亲终于还是积极地投入了我们街道的四清运动。但是到了1965年，尽管出了《二十三条》，桃园经验已经半公开地被否定，也许由于柯老逝世，父亲厂里又搞起了“四清运动”。就是说，1963年四清不算数，必须推倒重来。为了区别他们把1963年四清称之为“小四清”，这次称之谓“大四清”，也就是要大大地清理一批。对广大的普通职工和干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开始了。
　　1963年父亲的账目已经查得清清楚楚，可是不算数，他们要再查一遍，以前做的结论也不算数，同样的事实必须重新作结论。
　　他们有两个口号，一个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另一个是“偷针的会变成偷牛的”。前一句就是说，不由分说，不要任何证据，就断定所有搞经济工作的都必定是贪污盗窃分子，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根本不是《二十三条》里说的那样：“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后者给一件事例作为注释：有个工人根本就没搞经济工作，按理总不会“湿鞋”吧！也不是。他们要这个工人“严格要求自己”，检查自己四不清的问题——要说严格要求，当时许多人倒也是这样做的。父亲不就是严格要求自己的，下面还要说到。可是这位工人实在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严格要求”，经过冥思苦想，他终于“严格”地交待了一件“四不清”的“问题”。那时公费医疗，职工在医务室开药本来就不要钱。有一次他病了，医生开了一付中药，他如需要原本随时可以去开，可他觉得麻烦，就在中药单上改了一下，把一付中药，加了一杠成了二付。虽然这不符合财务手续，毕竟不能算什么贪污行为，但是“严格”出来后，工作队还是算他贪污了一付中药，计价0.16元。他本来清白无暇，现在成了“偷针”的了，根据“偷针的要变成偷牛的”，又把他当成偷牛的来打。
　　至于父亲更难于幸免了。他经营工具仓库十年，按那个混帐逻辑更是必然“湿鞋”了。大跃进时他整理了几十本烂帐不但不是功绩还是大罪。他把账目弄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都不少，只是多出九颗金刚石并且如实向领导报告，但少了是罪，多出来了还是罪。他们毫无根据地下了如下的结论：多出了这九颗金刚钻就是贪污，如实向领导汇报就是自己向组织交待罪行，汇报里没说自己贪污就是交代不深刻，不老实，既然自己交待出来的尚有九颗，那就表明实际贪污的肯定还要多得多。这样荒唐的推理一个紧接着一个。他们用这种荒唐逻辑硬逼着父亲承认这九颗金刚石是贪污，还说你自己交待出来贪污的金刚石就达九颗，那么更多的没有交待出来的还有哪些？卖到哪儿去了？逼父亲说。父亲不肯承认贪污，他们就一再地逼迫，一再地召开会议斗争。按他们说越是劳模、越是先进、越是老实的人一定问题越大，就一定要作为重点打击对象。
　　有人可能要说：既然你父亲没贪污为什么自己要做检讨呢？——是的！当时不少人都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明明工作做得很不错，总还要说自己没有做到家。毛泽东时代本是普遍现象，父亲也不是特别的例子，不料竟然被一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主观武断、以势压人、窃据了党的名义的大党阀所利用，作为打击一大批好人的“根据”。父亲大跃进时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自动加班加点，星期天也不休息，每天从鸡叫做到鬼叫，不就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吗？在现在，几十本烂帐有谁会去清理？只要说那不是我干的，躲得干干净净的就可以了。可父亲不但不计时间、不计报酬，努力把它们理清，而且就在1963年四清中，向领导的报告中检讨了自己工作没有做到家，帐尚未彻底搞清，还没有把这九颗金刚石的来历搞明白。领导结论很清楚，父亲态度很好。可是1965年“大四清”工作队居然把这作为父亲的罪行。他们不是根据事实来判断好人坏人，事先就断定他们面前的都是坏人，都是贪污分子，而且都不老实。既然没有经过逼供信自己就做出检讨，那就说明隐瞒了更严重的真相，还有更多的问题没有交代。只有经过逼迫，搞出来的口供才值得相信。以前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逼、供、信”，通过这一事件就明白了。在他们的斗争和逼迫之下，父亲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检讨，检讨书写得越来越长，一共写了五稿，最后一稿写了厚厚的一叠，至少有几十张纸。由于父亲始终只说自己工作没有做好，没有承认贪污，他们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父亲检讨“不深刻、不彻底”。最后一稿甚至根本没看完，稍微看了一下，发现还是没有承认贪污，就下这样的结论了。于是父亲明白了，他们是要逼迫自己承认贪污了。就这样僵持到最后，父亲带着气愤情绪写了一张检讨书，他有意地只用了半张纸以表示不满，但在这份最最短的检讨里确实已被逼打成招了。可他们居然没有从这半张纸里看出父亲的不满情绪，倒认为已经打开了突破口，逼、供、信更变本加厉了。一再逼迫父亲交代，除了这九颗金刚钻以外，究竟还贪污了多少颗金刚钻？卖掉了多少颗？卖了多少钱？卖到哪儿了？除此以外还贪污了什么？这全都是莫须有的罪名，没有证据也不要任何证据就作出的结论。父亲实在没法再和他们配合了——实在也没有贪污过，实在也没有卖出过，全中国、全世界都没有一个地方从父亲手里收买过金刚石。就是这九颗金刚石原本也不是贪污。叫他怎么说呢？于是他们进一步说父亲：“不老实”。
　　按理查帐应该把帐目先封存起来，双方在场查。查到天晚如需休息，再行封存。明天再双方在场开封清查。如果说你不相信我，那么我又怎么能够相信你呢？至少应该有一个公认为比较诚实为双方都相信的中间人在场。但查帐完全是一边倒的，你是群众，他们窃取了党的名义跟你无所谓平等。工作队来了，父亲必须无条件地把帐目交出去，从此以后一切都由工作队摆布，父亲不得在场，一切都由他们说了算。他们只要找不到东西或帐目了，就到父亲那儿来清算，说某某东西怎么不在了，某某帐目怎么不对头了？被你偷到那儿去了？如此冒嘟嘟地提出来，叫父亲怎么回答呢？父亲也奇怪，自己的帐目历来一清二楚，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问题？一直到最后父亲才知道，原来工作队不但对父亲的帐目毫无所知也不负责任，父亲理得清清楚楚的帐目，还有各种东西的卡片，都被他们搞乱了。他们自己搞乱了父亲的帐目，又不准父亲过目，反过来指责父亲把东西偷出去了，或者帐目不清楚。在“大四清”闹剧收场后，父亲除了得了贪污的罪名以外，工具仓库还不由得他不管，不然就是“躺倒不干以抵抗运动”。这时父亲才发现帐目虽然最后理齐过，仍然混乱不堪，还得父亲把它们理清楚。——这是“四清”吗？这是四乱“运动”，大跃进时父亲不计时间不计报酬地把几十本烂帐理得一清二楚那才是四清。
　　——就这样，贪污的罪名一个又一个地涌来，好像父亲真的是十恶不赦、劣迹累累的贪污分子。到最后，这一切全都是子虚乌有的。没有少一样东西，没有错一笔帐。
　　有一次他们突然到了我们家，也不知道怎么知道我们家里有个阁楼，一口咬定父亲把什么东西偷到家里藏在阁楼里了。母亲被弄得莫名其妙，虽然她从来不上阁楼，有些什么东西还是知道的。金属只有一些家用的铜器和锡器。父亲听说后，就把它们全部搬到厂里交给工作队，说就只有这些东西，不然马上可以到我家来抄。那倒有点像晴雯把箱子兜底倒出来一样。他们说不是，也不来抄，但仍然追问父亲把东西卖到哪里去了？还有，父亲做帐时为了方便，往往先用一个备忘录随时记下。这本不是正式的帐目，父亲也历来不以为然，但工作队来要账时也必须全部交出去，后来发现少了一本，就质问父亲把帐目弄到哪儿去了？
　　“大四清”工作队刚来时，父亲像历来对待党的各种运动那样欢迎他们，交出帐目时对他们也是十分信任的，那完全是出于对党的信任。到这个时候父亲也难免出现了抵触情绪，对这个问题就回答道：“被我毁尸灭迹了。”因为除此以外也确实没有别的话可以回答了，即使屈打成招也无法回答会进一步提出的问题。就像他们追问父亲莫须有的金刚石被莫须有地卖到那儿去了时，只好“不老实”。
　　后来父亲还意识到，自己的银行存款被工作队掌握了。由于1955年搬家以后卖钢的钱还长期存在原来的银行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好久才转了银行。这段时间里银行利息比较高，时间又长，800多元转存时已经滚到了1000多元。为了避免被他们误以为是贪污厂里来的钱，父亲就不能不说出1953年和 S一起把那块钢卖掉的经过。——这一下工作队就得了宝贝了，贪污分子的帽子戴定了。他们还一再追究到底是社会主义改造以前还是以后。经过对 S的盘问对证，事情已经很肯定了，还是当作贪污论处，作为他们清查的成果。资本家王鸣一还一直不知道，一直没有清查过。现在却被自称的“共产党”清查了出来。
　　——“共产党”帮资本家搞“四清”！！！资本家还不知道工人的反抗，没有进行打击报复，“共产党”来替资本家报复工人。
　　何况这块钢本来就是父亲和 S从锯缝里省下来的，理应属于工人，不属于资本家。资本家还不知道有这么一块钢，还没有说这是我的，你们偷我的。“共产党”却帮他确定为贪污盗窃。这些人确实“比资本家还厉害”。
　　父亲受到了严厉的打击，还写入档案，也写到了我的档案里，像座大山压在我们的头上，至今还没有彻底翻身。这是什么“共产党”？真正是毛主席说的“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主观武断、以势压人、窃据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众所周知，1963年毛主席搞了一个《十条》。可有人不满意，唯恐把他们的贪官污吏走资派清查出来，不但背着毛主席搞了个伪《后十条》，毛主席的《十条》被称为《前十条》，还搞了个“桃园经验”。甚至开起了“夫妻老婆店”，两口子一起周游全国到处推销，当着许多干部的面，到处吹捧自己的婆娘。他们看到自己的社会基础，一小撮贪官污吏和走资派要被四清运动清出来了，就气急败坏地跳出来另搞一套，为了保护自己的社会基础，为了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就打击一大批人民群众，让无辜的人民群众为他们顶缸，搞得怨声载道后还可以借此整个地否定四清运动。毛主席知道后非常不满，要开会解决。可就是这些大党阀极端专制、极端蛮横、极端霸道，一个不让毛主席开会，一个不让毛主席说话，妄图一手遮天。连毛主席都不能说话，还妄谈什么民主？最后毛主席不能不搬出宪法和党章，总算通过了《二十三条》。——现在四清运动不是被他们全盘否定了？把自己犯下的罪行全部推给毛主席了？但是就在父亲的遭遇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条路线的根本区别。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到了疯狂地步的人们，连起码的逻辑也颠倒了。本来别说不让毛主席说话，就是不让普通群众说话也是极端专制独裁、蛮横无理，极端不民主。群众有言论自由，党员在党内有言论自由这是宪法和党章中写明的。剥夺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本来就是违法的。可按他们的混账逻辑居然把要求民主、要求发言权，作为毛主席专制独裁的罪证，竟然说：“你看，你看，毛泽东的话是不能打断的，毛泽东居然还要求发言权，因此就是专制独裁，就是不民主。”总之，只准他们说话，不准对立面说话，不准不同意见发表，他们说话的前提就是剥夺不同意见者的发言权，谁表示异议，谁就是专制独裁？？？！！！他们禁止不同意见发表倒是什么民主，并且标榜自己是什么民主派。疯狂的反共分子、邓修分子就有这种疯狂的逻辑。连毛主席都没有发言权，一般工农还有发言权吗？我父亲就没有什么发言权。有时声辩一下，也是马上被打断，不知道我父亲算不算专制独裁？他们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民主，不让人说话，其实文化大革命给了他们充分的说话机会，批斗会上往往要他们把自己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但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抵赖。文化大革命还把他们的言论汇总大量地印刷散发，我早就说过，我拥有的《黑帮语录》比《毛主席语录》多得多，《毛主席语录》我只有四本，而《黑帮语录》起码几十本，甚至上百本，尽管叫做“反动言论集”毕竟还是语录。他们上台时允不允许对立面发言？敢不敢把对立面的言论汇编成册大量印刷？不可能！如果肯做我就要求他们把我写的文章全部印刷出版，标题可以由着他们起，比如《极左分子言论集》，其他什么都可以。如果有什么罪的话杀头也可以，可是他们只会封杀。在对方占优势时他们历来只会在阴暗的角落里放厥辞，甚至同伙也不信任要打哑谜。而自己一得势就绝不允许对立面说上一句话。别的不说，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有没有对立面言论发表？这算什么讨论？如果他们允许我在台上发表，我就要问他们，你们一上台就搞的1978年大规划，经不经得起实践检验？你们自吹为“四个现代化的化身”是不是真理？现在我们在网上上贴经常贴不上，被取消户口，还有各种各样的捣乱会遇到。除此以外还得随时准备进入巴士底狱。
　　《二十三条》指出“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写得多么好啊！这就是为广大的工农，为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一切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形左实右路线打击的受害者，争取发言权，争取民主权利。
　　就算真的贪污了资本家王鸣一吧！那也不是四清运动的对象，因为那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四不清。
　　《二十三条》确定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根本不是什么“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不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因为“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只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依此衡量，这一事件不管怎么说都与四清运动无关，不应该是清查对象。针对他们转移斗争矛头，指向一大批无辜的或罚不当罪的群众，《二十三条》明确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为大多数受害的群众和干部开脱。父亲不但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根本就不是当权派，他不过是一个热爱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工人群众，可他们竟然把他当作运动的重点来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如果按照“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那就是“四不清”问题了，他们就是要替资本家搞四清，清查工人。按照他们的“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来衡量，也名符其实。党外就是工人，党内就是窃据共产党名义的大党阀，他们与广大工人农民为敌，也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按照这一标准来衡量，那么父亲以及广大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就都是运动的对象。他们就是要把四清运动引到斜路上去。
