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棣：北京一一六中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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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一六中往事

徐小棣

　　１９６６年６月，我小学未毕业即逢文革大乱，考试入学一夜之间被废除，课堂也彻底关闭了。失学一年多以后，在１９６７年末才有了“就近入学”规定，我进入了北京一一六中。

　　一一六中地处崇文区一条叫远望街的小巷，是个仅有初中的学校。校园里只有一座三层的U字型楼兀立，半包围着个小操场。别扭的是楼里不设厕所，每去厕所都得下楼穿过操场，厕所和教师食堂在操场北边的小平房里。我在校期间，许多教室的窗户残破，校园中也没有一花一草的绿化，但我又有了课桌，又听到了上下课铃声，心情是振奋的。

　　我入校不久，“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来临。校园里出现了一支由男女教师组成的劳改队。那些教师个个灰头土脸地在全校接受批斗。还有一个专职看押他们“保卫排”，由高我们一年级的男学生组成。教学班当时也称为“排”，排也开批斗会，算作一种课程。有安排时，教室门一开，保卫排的学生就喝斥被斗者进教室，命令他们在讲台上一字排开。一般一次批六、七个人，到了下次，再换另外的一批。教室里批斗教师不摆“喷气式”姿势，只让他们低头。在这样的课堂上，发言者起立，疾言厉色地读批判稿，其他人都端坐在课桌前严肃地听，从没出现过“课堂纪律”问题。被斗的教师们低着头，整堂课一动不动地肃立。快下课时，全体总要呼几个口号，打倒谁谁谁，捍卫谁谁谁云云。

　　我们是新生，根本不认识被批斗的教师，他们有何“反动”言行全是靠校方传达。十五岁时，我在分不清被斗者谁是谁的情况下就能用从报纸上趸来的词藻做义愤填膺的发言。现在每每回想都觉得自己曾是那样一个小姑娘可笑、可憎，也很可怜。

　　我当上了学生干部。一一六中的教师会议吸收极少数量的学生干部参加，居然有我。跻身成人会议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是可怕的，会议冗长，气氛沉闷，但当时我不觉得厌倦，还往往沾沾自喜。多次参加教师会议的经历使我记住了许多事情。

　　语文教师王金声，头发斑白，戴副金边眼镜，瘦弱而儒雅。他的“罪行”是针对流行的“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之说质疑。他说：“最”在修辞中已经表示了最高程度，为什么还要说“最最”，甚至复加到“最最最最”？这是语病，说“最最最最”不就像是结巴了吗？于是就批判他攻击革命小将对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进而挖他的“历史”，找他的“阶级根源”。

　　盛重光老师已过中年，身材比别的挨斗者都高大。据说他妹妹名叫盛重明。他因名字而获罪。一个重光一个重明，到底要重见什么光明？难道“新中国”是黑暗的？于是翻出了他家族的历史，批判他仇视社会主义。

　　体育老师范继田二十四岁。他告诉别人，柬埔寨驻华使馆的围墙是大波浪形线条，凭自己的跳跃能力，加点助跑从波浪的低点跃入使馆没什么问题。这话成了他叛国的证据。记得我向妈妈讲学校的批斗会，她很注意范继田这个名字，问是哪三个字，多大年龄以及脸型。听完我的描述，妈妈断定曾经教过他。原来，范老师小时候是寄宿制学校北京小学的学生，官员子弟，“革干”出身。虽然如此，私下的几句围墙之议还是定为了“叛国”。

　　一一六中是穷街小巷中的平民中学，却风光地上过一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７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红卫兵节目”播送了一一六中把学校搬到农村去办的消息。我兴高采烈地告诉别人：我们学校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啦（“中央”读重音）！

　　一一六中农村办学的领导机构是北京青年印刷厂工人组成的工宣队和学校革委会。记得当时有两位女教师受到工宣队表扬。一位是我的班主任陆锡元老师，她新婚三天即“毫无怨言”离别丈夫下乡；另一位是我的语文老师姜醒露，她产后五十六天即“毫无怨言”放下乳儿下乡。参考这两位老师的结婚日期和生育日期，推定出一一六中下乡办学日期就会是准确的。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编者按中有毛泽东亲笔加的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话被称为“七二一指示”。我想，肯定是强调“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强调学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催生了一一六中的农村办学。

　　搬一座中学下乡去办，听起来宏大而复杂，其实这举措是突发奇想，没有进行多少筹备，动员得也很简单。在我记忆中，下乡的指令突如其来，全校师生“打起背包就出发”（歌词）了。１９６８年１１月，九个教学班师生进驻了大兴县南各庄公社的南各庄、东宋各庄、西宋各庄、朱家务等各个生产队（自然村），学校就算＂搬＂到了农村。

　　“办学”只不过是住在农民家，设立食堂吃大锅饭，偶尔在农舍里听一次讲解毛泽东诗词当作语文课，偶尔在场院里听一次讲解粮食囤体积计算当作数学课，除此之外，绝大部分的生活就是农业劳动、政治学习以及开会，包括参加生产队的批斗会，和农民一起批斗当地的“地富反坏分子”。

