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轩进 非常时期的南开特殊求学经历（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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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时期的南开特殊求学经历
周轩进校友 August 9, 2019

一、 南开校史上的特殊班级—英一·五班

我和我的英一·五班同学，是1965年，以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进入南开大学外文系，开始了英语专业的求学过程的。其中有4年是在疾风暴雨的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度过的。
1964到1965年，我国经历了1960年-1962年经济生活中最困难的三年后，开始恢复了元气，重又呈现出建国初期那种百业待兴，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党中央那时已经决定要打破孤立封锁，对外开放，秘密制定了驱逐蒋介石集团，恢复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益的计划。其中一项重要的大胆人才计划，就是不等大学毕业，每年从全国选拔一、二百名优秀高中毕业生，直接送到各有关国家留学培训。史称“百名高中生留学计划”。民间俗称文革前的“百名小留学生计划”。
该计划经过1964年的少量试点后，于1965年全面推开。挑选留学生的原则，除了必不可少的爱党爱国，政治立场坚定，和学习成绩优秀等前提外，还要注意各方面的平衡。特别是贫下中农，工人，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子女都要有一定比例。还有一条未成文的，可能是出自周恩来总理之口的“潜规则”，就是原则上，特别是在前几年，一般不选拔部以上的，国家领导人的子女。
在专业上，法、德、荷兰等所谓的“小语种”学员，因国内一般不具备提前培训的条件，同时所需数量不多，一经选拔，经过一个多月的外事纪律和国内参观等短期培训后，立即送出国留学。而大量的  英语留学生和少量法语等联合国规定的官方用语留学生，则提前送到有条件的国内大学，先期进行口语的外语强化训练，争取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初步达到外语生活自理和开始用英语等直接听课的能力，再送出国学习。以求达到在节约国家留学资金的同时，提高留学效率的目标。
这些留学生和班级的组织关系直属高教部，正式的称呼是“高教部直属留学预备班和高教部直属留学预备生”。由高教部和外交部双重领导的留学生管理司负责。当时外交部负责的好像是司长钱其琛，高教部是副部长段洛夫。留学预备班同时接受留学生管理司和担负培训任务的属地大学的双重管理。规定像其他招考入学的大学生一样办理各种入学注册手续和编入班号学号。但必须单独编班。 如，我们被称为“高教部直属留学预备班南开大学代培班”（简称南开代培班），也同时被称为“南开大学外文系英一·五班”。发给同样的南开大学学生证。
在经济上，不论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如何，一律由高教部直接划拨每人17.5元-19.5元的留学助学金。其余教学等必要的花费，也都由高教部在结算时统一划拨给学校。当时的工厂学徒工每月只有8元工资，即使是许多养家带口的4级以上的老工人，也只有40多元。因此，钱虽数量不多，已够学业之用。我则因另有家庭资助学费30元，经济上更宽裕些。多少受到些乌托邦思想影响（当时自认为是共产主义理想），钱和衣物常和一些困难些的同学分享共用。
记得的当时设有留学预备班或代培班的学校有北京大学2个班（英语、法语各一个），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法语各一个班，上海外国语学院，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等各一个班等。
为了便于强化教学，一般都实行不超过15人的小班制。我们南开大学英一·五班，开学时也是15人。后原定直接出国学习德语、法语等小语种的马骥同学和林存祥同学，在经过政治外交培训后，因客观原因未能成行，转而改学英语。在开学约一个多月后，补充进我班，故有了17名同学。