　　这不仅仅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问题。如果说父亲和 S把那块钢卖了就是贪污资本家的话，那么资本家原来说定只要父亲和 S好好干，赚了钱就给工人分，到后来资本家赖掉了，这是什么？这是资本家吞没本应属于工人的血汗钱，这才是真正的严重的四不清，为什么也不来清一清？“大四清”工作队不是不知道，父亲和 S在跟他们报告那块钢的缘由时明明说清了，1952年资本家赖掉了本应分给工人的钱，所以才愤而出卖这块钢的，本来还准备把这块钢当作资本家的财产，可是他们听到后漠然置之，只对整工人感兴趣。所谓“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纯粹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工人贫下中农和好的比较好的干部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
　　伪《后十条》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后来刘少奇又修改。我把邓小平复辟当局在“新华网”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文件选编”全部下载了查看，有毛主席的《十条》，也有《二十三条》，但这个《伪后十条》竟然没有在内，“桃园经验”也不公布原文，只公布刘少奇之流冒充中共中央，背着毛主席发的“批示”。可见他们自己也明白见不得人。他们真正得了健忘症，自己说过的话在自己篡权统治时期还不敢公开，邓拓等“三家村”为什么不来狗血淋头、打闷棍？
　　《二十三条》指出“不是靠人海战术”，要“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运动一开始，就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来意，把政策交给他们。明确宣布，不论在什么社队，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发动贫下中农，组织阶级队伍，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逐步形成领导核心，同他们一道工作。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在农村要建立贫下中农协会“在新的领导核心没有建立起来以前，可以实行一切权力归贫农下中农协会。”在工厂里就应该依靠工人阶级，建立产业工人协会，乃至一切权力归产业工人协会。《二十三条》又指出“要深入细致，不要大轰大嗡。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防止逼、供、信”，“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这一些写得多么地好啊！和“桃园经验”有什么共同之处？可他们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一搞人海战术、二打击一大批群众和干部、三找借口矛头向下反群众、四不组织工人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而是“扎根串连”搞神秘化，只在少数人中活动、五不建立工人贫下中农协会或者仅在名义上建立，实际上是徒有其名包办的工农组织、六不摆事实不讲道理简单粗暴大搞逼供信。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民主。
　　事实证明，正像《二十三条》指出的那样：“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他们篡夺了党的许多领导权。“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 “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这些人有的原本就是叛徒、内奸、工贼，阶级异己分子，有的则是蜕化变质分子。必须“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这些问题，才能发现，才能解决。——正是由于他们自己就首先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就最最痛恨把四清工作的重点放在整走资派上，而把矛头指向大多数普通的群众以及好的比较好的干部。也正因为从中央到基层存在着这条由走资派组成的黑线对抗毛主席正确的四清路线，推广桃园经验，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假四清、真复辟，才扭转了四清运动的大方向。也正如此尽管《二十三条》提出：“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实际上已经否定了两个伪《后十条》以及桃园经验，但他们还是抗着不照《二十三条》办，继续搞《桃园经验》那一套。
　　那个时候，父亲在家里经常一个人呆呆地坐着，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好几次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他说：“我自己思想，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的事。”
　　他当然从来就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的事！他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毛主席领导的、真正的共产党的事！他历来兢兢业业地为党、为社会主义工作。可是他哪里知道现在整他的人还是共产党吗？那时他不知道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整倒工人阶级，就是为了骑到广大工人农民的头上来。他们这样做，既包庇了一小撮社会基础，又打击了广大工人农民。还可以把本来出于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四清运动搞得声名狼藉，然后否定。
　　有的时候他突然冒出了一句：“历来共产党，都是为工人说话的，怎么现在工人拿了资本家的也要这样清查。”
　　他哪里知道现在出了一伙不读书、不看报、站在群众的对立面，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就是要为资本家说话，他们自己就是新生的官僚垄断资本家，他们要把社会主义江山篡夺成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乐园，广大工人农民的新地狱。有一次父亲告诉我们一个事例：解放初有个资本家告工人偷了他的东西，而工人反告资本家偷了国家的东西。经过调查属实，资本家受到了处理，工人没有事，得到了国家的保护。真正的共产党当然是坚定地站在广大工人阶级一边的。然而现在党内已经出了走资派，出了一小撮官僚主义者阶级，他们徒有共产党的招牌而不能代表共产党，也决不会站在工人阶级一边，而是工人阶级的死对头。
　　还有的时候他会突然说：“这样搞一下，可能还是必要的。”——每想到这儿，我就不由得心酸了。一个老工人，一个从小就受到共产党熏陶，一贯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兢兢业业地为社会主义作贡献的老工人，甚至在自己受到极大冤屈时，竟然不是在考虑如何为自己雪冤，而是出于长期对共产党的热爱，竟然还在考虑为窃取共产党名义的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迫害自己寻找正当的理由。这些走资派正是罪大恶极！！！
　　父亲并不是胆小鬼，解放前他多次“包庇”和“窝藏”地下党员，把地下党的材料“窝藏”过了八年抗战。敌伪时期他冒着杀头的危险去找共产党，1946年他当着蒋军小头目面说蒋介石腐败要失败，上海解放时他和伙伴们冒着生命危险去迎解放，去看解放军。但这次“大四清”，面对着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他确实当了胆小鬼，他实在没能明白党的上层已经出现了一些走资派篡夺了党的权力，搞不清自己面临的是什么，还以为是他毕生热爱的共产党的运动。也正如此他不能像某些工人那样，敢于和“大四清”工作队对着拍桌子大声争吵，甚至还被屈打成招。
　　父亲也不是没有一点反抗性，他好多次说：“《二十三条》冇呃。”他当然不是不知道《二十三条》确实存在着，他从来就拥护《二十三条》，说话中常引用《二十三条》。他的意思就是说工作队根本就没有执行《二十三条》。真正反对《二十三条》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搞《桃园经验》，伪《后十条》，现在全盘否定四清运动，一方面为《桃园经验》鸣冤叫屈，另一方面继续坚持打击被《桃园经验》所整的无辜者的邓修当局。一切反共分子、右派分子都跟着帮腔。现在他们原形毕露了。现在正是他们这些走资派、贪官污吏得势，大肆攻击《二十三条》是什么极左、攻击整个四清运动是极左。他们站在右的、贪官污吏和走资派的立场上看问题，四清当然要全盘否定，当然成为极左了。其实不但当时毛主席的、《二十三条》那样的四清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尤其现今中国正需要好好地进行一番四清。中国是三十年没打扫的牛圈，肮脏透顶了，必须进行一次大扫除。
　　在那最最晦暗的日子里，父亲曾经三次对我们说：要做好准备，准备他去坐牢。第一次是早上，他出门去上班时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说：“说不定今天出去就不能回来了。”母亲也做好了最最坏的准备。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一旦父亲不测她就去当娘姨。
　　有一天，家里搞卫生，父亲擦窗子。母亲叫我做下手，悄悄地对我说，要我注意点，防止父亲一时想不开，从楼上跳下去。我紧张得不得了，始终把父亲盯着，就是打水搓抹布也是匆匆忙忙的。也许父亲看出了我的顾虑，突然回过头来对我说：“我才不会死呢，死了就说不清楚了，要死也一定要等事情弄清楚了以后。”——这样的人会不是冤案吗？
　　“大四清”工作队经过好长时期的折腾，把父亲账目翻来覆去地检查，为了找出父亲曾经盗窃金刚石的过硬证据，派了大量外调到全国各地，凡是买卖金刚石的单位都走遍了，这些单位的帐目也都兜底翻了一遍，结果还是没有查出一丝父亲出售过金刚石的痕迹。照理来说，这下应该明确父亲从来就没有出售过金刚石，也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要把金刚石据为己有的动机了。还应该得出结论，既然没有任何贪污的动机，那么从来就没有贪污过金刚石，多出来的九颗金刚石也绝不可能是贪污，向组织汇报工作绝不是什么“自己交待”问题，更谈不上交待不彻底、不老实。相反应该得出结论：父亲是个工作兢兢业业，责任心特强，要求自己特别严格的好同志，从来就辛辛苦苦地为社会主义作贡献。但他们不是这样做结论，仍然把那九颗金刚石作为“自己交待”的贪污来论处。这一结论就像旧社会的三座大山一样压在父亲的身上。
　　他们到全国外调，光差旅费就花了一万多元。超过了九颗金刚石的全部价值，除了证明父亲白璧无瑕以外什么问题也没有搞出来。如果他们做出父亲白璧无瑕的结论，在政治上倒也是个收获，只是原本不必花那么大的代价，父亲本来就值得信任。可他们不但不作这样的结论，还为自己声辩道：“不能算经济账，而要算政治帐。”——这在政治上究竟有什么好处呢？至少，对于无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对于毛主席领导的真正共产党来说，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没有任何意义，纯属劳民伤财。不过对于走资派，对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来说，这个政治帐确实不可小觑，不打击一大批，又怎么能够保住贪官污吏走资派等一小撮？不把广大工人农民打下去，又怎么能够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怎么能够爬到广大工农的头上？怎么能够剥削工农群众，建立起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天堂？
　　邓小平复辟后，“不能算经济账，而要算政治帐。”就诬赖到毛主席头上来了。历来的反共分子、右派分子都是这样诬陷的。毛主席可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混帐话。以前只有这种说法：“不但要算经济账，而且要算政治帐。”——这完全正确。真正无产阶级的政治帐怎么能不算？经济账又怎么能够不算？就是在《二十三条》里也明确写道：“在运动中，自始至终要抓生产，同时，要注意抓当年分配（生活问题）。如果不抓生产和分配的问题，势必脱离群众，势必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次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过：增产，还是减产，是看是否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六条标准之一。而他们，随便挥霍社会主义的财产当然是心不痛的。
　　至于1953年的那块钢，更是沉重地压在父亲的身上，也压在我的身上。凭什么理由说父亲就是贪污呢？父亲和 S在锯缝里省下来的凭什么理由一定要说是资本家的？就算确是资本家的也是对资本家言而无信，吞没本来应该发给父亲和 S的分成的补偿，何况凭什么说这就是贪污资本家的呢？可是我的档案里却一直写着“四清中查出父亲贪污一千多元钱”。这不但是诬蔑，而且进一步夸大其辞。首先这儿连“贪污资本家的”也不写了，这样又可以让人们理解为贪污社会主义的了。其次父亲和 S各分到 800多元，只是长期存入银行加上利息才达到一千多元，可竟然也不做任何说明。以前对贪污罪的处理十分严肃一视同仁毫不容情的。有个规定，贪污上万的要杀，贪污上千的要抓。这样一来，他们就把父亲圈入应该抓的范围里了。
　　——那时不像现在，高级官吏贪污数以亿计也可以不处理或从轻发落，而没有后台的小百姓即使贪污几千元也得从重处理，现在物价飞涨已经远不是过去的几千元了。
　　由于理亏心虚，实在不能算作贪污。所以父亲一方面不能抓，如果抓起来，在法院判刑时毕竟没有什么证据。另一方面 800多元连本带息地全部没收，作为他们“大四清”的成果，但 S钱已经用了，实在不能叫他还也还不出来只好算了。同样的事采用了两套标准，那倒不是我们对 S有什么意见，对 S他们也是做了贪污结论的，而是说明他们不光明正大，给你贪污的罪名又无法全按贪污论处。如果真是贪污，该退赔的还是必须退赔，该抓的还是得抓。由于父亲牵连了 S，所以 S对父亲就有了意见，二十多年的热烈友谊冷了下去。他们给 S还加了其他罪名。其中最最典型、最最荒谬的就是电影票事件。长期以来 S在不脱产下做工会工作，尽管工会已经成了“福利工会”，不再是《二十三条》里说的贫下中农协会这样的工人阶级的队伍，但他毕竟是在利用业余时间为大家尽义务。有一次他去给大家买电影票，一次没有买到就去了两次，够辛苦了吧！事后报了一角六分钱电车费。“大四清”时就说，你明明只买了一次电影票，为什么要报两次电车费？这样就又算是贪污了八分钱，又是“偷针的要变成偷牛的”。大家都明白他确实为大家跑了两次腿，可是说不通。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实在不明白如此劳师动众，人海战术究竟为了什么？
　　由于跑遍全中国也没有得到一丝证据，父亲的工作表现又是人所共知的，人缘极好，而桃园经验打击一大批不得人心，连批斗会也开不成功，绝大多数人不发言。工作队实在搞不下去，又不肯明确地为我父亲做清白的结论，为了面子说什么把父亲“解放”了？？？！！！
