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行：黔中老知青

tuffy05

肖行：黔中老知青

2009年01月20日 09:39【大中小】【打印】

赵永智（笔名肖行）近照

老照片中左边扛锄头者为作者知青照，中间者为文中提到的徐月波。

1965年9月1日，我们称为黔中的贵州省安顺县（现安顺市西秀区，贵州简称黔，因为地处贵州中部，所以称为黔中。）4所中学的48个高、初中毕业生和5名社会闲散青年，组成了当年该县下乡的53名知青队伍。原计划全县下乡指标是54人，男、女搭配各半27人，临上车时，二中的一个女生突然被母亲锁在家中，搭配就少了一人。那是一个绝对不许学生谈恋爱的年代，知青们普遍认为上面的这种安排是对自己革命豪情的亵渎。新中国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革命目的和个人考虑是水火不相融的。

下乡的同学普遍成绩都很好，几乎各个学校的尖子生都来了，如一中的刘念一、刘蔚华，二中的宋茨林、周武昌、吕建业，三中的赵永智、洪安琪等，几乎每学期平均分都在90分以上。他们应该是进清华、北大这些重点大学的材料，然而，由于“家庭问题”，被歧视地剥夺了进高中、上大学的权利。其实，所谓的家庭问题，有些只不过是父母在旧政权中拿过薪金或者读书时集体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而已，这在老知青中是普遍现象。譬如我县1964年下乡的赵晓岚同学，当年高考成绩是全省第一名，就是因为父亲赵天河先生1945年担任过旧政府一所中学的校长，就被视为家庭有问题而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其实，一生执教的赵天河先生思想进步，同情革命青年，任校长时曾经不止一次救助过被怀疑为地下共产党的教师李国才、学生张清尧等人，他两袖清风的一生为安顺的教育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赵晓岚在知青抽调回城时，进一家小医院的化验室工作，成天和病人的血液打交道。高考恢复后，这个不能进大学的知识分子的子女，凭借她受家庭熏陶的扎实学识基础，一举考上四川大学的古汉语研究生，现为川大教授。

当时很想读书的我们，得不到录取通知书时，一个个都不感到意外，因为1964年以来，学校里贯彻阶级路线搞得紧紧张张的：不再以学习成绩衡量学生的好坏, 而是论家庭出身；出身不好的同学不能担任学生干部——这涉及教师的用人立场问题；出身不好的同学如果言语不慎就要受批判，说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甚至教师的课堂提问，也不敢叫出身不好的同学了——这关系着培养什么人的态度、立场……。教师、学生人人自危。这环境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青年来说，承担的不光是被歧视，而是整个铁板一块的社会给与的正在成长的灵与肉的压抑。

得不到书读的我们，根本不会去问一个为什么，在我们单纯幼小的心灵中党是不会错的，毛主席更不会错，错的只是我们生错了家庭。尽管我们出身于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家庭，现在，终于有一个机会证明自己是革命的了。这个机会，就是上山下乡。我们当时背得最熟的一条语录就是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时过四十年，这段话现在默写下来也不知错不错，自己也觉得没必要去找那个小红本本来核对了）。我们下农村去就是直接与贫下中农结合了，结论就肯定是革命的！幼稚可笑的我们甚至认为：今天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如同当年的知识分子去延安，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先锋队，是最革命的，会干出一片光明前途！经过这一“脱胎换骨”的改造，我们就会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下一代不会再被歧视，能够读书上大学了。为了体现上山下乡的决心，很多同学是背着父母偷户口办手续的，二中有个高中的同学甚至咬断手指写了血书。为了与家庭划清界线，很多同学不让父母送自己上车……。亲情得到正视的今天，进入甲子之年的我们才感到心灵深处隐隐约约的阵疼，才体会到自己当时的残忍。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非常时期非常人干的非常事。

后来文革爆发，举国上下都在罢课罢工造反闹革命，知青在农村一无所有，打上背包就回城了。尽管中央文革小组几个人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国务院”再三下文不让农民进城闹革命，但全国的知青们几乎都涌进城了。我们全县三个公社的老知青占据了县委的几个办公室，组织了战斗队，目的只有一个——要户口！为要户口，大家静坐、绝食，要求县长解决。有个姓王的同学在知青办提起电话对公安部门呐喊：“抓了我们吧，我们要吃饭，要户口！”