　　我所在的排四十多名师生住进了东宋各庄的八九户农家。我和班主任陆锡元老师以及两位同学，住的是先进农民夫妇“一对儿红”家。

　　“一对儿红”是队里授予的荣誉称号。在我的记忆中，这对夫妇上工、下工，频繁开会，生活得匆匆忙忙，关系很和睦。“红”在哪呢？只有一个画面至今依旧清晰：炕上摆着小炕桌，桌上摆着简朴的饭菜，夫妇俩脱鞋上炕，并排站好，两颗头几乎碰到顶棚。手中都握《毛主席语录》，默契地对着糊满墙壁的领袖像挥动，先呼喊三个祝毛泽东“万寿无疆”，再呼喊三个祝林彪“永远健康”，然后放声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那首歌，拍节拖拖沓沓，末句“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唱完，无言地坐下，拿起筷子端起碗吃饭。

　　学校劳改队关押的教师们分给了九个教学班，也都被带到了南各庄各村。我班分到了两位女教师，一位叫余天灵，五十多岁，一位叫袁慧茹，四十多岁。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她们当年的罪名了。她们分别和我的几个女同学一起住在两户农民家。

　　同学们都是崇文区的平民子弟，没有多少造反气息，但也都直呼劳改队随班教师的名字而不称她们为老师。农村办学追求“田头”形式，随班教师的批斗会有时就在田野里开。从住所喊出她们，由一两人带着走到地里站好，我们懒散地席地而坐，读千篇一律的批判稿。声音在田野里飞散，拢不起来，云朵、飞鸟也干扰注意力，田头批斗会松松垮垮。在与劳改教师的共同生活中，斗争意识也在飞散，不知不觉，恭顺的袁慧茹老师又被我们加上“老师”称呼了。

　　袁老师身姿挺秀，面容和善，总是不声不响。我得知她有四个孩子，最小的在上幼儿园，丈夫是军队里的干部。下乡时仓促，她连褥子都没来得及拿，严冬里只好睡光板炕席。睡在她旁边的冯俊容同学发现了，就把自己的褥子横起来铺，让给了她一半。不过同情需要压抑，很是隐秘。

　　铺半条褥子睡凉炕、体力劳动加挨斗，袁老师终于病倒了，发着高烧，满嘴燎泡，安静地躺着。我去南各庄开会时，她叫住我，托我买张邮票寄一封信，信没有封口就连同一毛钱交给了我。

　　走在去南各庄的路上，我很想看看她写了什么，不过我知道偷看别人的信不道德，所以走出很远都没有看。可是到底有一股抵制不了的好奇，快到南各庄时我还是把信取出来看了。

　　信是写给她丈夫的，没有几行字。问了问孩子们的情况，便说：“我一切都好。革命师生对我很好，请放心吧。”她一句私密的话都没有写，也未提正在发高烧的事。记得这使我意外，继而一阵难受。许多年以后回忆此事，我才清醒地认识了我和袁老师各自的身份，痛苦地想象出了她眼中的我。她绝无可能信任我，一位在押教师交给学生干部代邮的信件，怎么可能写得真实呢？但她没有想错，因为我果然拆看了她的私信。

　　余天灵老师有几分苍老，嗓音尖细，湖北口音。她不像袁老师那么顺从，下乡不久她就在集会、出工时经常告病。她向工宣队刘师傅请假时，总是陪着笑说：“刘师傅，我腰疼，疼得都撑不起来了。”

　　＂我说的是真的啊，我疼得都撑不起来了。”对着铁板一样的严肃面孔，甚至听着喝斥，她也还是陪着笑反复说“撑不起来”。结果，对她也没什么办法。她的批斗会只好挤在农民的屋子里开。我们炕下炕上找地方坐下，念批判稿给炕上“撑不起来”靠墙坐着的余老师听。她安祥地半闭着眼睛，表情意味深长。余天灵老师能看透我们这些“革命小将”，敢于消极怠工，尽量避免劳役对身体的伤害。

　　在离东宋各庄约一公里的西宋各庄，一一六中还开办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毛泽东的这段话可在１９６８年２月５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社论《华北山河一片红》中查到。设在西宋各庄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当时的一个实例。根据２００６年我对当年学习班负责人王玉璋老师的采访，学习班里最早的学员是东城区公安分局在磁器口抓获的一批聚众斗殴的青少年，其中有不少一一六中的学生。一位周姓警官出面与一一六中校方协商，将他们押送到了西宋各庄，创立了这个学习班。周警官有时来检查督导，校方则派教师许宽、王玉璋负责日常管理，还指派一名保卫排的学生担任了学习班班长。学习班关押的青少年有崇文区的，也有宣武区的，人数最多时近百，最少时也在五十人上下。

　　当年，我们私下称这个学习班为“帮教班”，但没有人关心它的内情。许多年以后里面的实情才传出来。那里强迫劳动，剥夺人身自由，告密、私刑、唆使群殴“自我教育”，实际上是一座青少年劳改营。