我当时被高教部指定为南开大学代培班的临时团支部书记，在组织上同时对高教部和南开大学党委负责。

二，接受“魔鬼式”的英语强化培训

当时为了更好更快地完成高教部交付给南开大学的这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将我们班和学校原有的师资班（俗称小快班）一起列入了创新的“听说领先”教学计划。为我们配备了当时南开最强的外语口语教师队伍。
如全国少有的语音教学专家曹其缜老师，她不论你原来学得如何，从每一个字母，每一个音节，每一种口型，每一个舌位等入手，要求全部推倒重学。一丝不苟的要求步步过关。老铁路工人出身的崔立通同学，由于处理不好咬舌音，总把that’s（“那是”）读成“扎刺”。每堂课曹老师都先把他叫起来念that’s，念不好了就站直反复念，这样持续了好几天。有个别同学觉得崔立通同学有些受“屈辱”，私下对他抱不平。但崔立通同学为人忠厚，坦诚，反而心平气和地说，曹老师这是为我好，是我笨，努力不到位。后来大家索性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扎刺”，他也坦然接受，被大家称呼至今。“扎刺”，也成了曹老师对我们近乎“魔式”严酷教学的标志性回忆之一。崔立通同学毕业后，因其品德优秀，被分配担任过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
担任辅助教学任务的苏智娟老师，年轻、漂亮，天真，善良。作为归国华侨子女，英语口语十分流畅自然。据说她爸爸当过还是殖民地的香港一家什么广播电（视）台的负责人，生活优裕。但她却出于一颗拳拳爱国之心，孤身来到中国大陆求学、任教。记得有一次师生一起过年吃饺子，她不会擀饺子皮，就很认真地用茶杯在大面皮上扣出一个个饺子皮，引的大家哈哈大笑。
学校有时不得不顾及中学英语基础不同的多数同学教学进度，使在中学就学过6年英语的我，有时感到“吃不饱”。苏老师就常常悄悄地给我吃偏饭，给我一些通常只做教师参考的“灵格风”录音带听。“灵格风”系由标准的“牛津音”（相当于汉语标准的“普通话”）播音员录制，内容生动活泼，贴近生活。例如至今还记得有一段教学录音内容是，开车时千万不要跟{follow}在漂亮姑娘开的车后，这样容易跟的太紧（close）而亲吻（kiss）前车的靴子屁股（追尾）。
这样幽默风趣，贴近国外实际生活的生动教学用语，在当时国内被批判为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严禁学生接触。苏老师作为一个华侨，认为这些教材很自然，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很天真地认为，我们这些留学生反正早晚也要去国外体验真正的“资产阶级生活”。用点这种教材不算什么。但据说后来她还是因为诸如此类的问题，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对待。我却至今没能当面致谢、致歉，只能心存感激，永志不忘。
后来曾因在电视台节目中教英语而成为电视明星的刘煐生老师，更是直接教会了我们许多在国外学习生活可能用得上的实用英语。外教刘狄英老师的儿子刘维汉还曾代她妈为我们上课，不用一个汉语字，全用英语讲课。还记得他对我讲的第一句话是“May I know your name Please?”（请问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而不是我们多数课本中所教的“What’s Your Name?”（你叫什么名字）。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礼貌用语，注意了在今后的涉外社交活动中，要注意使用礼貌用语。

记得学校有一次举办了对外教刘狄英“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批判会。她曾在课堂上捧着一本英语的时事周刊《北京周报》讲，不能说毛主席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The Red Reddest Sun）。说这不是英语，而是“Chinglish”(中国式英语)。批判及随后的讨论会主要由教师和高年级同学参加。我也不请自来的参加了旁听。却从反面吸取到了重要的学习知识。原来我常读的北京周报有许多表达不是英语应有的表达。我如出国留学，一定要避免此类中式英语，以免外国人笑话，给祖国丢脸！在那种非常的年代里和气氛中，作为南开特殊学子之一，就是用这种反常的方法，一点一滴地学习和积累知识。为即将到来的出国留学生活，做最后的冲刺。