　　——父亲1949年就解放了，还要他们解放？那时如果说有什么新的压迫，那么正是桃园经验的压迫，理应从中解放出来。可他们并不是指这个，不然就应该明确宣布我父亲是清白的。众所周知在真正的四清中“解放”是指宽待有较小贪污的人，而我父亲一尘不染，清白无暇，根本不该叫什么“解放”，也决不是什么“解放”。“解放”两字是继续把父亲打成贪污分子，就像沉重的大山一样是对父亲的继续压迫。如果说有谁得到解放的话，那么正是他们自己，他们制造了冤案又不想得诬陷的罪名，急于解脱出来，于是搞了个折中主义。
　　隐瞒、含糊、两套标准、折中……全都是服从于卑劣目的的卑劣手法。金刚石中最贵的一颗就值2200多元，如果父亲真的贪污了九颗金刚石加上一千多元钱的话，那么至少该抓为什么不抓，总计很可能超过万元了，这是该杀的罪为什么不杀？说到底没有证据上不了法庭。
　　最后，父亲对“大四清”工作队说：“事情终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这是他最后的结论也是最坚决的反抗。那个时期只要有人和父亲谈到这次“大四清”就这样说。也正是这个原因，他决不会去死，他不明白自己遇到了什么，但却十分清楚，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不会叫他冤沉海底的。
　　历史很快就证明了这一预言。事情果然很快就水落石出了。就在父亲受迫害的第二年，我国发生了一场大革命，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终于揭开了四清运动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真相。据说刘少奇说过，“历史是人民写的”，有没有这回事我们无从知道，他儿女时后的话在法律上不能作为证据，我们只知道刘少奇写认罪书，保证“永不翻案”。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亿万人民群众谱写的一部英雄史诗，宣告了桃园经验制造者的破产和灭亡。即使今天邓贼复辟竭力颠倒历史也是枉然。从斯图亚特王朝到波旁王朝的复辟，哪个改写了人民所写的英、法革命的历史？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在广大革命人民的欢呼声中上了断头台，复辟王朝不但没能成功地涂改这段历史，相反比他们更加遗臭万年，万劫不复。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敌人十分宽大，刘少奇没有送上断头台，但和查理一世、路易十六一样，是在人民群众的欢呼声中倒台的，一样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不管邓贼复辟王朝如何为他开脱镀金都是枉然。邓记复辟王朝本身也将和斯图亚特与波旁复辟一样遗臭万年，万劫不复，和赫鲁晓夫一起在今后直到永远，成为人类历史上反动复辟的四个典型例子。
　　我的父亲知道真相后气得不得了。他说：“他们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把我们整下去就可以包庇他们的贪官污吏了？”最后他得出结论：“极坏！！！”就只有两个字，没有更多但说明问题了。确实坏到了极底，亏他们想得出来！从此以后父亲对刘少奇和“桃园经验”就恨之入骨。一直到1987年的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那已经是邓小平的法西斯统治期了。
　　在党的九大上明确地肯定了毛主席的《十条》和《二十三条》，所谓的《后十条》被否定。可是一直到现在为止邓贼当局还把《十条》称为《前十条》，至于伪《后十条》他们也没有胆量拿出来了。就是提到也一定要把毛主席牵上。一手遮不住天，网上还是有人把伪《后十条》公布出来了。伪《后十条》有两个，一个是邓贼在1963年搞的，一个是刘少奇1964年修改的，内容大同小异。就是桃园经验也公布出来了，我看到的已被删节，但仍可以看到问题的所在。这完全是刘少奇的一手策划。据忘光美在《桃园经验》里洋洋得意地供认，刘少奇指示她：“不要先有框框”。乍一看这话不错，我们不是从来提倡打破洋框框吗？但关键在于什么是必须打破的“框框”呢？在“桃园经验”里忘光美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她到桃园大队时，发现从领导到群众都认为桃园大队的党支部很不错，吴臣是个好干部，有一定的威信。刘少奇所要打破的正是这个“框框”，就是说不但当地的领导说了不能算数，群众的反映也不能算数，一切都由着他们颠倒了说才算，“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群众对他们的一意孤行不赞成，开会不吭声，他们就断定为“群众不敢讲话”，依靠极少数“根子”下结论。最后尽管吴臣“还很有市场”却被打成“问题非常严重”的“坏分子”，桃园大队被说成 “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桃园党支部“不是变颜色的问题，根本它就不是红色的。”
　　他们说破“框框”，实际上正带了一个框框来，凡是广大群众和干部说好的，他们就一定说坏；反过来，像关景东，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说不好的，他们就说好。这个关景东原本是刘少奇刮浮夸风的黑干将，1958年和刘挂上了钩，吹嘘多穗高粱可以亩产一万斤，刘少奇还嫌不够高，要他产一万五千斤，他就“尽量争取。”（现在抵赖了，关说他当时说的是2000斤，闭口不谈刘要他产一万五。可是在1958年《人民日报》刘少奇鼓吹万斤铁证如山。）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毛主席力纠五风的春风吹来后，在广大社员和干部的反对下关景东下了台。四清中刘少奇、忘光美又把他捧了上来，强加到广大社员的头上。大队长、党支部委员袁秀英（女），由于说：“关景东最能吹牛，把刘少奇和忘光美都吹来了。”这就触犯了忘光美，整了她两个月，撤了大队长职务。
　　最可笑的是忘光美居然公开宣布：“吴臣实际上是钻进共产党内的一个国民党分子。”——结论已经先下了。证据呢？尽管“直到我们走，还没查出他和国民党有组织联系，也没有查出他与反动组织或特务组织的联系。”照这样说不是事实啰！可还是毫不知耻地断言：“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没查出来，并不等于就没有这种可能性。”
　　——这不是和秦桧的“莫须有”完全一样吗？换一个名词就成了：“岳飞实际上是一个反贼。直到我们处他死刑还没查出他的谋反证据。不过，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没查出来，并不等于就没有这种可能性。”这种混账逻辑居然还由刘少奇带着到全国各地推销，并由刘少奇到处吹嘘他自己的臭婆娘。
　　按这种混账逻辑，我父亲被整是必然的了。尽管从领导到群众对父亲印象都很好，父亲长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但这是“框框”必须破掉。于是领导说的不能听，群众意见也不能听，凡是先进的、工作兢兢业业的职工，就是贪污分子。同样他们事先已带了个框框来，一开始就已经断言我父亲是什么“贪污分子”了。“直到我们工作队走，还没查出他的任何贪污证据。不过，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没查出来，并不等于就没有这种可能性。”在这种混账逻辑下，周游全国到处推销，就在全国到处留下了冤案、诬陷案。
　　就是那个时候父亲告诉我们，他在厂里亲耳听到的一件事。有个工作队员打电话向上报告，父亲正好在旁边。他说我查下来实在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某某某有贪污行为。可电话的另一边回答他：“尽管还没有证据，但是我有信心。”就这样，他们不是靠证据而是靠自己的“信心”来给别人加罪。从这儿也可以看到，不是每个工作队员都是坏的。
　　所以说刘少奇的破“框框”本质上就是既不相信大多数干部，更不是群众路线，而是要和大多数干群对着干。依靠和大多数干群为敌的少数人来整一大批干群。
　　为自己开脱罪责时他们又是另一套逻辑了。尽管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证据确实，罪恶累累，但要开脱就开脱，甚至让同伙加老婆的忘光美出来作证，闹了个国际大笑话。他们再也不说：“刘少奇就是叛徒、内奸、工贼。即使没有证据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没查出来，并不等于没有这种可能性。”
　　刘少奇的另一个“指示”就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他们就是不讲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问题。按此在桃园大队帮着关景东等坏人整好人，在父亲厂里就给资本家搞“四清”整工人。
　　刘少奇和他的臭老婆还提出先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四清运动原本就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就是为了对人民的敌人斗争。一个单位如果好人掌权，阶级敌人受专政，群众扬眉吐气，这个单位问题就好办，四清工作队明白了就可以撤走了，不必大动干戈。如果确实坏人当道，那么必然人民受压，首要的问题就是发动群众和坏人作斗争，怎么能够把对敌斗争放在四清的后面？就是清查经济也正是为了打击敌人，对于手脚不很干净的好人，必须和人民的敌人区分开来，怎能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冠以“四不清”的罪名来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呢？尤其对于公私分明，一尘不染的好人更不能作为四清的对象。拆穿了讲，这就是他们用“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来代替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把大多数群众和干部都以“四清”的名义整一遍，然后把一些人升级为敌我矛盾，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放过真正的人民敌人。
　　在《桃园经验》里忘光美承认本来群众非常欢迎‘四清’，磨米砍肉，准备接待‘四清’工作队。可是她召开群众大会群众都不吭声，经过她四清还得专门留下人来“巩固”。如果她的“四清”很得人心群众必然发动起来了，新的、好的、在群众中有威信的领导班子也建立起来了，还留什么巩固组呢？我父亲原来也很欢迎四清，没有想到来的是这样的四清工作队。
　　桃园大队原来搞过四清，并经过县和公社验收了，这和我父亲的单位也正是一样的。
　　有人可能会说：“在两个《后十条》里不是都说到依靠群众的吗？怎么能够说他们不依靠群众，不是群众路线，而是要和大多数群众对着干呢？”
　　两个伪《后十条》大同小异，我都看到第四条就看不下去也没有必要看下去了，前四条已足以说明问题。当然不能说这两个文件句句都是谬论，文件中都堆砌了大量的诸如“访贫问苦”、“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坚强的贫下中农组织”那类的话，也引用了不少毛主席的话，甚至还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但堆砌词藻不等于正确路线，问题不在于有百分之几十的话错了，而在于整个体系，不少话孤独看完全正确，纳入这个体系后就有了另外的理解，或者不过是陪衬、官样文章。
　　从这两个文件中可以看到，刘邓的“四清”根本不是什么群众路线，而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
　　他们的第一步就是确定自己的中心地位。一切以这些最大的走资派的意志为转移。
　　第二步是以自己为中心选择和改造领导人员，就是说省、地、县各级领导人员必须是执行刘邓路线的，不然就“没有资格当领导了”。
　　第三步就是“组织坚强的工作队”，这个工作队就是由执行刘邓路线的领导来“认真选拔”和“组织”。然后整个运动都由这样的工作队来领导。
　　第四步就是由工作队“扎根串连”，选择所谓的“根子”，“根子”必须“立场好”、“觉悟高”、“政治纯洁”，而这必须完全由着他们来解释，由着他们来“吸收”。他们说谁好谁就吸收为“根子”，说谁不好谁就不能当“根子”。总之刘邓的“根子”班底。
　　第五步才是建立所谓的“贫下中农队伍”，这个队伍正是以工作队“扎根串连”选拔出来的“根子”为骨干的。
　　总之以刘邓为中心，改造和建立刘邓化的各级领导，由刘邓化的领导建立刘邓式的工作队，再由刘邓式的工作队“扎根串连”选拔一些听命于他们的“根子”，然后再以这些“根子”为骨干，建立起所谓的“贫下中农队伍”。实际上这就是打着“贫协”旗号的官办组织，国民党的黄色工会就是这类组织。最后用这样的“队伍”去搞“四清和四不清”的问题。——这是什么群众运动？这完全是从上到下，由刘邓等最大的走资派运动群众，操纵运动。
　　他们所说的“贫下中农协会”自古以来的剥削者都会组织，剥削阶级就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选拔骨干，来组织群众，让群众为他们效命。如历来的反动军队大多数成员也是人民群众，甚至是抓来的壮丁被迫为他们卖命，但军队的骨干或者说“根子”则是反动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选拔的。另一方面自古以来的剥削阶级也最怕群众组织起来，所以凡是反映人民群众自己利益和意志的组织他们最最反对，一有机会就要摧残。“聚众”从来就是最大的罪名。所以工会、贫雇农团、贫下中农协会他们最最反对，一般来说决不会让其存在，一旦发现就要取缔。当他们不能明确取缔时就设法变成官办的。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可以不搞工会时就决不允许搞工会，当工会不能取缔时就建立黄色工会取而代之。而共产党搞革命就是要组织和建立工农自己的阶级队伍。全国刚解放，在农村的土改中建立了贫雇农团，工厂建立了工会。但后来贫雇农团不存在了，工会也变成了刘邓的福利工会了，工农实际上已经没了自己的阶级组织。就是这个原因毛主席要在四清中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在农村建立起贫下中农协会。而刘邓站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于工农的组织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窃取共产党的名义又不能明确反对，就以自己为中心，建立刘邓化的各级领导以及工作队，到最基层依靠选拔“根子”作为“贫下中农协会”的骨干和核心，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服务。一切必须完全操纵在工作队手里，工作队操纵在各级领导手里，各级领导又操纵在他们手里。
　　也正如此，按照伪《后十条》，“凡不是采取这种方法”建立的贫下中农队伍都不能算数。“一哄而起”的贫下中农队伍都不算数，因为这样的贫下中农队伍没有掌握在他们手里。“在面上不必急于建立贫、下中农组织”，因为他们还没有能力操纵群众自己建立的组织。甚至其他领导组织的贫下中农队伍也不能算数，否则就是“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贫下中农队伍当然不能用行政命令建立。可是只要某些地方、基层的领导，真正执行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真正依靠群众，领导和协助群众组织起来是无可非议的，这样组织的队伍是应该算数的。组织工人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正是每一个共产党人，尤其每一个共产党领导的任务。刘邓反对的所谓“行政命令的方法”，正是指没采用他们的方法，他们自己才是“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在邓小平的伪“后十条”里共有四个“扎根串连”，刘少奇的伪“后十条”里增加到六个。忘光美的《桃园经验》里有二十九个“根子”，仅仅删节本就有那么多。