　　我永远自责的是，我的一位同学仅仅因为与许宽老师发生了争执，竟也被关进了这个学习班。我目击了做决定的过程，但缄口不言，没有提出异议。

　　那一天班主任正召集我和两个学生干部议事，许宽老师走过来说，“星期天不能进校，×××还非要进来拿纸，说要画毛主席像。这小子和我吵，太狂。让他收拾收拾，明天去西宋各庄帮教班报到！”由于顶撞老师，一个同学就这么进了帮教班，关押了三个多月，那时他十五岁。他家里没有人来学校讲理，也没有人敢去西宋各庄找他。他的“出身不好”。

　　以学习的名义行专政之实，是那个时代的一大发明。它有效地规避了法律、法规，赋予了以组织名义对个体进行专政的权力。中华大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曾横扫过“小流氓”，甚至连不是小流氓的青少年也糊里糊涂地被扫了一把。我还目睹了另一个无辜青年被关进了西宋各庄的帮教班。他是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孙大东，年龄略比我们大一些。

　　我们在东宋各庄“农村办学”时，北京戏曲学校的一批学生也在那里参加劳动。有一次我们都照例参加东宋各庄村民的批斗会，斗几个村里的地主、富农。突然有人上台揭发戏曲学校的孙大东。原来，孙大东赞美了台上被斗地主六岁的小孙女。

　　那个小女孩非常美丽，我们都惊异地议论过她的美貌。但孙大东的话更多，他高声大气地嚷嚷：“看啊看啊，看这小姑娘，她美得好像天仙，看她的眼睛啊，就像会说话似的，含着多少感情哪。”这些话在批斗会上一被揭发，台下立刻响起一片“流氓、流氓”的叫骂。孙大东站起来争辩，几个民兵扑上去抓头发扭胳膊，把他往台上揪。可孙大东学的是京剧武生，他敏捷地施展了拳脚工夫，四五个人根本制不住他。会场一片大乱，又扑上去些“贫下中农”。混乱中，突然有人亮出当年屡试不爽的杀手锏，厉声喝问孙大东“你什么出身”，没想到孙大东昂起被摁下去的头，响亮地一字一顿作答：“革、命、干、部！”他偏偏根红苗正！发言者一时词穷，提高音量再次喝问

　　“你什么出身”，孙大东也再次傲慢地回答“革命干部”，声音更加哄亮。发问的人却不知道收场，中了魔咒似的不肯放弃他的蠢问题。于是“你什么出身”、“革命干部”这问答一遍遍重复，成为那次批斗会的全部声音，直到把挣扎的孙大东拉上台去摁到地上，又七手八脚拖走。

　　孙大东押往哪里了？他被送进了一一六中西宋各庄的帮教班。那里关押着众多的“小流氓”，调动他们能煞他的威风。

　　关于那个年代北京“小流氓”的事，边作军先生写过周长利之死，其他，我在书中见过刘辉宣的一段话：

　　“……（１９６６年）九月，似乎折腾够了，红卫兵运动突然沉寂下来，却与社会上的流氓发生冲突。火力全部集中在流氓身上，这才是真正血肉横飞的时刻。这些流氓是由当地派出所协助抓获的，有案可稽。各学校一时人满为患。四中抓了三十个，关在一个小院里。我自然也参与了。这恐怕在人类社会史上前所未有。在大约半个月内，北京红卫兵扫荡全城大打出手，倾泄我们无情的暴力。北京城里究竟打死多少龌龊之辈谁也不知道。”（《暴风雨的记忆——１９６５～１９７０的北京四中》p６２，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２０１１）

　　读到当年的红卫兵对１９６６年９月“血肉横飞”的供认，我觉得一一六中在西宋各庄曾有那样一个帮教班也不足为奇。当年监禁的青少年绝大多数都有父母，为什么就没有一位父母去过西宋各庄探望他们？２００６年我采访负责人王玉璋老师时问了这个问题，他沉吟片刻，含混地回答“谁敢哪”。刘辉宣发表文章的时间已是２０１１年，仍统称遭受暴行的人们为“龌龊之辈”，这使我的疑问似乎有了解释。

　　１９６９年夏天，一一六中历时大约七个月的农村办学虎头蛇尾，无果而终。师生撤离南各庄公社各村，又“搬”回了城市。继而，上山下乡的大规模动员来势汹汹。九月，我和同学们作为北京的６９届被“一锅端”，送到了内蒙古、黑龙江和云南边疆的生产建设兵团，加入了＂知识青年＂的行列。

　　如今，一一六中已经并入了北京五十中，它的校舍在城市建设中也被拆除了。想不到有位叫马克·吕布的法国摄影家在１９７１年拍下了一幅课堂特写，将一个面带成人表情的少年和一张摆放《毛主席语录》的课桌定格，用镜头记下了没有课本的年代。我上的就是没有课本的中学。感谢这张照片，我无法遗忘但叙述得枯燥的种种荒诞和匮乏，以及我希望唤起人们注意的事实，终于找到了一个可视的画面。

２０２１·０５·３０

□　来源：微信号《私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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