三、英一·五班的小整风

我们班的17个同学记有：革命烈士子弟：马骥（生父解放战争牺牲，母亲天津市妇联副主任，继父海军后勤部政委）、胡小平（父亲胡乾秀是我军在抗美援朝前线牺牲于敌人炮火下的第一个师级干部）、以及张军等3人。贫下中农和贫民子弟有田小山、周兴俊、吴其南、郭孝诚等4人；革命知识分子子女李亦雄（女）（父为北师大中文系副系主任）；产业工人子弟崔立通；革命军人子女李建军（女）（父天津驻军团职干部）； 其余周轩进、焦凯民、李冰冶（女）、王正桐、林存祥、丛培华、蔺邵华等多为革命干部子女。
各个同学虽然家庭出身不同，但多属于原高中精英，身手不凡。政治上大多是原中学班级的班长或团支部书记。学业上即使不是门门优秀，也是有特殊学习专长的。例如毕业于北京郊区一所农村中学，东北旺贫农出身的周兴俊，虽然是我班英语基础较差的一个，但在中学时就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后成为《诗刊》）杂志副主编等）。还有“江南鬼才”吴其南（后成为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江南某大学的著名中文教授），“北方才女”李亦雄（后为沈阳音乐学院英语教授）等等都是铭各一方的人才。
我不仅在当时名列全国优秀中学前十名和前三甲的北京师大一附中学习时成绩名列前茅，还在北京中学生数学竞赛中获得过嘉奖，所写的一些文章，也曾被北京市中学生手抄流传。高中毕业前夕，我在北京市中学生发展学生党员的试点中，被发展为中共预备党员。因此当时被高教部指定为南开大学代培班的临时团支部书记，在组织上同时对高教部和南开大学党委负责。
正是因为我班人才济济，大多都是以前的学生干部，难免有些事上心高气傲，互不服气。在中学学业尽管多属优秀，但由于英语当时在中学不是主课，通常不列入考核。不同中学在英语教学方面的师资和教学水平相差甚远。如我在高一的英语老师是特级教师田君美。他第一堂课就告诉我们不要死扣语法。而要记住惯用法。因为英语和汉语一样，有许多日常说法是不合语法的。如我们可以按动宾结构的语法说:晒衣服、晒被子，但不能按动宾结构的语法说太阳晒，只能按习惯用法说晒太阳！你能把太阳拎起来挂在绳子上吗？但正确的说法只能这样。这就是习惯用法。
对中学英语学习就提出这样的要求，在中学里是很少见的。当时英语师资力量最强的华东师范大学的英语高才生，是要优先分到师大附中，然后才能被其他大学等挑选的。辜端英就是这样成为我们中学的英语老师的。
还记得教我初中数学的吴鸿迈老师，干脆就是自愿下沉到教改第一线教学的师范大学教授，因我对他教学领会快而特别喜欢我。还额外赠送给我一套他珍藏的精装原版英文故事书（包括如罗宾汉的故事等），使我较早地接触到原汁原味的正宗英语。教过我们化学、生物的老师，有些则是留过洋的洋硕士。优秀的年轻语文教师龙淑英，兼我们班主任，是我高中入党的介绍人，是我终身难忘的良师益友，只因后来远远没有达到她的期望值，一直惭愧而不敢再去拜见她。
除了中学英语等教育水平的差距，英一·五班同学中有学过英语六年的、三年的；有的原来是学俄语的，没学过英语的等等。因此英语基础差别较大。
但高教部要求我们都要达到出国语言自理的要求，才能派出留学。谁先达到要求，谁先出国。可以分批，但原则上要求一年左右都要达到要求。在学校高强度的突击训练下，这就给原来英语基础较差的同学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如有个同学，原来在中学是班干部，又是学业优秀的“文学青年”。在留学预备班突然变成学习成绩几乎垫底，只能听别的干部吆喝的“差生”。心理极不平衡。曾向我提出，要求脱离留学预备班，转到南开中文系学习。被我简单粗暴地斥责为：“不准当逃兵！”并告诉他，我们隶属关系不在南开，而在高教部，不可能转到南开中文系。不想学了，只能退回原高中。他虽然几经努力，但因学习进度越来越快，反而差距越来越大，极度焦虑，对我这个团支书充满了怒火。其他几名基础差些的同学，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焦虑情绪。于是他联合了几个同学，甚至提出要罢免我这个团支部书记。我这才感到事态的严重性，认识到我前段的学习中，忽略了组织上要求我带领全班早日完成留学预备学业的任务。
怎么解决？这时我看到报纸上刊登解放军红九连通过连队内部整风，解决了旧有矛盾，实现了团结一致，去争取胜利的经验报道。决定领导带头，以身作则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小整风运动。
由我带头，先做自我批评，然后鼓励大家，集中“火力”批评我。周末连续两天两夜，一定要大家把气出完。出完气后，大家发现周轩进虽然有工作作风简单粗暴，骄傲自满的问题（平时讲话办事，一言九鼎，不容争辩，因此获得外号“小判官”）。但对同学们是关心的，支部书记也是尽职尽责的。许多意见都是以讹传讹，误解造成的。接着团支委田小山做第二个发言。他首先检讨了自己因中学学过俄语，故英语基础较差，自我努力不够，有些落后进度的问题。并指出自己落后，不能怨天尤人，更不能怪罪支部书记。随后表示，出国留学是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光荣政治任务。不休息，不睡觉也要拼死迎头赶上。坚决支持团支部的工作。他的正面发言，给了暂时落后一些的同学以极大的心理震撼。决心向田小山同志学习，刻苦努力，迎头赶上。我趁机把田小山同学树立为英一·五班的学习榜样。提请党委发展了田小山同志为预备党员。同时公布了预先制定好的同学互帮互学计划。并表态，只要大家尽到了一切努力，确实因客观基础差有达不到要求的，我可以上报高教部，代为申请转学小语种。因为小语种是不需要提前准备的。然后，各个同学先是按顺序发言，后就抢着先做自我批评。一个一个地全部过了筛子。彼此间的各种意见误会，全部消除干净。同仇敌忾地团结一致向留学的标准作最后的冲刺。
这种团结一致，后来在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产生了一个“奇迹”，即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英一·五始终保持一派，从来没有分裂过。