　　刘少奇在解放前就是搞的这一套，他不是说过，工人阶级是一把破椅子，不能依靠，必须经过他的“修理”才能“依靠”？1961年刘少奇衣锦还乡，在湖南宁乡搞的也正是假四清的预演。他兴师动众调动大批的干部迫害大多数群众信赖的好干部彭梅秀致死，信任和依靠大搞浮夸和刮“共产”风被当地干群赶下台的坏人王升萍，又是这个坏人危言耸听地说大跃进要搞得“人死路绝”。
　　这一些和毛主席的《十条》和《二十三条》有什么相同之处？难道能够把按照刘邓的伪《后十条》和《桃园经验》犯下的罪行强加到毛主席的《十条》和《二十三条》上吗？毛主席所以在《二十三条》里特别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明确了革命的敌人，也正是为了防止他们把矛头向下转到大多数群众的头上。
　　真正的群众运动必须一切从广大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出发，让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自己教育自己。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真正的共产党人，首先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自己也必须在群众运动中改造和提高自己。在发动和领导群众运动时必然采用以点带面的形式，作一示范，然而让大多数群众自己去判断，如果示范确实反映了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大多数群众必然会跟着干起来，就会自己组织起来。而这样得到群众欢迎、反映群众利益和意志的组织，真正的共产党领导又必然会积极支持，予以承认。
　　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映的就是这样的群众路线。
　　首先必须让工人和贫下中农广泛地组织起来，先看有没有。应该承认无论工人还是贫下中农中当然可能混进一些坏人，会有一些冒牌货，但充其量极少数。无论如何应该相信绝大多数工人和贫下中农是真的，是革命的主力军。哪些人是好的，哪些人是坏的，哪一些又是冒牌货，群众最最清楚。只要群众组织起来了就好办了，经过一定时间群众自己就会把极少数混进自己队伍的坏人和冒牌货清洗出去的。也不否定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以前，可能出现一些被人操纵的“工农组织”。但是刘邓自己首先就是要操纵工农的组织的。群众最最明白哪样的工农组织是真实的，代表自己利益和意志，哪样是假的，只要放手让群众发动起来，自己就会起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在四个月里，湖南的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差不多组织了湖南全体农民的一半。毛主席当然对于湖南农民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可以肯定这一千万农民没有一个农会是靠毛主席“扎根串连”建立的，毛主席直接插手的也一定很少。共产党当然起了领导作用，但大多数农会是农民自己组织的。
　　不是说这样“一哄而起”的农会队伍就是极纯的，许多农民甚至一时搞不清不应该吸收富农入农会，但绝大多数农会还是代表了贫雇农的利益。也不是说地主富农不会操纵组织假农会，但在斗争中，随着农民的广泛发动最后受到斗争的正是地主。不管怎么说贫下中农协会既然其成员限于贫下中农，首先就把大多数地主富农排除在外了（大革命时湖南的富农是自己把自己排除在农会以外的）。除非外来力量的干涉，否则贫下中农就可以在协会里占优势，并逐渐地把混进贫下中农队伍的地主富农和坏分子驱逐出去。
　　正由于刘邓路线严重地破坏工人和贫下中农的阶级组织，或者改造成官办“贫协”、福利工会，所以毛主席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福利工会撇开，让工农群众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愿望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在刘邓垮了，他们的路线垮了后，还会出现新的代表资产阶级的路线来摧残工农的组织。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工农的组织不但建立时就有人破坏打击，建立后也一直有人破坏打击，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他们甚至在工农组织中拉一派打击一派。文化革命胜利不久，工农的组织大多又被摧毁或者徒有其名了。如1970年我到四川南充后，我们厂革委会四年里没有开一次全委会，有的官僚甚至可以猖狂地说：“革委会的群众代表也得由我们说了算，我们可以不要你来当代表，另外让人当代表。”1974年批林批孔时才不得不开了一次全委会，后来再没有开过。工人的造反队全都被整垮了，1973年才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重建工会，但是这一工会仍然不代表工人阶级自己，选举完全是官方操纵包办的。当受到工人反对时，南充市的“工人代表大会”不敢在南充开，要到郊区某个秘密地方去开，大多数工人根本就不能过问会议过程。这样的斗争并不因为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解决了，就是再搞二、三次，四、五次文化大革命，还会有人要这样做的。只有阶级以及产生剥削阶级及其思想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及其支配下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彻底消灭后才能解决。
　　邓小平一复辟，农村的贫下中农协会连名义上的都不要了，工厂的工会也根本不代表工人的利益，工会干部都是官方指定的，帮着官僚镇压工人，即使有个名义上的选举也充满着作弊。骨子里他们根本就不赞成工农有自己的组织。
　　现在邓小平复辟当局居然说他们的形左实右，刘少奇和他婆娘的“桃园经验”“也只是一场广泛的教育运动”？刘少奇路线在假四清中打击的人还少吗？他们不是把矛头指向企图复辟的走资派，不是指向真正的贪官污吏，而是指向一大批无辜的工农或者罚不当罪的人，一再地逼供信，世界上有这种“广泛的教育运动”吗？
　　在我国“桃园经验”几乎人人知道，至少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听说有个“枫桥经验”，也不清楚详细内容，只知道是毛主席肯定的典型，被刘邓封锁了。现在才知道“枫桥经验”就是伪《后十条》出笼前于1963年总结出来的。枫桥是浙江一个镇，全镇所在区共六、七万人，不是打击一大批，不是人人过关，不是人海战术，不搞神秘化，而是依靠大多数群众，全镇总共只整四十多个人，不打人，一个不抓、一个不杀，全部由群众监督。毛主席作了肯定，“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批示各地效仿。大概父亲单位1963年就是照枫桥经验搞四清的。可就是这样的好经验受到刘邓封锁，按照枫桥经验四清过的还要推倒重来。这是“广泛的教育运动”吗？他们攻击毛主席发动四清是极左，这是极左吗？大概他们正是这四十多个人民敌人的保护伞，所以要骂极左。
　　邓贼复辟后又到处传播这样的流言，“刘少奇最有党性”，“对于自己不赞成的也坚决执行”。——刘少奇有什么党性？他和邓贼一起背着毛主席另搞一套炮制“桃园经验”，封锁毛主席的“枫桥经验”是什么党性？邓贼及其徒子徒孙吹捧刘少奇的“党性”，拆穿讲，正是为了把自己的形左实右打击一大批路线嫁祸于毛主席。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听到他们这样讲，称刘少奇打击一大批是什么“被迫执行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心中是不同意的。”
　　封锁毛主席肯定的经验，就叫做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另搞一套伪《后十条》和桃园经验，就叫做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把已经按照毛主席路线搞过四清的地方推倒重来大大清一批叫做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连毛主席开会、说话都不允许也是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这不是公然颠倒黑白！！！就是这样极端荒谬的逻辑到处飞舞。制造和宣传这种流言的人不是什么认识问题，而是站在反动的走资派立场上，为刘邓罪行开脱，嫁祸于毛主席，包庇真正的贪官污吏走资派。不然就无法解释连这样简单的逻辑也搞不清。
　　他们又用毛主席说的：“三分天下有其二”来证明自己犯下的罪行都来自于毛主席，这也是枉然。如果说“三分天下有其二”就等于三分之一的领导班子彻底烂掉了，那么剩下的三分之二呢？就百分之一百地马克思主义？他们不会不懂，毛主席这话的意思不是说干部班子要么绝对地马克思主义，绝对地好，要么绝对地坏，烂透了。事实上真正彻底烂了的干部班子并不多，真正完全马克思主义的班子也不多。绝大多数干部不懂马列，绝大多数干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大多数不同程度地处于中间状况。许多班子不能完全分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当正确路线来时，绝大多数干部在相当大而又不同程度上能够执行正确路线，但是刮歪风时能够完全抵制错误路线，抵制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也不多。因此无产阶级实际只占了三分之二的天下不等于三分之一的领导班子烂透了，大多数干部必须教育，而不是彻底打倒。当邓小平自己成了“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时，毛主席对他也还是教育，而不是彻底打倒。退一万步讲，就算“三分天下有其二”是要打倒三分之一干部吧，那么为什么要把斗争的矛头向下，打击一大批群众？
　　就是对工农群众中有些缺点错误的人也不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应该团结教育。
　　比如，1961年和1962年的三自一包黑风里，许多农民弃农经商造成土地大批荒芜，农业严重减产。这当然要教育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应该相信绝大多数农民是明辨是非的，我家那个亲戚到上海来跑单帮，何尚不知道这样长期下去不行。他们所以会卷入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正是刘邓等一小撮走资派，极力煽动这股黑风。“明年只好到明年再说”——卷入弃农经商之风的是广大农民，到明年受弃农经商之苦最深的还是广大农民，真正通过弃农经商“富起来”的只有一小撮，所以他们最最能够接受教育。就是在实践中他们自己首先教育了自己。——这就象1992年的股疯那样，大批群众卷入进去，大多数人最后倒了霉，难道我们能够打击所有卷入股疯的上当群众吗？真正得好处的不过十分之一，好处拿得多的只是操纵股票市场的一小撮，尤其邓贼复辟当局，正是在股疯中把“笼中老虎”——群众的银行存款大批地凝结到股票里去了，剩下的又用房改把群众的腰包彻底掏空。对卷入疯狂潮流的群众进行教育要用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方法，菩萨是农民立的，还得靠农民自己去打掉，党的教育应该“引而不发，跃然也”。阿尔巴尼亚的群众并没有哪个救世主来教育，终于自己教育了自己，从金字塔式的疯狂里摆脱出来，起来闹革命，夺取武器开始了武装斗争。
　　至于1961年我下乡时看到的农民“大家拿”就更不能搞成“大家挨打”了。如果按照“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来衡量，农民们个个都四不清，难道就个个都是打击的对象？
　　刘邓一伙就是这样，他们首先煽起了疯狂的“三自一包”妖风，事后却把广大农民作为打击对象。这还为有些坏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我们学校里就有这样的事。一些教师下乡参加工作队搞四清，我们系有个赵××一贯流氓成性，为此留苏提前退了回来。当他成了工作队员并且知道有个农村女子跑过单帮后，就在晚上把她招到自己的住房里，把材料放在面前恐吓她，厚颜无耻地说：“或者你去坐牢，或者今晚你就住在这儿。”最后真的把她奸污了，一直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被揭发出来，赵××才受到了应有的批斗。现在复辟了，想必也已经平反了，我们批斗他都成了文革迫害了。
　　自古以来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何况许多有缺点错误的人还不是狐狸。连蒋经国都扬言“只打老虎，不拍苍蝇”，难道自称共产党人倒会不知道？
　　文革中，有一次我对父亲说到四清中搞人海战术是错误的时。父亲告诉我，上海有一个工厂，总共只有五百个职工，竟然派出了一千多个工作队员。人人过关，两个人对付一个人，每个人都要交代清查，每个人都是“革命”对象。这难道“也只是一场广泛的教育运动”？
　　由于以上原因，所以一月革命时我们为那些被“四清”工作队打成贪污犯的好人平反极其积极。我们到工厂曾经支持好多个受诬陷的同志上讲台控诉受到的迫害。除此以外，刘邓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故伎重演，为了保护他们一小撮而抛出一大批来顶缸。我对此最为反感，这就是我起来造反的原因之一。一月革命时我也最为积极地为这些受迫害者平反，如下海港时为被保守组织上海伪工人赤卫队打着“扫四旧”的旗号，乱抄乱砸乱打的受害者平反。邓小平复辟，把一月革命说成一伙野心家权迷心窍，我倒要问，我究竟为自己谋了那些权了？我们平反的人比我们打倒的人多不知道多少倍。
　　记得有一次，我们和工厂里的造反派一起召开平反大会，一个四清中被迫害的工人同志上台控诉，他很会讲话，控诉也很感人。他理直气壮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控诉了自己和全家受难的各种事例，说刘邓路线进行迫害罪责难逃！罪责难逃！罪责难逃！！！一再强调：“我没贪污！我没贪污！我没贪污！！！”同样我也要高呼：“我父亲一贯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他没有贪污！没有贪污！就是没有贪污！！！真的没有贪污过一分钱！！！我母亲从来没有看到他拿公家的一分钱回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拿公家的什么东西回来，他从小就教导我们公私分明不可沾公家一丝小便宜。他也决不会贪污后自己偷偷把钱花掉。我们家里他贡献最大、对自己却最最刻苦。厂里的工人同志可以作证，他历来午饭不过吃些蔬菜，除了假日和早晚在家里吃以外，每月中午的菜钱只有两元钱，有时还得应付加班。一直到大哥工作后，他才吃些鱼肉荤腥。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大为吃惊，因为我在学校的伙食费原来是包伙制每月十五元五角，中午和晚上顿顿吃荤，也正如此，学校改为食堂制后我自动地把伙食减了下来。刘邓的工作队尽管劳师动众也没有拿出一丝证据证明父亲有丝毫贪污行为，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父亲贪污，因为父亲就是极其纯洁根本不会贪污的。刘邓路线为了保护他们一小撮贪官污吏走资派，打击一大批工人农民罪责难逃！罪责难逃！就是罪责难逃！！！”
　　今天他们可以颠倒黑白，把自己四清中制造的大量冤案归罪于毛主席，企图彻底否定四清运动，从而再一次地包庇贪官污吏走资派，以至于现在贪官污吏横行泛滥成灾，但他们的罪恶已经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不管他们怎样狡辩，也不管怎样颠倒黑白，永远不能解脱。历史的蒙尘是不会久远的，历史越是发展，他们的罪恶就越为人们所明了，爆发得也就越是激烈。在四清中和五十天中，还有在这疯狂的复辟时期，一切受难的工人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和他们算过一次账了，如果说当时为了挽救他们，算账还很不彻底，他们现在得以猖獗于一时的话，那么最后的彻底清算总有一天是会来的。全国人民心中都有一本明细帐。