知青下农村的第一年，每月8元的生活费和40斤粮食由国家供给，第二年供给断了后，我们县一个农村劳动力每年才分得十多元钱，很多知青只得到半劳力的工分，也就是一年才分得十来元钱，粮食自然也不够吃，饥寒交迫的日子才真正到来。所以，老知青最苦的应该是1964年以前的，1965年的在文革爆发时告别每月8元钱、40斤粮食的生活才几个月，状况要好得多。我们县1964年下放到白坟公社的知青最苦，49个同学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在文革初期被打成牛鬼蛇神纠斗游乡示众的不在少数，还有2人因“对现实不满”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逮捕。所以，白坟知青在造反时态度最坚决。1967年3月趁全县都在大夺权的时候，他们夺了知青办的权，自己盖上公章，一个知青穿上四个兜的干部服，装成知青办的工作人员，学着一口北方话，就去农村办户口迁移，当时农村公社一级的组织还没有乱，河南籍的书记是个直爽人，看见上面的公函和来人，不加思索地同意办理。公社管公章的秘书是个30岁的农校毕业生，他觉得这事蹊跷，文件也不下一个，一紙公函就要办几十个人的户口？所以办了手续待知青们欣然离开后，秘书赶紧打电话到县里追问，得知知青办已被知青夺权，他立即请示书记派出十多个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追赶知青。束手就擒的几个办手续的知青无奈地回到公社，公社领导收回户口迁移证，也没为难知青，因为当时造反派正在得势，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人人自危，最聪明的办法也只能是息事宁人。一个小小的公社秘书，灵机一动就把这件可能是全国知青首开先例夺公章办户口的惊世骇俗之举卡住了。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号召举国造反闹文化革命，为的是打倒以国家主席刘少奇为代表的一大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他决不允许任何人反对他的知青上山下乡路线，而且他正在深谋远虑地思考着把全国已完成了历史史命而还在闹得不可收拾的红卫兵小将们也全部赶下乡。因此，我县的知青夺权办户口一事，如果办成了，是福是祸还很难说。

1966年12月，贵州省30多个县的近千名知青组成“第一线战斗兵团”进驻省农业厅，免费吃住，揪着省农办贾主任上街游斗，目的也是要户口。同为知识青年，下过乡的知青就比城里的红卫兵成熟多了，当小将们都在跟着把斗争目标指向以刘、邓为首的“党内走资派”的时候，老知青的目标就只有一个——解放自己！诚然，是苦难磨砺了我们，让我们过早成熟了，在应该满怀理想的年龄变得平庸、现实，以至后来的生活中，大部分同学都很淡然，不因为名利的获得而沾沾自喜，也不因为生活中的失去而忧忧寡伤。

窜联中我们得到证实：1965年前在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就是我们称的老知青，90％以上的家庭出身都不好。另外那不到10％的出身好的同学，一般都是学习成绩不太好而有一定工作能力的，而且这部分人是自己主动报名要求来的，上面同意他们来的目的一是在知青中“掺沙子”，不放心聚在一起的小知识分子都是全黑的；二是培养典型，塑造家乡的董加耕、邢燕子（那年代树的知青典型）。我们53个知青中就只有一个姓常的同学家庭出身好，在未下乡之前，学校就对这个因为成分好而当上学生会主席的学生许愿，说是让她来是领导知青的，到农村后她担任了我们下乡的苏吕堡大队的共青团支部书记和知青的负责人。若文化大革命晚搞几个月，她就是生产大队的副队长了。这个女同学吃苦耐劳，尽管她读书成绩不好，但若不搞文化大革命，她会从公社、区、县一步步往上走的，到时候会是一个什么女副省长也难说，那个年代的用人制度就是这样。后来这个同学最早嫁给个城市工人，抽进一家粮店当营业员。这个同学下乡时是学生会主席，贯彻阶级路线前我是她的前任，所以新旧两届学生会的“第一把手”毕业时都变成知青了，这是安顺三中65年很滑稽的一件事情。