四、 一日为师 终生受益

以后虽然由于文革开始，已先期接到过英国剑桥大学”Confirmed”通知的我，以及接到过首批留学通知的马骥、林存祥等同学也和其他同学一样，被迫中断了学习生活。
但得益于这些强化的“听说领先”教育，使我有机会，有能力在参加工作后，较早地担任起当时同龄人中只有少数人能胜任的英语口语翻译等英语专业工作，并在越来越多的实际英语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成为当时口译工作中的一只Early Bird(捷足先登，早起先捉到虫子的)“早鸟”。
例如当年的太原重型机器厂，曾承担了一机部全套援建巴基斯坦重机厂的设备制造和人员培训工作。山西省立即把分配到全省的外语专业大学毕业生，包括，北京外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山西大学外语系，南开大学外语系等凡能找到的，从1966年到1970年毕业的（后被称为红卫兵大学生一代）全部外语专业毕业生集中到太原重机厂，紧急成立了一个“培训巴基斯坦实习生翻译队”。由于多数学校以前实行的都是“语法领先”的死板教学方式，即使是一些北京外语学院或山西大学，文革前学过3，4年英语的高班毕业生，在实际翻译工作中，一开始都张不开口。我和国际关系学院一批68年毕业的学生，都多少接受过一些口语英语训练。一开始就能开口上岗。领导上经过陪同巴基斯坦实习生，让每一个人都实际翻译一段，对我们翻译队的每个翻译都进行了实战考核，然后再据此决定每个翻译的具体岗位。
考核后，领导通知由我担任领队翻译。我诚惶诚恐地说，国关68届的薛福康（后任光明日报驻美国记者）、李培楠等英语都比我强，山大67届刘项宇，虽然口音有些山西味，但功底深厚，都比我合适。
领导研究后，再次通知我：经研究，你们几个的英语水平都差不多少。但综合考虑，还是决定由你担任领队翻译。
巴方领队拉苏尔，将来是巴基斯坦重机厂的经理。他除了要和其它人一样学习专业技术知识外，还要学习管理知识，并参加大量社交活动。英语涉及面比较广。对领队翻译的要求除语言表达水平外，还有知识面更广，随机应变能力强，和政治条件更好等要求。外语口语翻译工作，与文字翻译不同，你不可能在现场翻译时中断翻译，说请等一等，你说的这个词我不懂，等我查一查字典。因此要求平时知识面广，临场镇定、善于变通等。口译本领主要需在实际工作中提高。谁在实际工作中用的越多，谁的业务水平就提高的越快。感谢南开的魔鬼式教学的严酷和高效，在入门工作时使我虽然仅仅领先了一小步，却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实际锻炼和提高的机会，工作也越来越得心应手。
后我被选派第一个出国巴基斯坦，拟给当时一机部的援巴成套项目组的组长，后任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当翻译。
但此时一机部人事部门意外地收到了对我的举报信。说我在南开大学期间，给中央文革顾问康生贴过大字报，是“炮打”康生的黑炮手，属反革命行为。但人事部门在我档案中却查不到任何处分的组织决定。经向南开大学查证：周轩进确实贴过康生的大字报，但确实没处分过，预备党员按期转正，属南开大学正常的大学毕业生。具体原因他们也不清楚。
在当时的形式下，贴康生的大字报，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和我同样贴过康生大字报的中央党校青训班（与我们出国留学预备班一样，也属首次从高中生中选拔后备干部的英才计划的一部分）的苏承德（海军政委苏振华之子）、宋扬之（驻英国大使宋之光的儿子）等都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被捕入狱。一机部人事部门对我没受到过处理感到很费解，虽然调查中有人隐约暗示过，此人可能受到了某南开著名校友的保护，但语焉不详，不足为凭。因此既没有退回我档案不用的理由，又不敢轻易使用。便挂了起来。前方催得急了，就改派薛福康先出国，薛成了江泽民同志的早期翻译之一。
后来华国锋副总理批准的援建坦桑尼亚乌贾马（社会主义新农村）技术组，整装待发，却迟迟找不到能胜任技术组工作的英语口语翻译。而行程一误再误。
农业部领导四处求援未果，急的如热锅上的蚂蚁，最后一机部拿出来我的材料，说我们到有一个现成的，护照什么的都办好了。此人外语胜任没有问题，只是不知你们敢用不敢用？后来农业部领导请示了上级后（似应是分管农业的华国锋副总理），答复说：“不是说没有处分过吗？顾不了那许多了”。
南开大学对我们强化英语教学的结果，居然还助我克服了政治难关，使我在那个年代获得了少有的第一次出国工作机会。
我出国坦桑尼亚，从容担任了2年援建“乌贾马(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技组的翻译工作。回国后担任山西省外办首席英语翻译。有一次陪同来访的荷兰大公主（CROWN PRINCESS ROYAL）贝娅特丽克丝（不久后继承王位，成为荷兰女王）访问大同机车车辆厂。由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唐龙斌带来的，英国留学归来的外交部翻译室高翻主译，我作为“备胎翻译”坐在台下。大同厂介绍他们除了生产传统的蒸汽机车时，也开始试生产内燃机车。高翻因考虑大公主是个政治人物，事前没理解大公主为何要增加访问大同机车车辆厂，对相关生产技术术语的准备工作有些疏忽大意，对可能涉及的技术类词汇功课没做到家。不懂“内燃机”怎么说，就随机应变地翻译成“大同厂主要生产蒸汽机车，同时也试生产另一种机车”。通常这种变通口译都是可以应付过关的，不料这位大公主对技术问题紧追不放，坚持要问清另一种机车是什么机车。结果现场口译工作卡了壳。按照口译翻译的行业道德自我规范，通常台上翻译不准确或有误，台下翻译是不能现场纠正的，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台上翻译情绪紧张，从而再犯下更多的错误。因此只能事后补台。例如在重机厂做翻译时，一位北外毕业的翻译因听不懂巴方领队提出的要中方帮助解决的具体问题，就胡乱编造了一番歌颂中巴友谊的话蒙混过关。我和国关毕业的几个翻译在旁听得目瞪口呆，但也不能当场纠正。而是事后告诉领导，巴方还提出过一个要求解决的问题。