　　有一次一个官方网站上一个哈巴狗极端肉麻地吹捧忘光美为什么“国母”，我上了个贴子《凡是有亲属在桃园经验和五十天里受迫害的请举手》我先举手，并予以严斥。邓贼当局理亏心虚，贴出不久当场就被删掉了，不然尽管在邓贼的法西斯专政下，这个主题贴子也将跟上极长极长的一串跟贴。我相信总有一天数亿双手会举起来，共同声讨刘邓路线的罪恶。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数以亿计的人民群众起来控诉他们的滔天罪行，今后还得加上近三十年来的更大的罪恶。
　　如果说我们在为别的受迫害者平反的话，那么也有人在为父亲平反。也就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单位的造反派明确地为父亲平反了。造反派请父亲到大会上去控诉刘邓路线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对他迫害的罪行。父亲说：“只要大家都明白了就好了，我早就说过，事情终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父亲不是没有苦要控诉，而是历来话不多，不像那位工人。在那个时候只要大家都明白了，他也确实不一定要上台说话了，受冤屈的人太多了，他也从来不喜欢出头露面。除此以外，1967年1月16日一月革命时期，来抄我家的保皇派被造反派押着，敲锣打鼓地到我们家里来为我们平反，在我家门口贴上了上面的那张道歉书。这真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一小撮反革命难受之时！
　　父亲从来不出头露面，文化大革命中也是这样。工人阶级心最红、眼最亮，香花毒草分得清。谁革命，谁不革命，谁反革命，分得最清楚。造反派和保守派谁正确？谁错误大家都明白。父亲知道我在学校里造反，当然为我的安全担忧，但从来不阻拦，只是告诉我要注意大方向不要搞错。1967年武汉事件发生后，我要去武汉父亲很为我的安全担心，但也没有阻止，只是要我注意安全。他自己一开始没有参加上海的工总司，但对于保守派为了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批，包括在扫四旧中乱抄、乱打、乱砸非常反感。保守组织伪“上海工人赤卫队”拉他参加时受到他最为坚决的拒绝。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上海的走资派，刘邓路线的坚决拥护者陈丕显、曹荻秋发明创造了一个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伪上海工人赤卫队制造停水、停电、停交通。他说：“这怎么行呢？怎么能够破坏生产呢？”那个时候他感觉到不参加造反派实在不行了，于是就加入了工总司。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父亲再一次不计时间不计报酬地工作，抓革命促生产。保守组织说：“当初我们请你参加赤卫队，你不参加，原来你是要参加造反队。”其实上海大多数老工人都是像父亲那样在这个时候参加到工总司的。走资派、死不改悔的保皇派，企图搞乱上海经济，把上海搞瘫来破坏革命，给中央制造压力，以保住自己的权力，结果适得其反，人心丧尽，最终孤立了自己。至今尽管复辟了，在上海大多数人民群众心中，对于陈丕显、曹荻秋还是很反感的，就好像四川广大群众对邓贼的死党李井泉始终很反感那样，邓贼为他平反在群众中没有引起任何同情和支持，纯粹靠霸权推行。在我们科开会时，当官的告诫大家李井泉在南充树的火花公社典型还是正确的，全场除我以外都默然。我问了一句：“火花公社取得了哪些成绩？可不可以对大家介绍一下？”这下轮到传达的官员默然了。
　　父亲从来不出头露面，参加工总司后也没有突出的行动。但是立场是很分明的。有一次我说：“徐景贤原来是个保守派，镇压群众。”父亲回答说：“他现在还是保守派，镇压群众。”又是只有一句话，没有多了。八十年代当我回到上海为工总司说话时，父亲插上来说：“现在甚至说工总司是反动组织？”还是只有一句话，没有更多但已经说明问题了。我相信不管邓贼当局怎么说，上海二百多万工总司成员绝不认为自己参加的是什么反动组织，工总司和伪赤卫队哪个进步、那个倒退，历史早已做出也会进一步作出最最公正的判决。也正如此，他们可以大造谣言，大泼污水，颠倒黑白，嫁祸于人，毕竟不好公开地、明确地判决工总司为反动组织。自然广大工人已经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处于受压迫状态了。不公开判决工总司也已经达到目的了。
　　父亲在1965年的“大四清”中受迫害后，母亲倒为她在1964年积极参加街道的四清感到后悔了。她说：“早知道如此，当时我就不当这个四清积极分子了。”我不知道母亲有没有伤害过人，如果有，今天她的儿子代她向受害者道歉。原谅她吧！她不是有意的，她是出于对共产党的热爱受了窃取共产党名义的大党阀欺骗。据大哥说，四清中母亲没有直接的对头，没有明确整过哪个人，而且四清工作队也不那么信任她。——这应该是事实。母亲历来凡事很积极，可是经过四清，该由里弄小组长做的事都要母亲来做，却没有名分只是个副组长，小组长另外派人什么都不做，另外母亲又干着文教主任的事却没让她当文教主任，大概母亲不是可以信赖的“根子”。了解到这些使我相当欣慰。我又确切知道，母亲参加的四清在时间上正好跨着《二十三条》的发表。四清工作队内部发生了大争论，有人就是认为这次四清对某些人整过了头，后来有的挨整对象就不了了之。大多数四清工作队员还是拥护毛主席路线的，《二十三条》的通过和发表，不但挽救了不少受迫害者，也挽救了不少四清工作队员。但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阶级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刘邓等人没有改邪归正，许多地方“《二十三条》冇呃。”以至后来继续出现父亲单位那样的“大四清”。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到了工厂惊奇地发现“桃园经验”和形左实右路线还是那么顽固地继续着。确实，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光靠四清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仅仅靠自上而下的清理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会走向反面。隋文帝、朱元璋严厉打击贪官污吏不但受到了许多人骂，也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隋朝还走向反面而灭亡。很简单，党内的无产阶级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走资派，既然作为当权派自然有权，就会打着你的四清旗号整无产阶级，整好的干部和广大的工农群众。要解决问题还是要靠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发社会的黑暗面。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学校造反，先是不满意他们转移斗争目标打击一大批，继又反对他们打击广大群众，尤其是革命的学生。最后又反对他们对我的迫害。复旦大学的走资派和保皇派惊恐万状，千方百计地对我们打击迫害，什么样的方法都用尽，什么样的罪名都加。在1966年九月反动的血统论猖獗时，历来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迫害工农子女的走资派突然关心起“根正苗红”起来。他们又一次地祭起了迫害无辜群众这一法宝，派保守派到造反派的父母单位里去查三代。他们对父母单位的领导说，某某人的儿女在学校里反党，要单位配合查他们父母的“问题”，把他们的父母“揪出”。由于自上到下存在着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些单位的领导往往就会配合，于是那些红卫兵造反派的父母就成了什么“分子”。这一步达到后，他们又到学校里宣布，某某人的父母是什么“分子”，被他们的单位里“揪出”了，而他们就是抱着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起来反党的。“老子反动儿混蛋”，于是红卫兵造反派这个是混蛋，那个也是混蛋，一下子全是混蛋了。用这种方法是可以给任何人加罪名的，但也是最最罪恶的方法。我们班上的保守派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到上海量具刃具厂去要领导配合整我的父亲。那位领导也是“大四清”的受害者，明白父亲一贯兢兢业业，“大四清”吃了冤枉官司后，工作也缩手缩脚了，同病相怜加上不愿意再起事端就没有配合。走资派和保皇派的阴谋才没有得逞，但还是无中生有地说我不在家里造反，却在学校里反党。——我父亲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老工人，凭什么要我反他？
　　一月革命后，有的人说起来已经“反戈一击”了，实际保性难改。我们班上的政治指导员李××，在复旦党委垮台以前，对我们大加迫害打击。复旦党委倒了后，我们对他再宽大也没有了，只是开了一次会向他询问，究竟在班上打击了多少人，对他完全是同志式的态度，没有喊一句口号，连声音大一些的话都没有一句。甚至并没有要他当众说出被他打成右派分子、活跃分子的同学名字来，只要求他个别交谈。全班三十一个同学中被他打成右派的有六人，其中两人为活跃分子，活跃分子中又以我为最活跃。而我的罪状仅仅是在1966年 6月22日写了一张大字报《这是为什么？》，对于三年级同学大批地被打成反革命不满，还极其幼稚地和另一位同学一起到复旦党委去反映情况，对他们十分信任。党委一个女副书记接待，对我们非常客气，赞扬我们并要我们有事情随时到党委来反映，但一转身就把我们打成了活跃分子。后来复旦党委倒了，一月革命了，事情都明白了，那个政治指导员也向我们个别地赔礼道歉了，我们当作一切都没事了。可是他的道歉和他主子“永不翻案”一样是绝对靠不住的，暗中又在挑动派性再一次对我伸出了罪恶的黑手。他又一次背着我调查我和我父亲的“问题”。当我知道后向他指出这样做是极端错误时，态度还极其恶劣，说什么：“你自己的问题自己知道。我是受组织的派遣。”什么“组织的派遣”！不就是革委会里有人搞派性吗？就是在这次事件里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档案里还压着“四清中查出父亲贪污一千多元钱”。而且也是在他的这次外调中，有人仍然跟他说我父亲“九颗金刚石是自己交待的。”不知道此人是谁？出于什么目的？——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不彻底的一个事例。
　　李××是个什么样的人？1966年 6月18日，我们系三年级的同学造反时，我班有些同学向他讨教态度和是非，他手足无措又是哭泣、又是躲避脱逃。不久走资派组织反击，三年级同学被打成了反革命，他突然又以严厉的态度到我这儿来作特务式的询问。我说：“你作为政治指导员要做出表率来。遇到风浪应该立场坚定态度分明。如果三年级同学的做法是正确的，你应该带领同学们一起革命；如果是错误的，你也应该明确教育同学们。可是你胆小如鼠，遇到风浪竟然哭了。如果你被敌人抓去不是要当叛徒吗？”——就这样，原来气势汹汹的他反被我说得低下了头，伏在桌子上说头疼。他在风浪面前失去了主子的明确指示就像一只丧家犬，而一旦有了主子依靠就以势压人、态度专横干起了这种特务勾当。想到这些，他在后来继续偷偷整我们的黑材料就不足为怪了。他凭什么当我们的政治指导员？他是战斗英雄吗？不是！他是劳动模范吗？也不是！他毕业后到最艰苦、祖国最最需要的地方去了吗？更不是！！！他毕业后分配得最好，留校当了政治指导员。我毕业后填志愿都是离上海远的，还“坚决不留上海”，我当他的政治指导员倒还差不多。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也终于明白，他其实也不是真正的政治指导员，不过一个职业骗子而已。班上那些向他讨教态度和是非的同学，就因此被他打成了右派分子。其中一人听到后非常惊讶地说：“我做了什么？竟然连我也在内！”——本来如此！既然你顶着政治指导员的头衔，出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大家不问你问哪一个？最可笑的是，在被我批评后，他竟然厚颜无耻地对其他人说，他是为同学们的可爱而感动得哭了。可这些同学不是已被你划为右派分子了吗！从这些事可以看到，学生毕业留校搞政工是极不合适的。
　　毕业后我先分到河南，后来有人希望离家近一点要求和他调，我也就调了。就这样1970年我到了四川南充。
　　不过话要说回来，如果1972年我就一定不会这样填志愿了，就是分到河南也决不会和人调了。因为我的父亲积劳成疾，在六十年代就一直感到头痛，身上也经常不舒服，医生已经明确指出他严重的高血压，他还是坚持老样子工作，没有当回事。1971年终于病倒了，各种病都爆发了起来。这一病就是七个月，在医院里住了好久，眼睛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视网膜黄斑裂洞，差点失明，开刀补上，冠心病，内分泌疾病都出来了，头脑查出瘤子作放疗——托毛主席的福，医疗费一切都是公家出的，如果现在只好等死了。尽管如此，身体从此完全垮了下去。母亲也是十多年的高血压没有当回事，1972年我回家探亲也病倒了，中风造成了偏瘫。如果1970年分配时父母就是这样，那我肯定要求组织照顾了。
　　母亲病倒后我们当儿子的起不了大作用，主要靠父亲照顾。母亲努力锻炼，终于使得半瘫的身体较快地恢复，生活能够基本自理，如此维持了十一年。1983年和1984年母亲又连续两次中风，后遗症已经十分严重，再也不能独自站起来。父亲已经退休，照顾母亲和家务就全都落到了他的身上。他不厌其烦地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母亲。做饭、洗衣服、连大小便都靠他抱上抱下，夏天还每天给母亲擦洗身上。1985年我回家时，看到他每天买菜煮了五个菜，把新鲜的菜端到母亲面前，而他吃母亲昨天留下的剩菜，这样桌子上就放着十个菜碗，他给母亲做的菜母亲吃不完，明天又是他来收拾，就这样一天复一天。我对父亲说，顿顿吃剩菜不好，可不可以这一顿不吃剩的，和母亲一起把新鲜的菜都吃完，明天也继续吃当天的，可他还是如此。我们当儿子的真的太没用了，一点也帮不了忙。就是在这次回上海发现他又得了血尿。我照顾了他几天后总不能不回四川。但我离开后，他仍然和原来那样地照顾着母亲。这方面的话说起来长了，但毕竟是私事，所以我也不多说了。
　　我毕业后到了四川看到的是一片兴旺景象，全国搞农业机械化，我们厂也由大跃进时的上游机械厂改名为地区农业机械厂了。1969年开始试产柴油机，准备改组为拖拉机厂。1970年开始小批量生产，并且出了四台轮式拖拉机样机。七十年代初大搞小化肥，我厂参加了十几套氮肥设备的会战。也就是一次建设十几个氮肥厂。我们南充地区人口相当于匈牙利，我在网上早就问过，在世界上像匈牙利那么大的国家，一次建设十几座氮肥厂有没有先例。邓修分子、反共右派历来不敢正视。南充建设的也远不止氮肥厂，到毛主席逝世全地区企业由文革前二百个猛增到四百个，翻了一番。不仅如此，以前的工厂大多数不过是手工小作坊。我们厂完全是在极其困难的基础上依靠自己力量发展起来的，七十年代初自行研制了二百多套专用设备，终于在1973年建成了柴油机生产线。1976年尽管唐山大地震，煤铁供不应求停产了三个月，但该年还是超过了设计水平。换句话说，如果煤铁充足至少可以超产三分之一以上。到1977年因为农业学大寨，大兴水利，水稻面积增加，轮式拖拉机不适应了，就决定改产履带拖拉机，并生产了五台样机。准备在1978年拉生产线进入大批量生产。可惜邓贼复辟，农业机械化被破坏。我们厂就不能不走入绝境，原来供不应求，只恨你不能更多地生产出来的柴油机1978年大批积压，后来全部报废。1979年生产几乎完全停了下来。1976年南充农村已经用拖拉机耕地了，还搞了喷灌，办了社队企业。邓贼一上台，拖拉机锈了，喷灌没了，社队企业也成了小生产方式。后来大包干对农业和农业机械化更是毁灭性的打击。牛也没了，家在农村的工人大批地在农忙季节回家探亲用人力拉犁。