老知青普遍家庭出身不好的背景，成为与后来1978年以后下乡的红卫兵知青的本质区别。后者是为了解决国家因为文化革命造成的政治、经济已入绝境的大流放，是分摊文革的恶果。而老知青下乡，初衷可能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试验，由于基本都是家庭出身不好而学习成绩很好的，于是实质就变成了对一大批所谓有家庭问题的青少年的迫害，贯彻阶级路线的政治迫害。时至今年，我们县1964年下乡的老知青王韵林同学所在的工厂改制，去社保局办理手续时，作为政府部门的对方非但不承认其知青工龄，还说：“你们那个时候是因为成分不好遣送下乡的，不能算知青。” 我们这里的老知青都没有《知青证》，她去乡下开来的证明社保局也不认帐。一个弱势的下岗工人面对一级政府机关，她只能请了律师。——我写到这里时打电话去问，还没有结果。我相信她的工龄问题会解决的，然而人们心目中对老知青的看法却深根帝固，这是四十年前的政治迫害造成的恶果，流毒至今。

我们黔中1965年的53个老知青，除去5名社会闲散青年外，48名学生中，后来进了政府机构的11人，占23%，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凭一技之长从工厂或其它行业抽调进机关的；当教师的17人，占35%，其中三分之一是市级政府以上表彰过的优秀教师。这个比例还难以说明问题，因为我们毕竟还没有赶上一个能让人尽其才的时代，而且相当一部分同学的年华被耽误了，起跑线实在太晚。一直在工厂的同学，其中不乏省劳动模范和工会主席……。这些数字，足以说明我县老知青、以至全国老知青这批人的优秀素质——这早在少年时代读书时就展现头角。我县1965年老知青的名单如下：

王宜春 戴绍颖 李遂诊 颜琼芳 郭泽惠 刘蔚华 赵希林
林晓农 张家兴 金富昌 刘念一 刘 红 何 珊 项光进
严安林 李咏竹 梅德能 孙家勤 胡 格 黄晓宏 朱存正
刘玉明 韩文斌 张延辉 王大荣 薛晓红 王贵柳 周武昌
洪匿衡 张伟群 杨延华 吕建业 景同善 宋茨林 赵明和
俞敬涛 陈美琼 张天星 梁寒梅 赵永智 洪安琪 徐淑君
常文琴 封培江 张学华 徐月波 张志亮 贺志明
何国珍 刘正英 冉光花 安华荣 焦明奇

以上53名知青中，孙家勤、何珊、项光进三位一中的同学英年早逝，何珊和项光进还是当年身强力壮剪成儿子头（男式短发）的三个“铁姑娘”中的两个。他们的离去让人更加感叹生命的短暂，岁月的无情。还有个姓徐的同学，地主成分的父母过早不在，他从湖南跟着军属的姐姐来到这里读书，下乡后姐夫又调防了，“自食其力”后人家趁机划清界限不再管他，农村不多的收入让这个孤儿有上顿没下顿，同学的资助也实在有限，缺衣少吃的生活让这个在学校成绩好而又能言善辩的同学一天比一天沉默了。后来，他得招进一家小药厂当工人，除了做工就是把自己关在一小隔宿舍里，厂里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怪人。再后来言语表达不清，自己的生活也不会安排，又遇下岗，至今孤独一人，每天煮点青菜完成一顿。是生活的苦难改变了他！这个读初二时写作文得到教语文的钟老师称赞“有巴金味道”的同学，如果能读书一定是重点大学。倘若他能生活在顺境中，结果会是怎样？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评论他经受不住生活的磨砺。苦难，可以造就一个人，也可以毁掉一个人！它，耽误了我们老知青中的一批人，毁掉了我们中的一些人。

我很感激重庆的朋友们将“老知青”这个专有名词响亮地提出来，由此引发了我的这篇拙作，以往我发表的知青文章都是农村的一些生活回忆。老知青本质区别于后来文革中下乡的红卫兵，在研究中国当代的政治、历史时，不应该、也回避不了这一特殊的群体。老知青，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特殊阶层。

(注：赵永智，笔名肖行，退休公务员。附件中拿扇相片为近照，老照片中左边扛锄头者为作者知青照，中间者为《黔中老知青》文中提到的徐月波。）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zhiqing/200901/0120_5419_977338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