但这次卡壳让礼宾司负责人唐龙斌急了眼，不顾礼仪的急问台下谁知道内燃机车怎么说？我只好随口应答是“turbine（也译作“透平机”）”，协助过关。大公主惊喜地大声重复了一遍“TURBINE!”。唐龙斌凭其多年外交工作中形成的高度政治敏感性和处理问题的果断性（后升为礼宾司长），及时预感到这位大公主对技术问题可能不是一般感兴趣，担心自己的高翻继续卡壳。果断地把我叫上台，坐在大公主身旁担任主翻。果然这位大公主还要具体追问大同机器厂内燃机的生产技术细节，最后表示她们荷兰可以生产技术更先进的内燃机车，愿意出口或与大同厂合作生产。唐龙斌和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大公主这样注意技术细节，原来是想推销荷兰产品，和推动两国的生产技术合作。一个马上就要成为荷兰女王的资本主义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国事访问时，居然如此务实和放下身段，努力推销本国的工业产品和技术，大大出乎了唐龙斌、那位高翻和我们的意料之外。唐龙斌这才明白过来，为什么大公主要在访问行程中特别要求加上了访问大同机车车辆厂。惊讶之余，使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作用和工作作风，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也使我们进一步感到，口译工作者，事前对可能遇到的工作内容，一定要做好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不能因想当然而对任何问题有丝毫的麻痹和松懈。
后来我又一路顺风地考取了光明日报驻外记者，出任了光明日报驻伊斯兰堡记者（负责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的报道）。成为我国当时最年轻的驻外记者之一。在担任国家新闻出版署音像司副司长时，我曾率领政府代表团与位于伦敦的国际标准组织会谈中国加入有关国际标准的问题。会谈的英方官员在会谈中称赞我讲了一口带有英国贵族味道的标准的牛津英语，问我是在哪所英国贵族学校和那座英国大学毕业的。我说虽然曾被剑桥大学录取过，但因文革未能成行。我的英语是在国内南开大学学成的。他摇头表示难以置信，中国国内居然会有如此高质量的英语教学水平？并认真地提出，要为我们共同的贵族英语，请我到英国的一个贵族俱乐部去品尝地道的英国贵族牛排。
我这才意识到他这不是简单的客套恭维，而真是因为遇到了共同“乡音”而高兴。莫非我的英语中还真有一点贵族味道？从哪儿来的呢？我这才想起了曹其缜老师。文革中曾有大字报揭发她是民国外交部次长和交通部长曹汝霖的孙女。果真如此，以她那样的家庭和教育背景，口语中带有一种贵族味道，则是顺理成章的事。在她极其严格地纠正我们的语音语调时，顺带传给了我们一些贵族味道，也未可知。
记得在家时，父亲对来访的不论上下级，都是不卑不亢、平等相待。唯独我们的老师来家访时，总是恭敬地把老师让到上位。教导我们，“一日为师，终生如父”的尊师道理。曹老师等真正使我感受到了一日为师，终生受益的道理。我是在认真学习的过程中，不经意地得到了曹老师的真传而不自知。曹老师的教学功力，如此之强，竟然在几十年后，还远隔万里，为我在伦敦送来了一盘正宗的英国贵族牛排！
当然后来随着美国的国力日盛，曾被英国贵族讥为“乡巴佬英语”的美式英语逐渐成为了世界英语主流。我也后来在美国大学和公司等工作学习的过程中，受美式英语的影响，有些南腔北调了，此是后话。
团支委田小山同学，以一个农村原学俄语的贫农学生，来到我班经曹老师等严格训练。后成为我国派驻联合国维和部队第一支“蓝盔部队”的副队长兼联络翻译官，浴血奋战，历经生死考验，为祖国赢得了第一枚联合国蓝盔部队勋章。也成为我班实现了当年人才计划目标的第一人。李亦雄后成为沈阳音乐学院英语教授，著述甚丰。也都是受益于国家的这个特殊人才计划和南开的严格培训。
我班后来陆续出国担任过翻译工作的有，林存祥，丛培华，田小山 等。从事外贸工作的有王正桐，马骥，蔺绍华等。李冰冶分到国防部外事局工作等。李建军成为唯一留在南开，后成为南开图书馆的馆长等。王正桐有一次在外贸谈判中，将外方偷偷放在夹子里送给他的几千美元主动上交，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我班同学见到后都说，这很正常，我班任何一个同学遇到此类情况，都必然会做出同样的举动。
以后，随着文革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外交事故发生，中英之间彻底中断了文化教育工作。我的留学英国的计划，也被彻底取消。高教部也在文革中被“砸烂”取消，合并到了教育部。高教部在撤销前，发出了最后一道有关通知：取消文革前制定英才计划和出国留学生培训计划。原有高教部直属的各留学代培班和留学预备生等。全部划归各代培大学建制和管理。取消留学助学金等，按各大学原招考入学的学生同等待遇。同样毕业。
英一·五班，从此正式取消了高教部直属留学生预备班的双重身份，成为南开校史中正规编制的英一·五班。我班同学，也和其他同学一样，正式成为南开学子中的一员。毕业后，也荣幸地收到了我们一直深深爱戴和敬仰的杨石先校长签发的南开大学毕业证书。以曾作为大科学家、大教育家杨石先校长的一名弟子，而终身感到骄傲与自豪。
虽然后来我们班文革中在南开园里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风雨。套用我校历史上最著名的校友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话“我是爱南开的”。