　　文革带来的大规模建设高潮绝不仅仅我们南充。南充在全国并不是特例，相比还是较差的。1972年我回家，火车上许多人的议题就是：“这几年我国建设很快”。我回到上海见到父亲不久，议题也转到了“这几年我国建设很快”上。后来母亲生病，许多人到我们家里来探望，除了探病以外的主要议题也是“这几年我国建设很快”。许多人都说了自己听到和看到的情况。我回四川的路上，在火车里大家谈的还是“这几年我国建设很快”。
　　文革前夕父亲厂就准备内迁。所谓内迁就是在内地重建一个厂，设备不迁，大多数人不去，只出去一些领导骨干和技术骨干在当地吸收工人。上海量具刃具厂内迁属于小三线建设，在江西再建一个厂。据父亲说无论设备还是厂房都比上海量具刃具厂好得多。上海量具刃具厂是许多资本家的小厂合并起来的，而江西完全是有计划地新建的。父亲一度也可能去，那是“大四清”时，还带有被贬出去的味道，父亲也想离开这个被诬陷的伤心地。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叫他去。江西的工厂在文革中很快就建设起来了，但也有曲折。一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再一次打击一大批，二是后来的军代表对上海来的人好像怀有刻骨的仇恨，除了一个人以外全部被“揪出”，这唯一的幸存者也作了无数次内部调查，大概实在找不到什么借口才没有挨整。后来毛主席政策下来全部平反，工厂基本上就是上海人掌权了。
　　应该承认当地人和上海人是有矛盾的，首先上海人工资高就受人嫉恨，可他们是牺牲了个人利益到江西的。上海人到了江西，发现当地物价特别便宜，这并不是好事情。自古以来“谷贱伤农，谷贵伤民。”正表明工业不发达。上海人去后，自由市场的物价就飞速上升了，供应也逐渐紧张了。许多当地人说是被上海人买贵的。但上海人毕竟少数，关键是办了工厂就得大招工，大批当地人进厂就必然会有大批工资发出去。主要还是当地人得了好处。如果人心不足和上海人比，觉得工资不如上海人高，就不会认为自己是国家大建设的受益者及既得利益者。父亲告诉我们，上海人最初到江西，羊才一元钱一只。吃了羊后羊皮带回上海还不止卖一元钱。但当地人工作后拿到工资也买，羊的价格就大幅度上升了，以后和上海差不多了。许多当地人就有意见，但上海人并不是没饭吃才去江西的，得好处的正是当地人。那时大招工，城镇不够就招农村。供应紧张不是羊养少了，而是原来吃不起的当地人现在有了钱多吃了。还听说上海有个厂迁到内地后，当地人养猪只吃肉不吃下水，上海人到那里后，猪肝只卖一角钱一斤，到后来当地人也吃起猪肝来了，自由市场价格也就暴涨上来，和上海比也低得有限了。不但如此，那时上海许多工厂内迁，都反映了类似情况。就是我到四川南充，南充又不是国家重点建设地区，并没有内迁厂，可是不但自由市场价格大幅度上升，而且当地人不吃黄鳝、不吃螺蛳，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吃起来了？以前是当地人不吃，没人卖，现在价格极贵买不起了。农产品大涨价，没进工厂的农民也得到了好处并刺激了农业发展。这是文化大革命使得农业连年丰收，许多农产品比如猪和羊饲养量大幅度上升的原因之一。从另一方面看也给国家带来了困难，1972年周总理说我国发生了三个突破——就业人数突破、工资总额突破、商品粮销售突破。现在陈云、邓贼就当作了罪行。从邓贼《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公布的数字，可以算得，我国工业总产值1969年1665亿元比1968年1285亿元猛增了29.6%，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1970年2117亿元比1969年猛增了27.1%，1971年2414亿元，比1970年2117亿元增加了14%，三年里工业总产值猛增了87.9%。这些数字是被邓贼大大缩小了的。据我掌握的也是邓贼公布的数字，1969年猛增了34.3%，大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70年又猛增了32.6%，1971年增长了14.3%，三年翻了一番。估计这儿存在一个物价因素，邓贼故意掩盖了。1970年周总理对斯诺说，预计该年工业总产值900亿美元，这是概略数，年底结算实际达到2420.8亿元，折1000亿美元。这是1957年的不变价格，后来使用1970年不变价格。1976年我国尽管遇到了唐山大地震，但工业没有减产，而是略有增长，这是奇迹。按照工业总产值指数，（以1952年为100）1976年为1273.2，比1965年452.2猛增181.6%，超过日本和前苏联，雄居世界第一位。意、西德、法、美、英毫不足道。尤其英国几乎没有增长。
　　父亲单位江西迁厂遇到的情况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情况。那时大三线、小三线、地方工业一起大上。我们四川就是如此。工厂建到那儿，供应就紧张到那儿，自由市场物价也就涨到那儿。这是普通工人都明白的事。如果说七十年代中期发生全国性的供应紧张，那么正是全国性的经济和建设大发展，工厂一大批、一大批地建设起来的结果。可是不少人，尤其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看问题很片面。更有邓修分子、反共分子和右派分子竟把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经济大发展时期，说成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工厂办得少，就业困难的时期。再后来竟然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实在是出于政治需要颠倒黑白。他们的知识确实不如一个普通工人。
　　不是说没有矛盾，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一方面会有新的矛盾产生。生产关系逐渐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矛盾日益发展。另一方面又有新的革命力量产生。事情正是这样。如果说1972年我回家探亲“我国这几年建设很快”成了公共的议题的话，那么到1973年回家就到处都在谈走后门了。不正之风刮了起来，又有干部开始搞特权，父亲认为这是新的路线斗争，尽管他不知道这一斗争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结束。
　　那个时代实在太纯洁了！外国人看到了肯定感到惊讶，觉得中国人不可思议，走后门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为什么会全国风雨？哪个国家办事不是靠门路？不靠人际关系？现在的年轻人也一定会感到不可思议，现在什么事情可以不靠人际关系？在八十年代还专门出了一个词眼，叫做“公关”，就是靠人熟，靠门路，靠拉关系。甚至还出了“公关小姐”，让一些年轻女子用色相拉关系办事。解放前也是什么都要靠关系、靠门路，现在叫“公关小姐”，就是解放前的交际花。全国解放以后，交际花被共产党搞臭了，邓贼复辟就改个名字叫做“公关小姐”。解放前用交际花的企业还是很少的，复辟以来才多。可一度邓小平为了复辟，也竟然把当时出现走后门之风当作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来声讨。但他上台不久大家就知道寄希望于他来消灭走后门简直是想昏了头。关于当时为什么一度走后门会弄得全国风雨，这个问题很复杂，本文就不讨论了。
　　新的矛盾是从九大前后我国经济进入了新的一轮大发展时开始的，随着生产力大发展而出现的。许多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人都知道，在1969年到1971年工人们最最恨的就是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人。不管他有什么借口，大多数工人对他就另眼相看。我父亲也说过这样的话：“工人最恨的人就是不做生活的人。” 父亲也很不满意，他自己也说过：“1968年大规模精简机关人员，机关大大缩小，但现在（1970年）许多精简下去的人不知什么本领又钻进了机关。还有一些单位巧立名目，说是‘借调’”后者是指让一些人进入机关，实际机关又扩大了，但名义上“借调”的人还是“工人”编制。后来我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明白到这是阶级斗争的开始。毛主席说：“一切坏事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不过到毛主席逝世，我国还一直在提倡干部参加劳动，和现在比机关还是小得多。邓小平们说什么社会主义出懒人。资本主义才出懒人呢！社会主义存在着工人们对劳动的监督，工人们是决不允许人们对他们开玩笑的。列宁就说过这话。现在对于毛泽东时代只要有人不从事生产劳动就遭工人们痛恨，也会被人们当作怪事。复辟以后许多单位出了好多闲人。甚至于领导们还用“那个单位不养几个闲人”来为之辩解，反共分子、右派分子也熟视无睹，因为他们就是工农养活的一批闲人。
　　1978年父亲退休。1979年他在给我的一封来信中，谈了家常后，最后却突然有那么一句：“工人贫下中农是永远不会忘记毛主席的恩情的。”又是就这么一句，没有多的了。——对此我终生不会忘。八十年代我好几次回家探亲，包括1987年他病危去世前，他都说过：“一个人，只要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再不好也是好，为了自己或少数人的利益，说得再好也不好。”话仍不多又已经说明问题了。
　　1979年银行利息上扬。我亲眼看到许多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欢喜雀跃，都说政策好。我告诉他们这是国家经济出了毛病，财政赤字、银行发生信用危机的结果，它意味着物价要上涨。可他们根本不相信，好像我有意诬蔑。其实任何在文化大革命中认真研读大批判文章的人，在1977年邓贼出来时就应该预见到他必然带来物价上涨。他们说毛泽东时代，尤其文化大革命银行利息下降是什么“极左”，好像银行利率可以长期不按客观规律由人随心所欲决定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国家财政有些赤字他们危言耸听地说国民经济频于崩溃了，而邓贼复辟，连年一百多亿元的特大赤字他们竟然视而不见。说不通，我也只好嗤之以鼻。1981年回家，我发现父亲也预言物价要上涨，理由之一也正是银行利息上涨。父亲说：“解放前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个银行的利率越低，意味着这个银行信用越好，越是稳固；相反一个银行利息高，表明这个银行发生了困难，不能不用高利息吸引人们存款，来解决他们的困难。”他还告诉我一个故事，解放前上海有一个银行把一张票开错了，伍萬伍仟元写成伍萬伍仟萬。票主好意打电话请他们纠正，他们还训斥别人。正好上海滩上一个流氓在电话旁听到了，就提出以二十多万元的价格买下这张票子，那人赌气卖给了他，他就拿着去敲诈，要求支付五万五千万。尽管想了不少法子后来实际被敲榨量要小得多，这家银行不致倒闭，但显然很不景气了，利率却大幅度升了上来。父亲预言：“目前银行利率上涨正与此类似，说明物价一定要上涨。”这已为事实所证明。1983年我回上海，父亲说：“现在除了废品回收站降价外，都涨价了。”遇到许多商品质量差就说：“不让他涨价就质量差。”还预言：“粮食、房租没有涨价，也会涨上来的。解放前过来的人哪个不知道？”并且说：“我们退休工人最最吃亏，收入定终身，物价却往上涨。就算以后给侬加一些也决不能补偿物价上涨。我们以后的生活只会下降。”可是我遇到的一些自命不凡、无所不知的先生，在粮食上涨的苗头看到后还不相信。等到现实摆到他们面前时，他们不但不为自己过去的无知和狂妄而羞愧，反而对我更加痛恨了，仍然说邓贼的复辟好，真不知道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父母亲的生活已经下降了。据我大哥总结，我家逢单好，逢双不好。就是说，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好，四十年代、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不好。四十年代是蒋家皇朝统治时期，六十年代有两个因素，一是1961年和1962年的饥荒，1963年上半年也轻度饥荒，另一个是我们三弟兄都长大了，消费高了，多少还得交些学费，因此父亲的负担很重。不过这也是笼统的说法。我哥在1967年工作，我弟在1968年工作，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1970年我毕业，父母大大减轻了负担，所以也就好了。1976年房租又降低了。八十年代则是邓贼的复辟，父亲1978年退休后物价已经开始上涨，固定的退休工资眼看一天天地在贬值。所以七十年代的好源于六十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的不好源于七十年代后期的邓贼复辟。对父母来说没有九十年代了，不然的话真不能想象他们的生活将会如何地悲惨。最最不安的是母亲没有收入，如果父亲先她而去她怎么办。她有三个儿子，我第一个靠不住。我自己在九十年代既没有退休也没有下岗，已经到了极度困难的境地，女儿读书得靠兄弟来赞助，学费就是她叔父支付的。我父亲年轻时做梦都不能想象他的儿子会上大学，还是名牌大学，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会供不起女儿上学。女儿读书时期我连续四年过元旦上街，跟拙荆每人一付锅盔夹凉粉。解放前的困苦我没亲身的记忆，有记忆来，以前我最最艰苦的年份是1962年，元旦还吃了肉的。不少老年人收入比我们还低，我实在不能想象他们是怎么过来的，也不能想象下岗工人是怎么过来的。就好象许多人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过来的那样。
　　可是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竟然不知道银行利率上扬是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带来的严重财政危机，不知道必然会引起物价上涨。他们的知识水平确实大大地在我父亲这样一个极普通的工人之下。他们中有一些人后来“富了起来”，大多数则眼巴巴地盯着，本来满以为自己会是先富起来的一个，却至今也没有轮到他们，实际收入反而一样大大下降了。最最可悲的是，不少人至今还没有得到教训，还在为“改革开放”唱颂歌。由于人民群众的存款被股疯和房改掏空了，朱镕基才得以在物价上涨下大胆地降低利率，人民群众又亏了，近两年人民群众的腰包反正已被掏空了，物价又一轮大幅度上涨，利率又升了上去。
　　目前老年人的生活确实象我和我的父亲预言的一样极端苦难了。在七十年代退休老工人的日子最好过，虽然退休后收入要减少，但是他们经过几十年贡献收入比较高，孩子也都自立了，凭退休费足以过得非常宽裕。复辟以前，由于各地大建设急需要人，甚至老工人退休年龄到了，只要还能够做，领导往往会动员他们继续上班，增加30%工资。——不料这在复辟时期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罪状，说“老工人不能够正常退休”。原因正是邓贼复辟造成了严重的就业困难，不能不出个顶替政策，让一大批年富力强的老职工提前离开工作岗位，后来又正是他们说这是什么“封建世袭制”并归罪于文化大革命。由于对孙辈的宠爱，尤其独生子女以来，以致于八十年代祖辈为孙辈花钱成了理所当然，儿女也普遍到父母家吃“民政局”。但是九十年代以来，尤其现在大批的老年人晚景凄凉，受到了老来穷。老年人成了社会公认的“弱势群体”和贫困户，以及为富豪们看不起，用钱斤斤计较的穷鬼。