（作者后语：本文系为响应“南开大学百年校庆校史征集”活动而作。完稿于北京 2019年8月9日。 ）


周轩进校友（65级英语右2）在巴基斯坦采访李先念主席。周轩进时任光明日报驻伊斯兰堡记者。李主席在巴基斯坦与周长谈叙旧后，李主席与夫人林佳媚与周和身边工作人员合影。

周轩进校友（65级英语前排左2）在巴基斯坦采访李先念主席。李主席在贵宾留言薄留言。

周轩进在山西外办工作时期，一次会见外宾后，李先念副总理与大寨铁姑娘郭凤莲和外事接待人员合影留念。后排左一是时任山西省外办首席英文翻译周轩进。

光明日报记者周轩进校友与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采访巴基斯坦总统哈克后一起合影。

周轩进校友在纽约任中国出版贸易(纽约)有限公司总经理期间在招待会上与美前总统卡特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埃德伯格留影

周轩进校友在UCLA作访问学者期间，在UCLA参加完学术研讨会后，与国内赶来参会的胡鞍钢教授会后合影留念。

周轩进校友在任副司长期间与美国CNN老板泰德特纳和他新婚妻子简芳达留照，影星简·芳达曾两次获得过奥斯卡金像奖。

与美国CNN老板泰德特纳在一次酒会上

周轩进校友（1965级英专左一）时任国家新闻出版署音像司副司长，与音乐大师金铁霖教授（中）和著名作曲家徐沛东（右）在指导全国首次卡拉0K大奖赛期间合影留念。

周轩进和郭凤莲在中央党校党校同学，后来郭凤莲重返大寨创业。周轩进去大寨看望老同学时，与郭凤莲在新大寨招待所前合影留念。令周轩进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郭凤莲向他们特别推荐大寨最新产品，大寨六个核桃健康罐装饮料，说她们大寨的六个核桃制成的罐装饮料的确是用每罐6个核桃制成的，是货真价实的。


南开百年校庆前，周轩进校友向现任南开大学外语学院党委书记邹玉洁赠送文物：美国纽约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中国媒体对9.11事件的最早的评论和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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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时期的南开特殊求学经历》续
周轩进校友 October 14, 2019

五、 尾声（文革）

1966年5，6月份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展开后，当时的校党委为自保，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了南开大学的著名教授和普通干部群众。据后来统计，仅在外文系106名教师和干部中，被开辟大字报批判专栏的就有98人，占总人数的92%。

我作为直接对高教部和南开大学校党委负责的直属团支部书记，很恳切地给当时的“尊敬的”校党委书记臧伯平写了封信。指出校党委这样做是“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希望他能“尽快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但臧伯平不仅拒绝了我的善意，反而指示外文系对我组织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围攻。至今还记得的两张大字报有《周轩进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周轩进作为团支部书记，是英一·五班的当权派。他要带领全班同学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留学，就是实打实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另一张大字报说《周轩进是不学无术的公子哥》，

“穿一只袜子去上课”“不满足于学校食堂伙食，花钱请同学去吃狗不理包子”，“年终考核勉强及格过关”等等。只有天真的苏智娟老师贴出了唯一一张反驳的大字报:说她自始至终参加了英一·五班的期终考核。全体考评老师一致认为周轩进同学的成绩是最好的。只是为了避免他骄傲，给其他同学造成压力，才决定和其他考核通过的同学一样，只公布“成绩及格”。我们班也有同学为避免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张贴大字报表示“拒绝今后留学”。

1966年8月7号，校党委又指示各系“全面开花”，把各系的知名教授和老师们戴高帽子游街。外文系由当年鲁迅先生的朋友，著名学者李霽野系主任排头，后面跟着一窜著名学者教授，都带着“反动学术权威”之类的高帽子。还强迫李霽野，一边敲锣，一边游行，一边高声说：“我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极尽侮辱斯文之能事。我们尊敬的曹其缜老师也被剪了头发。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先于8月8日在第三食堂门口贴出了《揭穿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首次在全校公开点了臧伯平的名字，指责他这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又于8月11号，親手起草了《卫东战斗队成立宣言书》，并于8月12日，带领英一·五班全体17名同学，和一直紧紧跟随我们班的俄一谢俊平（后成我国驻爱沙尼亚大使）和数一胡振淑等七，八位同学，共二十多人，于8月12日成立了南开大学文革中第一个自发的群众组织《卫东战斗队》（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全国红卫兵后，改称《卫东红卫兵》）。

6月初给校党委贴出第一张质疑大字报的于泽光，在高压下虽然没有公开站上卫东成立大会的天津师范学院礼堂舞台，却一直紧紧地跟在英一·五班队伍的后面。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女儿，经三的周少华，闻讯后第二天也赶来参加了卫东队，并带来了她爸爸请示周总理后，支持她加入卫东队的口信。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卫东的初期领导核心并没有经过什么选举或任命。但在校方的《敌情简报》和对立面“八一八红卫兵”的大字报中，都称卫东队和卫东红卫兵的核心领导是“大队长周轩进，女政委周少华，副大队长于泽光”

卫东队成立后，我的每一次演讲都有上百人的围观和围攻，但每次演讲后，都有几十或上百人倒戈加入卫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迅速发展壮大到二、三千人。成为了南开园里的多数派。9月初，周少华和我代表卫东红卫兵在天安门接受了毛主席对红卫兵的第二次检阅。周少华被安排上了天安门城楼的大照片上了人民日报头版。我被安排上了观礼台离毛主席检阅最近的一边，近距离地亲眼目睹了真正是“红光满面”的毛主席的风采。

10月初，我们决定联合化学系主要造反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夺取学校行政大权。各派一致同意联合在卫东红卫兵的旗帜下，但对领导构成有争议。最后我力排众议，决定在共同宣布遵守《卫东战斗队宣言书》及相关纪律的前提下，所有原各组织的领导班子，都进入新卫东红卫兵的领导层。实行委员和常委共同议决的分工负责制。

10月上旬，百年南开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由学生自治组织掌控南开大学最高领导权的巴黎公社式的治理。

此后，卫东红卫兵进一步发展壮大到5000多人（极端时，对立面只剩100多人），成为南开大学的绝对多数派。

以后，我积极响应周总理的干部子弟不宜担任红卫兵领导的指示，宣布并在日常工作中退出了卫东领导岗位。但由于威望较高，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卫东凡有大事，还是愿意来向我报告和听取我的意见。

周少华的父亲周荣鑫等于1966年12月底被江青点名批评操纵“联动”等红卫兵，被迫于1967年初离开了国务院领导岗位。跟随周总理多年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被迫自杀。周少华也离开了卫东领导岗位。到大联合时，初期领导核心只剩下了于泽光。于泽光因此代表卫东红卫兵，当选了南开大学和天津市红代会负责人和天津市革委会常委。但在上报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时，因不是党员而未能入选。

有同学曾惋惜地说，如果周轩进不是早早地离开了卫东领导岗位，作为文革前的党员，一定会当选九大代表，并更上一层楼。我说，如果真是那样，我不是和后来的“四人帮”沆瀣一气，对党和人民犯下大罪，就是和中途和他们翻脸，不得好死。恐怕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些。

我退出卫东日常领导岗位后，有时间认真思考，感到文化大革命离开我最初的理想轨道越来越远，陷入苦闷。随后在北京期间，一次被动，一次主动地，单枪匹马地进行了两次重大行动。

1967年上半年，党内和社会上都出现了一股配合中央文革小组从周总理手中夺权的妖风。

许多副总理被打倒，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自杀，秘书长周荣鑫离职，国民党反动派在历史上伪造的周恩来自首的《伍豪启示》流短蜚长。

周总理身边只剩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协助他抓经济。但以江青、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还企图打倒李先念，彻底孤立周总理，从而进一步夺取国务院大权。

一天晚饭后，我在北京的家里突然接到一个不是找我父亲，而是找周轩进的电话。电话里急促地报告我说，中南海围墙上面贴满了“打倒李先念”的大字报，让我快去看。我一听就急了。不仅是因为李先念当年曾救过我父亲的命（详见拙作，中直机关获奖作品《白金婚风雨情》），还因为这是要打倒周总理的前奏！我急忙跑到中南海墙边。看到有十几个人，正在用“李先念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等署名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的大标语覆盖署名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的打倒李先念的标语。

这时两个身板挺直的中年人提着浆糊桶向我走来，问我“你是咱卫东的周轩进吧？”我说是。他们说，“蒯大富他们太可恶，居然要打倒李先念，我们卫东正在灭他们的威风！”我说，你们干的好！毛主席早就说过“李先念是个人才”。如果这些大标语留到明天天亮，被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看到，就会误认为这是中央和毛主席的态度。如果李先念再被打倒或停职，周总理又要顾文革，又要顾经济，累也累死了。我并告诉他们，还有几处没有盖严。他们立即提着浆糊桶跑去了。

此后很久，南开卫东里没有一个人向我提起过这件事。我后来才猜测到，对红卫兵的大字报，只能用不同意见的红卫兵大字报来对付。能和清华红卫兵对抗的，只有抗战时期和清华北大共同组成西南联大的南开大学的红卫兵。仓促之际，很可能是中南海内保衛周總理和李先念的幹部群薪M織，以南开卫东红卫兵的名誉贴了覆盖大字报。为万全起见，必须有卫东红卫兵的头头在现场指挥。一旦发生对质，要有卫东的成员出面承担责任。而我和周少华在卫东成立初期，就在周总理处备了案。周总理处，也一直有我父亲的电话。