　　听我大哥说，1992年他遇到 S，那时S 的晚景就已经非常凄凉。原因多方面，归根结底正在于邓贼复辟。S 终身未婚，工资比父亲只低10元。对家庭他可谓做出了终身牺牲，母亲是他赡养的，弟弟也都是他供养大的。邓贼复辟住房实行商品化，也是他出钱买下的。由于他从来对家庭只作贡献，从不计较自己，所以用的是他父亲的名义。由于1978年邓贼搞他的大规划把经济搞糟了，造成了上海严重的房荒。文化大革命开始，上海一直在为国家作贡献，国家财政收入六分之一来自上海。建设的却是全国其他地方，而上海一直没有得到国家拨款建设。这使得七十年代中期上海的住房已经十分紧张，工厂厂房和设备陈旧。本来其他地方的大建设马上要成功了，可以舒一口气了，上海理应得到国家的拨款予以休整，进行住房和企业的更新改造。可邓贼却别出心裁，为了表明只有他才是四个现代化的化身，要搞1978年的大规划。加上他需要“借用力量”蛊惑人心，开了个口，大批到外地的上海人回到了上海，走时一个人，回来就是一窝。更使得上海的房荒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以致于到处为了房子六亲不认甚至闹出人命来。S 就是这样。1992年他经济上还不至于过不去，但他和兄弟、弟媳、侄子住在一起，侄子们要结婚，没有房子，尽管房子是他出钱买的，他们还是想把他赶出去。由于用的是父亲的名义，他有苦也没法说清楚。尽管还是住在一起，但这日子之不好过是人所能够想象的。可是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居然还硬说“文化大革命全国保上海，上海还严重房荒。”所谓“全国保上海”完全是诬蔑和挑拨离间，上海当然需要各地供应农副产品，但上海对各地的贡献和牺牲也是不能忽视的。
　　邓贼上台后的破坏绝不仅仅上海的房荒。农业机械化搞垮后，我们厂里生产不景气，天天搞“文明生产”。所谓“文明生产”就是厂里没有事情做，让大家打扫卫生，然后停产等检查。检查人员来后，戴着白手套往机床上一抹，如果发现有灰尘就说你不文明。我写信并没有想问父亲，没想到父亲来信告诉我上海也是这样，甚至上海闵行在大跃进中建设的一批大厂，如重型机器制造厂（大跃进建设的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所在地）、电机厂、汽轮机厂和锅炉厂（大跃进建设的整套发电设备制造厂）都在“文明生产”。1981年我回家探亲，父亲说：“国家经济肯定发生严重问题了。这种情况1962年就遇到过。”他告诉我们，1962年上海存煤只能用四天，现在只能用二天，怪不得天天“文明生产”。我以为我自己在1979年才遇到，这时才知道父亲早在1962年就已经经历过了。可当我对无所不知的先生们说，国家经济肯定出问题了，他们居然还好像我是存心诬蔑别人，还沉浸在邓贼上台后四个现代化就在眼前的幻梦之中，和我的父亲，一个普通的工人比他们是何等地无知！！！
　　1962年由于刘邓路线破坏，除了农业以外，工业也遇到了巨大困难。大跃进取得了巨大成就，大批的企业建设起来或正在建设。但必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就是说要巩固大跃进的成就，对于大跃进的主攻对象，已经建成的企业要巩固下来，尚未建成的要尽快建成，短线、缺门要填平补齐，生产能力要发挥出来，质量要提高，品种要增加。为了集中精力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压缩某些战线，下马一些企业，尤其要下马刘邓乱上的项目，比如盲目追求利润的企业和重复的企业。这也是为了减少城市吃饭人口，对付农业上的困难。可刘邓却趁机大反“小生产方式”，拿起刀来乱砍乱杀。首当其冲的是地方性中小煤矿被一刀切，煤炭产量大幅度下降。许多应该办下去也可以办下去的企业也被砍了。结果生产更加不协调了，于是又惊慌失措，惊呼大跃进失败了。根据邓贼当局的《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可知1962年煤炭产量从1960年的3.97亿吨猛栽到2.2亿吨，主要就是地方性的中小煤矿被大批摧毁了，办得不够好的下马了，许多已经很成规模办得很好的也几乎全部下马了。许多工厂开不起工，工业也大幅度下降，1962年工业指数275.8，只有1960年535.2的51.5%，和煤炭同比下降。父亲单位不是耗煤大户，也一星期只上四天班。幸亏那时广大工人还有积极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父亲就和工人们一起去煤栈扫过地脚煤。有的工厂还有人冬天跳入苏州河捞以前装卸中落到河里的煤。1981年父亲说：“现在谁还会这么干？”
　　对于文化大革命批判下马风，邓贼辩解说，那是因为要减少城市吃商品粮的人口，谁反对下马风就给谁扣上一顶反对“八字方针”的帽子。——这根本就帮不了他们的忙。城市人口减少后，工厂的劳动力应该更紧张才是，如果为此砍掉工厂那是应该的，即使小煤矿办得不够好的下马也是应该的。可是不但工厂被大批砍掉了，职工也大批闲下来了，这能说是正确的吗？办得不够好的下马了，办得好的也下马了那也是应该的吗？绝对出了偏差。真正反对“八字方针”的正是他们，到他们那里只剩下了“调整”，调整又变成了下马。对于大跃进的大建设如何巩固、如何充实、如何提高却从来没听他们说。
　　由于把工业搞垮了，就天天“文明生产”。我们厂里的工人非常反感，父亲也非常反感。大家说这样怎么实现四个现代化，其中也有我的父亲。现在工人们的预言已经成了现实，邓贼的谎言破产了。还是那句话：工人、贫下中农眼最亮，心最明，香花毒草分得清。总有一天要朝着牛鬼蛇神猛开火，重创万里江山万年红。
　　1962年刘邓把许多不该下马的企业也下马后，造成经济大幅度下降，但他们不但不反省，反而要作进一步伤筋动骨的下马，原子弹也不搞了。这也是1962年右倾的一个方面。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决刹住这个歪风，我国的工业才得到回升，大跃进的建设才得以继续。以后大批企业陆续投产，1964年连原子弹也爆炸了，大跃进终于胜利了。
　　1981年前后正值毛主席建设的特大型、大中型和地方小型工厂一大批一大批地投产，就是依靠毛主席留下的这些底子，才暂时度过了难关。许多工业还是搞垮了。我们厂经过大多数工人的努力，转产汽车用柴油机成功，当然不是邓贼复辟的功劳。按照他们批判“小生产方式”，我们厂原本是要彻底摧毁的。由于缺煤，1983年邓贼不得不让大量的汽车去山西拉煤，我们厂也发起了热疯病。后来又冷了下来。就这样冷冷热热。现在大多数人下了岗。但经过广大职工长达三十年的努力，厂的规模仍然很不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T—34坦克年产量达到一万五千辆，所需的柴油机如果让我们厂开足马力生产，半年就可以生产出来。如果进入战时经济，让我们厂来生产坦克，一年生产出当时全苏联两倍的T—34不是不可思议的，但我们是五小工业。可笑的是自命不凡、无所不知的先生们居然至今还在大反“小生产方式”。
　　邓贼复辟后，柯老被他们内部否定，我在四川就知道了。我早就明白，柯老的一生得罪过许多大官，现在这个时候哪么可能不被否定？四川人不了解柯老，也没听说什么议论。但1981年我回上海，就发现上海人民对柯老非常尊敬和怀念。我在四川说过的话许多上海人在说，对比历届上海市领导，尤其邓贼复辟以后，公认柯老在上海人民的心目中最高。更有人明确说：柯老的一生，得罪过许多大官，但从来没有得罪过老百姓，当官的要否定那是他们的事，与我们老百姓无关，上海人民永远怀念柯老。早在文革前大家就知道他生活简朴，平易近人，体念百姓。1965年柯老突然去世，许多人为之流泪。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就开始把柯老和陈丕显、曹荻秋做过对比。大家说，陈丕显、曹荻秋过的完全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柯老从不追求个人享乐。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柯老不吃肉，光吃些蔬菜。而陈丕显、曹荻秋却几乎天天变着花样大吃大喝。那年冬天，不知怎么他们居然想到了吃甲鱼。冬天甲鱼要冬眠，可他们一定要吃。于是作为“政治任务”布置给某公社。那时候，人民群众只要听到这是党的政治任务都非常积极，不管多么艰难困苦，不怕个人牺牲也要坚决完成。于是农民们把一条河的两头堵起来，把中间的水车干，那时还是用的人力水车，然后跳入冰冷的水中去捕捉甲鱼。农民们那里知道，他们的自我牺牲不过是为了陈丕显、曹荻秋这些官僚资产阶级一饱口福，一片爱国爱党之心完全被强奸了。还有一次曹荻秋突然想到了吃河豚鱼，河豚鱼有剧毒，谁敢做了给首长吃。后来一个小干部来做，做好后先自己尝，过一段时间后，没有发生毒性反应，才进献给他吃。对于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大吃大喝，柯老知道了就毫不留情地批评。甚至明确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弄得他们很头痛。有一次柯老生病，他们不怀好意地派人给柯老送了一只鸡去，柯老当着来人把他们臭骂了一顿，当场把鸡从窗子里扔了出去。我到上海发现这些故事又一次地被上海人民传颂着，我父亲也在内。除此以外，我还好几次听到了一个新故事，第一次就是父亲告诉我的。那是从修窗子的工人那儿传出来的。有一次他们奉命到陈丕显家里去修窗子。刚进门就被他的老婆训斥了一顿，说他们鞋子脏，怎么能够踏进贵族家里来。他们只好把鞋子脱了穿着袜子走进去。刚开始修理，一敲窗子，陈丕显的老婆就又出来训斥，说首长正在睡觉，你们怎么能够打扰他休息呢？没办法，他们只好等待。一直等到下午五点，陈丕显才出来。他们看到他醒了，就重新开始修理。不料陈丕显也把他们训斥了一顿，说：“你们怎么搞的？一扇窗子修到现在还没有修好。”面对着大官，小百姓也没有办法。后来他们又得到通知，柯老家的窗子也坏了，请他们去修理。鉴于上次的教训，他们一到柯老家门口立即脱掉鞋子，穿着袜子进去，柯老正好出来迎接他们，看到后立即说这怎么行？赶快把鞋子穿上。他们进了门，柯老请他们先坐下来休息一会，亲自倒开水给他们喝。柯老家显然比陈丕显家简朴。后来他们修窗子时，柯老叫他们小心，甚至亲自给他们递东西，给他们做下手。他们修完后，柯老又亲自送出门，并对他们道谢。在工人们的心中，冷暖寒暑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父亲在对我说了这个故事后再一次地说：“一个人，只要为大多数人，再不好也是好。为自己或少数人再好也不好。”这是一个普通工人的评介。
　　1986年父亲得了呕吐的病，经检查是胃癌。可惜我已经不能回家去看他了。经过开刀，胃切除了大半。1987年我接到电报，先是父亲病危，紧接着是母亲病危，两张电报相隔不过一天。我们急急忙忙安顿好正在上学的女儿，在现在孩子上学课一天也不能拉下。接着我们经过一整天的长途汽车和几十小时的火车急忙赶到上海。一下火车就直去医院，母亲已经昏迷不醒地躺在上海的华山医院里了，再也没有清醒过来说过一个字。父亲神志倒是始终清醒的，但也已经癌症缠身了。各医院推来推去不肯收留，我们设法把他送进中山医院。但现在的医院既不为农村服务，也不为城市工人服务，只为人民币、大款和老爷们服务。医院都涨满了，母亲在华山医院的观察室里没有病床，父亲也在中山医院的走廊里没有病床。我们守在旁边，一方面伺机能不能进入正式的病房，另一方面又提心吊胆地怕随时被医院赶出来。父亲刚开始躺在过道的地上任凭风吹，大伯父来看他时他还在地上，我找到了一辆运病人的车子，就躺在车子上，车子医院随时要用。第二天我们买了一张铁床，让父亲在过道上躺在上面。
　　第二天拙荆和我在中山医院值班，父亲还躺在车子上。这时走过来一个老人，身体非常衰歇。拄着一根拐杖，走一步要喘好一阵气。拙荆看到了准备去扶他，马上被我按住了。我对她说：“这个好人做不得。我们父母两个一个在华山医院，一个在中山医院，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如果不出问题或者不是不讲道理的还好，万一老人倒了，他的儿女又蛮不讲理，硬说我们弄倒的，在现在这搞得清吗？即使最终能够搞清，我们又哪儿来的时间精力可以经得起这种纠缠。”——说实话，毛泽东时代我哪至于如此？如果说那时候我们自认为必须好好学雷锋，那么现在我可以毫无羞愧地说，在那个时代我们就是雷锋。否则那么谈得到“千万个雷锋在成长”？但在现在这个疯狂的复辟时期，我们连这样一些好人好事也做不得了。唯一可以做的是鸵鸟，只有背过身去，自欺欺人，眼不见为净。——这个混账世道！！！
　　好容易总算给母亲抢到了一个病床，父亲在走廊这一躺就是好多天，仍得担心随时被医院赶出来。我们三弟兄加上三个媳妇轮流值班，一头中山医院，一头华山医院，一个个精疲力竭。5月21日晚上我妻子值班时，母亲咽下了最后的一口气。以后就一方面守护父亲，一方面给母亲办丧事，仍然十分忙碌。
　　这时中山医院里一位姓张的实习医生为我父亲弄到了一张观察室的病床，我们总算把父亲送到了病床上。后来某个医生知道了，把张医生说了一通，说他滥做好人，给他们带来难堪。不能说医院没有困难，但我们听了心中总不会高兴的。就这样上了病床还是天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最最奇怪的是某些医生了，不知怎么，对病人和家属稍不顺心都要把文化大革命大骂一通，好像所有的病人和家属都开过他的批斗会那样。而且一方面大肆宣扬自己连外国留学也学出来了，另一方面又说知识分子早就做得怨死了，不想做了。有个医生骂了几句已经走了，不知怎么想不过味，又回来推开门再骂几句，然后狠命地关上门走了。幸好我们还没有被直接骂过。
　　总算还好，那是1987年。尽管大多数工人已经感到毛主席的劳保和公费医疗制度快保不住了，像我在四川几年前厂里医疗已经开始“改革”了，但上海还未大动。所以尽管在医院里始终提心吊胆的，医疗费倒还不是个问题。在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多少人看不起病，只好自己买点药吃吃，我家就是这样，多少工人得了本不致死的疾病直至倾家荡产终因财力枯竭而命丧黄泉，多少农民病危的时候进不了医院，甚至人抬到医院后不能不抬回去。可电视里还在数落人们有病不找医生，自己买药吃。每听到这种说法，我总觉得又一次看到医店的广告了。
　　有一天医生来，经过诊断，宣布父亲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最多不超过一个月。由于一直在输液，从当时气色看似乎还好，我们几乎不能相信父亲已是生命不能维持一个月的人。但医生告诉我们，癌已经转移，经手摸腹部里全是瘤子。医生还有这样一个意思，既然已是早晚的事，你们就可以出院了，把病床让给别人吧。经过我们讨论还是在医院能够赖就赖一天。对父亲暂时保密。
　　下面是《父母病期日记》里的部分摘录，大家可以看到当时我们的处境和心情：

　　5月3日父中山医院急诊（未住进）
　　5月4日父中山医院门诊（未住进）
　　5月7日群力中草药店……同意下周出诊
　　5月9日父去大华医院输药（电报通知我父病危）
　　5月10日母第四次中风（实际昨天已中风，把昏迷当作睡着），救护车去华山医院，……母夜卧急诊室躺椅。（没有病床，电报通知我母病危）
　　5月11日母转急诊室一张台子上。（仍没有病床）
　　5月12日群力中草药店来（给父亲）诊病
　　5月13日今转观察室9号床（母亲终于有了病床）
　　5月14日午平、慧（指我与我妻）到，直达华山医院……
　　5月15日今日出险情
　　5月16日上午与四姨父一起陪父去八五医院就诊，不同意输液（更不能住进）
　　5月17日下午及晚上联系宛平医院……医生再次通知（母亲）病危
　　5月18日上午陪父去宛平医院求诊，不同意留院。后去大华医院输液
　　5月19日……决定父明送龙华医院，……（某亲家）介绍淮海医院（均未成）
　　5月20日晨悉医示，母最近今上午……（由于父亲始终未能住进医院，打电话请中山医院救护车，谎称父亲听说母亲将终，昏过去了）晨父由救护车送中山医院急诊室输液，……床位无着落，下午五点，拖来一车子睡。管理人员来赶，后同意睡一夜。
　　5月21日父床位仍无着落（开始睡自己的铁床），……夏令时22：41母辞世
　　5月23日医生除张以外态度开始冷谈，要父离院，无治疗方案。
　　5月24日（父亲，下同）内科拒绝开方，外科门诊一定要出院证，约第二天。急诊表示要父离院。
　　5月25日张医生仍然热心，建议作B超，愿协助解决，找陈医生表示B超无问题即可进观察室，后张医生掌权，安排入观察室二床……下午（父亲厂）工会×、×来探，要求（母亲）追悼会派人照顾父亲。（仅仅几小时，开始父厂里不同意，我们只好请三姨夫陪父亲）
　　5月27日（后来厂里同意了）9时G师傅来守父亲，中午三姨夫去守父。开追悼会。（三姨夫因此没参加母亲追悼会）……下午三时回到中山医院。三姨夫、G师傅去。
　　6月5日X（某医生）摸出“腹中一串串肿瘤，亦无法可医，不能手术，至多可维持一月”，并有催促出院之意。
　　6月7日三弟兄在医院聚会，与X医生谈话，互相要求对方帮忙，估计还可以在医院住下去
　　6月11日X明确要求近二、三天内出院，并与5病床吵架，被赶出，暗示不走将同样对待。
　　6月12日厂工会×、×来，与X会谈，X同意再住三、四天
　　6月15日X提出最多住至本周，暗示近两日如人多早赶走了

　　在6月15日—6月25日因医院病人少，父亲在医院“赖”到去世。十天里，每看到一个病床空出，我们心就宽一分，住进一个心就紧一分。——唉！在大跃进时书记带着医生到车间来捉拿病号，病人能赖就赖，赖不住的被递解出境，29年后危重病人住院能赖就赖，赖不住的被赶出。