所幸这只是中央文革对总理的一次试探性进攻，没有得手，也就没敢再追究。

我主动单枪匹马干的另一件事，是在中央党校给中央文革顾问康生贴了大字报，正告康生同志不要重犯延安整风时期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我也因此成了南开园里人所共知的“炮打康生的黑炮手”。后来许多同学都问我，为什么其他贴康生大字报的人都惨遭迫害，你却能安然无恙？我开始也不知所以，后来才明白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当时中央出台了一个中央文件：为保持外交工作的稳定，我驻外外交人员亲属文革中有问题的，各地不得自行处理。必须处理的要上报中央批准。因文革中大部分使馆大使都被揪回，停摆了日常工作。而我父亲主持的坦桑尼亚大使馆，因援建坦赞铁路等还在正常工作。这个文件几乎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二是文革时父亲长期主持坦桑尼亚大使馆的工作。和已进入中央的王洪文一起造反起事的亲密小兄弟之一，到援建坦桑纺织组任翻译期间，企图向国外输出文化大革命和造使馆党委的反。被我父亲坚决阻止，并上报周总理和毛主席，先把他强制遣送回国，后又逮捕入狱。给了王洪文和当时的中央文革以极大的震撼。意识到我父亲不仅深得周总理的信任，也得到了毛主席的格外信任（详见《父亲周伯萍周年祭》），这在我父亲后来在希腊大使任上，所犯“雅典事件”错误中，得到了毛主席的特别保护，再次得到了证明。后来我听到上报材料企图整肃我的人说过：“周轩进这小子后台太硬，算了吧”，可能是请示后得到的反馈。

文革结束后，在落实干部政策时，臧伯平官复原职，回到南开大学当了党委书记。但以杨石先校长为首的南开十几名全国知名教授，联名上书中央，要求将臧伯平调离南开。中央既要落实干部政策，又要顾及专家学者的感受，遂决定提升臧伯平同志到教育部任副部长。

南开大学的文化大革命，遂落下了各方满意的大结局帷幕。

我有一次在国外工作期间，在使馆招待所有一小青年，突然找到我急急问道：“你是南开的周轩进吗？”我刚一点头，他就紧紧地上前握住我的手，连连说：“可遇到真神了！可遇到真神了！”看我一脸懵懂，他急忙自我介绍说，“我是臧伯平的小儿子呀！”我恍然大悟地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可谓是“双手一握泯恩仇”。

原来我和臧伯平虽然在文革中一度成为你死我活的对手。但都是基于文革错误路线下对政策的不同理解造成的，并无个人恩怨。

臧伯平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党内斗争经验的资深的老革命，曾经身经百战，不料在文革中几经挣扎，却一度在我这个还未满20岁的毛头小伙子面前败下阵来，后来我们又都分别以各自的理解，走向了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我们之间不仅没有仇恨，反而是惺惺相惜的，最终都坚定地站在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

【附一】：《卫东战斗队成立宣言书》

卫东战斗队成立宣言书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誓死捍卫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誓死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社会主义东风革命战斗队宣告成立。        

我们的战斗队是在我校和天津市高校文革负责人臧伯平被揪出来的情况下成立的。我们的战斗队是在我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已经成为揭发臧伯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障碍的情况下成立的。      

我们的战斗队是在南开大学、天津市、河北省的阶级斗争处于严重关头的时候提出来的。      

我们当前最紧急的任务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为指导方针和战斗武器，打破一切束缚群众手脚的条条框框，发展壮大革命左派队伍，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彻底揭露以臧伯平为首的校文革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臧伯平的其他问题。破除单纯上级观念等旧习惯，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群众团结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以便更好地贯彻中央一斗二批三改的三大革命任务。我们要切记：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决不怪罪和排斥暂时受蒙蔽的群众。      

我们的组成是以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子女为主体的吸收一切革命左派。

我们要立即成立各系的《卫东》革命小组，在充分民主的推举下，在革命斗争中形成各系的《卫东》革命小组的核心领导，同时各系要推选自己的代表到英一五班2-107室联系以筹备成立校《卫东》战斗队核心领导。我们还呼吁天津各大专学校成立《卫东》革命小组，起来揭发臧伯平，并进而成立市高等学校《卫东》战斗队，完成文化大革命一斗二批三改的光荣任务。      

我们当前的口号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走开！”         

毛主席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毛主席的亲切教导，给了我们无比的信心和勇气，给我们增加了无比的力量。      

阶级斗争是严重的、曲折的、复杂的。我们面临着的对手是有组织的，是很强大的，我们一定会遭到他们疯狂的攻击，他们一定会用各种狡猾的手段来转移我们的目标，涣散我们的团结。但是每受一次打击和压力，就要学一次《为人民服务》，去一次私心杂念；每遇一个新情况就要学习毛主席的阶级分析和辩证法看透问题的本质，再加上有了自己坚强的组织，这样我们就会成为实际上不可抗拒的力量！      

我们活着就是为人民服务。传播毛泽东思想，就是最大的为人民服务。我们毕生的事业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传播毛泽东思想。我们要像刘英俊同志那样，努力地学习最高指示，忠实地执行最高指示，勇敢地捍卫最高指示，热情地宣传最高指示。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人民的南开大学永远高高飘扬！   

南开大学卫东战斗队
起草执笔：周轩进

【附二】：1966年8月13日，卫东队成立后，周轩进在南开大学演讲的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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