　　这近两个月里，我们就是如此天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不是医院不收，就是怕被医院赶出来。甚至为了父亲能够进医院，不得不用母亲即将去世来编个谎言，骗来救护车。我们可以体谅医院也有困难，对医生也不抱成见。但十几年前父母病重，虽然那时大批医生到农村去了，为什么医院可以主动替父亲作全身检查，留父亲在医院手术和医疗？母亲中风，在医院也没有看到一例赶病人的事，而是认真医治。改革开放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再说一个插曲。1972年母亲中风后，有人介绍个针灸水平很高的私人医生，我们请他来给母亲扎针，医疗费每次一元，经常来，治疗很耐心也很周到，态度很好。可是1983年母亲中风后，父亲一次给了他六十多元，不料他来了两次就不想来了。难道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须给他们加点压力，才能够为人民服务？
　　可是父亲的身体一天天地在转坏，首先根本吃不得多少东西，吃了就要吐。后来有一天他跟我说：“我也明白了，我这病已经不会久了，至少不能吃东西就维持不了好久。”我觉得这事已经不能再保密了，就说：“爹爹，你确实不能很久了。”接着就把医生的结论告诉了他。
　　父亲听到后非常冷静，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相反倒安慰在旁边哭泣的拙荆。说：“人总有一死，不要难过。”后来三弟兄一起在场时他没有别的嘱咐，就是丧事要从简。
　　父母亲去世后我做了个总结说：“天下最好当的就是危重病医生了，经过这一个多月我也学会了。先输液，后输氧，打强心针，人工呼吸，心外按摩，最后发死亡证明书。”
　　对于父亲掩护过地下党，复辟以前我从来就不关心，也从不准备大肆宣扬的。我父亲也确实没有什么值得宣扬的，他不过是一个受到过共产党影响的、亲近共产党的普通群众。解放前就是有着千千万万的群众，亲眼看到共产党真心实意地为人民为国家奋斗牺牲，就亲近共产党，甘冒风险掩护共产党，我父亲不过是千千万万里的一个，本来确实没有什么值得宣扬的。父亲从来就不说，复辟以前我也从来没有说过，甚至从来没有关心过。不是别的，正是现在这个复辟时期，才使得我不能不宣扬我父亲的事迹。我本以为父亲去世以后，大哥多次见过叔父，还曾经到过宁波，叔父也曾经跟他谈到曹家一些事，以为他什么都知道，不料他知道的也很有限。
　　自从邓小平复辟以后，许多事情都颠倒了。解放以前的国民党反动派包括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的人都享受了老革命离休干部的待遇，他们病危大概不至于像父亲那样必须提心吊胆随时可能被医院赶出来。另有不少官吏不但解放前从来没有为共产党做过事，解放后也不是真心为共产党做事，却可以小病大养，无病也养，占着高级医院的病床，各种待遇优厚。而许多工人、农民，包括对共产党打天下多少出过一些力、担过一些风险的人，却地位和待遇低下，这确实使得人们不能不愤恨。
　　1987年父亲去世前夕我第一次明确地把自己的愤恨和不平发泄了出来。
　　在父亲去世前夕，我觉得有必要打听他在解放前的一些事。可是我知道父亲历来不喜欢说，就设法引他开口，希望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实际得到的是那么少。他连读小学时受到地下党教育的情况也根本没跟我说。因为我知道他读过《西行漫记》，就想从这儿开始引出他的话。就问父亲：“那时你看的《西行漫记》后来如何了？”父亲回答道：“烧脱了，地下党讲的。”就到此为止了，时间地点也没有。我还以为当时就烧掉的，又以为是给他看的地下党说的，近些年来我才知道原来不是。那是在印证了大哥的说法后才考证出来的。大哥也只知道地下党是父亲的老师后来饿死了，东西是抗战胜利后送进了淬火间。我早就听说了叔父到上海祥丰的情况，我也想从此打听出一些情况来。就问父亲见到叔父后的情况，父亲只说：“衣裳嘸做勒。全是虱子，淬火间烧脱勒”又没有下文了。就这样我基本上没打听出什么来。而且父亲还明确地表示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算了。”就这样我几乎不能开口了。
　　当我得知父亲有一张高等技术学校的文凭时又一次愤愤然了。因为父亲去世前夕，虽然上海的劳保还没有取消，但对工人的那副脸已经和毛泽东时代大不一样了。我说，现在许多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水平，有的连小学水平都没有，不知到哪儿“进修”一两个星期，出来就是什么“助理工程师”接下来就是“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还有的人连“进修”也没有，也成了什么“师”。样样待遇都要比别人特殊，而我的父亲有这样的水平却得到冷眼相看。我父亲也对我说：“算了”。
　　至于父亲在单位里的工作表现和党给他的荣誉，我就更不好提了。在他面前，我只是对于现在社会的不公发过一些牢骚而已。尤其当我们担心父亲在医院里被赶出来时更是感到和1963年组织上主动地请他去杭州休养简直是两重天，和1971年生病医生主动对他作了全身大检查也是两重天。现在的医院都为官老爷和豪富们服务了。
　　我曾经听到父亲悄悄地对医生说，人总要死的，我不怕死，但是我怕痛，既然不能好了，能不能早一点结束了。医生当然不会答应。令我们吃惊的是从来就没有听到他在我们面前呻呤过一声。后来医生给父亲打“强痛定”和“杜冷丁”维持。我在想，如果父亲真的被医院赶出来后，遇到痛得打滚怎么办？难道真的只有人为解脱吗？
　　父亲垂死时，叔叔到上海来看他，我对叔父还不认得。解放前叔父结婚我去过宁波，那时我极小一点印象也没有。解放后叔父来过上海几次，一般不住我家，我也没有见到。我上大学后以及毕业后倒来过，我又正好不在。所以可以说我几乎从来没见过叔父。仅仅和叔父短暂的接触就知道他还是一个忠诚的布尔什维克。现在这个在位的谋取权力，离退的发挥余热（余权）的时代，他不仅没有为自己谋取任何个人利益，甚至还说这样的话，去世后要求将遗体供医生解剖，然后火化了把骨灰倒入江河。叔父来了就免不得谈起他地下党的事情——到这个时候他的党籍还是没有解决。当然这不是主题也不是专门议题，我和叔父几次在一起总共不过几个小时，而且不是我和他个别交谈，许多人在场，大家谈的主题还是父亲的病情和后来举行丧事等。
　　结合我以前和以后听到的，事情大致这样：自从叔父脱党以后，就一直没和党接上关系，有些地下党员他还是见过的，也曾继续为党做过事。宁波解放他就参加了土改，很快成了土改工作队的大队长。这跟他对党熟悉自然也有关。党组织准备吸收他入党，一切都稳妥了，但他向组织如实报告自己三十年代入过党，并且脱党的原委后，这件事就暂时搁下了。组织上要审查脱党后的表现。这本来也是正常的。可惜这一拖就是几十年。开始组织上经过调查，没有发现有什么对不起党的事，也没有发现他向党报告的脱党原因有什么虚假。虽然让他担任干部工作，仍然没有恢复他的党籍，需要接受组织考验，这是必要的，叔父也是经得起组织考验的。而且不管什么运动，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内，没有任何人跟叔父过不去，没有任何人说他有任何变节叛党的事。叔父也从来没有受过整，可见得所谓文化大革命和历次运动乱打乱整人是多么地荒谬。照理既然组织上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而且已经肯定叔父甚至从来没有被捕过，经过考验就应该恢复叔父的党籍了，但仍一直没有恢复。理由很简单，经手这事的人轮番地变换着，后来者都不是解放前出生入死一起革命过来的战友，而是看到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后进来的新官僚。他们什么事情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掉一片树叶下来也怕打破了头，唯恐牵涉到自己，对于叔父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命运自然不会真正关心。邓贼复辟，到处为牛鬼蛇神、叛徒、内奸、特务、汉奸、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平反，“落实政策”。蒋匪残余、汉奸恶霸也都成了离休干部，升官加爵。叔父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却始终没有恢复党籍。对于他的历史他们不是不知道。八十年代初浙江修党史时他们要靠叔父写地下党和新四军的历史。叔父写出了大量的材料。可是一个红军时代的地下党员，却仍然在党外。当地地委一级的领导中没有一个人资格有他那么老，胡锦涛年龄和我差不多还没有生，江泽民更是算了。有的人写了一些党史得了大量稿费，几千元甚至上万元——要知道这是八十年代初期的人民币为数不菲。可叔父从来没有要过一分钱。他的儿子，我们的堂弟都很不满意地说：“他们既然到现在还不相信你，你给他们写什么？”自然叔父的回忆录、党史资料都应该写的。但难道应该有这种事？党的历史要靠革命时期出生入死，吃尽苦头，打过恶仗，为了与地下党接头，讨饭回到上海，瘦得皮包骨头，浑身上下是病，奄奄一息的地下党员来写，组织关系却迟迟不予解决。邓贼不是最最会平反冤假错案的吗？什么样的乌龟王八都平反了，写《反共宣言》的平反了，出卖同志的平反了，抓叛徒都成了政治迫害和“四人帮”的阴谋了，可对于一个明明知道没什么问题，确有缘故脱离党组织的忠诚党员还是这样不依不饶。
　　直到父亲过世后，叔父还是没有恢复党籍，但他仍然是个正派的布尔什维克。他不会指天发誓写《永不翻案》。到了1992年已经再明白也没有了，说要给他恢复党籍了，竟然还要他“履行一个手续”。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手续，但可以肯定，换了刘少奇、薄一波和安子文，即使《反共宣言》也早就签字画押了。可叔父却明确地说：“这样的手续我是不履行的。”——我大哥正好去余姚看望他，目睹了整个过程，甚至劝他也不听。就这样，他至死都未能恢复党籍，但他仍然是一个够格的布尔什维克。他有气节，现在有职有权的人是不懂气节的。就凭他这一句话就可以说明，解放前他绝对不可能变节，绝对不可能叛党，原因正是他有气节。可有气节的关在党门外，没气节的霸占了党的大权，一个党到了这样的地步，依我看党籍不恢复也罢。不久以后，1993年叔父去世，堂弟们没有按照他说的去做，他的后事和别人一样地正常处理。叔父一生的座右铭就是：“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始终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说到做到，坚持了终生。而现在许多人顶着共产党员的招牌，谁反对自己就是反对共产党，却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
　　如果说父亲去世前夕说了些什么，那么就是1965年刘邓桃园经验搞的“大四清”了。八十年代我回上海四次，1981年、1983年、1985年和他去世的1987年，每次都听到他对此愤愤不平。1985年他血尿，认为自己不会很长久了，就对自己一生作了回忆和总结，没有一个字说自己掩护地下党，没有说工作如何负责，没有说做了什么贡献，得到了多少荣誉等等。就剩下这个“大四清”使他愤愤难平。他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很显然，他认为自己以前对于“大四清”工作队太善良了。也许他在后悔，为什么在他们面前还要“严格要求”自己？为什么对他们要一次次地做自我检讨？为什么不和另一个工人那样跟他们拍桌子打板凳？后悔自己为什么会被屈打成招。就是1953年那块钢也没有必要如实照说，如果“大四清”工作队问起存款来历，他只须说早在社会主义改造前就存下了，某年从某某银行转过来的不就可以了。总之在他们面前为什么要这样老实？可这哪儿怪得了他呢？他把“大四清”工作队当作党来尊敬，那里知道存在着窃据党的名义的大党阀呢？他根本不知道会有刘邓路线，自己遇到不公正待遇也总是从好的方面去为党着想，所以一旦知道事情真相后，就觉得对党的一片赤胆忠心被人强奸了，就不能怪他对刘邓不恭敬了。他的一生白璧无瑕，可就是刘邓强行给他涂上了一片污黑，甚至还写进我的档案。自古以来越是纯洁越容不得别人污蔑，他怎么能够忍受呢？1987年6月24日，父亲最后的24小时内，他神志尚清醒时，还最后一次提到了“大四清”，并且连声恨刘邓。但父亲从来没有抱怨过1963年四清，对毛主席始终十分尊敬。就是那最后一次，他还说毛主席搞四清，他们为了包庇贪官污吏把我们拿出来打，并最后的一次说：“一个人，只要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再不好也是好，为了自己或少数人的利益，说得再好也不好。”
　　我是怎么知道父亲有一抽屉奖状的？那是哥告诉我的。父亲去世前夕对着父亲我哥说起过，父亲并没有否定，对厂里工会也提到，他们也没有否定。我哥又是怎么知道的？以前我也不明白，近来才知道。原来1965年“大四清”时父亲烧掉了很多东西，其中就有1940年祖父病危时，以祖母名义叫儿子都不要回来送终的信。那是一天早上，父亲烧信时让哥看了这封信，所以他知道内容，也知道了父亲到上海是为了躲避抓壮丁。另外他也因此知道父亲在厂里有一抽屉的奖状，已经全部烧掉了。——啊！罪恶的桃园经验！罪恶的刘邓！伤了多少好人的心！！！对父亲，这一定是一个最最晦暗的日子，父亲肯定万念俱灰愤而烧掉的。——以前是不想张扬，现在既然背上了一个贪污分子的罪名，面临着的很可能是戴帽子、管制、被捕、劳教、劳改，那么，如此之多的奖状还保留它们干什么呢？可以肯定如果《西行漫记》和其它地下党的材料不是在1945年送进了淬火间，那么这个时候也一定会烧掉的。值得庆幸的是他杭州休养的照片没有被烧掉，奖章也保留着，也许是没有想起而幸存下来的。他去世后被我带到了四川，并在今天公之于众。
　　1987年 6月25日上午11:46父亲停止了呼吸，与母亲只相差35天。母亲享年61岁多，父亲68岁，两人平均大概65岁，比七十年代我国人民的平均寿命低了四岁，比上海人的平均寿命还要低得多。
　　我们亲眼看着他被送进了冷藏库，又亲眼看到他运到火葬场，在殡仪馆里开了追悼会后车子拉了进去，最后到我们手里的是一盒骨灰。他一生的经历和事业，他知道的一切都消失了。我们再也不能从他那儿打听到关于他的人和事了。
　　据我知道，一般人去世三年档案就被烧了，也就是说国家就把他（她）忘了。我父亲是千千万万普通工农中的最普通的一个，不能要求国家把每一个人都老是记着。但历史又不能不是大多数劳动者创造的，他们的名字早晚要消失，他们一生中的事业、贡献是不会被抹杀的，那已经融入了历史直至永远。我父亲就是这样。
　　父亲去世后，我们办完丧事，父亲单位的领导问我们还有什么要求。我们提出了四清问题，说至今我的档案里还压着，说我父亲贪污一千多元，希望能够改正。但是单位领导的询问原本就是应付的，对这一棘手的问题更是支支吾吾应付了事。终于除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路线公开否定了桃园经验，造反派给父亲平反以外，父亲的问题仍然挂着。邓贼复辟，什么样的牛鬼蛇神都平反了，就是父亲那样完全受冤屈的老工人无端挨整不在其列，四清中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的不正是他们吗？邓贼复辟原本就是为了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他们就是冤案的制造者，那会真心地为无辜者申冤。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人民群众的解放只有靠人民群众自己。邓贼当局是决不会感兴趣的，除非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这又得靠造反群众来平反了，这样的冤案除了造反派还有谁会平反。从组织上看，许多四清中受“桃园经验”冤屈的大多没有完全彻底平反，桃园大队在文化大革命中平反现在不是又打下去了？关景东等人不是又爬上来了？还让他歪曲事实大谈桃园的“四清”，为什么不让吴臣来说？另外1958年初的“劳教风”邓贼明确否定了没有？七十年代初大批被打下去的群众，不但不平反，不少人还进一步受到了打击。但是不管如何，我们相信历史已经作出了不少公正的结论，今后还会进一步作出最公正的结论来。一手遮天是从来不能得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